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九月，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截获了毒贩的电话，得到消息说在距波哥大50公里（31英里）的一个名叫法卡塔提瓦的小镇上，就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后面的仓库里，将会有“大家伙”出现。警察局的人不相信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大动作，于是叫来当地的警察，让他们去看看究竟。

当地的警察到那个仓库简单看了一眼，只发现里面有一堆昂贵的金属工具和一个巨大的金属“家伙”。德士古加油站里的工人说，仓库里的人每天晚上都出来，一直干到凌晨，然后白天回家休息。他们昼伏夜出的证据是在仓库的门房边写着的工作须知，上面写着最后离开的人请关灯。当地警察有些困惑，于是叫来了国家警察局的人，这些人到场之后，简单看了一看，突然间恍然大悟，声明这个“大金属家伙”实际上是一艘潜艇。它不仅是一潜艇，而且设计图都是在俄国完成的。

他们又去问那些在德士古工作的人，那些人突然又想了起来，哦，还有另外一些人不时出现：高个子，黄头发的外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坐着汽车进进出出。据推测这些人就是俄罗斯工程师，同时这也就成为了一个证据，证明哥伦比亚人与俄罗斯黑帮之间形成了全新的令人恐怖的联盟。

现在，那座潜艇还存在德士古加油站的后面。谁也不知道任何情况，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它。我和一名来自《时报》的记者一起到达，当地警察为我们开了门，让我们能看上一眼。潜艇被分成了三部分，每部分有10米长，是一条双体船，根据那些懂行的专家估计，一次航行可以将二百吨可卡因运往美国本土。那些神秘的俄罗斯图纸已经遗失，但在工棚外面的一个金属盒子上用西里尔字母潦草地写着“OTVERDITEL”（硬化剂）。我们拍了几张照片，爬到潜艇内部看了一圈，然后回到了汽车里，回去时整整争论了一路。“那个不是潜艇，”那位时报先生说道，“怎么可能是潜艇呢？”的确，以前也有过可卡因潜艇，不过是几个玻璃纤维做的东西，潜水员使用它把沉入水下的可卡因捞起来，然后行驶几百米，从这条船送到那条船。1995年，一名俄罗斯人在迈阿密被逮捕，他想以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把一艘前苏联潜艇卖给一个哥伦比亚毒犯。但和今天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这是一艘潜艇，我本人以前登上过潜艇，一共两次。“哦！”他说道，“好，但这东西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我认为是俄罗斯黑帮在这里制造出来的，就好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我的天！”他说道，“只有巴斯图索的黑帮才会蠢到在这里造潜艇。”（来自哥伦比亚巴斯托行政区的人被普遍认为是全国最笨的人。）他说的有道理：法卡塔提瓦离最近的海洋也有超过320公里（200英里）远。铁路线在离此处100米（330英尺）就没有了，而且没有合适的水道供潜艇航行。至少没有从安第斯山脉中间穿过的河道，而这里是通往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制造潜艇呢？没有答案。没人被捕，没有缴获可卡因。一切不得而知。

有人会觉得，在陆地中间远离大海的地方发现一艘潜艇，这要算是这种毒品活动当中比较奇怪的事情了。但它还排不上号。对于可卡因研究得越深入，人们就越会发现关于它的每件事情都是奇异的。可卡因能使正常人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而使一些本来就奇怪的人变得完全不可理喻。你根本不用去吸毒，只要干上一段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阿莱汉德罗.贝纳尔—马德里加尔，又名胡文纳尔，当他在1999年十月被捉时，他吹嘘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把三十吨可卡因运到墨西哥去。三十吨！这有多疯狂呀？他在墨西哥的一名同伙，墨西哥湾集团的主要人物胡安.加西亚.阿贝莱戈在美国被判入狱四十年，并罚款三亿五千万美元。这是不是也很疯狂呢？

三个月之前，我在迈阿密遇到了美国海关官员扎赫.曼恩,他带我沿着迈阿密河逆流而上，告诉我这里的威胁分别为“海地，巴哈马，牙买加，墨西哥——以此为序。”一些注册在洪都拉斯或者伯利兹城的旧垃圾船会从这里开来，外表看去空无一物，他们会在码头上呆上几个月，装上一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主要是旧床垫和破自行车之类的，然后就开回家了。从旧床垫上他们能够赚到什么钱呢？他们当然赚不了钱。他们赚钱靠得是可卡因，来之前他们会把可卡因埋到深深埋到船只内部的某个地方。美国海关必须要找的就是这些可卡因。

曼恩曾经带我见过违禁品执法小组（CET）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查验这些船只，保证船员们“没有在船只深处藏匿违禁品”。违禁品执法小组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不快的，现在室外的气温是华氏九十五度，湿度百分之九十，但这些人还得穿上全套的工作服，戴上防毒面具，爬到那些海地汽轮的燃料箱和废水箱里面。工作人员常常是女性，因为她们的身材较矮，所能能够爬到更小的空间里面。到最近一支违禁品执法小组里面又包括了一个侏儒，这个人非常有价值，因为他能挤到一些连最矮的女性也爬不进去的空间里面。你现在明白了，这是一项令人生厌的工作。你进到违禁品执法小组的总部时，门上挂着一个大标语，上写“欢迎来到痛苦之屋。”屋子里面挂着一张迈阿密河的地图，上面用标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查到毒品的地区。我来这里之前的九个月中，他们已经抓到了十八次贩毒活动，共计查获可卡因近四吨。同时，犯罪集团的成员被遣返，他们的船只被低价拍卖，因为那些破船经不起风浪。几个月之后，这些船又会重新出现，改个名字，重新喷漆之后，又装满了可卡因。每年进入迈阿密河的集装箱船有三十万艘，而违禁品执法小组只有39个人。

违禁品执法小组有一个小博物馆，专门展出一些他们遇到过的毒贩运可卡因的天才伎俩：可卡因藏在水泥柱子里，合金轮子里，运酒瓶的木板箱里，中空的屋顶瓦片里，轮胎里，电子变压器里（这是个好主意，因为那些盒子里面有致癌物质），一吨重的铅锭子里，木制货盘里，中空的木板里，整包的浮石里。藏在蒸汽压路机的内轮当中，在加压后的氧气瓶里。但这些都不足以与活体藏毒相比。有个人在大腿和屁股上开了一些洞，把可卡因藏在里面，有的人把一条木腿里面藏满了可卡因，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来的一个木板箱里装着三百条活蟒蛇，肚子里填满了可卡因，肛门被缝起来，以保证它们不会把那些小圆筒排出体外（后来又有一个同样的例子，这次用的是鬣蜥）。

没什么变化，对吗？当然还有其它的。曼恩给我讲了那些没能闯关成功的人骡们，那些又穷又悲惨的混蛋们，他们把可卡因小包藏在胃里，结果那些包装破裂了，他们极其痛苦地死去。即使他们在运货中没有死也没被政府抓住，他们通常也会暴尸荒野，肚子被老板们用刀剖开，以便找回那些没有破的避孕套，希望里面还会剩下一些可卡因。可卡因使人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但如果你真的想猎奇的话，不必走得很远，在八十年代的巴拿马就发生了奇事。

八十年代发生在巴拿马的故事，只需通过看看发生在国家领导人曼纽埃尔.诺列加身上的事情就可以基本搞明白。诺列加出生于1934年，是一名私人子，一个恶棍，五岁时被寄养在一个人家，但他通过某些手段获得了一个军校的奖学金。从他事业的一开始，这位年轻的军官身上就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仅超乎寻常的狡猾，而且色胆包天：他两次被指控强奸，第二次是对一名十三岁的女孩施暴。但他受到了一名幕后操纵的朋友的保护，被免于公开起诉，这个人就是奥玛尔.托利霍斯将军，他是一位军界要人，于1968年夺权。托利霍斯感觉到年轻的诺列加颇有前途，便一直保护他免遭不幸。反过来，诺列加也保证托利霍斯免遭不幸，有一次他挫败了一次反对托利霍斯的政变企图。为了表彰他的忠心，托利霍斯将诺列加提升为中校，让他负责G-2情报机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强大，每到一处就扩大自己的影响。托利霍斯控制政客和总统，而诺列加很快就开始控制起托利霍斯来了。1981年，托利霍斯在一次神秘的空难中丧生，诺列加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他控制了巴拿马的国防部队，可以为所欲为地废立总统。

诺列加还有更加阴暗的一面。六十年代末的某一时刻，他与美国情报机构制订了一项协议。他允许美国一万名军人驻扎在巴拿马，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情报局的情报信号站，以便从那里监听古巴，尼加拉瓜和绝大部分拉丁美洲的无线电通讯，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他的行为假装视而不见。更为重要的是他保证了巴拿马运河地区不会出现任何不利情况。

一直以来，巴拿马始终是国际洗钱业的中心。只需要一千美元就可以在银行注册一家子虚乌有的公司，根据巴拿马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所有的钱一旦经这一公司转账就再也无法查询。哥伦比亚的毒贩子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现金被美国没收，于是开始把钱通过巴拿马转账，到1980年时，这里的外汇储备已经上升到了近二百亿美元。但经过巴拿马中转的并非只有毒品买卖产生的金钱，同样转口的还有供反政府武装使用的枪支和军用装备（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诺列加与美国情报机的关系），其它同样需要枪支，例如M-19步枪的，还有其它拉美组织，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转口（这样就加强了他与古巴人的关系）。在被别人叫做“杀人犯，独裁者，大混蛋”之前，诺列加又与麦德林集团签订了协议，允许他们从巴拿马运送可卡因，每公斤（2.2磅）收取一千美元。

诺列加的游戏玩得非常精明。他不仅建立起各种国家情报机构让其相互牵制，而且更为深入地参与到毒品活动当中。根据标准的政党路线，他允许麦德林集团在就在巴拿马国境一侧的达里恩丛林区建立一个巨大的可卡因药厂，为此麦德林要付出二百万至五百万美元。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以后，他理所当然地允许集团在巴拿马城设立避难所（据报道，他为此收入达400-700万美元）。实际上，据报道他从事非法活动共计得到二至十亿美元。

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1984年五月，得知达里恩丛林药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这一药厂被捣毁了。美国政府将这一捣毁药厂的活动描述成诺列加改邪归正的证据，而麦德林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的钱跑到哪里去了？诺列加害怕遭到刺杀，急忙逃到了古巴，在那里他说服菲德尔.卡斯特罗从中调停。最后他把钱退还给了麦德林，于是一切既往不咎。

越来越多的报道详细地报道诺列加与可卡因买卖的事情，随着这些报道的积累，美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对其置若罔闻。由于诺列加的主要政治对手雨果.斯巴达佛拉博士决定向新闻界详细介绍这位大人物的毒品协议，事态变得越发复杂。不幸的是，斯巴达佛拉的有关想法被泄露了出去，他在1985年九月神秘地消失了。最后他的尸体在哥斯达黎加的一个邮包里被发现，已经被肢解，而且没了脑袋。最后，诺列加手下的二号人物罗伯托.迪亚兹将军在全国电台上宣布，诺列加在竞选中舞弊，杀死了斯巴达佛拉和托利霍斯，并且为哥伦比亚人运送毒品和枪支。

此时的美国人已经受够了诺列加。1988年二月，诺列加在一家佛罗里达州法庭因走私毒品被定罪（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对国家广播公司称其为“西半球最大规模贩毒活动的最大头子。”）应该做点什么了。

1989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的清晨，美国军方自越战以来最大的公开军事行动“正义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两万四千名美军士兵进攻巴拿马，唯一目标就是把这个贩毒的暴君绳之以法。

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他。袭击来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诺列加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起来，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在托库门的一家妓院里。他最终出现在巴拿马城的努里阿提夫天主教堂当中，要求天主教堂为他提供庇护。美国特种部队利用圣诞节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播放八十年代的脏话流行音乐，希望能瓦解教堂中人们的意志。最后“撞击乐队”的歌曲《我对抗法律（而法律获胜）》这首歌起到了作用，1990年一月三日诺列加被从教堂中驱逐了出来。他被带回了美国，以贩卖毒品罪被起诉（卡洛斯.莱德成了明星证人），后被判有罪入狱，他将在狱中服刑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样可卡因故事当中的每件事情一样，事情真相更为复杂。实际上谁都知道诺列加多年以来对于美国阳奉阴违，但美国此不加制止：诺列加可能是肮脏的，但他站在我们一边。一名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杰里.斯特里克勒告诉我，早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就知道诺列加整日忙于贩毒活动，但我们没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当有人真的想对他提起指控时，他的卷宗全都神秘地消失了。（由于缺少这些卷宗会使得布什政府为诺列加定罪显得异常困难，因为这些卷宗的丢失使人无法证明他从七十年代早期就参与犯毒活动。）作为回应，在自己的著作《亡命之徒》中，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BNDD）特工埃利安.沙农的报道暗示，诺列加应当受到“全面而完整的固定”，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被刺杀。但美国还是没有采取措施：诺列加是美国情报部门的长期伙伴，他们打算原谅他，至少原谅一段时间。

但随着斯巴达佛拉被谋杀和迪亚兹将军在巴拿马电台上的爆发，诺列加开始失去其对权力的控制。不仅如此，他看起来也开始变得反对美国了。他公开拒绝支持反政府武装并开始骚扰巴拿马的美国公民，而且很快他看起来试图开始干涉美国进入巴拿马运河了。这时，巴拿马人民走上街道，开始劝说诺列加离职，事态变得越发充满了暴力性，情况变得很清楚，他对于美国有用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新闻界报道他与可卡因有关的消息提供了一个除掉他最好的借口。

突然之间，围捕诺列加的时机来到了。被捕的毒贩认识到，如果对诺列加做出不利的指证，他们就可以在美国得到减刑的机会。但这里还有一些既得利益在起作用。费尔南多.阿利那斯是卡洛斯.莱德的私人飞行员，在2000年时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说，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诺列加根本不想保护在巴拿马的集团成员，他本来打算等奥科阿，埃斯科巴和他们的卫队成员一到此处，就把他们交给美国政府。埃斯科巴在飞机上认识到这一点，改变路线去了尼加拉瓜，一直呆到事情解决为止。与此类似，胡安.大卫.奥科阿说并没有付钱让诺列加保护自己。看起来诺列加真的是打算在麦德林麦集团到达时将其一网打尽，以取得禁药取缔机构的信任。“据我所知，”奥科阿说，“他（诺列加）与毒品买卖毫无关系。”但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他参加了毒品交易呢？

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我们谁与美国产生了矛盾，诺列加就是你最好的律师，只要你宣布反对他，你就自由了。

胡安.大卫.奥科阿，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前线节目》，2000年

在麦德林，我曾经问过奥科阿家族这一问题。他们是否付钱给诺列加要求保护呢？“没有，那不是真的。”乔治说道，然后路易斯插话，进一步补充道，

这不是真的。我是这件事情的最好证人，因为……我是这件事的一分子。全都是胡说八道。诺列加与这些人（奥科阿家族）毫无关系。有一个叫麦洛的上校说过，诺列加处于中间位置。而且，麦洛说，对了，他不仅从（奥科阿家族）弄钱，而且从很多人那里弄钱。

那巴拿马权力阶层中有没有人保护你们呢？

是的，有。但不是诺列加。诺列加在追捕我们，想抓住这些人（奥科阿家族），并把他们送到美国去……（那时候）达里恩丛林区的药厂已经被捣毁了。有人问麦洛中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诺列加很不诚实，他将会出于一些政治原因去往法国和以色列，处理一些国家事务问题。所以他让人民去打击诺列加，杀死诺列加。他是二号领导人物，这样他就可以掌权了。他想要获得权力……麦洛想让人杀了诺列加。

哦，哦，看起来入侵巴拿马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听说的那样，是因为诺列加贩运毒品，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他失去了权力，对于美国再也没用了而已。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可卡因行动组前任领导人查尔斯.古腾森认为就是这么这情况，

巴拿马发生的真正情况证据不断增加。诺列加变得越来越反对美国，美国也非常关注他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他会不会突然转向，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你们为什么不进入巴拿马呢？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打交道了”诸如此类的话……这些都是政治。给诺列加定罪，逮捕和起诉只不过是一种工作，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结局。

那么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不是为了阻止这个家伙买卖可卡因呢？

不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原因……他现在在监狱里，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样做肯定是最简单的。这有点象卡蓬下台的时候，抓他的罪名是逃税，而不是因为他是暴徒。你必须做的就是除掉他，怎么做都可以。就象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美国入侵巴拿马是为了什么？”原因不是为毒品。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列加与毒品无关，或者说他不应该被投进监狱。他与毒品有关，进监狱也是罪有应得。只是说可卡因并不是他进监狱的原因。贩运可卡因的名声非常之臭，哪怕有一点合谋的蛛丝马迹也足以激进人们的怒潮，在政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诺列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任何一个拉丁美洲的政府如果因为名誉不佳而倒台，推翻它的头一个指控就是这个政府与可卡因买卖有关。在我为本书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对于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政府的各类指控层出不穷。1999年三月，有人指控安提瓜最高领导人维尔.伯德之子贩运可卡因。接下来的一个月，又爆出苏里南的领导人戴西.布特莱斯卷入此类事件当中。布特莱斯于1980年夺取政权，下令处决了十几位政敌，面对着叛军游击队的威胁，他凭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本国的经济。可一时之间，他就成为了一名恶棍。这并不是因为他残暴的人权记录，可卡因才是人们关注的事情。将一名本来就是蠢货的政客斥为蠢货起不到什么作用。可指控他们贩卖可卡因，人们就会坐好认真听你说。可卡因的报道总能抢站头条。

我这本书的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新闻界爆出一个轰动性的故事。据这篇报道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英镑钞票上面都沾有可卡因。这听起来让人惊奇：难道现在所有流通的钞票都被人用来吸毒吗？不是，如果仔细研究这篇报道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只有很少比例的英镑钞票被用来吸毒，但在流通的过程中，很多其它的钞票与这些钞票摩擦，于是也沾上了可卡因。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越象一个关于可卡因腐败的比喻。政治领袖不必亲自接触可卡因或者可卡因买卖，只要他与某些与可卡因有关的人相接触，突然之间他也变得不干净了。可卡因就象一种病毒，它会污染它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而这些东西接下来也就变得具有了传染性。可卡因来自古巴，卡斯特罗就成了毒贩子！来自海地，海地政府就成了由毒贩组成的！每个出现可卡因的地方，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任何地方出现毒品，只要沾上一点点，那里的民主就被腐蚀掉了。哥伦比亚警察局长奥兰多.佩那上校在1998年郁闷地说道，“毒品挣来的钱玷污了整个社会系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了。”一涉及到可卡因，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其本来面目。

禁毒之战本身也是受害者，因为它陷入一片充满了半真半假或者近乎于真实情况的沼泽之中，人们无法辨别那些是真实的反映，哪些是歪曲的反映。一名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杰泽斯.詹姆斯.安格莱顿曾经对于冷战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将其称为“镜面荒原”。可卡因政治也是一样。真样是什么？我在哈佛时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他就这一问题给我举了一个绝妙的例子。

1986年，我为《华尔街时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第一次可卡因大流行的教训”，令我惊讶的是，此后不久里根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引用了里面的内容……这事就发生在伦.拜亚斯（马里兰大学篮球明星）死（于可卡因中毒）前不久，我说道，“（可卡因）将会减少并消失，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在减少这种物品时会不会对于社会造成损害呢？我们会不会把少数民族变成代罪羔羊，会不会消灭内城区”会不会做我们在第一次减少毒品过程中所做过的所有事情呢？”所以我说这并不是可卡因是否能够减少的事情，而是在我们试图阻止它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自己的问题。而总统只读了第一部分，也就是“可卡因会消亡”的部分，而没有看到第二部分。

禁毒斗争中也充满了这种情况。看看秘鲁或者玻利维亚清除古柯的统计数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或者看看提纯可卡因婴儿，或者可卡因导致的暴力活动的故事就可以了。或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几岁的孩子使用提纯可卡因，或者入侵巴拿马的情况。所有的事实都多少失去了本来面目。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摘自《西半球事务局字幕新闻》

自1995年以来，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采取了积极的毒品作物清除和禁毒活动，并采用了替代作物发展计划，两国的古柯种植量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六和五十五。主要由于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禁毒品计划取得了成功，现在安第斯山区的古柯种植活动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由游击队和准军事武装控制的地区。

2000年八月十六日。

这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此。但说古柯是由于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取得成功，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事实更有可能是秘鲁和玻利维亚清除活动的成功是由于古柯已经移到了哥伦比亚。同样，这则新闻给人的印象是对可卡因的战争取得了某种巨大的成功（分别减去了百分之六十六和百分之五十五，真的很棒！），但事实是美国街头可卡因的价格和供应量六年以来一直保持平稳。根据滥用毒品警示网络（DAWN）统计，与可卡因有关的紧诊病例从1990年的80，355例增至1999年的168，763例，翻了一倍多。同时，美国初次吸食可卡因的人在过去六年间增涨了百分之六十三。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还没有到达最高峰，最高峰时美国有一千零四十万人初次吸毒（请注意那是1982年的事情，而不是八十年代中期皮下推注提纯可卡因的时代。看起来美国国内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下来。但正如《美国国家毒品控制战略2001年年报》中所说，“尽管在1992至1999年间美国的家用可卡因情况稳定了下来，但随着犯罪普及率和可卡因和提纯可卡因产量的提高，使得可卡因在城市和农村的供应量提高了。……到1998年共有934，000名新的可卡因吸食者，而1990年时只有683，000名新吸食者，这就意味着从1990年到现在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根据“监测未来计划”的研究，儿童使用可卡因的比例也在上升，相比1992年，八年级学生吸毒数由2.3%升至4.7%，十年级学生由3.3%升至7.7%，而十二年级学生由6.1%升至9.8%。

英国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可卡因的纯度由1998年的平均51%提高到了1999年的63%.同样，伦敦街头一克可卡因的售价由二百英磅跌到了不到八十英磅。过去八年间被抓到的可卡因毒贩子上升了五倍，而“在死亡证书上提到可卡因”的死亡人数也上升了相同的倍数。仅仅1998-1999年一年间，二十至二十四岁年龄段的吸毒人数就多了一倍。我们做得并不比美国人强，对吗？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全世界可卡因的潜在产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从1996年的950吨降到1999年的765吨。这太好了。但为什么吸毒统计数字却会上升呢？价格为什么没有上升呢？为什么街上的可卡因的纯度还和六年前一样呢？为什么现在还那么容易买到呢？那185吨的减少量是怎么反映出来的呢？为什么国际警察组织在2000年九月份公布世界范围内的可卡因使用量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一倍呢？根据2000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家部门办公室发言人对新闻界的说法，

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赛尔今天主持仪式，庆祝查帕尔地区所有的大规律种植的古柯被清除掉，查帕尔过去曾是（请注意这个时间）玻利维亚主要的古柯种植地区。

真有趣，我十二月份时就在查帕尔，那里还有很多的古柯呢。为什么班赛尔要开聚会来庆祝古柯被消灭呢？这就是官员！我们取得了对可卡因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如此。

围绕对可卡因战争的谜团众多，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将会找到一种解决方法。镰孢菌是最新的可选技术，但还用过其它的东西。在古柯上面撒过蛾子的蛹，使用药剂来减少人对可卡因的需要量，给人种可卡因疫苗。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是解决滥用可卡因问题的方法。一切听起来都很可信，而是都是由严肃而知名的科学家来推行的。但一用到可卡因上面，所有的技术都被停止了，哪一个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虽然它们能够有所帮助，但现在，而且以后对于这一问题也不会有“解决办法”。灵丹妙药永远不象看上去那么灵，不是吗？

在这些包围在禁毒之战周围的种种错误信息和骗局中间，同样隐藏着一些错误的指责，认为我们尚未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我们并不真的希望胜利。有些诽谤者说，禁药取缔机构如果真的努力是能够消灭可卡因的，但如果真的消灭了可卡因，禁药取缔机构就没有必要存在，所有的人都会失业。有批评家说，美国海关是美国国家机关中唯一一个赢利的部门。也确实如此：海关通过没收走私犯的财产并将其拍卖自给自足，还能有些盈余。我在洛杉矶遇到了唐纳.沃伦，作为首席原告，她将中央情报局告上法庭，指控其他们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的合谋，她告诉我说，

我觉得他们并不真正打算阻止这种活动。你会吗？你真的认为那些几百万几十亿赚钱的人会想阻止毒品买卖吗？这个社区（洛杉矶中心南区）里没有人想这么干。你难道认为他们不能到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去，给他们提供一些真正的选择来取代古柯在他们社会中的位置吗？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得到。

沃伦觉得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取得禁毒之战的胜利，原因在于毒品能让黑人服从他们。这是真的吗？不是。但的确存在一些证据，证据禁毒战争是对政府有利的。

从传统上说，美国军队一直是远远躲开毒品活动的。但在冷战结束后，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没有了共产党，你怎么才能证明你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是有很必要的呢？突然间，军方决定打击毒品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中央情报局在越战之后也是这样想的。联邦调查局也想到了同样的办法。这方面的最佳例子莫过于在宾西法尼亚州成立了一个新的禁毒机构，名为国家毒品情报中心，几方面都在争夺对它的控制权。这听起来象是个情景喜剧。

联邦调查局在威廉.韦伯斯特的领导下，决定也加入到禁毒执法活动中来。他们游说白宫方面，让他们与禁药取缔机构“共同执法”，结果得到了批准。美国海关发现联邦调查局变得越来越强大，于是也游说政府，要求共同执法，他们也得到了批准。现在是禁药取缔机构，联邦调查局和海关在禁毒斗争中成为三大主力。

这个时候，酒精，税收和火器局也宣布他们在“毒品与匪帮”领域中的领导地位，然后从公园巡逻队到农业部都决定有理由获得资助与毒品进行斗争。成立禁药取缔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避免与其前身麻醉品及危险药品局发生内讧，可现在它却发现，除了自己和美国海关之外，还有其它三十五个美国部门陪着它们，大家的目的都是打击毒品的威胁。然后中央情报局决定加入，负责毒品情报工作，因为他们一直就是个情报机构（听着有道理，对吗？）联邦调查局觉得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虽然他们只是一个国内的法律和情报机构，但他们开始向国外派驻特工（占的都是禁药取缔机构的名额），去进行调查和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在宾西法尼亚有个城镇，名叫约翰斯顿，这里正饱受高失业率之苦。约翰斯顿的参议员是一名叫做莫塔的共和党人。莫塔是军队筹款圈子里的要人，他设法筹到了四千万美元，要建立一个毒品情报交易所，前提是这个交易所要建在约翰斯顿。唯一的问题在于，谁来掌握它呢？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是不允许做这种事情的。莫塔设法保住了这笔军队的资金，把控制权交给了司法部。现在禁毒活动开始对于这个新的中心有了控制权。

联邦调查局想要加入进来。如果存在一个全国情报中心，他们觉得应该由他们操纵。而禁药取缔机构反对：毒品情报应该由他们来解决。“好的，”联邦调查局说道，“你们管理战术和行动方面的情报，我们负责战略情报。”最终决定由禁药取缔机构和联邦调查局共同控制新的中心。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这一中心也正如莫塔如愿，建在了约翰斯顿。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在情报机构中工作的。最终证明约翰斯顿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中心工作。于是大批工作人员由华盛顿调到约翰斯顿，来管理这个新的情报中心。前任禁药取缔机构可卡因情报组长查尔斯.古腾森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觉得这简直是个笑话。

这是一次政治拨款。这个中心之所以建在约翰斯顿，就是因为他（莫塔）希望给他的地区多一些就业机会，但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差旅费，只不过是试图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有些人需要从华盛顿特区开车三个半小时，就为了在某个地方赶一班飞机。而且你找不到需要的人，操作电脑的人之类的。你需要把他们引进到这里，付他们住宿费……禁药取缔机构准备扩大我们现有的情报行动组，我们需要找更多的人，结果这个中心变成了一个完全的独立中心，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这完全是浪费。

现在情况好了起来，由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没有收集情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把特工派到现场去），他们需要依靠其它机构为他们收集情报。但由于其它机构都忙着相互拆台，谁也不愿意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好东西。古腾森说，

这绝对是白费劲。就在我退休之前，我在那里由九月呆到转年一月。我和XX大吵了一顿，我想他是觉得自己能够把我赶出去或者怎么样。我到上面去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干起来呢？”我就说，“哦，联邦调查局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情报，你自己的情报中心也不提供任何情报”，然后我说“那我们干什么呢？”

到了2000年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宣布，某个声名显赫的墨西哥家族深深地卷入毒品之中。这个家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投诉，结果美国司法部长詹妮特.里诺不得不道歉，宣布美国政府对于全国毒品情报中心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当人读到这些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笑出来。因为美国政府并非在拖着不想结束这场禁毒之战，这类事情让人明白，有的时候禁毒之战涉及的并不是同毒品作战本身，而是政治。真正的悲剧是过去三十年间有五十六位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进行这场游戏是要死人的。而这个时候政客们则躲在家里。

同时，新闻媒体则有了口实，他们反过来又会为公众提供谈资，对禁毒活动大事渲染报道。结束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第一次采访归来时，我发现满眼看到的都是一大堆关于可卡因的头条新闻。九月份的《旗帜晚报》在头版上登出了一篇独家报道：

雅蒂们空运提纯可卡因毒贩

牙买加雅蒂匪帮将毒品零售商空运到这里，以加强提纯可卡因向伦敦西区中心扩散。据信，该岛国的犯罪“教父们”是这一复杂活动的幕后主使，在这一活动中毒贩子被送到伦敦，以便在索霍区街头和附近地区推销提纯可卡因。

《旗帜晚报》，2000年9月26

在一份《旗帜晚报》招贴板上登出了：法官为十二名提纯可卡因毒犯流泪。犯罪，黑人，儿童，可卡因，这一切听着熟悉吗？这个夏天基本上成了大肆宣传可卡因的日子了：出现了一艘潜艇，对此《独立报》报道说，“毫无疑问，潜艇上装有鱼雷（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稍早一些，六月份的时候，一张前肥皂剧明星达妮埃拉.威斯特布鲁克登上了头版，整个国家为之震惊。二十六岁的威斯特布鲁克因吸食可卡因，致使鼻中膈彻底被破坏。无论我到哪里，人们只要一知道我在写什么，就会问我这件事情。要吸入多少可卡因才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旦鼻子变成了那样，还有办法补救吗？很明显这个故事没有起到一点作用，让每个人都相信可卡因很危险，因为现在人人都认为她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入大量的可卡因才这样的，而他们反正是买不起这么多的可卡因。然而实际上，击穿鼻中膈并不是可卡因对人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反而被人忽视了。当然，不久以前还传来了卡米.拉帕克.包莱斯的儿子汤姆以前用过可卡因的消息，众所周知，汤姆是威廉王子的朋友。而查尔斯王子的朋友塔拉.帕尔默-汤姆金森也吸过毒。然后又出现了一些体育明星：劳伦斯.达拉格里奥，罗比.福勒，他在进球以后跑到受罚席附近跪在地下做出吸食毒品的运作来庆祝，为此他被罚了一大笔钱。同时，在对德国国会大厦实验室的二十八个蓄水池的进行检测发现，有二十二个里面测出了可卡因的痕迹。这说明了什么？可卡因是一种富人，名人，有魅力人用的毒品，用得太多会伤害鼻子。抽它是不道德的，但并不危险。

到了秋天，在对于可卡因的大肆宣传中，一群受到误导的政客又打算打一打“毒品”牌。这一行动的背后是非正式的内政大臣，安妮.威德考姆。“毒品就象癌症，威胁到我们的未来。”在十月份时她在保守党会议上这样说道，然后她向那些洗耳恭听的听众们保证道，“我们绝不容忍这种对于当代社会的最大打击，我在岗期间就要做到这一点！”她在新政策中宣布，引入对于持有大麻者实行当场罚款制度，累犯要被推上法庭，即使所持大麻“数量极少”。这种强硬的说法使在场观众起立鼓掌。而党派领袖威廉.海格也加入到辩论中，他告诉四频道新闻，“我们是领路人。眼下各种针对毒品威胁的努力都不见成效。所以我们是投降还是加大战斗的力度？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大战斗的力度。”

这些形象总是如此，不是吗？威德考姆将她的任期称为“在岗”，这个说法是一个专门的军事用语。而海格也谈到“加大战斗的力度”。这都是标准的与毒品作战的态度：一切都是军事形象，人们的想法是只要严格打击就能解决问题。（在美国有一度，纽约市长艾德.科赫曾经建议，如果美国轰炸麦德林市，就能解决可卡因问题。）即使癌症的形象也涉及到手术式的武装干涉，好象目前禁毒之战中的所有事情都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甚至是充满科学性的。但这作为慷慨激昂的措辞的确很棒：“向毒品的威胁投降？”威德考姆咆哮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们不会这么做”你难道不喜欢政客们使用的这种三行排比句吗？

当我在哈佛遇到历史学家大卫.穆斯托时，他就吸毒和立法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类比，

我将其称为父母式困境。如果你的孩子来到你身旁问你，“我能吸一次毒吗，就一次？”首先你当然希望孩子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你的反应是）沉默。然后你会强烈地夸大吸毒的危险性。如果这还起不到作用，你会威胁动武。然后你就成功了。我们在三十年代采取的政策就有这种强烈的父母性，第一，“我根本不想听你谈这件事”，第二，如果你吸毒，就会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第三，如果你胆敢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陷入第三个选择之中：“如果你敢去吸毒，我们就要做出一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因为惩罚越严厉，好像人们就越可能不去吸毒。但不幸地是，保守党人的强硬态度这次却产生了反效应，因为警察和社区领导抨击这一计划。甚至连一贯坚定的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都反对这一新政策，登出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威德考姆在天上飘着，一条标语飘在身边，上写“安妮.威德考姆，回到地面上来”，还登出了一条社论说，“绝不容忍”政策实际上说明她“绝无常识”，每年有五万人因持有大麻被警告，而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和一半以上十六到二十九岁的人尝试过吸毒。如果按她的做法，这些人就全都有了犯罪记录。这要花费多少钱？这又能起到什么做用？有人指出按照威德考姆的提议，将有七名影子内阁的成员会变成罪犯，于是这项政策被放弃了。

但不幸的是，公众习惯接受各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对于那些义正辞严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如何痛恨犯罪和热爱祖国的政客，人们总是愿意投票给他们。然后这些人入主政府，通过一些严厉的禁毒政策，这些政府虽然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会引发抓捕和禁毒活动，产生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反过来又会反馈给媒体，然后……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这种媒体和政治的炒作活动可以保证人们虽然听到很多关于毒品的风言风语，但对于其中的实情却知之甚少。到底发生了什么？对那些摸不着头脑的人，以下是一些事实。

可卡因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吸毒会影响到大脑，产生快感。酒精，尼古丁，咖啡因，大麻，摇头丸（亚甲基二氧化甲基苯丙胺，或称为MDMA），可卡因：所有带有特定神经学作用的药物都会使人们觉得快乐。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象阿尔道斯.赫胥黎写的那样，

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寻找，并能够适时发现一些休息的方法，以便逃避他们通常是乏味而极端不快的生活。他们需要一种休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进入永远的沉睡和狂喜之中，进入天堂或者视觉幻想的地狱。

《毒品论》，1931

的确如此，人们喜爱毒品。你可以抽烟，喝浓咖啡，喝下两大杯威士忌酒或者因为吃牡蛎喝香槟而兴奋不已，但结果都是一样，你会吸毒。人们过去做过这种事，以后也还会做下去。正如我在圣迭戈遇到里奇.罗斯时他告诉我的，“价格开得很高，周围到处都可以找到买（提纯可卡因）的路子。有些地方有四五家卖货的，但还是供不应求。美国人对毒品有着疯狂的需求。他们要个没够。他们都想飘飘然，而且他们一定能够飘飘然，有人保证为他们供货。”

但问题在于，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对于毒品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开始对其提纯。两千年前，很少有人会因喝酒致死，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蒸馏酒精。他们酿制的酒劲很小，什么东西也杀不死。如今，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买到各种颜色和口味的纯度为百分之百的酒精，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让人喝得一醉不醒。我们食用和饮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吃水果和嚼甘蔗很少会使人体重超标。但糖一旦被提纯出来，只要你把它一吃到肚子里，几乎立刻就会导致肥胖。科学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种种销费品进行蒸馏和提纯，以便使人们从其中得到最大的快感，用这种方法快感来得更快，也更有效。对古柯和可卡因来说也是同样。无论是嚼食还是当作茶喝，古柯本身并不危险。古柯叶中的可卡因含量很低，因此是无害的。但如果将可卡因从叶子中分离出来，吸入你的鼻孔或者注入静脉，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尽管可卡因不断提高，但人们更加习惯于获得更大的欣快感。为了寻找更高的欣快感，他们开始吸食提纯可卡因，因为它的快感更加强感。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危险的程度。

这就是关于可卡因的第一个事实：它使人快乐。由于它使人快乐，人们就会使用它。

关于可卡因的第二个事实是它其中并没有什么恶魔的种子，它仅仅是一种商品。虽然我们承认它是非法商品，但也还是商品。如果想要禁止这种商品的买卖，就得找到是什么在推动市场前进。可卡因市场的形成，与其它市场一样也是供求问题。我决定试试看能不能打破它的供求链，但做到这一点，我得找一名经济学家。我在网上寻找，以便锁定一名合适人选。我立即找到了一个：米尔顿.弗里德曼.洛克斯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学家。他在1976年作为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好的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他凭借否定梅纳尔.凯恩斯爵士所有的观点而闻名世界。他先后担任罗纳德.里根，理查德.尼克松和巴里.戈德华特的经济顾问……他与托马斯.杰斐逊齐名，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个中坚分子。

http://pw1.netcom.com/~garrrete/politics/friedman.html

另一个网站告诉我弗里德曼1976年赢得诺贝尔奖是因为“销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但它听起来觉得不错。在这一页的最下面有一条新闻说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合唱队以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很明显，弗里德曼就是个中坚分子。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非常和蔼。首先，我想知道可卡因是不是与其它商品，比如面包有些地方有不同之处，因为它是非法的。

没有任何区别……对于面包来说，需求方是消费者，而供应方是面包房。对于可卡因来说，需求方是需要可卡因的吸毒者，而供应方则是那些生产可卡因并将其制成毒品，并愿意提供给买主的人。基础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它在市场上的行为也和其它商品一样。

然后我又问他供应商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为了赚钱。你写书是为了什么？想赚钱的人很多，这是他们能够赚钱的最容易的手段，只要毒品买卖中有巨大的利润，除非你使用真正的严刑峻法，否则无法制止毒品……以沙特阿拉伯为例，在那里对贩毒的惩罚是砍断手臂。我敢确认在沙特阿拉伯可卡因的价格一定很高，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干这个买卖。但事实上，如果涉及到其它一些主要国家，例如美国，他们不会如此极端的。

我告诉弗里德曼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说美国的需要才是可卡因问题的动力，而哥伦比亚人的供货则不是。

他说得完全正确。在我看来美国禁毒活动最不道德的事情就是我们强迫一些国家，例如哥伦比亚，损失上千条生命，但我们却不能贯彻自己的法律。我们的法律中使用毒品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能够贯彻这些法律，那么就没有对于可因卡的需要了。

但你们做些什么才能消除这种需要呢？

我觉得消灭这种需要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毕竟有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尝试过消除需求，多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着这种尝试。禁毒经费也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但我们没有吸取教训，那就是这些查禁活动没有效果，事态是在变坏而不是变好。

这些观点与我采访过的每个毒贩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在我采访乔治.奥科阿关于执法活动对于毒品生意起到的作用时，他与弗里德曼的是完全呼应的，“这种做法把价格涨了上去。”提纯可卡因毒贩里奇.罗斯对于执法对供求关系的影响理解得很透彻，

当警方警察人手增多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更多的人，让这些人从街面上消失。但你猜猜可卡因会怎么样？可卡因会变得更加难找。猜猜它难找之后会怎么样。价格就会往上涨。价格涨上去了又会怎么样呢？更多的人就想加入卖货者的行列，“哦，两万美元一次，哦？昨天只有五千美元呢。我帮你干了！我想试一试。”所以又回到原来的情况，价格又会降下来，你又有了人手，警察会把他们再抓起来，局面不断升级……就象他们在洛杉矶说的，只要他们从角落里抓出一个人来，就会有另一个退后一步，等着补上那个缺。

2000年，美国监狱里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万。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这些人中五十万人是因为毒品犯罪而入狱的。回到奥蒂斯维尔，乔治.容格以他那种难以模仿的方式，回忆起这一问题的意义，

我们有他妈的法院和检察官，还有他妈的缓刑监督官，还有，人真他妈的多。圣迭哥城市改造中心（MCC），纽约城市改造中心，他妈的五千到一万人全都等着上法庭，到处都是他妈的公共汽车，面包车，火车，飞机，空运，他妈的—你看过《俄克拉荷马》吗？简直就象是乔治.奥威尔的旅行，全都疯了！把人在全国移过来移过去，就是因为没地方放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断把这些人运来运去，直到在某个地方为他们找到一张床才算完。联邦快运的卡车成天到晚地来这里，给这些人运来成包的牙刷和软底鞋，还有他妈的收音机，破烂。整天干的就是这种破事：大盒子进来，大盒子出去。这他妈的的花多少钱啊！所有的这些个东西？他们就是运啊，运的。那帮联邦快递的人。他妈的。谁在乎呢？

好的，你也许会认为毒贩子一定会反对现行的法律，毕竟是这种法律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问题是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眼下需求非常大，人们愿意冒一切健康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每克花六十镑去买这些货，全然不顾里面掺了一半的假。有这样的局面，供给是难以避免的。也许玻利维亚在清除古柯的领域做得很好，也许秘鲁也不错。但在哥伦比亚就有问题。如果给哥伦比亚十三亿美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在禁毒活动中有一个理论名叫气球理论。想象一个细长的气球里面充满了一半的空气，一端被系住。试着把空气挤出来，不管你挤哪里，空气总会从其它的地方冒出来。可卡因就象是这样。如果把秘鲁逼得很紧，气球就会从玻利维亚那里鼓出来，逼紧玻利维亚，古柯又会移到哥伦比亚去。再逼紧哥伦比亚，它又会移到别的地方去。安地斯山脉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地区适宜种植古柯，但并没有被用来种植古柯，毒品可去的地方还多着呢。我们假设南美洲的可卡因活动彻底崩溃，而古柯已经在印度，马来西亚，非洲，印度尼西亚以及台湾进行商业种植了……

不久以前泰国出现了第一株古柯。在华盛顿的禁药取缔机构总部，我问及此时，我的专家笑道，“那种古柯只含有‘蚊子屁股那么多的’可卡因，”他说道，暗含的意思是这种古柯不构成威胁。但虽然“蚊子屁股那么多的”可卡因看上去并不重要，如果古柯到了那里，总会想出办法在那里创造出更为高产的品种。看起来这个汽球已经在别的地方鼓了起来。

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法是立法机构不敢说出来的：合法化。里奇.罗斯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要用某种办法将其中的利润去掉。他们必须如此，使得可卡因不值那么多钱……可卡因不应该比一大包干草更值钱，无论种植还是加工都几乎不用花钱。但我们人为地给它付加上了价值。我们过去说它比金子还值钱。然而它是因为我们给他附加了价值而“变得”值钱的，并不是由于他真正的价值。就好象录音机值钱是因为它的作用，而可卡因值钱仅仅是因为社会给它赋予了价值。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价值去掉。把人关进监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你把人关进监狱只会使它更值钱，而且这是使它值钱的最好办法。所以最后政府要用某种方法将其犯罪性去掉，因为只要卖可卡因是一种犯罪，只要存在金钱，比如一公斤可卡因值一万，一万五千或者两万美元，就会有人去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价格越高，愿意去尝试的人就越多。

乔治.荣格也同意合法化。

让它合法吧。但要教育公众。不光是在电视上做广告。教育就是这种事的代名词。真白痴。有的人不愿意让它合法化。当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说“这么办吧”，他们却不做，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禁毒之战打了三十年。这真他妈的是疯了。禁毒之战使得毒品变成了他妈的巨大的怪物。

但我们离合法化目标是否接近了呢？奥科阿家庭认为合法化即将到来，但只有他们这么想。我问弗里德曼他认为可卡因是否可以合法化。“在可以预言的将来是不会的，”他说。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将投入几十亿美元去试图阻止一种实际上是无法阻止的买卖。过去十五年间，在阻止毒品入境方面，美国的花费显然已经超过了三千亿美元，是将人类送上月球花费的三倍。仅去年一年，美国联邦禁毒预演就达到188亿美元，是提纯可卡因横行时代的四倍。美国共计花费了四百亿美元。“想从美国社会政策中找出一个比禁毒战争失败得更加彻底的领域来，真的是件困难的事情。”《注射》一书的作者麦克尔.马兴写道。《烟雾和镜子》一书作者丹.鲍姆写道，“完全由于政府的荒谬作法，美国的禁毒之战是很难打胜的。”他接下去说，

三十年以来，惩罚性政策越来越严厉，而购买非法毒品却越来越容易，毒品的力量越来越大，大毒枭也越来越富有。禁毒之战的花费比贸易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的开销加起来还大，压抑的法庭机构，爆满的监狱，大量无辜死去的人，都将开销推到了无法统计的地步……禁毒之战极其昂贵，具有破坏性，而且总是无法完成对外宣布的目标，它已经成了政府极端愚蠢的行为。但我们仍然在坚持，说着战斗性的语言，制定战争开支，背负着战争的武器，并且承受着战争中的伤亡。

《烟雾和镜子》，1996

合法化看起来并没有离我们更近了，1999年华盛顿特区对于医用大麻合法化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刚刚开始计票不久，选票即被扣押，结果也被归于机密。“为什么？”投票者问道，但没有答案。几个月以后，一名法学教授要求将投票结果解密，他们找到了答案。结果证明国家首都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投票支持合法化，但计票的官僚们不希望任何人了解这一点。发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5年三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犯罪与司法调查局发生了全球可卡因研究的结果。这一研究的新闻稿中包含以下一些富于争议的内容

²通常情况下使用可卡因的人还使用其它一些毒品。似乎很少有“纯粹”使用可卡因的人。总体来说，在参与研究的国家当中使用过可卡因的人数少于使用酒精，烟草或者大麻的人数。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可卡因也不是造成问题最严重的毒品。

²对与可卡因有关的健康问题所作的回应，绝大多数人表现为不合作和出尔反尔，经常表现为文化方面不适宜谈论或是语焉不详。

²在很多情况下，教育及防护教育计划通常不能打破毒品的神秘，反而会引起人们的过分关注，同时强化现有的固定思维模式和错误的看法。

²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可卡因是非法的，但拥有足够金钱，并熟悉供货者的人还是能够买到可卡因。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犯罪与司法调查局可卡因计划报道小组称此项研究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可卡因研究计划”。但这一研究并没有得到合适的对待。而且看起来对于毒品的影响也不够大。在五月召开的世界健康大会上，一名叫做波耶先生的美国代表提起了这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话题。他说，美国政府一直

非常惊讶地注意到，这一系列观点似乎是在为使用毒品的正面作用辩护，报告声称使用古柯叶不会对于身心造成明显的伤害，声称咀嚼古柯叶的对于健康的正面影响可以从其本地传播到其它国家和文化当中，还声称生产古柯可以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

同时，美国方面

持以下观点，认为此可卡因研究报告证明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减害计划，并证明世界卫生组织与支持毒品合法化的组织有关，这一报告显示其对滥用毒品所作的研究计划被导向了错误的方向，

然后，美国提出了几乎赤裸裸的威胁

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与毒品相关的行为不能巩固业已证明的毒品控制方法，其相关项目的资金应被削减。

哦，不再给钱了。世界卫生组织开始倒车。他们对于这份报告这样说道，

代表了一些专家的观点，但并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业已公布的政策立场，同时也不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一贯的立场，即支持大会的计划安排。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报告的措词有可能引起误解，世界卫生组织现在的意图是不准备将其原样出版。世界卫生组织将进一步对于事态进行认真研究。

波耶先生针对这份报告的重要和客观性分析的特点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份报告“与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和严格分析的标准不相一致”，因此要对其进行某种质询。

世界卫生组织同意了。

一些禁药取缔机构的成员承认我们没有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理查德.汉纳在缉毒执法机构工作了二十九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庆祝同事退休的聚会上，他发现这位朋友自己独坐在桌边眼泪汪汪的。“你知道，”朋友告诉他说，“我在这一行里干了二十年，可我并不清楚情况是不是比我一开始干的时候有所好转。”汉纳做出一个结论说，“执行法律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句号。我抓人进监狱可以一直抓到九十岁，然后我也会象那个人一样坐在桌边眼泪汪汪地说，‘情况比以前并没有好转。’”

《经济家》杂志也同意这种看法。在一篇有关哥伦比亚计划报道的结尾处这样一段严厉的结论，

拉丁美洲为了毒品买卖付出了高额的代价，毒品从上到下腐蚀了社会。如果有可能减少这一代价，美国人不仅要关注毒品的供给，还要关注毒品需求。这意味着他们要考虑在国内采取其它的政策，甚至是合法化政策，这场战争是不能用直升飞机来打赢的。

《丛林中的泥潭》，《经济家》，2000年三月四日。

也许还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时间。大卫.穆斯托告诉我说，

对于使用毒品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看。一是在一些群体中对于毒品有着持续的需求，无论做什么这种持续的需求都存在。另一种看法是毒品使用是大幅度震荡的，如果你采取正确方法，这种震荡就会下降。这两种看法是不相容的。我的研究认为使用毒品的情况正在下降，但它是循环的。它不会完全消失，而会到达一个很低的水平……我所有的研究都证明毒品使用情况的下降是一个极其缓慢的渐进过程。即使它在渐渐消失，由于它非常缓慢，所以你很难发现。必须关注三五年的时间才能发现它在下降。如果你以可卡因第一次流行的时期作为标准，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拿它做标准，但如果你用它作标准，并试着去应用它，你就会得到一个四十五年的周期。如果你用1970年加上四十五，那就是2015年。所以，以史为鉴，我们还是有出路的。

也许到了2015年可卡因会最终败下阵来，就象是在二十世纪初一样。它是罪有应得。七十五年前路易斯.莱文写道，

最近几年间我看到科学家们中有些人由于渴望可卡因而产生了令人恐惧的症状。那些人相信通过快乐之门能够进入幸福的殿堂，他们用身体和灵魂为代价，去购买那短暂的欢愉。他们很快地穿过了不幸之门，落入暗夜的无底深渊。

《梦想国》1924

乔治.荣格也这么看，只不过没那么诗意，

需要用得更多才能兴奋起来，当你感觉不行时，需要用得更多才能兴奋起来。我吸毒犯过心脏病。它把你的身体撕成碎片。它毁了你的肝。它会毁了你。如果不让你发疯，也会毁了你的身体。毒品真的很危险。真他妈的邪恶。

这种毒品会去向何方？谁能说得准呢？也许唯一能够获得一点启示的办法是去看看它过去去向何方。但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十分擅长做到这一点，大卫.穆斯托告诉我，

你知道，我做这一行三十三年了，一名研究毒品的历史学家，可我并不真正觉得我和其它人有多大的区别，我希望有区别，但真的没有……我发现人们只有在某件事情出了问题时，才会对于它的历史产生兴趣。当人们觉得自己处在未来的大潮之中时，他们对于任何历史都没有兴趣了。实际上历史是非常烦人的，它总是在那里拉拉别人的袖子，告诉他们，“你有可能犯错误，我们不要做得很极端。”历史总会有一点让人扫兴。但一旦某项活动遇到了困难，公众就会开始问，“我们是怎么到达这种地步的？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道路？”

也许从历史中我们应该学到的一课就是我们应该多学学历史。当然，在我们上这一课时，乔治，里奇，麦科，艾德温和比翠兹都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为了一个问题大把扔钱，但这个问题用钱不能解决，而与此同时，执法特工们仍然在承受着伤亡。而圣乔治的庄稼也还在死去。

在用来为本书做调查的两年时间内我有三个月往返于秘鲁，美国，墨西哥，巴哈马群岛，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之间。当我来到秘鲁，来到我旅程的尽头时，我休息了一个下午。我觉得完全有理由休息休息：我太累了。此外一群蚊子咬烂了我的腿，而且昨天晚上吃的棕榈油沙拉象飞鱼导弹一样穿肠而过，使得我不得不大半天都蹲在厕所里。下午的天气真好，太阳就要下山，我还没有把挂在走廊尽头的吊床退掉。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吊床上，抽出一付耳机，放上一点音乐，把音量调大，决定再嚼一次古柯。我卷起一沓叶子，加上一点碱面，然后填到腮帮子里。没有什么异样。也许嘴里嚼的这东西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奇妙之处。难道南美洲印第安人四千年来真的搞错了？

我躺在吊床上回想着过去的两年时间。两年时间，完全投入了可卡因的研究。弗洛伊德，可口可乐，奥科阿家族，西蒙.特里尼达德和恐怖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里奇.罗斯，乔治.容格，威廉.戈尔登.莫尔提默，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魔术师埃迪，英国皇家植物园。坐在2242座位上的女孩。那些人们用来绑住绿色爬藤植物的绿塑料绳子。一时间我试图把所有这些事情理出个头绪来。

我坐在吊床里，沉思着这一切，突然间，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抓起记事薄，开始写道，

快到下午四点三十分时，这种生物碱开始产生刺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