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采访大毒枭呢？

读到哥伦比亚发生的事件时，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会见麦德林集团。由于卡洛斯.莱德拒绝给我回信，埃斯科巴和卡恰都已死去，那就只能见见奥科阿家族了。我决定和他们联系一下。每个我认识的人都告诉我这不是个好主意：凡是到哥伦比亚寻找可卡因网络的人结果全都学坏了。凯利委员会高级顾问杰克.布拉姆听说我想干的事情之后大为惊骇。

上帝保佑，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说话。我无论找什么理由，我都不会去哥伦比亚采访奥科阿家族，除非我上了足够的人身保险。哥伦比亚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尤其是你要询问的是贩毒方面的问题。不管你去问谁或者什么时候去问。那里非常非常危险。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布拉姆是圈内人士，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我必须认真考虑。在我看来，我有三种选择：一是上足人身保险；二是放弃哥伦比亚的航班；三是问问上帝我到底要做什么。由于最后一个选择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的出版商又一直话里话外地重复着一些词“哥伦比亚”，“去”和“现在”。我决定选择第一项：上保险。但不幸的是连保险也上不了。

我接触了几个负责高风险保险业务的代理商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遇到了麻烦。并不是因为保险金太高，而是不管我出什么价线，好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上保险。有一名绑架和赎金方面的顶尖级保险商给我的答复最为典型，“从保险业的角度上说，我觉得自己不打算参与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多米尼克的行程的确充满了危险……他以往的成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觉得这次旅行非常寻常，非常危险。所以从保险的角度我觉得收取多少保险金都不足以承担这一风险。”

但更让人担心的是，我有意隐瞒了到哥伦比亚去采访奥科阿家族的计划。我只是说我到哥伦比亚去采访某个“前毒品贩子”。没有任何保险，不管是旅行险还是其它什么险，这一行程突然间显得更加愚蠢了。所以同一个问题再次冒了出来：你应该怎么安排去采访一名大毒枭呢？

要小心谨慎，非常地小心谨慎。

四个月之前在纽约我遇到了一名记者，她给了我所有的答案。玛塞拉曾经在近十年时间内一直在报道关于可卡因方面的事情，她的关系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毒犯还多。八月的一天，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她交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单，让我到南美洲后给这些人打电话。这一名单包括了一大串哥前总统的电话，整个奥科阿家族的电话，还有罗斯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家族绝大多数成员的电话和帕布罗.埃斯科巴母亲的电话。这真的是一个重要而走运的突破。我一回到英格兰，就喝下两大杯酒，然后借着酒力拨通了奥科阿家的电话。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问我要干什么，我用我小学生般的西班牙语解释道我想和胡安.大卫说话。她把电话转到等待状态（在被转到等待状态时奥科阿家的电话会播放电子音乐，演奏的《娱乐家》中的曲子。）然后，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就是他。胡安.大卫.奥科阿。嗯，我没想到会这样。我用最自信的记者的语调向他解释说，我想安排对他进行采访。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明自己是谁，正在做什么。他有没有电子邮件地址呢？他回答说有。不能告诉我呢？回答是可以。然后他把地址告诉了我。我感谢他花时间和我说话，然后说了句再见。挂上电话，赶紧再多喝几杯酒。

一个星期以后我收了一封来自麦德林市的邮件：

嗨，多米尼克，我叫路易斯，多年以来，我一直是奥科阿家庭的好朋友。胡安.大卫给我看了你写给他的信，让我给你回信，他们愿意和你谈谈，你想知道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把债都还清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现在这个时候最好。

哦，这听起来机会非常好。我和路易斯互相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商定我到麦德林给他打电话。我到达的那天，给他打了电话。路易斯非常友好的提出转天早上七点四十五分去接我，这样我们还能赶得上吃点早餐。但我没听明白的是他所说的“吃点早餐”，是在“乔治的家里和整个奥科阿家族一起吃点早餐。”等我明白过来我们要去哪里时已是七点五十分了。此时，我已经坐在路易斯的越野车里，由于某种原因这辆车的车门重得难以想象，我们停在波布拉达区的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路易斯对着闭路电视的监控镜头说了几句话，大门划向一边，我们突然间就进到了里面。动作非常之快。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只要动作稍微慢一点，我就会搞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样我就会从车子里跳出来。

你觉得大毒枭家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坦克？穿比基尼的漂亮姑娘？面露猾黠之色的拉美人，下面顶得鼓鼓囊囊的夹克？你一定是电影看多了：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乔治的家很大，但并不是大得招摇。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上有座桥通向对岸一座迪斯尼风格的游戏室(奥科阿是个大家族，乔治有两个兄弟和五个姐妹，他们共有二十八个侄子和侄女。)几只长相奇特的鸟在池塘边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我们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二楼阳台上有人探出头来，对着我们咧着嘴大笑，“路易斯，到楼上来！”阳台上的人站起身来，热情的挥着手。他就是乔治.奥科阿。我突然间想起在上学时读过的一首诗，《了解阿道夫.艾希曼的全部》。那首诗列出了他所有的体貌特征：蓝眼睛，身高正常，头发正常，牙齿正常，如此等等，直到最后一行，诗人问道，“你想看见什么，獠牙吗？”我希望乔治.奥科阿长什么样子？有獠牙吗？也许我真的这么想过。他当然一个獠牙也没有。眼前只有一个咧着嘴笑着，向我挥手的快乐的人。路易斯和我也向他挥挥手，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柳条椅子上等着他下楼来。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全都开着，于是向里面飞快的看了一眼，非常令我失望，很明显没有枪。

乔治.奥科阿身上有一种手脚停不下来，略有些神经质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和那种智慧很高的人或者有多动症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他非常的和蔼，总是笑个不停，总是坐立不安，特别喜欢接电话（“他就象个被马蜂螫了人一样，总是嗡嗡个没完，”路易斯说，“就算我的电话响了，他也会去接的。）这种多动症状态使得对他的采访很困难，因为他总是时不时地跑没了影，有时话说到半截就走了，去干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整整一天他都在没礼貌地摆弄手边上的随便什么东西，主要是我小录音机上面的零件，带插销的接线板啦，加长导线啦，话筒夹啦。他总是不断传移注意力。但他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受访者，但他身上确实有一种热情，使人无法不感觉到他的魅力。在采访中间，他的妻子说，她也有一个小型磁碟机，和我用来进行采访的一模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种录音机放出来的说话声音。这个机器的音质怎么样？于是我们停止了录音，我递给他一副耳塞，把刚才录的对话放给他听。他立时有了反应：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象个孩子一样快乐得满脸发光，“太棒了，”他大喊道，“简直太棒了。”然后无论谁想听，他就把耳塞递给他。

但这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并没有使得采访变得非常简单。很明显，在我们整个见面的过程中他对于谈论可卡因的事情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实际上，随着我们采访的进行，他本人以及全家真正有兴趣的是饲养牲畜，特别是马和牛。所以，在我们坐在门廊里开始聊天时，非常自然他就会回到自己家族的最早的买卖——养马业。

乔治的高祖父阿贝拉多曾经是个商人，２０年代时曾经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过合同，为国家铁路供应枕木。

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他带着十四个孩子回到了欧洲，卖了一大群牲畜——山羊，驴，马，牛和猪（各个品种的），弄了一条船把所有这些牲口都运回了哥伦比亚。但有一头有望获奖的驴子在路上生了病，他不得不在纽约停留，他在纽约住了两个月，等着驴子康复，所有的其它牲口还都在船上，然后他继续航行，来到了巴兰基利亚，把牲口转上另一条船沿马格达雷那河逆流而上，他来到了一个小港口，皇家波多……

一条装满牲畜和移民的船？一条神秘的热带河流？这听起来就象打开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但故事到此就停止了。突然间一大群哥伦比亚妇女走了过来，我不得不一一认识她们。原来她们都是奥科阿的姐妹们，是专门挑选出来见我这个外国作家的。有人一一介绍她们给我认识，我几乎当时就把这些名字全忘了，只有一个名字除外：玛莎。这个玛莎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在１９８１年被绑架，后来在“处死绑架者组织”的干涉下被释放的那个呢？我没有胆量去问，但我后来得知，就是她。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又坐下来，但是乔治好象要接着讲故事时，他突然间换了话题，“嗯，”他笑着说，“也许我们得来点燃料。”这暗示着要吃早餐了。

我们一群人走进奥科阿家的厨房里，七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两个厨师在桌子上堆满了哥伦比亚的传统早餐：阿尔帕斯（玉米面包），蒜味辣肠，未经加工的奶酪，鳄梨，黑香肠还有咖啡。吃饭过程中乔治不断的时而站起，时而坐下，接电话，通过对讲机与来访者说话，边吃早餐边说笑话。我竟然在与全球首要通缉犯之一共进早餐！我发现自己在怀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感觉在本书调查的过程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我找不到合理的答案，我试着想和别人说说话，但胆怯地试了两次就闭上了嘴。这种表现真的不算很好。也许会变得更糟，我也许会吓得尿裤子。

我们刚刚吃完饭，有人就宣布我们要离开。去哪里呢？“拉洛玛。”有人告诉我，那里是奥科阿的中心。我真的是要进行全程旅行了。我们走向路易斯那辆装着沉重车门的旅游车。乔治一直是个极好的主人，他坚持让我坐在前面，他自己坐在后排。他刚一关上车门，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他就开始接着讲起半小时以前讲了一半的故事了，

从那个港口，他把所有的牲口都转运到了东南部地区。他不得不一路上修路。他引进了荷尔斯坦因种荷兰奶牛，赫尔希山羊，各种牲畜。他被授予当时的最高奖励，波亚卡十字奖章。从此以后养牛养马和放养牲畜就成了家族的一项传统。我们上学时每到假期都会到牧场上去放马。那时我十三岁，我哥哥十四岁，我们把一群小步马带到了美国，小步马是一种哥伦比亚当地的马，跑得飞快，其它的马，骑手根本觉不出自己在动。骑小步马就象是在开劳斯莱斯一样。

车一边开，乔治一边接着讲故事。他在学校时怎么样？“一般，”他笑道，“只是一般。”但这关系不大。奥科阿家族是一个庄园家族，庄园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直到七十年代初都是如此。

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４年时，我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生意，大麻生意。当时经营这种生意的人来自海边和另一个叫洛斯雅诺斯的地区，那一地区是平原区延伸出来的。那里的人经营大麻。那时哥伦比亚还不存在毒品问题呢。只有几个人在这里那里吸食大麻叶，可是不常见，那时候抽大麻烟的人被叫做“大麻烟鬼”，和瘾君子一样，都是那些精神麻木的人。只有真正瘾大的人才抽可卡因。你永远看不见抽可卡因的人，因为那是高级货。

乔治说，奥科阿完全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可卡因的。１９６５年，这一家族在麦德林市开了一家餐厅，以高祖父阿贝拉多在萨尔加的农场拉斯马格里塔斯命名。这家餐厅办得很好，不久就成了城市当中的高级场所。

（拉斯马格里塔斯）是当时城里最大最棒的餐厅。我们在那里能见到各种人，从早级行政官员到早期的毒贩子。最早的毒贩子总是习惯享受佳肴美食，而且习惯骑马，骑小步马。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赚了钱，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出去给自己买一匹真正的好马，所有在城里混世界的人都到我们这里买最好的马……桑地亚哥.奥卡姆波就是餐厅的最佳顾客之一，他总是从我们这里买马。

正是基于这两点：食物与好马，这一著名的农庄家族与哥伦比亚可卡因资金直接联在了一起。没过多长的时间，奥科阿家族的三个儿子就注意到可卡因生意当中的钱多得简直不合常理，于是他们停止了餐厅生意，转而经营更大的生意了。

但就在此时，采访又一次停了下来。汽车停在了一座巨大的钢制大门门口，机关转动，大门打开，迎接我们进入，然后我们开始顺着林间陡坡向上驶去。向山上开了半英里，我们从树林中穿出，眼前出现了马厩，一个小停车场和一个铺着地砖的放马院子。一匹美丽的栗色母马以车速的三倍从面前跑过，背上的骑手一动不动。乔治咧开嘴笑起来。“小步马。”他说道。农庄坐落在一个完美的地方，非常美丽，打理得极为干净。无论往哪里看，都能看到有人驯养马匹，操练马匹，给它们喂食或者洗澡。穿着马裤，戴着宽边帽的骑手和农夫走来走去。简直象是“万宝路”香烟广告的布景一样。我们坐下来，有人拿来咖啡，然后谈话继续下去。

那时候这种事（可卡因买卖）还没有被当作坏事情，因为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甚至包括社会最高层的人，都找这些人（毒贩子），试图把东西，房子和农场卖给他们。各种聚会和其它活动都邀请他们……那时的规模不象现在这么大……我恰巧遇到了这些人。当时这种事非常赚钱，我们那时很年轻，也很有野心。我们头一次是在１９７５干的。

这时，圣治走开了，路易斯填补上了叙述中缺少的部分，后来我发现与乔治不愿谈论可卡因问题正相反，路易斯非常愿意谈论这种事。

这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拿佣金的。他曾到美国去呆过一段，就象是去旅游，他和那些经常光顾餐厅的人有交情，他在美国也有朋友，因而碰巧会遇到了一些想买货的人。所以他做的就是打几个电话，与那些常到餐厅来的人联系一下，然后从中拿一些佣金。

突然间，乔治又回来了。“你在美国呆了多久？”我问他。“一年，”他答道。但路易斯插嘴说，“不对，还要长。”

“就是一年。”乔治又重复了一遍。然后两个人开始短暂地讨论了几句，“我们是１９７５年去的，１９７８年回来的，是三年。”路易斯说。“三年，来来往往。”乔治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这样的讨论后来在这次采访中成了一个很大的特点。路易斯说得越多，乔治说得就越少，即使乔治真的回答了问题，路易斯也会反驳他，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但后来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可以自然地把一些困难的问题回避过去。随着采访的进行，情况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奥科阿家族非常好客，但他们对全面公开家族在可卡因交易中的生活情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路易斯就是一个安全阀，通过他可以把一些狡猾难缠的问题过滤掉，同时又不显得无礼。有的时候，路易斯还会加上指导性意见，把运输可卡因的量和获利的数目说得少一些。当我问乔治第一次运了多少可卡因，乔治告诉我是一磅，而路易斯则解释说是“半磅，三分之一磅。”

这也许并不奇怪。奥科阿家族的人吹嘘他们运输可卡因的活动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回答运输了多少货或者赚了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时，他们的说法总是带有水分，例如“我们不管运输了多少，和现在他们运输数量无法相提并论。”或者“我们运得很少，五百件（公斤）总是最多的了，和现在不一样。”

同样，所有的暴力事件也无一例外地推到集团其它成员的身上，通常推到帕布罗.埃斯科巴身上。奥科阿家族不想做任何可能引起美国政府敌意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对他们有很强的敌意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一定会让禁药取缔机构的神经绷得更紧，这些人绝对有能力让他们的日子变得非常难过。我到此一年之前，他们曾经会见过一个美国电视摄制组，乔治和他的兄弟胡安.大卫都称赞美国（“我认为那是个伟大的国家……我非常热爱美国。”胡安.大卫这样说道。），而且他们还对自己参与可卡因贩毒活动表示了遗憾（“我只希望世界能够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乔治说道。）通过把自己描述为改过自新，一心忏悔的罪人，看起来这一家族正在准备重新融入社会之中。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1999年十月，他们最小的弟弟法比奥被控贩毒被逮捕，转眼之间奥科阿家族看上去显得与可卡因交易仍然有关。他们一心希望否认这一点，并且在美国插手之前使法比奥获释。道理不难理解，我曾在华盛顿见过禁药取缔机构国际情报处主任，他对我说得非常明白，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囚室等着法比奥到来。同样，对于奥科阿家族两名大哥的案卷档案也一直没结案，所以可以理解，这两个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有把握不得罪任何一位有权力来找他们麻烦的人。（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反复否认与反政府武装有关，并且总是吹捧美国的原因了。）此外，在他们看来，所有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的著述几乎都是不准确的。所以难怪他们有一点谨小慎微。

刚开始时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会见，他们能够解释到底是如何在八十年代进行可卡因买卖的，就好象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介绍他们的所作所为那样。但这有点过于乐观了：奥科阿家族和里奇.罗斯和乔治.容格不一样。这些人处在不同的层次上。他们对于问题极为警惕。怎么才能让这么警惕的人敞开心扉呢？冲着他们傻笑？用对付帕克斯曼的法子?我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继续费力地问下去。

七十年代中后期可卡因卖多少钱？这架骗人机器马上又转了起来。“在这里卖两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千美元。”乔治说道，路易斯又插话了，“不对，大概要卖七千美元一公斤，运费五到八千美元。”我们假设路易斯的数字是准确的。七千美元一公斤，再加上五至八千美元的运费，在美国的售价是28000-30000美元，这就意味着在七十年代末奥科阿家族一公斤至少可以赚13000美元。如果一架飞机运300公斤的货（按乔治承认的数量最多可以到达500公斤），而且货物由奥科阿家族自己提供，即使在故意少说的情况之下，这样一飞机的货就能让奥科阿家族赚上3，900，000美元。如果我们假设他们能够按照乔治所说的价格两千美元买入可卡因，这一价格看起来依然很高，我们可以估计他们每飞行一次能赚超过六百万美元。乔治没有透露他们一共向美国空运了多少次可卡因（根据一名写编年史的人估计，到1984年他很可能一星期有能力运送两千公斤！）但坦率地说，在这样一种赚钱速度之下，人会不会知足呢？这可是大笔的财富啊。你可以尽全力对可卡因贩子的道德辩护，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想，在七十年代贩运可卡因就象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样容易，而且会赚到这么多的钱，你会不会知足呢？

整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这一买卖高速发展。乔治说他进入这一行时不知道自己希望赚多少钱，但事业一旦运转起来，速度就会变得飞快。“买卖变得很大，最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如何解释自己在这一行里迅速成功的原因？这时路易斯又插嘴进来“（奥科阿）家族的买卖之所以做得很大是因为他们处事的方式，为他们总是被人利用，因为他们生性平和。人们就愿意围着这样的人转。”而乔治说的更理性一些。

当时没有竞争，因为不管做什么买卖，最难的部分就是销售。在我们这里，销售是有保障的……我们一定会出名，因为由于无知我们当时非常的显眼。而且我们在社会上已经非常出名了。这就是我们出名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最大的。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做得大得多，但他们不象我们一样出名。

好的，有些人做得比你们还大。但暴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暴力都是从哪来的呢？当然是来自埃斯科巴。令人惊奇的是，乔治看上去好象没有时间谈论这位以前的伙伴：“我们不应该和他一起做生意。我们是‘朋友’，带引号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尊重而不是友谊。他一辈子都是打打杀杀的，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打劫，抢银行，偷汽车，还干各种暴力的事情。”

但他们的确是伙伴对吗？他们两个属于同一集团，难道不是吗？

不，不。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联合会或者集团。这仅仅是一个美国人给我们的名字，为的是让事态变得更加显眼也更复杂。根本不是那样的……过去曾经有过合作，还和一些小组织一起做生意，例如帕布罗和他的堂弟古斯塔沃。他们会纠集起一些认识的人来，这些人具备某些他们缺少的本事，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用得上。某个人有关系，能把货从海地运到美国，诸如此类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唯一合作方式就是如此。

你的特长是什么呢？你整个过程中的哪个部分时参与进来。“我们全程都要参与。”

那天早晨遇到了玛莎，于是我很想知道关于她被绑架又被释放的事情是真是假。乔治承认是真的，她的确被人绑架过，但对于那些在足球场广为传播的，有关“处死绑架者”组织的故事他根本不屑一顾：“那些都是宣传，都是假的。事情真相是军队和警察帮我们把她救了回来。她保住了性命。而且我们最后还付了赎金。”于是，为了准确起见，我又问道，你们和‘处死绑架者组织’有什么关系吗？“没有，我们暂停一会儿好吗？”

然后他又一次离开了。他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谈及八十年代初美国执法部门的种种努力，也就是佛罗里达特别行动小组。他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倒是没有。“他们（美国执法特工）来到这里，只呆在一个地方，而把其它的地方全都忘掉了。这时人们都分头出击。这不过是动动脑子，开辟一道新路线之类的事情罢了。”

他们真的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吗？乔治摇摇头，咯咯笑起来。他说没有，他们只取得一点成绩，“就是把价格抬了上去。他们越打击这种买卖，这种买卖就越好。所有的贸易活动，宣传和广告全都是由他们做的。售价一直保持很高。”

这些话当中有很多真知灼见。据奥科阿家族自己承认，佛罗里达行动开始之后不到三个月，他们每公斤可卡因就可以赚到65，000美元，而不是30，000美元了。是不是所有的执法活动全都白费力气呢？平静荒原行动又如何呢？对此乔治承认，这一破坏行动有一阵影响到了他的运作，但他说麦德林市的人在突袭时能够提前拿到消息，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转移了。但他们没收的8.5吨可卡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说，那是在说谎。“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说，“发现的只是很多化学品罢了。”

我们又讨论了帕布罗.埃斯科巴和拉瑞.博尼利亚，乔治说，他们无力逃避自己死亡的命运：“（帕布罗）不听劝告。嗯，他听人劝告，但就是不重视。”乔治也同意，杀人之后产生了真正的麻烦。

“因为拉瑞.博尼利亚的死，迫害活动开始了……，当时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快跑，离开这里。’”

在此之后，政府又恢复了引渡条例，对此你觉得惊讶吗？“是的……”但这时路易斯又插话道。

我一点也不惊讶。政府做这种事情，是对于整个国家的极大不尊重，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他（乔治）说他惊讶，他的意思并不是惊讶，而是吓坏了。但我觉得谁也不会惊讶。谁都知道报复行动马上就要来了，而且是以最可怕的方式。

很明显，引渡条例是令人生畏的，但它代表了什么呢？乔治说得很简单，“最糟糕的情况。”这时他的妻子加入到谈话中，她对此也非常厌恶。“人应当在自己的国家受审和宣判。”奥科阿家族是不是觉得美国方面激烈的反应也许与围绕提纯可卡因出现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有关呢？“绝对如此。”乔治的妻子说。乔治也同意提纯可卡因比可卡因危险得多。“一个人用鼻子吸粉一次最多只能吸二至五克，要是人坐下来吸可卡因，一次能吸掉一公斤。”

在拉瑞.博尼利亚被刺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做出了暴力反应，结果导致麦德林集团的首领们逃到巴拿马，在那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建议，但为什么没有起到作用呢？

政府从来就没有兑现过他们订下的承诺。我们提出提议以后，刚开始他们都非常有兴趣，但最后他们就是不肯兑现。这就是他们永远无法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讲和的原因了，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不肯兑现前任政府的承诺。

和他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一样，乔治否认自己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有任何接触，他也不承认自己曾向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运输过毒品。他的确承认了埃斯科巴一定是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因为他看到过那些著名的西尔的照片。有消息称他曾付给反政府军一千万美元，使美国不再找他们的麻烦，但对此他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继续谈到了那些可以引渡的人，他说，那些人全都是帕布罗一手发展出来的。

他真的和那些人没有关系吗？没有。那么，被人指控犯下种种暴力罪行又是什么感觉呢？

很糟，非常的糟糕。我们和其它任何一个从暴力活动中活过来的哥伦比亚家庭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成为被引渡的对象。

那投降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出现的呢？

幸运的是，在某个时刻政府制订了一项政策。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死，要么被引渡。那时被杀比被抓住后引渡要容易得多了。所以，关于投降的法案一出台，法比奥就和另一个人就首先到司法机关去自首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条件。第一是你以后不得再从事可卡因买卖，其次是政府不会引渡你。但现在政府不打算兑现承诺，我弟弟在他们手中，被关在监狱里等待引渡。这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是无罪的，却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证明他是清白的，但是（如果他被送到美国），他就没有机会了。

我同意他的最后一点看法。如果法比奥被送到美国，他就根本没有机会了。在美国，法比奥被视为行刺美国禁药取缔机构线人巴里.西尔的幕后指使者，美国人非常想要抓到他。如果他到了美国，就不需要再买回程机票了。

我们简单地谈了谈最近签署的哥伦比亚计划，这一协议中美国捐资十三亿美元援助资金，并且向哥伦比亚派出军事援助，以便打击毒品问题。乔治对此不以为然：“这一计划将一无所获。这些钱最终都会进入政客们的银行账户。只会增加腐败而不会减少可卡因交易。”

这一计划会不会引起暴力活动增加呢？“绝对会的。”

我们如何才能阻止可卡因买卖呢？

将其合法化。这是唯一的方法。教育和让其合法化。历史实例证明这才是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谈可卡因的好处，这样做不好。我不吸可卡因。但这个东西就象其它对人无益的东西一样，酒精，烟草等等……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该如果阻止这一切，我想说的是：控制可卡因交易，为其立法，这样才能停止暴力。

你认为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当然，但这需要时间。”这时，乔治的大哥，胡安.大卫插话说道，“在禁毒方面，这种做法（控制毒品政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绩。只要有人想要，就总会有人愿意为其提供毒品。他们能做到的只能使售价居高不下。”

说到这里，乔治很明显是厌倦了。我本来也想采访胡安.大卫，但我开始提问时，路易斯说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们的看法一样，回答也都是一样的。”还有时间，但在此之前可不可以照几张相片呢？当然可以。乔治答道，他脸上又放出光来。你让我呆在哪里。我建议他坐在马厩拱顶下面的椅子上。但他突然固执起来，“不，我不坐那里。”他说。我奇怪为什么。“那样光在后面，照出来效果不好。”他靠着一堵墙坐着，我拍了两张照片。然后把乔治和胡安.大卫请到马厩门前，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我拍了三张照片后，他们不让我继续拍了。“这已经足够了，”乔治说，“我觉得这些照片非常的珍贵，对吗？”然后，采访就结束了。

我们握手道别，我钻进了路易斯的越野门里，我们向山下开去。

回顾这一早晨与奥科阿家族的在一起的经历，我真的想不出该怎样去解释他们。在美国这些人是人民的公敌，与那些纳粹的杀婴犯们相差无几。但他们在我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人。但我的确想到过，整件事情可能全然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一场操纵媒体的把戏，专门设计出来欺骗我们这样的傻瓜外国作者，以便为他们这个可卑的家族，写出一些稍微有点称颂味道的报道。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没有必要：我本来也没有写他们坏话的想法。我只是想要获得真相。在我看来，如果人们非常非常想把可卡因推到他们面前，他们总是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卖掉，而且总会有人给他们供货。奥科阿一家是卖了可卡因。而且卖了很多。但那又怎么样呢？

但暴力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的书中，奥科阿家族的贩毒活动可以原谅，但如果他们参与了八十年代对哥伦比亚造成重大打击的大规模暴力活动，那么他们就是罪有应得。但他们是不是真有暴力性，还是真的象他的朋友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庭？我无法确定。

然后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判断倾向于“爱好和平”这一选择。但为了理解这件事，需要把时间向回倒转十年，回到埃斯科巴向“正义”自首的时候。

对于埃斯科巴来说，监狱生活根本不算艰苦。作为投降的条件，他坚持要把自己拘押在自己的私人监狱中，这个监狱建在他的私有土地上，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亲手把这片地卖给了政府。监狱建在他的老家恩维加多，名叫天主教堂，和一般的哥伦比亚看守所完全不同。在周围的电网（实际上由他自己控制）里面有土地摩托车赛道，迪斯科舞厅，健身俱乐部，大麻种植园，地下导弹防空洞，还有两间牧人小屋，里面有女人供他个人享乐。所有的囚犯（他的手下同他一起投降）都有自己的单人囚室，里面录相机，电视和立体声音响一应俱全。埃斯科巴还装了几部电话和传真线路供他私人使用，继续行若无事地做着生意。禁药取缔机构估计他每个月从监狱指挥运送的毒品有一万公斤之多。只要在里面呆烦了，他会就离开。在他“被捕”一周年时，他请了一夜的假，跑到恩维加多的一家夜总会，在那里通宵饮酒，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到监狱。当他想到现场去看一场足球赛时，会有警察卫队保护他到足球场去。

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从他逃亡一直到进监狱这段时间，埃斯科巴一直靠向他手下的毒贩子收税来支持这场战争，这些毒贩按一定比例把自己的利润交给他，以便保证他们有权利继续进行毒品买卖。他在监狱里继续收税，在他看来，他单枪匹马地摧毁了引渡法案，使他们能够安全地卖毒品，他们欠他的人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

他的两个前任同伙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跳出来反对增加税收（他建议每人每月付给他一百万美元），埃斯科巴将两人折磨致死。这件事使得政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政府决定把他挪到一个合适的监狱去。

不幸地是，他听到了风声。

1992年七月二十二日，埃斯科巴走出了天主教堂，跑到麦德林市躲了起来。作为回应，政府发动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活动，通风报信的人可得到一百万美元。禁药取缔机构在这一数额之上又加了二百五十万美元，而费尔南多.加亚阿诺和齐齐.默卡达的家族也加上了一百五十万美元。转眼间，所有人都在寻找埃斯科巴。为了筹到更多的钱，埃斯科巴绑架的人数越来越多，又把他的战争税涨了上去，把那些拒绝交税的同伙都处决了。这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

正如禁药取缔机构国际行动组前组长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那样，

他把加亚阿诺的手下叫来，将他们折磨致死，因为他们拒绝缴纳战争税之类的原因。现在组织当中的其他人也都是赚钱的干将，他们会从这种做法中得到什么信息呢？“这个家伙疯了！他把自己最赚钱的干将杀了！他什么时候杀我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叛变的情况，他的手下人开始去敲罗德里格德斯兄弟和赫雷拉的家门了（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乔.赫雷拉都是卡利集团的领袖人物）他们说道，“嗨，我们不是打仗来的，这个家伙是个疯子。他用不了多久就要杀我们了，你们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人说“可以，回到麦德林去，你们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密切注意这个家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会为你料理这件事情的。”

卡利集团建立了一个小组，名为洛斯贝贝斯（即受帕布罗.埃斯科巴迫害人士小组），专门负责对他进行跟踪。贝贝斯悬赏五百万美元缉拿埃斯科巴，并且开始了一场残酷的计划，凡是为埃斯科巴工作的人，全部杀死。随着他的律师，杀手，同伙和家人不是被杀就是变节，埃斯科巴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孤立。

对于哥伦比亚警方来说，洛斯贝贝斯简直是天赐之福，他们紧紧盯住埃斯科巴的一行一动，而且愿意采取一切警方不可能采用肮脏的手段（绑架，谋杀）把埃斯科巴赶到明处。但是由于接受了毒贩领导组织的帮助，他们也为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各种更为深入的问题。乔.托夫特是禁药取缔机构驻哥伦比亚主管特工，他当然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潜在的危机所在。

刚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洛斯贝贝斯是卡利集团的组织。实际上我们为它击节叫好。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但逐渐我们把各种情况拼凑在一起，一切就变得很明了卡利集团在从中操纵。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成为了一个敏感事件，因为我们和哥伦比亚警方紧密合作，试图抓住埃斯科巴，而哥警方则在与洛斯贝贝斯合作。我们有时也会和贝贝斯接触，因为他们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消息。所以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我当然不愿意有人说禁药取缔机构正在和卡利集团达成一项协议，告诉你，我为了这件事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

另外一个为了抓住埃斯科巴而夜不能寐的人是雨果.马丁内兹，他正在指挥着警方来找到他。马丁内兹手下有一支哥伦比亚特别部队，名为精英部队。当我们在波哥大见面喝酒的时候，马丁内兹回忆起旧事，提到当埃斯科巴发现有这么一个组织正打算追捕他时，他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从电台上收到了第一次威胁，因为他知道我能听到他说话，他说要杀了我和我的全家。他说将会在一周之内消灭精英部队。那一个星期他用一枚卡车炸弹炸死了十七名警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枚汽车炸弹又炸死了十四个。他想把精英部队赶出麦德林市。政府与波哥大警察局的领导们谈话，问我们能不能撤出去，换另一种方法试试。但要把精英部队撤出去，这个举动实在太显眼了，我手下的军官和我本人都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想要坚持。我们继续追捕活动，我们需要有机会把工作坚持下去，直到结束为止。

鉴于抓住这个人承受压力巨大，再加上这个人臭名昭著，一些外国政府开始为精英部队配备各类军用装备，他们希望这些装备能够有所帮助。英国派来了一群空军特别部队教官来训练士兵；法国捐助了三角测量仪用来追踪雷达发射信号；德国捐助了专门用来追踪移动电话的设备；意大利也派来了反恐专家。每个人都想要抓到帕布罗。

在埃斯科巴逃亡的过程中，他以前的同伙把他落脚地的消息透露给警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渐渐地被洛斯贝贝斯除掉了。抓到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但是，警方首先要找到他。为了隐盖藏身之所，他总是坐在开动的汽车的后排打电话，这样即使精英部队真能追踪到他，当他们赶到时他也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做法让精英部队胡乱猜了好一阵子。

但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得以有效的追踪埃斯科巴，并将其锁定在麦德林市二百平方米的区域之内。但不幸的是，这二百平方米位于人口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地带，所以无法进行包围。马丁内兹的上司命令他撤退，但他决定他监听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离得再近一些。他将自己的三部信号监控车派到了发现埃斯科巴的那个区，让他们等在那里。说来幸运的是，一部移动设备车的指挥官就是马丁内兹的儿子，名字也叫雨果。

十二月二日早晨，通过他儿子胡安.帕布罗的电话接受《周刊》杂志的采访，胡安把记者的问题转述给他，然后他使用电话进行简短的回答，他每次回答问题就更换电话，或者更换地点，所以无法对电话进行追踪。由于行动小组彻夜蹲守，所有人都很疲惫，全都在车里睡着了，老马丁内兹回忆道。

那天行动小组休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睡过觉。但我当时醒着，十点钟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很短，只回答了两个问题就挂了，然后他就移到了另一个地点。我把雨果叫起来，告诉他，“追踪这个电话，他随时有可能再打一个。”他马上就冲到了街上，等着下一个电话。一个半小时以后，第二个电话打来了。雨果追踪到了这个电话。埃斯科巴给了我们机会，因为他说话超过了五分钟。他说了六分钟。

埃斯科巴还犯了另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并没有躲在移动的汽车后排说话，他厌倦了，钻到了一座房子里面坐下了。这样他不打电话时间过长，而且还成了静止的目标。机会来了。“雨果包围了那座房子，他一连包围了它好几次，以便确定这个地点是正确的。”马丁内兹回忆说，“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看到他在窗户旁边’这样我们就都有了把握，然后他说，‘叫突击组来。’”

埃斯科巴马上意识到事态不妙，“一定是出事了。”他对儿子胡安说道，“我要挂电话了。”但已经太晚了。

我当时在办公室里，突击组的组长在电台上对我说，“哥伦比亚万岁。”那种感觉真的是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我们没有再次失败。我一直经历的这种强烈的感情终于结束了，就好象把一座压在头上的钢琴一下子拿走了一样。我拿起一架摄像机，把警察局的主任叫来，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他。在发布消息之前，他叫我们去提取他（埃斯科巴）的指纹……但我们钻进汽车，打开收音机时，新闻当中已经播出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埃斯科巴已经死了……我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这个消息。斯蒂普(禁药取缔机构特工)，司机和我的保镖都在大叫大嚷，“万岁！”他们的快乐有点传染性的。我也开始感觉到一开始没有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欣喜若狂。我想赶紧回家去拥抱我的儿子。

再说波哥大这边，禁药取缔机构的领导乔.托夫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回忆说，

那大约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警察局的二号人物，专门负责这次追踪活动的瓦加斯将军给我打电话，“乔伊，”他说，“我们打死帕布罗了。”他非常激动。我挂上电话，跑到办公室门前，大使馆的走廊里，一个劲地喊道，“帕布罗死了。”我一直跑进大使的办公室，告诉他，“我们刚才把帕布罗打死了。”

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了全国，马丁内兹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埃斯科巴的妈妈已经在那里了。她冲进花园，看到一群人正围在尸体的周围，她挤进人群凑近看上一看。那不是帕布罗，只是他的保镖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她笑了起来，“你们错了，这不是我儿子。”

但她不知道枪战是从屋顶开始的，德.耶索斯之所以在地面上是因为他最后一刻从房顶上跳了下来。帕布罗没有跑到房檐边上。

当消息在波哥大爆发出来，汽车都鸣笛以示庆祝。全国的报纸上都写着“国王死了！”但就在中上层阶级庆祝的同时，社会底层的人却惊得目瞪口呆。对他们来说，帕布罗是真正的英雄，他付给他们福利费，并给他们提供各种政府不能给他们的东西。他也被视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一个典范，有许多人如果足够努力，将来也许能变得和他一样。他是一名烈士。在他下葬的时候，有五千名麦德林市民到来，他们冲到停尸房中，想去摸一摸他的棺材。接下来出就现了骚乱，帕布罗的妻子出于安全考虑被护送离开了。哥警方不得不在他的墓前派驻一支军队，整整驻守了一年。

路易斯并没有去参加葬礼。在从拉洛马送我回家的路上，在他那样装着厚重车门的神秘汽车上，他告诉我他恨埃斯科巴。埃斯科巴杀了路易斯最好的朋友，也是乔治的姐夫阿龙佐.卡德那斯，还试图绑架路易怀有身孕的妻子。这件事情打破了他心态的平衡。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所了解埃斯科巴的情况一股脑全都告诉了最想知道的人们，警察。他告诉我在追踪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他一直连续不断地为禁药取缔机构提供有关他下落的情报，直到埃斯科巴在1993年被击毙为止。消息的来源在哪？“是奥科阿家族告诉我的。他们为我提供消息，我则将消息向传递下去。他们知道我一直在干这事，尽管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干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我都会说出去，但他们还是及时为我提供消息。”

这可真有意思。照奥科阿家族的说法，他们不是那些制造暴力活动的被引渡者的幕后主使。如果把这件事和他们本身有意识提供对埃斯科巴不利的情报放在一起来看，倒真是显得非常说得通。但这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问路易斯他和谁联系。他告诉了我这位驻波哥大禁药取缔机构特工的名字。我回家以后，给乔.托夫特打电话，他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一直是哥伦比亚行动组的领导，他不仅证实确有其人，而且这个人当时就驻扎在哥伦比亚。

我在电话中对他讲了这件事，他说，

（此处省去五行。）

情况就是如此。

也许我把对奥科阿的采访搞砸了。也许我应该在与反政府武装问题或者拉瑞.博尼利亚被刺问题上再把他们逼紧一些。或者该仔细问问暴力的事。也许我太懦弱了。但我还是发挖出了一颗宝石：奥科阿家族，埃斯科巴的犯罪同伙，出卖了埃斯克巴。

这也算是罪有应得。

我们开车回旅馆的路上，我又问起了关于背叛帕布罗的事情：给警察提供情报，那一定非常冒险吧。你不害怕吗？你怎么保护自己。路易斯笑了。“我做的头一次事就是给自己买了这辆车。”突然间我有了一点意外的收获，我明白为什么这些车门会那么重了。我用手敲了敲客座旁的窗子，才头一次注意到车里面是多么的安静。玻璃有一英寸厚。我从路易斯的防爆汽车里走出来，走进旅馆，但我在麦德林市的采访还没有结束。

离开拉洛马之前，乔治和胡安.大卫建议说，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这场在八十年代席卷城市的暴力活动，我应该到城市以北的社区去看一看。他们告诉我，在这里，极度的贫困再加上数以百万的贩卖可卡因得来的现金，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受别人雇佣的人，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干。他们说正是这种人加剧了暴力活动。我有没有兴趣去见他们呢？当然有兴趣。那天下午有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我旅馆门前，驾车的是三个奥科阿的手下人，他们是我的导游兼保镖。我跳进车里，汽车向北开去。

说句实话：从感觉上社区并不危险，因为它们不是贫民窟。那里有电，有咖啡馆，还有酒吧。当然一切都有一些破败，但还没坏到什么程度。这些社区可能是属于某个地中海附近国家的国有房屋计划的一部分，也许是土耳其。不管怎么样，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奥科阿家族的手下一边开车，一边简要地向我介绍经过的大街小巷，很快一切都变得明白无误，这是个货真价实的地方。绝大多数夜晚枪战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我突然间觉得有点担心，但又一想，我是和奥科阿的手下在一起的。这应该是管点用的。实际上也真的管用：每一个人见到我这个拿着笔记本的外国佬，马上都警惕起来，直到一名向导说“我是胡安.大卫的朋友”时，大家才放松下来。突然之间，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愿意和我们谈话的人。在麦德林，“奥科阿”这个名字象是开门的钥匙。

麦克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非常愿意向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的过去。他是被招到保安这一行中是通过他帮会的关系，他的帮会名叫拉斯马查卡斯，是一个专门“偷汽车，摩托车，杀人之类活动的，你知道也就是干掉别人”的组织，他最后成了一名保安，为一名埃斯科巴杀手团的领导工作。他干这份工作一个月能拿到五百美元，这对一个连学都没有上完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笔财富。他告诉我刺客所干的事情，“我们假设有人从帕布罗那里偷了什么东西，帕布罗就会通知我的老板，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老板就会叫上我们，派出两三个手下去处理这件事。”

工作的时候麦克会和其它十一个保镖一起分乘两辆汽车，老板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后来洛斯贝贝斯出现了，老板告诉他们自己要保持低调，于是把他们全都送回了家。有一天，老板在一个牲畜市场上遇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通乱枪把老板打死了。麦克除了丢了工作，还要担心一些其它的事情。

老板被杀不久，他本人也被打倒在街上，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脊椎下段，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现在他坐在轮椅里，在房子的前厅里每天靠卖利沃特利尔药片（一种镇静药——氯硝西泮）过活。他花500比索进药，然后1000比索出售。这样他一个月收入140美元养活一家三口。他告诉我在街面上大麻烟卖500比索（大约25美分）一支，而可卡因（佩利克）大约3500比索一克，不到两美元。麦克对这些东西全都不以为然。

这种情况在他（埃斯科巴）的时代不会发生。当时这里有工作，没有人吸毒。大家都有钱，社会控制得也好，这里没有贼。人们相互尊重，刺客们都有收入。现在他们无缘无故杀人。我真的很尊重他，他对我们大家一直很好。他不让我们吸毒——希望我们都健康。我们都很爱他。他死了以后，这里所有人都没了工作，他是我们的偶像。

也许是的，但他觉得埃斯科巴真的是个好人吗？

从很多方面说是的。他犯过一些错误，用炸弹之类的东西炸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但暴力并不都是埃斯科巴造成的。他死了很多年，但现在暴力却增加了。

为了证明现在事情已经不景气到了何等程度，麦克告诉我现在只需要不到500美元就可以安排进行谋杀，也许250美元就可以。“如果有朋友不要钱也行。”他说。但人们如何安排谋杀呢？我问道。一名向导告诉我，这类谋杀的活动是在称为办公室的地方进行组织的。办公室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去。”我的司机说道。

原来办公室就是一间摇摇晃晃的独屋，它是在一幢破房子的屋顶上用木板钉成的，就在一过98号街的地方。有一条门廊，却没有门，窗子上没有玻璃，用黑布挡着。屋子里面有一群年轻人，年纪在十七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躺在偷来的沙发上看着一台黑白电视，吸着毒品。我们到来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就在我们买啤酒的时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帮会成员，他们是来盘查我们的。

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问道，“这是我们的地盘，每个帮会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们就呆在这里，因为如果我们站在街角，谁都可以打死我们。连警察也可以打死我们。”人们经常试图杀死你们吗？“有时候这样。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晚上，也可能发生在大白天。任何时候都会发生。有的地区比这里还糟糕。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安全。”你们这个帮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失业了，我们离开自己的房间，到外面来，如果看到有人戴着好戒指什么的，我们就去偷。”

这个地方原来住着的是一个刺客，名叫丹迪尼.莫诺兹.莫兹凯拉，外号叫“泰森”。泰森于1992年被枪杀，但他仍然因其暴行而闻名。当地还有另外一名刺客叫做拉.奇卡，他在1989年炸掉了阿维安卡的航班。这两个人非常受人尊重，看起来大家还有志向成为他们。他们都是重要人们，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忠实完成雇主交给的任务才到达这个地位的。这些坐在我身边的人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做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情，利用这种结果，终究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个重要人物。

在整个谈话中他一不断提到埃斯科巴。但在这里他们不用他的名字，而是叫他“这个人”。

在这个人的时代这里的工作很多，没有人吸毒。现在这里没有工作，所有人都在吸毒。在这里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他们不应当杀了他。他死了以后，麦德林所有的钱全都消失了。现在无论是在哥伦比亚还是麦德林，都再也没有钱了。我们也失去了工作，再也不会有象他那样的人了。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不可能为埃斯科巴干过活，但他们对于这个疯子的态度引起了我的兴趣。如果他现在还在这里，你们会为他工作吗？是的。如果这种工作中要杀人呢？“那也不会有什么区别。的确，他以杀人著称，但现在杀人的数量和过去一样多。所有人都认为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杀掉他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没有，他是被政客们杀掉的。”

如果我出一千美元雇他们杀人，他们会干吗？这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要杀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名人吗？有人同意出一千美元就干，所有人都说出一万美元就干。那么枪怎么办？枪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笑声：到处都有！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能刚满十八岁，提出去给我买颗手榴弹回来，只要二十美元就够了。你们在这里能买到手榴弹？我问道。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嘲笑我的天真无知。当然能买到手榴弹，在这儿什么都能买得到，只要你有钱就行。

“有时候警察把枪卖给我们，他们从某个人那里没收枪支，然后把枪再卖给另一个人。因为警察的收入很低，他们会把毒品从你这里没收，然后转手给别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混账！”这时候，说话的人一时冲动，从口袋里拽出一盒大号子弹来，“这东西是包治百病的好药！”

有一个帮会成员出去了两分钟，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包。他把纸包递给我，包里盛着大约一点五克可卡因。“这个值多少钱？”不到两美元。然后他又拿出一支枪来，大伙都怂恿我说，他们是认真的，不信就检查检查那枪是不是真的。没这个必要：它很明显是真的。有一个奥科阿的手下决心证明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坏人，他问道，“你们有多少人愿意不当杀手去上大学？”所有的手立即都举了起来。

最后，我们又绕道来到了蒂纳霍拉体育场，这个足球场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是埃斯科巴在八十年代末建成的。时间已近黄昏，没有人在踢足球。而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铁丝网后面的矮树丛下面逛来逛去。在足球场的后面我们遇到了也许是麦德林市最小的犯罪团伙。团伙的领袖是一个24岁的男人，他通过由三个比他还年轻的朋友组成的贩毒网络来销售可卡因和大麻。把收入加在一起，他们一天能赚150，000比索（大约70美元。）这些人认为埃斯科巴是怎么样的呢？“再也没有谁能象他一样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帮助穷人，他帮助人民。正因为如此他死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说这话的人在埃斯科巴死的时候一定不过九岁而已。）”如果可能你会不会为他效力？绝对会的。如果是杀人呢？如果他先给我们钱，我们就干。如果我想买点可卡因，你能不能帮我搞到？当然可以。如果我今天晚上就要50公斤你能不能搞到？这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开始相互推搡着，“先生，我们现在就能为你搞到，而且全是上等货。”

也许奥科阿家族是对的。如果你想了解充斥在哥伦比亚贩毒活动中的暴力，你就必须关注贫困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在这些街道中投入几百万美元，建立几个足球场，再提供一些医疗援助，你在这里就什么都能买到，连人心都可以买到。埃斯科巴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人们至今都还在崇拜他。但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所有的麻烦。这一地区的贫困问题依旧象八十年代一样严重，这一问题也许值得担忧，但可能并不令人震惊。如果在几年之内，这种暴力情况再度出现，会不会让人惊讶呢？即使在现在，暴力问题是否停止了呢？谁能说得清楚？

埃斯科巴的墓地坐落于麦德林市的圣山公园。我转天下午来到此处，天刚刚开始下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隐约觉得这种气氛很合适，但我说不清为什么。我们从某个地方搞到了几把雨伞，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被雨浸透的墓园，最后来到了这位麦德林市最大名人的安息之处。

这块墓地很大，上面盖着铁栅栏，栅栏中间长着很多明艳的蓝百合。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埃斯科巴实际上葬在一块双人墓地之中，身边葬着阿尔瓦罗.德.耶索斯，外号"柠檬"，他是埃斯科巴最忠实的保镖，在他的老板之前先到了那个世界。也许他在那边也会保护着埃斯科巴。

墓地的一头陈放着埃斯科巴的照片和他的生卒年月：1949-1993。生卒年月的下面是一段刻在大理石上的铭文：

MIENTASELCIELOEXISTA,EXISTIRANTUS只要天空永存，你的

MONUMENTOS,YTUNOMBRESOBRE墓碑即会永存，你的名字

VIVRACOMOELFIRMAMENTO会与天堂共存。

这个墓地选址极为美丽，俯视着下面的萨巴内塔小镇。之所以说它的选址很好是因为萨巴内塔正是圣玛丽亚利多拉辅助圣坛所在地，这里是埃斯科巴的刺客们最喜欢的朝圣地。每次杀人之前他们都会到圣坛参拜，给那个木门后面的阴沉的女人几个比索让她为他们点燃蜡烛。当他们爬上摩托车去追踪随便哪个他们奉命在那天干掉的倒霉鬼时，那支蜡烛可能还在燃烧着。

后来，一个以前当过刺客的人告诉我，虽然他本人没参拜过圣玛丽亚，但他的朋友们都信赖她：他们认为她可以让他们瞄得更准。

有一事实的确证明“有的人”枪法很准，在距离埃斯科巴墓地几英里的地方有另外一片公墓，名叫圣佩德罗。这里没有铁栅栏和蓝色的百合花，这里躺着很多十几岁孩子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埃斯科巴的杀手，要么是被埃斯科巴所杀。这些孩子被埃斯科巴从大街上选来，给他们一把钱和一大堆根本不需要的枪；这些孩子们还没有念完书，就被迫拜别了母亲，出去工作了。他们裤子口袋里揣着圣女玛丽的图片，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要干的这事情非常害怕，因此愿意相信任何有可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尸体被留在公墓门口，因为没有人付得起葬礼的费用。在八十年代末圣佩德罗公墓的十几岁孩子的尸体非常之多，所以即使那些可以识别出身份的人也没有地方写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地上面都编了号。

能够造成人们大规模死亡和遭受痛苦不能不说肯定是一种成就。我公墓处离开时雨已经停了，我心想，他的墓地也许是纪念他的一个好地方，但也许圣佩德罗才是帕布罗.埃斯科巴真正的纪念碑。也许这个地方也会与天堂同在。

虽然人们在庆祝帕布罗.埃斯科巴的死，但最终从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数量根本没有因此减少。那些行动的核心成员立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回顾追捕埃斯科巴时，雨果.马丁内兹说道，

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努力都值得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一直认为我们接到命令终结麦德林集团，实际上并不能停止麦德林市或者任何其它地方的贩毒活动。我们了解这一点。每个人也都了解。总统知道，部长们知道我们抓的不是毒品，只是一个发疯乱杀人的家伙。我们从来没想过通过这件事来消灭麦德林集团或者是卡利集团，就能够停止毒品交易。与此相反，毒品交易反而增加了。

有人指出贩毒活动的增加是由追捕埃斯科巴造成的。乔.托夫特回忆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哥伦比亚警察的聚会，是庆祝击毙埃斯科巴的，但他的心情却非常忧虑，

那种状态很别扭，因为我非常高兴，我的精力一直集中在帕布罗身上，所以那种感觉非常强烈。但同时我知道我们取胜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大战，因为在卡利集团和政府之间发生了那种事情。我坐在那里和那些警察庆祝，但胃里象打了一个结一样，因为我知道在那里庆祝的一些人在追捕帕布罗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走的非常近，而且他们还同时，或者有可能从那些人那里收了钱。这真的很糟糕，实在是太糟糕了。

尽管官员们否认与洛斯贝贝斯制订了任何协议，而事实上由于他们在追捕埃斯科巴的过程中与卡利集团的高级成员合作，警察和各高层政府机构已经被污染了。卡利提供了埃斯科巴的情报，作为回报，该集团在这一阶段内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样就给了他们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到埃斯科巴被击毙的时候，卡利集团已经掌握了哥伦比亚的可卡因活动权，已经不可阻止了。1994年，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他声称自己掌握着“为卡利的代言权”，他向总统加维里亚上书，说他觉得自己应该因为所有协助抓捕埃斯科巴的工作而应当享受特殊待遇。

卡利集团从前人的错误中吸取了经验。埃斯科巴和莱德都想参加竞选，而他们则在政治方面保持安静。卡恰和奥科阿成为公众人物，他们则深藏不露。一名同事最近刺杀了一名政府官员，罗德里格斯兄弟责斥了他。“在卡利集团里我们不杀人”他说道，“我们收买他们。”当然他们大造声势，说自己不会向麦德林集团一样有暴力性，随着埃斯科巴在1993年倒台，卡利集团从禁药取缔机构那里得到了一个外号，“较为善良温和的集团”。但外表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正如托夫特说的那样，

我觉得（卡利）和麦德林一样具有暴力性，只不过他们把谋杀隐藏了起来。埃斯科巴的时代，他会对某个人说：“我要杀了你”，然后他就把他干掉，并且留下名片，这样全世界人都会知道杀人的人是埃斯科巴。而卡利的操作方式不是这样的……埃斯科巴可以跑出去，把炸弹安置在街道上，一下子炸死五十个路人，包括修女和孩子，所有人都不能幸免。这对于政府是一种威胁。卡利从来不会这样干，卡利用一种非常隐蔽的行贿方式对政府造成威胁。

但卡利集团的确有残暴的时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模仿绑架玛莎.尼维斯.奥科阿的手法，绑架了克里斯蒂斯.圣塔.克鲁斯（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的女儿），并索要一千万美元的赎金。卡利集团做出回应，绑架了二十名左翼高层政客和工会领导，于是圣塔.克鲁斯被毫发无伤地放了回来。

卡利不仅比麦德林更加隐密，而且也更加精明。在美国，卡利领袖帕科.赫雷拉的领导的毒品分销生意做得滴水不漏。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向我讲到这种先进的分销理网络是一种恐怖分子的“小屋式”结构，各个小组（十至二十个人）完全独立，除了老板以外，每个人只认识小组里面的两三个人。这种做法减少了线人告密的危险。而老板从来不到距毒品或者毒资一英里以内的地方去，这样做就几乎不可能破获整个组织。鲍勃.尼维斯在华盛顿向我解释过，一次典型的查抄毒品活动可能会包括抓到一个由一地点向另一地点运货的司机，审讯工作可能会是以下的情况。

“你是谁？”“麦克。”“这是谁的可卡因。”“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从哈里奥那里接到的。”“哈里奥又是谁？”“我不知道，他总是用移动电话通知我。”“那他怎么付给你钱呢？”“他把钱放在汽车里，我去拿。”……通常我们一开始审讯这样的人时，就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其它人。他们只做单一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遇到另一个人，但那个人总是用个别名，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叫哈里奥，或者是杰拉尔多，或者文森特，或者“大伙都叫他波波”，此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分隔得密不透风。而且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洛杉矶，前任国际可卡因行动组组长查尔斯.古腾森承认这些人比以前的人精明多了。

卡利在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使得（追查工作）非常困难。他们会购买上百个移动电话，一个用上九到十天，然后扔掉。因为要追查某个号码，你想要监听某个号码，就必须抓住这个号码的规律，才能申请法庭令来监听它，但想搞到规律，时间总是不够。他们会使用袖珍式传真机，把它挂（在公用收费电话）上，然后给哥伦比亚打电话。哥伦比亚就会从另一部电话上回电，挂好传真机，然后把信息发过来。除非你知道他们将会用什么电话，否则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发送了什么信息。而监听传真是很困难的。你得有特殊设备才行。是的，他们的确很出色。

除此之外，实践证明没法被捕的毒贩进行审问，因为卡利集团总要保证这些人的家人都在哥伦比亚，如果有人故意走漏消息，他们的家属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想要搞清这样的人干了什么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但经常发生的政变证明，不管这群人想干什么，他们极端精于此道，尼维斯说，

1990年到1991年间，纽约警方捉到了一个大案子，抓住了帕科.赫雷拉的两个小队，逮捕了大约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电脑，硬盘和软盘，这样就可以追溯他们在90年和91年的交易活动了。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整理记录效率极高，看到他在这一时期内的活动情况，以及在两年之内他是如何赚到了四亿多美元的。这是两个小组，仅仅两个小组而已。我们都知道赫雷拉在迈阿密，洛杉矶和休斯顿忙得不可开交。这不就是个计算问题了吗？所以帕科.赫雷拉一个人做的毒品买卖价值很可能就在二十亿元左右。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生意规模也是一样的。

卡利集团在哥伦比亚的情报系统则更加令人惊异。在卡利集团内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罗德里格斯兄弟的注意悄悄进行。他们的手法非常精明，把全城的出租车全都买了下来，告诉司机们把城里所有外国人和警察的身份和住址向他们汇报。同时他们的计算机还与城市里的航班检票办公室，旅馆的预约系统和信用卡网络保持联网。他们还收买了一些退休高级警官，所有的航空警察和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顾问也被他们所收买。当哥警方突袭抓捕了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他们将他的电脑带走进行分析检查，发现他有一套电话跟踪系统，使他可以追踪和监听长途电话。电脑运行着一套关系分析程序，当他所接触的人拨打某个“热点”号码时，电脑就会发出警告。禁药取缔机构惊异地发现圣塔.克鲁斯能够窃听美国大使馆的毒品情报机密线路，只要有他熟悉的人使用他们的号码拨打这一电话，计算机就会发出警告。如此复杂的技术使得贩运可卡因活动到达了一种前所未闻的规模，到1994年，美国前任大使莫里斯.巴斯比宣布卡利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其利润超过了百氏可乐。

与它在贩毒业取得的成功相比，更加让人担心的是这一组织在哥伦比亚政坛中行贿活动的程度。到1995年时，有人统计卡利集团已经买通了哥议会中百分之三十五的议员。当有关他们全面买通哥伦比亚政客的指控出现时，一切很快变得显而易见，腐败已经沿伸到了最高层。

1995年，一些电话录音磁带泄露到了外界，磁带上录的是厄内斯托.桑波斯总统竞选主管人桑地亚哥.麦迪那与吉尔伯托.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的通话。通话显示，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竞选活动捐了三百七十万美元（当时大选非常接近，这一捐助很有可能最终改变了大选结果。）但桑波斯本人对此是否知情呢？麦迪那的回答是肯定的。1996年作为这一交易的中间中，一个叫费尔南多.波迪洛的人（国防部长）评论说，“总统不仅知道，而且他本人就是组织者，他是此事的发起人。”

竞选主管和国防部长因为参与这一活动而进了监狱，但总统却获得了信任投票，按照规定进行问讯的证据不足。1996年二月，他最终被控非法拥有财产和在竞选中舞弊，但再次被判无罪。两个月以后，美方再也没有心情看这些指控了，于是取消了哥伦比亚作为禁毒之战中的盟国地位，并有效地撤回了一千多万美元的援助资金。《时代周刊》将桑波斯登上了封面，上面挂了一面旗子，上写“毒品候选人？”对于了解哥伦比亚的禁药取缔机构特工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乔.托夫特对于这一事件评论道，

我不知道卡利集团捐了多少钱，但一定有好几百万。离开哥伦比亚时，我上了电视，将哥伦比亚称为一个毒品民主国家，我还说证据就是卡利集团为桑波斯的竞选捐助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我就坐飞机离开了……桑波斯当时准备控告我。我欢迎他来控告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直接面对这些证据……实际上，最后，即使他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否认，他还说，“我对此并不知情。”这当然是一派胡言，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

尽管桑波斯遭到国际媒体冷嘲热讽，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说他的政府在围捕卡利集团头目方面还是非常有效的。尽管卡利集团的几个大头目提出了几次和平会谈，但还是有七名大头目，包括何塞.圣塔.克鲁斯.伦多诺和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和帕科.赫雷拉在1995年被捕。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遭到引渡，所有人的刑期都在十年以下，这一事实又招来了指控，认为他们与政府制订了协议，他们是自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使自己合法化的企图，就象是奥科阿家族在九十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而区别在于，看起来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奥科阿家族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却有传言说，罗德里格斯兄弟，他们只需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获释，但他们仍然在监狱中指挥着贩毒活动。因此那种认为抓到了他们就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的声明是具有误导性的。乔.托夫特说，

到今天，哥伦比亚政府声称卡利集团已被绳之以法。我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觉得他们计划要做的正是这一点……他们用几年时间重新组织他们的行动，改变手法，更换人员，这样看上去他们洗手不干了，但实际上一切还在运行着。我能拿出的最好证据，在这一点上我和华盛顿方面的人产生了争论，我不相信有些华盛顿方面的人竟然这么他妈的天真。我能够拿出来证明卡利集团仍然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卡利集团的头子们就都进了监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要么被捕，要么向警方自首，如此等等。但在这一时期进入美国或者从哥伦比亚输出的可卡因一点没有减少。现在，如果卡利集团的头目完全退出江湖，可卡因数量本应大幅减少才对，至少暂时应当如此。但这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态都是在行贿之下安排好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的。

卡利集团是否在哥伦比亚全国的监狱里还有行动，这一点还有待讨论。这听起来有点学究气，因为事实上不管他们在还是不在，哥伦比亚以外的可卡因价格和供应量从来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影响。总有人在贩运可卡因。但如果不是卡利集团，那又是谁呢？

根据禁药取缔机构的看法，卡利集团解体之后，可卡因买卖也分崩离析，大宗的生产活动和大量运输已经不存在了，可卡因的数量减少，范围也更加分散。但这样看起来使得打击贩运活动变得更困难了——因为谁也搞不清坏人到底是谁。正如华盛顿情报局的主任告诉我的那样，

实际上国际禁毒执法部门成了自己胜利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对于主要的集团的确了解甚多。我们有个目标，或者象是在首领人物计划中那样，我们可以把整个情报组和行动小组都投入进去，针对一个组织，每六七个主管和特工盯住一个目标。而今天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现在非常的分散。所以，真的是个问题。

也许针对哥伦比亚可卡因生产进行的斗争真的成为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但看着我们所使用的关于毒品的数据，我们也许会想知道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我们成功了呢？如果我们谈论那些监狱里面关着的人们以及没收来的毒品，很明显在与可卡因的战争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查禁可卡因的目标定位于致力清除欧洲和北美街道上的可卡因，提高其价格，降低其纯度，这样这些成功本身就很难体现出来。但事态肯定变得更为复杂了。对于当前可卡因交易的情况看得越多，就越要承认这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神秘的。

但对有些事情所有人的看法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哥伦比亚过去仅仅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古柯膏并对其加以提纯，而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古柯原料生产国了。专家也许会告诉你这是有效取缔了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完全是垃圾。

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古柯开始在哥伦比亚生产是因为第一是可行的，第二是因为在本地购买古柯膏比派飞机从外国空运更便宜。这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古柯生产减少的原因。由于古柯与可卡因关系密切，古柯就等于金钱。据估计，哥伦比亚种植了122，500公顷古柯，估计可卡因年产量为520吨。与1995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我急于要看看这些古柯和可卡因，于是一直向南，去往巨大的古柯种植地，在哥伦比亚，游客是绝对不会到那些地方去的。

我来到哥伦比亚南部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市场，小镇的名称我不便透露，在这里，我雇了一艘汽船，小船载着我一直奔向可卡因贸易的根源所在。在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船主解开了缆绳，发动了挂在船外的马达，我们沿着这条淤塞的热带河流逆流而上，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向上游开了几英里之后，小船停在了右岸边上，我们向山里走了一小段路，遇到我们的联络人，他是一名二十五岁的古柯农，名叫菲力克斯。菲力克斯的家是那种开放结构的，包括一片水泥地板和一个波浪形的铁皮屋顶。他认真地选择住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收音机。只有房子的中央有一个封闭的空间，一间卧室，菲力克斯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同住。房间有一扇破门，一条绕在弯钉子上的旧绳子把门关住，这是用来防止森林中动物攻击的。房梁上挂着一张小吊床，床上盖着粗绵布，吊床里面是菲力克斯的小女儿玛丽亚。我始终没看到玛丽亚，没有那些围着我们打转的苍蝇打搅她，在我整个来访期间她始终安静地睡着。

我们坐在粗糙的木头椅子上谈着话，家里的另一个住户，一只名叫斯派克的宠物秃鹰在地板上跳来跳去，发出哀伤的悲鸣，直到有人用手搔它的脖子才停下来。我们从刚才爬山的疲劳中歇过来，可还是大汗淋漓，然后我们向屋子后面走去，走进山里，一直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梁上。人们从河流那边看不到这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这里的手工业活动使得菲力克斯和他全家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

古柯膏的工厂包括一片约十平方米的水泥地面，菲力克斯在地面上方支上了一块塑料薄膜以便防止太阳的暴晒。在空地的右边一条小溪顺山流淌下来。那里有两个大桶里面装满了可疑的化学品，一个自制古柯压榨机，把一个装55加仑的大桶削去一半，上面钻上眼，还有一个带木柄的摇把从上面伸出来。

菲力克斯制作古柯膏的技术与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做法有些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首先他把刚刚采下的古柯叶子摊在地上晒干。然后，半天左右的时间之后，他会看上两遍，用剪刀将叶子剪成小片，然后再在上面洒上少量的水泥粉末。我问他这有什么作用，但他也说不清。但很明显是重要的，因为他试过一次不加水泥粉，结果是灾难性的：无法生成古柯膏。直到今天我依然搞不清那些水泥粉是起到什么作用，但我没时间仔细思考这一点，因为菲力克斯动作非常快。

我把所有弄碎的叶子收集起来，放到这个大桶里面。然后我加入汽油，把它们泡上一天。汽油会把叶子当中的生物碱吸出来。转天早晨我用一个虹吸管把汽油弄出来，把汽油装入另一个大桶中。现在汽油里就含有生物碱了。但即使我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汽油都吸出来，还会剩下一些叶子，这时候就用得上压榨机了。我把叶子和剩下的汽油倒进压榨机，然后转动手柄把更多的液体挤出来，然后把这些液体和其它的汽油倒在一个桶里。

现在可卡因就在汽油当中了，叶子已经没有用了，可以扔掉了。但接下来就是下一步该做什么的问题了。50加仑富含可卡因的汽油基本是没用的，谁也不能靠给别人提供这么多的汽油谋生。还要进一步提纯。为了将可卡因从汽油中弄出来，菲力克斯加入一种弱酸溶剂，每厄罗伯（25公斤）一桶。由于与汽油相比，生物碱更易溶于酸，所以一旦进行搅拌，碱就进入了水中。又因为水与汽油不会相混，因此两种液体就非常好地分了层。

用一根破管子，菲力克斯把富含可卡因的水吸到桶里。现在他有的不是几百磅的叶子，而是几桶气味刺鼻的肮脏液体。下一步就是把柯卡因从水里弄出来，他是靠使用粉状苛性钠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苛性钠一遇到水，生物碱就开始凝固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用一块布来过滤，然后就得到了古柯膏。把古柯膏放在阳光下晒一会儿，然后用滤网过滤一下，它就成了粉状，这样就行了。”

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从来没见过菲力克斯那样的压榨机。但当我回到英国，又阅读了一些文献，发现了以下报道，该报道写于1905年，是关于当时制造古柯膏的方法。这一过程几乎一点没变。

将叶子捣烂，加入碳酸钠。将混合液在阳光下蒸发，所得粉末用苯或者石油醚提尽，然后加入盐酸溶液摇匀。再加入苛性钠沉淀，以释出粗制可卡因，然后在欧洲或者美国提纯。

美国药剂师，1905年四月，引自《可卡因》，斯皮兰斯

现在菲力克斯早就不必把成船的芭蕉或者桔子顺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了，在那里这些东西已经过剩了，他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几公斤古柯膏放在背包里，乘坐河里的出租船到镇上去。到了镇上，这些东西不难出售：古柯膏商人每个星期都到镇上来买，时间准确得就象钟表一样，同时通知他下次卖货的地点。这类交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两公斤古柯膏可以用背包背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卖掉，而“正当的”作物需要复杂的运输，而且即使能够卖掉，要几天的时间。但体积小并不是大家都愿意买这种货的原因。它还另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是眼下唯一所有人都愿意购买的商品。

在这个农庄里，以前我的爸爸，还有我自己，都曾经种过芭蕉和丝兰。我们过去曾经在“XX镇”市场里出售，因为那里过去有个公司从我们手里买货。但后来那个公司不见了。我们种了一阵子这些庄稼，但我们无处可卖，所以最后就我们就不种了。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种古柯，对吗？答案就是：因为我得靠它谋生。

菲力克斯虽然只种了两公顷古柯，但惊人的是他一年能收获六次，每一次都能得到1250磅的古柯。菲力克斯每次收割时都会雇他的两个朋友来，这样，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可以产出7500磅的古柯叶，生产五公斤古柯膏，这些古柯膏内含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可卡因，需要两个步骤才能最终变为盐酸可卡因。第一步是将其溶解于溶剂中，然后重新固化，使其变为“水洗古柯膏”内含约百分之九十的可卡因。然后再用一种非常纯净的溶剂再次洗涤，然后结晶成为盐酸可卡因。

这两个步骤都要在丛林深处的特殊药厂进行，菲力克斯也不知道在哪里。到了整个过程完成的时候，菲力克斯的五公斤古柯膏大约能产生2.25公斤的纯可卡因，在迈阿密值45，000美元，在伦敦值150，000美元。但这其中的大部分钱都没有落到菲力克斯的手里，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年赚五千美元。他告诉我，这在当时还算是高价呢。

我听说过有人企图停止供应这一地区提取可卡因的化学品。他对于这种事情怎么看呢？他笑道，“什么化学品？水泥？汽油，苛性钠？你开玩笑吗？这太简单了，酸稍微困难一点，但我们都用电池酸，这种东西在哪都买得到。我不知道这是种什么酸，但它用起来和硫酸一样。”

菲力克斯已经种了六七年的古柯，他说自己是这个谷地里开始最晚的人之一。他所有的邻居都用同样的方法制造古柯膏。实际上，当他们想做这种买卖时，他们聚在一起，请了一位专业的药剂师来给他们演示如果制造古柯膏。他的种植园如此之小的唯一原因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大量购买汽油和酸，镇上的人就会产生怀疑，他就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但他的朋友住在更靠上游的地方，他们的种植园大得多。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难以进入，警察不会跑到那么远去抓他们，所以他们是安全的。而菲力克斯的买卖由于离城里比较近，就不那么安全，他已经被抓过两次了。第一次警察们把他制作古柯膏的家什全都烧了，而第二次他被投进了监狱，不得不重金雇一名律师把他保出来。

如果抓住你持有古柯膏，那是很严重的，而如果你正在种古柯的时候，军队来了，他们只会告诉你把这些庄稼除掉。他们不会真的让你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发现了药厂，就会烧掉它。如果他们找到了古柯膏，就要么当着你的面把它烧掉，要么就把它拿走，结果他们自己也会把它卖掉。

他告诉我，如果他下次再抓到，他可能要面临被判入狱十二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你为什么不种点别的呢？他叹了口气道，

比方说我决定种玉米吧。现在，两袋玉米在市场上能卖50，000比索。卖古柯我能赚1，000，000比索，我要种多少玉米才行呢？大约二十袋。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就得烧荒来开辟土地，然后我还要买种子并且施肥料。而且玉米是一年一熟的。大约能出产两吨玉米。我还要把这两吨玉米顺着河流运到下游的市场去。用船运要走多少路呀！谁愿意为我运呢？整个运输过程要花去800，000比索。两吨玉米我能赚1，000，000比索。所以我干一年只能得到200，000比索（约200美元）。但一公斤古柯膏，我可以放在包里，随便坐上哪条最近的船就行了。而且古柯一旦种上，能连着长二三十年呢。

但关于古柯替代计划又怎么样呢？政府难道帮不上忙吗？

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借钱时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四。然后利率就涨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三十五，我们得按新利率来还贷款，而不是我们原来谈好的利率。弄得我们倾家荡产还欠一身的债。我们一无所有还欠银行的钱。我知道有些农民刚开始时借钱利率很合适，而且还有一名技术指导，但到了第一次还贷款的时候就没了办法。他们不得不开始卖牲口，最后全都卖光了为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不能继续买牲口，银行就把这些抵押品没收掉，他们失去了一切。银行全都拿走了。

在我遇到菲力克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一名种植毒品的农民的命运。就象我在见到毒贩子之前对于他们的想象一样，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一群邪恶的混蛋，他们不讲道德，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快速赚钱。菲力克斯令我觉得惭愧。生活给他的选择很少，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进行了深刻的道德反思，

我们试过，我们真的试过。我们知道这种东西给世界造成的危害，但我有孩子，如果我在监狱里呆上十二年，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我希望能够洗手不干，我过去养过鱼。我能够把鱼卖掉，因为过去镇上有个公司买鱼，靠这个我真的赚过一些正经钱。但此后我的邻居们也开始干鱼塘了。接下来怎么样呢？鱼太多了，没有人愿意买了。除非政府能够保证有人买我们种的东西，否则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很难对于菲力克斯处境中的不道德行径视而不见。他该做点什么呢？难道饿死吗？对于执法系统的工作方式我们也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对于生产古柯膏的最高刑罚是入狱十八年。而同时，罗德里格斯.奥里苏埃拉兄弟现在正在服的刑期分别为十年和九年（后者加到了二十一年），他们将在五年和十三年后被释放。

我非常高兴遇到了菲力克斯，而且他冒着一定个人的风险，下决心告诉我古柯膏的制造方法，对此我感到荣幸。但菲力克斯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禁毒品的立法者要想阻止贩卖可卡因的活动，就要对付上千名，可能是上万名菲力克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在哥伦比亚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击队。

不管你和谁说话，去往哪里，每个人都会认为大部分由哥伦比亚运出的可卡因在一个时期或者另一个时期内是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控制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组织，始建于1962年，致力于推翻哥伦比亚现存的社会秩序，用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加以代替，在这一体制中穷人获得土地，而富人只能得到应得的财产。在他们寻求权力的过程中，这一组织证明他们愿意使用种种手段，例如敲诈勒索，绑架，轰炸无辜村民，甚至向毒品活动征税，特别是向可卡因买卖收税。由于他们这种令人生畏的名声，政府军不敢冒险进入他们控制的地盘之内，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建立药厂的理想之地。他们已经表现出成为毒品买卖同谋的意愿，允许贩毒者进入他们的领地，保护他们的行动，以便分得一杯羹。事实证明这一协议对于毒贩与游击队双方都非常有利。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支持哥伦比亚毒品买卖的历史难以发掘。对此谁也不愿意过多谈论，而且谁也不知道到底开始于什么时候。但从没有记录的角度上说，每个人都毫不怀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幕后主使。

我更加急于到毒品买卖的总源头去看个究竟，于是我坐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南问的圣.文森特.卡古安，这里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心，也被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地区的首都，我到这里来会见南美洲最成功的游击队，并且向他们询问事件的情况。

但我根本搞不清该怎样靠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且进行采访。如果你直接指责他们为毒贩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会不会付之一哂，坦然承认？还是将我扣为人质，好好教训一番？或者干脆动武，将你一通暴打之后，逼你跪在一辆破卡车的后面，从脑后一颗子弹结果了你。所有这些选择看起来全都有非常可能。当我真正开始遇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游击队时，我发现他们全都非常专业，全都背着枪，而且常常是不只一支枪，我心里下定决心，这些人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招惹为是。

非常走运的是，我到这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88年，在当选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那领导下，哥伦比亚同意将42，000平方公里国土，比整个荷兰还大，交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换得“和平谈判”，条件是他们停止杀害和绑架来自这一地区以外的人。在这一非武装区域以内（DMZ），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不受政府的迫害。很明显这使得可卡因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将国家中这一生产可卡因的理想之地交付给一个筹集起资金来毫无顾忌的组织，这种做法不啻于为可卡因数量的迅速增长提高保证：假设政府可以给那个地方印钞票的人颁发执照，那么这一非武装区域内就得到了这种执照，只不过他们生产的是可卡因，实际上比印钞票利润还高。但有没有人会承认呢？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承认呢？

圣文森特是一个尘土飞扬的肮脏小镇，位于一非武装区域以西。每个我遇到的人都向我保证，在那里是非常安全的。尽管这样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到达的第二天晚上，邻近村里有两名警察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谋杀。除此之外，一切看上去都非常好。我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打了两个电话，又在他们的主要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给我安排了一次采访，被采访人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参与和平谈判的五名代表之一，一名口才很好的前任银行家，名叫西蒙.特里尼达德。象其它的人一样，特里尼达德住在一个名叫洛斯.波佐斯的地方，这里是与政府谈判的地点，由这里出发坐出租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一路上汽车异常颠簸。在那里，他喝了两杯水果汁以后，开始讲了起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透露确切的人数，但特里尼达德告诉我他们共有60个游击队阵线，分散在哥伦比亚全国三十一个行政区之中。他说，全国只有圣.安德烈斯和普罗维登斯群岛没有游击队阵线。在他结束了对这一恐怖组织进行的冗长介绍之后，我们又漫无目的地谈了谈几分钟时尚话题，然后他开始引入这一我不愿提及的主题。“好的。”他说道，“我现在打算说说可卡因。”特里尼达德还有些其它的话要说，我脑子里很明白有很多枪在保护着他，所以并不打算阻止他。

他开始简单但是准确地向我讲述哥伦比亚毒品买卖在六十年代的演变，然后转入正题，开始介绍哥伦比亚古柯的情况。他说，非法古柯在八十年代进入这一地区。有一件事他非常有把握，而且他一次次反复提到，那就是这里的古柯农不是真正的坏人。

种古柯是一回事，而制造可卡因又是另外一回事。哥伦比亚一直在种古柯，这可以追溯到哥伦比亚以前的印第安人时代，因为印第安人要咀嚼古柯。在亚马孙地区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北部都有食古柯的部落，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古柯不是可卡因。所以问题在于，谁把古柯制成可卡因呢？答案是全球的市场，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亚洲……农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被人遗弃，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缺乏教育和健康福利。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合法权力。他们被哥伦比亚政府迫害，被美国，被国家所迫害。战争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些都是真话。自从我遇到几名古柯农开始，他们使我觉得命运明显对他们不公平。就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于美国的反精制可卡因法令一样，真正为可卡因交易付出代价的不是那些有罪的人，而是那些穷人。我反问道，如果这项交易真的那么不道德，那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游击队向可卡因生产活动抽税，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们难道不是象其它人一样有罪吗？“我们向哥伦比亚的工业家们收税：银行家，工业家，商人，”特里尼达德说道，“而毒贩子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是的，我们的确向他们收税。我们向毒贩子收税，但我们不向农民收税。”

你们怎么向毒贩们收税呢？“毒贩子本身从来不到这里来，我们与他们的中间人有协议，他们要买多少（古柯膏）？中间人就带来这么多的钱从农民手中购买古柯膏。然后我们就问，好，你们带来了多少钱。这笔钱中的一定比例就属于我们。”

特里尼达德的坦率令我非常惊讶。我本来是预计要围绕毒品问题进行长时间绕来绕去的交谈，也许才能挤出几句毫无意义的回答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领袖，“神枪手”.曼纽埃尔.玛鲁兰达曾经宣布“游击队与毒品交易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1984年，就是这个特里尼达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五大谈判代表之一，承认这一组织从可卡因当中赚钱。

有多少钱呢？我听说每年差不多要有五亿美元？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这笔收入的确是资助我们斗争的经济来源之一，但不是全部……在禁药取缔机构，国家和哥伦比亚政府及警察的统计数字中充满了谎言。如果我们真象他们说的有那么多钱，我们现在早就执政了，因为我们可以把所有武器全都买下来。

你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我想你一定认为马克思不会同意你们的做法吧？（他停了很长时间），

这是生意。就好象销售酒精饮料和烟草一样。贩运毒品活动自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这种生意一向是非法的，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巨大的利润。问题在于是不是从银行机构里拿钱是道德的，而从资本主义买卖，例如毒品交易中拿钱就是不道德呢？……这是一项战争的原则，一项法律：游击队战士必须配备精良，保障得力，有充足的食物。

在我与特里尼达德交谈的过程中，他一次次反复提到古柯种植者的命运。他明确表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没有向种古柯的人收税的想法，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种植古柯是为了生存。他说，真正的坏人是政府，他们跑到种植园中，毁坏庄稼，将贫穷的农民投入监狱，让他们的家庭无依无靠。这不是简单的非正义，而简直就是不人道。难道政府不应该照顾他们的人民吗？政府为什么要抛弃人民呢？他说，为农民的庄稼找到市场出售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指责农民们种古柯。

我问道，那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是怎样通过让农民参与毒品活动来帮助他们呢？他说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并没有让农民种植毒品。实际上，他们还专门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决定种古柯，他们必须至少种上一些粮食作物，以防可卡因市场会垮掉。他们并不支持生产可卡因。

我们是世界毒品买卖的敌人。我们也参与到斗争当中，将哥伦比亚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商业和矿业为基础的经济系统……我们对此也有着计划：将被土地所有者垄断的土地重新划分。例如，将邻近城市的土地划分给农民。我们不仅要给农民以需要的土地，还要给他们所需要的金融信贷及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和需要的市场，以便帮助他们自行摆脱这种痛苦的经济状况。

不管你对他的计划和可能性持什么样的想法，特里尼达德有一点是正确的。人民种古柯的原因是缺钱。就是那么简单。但既然毫无问题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将来不久的将来取得政权，但这个国家似乎还有另一个次好的选择，那就是最近签署的由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在这一计划中，美国同意捐资十三亿美元的进行援助——绝大多数为军事援助来打击毒品的威胁。这十三亿美元除去购买其它东西，主要是用来购买63架直升飞机，并将其派给专门创建的哥伦比亚军队的三个营，以便“向南部哥伦比亚古柯种植地区推进”。

这一计划给我的感觉，就象与我说过话的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的感觉相同，就是它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活动，却不能停止贩运可卡因的活动。这一点我与特里尼达德的观点一致

哥伦比亚计划不是一个和平计划。和平计划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将外债和利息全部冻结上，比如说二十年时间。这样钱就可以投入到发展当中，工业，矿业，农业，建立起基础设施，解决土地民主化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派直升飞机和训练有素的军队，我们需要派来拖拉机，技工和科学家。让我们在自然资源中投资，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绿宝石，金矿，镍矿，投资什么都行。”这才叫做和平计划。而这个计划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只能把所有的事情越搞越糟。

所有人都怀疑哥伦比亚政府并没有把钱花在禁毒行动中，而是花在反游击队行动中，特别是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由于百分之六十的资金都是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来的，这一点看起来非常可能。但即使这一点并不是哥伦比亚政府的计划好的意图，这一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由美国训练，使用美国装备的哥伦比亚士兵来敲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大门，要求他们同意进入其地盘捣毁可卡因药厂，而这些药厂现在正为他们赢得基本的生活保证，如果这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会不会允许他们进入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允许，那就会出现麻烦。美国希望可卡因能够有个结果。可卡因药厂都在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这种计划会不会造成暴力冲突呢？我问特里尼达德：你们会不会阻止政府的军队呢？

我们当然会尽量阻止他们。这样就会发生激烈的战争。他们有各种技术，飞机，直升机，雷达，卫星。但的确这场仗会非常难打。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已经告知美国国会：“使毒品消费合法化，这样你们就能降低毒品售价，终止这种买卖。”

但你难道没有看出这样做会使很多人丧命吗？因为他们一定会来，一定会出现暴力冲突。不是吗？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最近玛鲁兰达（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领袖）对我们的一些指挥官说，“我们将有幸面对帝国主义了。”这是我们长官的命令，我们将有幸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很喜欢和特里尼达德谈话，尽管我们在一些观点上看法不同（我觉得很难相信马克思会同意某个组织打着他的旗号进行贩毒和绑架活动），我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有必要先为哥伦比亚的贫穷问题找到出路，这一点必须要放置在找到解决可卡因生产的方法之前优先解决。

我关掉录音机，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但我又非常心烦意乱：我现在身处一个不知名的所在，周围都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比我年轻许多，我突然想到他们为了自己的观点在几个月后就要去杀人，同时也被别人杀害。我向特里尼达德建议道，无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以及现任政府，和平谈判，还有可卡因问题发生了什么情况，我真心地，真诚地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使人最终被杀。“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此，但梦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再次握手，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由于他们从头至尾都非常礼貌，而且看起来也不象打算绑架我或者杀害我，同时我现在也无所畏惧了，我建议说我非常想到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的地盘上看一看他们的可卡因药厂。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吗？这个要求有点放肆无礼，但我觉得我真的有值得试上一试。结果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认为看到那些药厂你真的会学到很多东西。”特里尼达德说道，我们简单地谈了几句，看起来他愿意安排一个排的士兵护送我去雨林，去看看那些为世界提供非法可卡因的药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给他发电子邮件。我没有名片，所以把我出版商的名片给了他（如果你在写一本非常危险的书的话，一定要出版商的名片发出去，因为谁都知道出版商是不怕挨枪子的。）我们商定安排一次旅行，时间订在我一个月左右再回哥伦比亚的时候。

我一有机会就马上给特里尼达德发电子邮件，感谢他抽时间接受采访并提醒他我们之间约定去看药厂的事情。但没有回音：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又回到丛林中去了。有传言说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哥伦比亚计划的攻击。当你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战斗应该已经开始了。那时有多少人会死去呢？特里尼达德会不会也是众多死者中的一员呢？

可卡因不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毒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