1996年八月十八日，一家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名叫《圣荷西信使报》的美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黑暗联盟”的专题报道的第一部分。这篇报道的作者是《信使报》的资深记者盖瑞.韦布，写的是二十年前形形色色的美国情报部门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之战中的所作所为。这篇报道将轰动一时。

根据韦布的说法，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罗纳德.里根曾经把它比作“精神上的开国之父”——曾经通过走私可卡因的方式来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战争提供资金。他说，这种可卡因走私活动一直得以顺利进行，是因为制止它对我们政治上不利：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故意对此不闻不问。韦布接着证明了反政府武装的可卡因最后来到了洛山矶，并在这儿通过中南部严密的销售网络进行分销，从而帮助八十年代早期的可卡因粉末市场转换成提纯可卡因市场。

韦布颇有先见之明，他让《信使报》把许多文章，大量的控诉文件和其他各种各样他的文章中装不下的好东西都放在了互联网上。这一招让这篇报道的命运发生了转变。一个星期之内，《信使报》的网站每天接受500，000次点击。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报道之后，点击数上升到了800，000次。突然，各个国家电视网络开始打电话过来，要求进行采访。这个网站每天的点击数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万。这篇报道似乎获得了自己的的生命。韦布创造出了一个怪兽。

这就是每个记者都梦寐以求的那种新闻报道。但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尼加拉瓜五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阿纳斯塔西奥.苏穆萨的家族专政统治之下，这个暴君有美国作后台，罗斯福曾经评论说，“他是个狗杂种。不过他是我们的狗杂种。”苏穆萨和他的家族把尼加拉瓜搞得筋疲力尽，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攥取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践踏人权的情况非常严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反对苏穆萨的党派：桑地诺国家解放战线（以一个名叫奥格斯特.桑迪诺的民族主义战士命名的，这个人是在1933年被谋杀的——苏穆萨下的命令）。到了1979年，桑地诺组织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当时，一个美国电视记者被苏穆萨的国家卫队谋杀——正好当着他的摄影师的面，而摄影师当时正好在拍摄——美国人觉得现在是忍无可忍。总统吉米.卡特切断了对苏穆萨政权所有的援助，不难看出，美国打算让它的前盟友自生自灭。苏穆萨逃命逃到了巴拉圭，最后还是在那儿被阿根廷的准军事分子谋杀了。而他的许多党羽都逃到了美国，他们在美国同流亡的古巴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尤其同参加那次失败的猪湾行动的成员2506旅关系密切。这两个组织有许多共同点：二者都从自己的国家被踢了出来，二者都憎恨共产党，二者都肆无忌惮，二者都想复仇。

许多反对桑地诺的政党纷纷冒了出来，它们最终都被统称为“反政府武装”。1981年，美国永远仁慈的情报系统决定帮助它们脱离困境，向国会申请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秘密的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接受训练之后，这些反政府武装会穿越边境线渗透到尼加拉瓜去，推翻桑地诺政权。准备工作做得极其隐秘：即便是对中央情报局而言，推翻一个合法的外国政府这种事情也有点太上不了台面（这可不是说他们会因此而罢手）。所以在国会面前，这一千九百万美元是作为用来禁止向萨尔瓦多——另一个看起来好像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运送武器的资金。由于害怕会暴露自己，中央情报局同意自己不牵扯到里面来：由于他们仅仅利用了UCLA人员（“拉美单方控制资产”——也就是说，外国人），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们是这样打算的。

1982年的十一月，《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令这次行动不得不立即停下来。尽管里根抗议说，反政府武装就像“‘法国保卫战’里的英勇的男男女女”（根本不像），还保证说“这不是左派对右派的斗争，而是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同样不是），国会还是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禁止向反政府武装军队提供资金。1984年，当人们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三个港口放置了磁性水雷，炸毁了属于六个不同国家的船只，其中包括一艘苏联油轮的时候，美国终于停止了提供资金。

拼命想帮助反政府武装的里根气得发疯。然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中央情报局只想完全摆脱这件事：他们的分析家没有一个认为反政府武装有赢得战争的希望；太费钱（后来发现，大部分的资金都神秘地消失在前往反政府武装训练基地的路上）；有可能让自己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设法把责任推卸到了国家安全部的身上。负责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是陆军副上将奥利.诺思。诺思面对的问题是在国会不会给他一分钱的情况下如何在中美洲建立一支军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即把反政府武装的斗争同另一个秘密行动——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联系起来。陶式反坦克导弹被非法运到了伊朗，所得利润则转给了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现在大家都有足够的钱。当然，这主意一定会出问题。

1986年十月五日，桑地诺击落哥斯达黎加上空的一架C.123货机。里面装的是七十支全自动来复枪，100，000发子弹，七个手榴弹发射器，还有两个已经死了的飞行员，他们那天上午懒得戴上降落伞。与此同时，飞机外面还有个飞行员，他倒是活蹦乱跳的，因为他戴了降落伞。两天后，美国的观众惊奇地看到电视报道上出现一个被尼加拉瓜俘获的美国飞行员。“我的名字叫尤金.哈森福斯，”这个囚犯说，“我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城。我昨天在尼加拉瓜南部被俘。”桑地诺政府不仅活捉了哈森福斯，而且还在两个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找到了美国身份证。不仅如此，飞机上到处都有证据证明美国在为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提供资金，例如地址本，飞行日记和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而在华盛顿，诺思开始销毁文件。接下来的这个月里，伊朗人也泄露了他们那方面的行动的秘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诺思的“聪明的主意”变成了历史上最不隐秘的秘密行动。

“伊朗门”听证会开始之后，美国公众很快就习惯了奥利.诺思反复重申自己对为数众多的非法活动“记不起来”的情景。然而在举行这些听证会的过程中，其他的指控也浮出了水面。在1987年七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几个巴尔的摩人来到法庭外面举行抗议，争先恐后地往镜头前面挤。挤到前面后，他们马上举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问问有关走私可卡因的事。喊了几句口号之后，他们被带离法庭。

有关反政府武装和毒品有牵连的指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两年之前，有关他们可卡因走私行为的报告就已经落到了美联社的两个记者罗伯特.派瑞和布莱恩.巴格的手中：

在哥斯达黎加的活动的尼加拉瓜的叛乱分子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在走私可卡因，并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用来发动推翻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战争……走私活动涉及为跑道上的飞机加油，有时还帮助把可卡因运输到哥斯达黎加的其他地点，以便进一步运往美国……

美联社，198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也许是因为对反政府武装的指控太耸人听闻了，结果反而没有人对此多加注意：美国公众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总统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是否知情。毒品问题是个次要问题。然而它还是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力：参议院约翰.凯利（民主党人，马赛诸塞州人）。1986年六月，凯利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来调查此项指控。他任命一个名叫杰克.布拉姆的华盛顿律师作特别律师。布拉姆是个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在参议院委员会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他和他的小组开始了追踪和采访贩毒分子以及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的艰苦任务，努力确定这二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任何联系。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中央情报局在召集人马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方面并不是非常谨慎。布拉姆告诉我说：

我们调查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真是令人惊愕。比如说，有这样一个飞行员，他既运送毒品，也给禁药取缔机构作卧底，同时还为海关作卧底，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且还为自己走私毒品。你知道吗，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似乎没有人对其他那些行动有任何了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后来发现，这个家伙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合适为政府工作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为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的反政府武装运输援助物资的好几家公司原来都是毒贩子的公司。凯利的报告集中谈的是他们觉得行动最可疑的四家公司：

1．斯达黎加的一家公司“潘塔雷斯冷冻厂”，由帕可.查恩斯和路易斯.罗德里格斯经营——这两个人都是出了名的可卡因走私犯。街头巷尾的消息说他们每个星期都往美国运送一吨的可卡因。1984年，国税局明确地告诉联邦调查局说，该冷冻厂是一家流通可卡因现金的幌子公司，但是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事实，从1986年的一月到五月，这家冷冻厂还是接受了231，587美元的美国“援助”来关照反政府武装。

2．迪亚克撒公司——迈阿密的一家航空公司——由一个猪湾老兵阿尔弗雷德.卡巴里罗经营。卡巴里罗和他的同伴弗洛伊德.卡尔顿因试图把410公斤的可卡因走私入境而在美国被起诉。尽管如此，该公司还是接受了提供给反政府武装的41，000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3．旋涡航空公司，由迈克.帕马经营，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正在调查它在三个不同管辖权限下的违法行为。帕马被指控在1982年走私136，000公斤的大麻到美国。该公司赢得了美国政府超过317，000美元的资金。

4．赛特可航空公司，属于一个叫胡安.拉蒙.马特.巴勒斯特罗的人——禁药取缔机构追捕的一级罪犯。为1978年洪都拉斯的可卡因政变提供资金，接着又命令军队协助他们的可卡因走私活动的，就是马特.巴勒斯特罗和一个墨西哥走私犯安玑.菲利克斯.盖勒多。这两个人都是基地设在瓜达拉哈拉的墨西哥最重要的贩毒集团的头目。马特的职业不是什么大秘密：《新闻周刊》在1985年就宣布说到达美国的所有可卡因的三分之一应由他负责。从1983年到1985年，赛特可公司有偿运送了超过一百万发的弹药和食物，补给和军装给反政府武装，直到1986年的时候，它还接受了185，924美元作为运输该年度补给品的费用。

也许真实情况是，这些公司通过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赢得了美国政府的这些合同。然而事实上，这些被美国国务院雇用，为反政府武装运送枪支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他们私下里拿走了政府百万资金里的绝大部分——是由毒贩子经营的。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凯利的一个主要线人是个名叫乔治.莫拉莱斯的家伙。莫拉莱斯是迈阿密的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曾经创造了从纽约到迈阿密的汽艇航行的世界记录，是个一流的可卡因走私贩子。1984年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说他曾在1984年被指控犯有走私毒品罪，然而当时有几个自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接近了他。莫拉莱斯被告知，如果他同意每三个月向反政府武装支付250，000美元，他就仍然可以作他的自由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开始付钱，禁毒官员就不再来骚扰他。到反政府武装行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个人已经向反政府武装事业捐献了三百万美元。为了证实莫拉莱斯的话是否属实，凯利的调查员同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伊登.帕司特罗取得了联系，对方承认他的确从莫拉莱斯那里接受了大量的现金——还有一架C.47飞机和两架直升机。莫拉莱斯手下运输毒品的飞行员之中，盖瑞.本扎内（1984年惹麻烦的那两个水雷就是他运到拉丁美洲去的）和法比奥.欧内斯特.卡拉索两个人承认他们把枪支运送到南美洲的反政府武装，并将可卡因运回到美国。本扎内估计反政府武装从毒品交易中的获利可能有四千万美元的样子。

诋毁凯利的人（有许多这样的人）指责莫拉莱斯和本扎内在撒谎，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试图获得减刑，然而事实上，他们进一步认罪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其实这两个人哪一个都没有获得减刑——直到警方发现他们一直在帮助凯利的调查人员，才突然提出同他们两个作交易，要给他们减刑，条件是要他们停止合作。

对凯利的人而言，这些对莫拉莱斯和本扎内的诋毁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由于在询问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比较麻烦的事实，为了以防万一，政府对每一个证人的证词都加以曲解——理由是他们都重罪在身，因而不值得相信。布拉姆的看法是：

他们说，“这些证人都是罪犯，对不对？”我对此的反应是，“要是可卡因交易中正在交货的时候我能抓住个领头的，我会让他当证人。但是同时，我也会利用在场的其他人。要知道，抓到个交货的时候在场的头头的机会可是太少了。”

布拉姆很快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快的事实。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物资的人员名单看起来就像是某某就是某某的惟利是图的两面派名单。例如，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古巴人，名叫拉菲尔.昆多，他曾经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暗杀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不过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另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是路易斯.帕萨德.卡瑞罗斯——有关方面一直怀疑是他在1976年炸毁了一架古巴客机，致使73个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古巴国家击剑队。还有一个是弗兰克.费奥里尼，他就是水门事件里的夜贼之一，只不过当时他用的是另一个名字。看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匆忙之下找人来协助反政府武装事业的时候，召集到的是一群极其臭名昭著的人物。

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所有这些宝贵资产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弗里克斯.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在越南的时候在奥利.诺思手下当兵，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行动就是他弄砸的，不过他在玻利维亚要幸运得多，玻利维亚处决切.瓦格拉的时候他在场（在他整个反政府武装行动中，他都戴着切的手表）。罗德里格斯当然也走得不远：他不但负责反政府武装在萨尔瓦多的伊罗旁戈空军基地的二次供给行动，他还是尤金.哈森福斯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之后指定的联系人。他还涉足其他许多事情：在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行动中，他生意上的伙伴被逮捕，警方指控他走私价值一千零三十万美元的可卡因，用以资助洪都拉斯的另一次政变。有一次，布拉姆被告知，罗德里格斯把十二吨的可卡因直接运到了佛罗里达的家园空军基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能雇用这样的人呢？布拉姆对这一点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

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愚蠢。你的工作就是找个人把东西空投到中美洲的反政府武装那儿，或是干X干Y。你的职业是特务，你必须保守秘密。你找到一个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你不会跑出去调查他，看看他是不是个好人，因为从定义上看，你要他们干的活也是犯罪，他是个罪犯，所以他才会干你要他干的活。你不会想到自己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同一个大毒贩子合作，因为你——作为特务——很蠢。你懒得看报纸，你也没有什么政治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阴谋的色彩更浓了。布拉姆的一个主要线人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名叫拉蒙.米利安.罗德里格斯的会计师，他因为替麦德林集团一年洗钱两亿美元而被判入狱35年，外加近六百五十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史对个人处以的最高罚金。米利安.罗德里格斯告诉凯利说，麦德林集团曾向反政府武装捐资一千万美元——他们以为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不会死抓着他们不放了。问他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利安.罗德里格斯指出，他不仅仅是个洗钱者，还是个优秀的洗钱者：在哪儿都找不到任何记录。卡洛斯.莱德后来也宣誓说，这笔钱里也有他个人拿出的一部分，尽管这话永远无法证实。

然而凯利的调查小组在拿下巴里.西尔的案子时却非常被动。西尔也许是他这一代人中最好的飞行员，一个为了钱，可以把任何东西用飞机送到任何地方的人。他是个天生的飞行员，曾经在越南的特种部队当飞行员，退伍后转行干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先是运送枪支，然后是大麻，最后是可卡因。他傲慢得令人瞠目：据传，一次他发现一个禁毒警察跟踪他，非但没有躲起来，反而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杂种，你永远也抓不住我！”西尔就是干这行最棒的。因为他太优秀了，所以麦德林集团雇他来为他们运送可卡因。据估计，他为集团运送了超过三十吨的可卡因。

西尔最终因线人出卖而被捕。1983年春，他同意充当警方的线人。由于他是唯一一个同集团头目真正具有良好关系的美国人，禁药取缔机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西尔跑到了哥伦比亚展开诱捕行动。他一到那儿，帕布罗.埃斯科巴就通知他说，麦德林集团同桑地诺政权建立的联系，下一批货要从尼加拉瓜走。他被引荐给一个名叫费德瑞克.沃恩的政府官员，这个人带他到了尼加拉瓜，领他去看一条起名为“巴西”的军用飞机跑道，他可以在这条跑道上降落。西尔接着飞回美国，买了一架大点的飞机，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禁药取缔机构控制他的人。他们指示他继续运送毒品。他买了一架比较大的飞机，一架宽敞的C.123运输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胖夫人”，禁药取缔机构也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了点小小的帮助，在飞机里面到处都装上照相机。他们要西尔把任何出现在“巴西”跑道的每一个人都拍下来。

1984年六月，西尔开着他的新飞机降落在“巴西”跑道上，把埃斯科巴和沃恩往飞机后面一趟趟搬运二十五公斤一袋的可卡因的情景全都拍了下来。接着他飞到了美国，禁药取缔机构查获了他的飞机。当秘密胶卷冲出来后，他的控制人欣喜若狂：这里面拍的是真正的贩毒集团正在活动的片子。禁药取缔机构内部已经计划好要布下天罗地网，要把麦德林赛义德集团一网打尽。在西尔的帮助下，他们为下一次规模巨大的诱捕行动做好了安排。

然而没有下一次了。这些照片泄露给了媒体，西尔的身份暴露了。他的这些照片最后被罗纳德.里根拿着在电视上炫耀，里根拖着长腔说：“尼加拉瓜的高级官员深陷毒品走私之中，我知道每一个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怒不可遏”。

美国关心毒品问题的父母也许会对这些照片怒不可遏，然而他们的愤怒可比不上西尔。他的身份暴露了，并于1986年被暗杀。

是谁把这些照片泄露出去的？除禁药取缔机构成员之外，知道存在这些照片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其中就有奥利.诺思，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调查活动。事实上，在讨论西尔行动的会议上，当发现西尔带着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麦德林集团的现金的时候，诺思还专门问能不能把这些钱交给反政府武装。他被告知，那样缉毒可不行——警方不能就那么把缴获的财物据为己有。大失所望之下，他似乎想出了另外一个弄钱的方案。布拉姆是这么对我说的：

整件事臭气熏天。我们认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牺牲巴里.西尔，这样奥利.诺思就可以获得国会支持反政府武装的总票数。他把巴里.西尔参与其中的消息透露了出去，故意泄露他秘密线人的身份，好让形形色色的国会成员相信自己应该在给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情上对政府投赞成票。这简直太可恶了，就是因为泄露了这些消息，杀手才找到了西尔藏身之处杀了他。

这就是奥利.诺思如何单枪匹马击沉了历史上最有希望的缉毒行动——把它变成了一次宣传表演。他泄露的照片不仅破坏了整个调查活动，而且直接导致巴里.西尔的死亡。（诺思在2000年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的采访，承认是他把这次行动的细节泄露出去的，但是也提到是有人下命要他这么做的：“我从来没有对国会里的任何人透露过只言片语；除非有人给我下命令，否则我也决不会对记者提及此事。”）我告诉布拉姆说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家伙[奥利.诺思]的脑子就一根筋。他是个水兵。有人说，“进攻大山”——他就进攻大山。他就是没有能力分辨他是不是真的应该去进攻大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因为这家伙一门心思想要完成任务：“总统要我挽救反政府武装！无论如何，我都要挽救反政府武装！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反政府武装行动本身的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这是一次不走运的，考虑不周的，不合道义的违法行动，其目标如此缺乏远见，不允许其他任何东西——道德规范，资金，道义或是毒品——挡住它的去路。总统想要进攻大山，大山就会适时地遭到进攻。这一特定的进攻行动的所有枝枝蔓蔓只有到后来才会为人所知——这时候美国公众才会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其目的还是其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值得指出的是，桑地诺的故事可能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有人查出，沃恩的电话号码装在马纳瓜的一栋属于美国大使馆的房子里，而诺思的日记无数次提到他的名字）。

凯利委员会的报告终于在1989年四月出版，里面包括内容广泛的索引，列出了联系人，被采访者和消息来源。里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附录，列出了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门为了干扰调查而采取的所有的步骤。其结论对它们非常不利：

有大量证据表明，反政府武装分子，反政府武装供应者，反政府武装的飞行员，同反政府武装合作的雇佣军以及整个这个地区的反政府武装支持者都曾通过战区走私毒品……在中美洲的美国官员没有全力处理这一毒品问题，害怕因此而危及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努力……对于毒品利润可以完美地解决反政府武装资金问题这一观点，美国高层的政策制订者并非不受其影响。

委员会的结论是：

打着帮助反政府武装的旗号，我们放弃了政府保护我们的公民的安全和健康不受所有威胁的责任……当局决定对与国际毒品交易相联系的国内外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致使政府机构的威信受到了极大的危害。

此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并不是韦布在《圣荷西信使报》的报道中的内容。这也不是哪个记者或是抨击中央情报局的人的指控。这是美国政府调查的结论，所有证人都在有美国参议员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后才接受讯问（并录相）的。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关注这一调查。今天，布拉姆解释了原因：

我们开始从国家档案里翻出了这东西，当然，政府的人干脆往我们身上泼脏水。他们说我们疯了，错了，他们攻击凯利，他们攻击我，他们攻击这次调查。他们说我们的证人不好。他们联合起来对我们发起进攻……尼克松时代的时候我也受到过攻击——然而与这一次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次竭尽全力的攻击。真的是来势汹汹。

由于政府的刻意歪曲（《新闻周刊》有一篇令人难忘的文章，其中谈到参议员约翰.凯利本人被称为是“好色的阴谋家”），也许还因为公众很大程度上厌烦了对伊朗反政府武装的报道，媒体没有报道凯利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对美国公众而言，对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的指控一直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而已。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盖瑞.韦布登场。

我安排在三番市同韦布见面。我当时正在城里采访其他几个人，他和他女朋友吕贝卡想在城里溜达溜达，所以他们提出从萨克拉门托开上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城里来。我们决定星期日午餐的时候碰头。后来发现这是个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安排好要见面的那个周末原来是“同性恋光荣”周末大游行，星期天的午餐时间正好是庆祝活动的关键时刻——庞大的彩车游行队伍和服饰鲜艳的游行乐队要穿城而行。我们在后街上挣扎了二十分钟才找到一个坐的地方，这时，打扮得奇形怪状花枝招展的男扮女装者和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尖叫着的“农夫”蹦蹦跳跳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到了游行队伍中去。我们最终找到一家开门的餐馆，坐在窗户旁边，点了些喝的。几个腰上缠着块布，挥舞着聚苯乙烯棒子的健美先生围着一条巨大的雷龙缓缓从窗边驶过，后面还跟着另一条雷龙，上面站着几个穿着剪短了的热裤，挥舞着木棍的神气活现的女王。旗子上写着“全美同性恋垒球联邦”。原来如此。我们看看窗外，彼此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菜单。这个场面可真有点古怪。不过，要讲的本来就是个古怪的故事。

饮料上来之后，韦布给我从头讲起。

韦布说，1995年七月的一天，一个女人找他，说自己有个热门故事。她的男朋友是个名叫拉菲尔.考聂杰的尼加拉瓜人，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待审。他同可卡因的联系非常密切——对他不利的主要证人是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个人为反政府武装贩卖可卡因。韦布不太感兴趣：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故事是阴谋理论家和偏执狂的领域。他通常报道的是国内大事，资产罚没，法官违法乱纪之类的事情。此外，不是有这个或那个调查证明没有这回事儿吗？当这个女人拿出了联邦大陪审团听证会上的审讯记录的抄本，上面说明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的时候，韦布的兴趣提了起来。他跑到图书馆查阅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方面的资料。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现了一份凯利委员会的报告：

我目瞪口呆。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看这份报告，心里在琢磨，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东西？我的意思是，这里面说的都是曼纽埃尔.诺列加，国际信贷商业银行丑闻——所有这些好新闻，时间却早在这些事公布于众之前。我读完听证会记录之后，给杰克.布拉姆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他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华盛顿新闻界居然把这些新闻视为耸人听闻的疯狂推测丢到一边，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报道。

韦布同鲍勃.派瑞取得了联系。派瑞在1985年在美联社作了最早的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关系的报道。派瑞让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报道是记者职业的杀手。和他一起写作的伙伴布莱恩.巴格被指控是共产党，他的房子受到了监视。这两个人都被指控毒死了奥利.诺思家的狗（后来两个人都洗脱了这个可恶的罪名；这条狗其实是自然死亡）。在哈森福斯的飞机在哥斯达黎加上空被击落的五个月之前，他们开始对整个伊朗叛军事件进行调查，结果他们的上司命令他们停止有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报道，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畴”。派瑞建议韦布千万不要碰有关可卡因的指控。韦布没有听他的。

韦布的调查思路同布拉姆的刚好相反：布拉姆从南美洲所有的大毒枭开始，而韦布的报道则从大街开始，折回到大毒枭那儿去。他没有调查出了名的洗钱高手和运送毒品的飞行员：凯利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他想要了解他们带到美国来的所有这些可卡因最后都上哪儿去了。

他的报道围绕着早期的几个反政府武装支持者——诺文.孟尼西斯和达尼洛.布兰东，这两个都是被流放的尼加拉瓜人——的活动展开。这两个人之中，孟尼西斯更重要些。在国内就以“毒品之王”著称的他下定决心要通过在美国大陆上销售可卡因的途径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资金。他把布南东招到了门下。孟尼西斯占据东海岸，而布南东向西进军。

令孟尼西斯高兴的是，布南东很快勾搭上洛山矶的一个黑人可卡因贩子，这个人似乎有能力无限量地销售可卡因。这两个人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运到美国来以满足洛山矶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需求量。那是1981年的事。那个能卖掉这么多可卡因的黑人毒贩子又是谁呢？

“高速公路”里奇.罗斯。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发生的时刻也正是提纯可卡因开始在美国蔓延的时刻。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为罗斯运来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可卡因，而罗斯则对这个新兴产业捷足先登，泡制出了提纯可卡因，将之作为“方便岩石”卖出去。正如我们从罗斯的采访中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对洛山矶的可卡因泛滥的局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他结束贩毒生涯的时候，他一个月要卖掉越700公斤的提纯可卡因。因此，韦布的论点是，反政府武装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是美国的提纯可卡因激增的根源。他是这么给我说的：

这是一种碰撞。提纯可卡因刚刚出现，正好撞上了反政府武装成飞机成飞机运过来的可卡因，这样就有了可卡因激增，提纯可卡因的激增。我的新闻故事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的就是各个事件之间的这种碰撞。

韦布的报道于1986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日连续刊出。有一段时间，它就那么悬在那儿，任其他的美国媒体围着它嗡嗡叫，竭力想弄清楚该怎么办。一开始的反应还是比较赞成的。接着，刷地一下子，它们的反应变了。

或早或晚就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开始对韦布的故事发起侧面进攻。这也许是出于同行之间的忌妒，或是因为某个似乎能够否认这些指控的机构内部有人给他们提了建议。然而有人认为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因为难堪。这些媒体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凯利的报告出台之后，对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表示过否认：他们错过了这个新闻。如果他们不进一步否认这一报道，似乎就说明他们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布拉姆认为：

所有这些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他们所关心的是挽救自己的名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道，所以他们全力以赴要往韦布身上泼脏水，而不是问一问：“他的报道里有没有什么很正确的，我们上次忽略了的东西？”答案是有许多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不愿花心思去作报道。他们所做的，就是往《圣荷西信使报》的韦布身上泼脏水。

许多指控都是为了贬低韦布的报道：据说布南东和孟尼西斯根本没有走私那么多的可卡因——当然也就不足以发起一场提纯可卡因大流行了；接着是说他们没有为反政府武装赚到那么多钱；或是说他们没有把钱交给反政府武装，而是留给了自己用。还有人声称，韦布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谎，理由是他们都是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然而当美国的国家级报纸不辞辛苦找人来否定韦布的指控时，它们自己也不得不接受其他的罪犯，雇佣军和毒贩子的证词。

其他各种各样对他的报道表示否定的文章到处都是：说尼加拉瓜人不是重要的可卡因贩子，因为尼加拉瓜不是主要的走私中转站；说他们走私的时间要么太早，要么太晚，不可能对洛山矶的提纯可卡因泛滥的局面造成什么影响。这些报纸中有许多都这样写：他们知道韦布的报道不正确，因为中央情报局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他们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联系人都不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否认。

的确有一位中央情报局成员有勇气公开表示否认，这个名叫文森特.卡尼斯特洛的高级间谍说，凭他“个人的了解”，中央情报局对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一无所知。要是他没有在1995年四月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马上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向观众保证说，这个炸弹是一个阿拉伯恐怖组织制造的（实际上它出自纽约北部的一个白人提姆斯．梅克费之手，当时也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组织”）的话，他的这番话本来可以产生更重要的影响的。根本没有哪家国内的报纸把卡尼斯特洛看作是可信的证人——这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既然他本人一直负责早期为反政府武装提供补给的行动，那么他否认所有这些指控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强大的既得利益。

在所有试图诋毁这篇报道的报纸之中，最恶毒的也许莫过于《洛山矶时报》了。这件事毕竟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为什么他们错过了这个故事，而一家偏远地区的报纸却发现了它？韦布让他们很难堪。看起来他们想要报复：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说，专门负责可卡因.反政府武装报道的一组记者自称是“捉拿盖瑞.韦布小分队”，他们洋洋得意地认为他们打算阻止韦布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在诋毁韦布的报道这方面，《洛山矶时报》超常发挥，声称韦布的报道一无是处，因为他所写的这个毒贩子里奇.罗斯是个无名小卒，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原本就没有贩卖多少可卡因。

八十年代的价格低廉的可以抽的可卡因的激增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的现象，它更多的屈从于小型组织的控制，而不是什么政府许可的阴谋的魔爪……从某个层面上看，这场大流行达到极至的方式同罗斯没有任何联系。

洛山矶时报，1996年十月二十日，引自《冰天雪地》，考克博恩和圣.克莱尔

这话不无道理：罗斯不是当时唯一的提纯可卡因商人，要把提纯可卡因的泛滥完全归咎于他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等到罗斯开始贩毒的时候，提纯可卡因已经袭击了巴哈马，有他没他提纯可卡因都迟早会出现在美国。然而要说中南部的提纯可卡因激增同他毫无关系，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罗斯后来作证时说，在他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每天要卖掉价值一两百万美元的提纯可卡因。这个影响绝不可能只是无关紧要可以忽略不记。要是考虑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那个名叫杰斯.卡兹的记者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给您的印象可能就会更加深刻了。这个杰斯.卡兹恐怕就是两年前写文章说罗斯是“二十年来提纯可卡因统治背后的罪魁祸首”的那个杰斯.卡兹吧？可能吧。只是有可能而已。

然而制止这个报道的最成功的手段不是诋毁它，而是巧妙地利用它。1996年十月开始有报道否认中央情报局故意把可卡因带入美国，否认存在中央情报局“阴谋”。韦布的报道被这些报纸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情报局故意把提纯可卡因带到内陆城市，目的是破坏黑人人口。它们着重否定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事实本来就不是这样。韦布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有人故意把可卡因带到了美国，当然更没有暗示说提纯可卡因是旨在颠覆少数民族的阴谋。这话是别人说的。他边吃午饭边给我回忆起这一段：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们所说的是这些家伙在干这干那的同时还和中央情报局成员见面，还说有证据表明中央情报局了解他们的活动，因为给他们下任务的人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就动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动机问题……问题是，《华盛顿邮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指责我们说过这话。《华盛顿邮报》说什么，人们就相信什么。因而，是《华盛顿邮报》最先暗示说我们说中央情报局这么做是要针对美国黑人。我的报道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这个故事一旦被转移到阴谋的领域，要淡化它就很容易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丝毫未被触及就悄悄地从人们眼皮低下溜走了。人们很快把可卡因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联系与诸如设计艾滋病病毒是为了对付同性恋，在软饮料里下毒是为了让黑人无法生育之类的阴谋直接联系起来。这个报道沦落到它原来所来之处——因特网上，与之结伴而行的是肯尼迪暗杀事件，第五十一区，猫王还活蹦乱跳地活着，就住在雷诺市郊的一栋活动房屋里。若论对韦布真正所写的内容进行否定，这个办法完全失败。然而如果作为将韦布的文章赶得远远得的一种手段，它非常成功。

韦布的故事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古怪的人物，许多人都用的是化名，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带双姓的名字。读者想看的是一个简单的引述，解释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就行了。因而没有人注意到报纸和政府的人都忙着否认文章中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正如杰克.布鲁斯告诉我的那样：

如果你问的是，“中央情报局卖提纯可卡因了吗？”答案绝对是“没有”。但是，如果你问美国政府是不是为了避免难堪并犒赏我们在反政府武装战争中的盟友，因而忽略了毒品问题并损害了法律的实施，那么答案就是“是”。

1997年五月，这种攻击给韦布带来了伤害。在极其强大的压力下，《信使报》的编辑杰瑞.塞博斯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谈到，尽管他同意这篇报道中主要的观点，然而他还是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给中央情报局机会来对这些指控作出反应；没有估算出通过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运到美国的可卡因数量有多少；对提纯可卡因泛滥的起因看法过于简单。韦布勃然大怒：

他们说，“对你的许多批评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它们都摆在那儿，必须解决它们，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刊登这篇文章。”我说，“这种作法太愚蠢。处理的方式应该是接着作后续报道，而不是退缩。”这家报纸厌透了一直遭受攻击，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话，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去说，“我们的记者搞错了，对不起”。

尽管塞博斯保证说他目的是澄清事实而不是道歉，这篇社论还是被视为他们是在收回前面的整个报道。《纽约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报方说，对提纯可卡因的披露有问题”。《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专栏文章赞扬塞博斯，并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说这篇文章“写得很糟糕”（塞博斯从来没有在社论里用过“写得很糟糕”这句话。）接着，这次报道被中断了。尽管还有许多新材料，完全有理由写出更多的文章来，然而却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到夏季的时候，韦布被调离这个专题，遣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区新闻社。此后不久，他就满怀厌恶地辞了职。人们认为他离开《信使报》更加证明他犯了错：后来有一位纽约记者问我，“要是他没犯错，那为什么丢了工作呢？”

然而，韦布的报道还是惹得公众勃然大怒，致使中央情报局同意其总督察费德列.赫兹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新闻消息称，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次”调查。也许是这样吧。然而它也并非完全不耍秘密手段。一开始的时候，在应该发布报告的那个日期的前一天夜晚，消息很轻易地“泄露了”。1997年十二月，《洛山矶时报》声称，“中央情报局在提纯可卡因调查中洗清了罪名”。其他报纸纷纷效尤。然而在这一时期，报告根本就没有公布出来。接着，其公布时间便神秘地延期，理由是它可能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伤害。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情报局无需公布其内部调查的任何情况，就得到了所有“中央情报局是清白的”这样的宣传。此外，由于人们倾向于看大标题而不是专栏，大家普遍的印象就是中央情报局真的已经洗清了罪名。在操纵媒体方面，这是个胜利。

在这份报告最终于1998年初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施。杰克.布拉姆笑着说：

嗨！他们真是选了个好时候来公布这份报告！你知道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公布的吗？就在弹劾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那个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因而媒体对中央情报局自己的总督察所做的报告几乎没有作什么报道，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报道其他的事情。

你不得不佩服中央情报局：如果他们不想让任何人了解这份报告的内容，那他们的安排的确妙得很。然而这种欺骗还没有结束。急着要拜读一下这著名的赫兹报告，我拨通了中央情报局的电话，想问问能从哪儿找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名叫谭雅的迷人的年轻姑娘，她告诉我说在互联网上就能看到。我简短地询问了一下有关这份报告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其实最近进行了第三次调查，结果表明前两次的调查所作的“中央情报局不是同谋”的评定恰到好处。真有意思：以我的理解，其他所有人都认为赫兹报告对中央情报局极为不利，而且证明一直遭到诋毁的凯利报告，以及韦布的“黑暗联盟”系列报道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那么这儿就有个挑战，我的读者。上网登陆www.cia.com吧。拉到网页底端，找到“DCIandCIAReports”（“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标题，点击，然后进入“OverviewofReportofInvestigation”（“调查报告回顾”）。这有两卷“赫兹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报告”的解密后的摘要：第一卷，“加利福尼亚的真相”，和第二卷，“反政府武装的真相”。您可以好好看看，自己作决定：中央情报局是有罪还是清白无辜？别忘了获得电话线主人的许可，因为这可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对非专业人士（也就是一般人）而言，赫兹的报告太深奥了。报告里面点缀着尼加拉瓜雇佣军，中央情报局联系人，代理人，飞行员，贩毒分子，走私贩子和警察的名字，到处都是两种语言。和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一样，你扫上一眼，马上就会感觉很不舒服。报告里哪儿都找不到现成的结论，说“是的，是我们干的”，或是“不，这事儿我们没干”：这样读起来可就太容易了。然而赫兹的报告到底是承认还是否认？要是你们中有人没有电脑或是不打算花上两个星期粘在屏幕前解码首字母缩写词和其他缩写词，倒是可以来看看下面的要点。

A,凯利委员会曝光的那些公司真的是毒贩子经营的公司吗？是的。这些公司的的确确因为参与了反政府武装的战争努力而拿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资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9段：中央情报局收到过有关与为反政府武装计划提供支持的公司有联系的十四个飞行员和另外两个人走私毒品的论断或消息。中央情报局还了解到有关从1984年开始，至少到1988年结束这一期间被用来支持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三个公司走私毒品的论断或信息。

B．凯利报告里谈到的诸如乔治.莫拉莱斯这样的人真的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资金？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95段：帕司特罗承认说，在他领导“南方阵线力量”期间，接受过资金，使用过一架C.47货机，另外还有一架小型飞机，这些都是由毒贩子乔治.默拉雷斯捐献的。

C．反政府武装组织里有人贩毒吗？是的。有证据表明南部和北部反政府武装战线都与活跃的可卡因贩子有联系。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6段：除了五个与“民主革命联盟”有联系的人外，中央情报局还收到了有关另外16个支持基地设在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组织的人贩毒的论断或消息。

D．这些贩毒分子赚来的钱有没有用在资助反政府武装战争上？是的。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13段：中央情报局收到消息说与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组织——ADREN（“九月十五日”集团）——出于筹集资金的目的参与了毒品走私活动。

E．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种走私活动吗？没有。不过尽管没有信息表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毒品走私活动本身，但在许多情况下，中央情报局成员知道反政府武装在进行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却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

表示承认的范例：引言，第35段：尽管中央情报局知道有关表明组织和个人参与贩毒活动的论断或消息，这一点却并没有妨碍中央情报局雇用他们。另外一些情况下，即便中央情报局有机会证实有关毒品走私的断言或消息是否属实，中央情报局也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论断或消息未经证实，或是不足为信。

F．盖瑞.韦布的指控又是怎么回事儿？是真的吗？有些属实。尽管对里奇.罗斯，孟尼西斯和布南东之间的关系——他们赚了多少钱，走私了多少可卡因，在什么时候，等等——存在无休无止的不同意见，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布南东和孟尼西斯从销售可卡因中得来的一部分钱的确到了反政府武装手中。此外，伊登.帕司特罗（哥斯达黎加的反政府武装南线的领导人）承认布南东在1984年到1987年间曾经把自己在洪都拉斯的房子借给他住，没有收租金。

表示承认的范例：赫兹报告卷1，第179段：博尔穆德兹告诉[布南东和孟尼西斯]说，FDN（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在筹集资金和获取武器方面遇到了困难，要他和孟尼西斯帮忙，并且说“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

赫兹卷1，第183段：[布南东]估计……从1982到1983年间，孟尼西斯可能从贩毒利润中拿出高达40，000美元的资金给[加利福尼亚反政府武装]这个组织。

尽管这些话直言不讳且令人触目惊心地承认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控，然而表达这种承认的句子却看起来似乎又能把所有已承认的事实推个一干二净：就反政府武装接受可卡因毒贩子的捐赠而言，报告清楚地说明，贩毒分子从来没有明确告知反政府武装这些钱是贩毒得来的。而反政府武装也从来没有问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尽管如此，博尔穆德兹的那句“只要目的正确，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分”清楚地表明他知道这些钱来自非法途径。但是，由于这一点双方从来都没有明说，赫兹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博尔穆德兹从来不知道布南东在贩毒。同样，尽管很明显，有人要求这些毒贩子中的一些人为这一事业筹集资金，然而从来没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要通过贩毒的手段。因而就有了布南东的“帕司特罗从来没有要我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赫兹报告卷1，第188段），因而给人们造成错觉，认为帕司特罗不知道钱的来源。这种“你别问，我也不撒谎”的态度保证了报告中的这些部分最终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情报局表现出大吃一惊，怒不可遏（这些该死的可卡因贩子！——谁能料到他们竟然这么干？）和一脸的无辜。

然而，如果设想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会认识到已经被定罪的贩毒分子在有人要求他筹钱的情况下会通过贩毒的方法来凑集资金，这种设想难道有悖情理吗？

再来看看被雇来为反政府武装提供供给的那些行为不端的公司吧。雇用它们的可不是中央情报局，而是NHAO（尼加拉瓜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管他是什么）。那么这也怪不着中央情报局啦。同样，简单概括一下，轻而易举就可以认定中央情报局没有故意参与麻醉品走私活动（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参与了呀），认定它同罗斯，孟尼西斯或布南东没有任何联系（谁也没有这么指控它有联系），认定罗斯从来没有把他从提纯可卡因交易中获得了利润交给反政府武装（从来没有人指控他这么做过），认定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命令任何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者通过贩毒来筹集资金（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人指控过）。所有这些否认的结果便是这么一份读起来像是本模仿情景喜剧“是的，先生”的糟糕透顶的剧本：所有的肯定都被浓墨重彩地掩盖成否认。也许这也没有什么太令人吃惊的：不管怎么说，说谎和“节约事实”之间还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这种差别就叫作“政治”。

赫兹的报告中最令人担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对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弗仑奇.史密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J.凯西在1982年达成的“理解备忘录”的披露，双方在这份备忘录一致同意，对有关“被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雇用，被选派到情报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或是为情报系统的某个部门执行公务的”人走私毒品的指控无需向上报告。这就是说，即便贩毒活动在反政府武装的供给线上泛滥成灾，谁都没有责任对此说些什么。由于这个协议直接违反了早些时候的一个规定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报告其雇员中的此类行为的法令，这份备忘录为了刻意绕开这个法令，便重新定义了“雇员”一词：根据弗仑奇.史密斯和凯西的说法，“雇员”仅指“全天候的职业雇员”。由于反政府武装军队极其供应者大多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雇员，而是暂时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合同工，这一规定几乎豁免了所有的人。这项协议因而也就保证了谁都不会报告反政府武装贩毒的事实。问到这一点的时候，赫兹承认他的确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根据这项新协议对犯罪活动视而不见而不是向上报告。国会议员，华盛顿的诺曼.迪克问他：“这些指控是否涉及美国的贩毒活动？”赫兹的回答很简洁：“是的”。

这份“秘密协议”目前正是加利福尼亚的法律诉讼的主题，因为洛山矶的公民想要中央情报局道歉并作出赔偿，因为中央情报局——本来应该对贩毒活动进行报告，从而提醒联邦当局制止提纯可卡因流入洛山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

因而报告的要点是：韦布是正确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正确，但是很多地方都正确。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在赫兹的报告公布两年之后，“阴谋理论”的氛围还是在韦布的报道周围驱之不散。我问过许多禁药取缔机构成员有关可卡因和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他们所有的人都拒不承认这二者之间存在联系的传言有任何根据。仑.西格尔教授——抽可卡因起源方面的专家——告诉我说，尽管他曾多次采访过韦布，但还是认为他的书和这个说法之间相去甚远。布鲁斯.波特，乔治.容格的传记《毒枭》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哥伦比亚新闻研究生院的副教授——同样对我说，这种传言毫无根据。BBC驻华盛顿记者格文.埃斯勒在他的《愤怒的美国》一书中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说它是“耸人听闻的，无法证实的阴谋”。为什么所有这些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都否认韦布看法的真实性呢？怎么会仍然会有人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坐在对面的韦布激动起来：

究竟什么没有发生？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到底没有发生过什么？他们说整件事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个有组织的阴谋——然而首先根本就没有谁这样指责过他们。所以，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没有这样的事”。什么样的事？我的意思是，他们是说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说他们没有把可卡因走私到美国来？抑或是说反政府武装没有从中受益？到底是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明白吗，根本就没有人说过这种话。这已经是故伎重施了：一旦一个报道遭到“质疑”，谁都不会再去注意细节，因为“它已经遭到了质疑”……这种宣传成功地给整个报道上方投下了这样一团疑云，结果就连中央情报局出面承认之后，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它。

我买了单，韦布，吕贝卡和我又回到了大街上。狂欢活动依然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大家握了握手，我谢谢他们抽时间来见我，然后大家便各走各的路了。

我一路挣扎着穿过人群向落脚的旅馆挤去，路上遇到一个大个子，穿着件体恤衫，上面赫然印着“肥胖多毛的同性恋荡妇”。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同一个六英尺四高，穿着微型迷你裙和网眼连裤袜的男扮女装的家伙相互击掌。一群中国女人走了过去，她们裸着胸，端着星巴克的杯子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牛奶咖啡，一边尖叫着：“开派对啦！”美国拉美男性同性恋和双性恋协会摊子上的生意似乎作得热火朝天，我正琢磨着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只套着皮护膝，戴着顶高顶阔边帽，裹着条护裆的牛仔给我来了个拥抱。“爱你，伙计”，他说着话，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走进了人群。他们就是这样，这些喜欢寻欢作乐的美国大众骄傲地坚持自己的权力，享受着绝妙的美国式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故意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他们的政府正忙着把一个事实真相玩弄于股掌之间，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不快，所以政府不得不把它淡化，好让民众能够勉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