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
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
——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红场上大雨如注，但数万名苏军精锐部队的士兵对此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军容整肃，准备列队通过广场，庆祝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胜利。十点整，骑着一匹白色牡马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发出胜利阅兵开始的信号。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佩戴军功章的军官们把缴获的两百多面德军军旗掼在列宁陵墓的基座上。阅兵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尽管胜利了，但苏维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国是靠无数苏联人的流血牺牲赢得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究竟流了多少血，军事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还在争论。与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苏联的人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战的尾声，苏军的人力资源跟德军的一样极为紧张。难怪苏联的领导层和专家对纳粹入侵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锱铢必较，却害怕公开人员伤亡的真实数字。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联损失了700万人。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该数字“升级”到2000万。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但即便是这个数字，现在仍有争议。一些俄罗斯学者声称该统计并不完整。事后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赢得的真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苏联解体后得到的证据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早先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的估计。当时官方估计的总损失为6790亿卢布。按照这一估计，该数字“超过了英国或德国的国民财富，是美国总的国民财富的1/3”。与对人员损失的估计一样，对物资损失的估计也同样巨大。苏联后来的测算估计战争的代价是2.6万亿卢布。
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胜利与宿醉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
战争也暴露了苏军各种丑陋和被压抑的方面。斯大林主义不仅使苏联人民深受其害，还令他们的体面与正派荡然无存。苏军的许多新兵都曾经是街头的小混混和贫民窟的儿童，从来没有养成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在数百万苏军官兵越过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时，其中有些人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疯狂地抢劫、酗酒、破坏财物、杀害平民和强奸。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这支军队针对平民和财产的暴行也是一再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历过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沉是由于许多老兵在回家后感受到的震撼与疲惫。刚从军队复员不久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来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看着把苏联人的战俘从德国运往西伯利亚的一节节车厢，突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生活中其他残酷的现实：挨饿的儿童、把农民的粮食充公、稍有违法就要坐牢。“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谎，”他回忆道——这指的是有关民众在战后的优越感和必胜信念的宣传。另一位老兵、未来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忆说，“事实证明，国内的情况要比我们根据道听途说想象的差多了，[与国外的苏联占领军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战争把国家完全给吸干了”。战争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有些地区失去了过半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出路并重新融入国内的家庭生活。与他们不同，苏联的战争老兵回去后要面对的是被毁掉的生活中的无数的悲剧、伤残者的痛苦和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认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伤残退伍军人”就有近两百万。就连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医院里挤满了年轻的病人。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1945年5月24日，在为红军指挥官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种情绪可以说十分明显，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认了。内务部特工和战时游击运动的组织者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忆说：“他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将军，就像是他抚养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会不会像他在战争中学会去依靠他们那样，同意与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些由党任命的高级干部）一起去治理国家呢？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以及苏联向欧洲心脏地带史无前例的推进，也使得精英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米高扬回想起自己因战时在斯大林周围再次出现的同志般的合作关系而感到的喜悦。他当时相信，不会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血腥的清洗了。他回忆说，那些与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对他有了好感并信任他的判断力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其他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军政官员中的多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人，不仅把斯大林当作战争领袖，也把他当作国家领袖来尊崇。在战争期间，“大国”（derzhava）这个字眼进入了官方的词汇。电影和小说颂扬那些面对内忧外患建立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俄罗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会上，苏多普拉托夫写道，斯大林提议“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其政权的无与伦比的坚忍与忠诚。俄罗斯人用他们“清醒的头脑、坚定与忍耐”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因而成为“确保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决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苏联官员，而是俄罗斯人。
当时在苏联新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开展了俄罗斯化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力，实际上，还有几十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西乌克兰人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讲俄语的东乌克兰的移民占据了他们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来的、牧首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采取措施争夺信奉天主教的边境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服从教皇权威、受梵蒂冈控制的东仪天主教的牧区。
俄罗斯人取代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提拔进国家机器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门。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统治机器发现，就如同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说的那样，“作为苏联民族之一的犹太人，现在成了一个异族族群”，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太多。这也就意味着，以犹太人居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苏联人”。甚至在苏军在波兰发现纳粹的灭绝营之前，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发动了一场秘密的运动，为的是从党和政府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证据，都被禁止公开。许多苏联公民都开始把犹太人看作懦夫，向后撤退时跑在最前面，到前线去就落在最后面。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怂恿和支持，基层的反犹情绪便像火一般蔓延开来。战后对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有计划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个苏联的公共机构。
从长远来看，对传统的象征与习俗的操纵以及官方反犹主义的兴起，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俄罗斯人歌颂伟大领袖，但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会觉得受到轻视，甚至可以说受到冒犯。许多官员和公众人物，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信念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斯大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纵将导致苏联官僚系统核心部分的分裂，只是那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看出来。
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构成了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与苏联精英之间的另一条共同的纽带。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苏联在各大国的同盟中唱起了主角，这让苏联许多高级干部都有点忘乎所以。就连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用帝国主义扩张的腔调说话了。他们计划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获取海上战略通道。1944年1月，麦斯基写信给斯大林和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认为苏联在战后必须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位置：要让欧亚国家无论怎么联合都“不可能”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麦斯基建议从日本那里吞并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他还提出，苏联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要有“足够的陆、海、空军事基地”，而且要拥有经伊朗进入波斯湾的战略通道。 1944年11月，李维诺夫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认为苏联战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没有说明“势力”的性质）应当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在1945年的6月和7月，李维诺夫提出，苏联应该向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渗透，如苏伊士运河地区、叙利亚、利比亚和巴勒斯坦。
前第三国际总书记、如今负责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认为，苏联红军是比革命运动更重要的历史工具。1945年7月底，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纽什金（Alexander Panyushkin）写信给他们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东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我们的密切关注。我们应当主动研究这些国家的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我国的利益。
苏联官员中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与斯大林的意图及野心有重叠之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将利用这种倾向，因为他在战后要把苏联继续建设成军事超级大国。
对于多数苏联官员来说，斯大林关于所有斯拉夫人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将来德国威胁卷土重来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坦克工业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听到斯大林在1945年3月讲到“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未来几年的完整的纲要”。革命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新版本在莫斯科的官员当中迅速流传。由国家赞助的泛斯拉夫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古德罗夫将军（Alexander Gundorov），计划在1946年初召开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他向政治局保证说，群众性的“新的斯拉夫人运动”已经开始了。苏共中央机构中负责监督泛斯拉夫人委员会的列昂尼德·巴拉诺夫（Leonid Baranov），把俄罗斯人说成是波兰人的老大哥。莫洛托夫一直到死都把俄罗斯人看作唯一“内心里”想干“大事”的民族。许多俄罗斯官员逐渐模糊了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原因而进行的开疆拓土和扩张势力与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于苏联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谋取私利。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谦逊和对财产的厌恶抛诸脑后，像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聚敛战利品。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几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Alexander Golovanov）把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私吞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苏联人——主要是指挥官和官员——在占领之初浑水摸鱼，从德国运走了10万车皮的各式各样的“建材”和“家居用品”，其中包括6万架钢琴、45.9万台收音机、18.8万张地毯、将近100万件“家具”、26.4万架壁钟和立钟、6000节车皮的纸质材料、588节车皮的瓷器和其他餐具、330万双鞋、120万件大衣、100万顶帽子，以及710万件外套、外衣、衬衫和内衣。对苏联人来说，德国就是个他们在那里无须付账的大卖场。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
苏联与美国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人也在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发动进攻，这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苏联得到了一个强大且资源丰富的盟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新政的支持者，成了斯大林在反对轴心国的伟大同盟中的战略伙伴，很可能还是他曾经有过的最慷慨的伙伴。即便当纳粹向伏尔加河两岸推进的时候，罗斯福还邀请苏联成为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共同组织者。1942年5月底，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告诉莫洛托夫，“必须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防止战争。罗斯福继续说，在战后，“美、英、苏这些战胜国必须保持它们的军事力量”，德国以及它的那些卫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解除武装”。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用武力来维持和平”。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让莫洛托夫非常意外，但两天后，斯大林指示他“立即向罗斯福声明”：总统的提议绝对正确。在总结1942年的苏美谈判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就战后成立国际军事力量和防止侵略的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
为了避开反苏保守派的宣扬与批评，罗斯福和自己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以及其他新政支持者，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后来，由于他们表现得特别坦诚，以至于有人声称在新政支持者当中，有人（也许甚至是霍普金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政府的这种“透明”以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2日）上对苏联人显而易见的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非常想在战后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政府部门形形色色的精英中的代表，苏联官员对美国这个盟友的态度是复杂而且往往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让有技术头脑的苏联精英心怀敬意。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立志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美国”。苏联的工业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得名于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是有组织的生产技术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挂在嘴上。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提倡苏联的干部把“俄罗斯人的革命标准”与“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结合起来。在1928-1936年的工业化浪潮中，几百名红色主管和工程师，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美国学习机器制造、冶金、肉类加工、乳品业等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管理知识。苏联大批引进美国的技术，例如冰淇淋、热狗、软性饮料和大型百货公司[模仿美国的梅西公司（Macy's）]的整套技术。
战时的交往，尤其是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证实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是个具有超常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国家。甚至斯大林也对自己身边的人坦言，在1941～1942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提供租借物资帮助我们，我们就对付不了德国，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本来打算给平民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
不过，苏联精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苏联官员当中很少有人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连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Alexander Troyanovsky）——他也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表达过他的困惑：“如果说可以把日本比作钢琴的话，那美国就是个完整的交响乐团。”苏联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排外而恐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说的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苏联的“新话”。有些苏联官员觉得，美国的上层社会对待他们——往好里说——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一种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总参情报总局（GRU）局长费奥多尔·戈利科夫（Fedor Golikov）元帅对哈里·霍普金斯很生气。后者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是美苏伙伴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戈利科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把霍普金斯说成是“无耻的伪君子”：“这位大人物的小听差”觉得，“我们这些苏联人在他面前就该像乞丐一样，对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必须耐心等待，千恩万谢”。很久以后，莫洛托夫也表达了他对罗斯福本人的类似的感觉：“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了从北冰洋运来的援助，但苏联官员和军方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在有意拖延，要等到俄国人消灭了大部分德军之后，或者也许是德国人消灭了大部分苏军之后，自己才会在欧洲发动攻势。在苏联精英看来，苏联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美援乃是对它的回报；因此，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并对自己的美国盟友礼尚往来。这也是让与他们打交道的美国人十分不满的原因之一。1945年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只是它听起来更像是要求而非有求于人的请求。这让一些美国人很是反感，也让其他美国人愤愤不平。结果，莫洛托夫又一次拒绝了“讨要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苏联高层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苏联贷款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预防美国经济在战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一群理想主义同情者的帮助下，苏联情报人员刺探到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秘密。苏联人就像是这样一群客人——他们得到了主人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招待，但即便这样还是无礼地偷走了主人作为奖品得到的宝贝。
罗斯福把苏联当作平等的伙伴和大国来对待的政策，骄纵了苏联官僚。1944年底，斯大林要罗斯福同意恢复“被日本在1904年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侵犯的俄国以前的权利”。罗斯福同意了，甚至都没有坚持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对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满意地说：“美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我们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莫斯科有许多人指望苏联在东欧的计划也会得到类似的迁就。1944年底，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脑们认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战后的前途，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清晰的政策。”
大部分苏联官员都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后还会继续，尽管这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1944年7月，葛罗米柯认为，“在我们与美国的交往中，虽然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两国之间战后继续合作的条件肯定是存在的”。李维诺夫把“防止英美结成反苏集团”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他期待在美国退出欧洲之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而莫洛托夫本人当时也这么想：“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
很快，在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说，华盛顿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危险的转变。他们了解到那里有许多集团，尤其是天主教组织和劳工组织，再加上两大政党中大批反对新政的组织，在美苏结成伟大同盟期间，骨子里仍然反共反苏。这些集团一心想断绝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指挥官[柯蒂斯·勒梅少将（Curtis Le May）和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等人]公开说，打败了“德国佬”和“日本人”之后，就“干掉红军”。
1945年4月底，在莫斯科响起了最初的警报：杜鲁门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停止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由此造成的总计达3.81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对本已极度紧张的苏联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防委员会（GKO）——战争期间取代苏共政治局的国家机构——决定从黄金储备中拿出1.13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的部分物资。在莫斯科提出抗议后，美国恢复了租借物资的供应，说是有关部门搞错了；但这并没有打消苏联方面的怀疑。驻美的苏联代表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全都把此事看作企图在政治上向苏联施压。莫洛托夫没有隐瞒他的愤怒，而是严令苏联大使：“不要去求他们。如果美国想切断物资供应，那对他们来说会更糟。”这件事在感情上助长了单边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决心依靠它自己的力量。
5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前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纽约情报站站长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以前对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力的“经济圈中的人”，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以改变[美国]对苏政策”。从在美国的“朋友”、共产党人和同情者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得知，杜鲁门与美国参议院中的“极端反动派”，如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伯顿·惠勒（Burton K. Wheeler）、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等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电报还说，“反动派特别寄希望于有可能把[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情况”。电报最后说：“[杜鲁门]接任总统预计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苏关系。”
驻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苏联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行动又开始挑事了。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向斯大林报告说：“丘吉尔在提到迪里雅斯特（Trieste）和波兰问题时非常恼火，透着明显的恶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打交道——因为与和平相比，他更喜欢战争。”与此同时，总参情报总局也截获了丘吉尔给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的命令——收存缴获的德军武器，有可能要重新武装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德军。据总参情报总局高级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说，这份报告加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怀疑。
到1945年7月，乌云似乎要散去了。杜鲁门想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在继续奉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杜鲁门的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了数小时，返回时自认为在波兰等让伟大同盟开始出现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克里姆林宫和外交及情报圈中的警报声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头几天乃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最后时光。美苏伙伴关系就要到头了，战后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将升级。
斯大林的因素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带着崇敬之情回忆说，1943年，在从莫斯科到巴库（Baku）的火车上，斯大林（他要从巴库换乘飞机参加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吩咐不要打搅他，让他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他没有批阅文件，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在里面坐了三天，只是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看着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从窗外闪过，他在想什么。关于斯大林1945年时的想法，这方面的证据如同拼图游戏中的材料那样，东一块，西一块。斯大林更喜欢和少数几个亲密副手口头商议。只是在像遥控指挥外交谈判这种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结果，对于他的意图和计划，就连他的副手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就连最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对斯大林也是既印象深刻，又摸不透、看不准。
斯大林这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他生长在动荡不宁、有仇必报的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这得使他具备一种戴多副面具和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力。他是格鲁吉亚的“金托”（Kinto）（一个罗宾汉式的令人敬仰的强盗）、革命的银行抢劫犯、列宁的谦逊而虔诚的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人”、伟大的战争领袖和“科学合唱团的领唱”。斯大林甚至自己选择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在对外事务方面，他还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设法让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了他的“现实主义”。1943-1945年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他觉得斯大林“比罗斯福消息更灵通，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很久以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关于对外政策的处理方式，斯大林的观点“完全是旧时代实用政治的观点”，就跟俄国国务活动家沿用了几个世纪的那种差不多。
斯大林真的是个“现实主义者”吗？1935年9月的一封由黑海——斯大林正在那里度假——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把斯大林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方式揭示得清清楚楚。当时，希特勒在德国已经上台两年，而法西斯意大利则公然挑战国际联盟，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了残忍而野蛮的进攻。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应该与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结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对抗狼狈为奸的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作为一个有着犹太血统并信奉世界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觉得未来的轴心国是对苏联及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因为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战争、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而在国际联盟中为苏联赢得了许多朋友。斯大林——就像一些学者一直怀疑的那样——发现李维诺夫的外交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上却与自己很不一致。在他给莫洛托夫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信中，反映出一种相反的安全观：“有两个同盟正在形成：意大利与法国组成的集团，以及英国与德国组成的集团。它们之间斗得越厉害，对苏联就越好。我们可以把面包卖给双方，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一方现在就把另一方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没有好处。让这场争斗尽可能地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地战胜另一方，那对我们是有利的。”
斯大林希望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长期对抗下去，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1938年的英德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他的一个企图，想让欧洲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争斗”继续打下去，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集团的构成跟他预言的完全不同。对于自己有关希特勒的意图的灾难性误判，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永远也不会认账，他也不会承认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对于斯大林早期看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欧洲主张实用政治的政治家们相反，布尔什维克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眼镜来看待力量均势和武力使用的。他们利用外交游戏来保存苏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作为乐观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他们还相信自己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一点使他们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对于权力游戏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试图提出一种多边主义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却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威尔逊主义要么是伪善，要么是愚蠢的理想主义。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派代表打交道时，政治局自始至终都喜欢蒙骗他们。在1925～1927年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在把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革命立场。1927-1933年间，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它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即将到来，它们“远超过1918-1919年的浪潮，必定会砸烂这个世界”，并导致“无产阶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复制品。它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混合物，汲取着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消灭对手和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岁月之后，斯大林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对机遇做出灵活的反应和避免用任何具体的立场束缚自己的手脚。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认为，斯大林“除非觉得胜券在握，否则不会出手”。在权力问题上，他永远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国内，他与自己的某些对手联合起来打击别的对手，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除掉。在对外事务上，想必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阴暗多疑的心理和残忍的、有仇必报的个性，对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与许多持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他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恐惧并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犬儒化（cynical）。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一样，充满了敌意和危险。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任何合作迟早都可能变成零和游戏。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单边主义和武力永远要比协议和外交手段更可靠。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不靠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47年10月，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对看望他的一群亲苏的英国工党议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支配当代国际生活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能够占领并征服另一个国家，那它就会那样做。如果美国或别的国家意识到英国完全依赖于它，意识到它没有别的出路，那它就会把英国吞掉。“没有人同情或尊重弱者。尊重只留给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初掌握政权起，他们就必须协调好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起源。斯大林对该范式提出了新的、也许更可靠而有效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曾经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斯大林则开始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帝国”。其世界观的焦点是苏联的安全与扩充势力。同时，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些核心目标最终需要改变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政权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斯大林确信当时国际事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危机的逐步发展，相信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还有两点也是源自这个总的信念。第一，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列强很可能在短期内策划针对苏联的阴谋。第二，凭借自己的治国术、谨慎与耐心，斯大林认为苏联有把握战胜资本主义列强的任何联合。在纳粹入侵的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设法保持着对伟大同盟范围内的外交事务的掌控。当苏联从落后与低人一等的状态迅速变得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时候，对于苏联的野心与界限，斯大林就不想再把它们限于安全方面的需要了。他让它们处于开口（open-ended）状态，就跟俄国在沙皇时代的扩张一样。斯大林的革命与帝国范式和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之间发生碰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那位英国领导人想谋求东欧的力量均势，于是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主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外交安排。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他后来的政策表明，他想把英国彻底赶出东欧，并依靠红军的力量在那里建立友好的共产党政权。
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斯大林喜欢披上他“现实主义者”的斗篷，给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伴上课。1945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教训一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像这样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列宁一直想着所有人都可能宣布反对我们，要是哪个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保持中立，那就好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宣布反对我们，另一个集团却跟我们站在一起。”几天后，在南斯拉夫人和前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面前，斯大林又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他还预言说：“现在我们是在跟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也会跟这个资本主义派别做斗争。”
在对待自己的卫星国时，斯大林摆出一副稳健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相信苏联军队可以帮助共产党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夺取政权。当瓦西里·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一个为建立亲苏的保加利亚而与季米特洛夫并肩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建议把希腊的部分沿海地区并入保加利亚时，苏联人拒绝了。“这不可能，”莫洛托夫后来说，“我得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被告知不要这么做，时机不合适。所以，尽管科拉罗夫催得很紧，我们还是只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在一次谈到希腊共产党时说：“他们以为红军会打到爱琴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就希腊而言，斯大林恪守与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承认它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在还没有把苏联战时的好处收入囊中之前就在巴尔干地区跟英国人翻脸，是个“愚蠢的错误”。还有些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英国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中立。他不想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与同盟国“资本主义集团”中的某个大国发生冲突。这样的策略很管用：丘吉尔投桃报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违反雅尔塔原则的行为，一直隐忍不发，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5年春，斯大林的治国术对于其西方伙伴的优势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随着苏军连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横扫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以惨败而告终。莫洛托夫满意地回忆说，英国人直到“半个欧洲脱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后才如梦方醒：“他们失算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自大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在苏联人民和精英甚至还没有开始庆祝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忙于构建“社会主义帝国”了。
建设帝国
斯大林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现在已没有任何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看作苏联用来防范西方的潜在的安全缓冲区。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包括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定了苏联扩张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经波兰往欧洲的心脏——德国方向，另外就是经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方向。同时，就像斯大林与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所反映的那样，他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定义苏联的安全的。他还认为，通过在东欧国家推行以苏联为样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苏联会而且必定会保障自己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安全。
对斯大林而言，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的这两个方面——安全与政权建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些苏联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希望整个欧洲在战后都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也想这样，但他知道，力量的均势不会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很清楚，当同盟国军队占领西欧的时候，法国或意大利的共产党是没有机会夺取政权的。所以，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决定在伟大同盟的框架范围内采取行动，尽可能把他的资本主义的临时伙伴挤出去。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极为看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罗斯福有关这份文件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想要安抚一下国内潜在的批评者——那些人准备攻击他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罗斯福仍然相信，与其因为苏联在东欧的镇压而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不如继续与斯大林保持合作。同时，总统还希望，让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也许会使苏联人有所忌惮，不会采取更加露骨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波兰。然而，斯大林把《宣言》理解为罗斯福承认苏联有权利在东欧获得势力范围。在更早的时候，总统还承认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莫洛托夫对美方草案的措辞感到不踏实，但斯大林告诉他：“不用担心。后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在的关键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苏联人及其共产党合作者在东欧采取了两种政策。首先是看得见的社会政治改革：消灭旧有的所有者阶层（其中有些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牵连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业的国有化；建立多党的议会制或“人民民主制”。其次，对于站在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武装进行无情的镇压；创建日后可以取代多党制的“人民民主制”的组织，并为共产党政权打下基础。后者通常意味着苏联的代理人对安全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控制，苏联的同路人对其他部委和政党的渗透，以及非共产党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妥协、循规蹈矩及最终的消灭。
通过与东欧共产党的会晤和通信，或者是借助自己的副手，斯大林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总的指导路线。他把这些政策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常的执行工作，委托给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和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能够反映出这些人角色的准帝国色彩的是，在莫斯科的权力圈子中，都是用“总督”来指代他们。在东欧各国国内，克里姆林宫依靠的是苏联的军事当局、秘密警察和那些原籍东欧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他们跟在苏军后面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东欧，混乱、战争的蹂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实现他们在那里的目标。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纳粹德国曾经的三心二意的盟友——苏军的到来成了社会和意识形态尖锐分化的开始。有害的民族主义、种族对立以及历史积怨充斥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心想除掉作为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少数民族，首先就是德意志人。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常常把德国说成是“斯拉夫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让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信，他支持他们的领土野心。他还支持东欧政治斗争中的种族清洗。直到1945年12月为止，斯大林都在考虑采取泛斯拉夫方案，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组成若干个多民族的邦联。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于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相对于多民族的邦联而言，对较小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更容易。
在确立苏联对东欧最初的控制方面，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活动依然是关键。在波兰，地下军（AK）坚决拒绝斯大林有关波兰的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那之后，围绕波兰的前途问题，苏联与西方同盟国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丘吉尔指责波兰亲苏政府的权力“靠的是苏联人的刺刀”。他说得绝对正确。雅尔塔会议一结束，“间谍死神”的代表伊万·谢罗夫就从波兰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波共想要除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斯大林批准逮捕了地下军的16名领袖，但命令谢罗夫不要动米柯瓦依契克。尽管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苏联人拙劣的手段还是适得其反。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苏联人“恶劣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让斯大林特别恼火的是，杜鲁门也与丘吉尔一起抗议逮捕地下军的领袖。在斯大林的公开答复中，他说之所以必须逮捕那些人，是为了“保护红军前线的后方”。逮捕并没有停止。到1945年底，苏联人关押了2万名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些人在战前是波兰剩下的精英和公务员。
罗马尼亚也令莫斯科头疼。该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帮助。总理尼古拉·莱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和“历史上的”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从莫斯科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他们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推翻莱德斯库的政变，并在1945年2月底把国家带到了内战边缘。斯大林将其最可憎的心腹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中臭名昭著的迫害者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往布加勒斯特，并给米哈伊尔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莱德斯库必须下台，代之以亲苏的政治家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u）。斯大林为此还命令两个师的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附近的阵地。西方列强没有干预，但包括国务院特使伯顿·贝里（Burton Berry）、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考特兰特·范·伦塞勒·斯凯勒（Cou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在内的美国代表都非常震惊，并和罗马尼亚的精英们一样，开始对苏联的统治感到担忧。由于西方越来越感到不满，斯大林决定不动米哈伊尔国王和“历史上的”两党领袖。
再往南，在巴尔干地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的盟友合作，建立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1945年，斯大林认为，成立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邦联这个想法，是在中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着妙手；这样做还可以分散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使之不去盯着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造计划。然而，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野心太大。具体来说，他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成员想要斯大林支持他们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谋求莫斯科支持其“大南斯拉夫”计划——它将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包括在内。斯大林暂时没有表示不满。1945年1月，他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保加利亚人成立一个二元制国家，“就像奥匈帝国那样”。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从1919年开始就对迪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有争议，而在1945年5月，在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中，迪里雅斯特有成为另一个分歧焦点的危险。为了与英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竭力劝说南斯拉夫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南斯拉夫领导层勉强同意，但铁托克制不住自己的挫败感。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利益范围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这话在斯大林眼里可是大逆不道。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铁托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在1946年围绕德国卫星国和约问题与西方列强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是自始至终维护南斯拉夫对迪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俄官员执迷于泛斯拉夫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苏联安全线南翼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斯大林的单边主义行动非常坚决，毫无顾忌。与此同时，他又审时度势，有进有退，避免过早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从而避免殃及其他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特别是，斯大林必须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务与建立一个亲苏的德国之间保持平衡（参见第3章）。另一个目标是将来的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
除苏联即将对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之外，美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合作也给苏联人提供了在那里索取特殊权利的理由。杜鲁门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只是要求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哈里曼私下里要宋子文不要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会再有机会以同样有利的条件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结果，斯大林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让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授权。
对于日本，斯大林也一样野心勃勃。在1945年6月26～27日夜里，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成员以及最高统帅部成员商讨对日战争计划。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苏军在北海道的北部登陆。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违反了与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批评该计划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个冒险的赌博。然而斯大林却支持这个计划。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苏联在对日本的占领方面据有一席之地。控制日本，防止它在军事上东山再起，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就跟控制德国一样重要。
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宣布斯大林就任大元帅。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执政生涯的顶峰。三周之后，波茨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是个对斯大林的外交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极为有利的框架。以丘吉尔——在他大选失败之后又以新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起初反对苏联到处伸手。他们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并反对苏联从鲁尔区得到一些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杜鲁门的许多顾问，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怂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支持英国的强硬路线。然而，杜鲁门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就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杜鲁门和拜恩斯还接受了斯大林要从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得到一份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同意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为了对批评者有个交代，杜鲁门建议委派一个同盟国的委员会去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选举。但当斯大林指出美国人并没有邀请苏联去监督意大利的选举因而表示反对的时候，总统对这件事很快就不提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说，“此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对我们有利”。他说，巴尔干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霹雳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摧毁了广岛；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把长崎化为灰烬。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Yuli Khariton）回忆说，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这件事看作“是对苏联的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新的、可以说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苏联精英中，无所不能的感觉让位于新的不确定感。有些苏联官员告诉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Alexander Werth），他们对德国千辛万苦取得的胜利现在“差不多白费了”。
1945年8月20日，克里姆林宫的大元帅成立了一个制造原子武器的特别委员会，并决定这件事必须“由全党”来进行——这对党和国家的整个统治阶层来说，意味着这个新任务是重中之重，就像先前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该计划成了战后的首次大动员，一场高度机密的、花费巨大的运动。战时工业的首脑们，包括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 Ustinov）、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鲍里斯·万尼科夫（Boris Vannikov）以及其他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在对德战争中从头到尾都在过的那种紧张忙碌的生活。许多参与者都将其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提并论；有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工作量很大，大得难以置信！”另外两个重新装备的宏伟计划——一个是导弹方面的，另一个是防空方面的——接着也很快上马了。
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杜鲁门之所以决定使用原子弹，可能有苏联方面的原因。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原子弹对苏联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先前所有的警报现在交织成一种危险的新图案。美国仍然是盟友，但它会不会再次成为敌人呢？正当苏联取得辉煌胜利之时，原子时代的不期而至，加剧了笼罩着整个苏联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迫使苏联的精英们集合在他们的领袖周围。斯大林无与伦比的权力依靠的不仅是神话和恐惧，还有那些指望他反击外部威胁的精英和苏联人民。在广岛轰炸后，苏联精英们一齐虚张声势，作勇敢之状，企图以此来掩饰他们再次陷入的孱弱感。
这些精英们还希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包括新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内的苏联的伟大的胜利果实，不会被拒不承认。而且在苏联社会中，许许多多由于最近这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精神创伤、深感和平来之不易的人，都强烈希望不会再有战争，而且信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智慧。
Overy，Russia's War，287.另见Beevor，Fall of Berlin.。
1941年苏联人口是19670万，但五年后的统计发现，有3720万人失踪、死亡或不再居住在该国，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要为大部分平民的伤亡负责：740万人被纳粹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蓄意杀害，210万人作为奴隶劳工死于德国或作为囚犯死于德国人的集中营。Krivosheev，Rossiia i SSSR v voinakh XX veka；Sokolov，“Cost of War，”172.另见Erickson，“Soviet War Losses，”256-58，262-66；Kozol，“Price of Victory，”417-24。
皮洛士是古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他在公元前280年和公元前279年两次击败罗马人，但己方也是损失惨重，以至于皮洛士说：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就彻底垮掉了。——译者注
中情局在战后一直都认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成了当前苏联实施侵略计划的制约因素。”Kuhns，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82，264.
I.Maisky and G.Arkadiev，“Guidelines to the Reparations Program of the USSR，”AVPRF，f.06，op.7，pap.18，d.183，1.9-10；N.沃兹涅先斯基致斯大林与莫洛托夫，AVPRF，f.06，op.7，pap.18，d.181，1.51；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和拉格斯代尔（Ragsdale）的最新译本Russia after the War，20；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92。
Victor Kondratyev，“Paradoks frontovoi nostal'gii，”Literaturnaia gazeta，May 9，1990，引自Senyavskaya，Psykhologua voini v XX veke，188。
参见Linz，Impact of World WarⅡ；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14-19；Thurston and Bonwetsch，People's War，137-84。
English，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44.
Ehrenburg，Liudi，godi，zhizn，7：711，8：23；Mikoyan，Tak bylo，513.
Beevor，Fall of Berlin，421-23；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6-97；Barber and Harrison，Soviet Home Front，209；English，Russiaand the Idea of the West，44-46.
Martin，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55.另见Agursky，Third Rome。
Inozemtsev，Frontovoi Dnevnik，181，227.
约翰·加迪斯敏锐地观察到，“由于斯大林和希特勒”，苏联人民“是在一种现代史上少有的残忍的文化中长大的本身受到残忍对待的他们，许多人都不会觉得残忍对待他人有什么不对”。We Now Know，287。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话题在历史研究中还是事实上的禁区。参见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Beevor，Fall of Berlin，28-31，108-10；Anatoly S.Chemyaev，Moia zhizn i moie vremia，132-33，191-92；Slutsky，“Iz‘zapisok 0 voine’”；维克托·奥列涅夫（ViktorOlenev）的战争通信，发表于Zavtra 19（1997）；Moskva Voennaia 1941-1945.Memuari i arkhivniie dokumenti（Moscow：Mosgorarkhiv，1995），707。
Grigory Pomerants（1918～2013），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参加过卫国战争，后被开除苏共党籍并被捕入狱，斯大林死后因大赦而被释放。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其哲学著作作为地下出版物被广为传阅。——译者注
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5，202，212.
Tumarkin，Living and the Dead，88-89；作者2004年7月参观莫斯科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时的亲身观察。
Nekrasov，“Tragediia moiego pokoleniia，”8.关于这一点，另见Grigorenko，V podpolie mozhno vstretit tolko kris，288；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150；Aksyutin，“Why Stalin Chose Confrontation，”4；Zubkova，Russia after the War，34.
Brodsky，On Grief and Reason，3-21；Scherstjanoi，“Germaniia i nemtsiv pismakh krasnoarmeitsev vesnoi 1945 g.，”137-51；Slutsky，“Iz‘zapisok o voine’”，48-51.
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从其高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了450万。“Weekly Summary Excerpt，September 20，1946，Effect of Demobilization on Soviet Military Potential，”in Kuhns，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83；1946年9月19日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N.M.米哈伊洛夫（N.M.Mikhailov）给A.A.库兹涅佐夫（A.A.Kuznetsov）的备忘录“O nekotorikh nedostatkakh politico-vospitatelnoi raboti v voiskakh，nakhodiaschikhsia za rubezhom SSSR”，见于Zubkova et al.，Sovetskaia zhizn，356-60；“Svergnut vlast nespravedlivosti，”Neizvestnaia Rossiia：XX vek（Moscow：Mosgorarkhiv，1993），4：468-75；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210；Zinoviev，Russkaia sudba，241.
参见Chemyaev，Moia zhizn，195，208-10；Pomerants，Zapiski gadkogo utenka，91，154；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73.。
Yakovlev，Omut pamiati，50.
Zinoviev，Russkaia sudba，245.
Ivnitsky，Sud'bi Rossiiskogo Krest'anstva，420.祖博科娃援引的1945年集体农庄中妇女与男子的比例是2.7：1。Russia afier the War，21.
Gudkov，“Otnosheniie k SShA v Rossii i problema antiamerikanizma，”42；Krylova：“‘Healers of Wounded Souls.’”
关于战前苏联社会中的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参见Brandenberger，National Bolshevism，95-112；关于战后军队的精神状态，参见Chemyaev，Moia zhizn，195。
Zubkova，Obshchestvo i reformi，77-83.
Gudkov，Negativnaia identichnost，34-37；Tumarkin，Living and the Dead.
P.Sudoplatov，A.Sudoplatov，J.Schecter，and L.Shecter，Special Tasks，171；另见经过扩充的俄文版，Sudoplatov，Razvedlca i Kreml，206。
Mikoyan，Tak bylo，513，514；Grigorenko，V podpolie，288.
Stalin，Works，2：203.
Brooks，Thank You，Comrade Stalin，188-91；Weiner，Making Sense of War；Miner，Holy War.
Slezkine，Jewish Century，297.关于反犹运动的起源，参见Kostyrchenko，Out of The Red Shadow（起初于1994年以俄文出版）。
这一点参见Grigorenko，V podpolie mozhno vstretit tolko kris，288-89；Miner，Holly War，321。
麦斯基致莫洛托夫，1944年1月11日，AVPRF，f.06，op.6，pap.14，d.147，1.3-40；Istochnik 4（1995）：124-44。
Litvinov，“On the Prospects and Possible Foundation for Soviet-BritishCooperation，”AVPRF，f.06，op.6，pap.14，d.143，1.53；李维诺夫1945年的备忘录，AVPRF，f.06，op.7，pap.17，d.175，1.26-44，52-65，109-46，161-64；Pechatnov，Stalin，Ruzvelt，Trumen，239-57，339。
RGASPI，f.17，op.128，d.717，1.90-97.
例如，参见1945年6月29日全联盟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有关一群官员的捷克之行的讨论，RGASPI，f.17，op.128，d.748，1.110-40；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30-32；马雷舍夫日记，1945年3月28日，Istochnik 5（1997）：128；Chuev，Sto sorok beseds Molotovim，90。
Montefiore，Stalin，548-52.
P.N.Knyshevsky，Dobycha.Taini germanshikh reparatsii（Moscow：Soratnik，1994），20.
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494，498-99；麦斯基致莫洛托夫等，1945年6月18日，AVPRF，f.06，op.7，pap.18，d.182，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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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zkine，“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414-52.
Mgeladze，Stalin，78-80.
Chuev，Sto sorok besed，103-4.
5月29日莫洛托夫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2年6月1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2年6月4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见于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211-12，244，258-59；Rzheshevsky，War and Diplomacy，94，219。
这方面的文献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参见Haynes and Klehr，Venona；Weinstein and Vassiliev，Haunted Wood；Eduard Mark，“Venona's Source 19，”10-31，尤其是第14页。
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156-70；Fulop-Miller，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49；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21-46.
Mikoyan，Tak bylo，300-315.
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1944年的租借物资占苏联GDP的10%，或456亿卢布。在一些特殊的关键领域，美援的实际贡献要高得多。例如，苏联55%的卡车和汽车、20.6%的拖拉机、23%的机床、42%的发动机，还有41%的铝、19%的锌、25%的镍、37%的汞、99%的锡、57%的钴、67%的钼、24.3%的不锈钢、18%的航空汽油、100%的天然橡胶、23.3%的乙烯精和38%的甘油，都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另外，苏军之所以能够从斯大林格勒打到了柏林，美国的食品、鞋和斯图贝克公司（Studebaker）供应的物资也功不可没。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94.
Khrushchev，“Memuari Nikiti Sergeevicha Khrushcheva，”81；Schecter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85.
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86-87，92，95-96.
“Zapisnaia knizhka Marshala F.I.Golikova：Sovetskaia voennaia missia v Anglii i SSha v 1941 godu，”Novaia i noveishaia istoriia 2（2004）：82-118；作者与俄罗斯科学家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Igor S. Alexandrov）的交谈，纽约，2002年3月30日。亚历山德罗夫的父母在20世纪40年代都到过美国。
Troyanovsky，Cherez godi i rasstoiania，56，76.
newspeak，该词源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指那种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官腔。——译者注
Pechatnov，“Exercise in Frustration，”M1-27.
此处引文与本章篇首的引文略有差异。——译者注
有关傲慢问题，参见Costigliola，“‘Like Animals or Worse，’”752-53；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103-28；“Zapisnaia knizhka Marshala F.I. Golikova，”100。
对这种心态的描述，参见Ehrenburg，Liudi，godi，zhizn，7：714。
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关于苏联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参见Rhodes，Dark Sun，94-102。
FRUS，1945，8；896-97.
1945年7月，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长宋子文博士要求哈里曼详细说明美国对斯大林的某些让步的措辞时，哈里曼不得不承认，“对于翻译没经过商量。当时这些话是怎么写的就怎么接受了”。Navycable，July 3，1945，Harriman Collection，Special Files，box 180，LC；Gromyko，Pamyatnoie，1：188-90.
Sudopiatov，Razvedka i Kreml，265.与杰罗尔德·谢克特（Jerrold Schecter）和列昂娜·谢克特（Leona Schecter）的美国版相比，该俄文版关于苏联对雅尔塔会议的准备工作有一些补充信息。
Pechatnov，“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Ⅱ”；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the Kremlin's Cold War，38.
麦斯基日记，AVPRF，Lichnii fond Maiskogo，op.l，pap.2，d.9，l.69，引自Kynin 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701；李维诺夫委员会备忘录第6号，AVPRF，f.06，op.6.pap.14，d.141，I.23-24。
Aksyutin，“Why Stalin Chose Confrontation，”17.
麦斯基致莫洛托夫，给苏联各大使及使者的电报通知稿，1945年2月15日，AVPRF，f.017，op.3，pap.2，d.1，1.52-56，引自Kyninand Laufer，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608。
斯大林把驻意大利德军的投降归因于美国和德国在他背后的秘密交易，并非常明确地归因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瑞士伯尔尼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详情参见Smith and Agarossi，Operation Sunrise。
Montefiore，Stalin，486.
葛罗米柯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此事而是对自己的下属讲过。参见Troyanovsky，Cherez godi i rasstoiania.129-30；以及Semenov，“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127.1988年，这位作者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的莫洛托夫卷宗中查阅此次会谈的备忘录时，注意到了这种巨大的差异。至于忽视了苏联回忆录中的证据材料的解读，参见Roberts，“Sexing up the Cold War，”105-26。
Powers，Not without Honor，155-89；Hirshson，General Patton.
米高扬致莫洛托夫，国防委员会决议草案，1945年6月24日AVPRF，f.06，op.7，pap.45，d.702。米高扬的草案也发给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布尔加宁。关于苏联的预算缺口与战争开支，参见Simonov，Voienno-promishlennii kompleks，187。
莫洛托夫的指示引自Pechatnov，“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30。
这份电报的内容被美国“韦诺娜计划”的情报人员截获并破译了（venona project是美英情报机构联手进行的破译苏联情报机构情报的计划，“韦诺娜”这个词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含义，它只是该计划使用过的代号之一。——译者注）。参见“The 1944-1945 New Yorkand Washington-Moscow KGB Messages，”Venona Historical Monograph no.3（Fort Meade，MD：National Security Agency，March 1996），69-70。这份电报中提到的其他“反动派”有：国务院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和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众议员（查尔斯？·）伊顿（Charles？Eaton）和（索尔？·）布卢姆（Sol？Bloom）、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J.King）和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陆军上将（布里恩？·）萨默维尔（Brehm？Somervell）和乔治·马歇尔。它还把埃夫里尔·哈里曼说成“最刻毒的宣传反苏的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听到哈里曼对美国记者说：“苏联的目标是统治世界，并想在[柏林]会议上占据支配地位。”
古谢夫从伦敦致莫斯科，1945年5月18日，引自Rzheshevsky，Stalin i Cherchill，524；当时在丘吉尔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日期为1945年5月22日的英国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PRO，CAB120/161/55911，1-29；有关总参情报总局的反应，信息来源于作者对米哈伊尔·米尔斯坦的采访，莫斯科，1990年I月14日。
多勃雷宁对基辛格说的话，见1970年7月20日会谈备忘录，SCF486，PTF，D/K1970，1，NARA。
Rieber，“Stalin，”1683-90.
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商人和外交家，从1941年春开始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欧洲特使，负责协调租借法案计划，后来又担任过驻苏大使（1943.10～1946.1）和驻英大使（1946）。——译者注
Harriman，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46；Kissinger，Dipbmacy，398.大卫·霍洛韦写道：“斯大林奉行的是实用政治的政策。”Stalin and the Bomb，168.
Abyssinia，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关于李维诺夫的角色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对外政策，参见Haslam，Soviet Un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in Europe；Phillips，Between the Revolution and the West.
参见Mastny，“Cassandra in the Foreign Office”；Tucker，Stalin in Power。
斯大林致卡冈诺维奇及莫洛托夫，1935年9月2日，见于Khlevniuket al.，Stalin i Kaganovich，545。
关于斯大林在慕尼黑协定期间的政策，参见Lukes，Czechoslovakia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卢克斯关注的焦点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与操纵性。
Wohlforth，Elusive Balance，33.
切切林（Chicherin）致列宁，1921年8月18日，见于Istochnik 3（1996）：55-56。
Pantsov，Tainaia istoriia Sovetsko-kitaiskikh otnoshenii，chaps.6，9，10；Damie et al.，Komintern protiv faschizma，21-30.
Goldgeier，Leadership Style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18-21；Tucker，Stalin as Revolutionary.
更多内容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9-25；许多深刻的见解可参见Montefiore，Stalin。
Chuev，Sto sorok besed，78，82.
“Zapis besedi tov. Stalina s gruppoi angliiskikh leiboristov-deputatov parlamenta，”October 14，1947，CSACH，f.1206，op.2，d.326d，1.16.
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参见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6-17；Brandenberger and Dubrovsky，“‘People Need a Tsar，’”879，883-84。
Ilizarov，“Stalin”；Tarle，Politika，7；Zelenov，“I.V.Stalin，”3-40.
Brandenberger and Dubrovsky，“‘People Need a Tsar，’”880；Zelenov，“Kak Stalin kritikoval i redaktiroval konspekti shkolnikh uchebnikov po istorii，”3-30；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44.
Zubok and Pleshalc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13-15.苏联对外政策把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优先考虑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可见于Gould-Davies，“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92；Macdonald，“Formal Ideologies in the Cold War”。
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并在当晚的宴会期间在“半张纸”上与斯大林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致。由于内容涉及苏、英等国在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事务中主导权的比例关系，故称“百分比协定”。——译者注
关于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4年的会谈，可参见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4年10月14日，Istochnik 4（1995）：147；另见克里姆林宫的会谈记录，莫斯科，1944年10月9～17日，Churchill Papers，3/434/2，PRO；Gardner，Spheres of Influence，208；Rzheshevsky，Stalini Churchill，418-74，499-506，507。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132-33.
Dimitrov，Diary，357-58.
Chuev，Sto sorok besed，92-93.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人的讲话，1945年1月9日，见于Dimitrov，Diary，352-53；“Notes of V.Kolarov from a meeting with J.Stalin，”CSA，f.147B，op.2，d.1025，1.1-6，乔丹·巴耶夫（Jordan Baev）提供，Stalin Collection，CWIHP；另见斯大林的比较温和但意思差不多的看法，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130。有关希腊事态发展的背景，参见Iatrides，“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3-17.
Chuev，Sto sorok besed，67.
研究苏联在东欧的意图与行为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招Naimark and Gibiansky，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n Europe；Mastny，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Mark，“Revolution by Degrees”；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Gibiansky.“Sowjetisierung Osteuropas”；Karner and Stelzl-Marx，Rote Armee in Österreich。
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28-29.
Schecter and Luchkov，Khrushchev Remembers，100.
关于罗斯福在这件事上积极的态度和动机，人们的看法还有很大的分歧。参见Gardner，Spheres of Influence；Perlmutter，FDR and Stalin.
Chuev，Sto sorok besed，76.
Naimark，Russians in Germany，385-90.
作者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前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的访谈，莫斯科，1991年7月15日。
Kersten，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ale in Poland.
关于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意志人以及斯大林所起的作用，参见Naimark，Fires of Hatred，108-38.关于匈牙利社会的分裂，参见Krisztian Ungvary，The Siege of Budapest：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Ⅱ（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
有关成立联邦的计划，参见Naimark and Gibiansky，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Gibiansky，“Ideia balkanskogo ob'edineniia i plani eie osu schestvleniia v40-t godi XX veka”；Murashko and Noskova，“Stalin and the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roversies in Eastern Europe，”161-73。
波兰人有充分理由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1937-1938年，有11万名波兰族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流亡国外者以及波兰裔苏联公民，消失在“大恐怖”的绞肉机中。1939～1940年，多达125万的前波兰公民，其中有波兰族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流放到古拉格和苏联内地。死亡的有数万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内务部的人还枪杀了15000多名波兰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向苏军投降的军官。参见Petrov and Roginsky，“‘Polish Operation’of the NKVD，”12，170-73；Lebedeva et al.，Katyn；Chuev，Sto sorok besed，78。
1944年10月17日，就在斯大林与丘吉尔关于波兰前途的谈判的最后一天，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间谍死神”的负责人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将派遣“100名‘间谍死神’的军官去支持（亲苏的）波兰军队中反情报机构的工作”。贝利亚自己也派了“15名同志通过内务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渠道去帮助波兰的国家安全机构”。另外，有4500名内务部的部队被派往波兰。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83-84；NKVD i polskoie podpolye，41-42；Bordyugov et al.，1：SSSR-Polsha；谢罗夫致贝利亚，1945年3月21日，GARF，f.9401，op.2，d.94，L122-26；Volokitina et al.，Vostochnaia Evropa，1：72。
Hazard，Cold War Crucible，29，69.74；斯凯勒致苏塞科夫（Susaikov），1945年3月6日，AVPRF，f.07，op.10，pap.24，d.335，1.32-33，见于T.V.Volokitina et al.，Tri vizita Vishinskogo v Bukharest，86-92，94-96，98-100，112-13，107，123。
Dimitrov，Diary，352-53；“Notes of V.Kolarov from a meeting with J.Stalin，”CSA，f.147B，op.2，d.1025，1.1-6，collection of CWIHP；Volokitina el al.，Vostochnaia Evropa，1：128-29.
Gibiansky，“Stalin and Triest Confrontation of 1945，”49-57.
Pechatnov，“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参见Hasegawa，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1：59-73，尤其是第69和71页；Slavinsky，Yaltinskaia konferentsia i problema“severnikh territorii.”88；Leffler，Preponderance of Power，87-88；Niu Jun，“Origins of the Sino-Soviei Alliance，”57。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54-55.
即旅顺港。——译者注
1945年6月30、7月2日和7月7日的会谈，Victor Hoo Papers，box 2，file“Sino-Soviet Relations，1945-1946，”Hoover Institute for War，Revolution，and Peace，Stanford，Calif.[由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f）博士提供给1999年9月冷战国际史项目关于斯大林的会议]；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3.
1945年7月9日、18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会谈，Victor Hoo Papers，box 2，Hoover Institute for War，Revolution，and Peace，Stanford，Calif.。
Zhang Shuguang and Chen Jian，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29-32；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27-28.
7月18日，哈里曼在他的中苏谈判概要中写道，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独立出来这件事，“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严格理解”。不过，他接着又说，“对苏联政府的要求做出的这一让步，对美国的利益并没有不好的影响”。1945年7月18日的“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1945年7月7日哈里曼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box180，Harriman Collection，LC；Liang Chin-tung，“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of1945，”382-90；Goncharov，Lewis，and Litai，Uncertain Partners，5；Pechatnov，“Averell Hardman's Mission to Moscow，”34。
对于这个流产了的行动的最详细的研究见于Slavinsky，“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 Islands，”62-64。该文章是以斯拉温斯基能够在海军中央档案馆莫斯科分馆看到的尚未解密的文件为基础的。
Eisenberg，Drawing the Line，105-7，110-11，182-83；莫洛托夫致季米特洛夫，1945年8月6日，见于Dimitrov，Diary，492；Hazard，Cold War Crucible，114-15；Chuev，Sto sorok besed，79。
Khariton and Smirnov，Myths and Reality of the Soviet Atomic Project，64；作者对伊戈尔·戈洛温（Igor Golovin）的采访，1993年1月30日，莫斯科。戈洛温告诉我，在广岛轰炸之后，库尔恰托夫实验室的苏联物理学家每天都要被叫去就新武器的性质给苏联当局做报告。
Werth，Russia at War，925；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127.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在回忆时援引他父亲的话说，广岛轰炸“给了苏联军方当头一棒。克里姆林宫和总参谋部都非常焦虑，对西方盟国的戒心迅速提高：沸沸扬扬的舆论认为，要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要确立对幅员辽阔的领土的控制权以减轻由于原子弹轰炸而可能造成的损失。换句话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使得我们再次重估幣个东欧作为苏联桥头堡的意义”。Gromyko，Andrei Gramyko v labirintakh Kremlia，65.
负责该计划的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人：贝利亚（主席）、苏共书记处书记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装备部部长鲍里斯·万尼科夫、内务部的两位副部长阿夫拉米·扎韦尼亚金和维克托·马赫涅夫（Viktor A.Makhnev），以及核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彼得·卡皮察（Petr L.Kapitsa）。新机构中包括原子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PGU）。Kochariantsand Gorin，Stranitsi Lstorii iadernogo Isentra“Arzamas-16”，13-14.
参见Alperovitz，Atomic Diplomacy。
苏联领导层和官员合谋对原子弹的事情保持沉默1945年12月，李维诺夫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我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谈论关于原子弹的事情不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在要求我们这样去做之前，最好是完全不去关注这个话题，既不去说也不去写。”李维诺夫致莫洛托夫，1945年12月8日，AVPRF，f.06，op.8，pap.125，d.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