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的反政府武装丑闻让公众一片哗然的时候，哥伦比亚——可卡因问题的发动机——的情况也急转直下。贝汤科总统在罗德瑞格.拉瑞被暗杀后再次实行引渡法，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开始土崩瓦解。

对贩毒分子而言，引渡所代表着比死亡还要糟糕的命运。“我们宁可躺在哥伦比亚的坟墓中，也不愿呆在美国的牢房里”，他们说。为了扭转到美国接受生不如死的终身监禁的命运，他们采取了越来越绝望的措施：他们以为，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得足够多的话，政府最终会意识到不值得为引渡问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而，就在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给他们赢得了一定的影响力，足同引渡法抗衡的同时，这种作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而且令政府更加急于把他们驱逐出境。发现自己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后，麦德林组织从一群走私贩子演变成了恐怖组织，其势力足以危及整个国家的民主和和平。这两大集团——一边是毒贩子，一边是哥伦比亚政府（处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一起进入了一场消耗战，玩起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比试胆量的游戏，来看看谁先吃不消。最终，人人都输掉了。

在随后出现的爆炸和杀戮的旋涡之中，贩毒集团时不时向政府投出橄榄枝，提出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停止暴力，条件是不引渡他们到国外。在政府考虑这些提议的期间，暴力活动会平息下来。接着，提议遭到拒绝，或是集团试图通过更进一步的暴行来强迫政府作出决定，从而迫使当局奋起反抗。接着杀戮再起。

拉瑞.博尼利亚的葬礼过后的几个星期里，贝汤科总统的“绝不手软的战争”使得哥伦比亚成为对可卡因贩子而言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毒贩子遭到围捕，被关了起来。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司法部长的死没有任何联系。暗杀过后，埃斯科巴和他的同伙嗅到公众的情绪不对，便夹着尾巴逃出了哥伦比亚，最后跑到巴拿马，置身于巴拿马的大权在握者诺列加的保护之下。他们在巴拿马城落下脚，很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对拉瑞的情况采取措施。集团派人捎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说该是休战的时候了，并安排与1984年五月四日在玛瑞特饭店同贝汤科政府的两名代表，前总统洛佩斯.麦可森和总检察长卡洛斯.吉米内兹.吉米内兹见面。会议刚一开始，埃斯科巴就宣布说，尽管他对拉瑞.博尼利亚的死感到非常遗憾，然而这件事同他没有关系。这句话假中有真。麦德林集团当然对暗杀事件感到遗憾；特别是奥科阿家族，他们虽然仍然拒不承认参与了暗杀行动，然而的确对埃斯科巴杀害像司法部长这样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人感到大为光火。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做会惹出大麻烦。不过，毫无疑问，该对此负责的是埃斯科巴。最近的PBS的一次采访中，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费尔南多.阿芮纳斯透露说，藏在巴拿马的不仅仅只有麦德林集团的领导人——对拉瑞的死负责的其他组织的许多成员也都藏在那儿。

表明自己对拉瑞暗杀事件的立场之后，麦德林集团便开始摊牌。他们开出的条件——后来写成了长达六页的备忘录，以便让贝汤科总统亲阅——是，埃斯科巴和他们的人马解散他们的贩毒网络，从而摧毁哥伦比亚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贩毒能力，并将他们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银行里的钱转移到哥伦比亚来，这样每年就可以为哥伦比亚的经济注入约二十亿美元的资金。事实上，这个提议算得上是一份丰厚的贿赂。然而如果它能结束可卡因产业，那也大可以值得一试。不管怎么说，“暴力之战”这种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漫长的内战状态终于以休战和大赦全国而告终。布鲁斯.拜格雷是研究南美贩毒方面的专家，他后来以后见之明这样写道，尽管接受他们的条件从道义上讲可能有些不光彩，然而如果这样做能够“使国家免受接踵而至的大肆泛滥的恐怖，腐败和谋杀之苦”，那也值得。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发展。秘密会面的消息被泄露给了新闻界。哥伦比亚大众（还有美国人——后来有人声称操纵这次泄密的正是他们）暴跳如雷：政府怎么能想到和那些就在两个月前杀害了司法部长的毒贩子作交易呢？政府马上否认了对媒体对这次会面所作的报道（“政府和签署这份备忘录的人之间从来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绝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谅解”，贝汤科总统如是说），于是双方都撤回了人马，计划下一步的攻势。政府这方面要围捕贩毒分子并尽快将之送往美国。集团另有计划。如果政府不打算对合情合理的提议作出回应，那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说服它。

接下来的大肆杀戮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驻波哥大的大使馆。要不是美国人多管闲事，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是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批美国人为袭击对象：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妻子和家人，商人和外国记者便合情合理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除掉禁药取缔机构的头弗朗西丝.穆伦，他们同杀手签订了价值350，000美元的暗杀合同。1984年十一月，一个汽车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外面引爆，六个行人受伤，一名女性旁观者被炸死。美国人马上加强了保安措施：大使刘易斯.谭博斯无论到哪儿，后面都跟着武装到牙齿的五辆车组成的护卫队。最后还给他找了个替身，好让企图暗杀的人真假难辨。人人出门都带着保镖，坐防弹车。由于认为大使馆的官员的家人比他们本人更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因而对他们的保护尤为小心。所有工作人员家里都安排了全副武装的保卫；不允许他们的配偶单独出门购物，要买东西必须给大使馆的车队打电话，由他们安排装甲护卫车去接她们，这样他们才可以安全地去购物；他们还排出了时间表，好让不同的家庭能一起出去购物，让所有人都处于一群手里端着机关枪的保镖警惕的目光之下。迈克.弗莱德瑞克当时就驻扎在波哥大，他回忆起自己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闹着玩的那一刻：

那天，我四岁的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正在街上等他，他坐的是一辆改装成校车的小货车——车子装了甲板。车上装了厚厚的装甲玻璃和其他这类的东西，后面还跟着一辆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拿机关枪和猎枪的家伙，这辆车在我们楼前停了下来。他从货车上下来，才四岁大的他说，“爸爸，我知道校车上为什么要装上厚玻璃。因为有坏人要杀死我们。”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口中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让人警醒。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切很滑稽。

到1984年底的时候，情况糟糕到外交官和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接到命令，送家人回国。近三分之一的大使馆工作人员集体离开。麦德林的暴力活动严重到禁药取缔机构关闭了设在那儿的办公机构。卡利办公室紧接着也关闭了。留在哥伦比亚的人员被告知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时间和上班路线，以便挫败杀手的暗杀企图。有那么多的汽车炸弹在大使馆外面引爆，结果他们对这条街进行了改造，到处都立起了填满混凝土的铁柱子，这样就没法把车开到离建筑物比较近的地方了。这样也没能阻止贩毒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竟然把反坦克火箭射进了大使馆的围墙内。安全起见，谭博斯大使最后撤离哥伦比亚去了哥斯达黎加。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的法官开始收到一群自称“该引渡者”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用其他的手段来劝说那些拒绝支持集团的人：一个法官接到这样的承诺，说他们不会送他“木头做的吸烟服”，相反，该引渡者会寄给他家人的尸体，剖尸裂肢后的尸体。其他人遇到神秘的生意人的来访，这些人拿出相册，给他们看自己家人的照片：亲戚，朋友，在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朋友。如果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正常情况下能经受得住人身威胁的法官往往也会屈服。1985年春，负责调查拉瑞.博尼利亚暗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朱里奥.曼纽埃尔.卡斯特罗.吉尔透露说，埃斯科巴是这次袭击背后的“产权作者”。卡斯特罗法官拒绝了要求他颠倒调查结果的“无限度”的贿赂，没有畏缩不前：当年七月，五个杀手走到他的车边——他当时被困在阻塞的车流中动弹不得——透过挡风玻璃对他开了枪。他当场死亡。

贝汤科当局没有被吓倒，第一批被引渡的人就从为麦德林洗钱的埃尔南.巴特勒开始。贩毒分子和非贩毒分子一起惊恐万状地看着巴特勒到达美国，戴着手铐脚链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判了三十年。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又有十二个毒贩子被送到美国。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仅仅是因为洗钱就判三十年，那罪行严重的贩毒分子可就有大麻烦了。他们必须绕开这项法令。

现在被视为奥科阿家族的领头人乔治.奥科阿带着妻子和女儿匆忙撤退到西班牙。到那儿之后，这家人遇到了一对委内瑞拉夫妻，格莱蒂.冈扎雷.琳纳瑞和她丈夫吉尔伯托，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正在崛起的卡利集团的首领。西班牙警方不知从哪儿接到线报，知道了这两个家庭的真实身份（这个消息实际上来源于双重身份的飞行员巴里.西尔）。他们在十一月被逮捕。美国立即要求引渡他们。反应敏捷的哥伦比亚律师随即递上了相同的文件，要求引渡他们回哥伦比亚。

这并不是说他们回国后，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就有能力对付他们了。拉瑞被暗杀之后，究竟是谁授意暗杀司法部长的，哥伦比亚追查起来是困难重重。第一个接替拉瑞的是安瑞克.帕瑞洛.冈扎雷，他一开始的时候干得不错，向公众解释了为什么引渡是对付贩毒分子的唯一办法，并且签署了第一批的驱逐令。他很快被视为处境危险，被调离该职位，派往国外担任哥伦比亚驻匈牙利大使。他安全地在布达佩斯的大使馆安顿下来，隐藏在了铁幕后面，人们以为他这样就安全了。他并不安全。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帕瑞洛打开住处的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哥伦比亚青年。这个人拔出枪，对着他的面部开了三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帕瑞洛居然活了下来。最终，一个由三个杀手组成的小分队被抓住并送回到哥伦比亚，然而，谁都无法解释的是，他们居然全部被释放。与此同时，帕瑞洛的继任继续遭到追杀；司法部长的职位似乎更等同与死刑判决。哥伦比亚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换了八个司法部长，所有的人都在就任几个月后由于害怕丧命而辞职。莫尼卡.德格瑞弗是最后一位继任者，她是因为受够了麦德林的首脑罗德里格斯.“墨西哥人”.卡恰不断往她的保密线上打来的电话才辞职的，卡恰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她说，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毫无意义，因为他比她还早知道新号码。

1985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一辆电信卡车停在了座落在波利瓦广场边的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大楼。四十二个全副武装的M.19游击队员跳了出来，冲进了大楼。不到十五分钟，最高法院大楼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员，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阿方索.雷耶斯.埃坎迪亚和全国的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挟为人质。这次恐怖主义活动的头领让雷耶斯通过电话同政府谈判的时候，当地的广播电台播出了雷耶斯的电话，并对整个过程作了现场直播。只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谈判的过程：贝汤科总统根本不想谈判。就在哥伦比亚军队冲进大楼（在试图用一辆坦克冲破前门之后）的时候，整个保卫行动通过广播传播了整个首都。等到枪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恐怖分子被打死，而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死了十一个，而大楼里有近一百个人员丧生，其中包括二十四个副法官中的十一位。首席大法官雷耶斯同时遇害。

在军方冲进来之前，M.19的要求之一是废除引渡法。由于当时没有人威胁说要引渡M.19的游击队员，所以很快就有流言说M.19是在麦德林集团的授意下袭击了最高法院大楼。哥伦比亚所有引渡记录都放在这栋大楼里，在包围的过程中统统都被烧掉了。然而麦德林人是不是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美国坚信非他们莫属。就打击毒品威胁的观点看来，哥伦比亚的贩毒分子同左翼的恐怖组织联盟的概念极其诱人：秘鲁和哥伦比亚两国在禁毒方面似乎都行动不力，因为他们都在忙于打击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但是如果游击队同贩毒分子合二为一，那他们可能就会多花点精力在这上面。刘易斯.谭博斯大使杜撰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合作：“毒品恐怖主义”。这个词很快被接受。很快，对贩毒分子的指控不仅仅是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做生意，而是说他们是按照尼加拉瓜人的要求贩毒。在美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在司法部残骸上找到几支尼加拉瓜产的枪支，所有的引渡记录都不见了，就在这个关头，巴里.西尔又拿出了埃斯科巴在尼加拉瓜的“古巴”跑道上往他的C.123型的飞机上装毒品的照片。既然大家都知道尼加拉瓜的共产党同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结成了同盟，这一切此刻便似乎变成了源于苏联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阴谋。里根宣布说，“这一对孪生的恶魔——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代表了现在对西半球隐患最大，最危险的威胁。”

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证明毒品贩子同最高法院事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尽管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同毒品贩子之间显然时不时有联系，在这一时期的哥伦比亚，这种联系证明是偶一为之，而并非经常如此。真正属于这种情况的似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秘鲁。在秘鲁，“光辉道路”游击队通过对其控制范围内的古柯生产征税，毫无疑问赚了相当多的钱。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里的毒贩子都信赖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是要赚尽可能多的钱——而游击队想要推翻的是整个的资本主义制度。卡洛斯.莱德——以及他威胁说可卡因是革命的手段——也许是唯一一个证明贩毒分子同游击队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联系的代表，然而就连他也常常出尔反尔。事实上，尽管毒贩子同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听起来理应属实，事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常常是自相矛盾。有时候他们在一起合作，有时候他们并不合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时间里，这两个集团常常不合。正如埃斯科巴本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指责我是个毒品贩子，可要说我同游击队是同盟，这可真的伤害了我的自尊。”

就在毒贩子们同政府作战的期间，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党。自MAS（“处死绑架者”组织）事件之后，毒贩子们对游击队就再也无法产生什么好感。随着时间了流逝，处死绑架者组织渐渐演变成了几支右翼敢死队，通常由毒贩子提供资金，目的是杀死游击队员及其支持者。其主要目标是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PUP）——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成员。到1987年的时候，约有三百名左翼激进主义分子丧生。即便把标准放低，许多的数据也更加令人震惊：从1988年初到1989年末，哥伦比亚的右翼敢死队——通常在这个或是那个毒贩子支持下——要对大约四万哥伦比亚人：同性恋，妓女，乞丐，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联合党的激进分子的死亡负责。

尽管对最高法院大楼的袭击没能让任何人的事业有所推进，然而全国大多数强硬派法官的消失却起到了这个作用。围攻事件过后，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法官拒绝回去工作，抗议贝汤科对当时情况处理不当。其他人举行了罢工。所有人都联合起来，抵制为那些在M.19许多中丧生的人举行的纪念活动，理由是贝汤科将在活动上致悼词。这并不是哥伦比亚第一次看到法官集体辞职：1980年，麦德林全部的180多家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集体辞职，抗议政府没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委派来接替他们的更年轻些的新法官更容易被拉下水，而那些拒绝接受贿赂的人则干脆利落地被解决掉。费尔南德斯.乌里贝.瑞斯特博接任雷耶斯担任最高法院主席之后，不断接到死亡威胁，就任仅仅五个月后就辞职了。他的继任也干了不到一年，其间又有两个资深法官被暗杀，另有一个死于极其可疑的情况之下。

对司法界的暴力复仇行为很快为毒贩子结出累累硕果。在一系列的让人难以忘记的案子中，一个法官对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和何赛.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即“卡利”），埃瓦瑞斯特.普拉斯（据说他曾经向拉瑞.博尼利亚行贿）和乔治.奥科阿提出指控。就在M.19袭击的六个月后，这名为政府修订同美国的引渡条约的法官，埃尔南多.包达法官被暗杀。同月，乔治.奥科阿的律师最终打赢了他的引渡战，使得他可以离开西班牙回到哥伦比亚。他在哥伦比亚的法律制度面前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而到了该上法庭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为他定罪。临时安排来判决他的案子的法官只有三十一岁。奥科阿安然无恙。

现在法官们对引渡的事情不再吭声，接下来就该是让记者闭嘴的时候。《观察家》的通讯员路易斯.罗伯特.卡曼科在写了一系列有关古柯膏交易的专栏文章之后被暗杀。五个月后，另一名记者埃克瓦瑞.巴瑞恩拖斯，同时也是《西方日报》的出版商，同样被暗杀，被杀害的还有《观察家》的编辑吉耶尔莫.卡诺——哥伦比亚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他犯了什么罪？他刊登了埃斯科巴1976年被逮捕事件的细节（调查卡诺暗杀案的法官本人后来也被暗杀了）。第二天，哥伦比亚的记者举行了罢工，抗议政府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能。由于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一小群哥伦比亚记者中的精英任务组成了一个集团，专门写文章揭露有关贩毒分子的真相。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记者中的七个举行了秘密会面，讨论有关事件，撰写有关毒品交易的文章。这些人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了起来，好让人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文章：揭露真相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些身处险境的记者中，也许法比奥.卡斯迪洛——就是那个在拉瑞.博尼利亚被暗杀后试图给他打电话的人——的麻烦最大。在拉瑞死后，拉瑞有几份有关哥伦比亚的毒贩子的机密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决定把他们编成一本书发表出来。不用说，哥伦比亚的毒贩子对此很不高兴。卡斯迪洛为《观察家》工作，他呆在几个朋友的家中写这本书，因为在自己家中不安全。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其中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友好地把书寄给了奥科阿家族：

第二天，我收到了第一次死亡威胁：“你要么停止出版这本书，要么准备去死吧！”然而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再也没能回到《观察家》去……一次，三个家伙戴着机关枪来到了市中心的办公室，冲了进来，拿枪指着接待员，问她我在哪儿。我当晚就飞到了奎托。那是我的第一站。从那儿再到迈阿密……接着，为了挣脱杀手的追踪，我坐汽车到纽约。我又用假名字从纽约乘飞机到马德里。我在马德里住了三个星期，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接着便收到一个给我的信封——然而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新名字。养老院院长告诉我说，“有人来找一个名叫法比奥.卡斯迪洛的哥伦比亚人，我说，‘没错，我们是有个哥伦比亚人，不过他的名字不叫法比奥。’他们就说，‘把这个交给他。’”信封里面装着一颗子弹。我当天就飞到了巴黎，呆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想，“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将有很长时间无法回到哥伦比亚的家中。最后我等了七年。

也许等这么久还是值得的。卡斯迪洛的书到书报亭后，马上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畅销的记实性书籍。书的题目叫《可卡因骑士》，主要谈的是奥科阿家族的故事，禁药取缔机构很快把它翻译成英语，还专门印了一版给在哥伦比亚工作的人员，而这些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详尽地描述可卡因交易内幕的书。

1987年，一家美国杂志把埃斯科巴列为世界上第十四个最富有的人，第二年，乔治.奥科阿和罗德里格斯.卡恰都跻身于125位非北美籍的十亿万富翁之列。自此便有人估计说，麦德林集团每年要赚上五十到六十亿美元，并在这二十年末的时候在南美之外的地方拥有价值一百亿美元的固定资产。

由于不公开声明就把硬通货存入哥伦比亚的银行是违法的，所以集团便通过中央银行的VentanillaSiniestra（“罪恶之窗”）来支付现金，因为现金在这里畅通无阻。哥伦比亚市场上流动着的美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二十时间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哥伦比亚成为仅有的几个黑市上出售的美元低于其实际价格的国家之一。有好几家哥伦比亚银行破产便是因为毒贩子大驾光临，提出要提走他们所有的存款。

到1985年的时候，可卡因被视为“财富500里”的第六大私营产业，其总利润超过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公司和保洁公司。这种财力可以为集团买来许多军事装备。1990年在波哥大的一处房子里发现了一堆法国生产的地对空导弹，同年四月，又侥幸制止了集团购买120枚毒刺导弹。尽管人们对埃斯科巴雇用的大批杀手的数量的估计不尽相同，然而其数量大约在三千人左右这一点却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这种暴力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会把政府从引渡条约身边拉开，而且会对接下来许多年可卡因走私活动产生影响。卡利集团对如此庞大的死亡数量是如此的厌恶，以至于他们在九十年代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采取暴力行动——只要威胁要采取暴力行动就足以把政府逼回到谈判桌前。

那一年所有的暗杀行动中，没有哪一桩像暗杀哥伦比亚的前缉毒行动的总指挥哈米.拉米雷兹上将那样完全不出人们的意料。拉米雷兹就是一直负责袭击“平静荒原”行动的警官，麦德林集团的人一直都手痒痒地想要动他。他在“平静荒原”行动过后也一直没有住手。据估计，单是在拉米雷兹亲自监督下就没收了三十吨的可卡因，八条船和超过一百架的飞机，他还逮捕了近一万名贩毒分子。拉米雷兹知道早就有人签下了暗杀合同，要取他的命，但他似乎压力越大，就干得越起劲，并利用线人网络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而，当他缉毒行动负责人的职务被解除之后，他的线人就突然变成了别人的线人。他被踢出了圈子，同大街上的情况失去了联系，当有人告诉他说已无大碍的时候，他信以为真，以为这时露面应该是安全的。1986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当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面，他被打死在自己的车轮旁。

针对司法界的暴力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十二月份的时候，“该引渡者”发出了一封致最高法院成员的信：

我们对你们宣战。我们对你们的家庭成员宣战。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切所在——我们会除掉你们的整个家族。我们不会有丝毫怜悯——我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无论什么。

观察家，1988年三月三日，引自《白色迷宫》，李

随着暴力活动逐渐升级，人们开始明白过来：不值得为引渡条例付出这么大的代价。1986年，哥伦比亚的成年男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谋杀”。麦德林制造了如此多的枪击事件，在当年的前六个月就超过了一千宗。到年底的时候，这个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总计达到3，500宗——每天近十起。与此同时，被送往美国的一小撮毒贩子中没有一个是大玩家。禁毒行动丝毫不见成效。哥伦比亚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反而在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冲突中越陷越深。拉米雷兹被暗杀的一个月之后，毒贩子的律师在引渡法中找到一条微弱的缝隙：引渡法不是由总统本人亲笔签署的，而是由一个代表签署的。麦德林的律师辩论说，现在单单重新签署这条法令并不符合宪法精神：要么再次对此进行辩论，要么把它推倒重来。现在的哥伦比亚司法界和媒体也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人们决定对此进行投票。二十四个法官参加投票，打了个十二对十二的平手，于是裁决要再找个独立仲裁人来投这决定性的一票。三个不同的法官设法找到借口不参加这次辩论，这个责任最后洛在了一个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来逃避这项工作的人身上。这个法官是阿方索.苏阿瑞兹.德卡斯特罗，他知道如果决定支持引渡法，就等于签署自己的死刑令。他决定反对引渡法。毒贩子们取得了胜利。暂时的胜利。

由于引渡威胁消失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身边日积月累起来的为数众多的指控突然开始蒸发得无影无踪。法官们摩肩接踵地替埃斯科巴开脱他各种各样的罪行。拉瑞.博尼利亚曾经指控他非法进口动物。这些指控现在都不复存在。卡斯特罗.吉尔法官曾称他要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负责。现在的调查结果刚好相反。1984年，埃斯科巴接到五项逮捕令。所有这些现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看起来他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他决定让杀戮暂时停止一段时间。哥伦比亚获得了片刻的安宁。然而安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1987年二月，哥伦比亚警方最终发动了袭击，卡洛斯.莱德在内格罗河附近的一家农场被捕。事实上这次胜利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莱德的行为越来越古怪，越来越残暴（他喜欢对记者宣称可卡因是拉美的“原子弹”，还说他计划把它投在美国领土上），因而同他麦德林同行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便把他作为祭品交给了警方，希望能引开一些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火力。尽管当时并未实施引渡法，然而莱德的引渡文件却是早已签署好了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四十八小时之内，他就到了美国人的手中。他十一月份在美国受审的时候，美国的新闻界欣喜若狂：他的关押所在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城被视为面临毒品恐怖主义的袭击的威胁，当地大大增强了保安措施。警方要求乔治.容格——自从遭到他前朋友的粗暴对待之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前来作证。据容格说，他通过埃斯科巴的妻子给埃斯科巴送了个信儿，征求他的许可。乔治问的是——“我能提供对莱德不利的证词吗？”——很快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去他妈的！”埃斯科巴说。在奥蒂斯维尔，乔治回忆起自己同检察官罗伯特.莫科尔的会面：

他在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帮助你【获得减刑】”。我说，“嗨，我不想要什么他妈的的帮助。我到这儿来只有一个理由：复仇。我想要的，就是逮住那个混蛋毁了他。也许毁了他可能最终也会毁了我自己，不过没关系。”他只是说，“我真他妈的喜欢你”。

法庭上的整个过程令莱德瞠目结舌。乔治回忆说：

卡洛斯当时就一败涂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自己能打赢这场官司。我是第一证人，整个法庭挤得满满的。莫科尔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我看着卡洛斯说，“来讲述卡洛斯.莱德和我自己之间的友谊——还有他对这种友谊的背叛——的故事来的。”

容格花了三天时间来讲述他同卡洛斯之间的友谊的故事。莱德之所以被描述成要对可卡因——在提纯可卡因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大量流入美国负责的人，部分原因就建立在他的证词的基础之上。莫科尔总结了他在毒品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他对可卡因的意义，就像亨利.福特对汽车的意义一样”。与此同时，莱德的律师并不打算替他开脱这些指控——而是收了他两百万美元中的绝大部分，为他做了一番总结，大意是说尽管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可卡因贩子，对他判过长的刑期对制止美国的可卡因大灾难也无济于事。这番努力没有多大成效：1987年五月19日，卡洛斯.莱德的十一项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许假释，外加135年徒刑。

就在此刻，一场会议正在哥伦比亚进行，它即将改变可卡因产业的面貌，从而最终导致麦德林集团的倒台。根据法比奥.卡斯迪洛的说法，埃斯科巴在1987年的晚些时候召集哥伦比亚的大毒贩子在他座落在考卡山谷的农场上开了个会。他在会议上建议把两大集团——处于支配地位的麦德林组织和新兴的卡利帮——合并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提高行动的效率，携手同引渡法作战。埃斯科巴已经意识到，就在他忙着同政府斗争的时候，卡利集团悄悄地偷走了他所有的生意。他想要在他们变得过于强大之前制止这种行为。然而这个时候的卡利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他踢开，拒绝合并。这两大集团之间的裂痕也许就从此时开始——这次的翻脸如果没搭上数以千计的人命，至少也让数以百计的人丧生，并最终让埃斯科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有些什么事情正在暗地里进行着。最早的迹象，便是乔治.奥科阿在去参加这次会议的路上被逮捕。1987年十一月，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他在一处路障旁被拦下来，被警方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引起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两大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据推测，是卡利集团向警方出卖了奥科阿），另一场是毒贩子同政府之间的战争。就在奥科阿被逮捕的那天，新闻界收到这样一则信息：

为了避免公民乔治.路易斯.奥科阿被引渡到美国，我们宣布对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展开不折不挠的全面战争。我们将立即处决主要的领导人……

引自《可卡因之王》，古格里奥塔和里恩

这封信的署名是“该引渡者”。

现在又开始了另一场有关引渡奥科阿的战争。美国派出顾问来协助引渡事宜。然而到十二月份的时候，政府打输了。奥科阿被释放。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责任落到了最高检察官卡洛斯.摩路.奥耶斯的头上。他解雇了两名法官和五名政府官员，并且重申了他在引渡问题上的立场。一个月后，他开着车在前往麦德林飞机场的路上遭到了伏击，面部中了十一枪。“该引渡者”在其新闻发布会宣称，他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被处决”，“战争仍将继续”。

当然，现在的麦德林不仅仅同政府作战，还同卡利组织作战。同月，一个六十公斤重的汽车炸弹在埃斯科巴在麦德林的住处所在的摩纳哥街区爆炸。两个无辜的雇员被炸死，埃斯科巴却不在家中。不过他的女儿曼纽埃尔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埃斯科巴发起了一系列野蛮的报复活动。现在他坚信，卡利家族的主要后裔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同警方达成交易，既然他们很大一部分钱是通过哥伦比亚头号零售商场“多格斯.拉瑞巴”加来清洗的，所以他下令炸毁这家连锁店的所有分店。与此同时，可能参与这次阴谋的人都被处决。在十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八十个毒贩子丧生，六十个是卡利的人。尽管他显然渐渐陷入报复心理的偏执状态，后来证明他对卡利同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热诚的的秘密关系，卡利提供有关麦德林的情报，换取警方对他们的贩毒活动手下留情：就在埃斯科巴，奥科阿兄弟和卡恰忙着同引渡法作战的时候，卡利的人马悄无声息地被人们遗忘了。1988年，警方发出了新的逮捕令，要逮捕埃斯科巴，卡恰和奥科阿兄弟，而对于卡利的首领，却一份逮捕令也没有签发。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愈演愈烈的暴力关系最终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供应线发生转变。

1988年八月，巴克总统要求同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组织进行“和谈”。麦德林集团认为他指的是自己，于是便回来进行接触。他们这次开出的条件就没有那么大方了：尽管他们提出要停止贩毒交易，却没有提出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回国。政府磨磨蹭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还是没有拿定主意该怎么来对待这些可卡因人马。埃斯科巴不耐烦了。他认为这次和谈只不过是政府的缓兵之计。“那个人[总统的秘书，杰曼.蒙托亚，负责处理政府方面的谈判]在愚弄我们”，据说他是这么对自己的律师说的。为了报复他眼中的蒙托亚的两面派行为，他炸毁了他的办公室，绑架了他的儿子，最后还杀害了他的女儿。

与此同时，死亡人数再次开始上升：1989年三月，哥伦比亚爱国主义联合党的书记被人开枪打死在波哥大飞机场的候机大厅；七月，安提奥基亚州州长被汽车炸弹炸死；八月，安提奥基亚的警察局长，沃尔德曼.富兰克林.昆特洛——他犯的致命的错误是没收了埃斯科巴四吨的可卡因——被谋杀。接着，就在八月十八日，哥伦比亚1990年的总统大选最有希望的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盖兰当着一大群支持者的面被人开枪打死。这标志着和谈努力的结束。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克总统再次实行引渡法，开始大规模取缔毒贩子。政府还对购买摩托车采取了限制措施（以挫败摩托车暗杀活动），并实行了新的证人保护制度。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将要引渡二十个毒贩子到国外，没收价值超过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资产——包括总数接近五百架的飞机。“该引渡者”立即对此作出反应：

我们现在对政府，对这个工业和政治寡头政权，对曾经攻击污辱过我们的记者，对把自己出卖给政府的法官，对执行引渡法的地方法官，对所以那些曾经迫害攻击过我们的人宣战，打一场不折不扣的全面战争。对那些不尊重我们的家庭的人，我们不会尊重他们的家庭。我们会焚烧破坏这个寡头政权所拥有的工厂，房产和官邸。

引自《粉饰》，斯特朗

“该引渡者”现在开始摧毁所能看到的一切——首当其冲的就是用一颗巨大的卡车炸弹摧毁《观察家》的办公大楼。到年底的时候，全国共引爆了两百颗炸弹。他们暗杀记者，法官——暗杀所有的人。法官们再次罢工。新闻界罢工。哥伦比亚公众要求冻结引渡法。要求没有起作用。作为报复，埃斯科巴炸毁了一架哥伦比亚国家航空公司的商用客机。炸弹显然是针对赛萨尔.加维里亚的，他是继盖兰之后有可能担当哥伦比亚未来的总统职务的政治家。加维里亚没在飞机上，然而上面有109位无辜的乘客。他们无一生还。接下来的这个月，他差点成功地杀害公共安全部的局长，马萨.马克萨将军：他在他的车上放的炸弹大得荒谬，结果炸死了八十个平民，外加七百人受伤。然而埃斯科巴只不过刚刚做完热身运动而已。他对没能炸死马萨怒不可遏，于是悬赏一百三十万美元买他的头，接着，任何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头他都出赏金一千美元。与此同时，他雇了一个恐怖主义组织ETA（即“巴斯克自由祖国组织”）的代表，为他制造一颗五千公斤重的卡车炸弹，并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在公共安全部的总部外面引爆。接着，他伙同另一个首脑人物罗德里格斯.卡恰（“墨西哥人”）计划暗杀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次暗杀将在即将到来的卡塔赫纳缉毒会议期间进行，计划在布什前往会议中心的路上安置一颗巨大的汽车炸弹，这颗炸弹显然可以让他们如愿以偿。这次计划没能实施，因为一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卡恰本人被杀。

卡恰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是麦德林集团中仅次于埃斯科巴本人的最具暴力色彩的成员，一开始在绿宝石生意圈成名，由于同合作者发生冲突，杀死了绿宝石巨头吉尔伯托.摩里纳，当时还杀死了另外十八名无辜的旁观者。在绿宝石走私贩子，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和军方的追杀之下，再加上卡利组织内部有神秘的消息来源，不断向当局提供有关他的藏身之处的情报，他发现自己无处可藏。他在苏克雷省的一块香蕉地里被开枪打死，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儿子弗瑞德。后来发现，卡利并不是唯一一个隐身在背后参与这次行动的同谋：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声称，欧洲特种部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官方的说法是哥伦比亚人采取的这次行动，”他说，“不过实际上是我们干的。”

埃斯科巴本人也身处险境。1988年，一批前英国皇家特种航空部队的雇佣军受雇去取他的性命（飞机失事导致行动失败）。但是埃斯科巴的情报网络效率非常高，一般说来，警察还没有离开警方辖区，他就已经得到了有关袭击的消息。他的藏身之处有两圈的警卫把守——外圈的警卫离内圈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意味着即便外圈的防御被突破，他仍然有时间在任何人到达之前从容撤退。很多次他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逃之夭夭，结果，始终无法理解他怎么能够这么多次都能逃脱的警方只好杜撰了一个“内裤理论”：他总是能够在非常侥幸地逃脱，侥幸到他甚至没有时间穿上条裤子。

他的傲慢令人印象深刻：1988年一次袭击中，他当着警察的面大摇大摆走出屋子，向一个警官打保票说自己是警方的卧底。其实他每次都能在最后一分钟逃脱还有个更平常的原因：他藏身的许多房子里都有暗室。有好多次，警方和军方的人员正在四处搜查他的房子，讨论他们的疑犯跑到哪儿去了，而他实际上就在离他们几英寸远的地方，就藏在夹墙里。

尽管埃斯科巴显然是在逃亡，他残酷的暴力战最终还是结出了果实。

1989年十二月，他挟持了二十个不同寻常的人质——记者，编辑和政客们的家人，一月中旬，政府宣布愿意就人质的释放问题与他达成交易。“该引渡者”再次提出愿意交出他们的实验室和飞机跑道，以换取政府免于对他们实行引渡。他们释放了几名人质，同时还交出了一车的炸药和三个可卡因实验室。看起来这个寻求和平的提议是认真的。巴克总统推迟了目前在押的许多毒贩子的引渡时间，以便为自己留出时间思考。然而他思考的时间太长了：埃斯科巴在三月暗杀了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伯纳多.加拉尼罗。引渡再次匆忙开始，杀戮再次开始。

三月二十五日，埃斯科巴同时在卡利，麦德林和波哥大制造爆炸案，二十六人丧生，近两百多人受伤。接着，他把每杀死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赏金提高到四千美金，杀死特种部队的任一成员再外加八千美金。三个月内有一百八十名警察丧生。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同麦德林平民人口的死亡总数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后者在最厉害的时候达到每年七千人多人。

当然，埃斯科巴不仅仅只是生政府的气——他对卡利集团大为恼火，不惜一切代价杀死他们的头面人物。当年晚些时候，他的一群杀手出现在足球比赛中，拿着机关枪对着人群开火。他们的目标是卡利组织的重要人物，赫尔默.巴宙.赫雷拉。他们没能找到他，不过打死了当时碰巧站在他身边的十九个人。作为报复，卡利杀死了埃斯科巴的堂兄兼最好的朋友，古斯塔沃.加维里亚。

埃斯科巴再次将暴力活动升级，八月份的时候又挟持了另外八名有影响的人质，其中包括前总统胡里奥.赛萨尔.图尔瓦伊的女儿。当政府放松了对毒贩子的限制，似乎对引渡法有所松动的时候，埃斯科巴作出的反应是再次挟持两名人质——总统秘书的妹妹玛丽娜.蒙托亚和《时代报》的编辑弗朗西丝克.桑托斯（这些绑架事件的故事可以参阅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绑架新闻》）。两名人质蒙托亚和图尔瓦伊最后都没能活下来，一个被杀死，一个在绑架者同政府军的交火的时候意外从藏身之处跑了出来，中弹身亡。

1990年九月，政府被所有这些杀戮拖得筋疲力尽，终于同他达成了交易：2047号法令提出不对他们实行引渡，并且提出对所有那些自首的人减刑，条件是他们必须告发自己的同伙。麦德林的人马反驳说，他们可以投降，却绝不会告密。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1990年十二月十七日，法比奥.奥科阿，奥科阿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向警方自首。“我在走进监狱的时候的体会到了别人离开监狱时的那种快乐”，据报道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恶梦，我只想结束这场恶梦”。两个月后，他的两个哥哥加入了他的行列。埃斯科巴想要政府作出严格的保证，同样不会把他驱逐出境。1991年六月十九日正午，宪法大会正式否决了引渡条约，他因而得到了想要的保证。当天下午，他向“正义”投案自首。

“恐怖赢了”，《观察家》这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