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_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
——1945年9月，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西方列强]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1946年12月，苏联将军间的谈话

1946年6月1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理查德·霍特利特（Richard C. Hottelet）坐在苏联前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莫斯科的公寓中。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回到自己办公室这个安全的地方之后，这位记者把他从那位老布尔什维克那里听到的话记录了下来。李维诺夫说，克里姆林宫为苏联选择了一种陈旧的安全观——你得到的领土越多，你就越安全。这会导致与西方列强的冲突，而人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结果，就是“长期的武装休战”。

雅尔塔与波茨坦的决议不仅使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合法化，也使其在德国的军事存在以及在远东的领土与政治扩张合法化。1945年秋，虽然气氛日益紧张，但三大国之间的谈判框架还是让苏联人看到了一些希望，包括从德国的西方占领区获得战争赔偿的可能性。不过，在最初一段时间的平静过后，斯大林开始接连采取行动，考验同盟国合作的底线。李维诺夫的担忧与绝望是有道理的，因为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如果说斯大林选择了一种“陈旧的安全观”，那这种选择又是怎么做出的？当时是什么样的考量、动机和内部力量在驱使苏联走向与美国的冷战呢？

反对“原子外交”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日本随后出人意料的提早崩溃让斯大林的盘算落了空。他原以为太平洋战争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945年8月19日，斯大林仍然计划让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他给杜鲁门写信要求由苏联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而且还表示，“如果俄国军队不在日本本土的某个地方获得一块占领区”，就会让俄国的舆论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在千岛群岛问题上，杜鲁门做出了让步，但他对斯大林提出的参与对日占领的要求则断然拒绝。8月22日，克里姆林宫的战争领袖不得不取消在北海道登陆的计划。美国占领了日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将军开始对其实行单方面的统治，而且从来没有想过要请苏联介入。

在美苏就远东及中欧问题达成的理解中曾经被掩盖起来的那些模糊的、没有得到解决的外交议题，一下子都浮出了水面。8月20～21日，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美英代表通知罗马尼亚国王、保加利亚摄政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方委员：他们要等到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的新政府吸纳了亲西方的候选人之后才会承认它们。当地的美国代表得到了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的指示，要鼓动反对派与违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的行为做斗争，“如有必要，三个同盟国[政府]会提供帮助”。这种事态发展的新动向表明，西方列强实际上并没有听凭苏联人在巴尔干自由行动。上述消息鼓舞了当地的反共势力并加剧了苏联在整个中欧地区计划的复杂性。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各地都在风传美苏之间不久就要开战，而且美国将向斯大林投原子弹，逼他往后退。不久，保加利亚外交部部长宣布：该国的选举将延期举行，直到由三大国代表组成的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监督这些选举。这让苏联人非常惊愕。“无耻的屈服，”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在索菲亚的情报来源也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英美蛮横施压”的情况。

让苏联人更加放心不下的是，拜恩斯和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现在联手采取了行动，就像杜鲁门和丘吉尔早先在波兰危机中一样。斯大林立即指示驻保加利亚苏军司令谢尔盖·比留佐夫（Sergei Biryuzov）将军：“不要有丝毫让步。政府构成不要有任何变动。”在斯大林看来，保加利亚和日本的新情况，是西方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是广岛轰炸后力量的天平发生变化的直接后果。斯大林周围的许多人，以及军方和科学界的许多人，感觉也非常相似。这种看法跟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等美国历史学家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后者认为，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美国的外交成了“原子外交”（atomic diplomacy）。

9月11日，在伦敦的外长会议上，拜恩斯、贝文和莫洛托夫碰面了。就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所说，此次会议成了美苏间的“互相展示肌肉”。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坚持雅尔塔的逻辑。在他看来，该逻辑确认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各大国不应插手彼此的势力范围。他在9月12日打电报说：“同盟国有可能撇开我们，单独跟意大利签订和约。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有了先例，到时候也可以撇开同盟国[跟中欧各国]签订和约。”他接着还说，即使如此一来会议会陷入僵局，“我们也不要害怕这样的结果”。

在会议的头几天，拜恩斯提议邀请法国和中国讨论与德国卫星国的和约问题。莫洛托夫在没有请示斯大林的情况下就同意了。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之所以坚持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也参与有关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会议，只是想抬高联合国的地位。但在斯大林的眼里，西方国务活动家的每一项动议背后都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要破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已经达成一致的有关专属势力范围的认识。他对莫洛托夫非常恼火，并命令自己这位倒霉的副手收回同意让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的决定——这一着导致了会议的暂时搁浅。斯大林写道：“同盟国在向你施压，以便让你屈服。但你必须坚持到底。”莫洛托夫承认了他的“严重疏忽”。从那时候起，莫洛托夫便因为对西方的“姑息”而受到斯大林的怀疑。

不管拜恩斯玩弄“原子外交”出于什么样的意图，这位国务卿并不想被看作正在毁掉民众对于战后合作的希望。9月20日，拜恩斯为了挽救此次会议，便向莫洛托夫提议签订一份条约，让德国保持20～25年的非军事化。莫洛托夫在跟斯大林联系时建议接受拜恩斯的提议，“只要美国人在巴尔干各国问题上多少能跟我们保持一致”。但斯大林并不想从德国撤军，以换取它非军事化的一纸保证。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袖指示莫洛托夫，拒绝拜恩斯的建议。他对莫洛托夫解释说，拜恩斯的提议有四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分散我们对远东的注意力——美国人在那里扮演了日本未来朋友的角色——让人以为那里的一切都好；第二，得到苏联的正式认可，让美国在欧洲事务中跟苏联平起平坐，以便日后可以跟英国联手控制欧洲的未来；第三，贬低苏联与欧洲国家业已达成的同盟条约；第四，破坏苏联将来要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等国签订的同盟条约。”

这些话显示出斯大林当时心中既缺乏安全感，野心又很大。在答复拜恩斯的新提议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建议：跟在德国相似，在日本也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独自控制日本，不让他国染指，这就跟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一样，威胁到斯大林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拜恩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拒绝讨论苏方的反提议。斯大林勃然大怒：“英美无礼至极，对自己的盟友缺乏起码的尊重。”他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

斯大林仍想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尽量避免对杜鲁门有任何不敬。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拒绝被怀疑是“原子外交”始作俑者的拜恩斯。9月27日，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表现得“绝对坚强”，不要指望与美国妥协。“会议的失败意味着拜恩斯的失败，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惋惜。”莫洛托夫仍然希望在经过多日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同盟国会拿出一个合适的折中方案。但斯大林并不想让步，于是，伦敦会议便于10月2日以僵局收场了。

从短期来看，斯大林阻挠伦敦会议的策略是成功的。拜恩斯因为未能与苏联人达成协议而非常沮丧。他决定退让，不再像早先那样刚愎自用。美国反对苏联在中欧的行为的决心大为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拜恩斯指示埃夫里尔·哈里曼拜会斯大林。10月24～25日，斯大林在他位于黑海加格里（Gagri）的秘密别墅里慷慨地接待了哈里曼。在会见中，哈里曼注意到，斯大林“对我们拒绝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依旧耿耿于怀”。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事想不到要通知苏联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卫星国”，他说，这种角色苏联是不会接受的。在日本，斯大林说，苏联让在一边，让美国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也许会更好。他斯大林从来不赞成孤立主义政策，但“现在，苏联或许该采取这样的政策了”。

哈里曼发现，斯大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猜疑”；但在会见结束离开时，他认为如果中欧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的影响保持开放，苏联在那里的安全关切可以得到满足。他未能看到，对斯大林来说，中欧和巴尔干是没有英美的空间的。11月14日，还是在加格里的别墅，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其他波兰共产党人，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向客人们警告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企图“夺走我们的盟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

斯大林决心不让中欧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外交游戏。突然间，拜恩斯又成了他最中意的伙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拜恩斯默许了苏联的要求，把法国和中国排除在和谈的总体安排之外。12月9日，在斯大林从黑海发给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对外政策“四重唱”（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电报中，他写道，“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迫使美国和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后退了。他再次斥责莫洛托夫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与恫吓。最后他说，“显然，在与美英这样的伙伴打交道时，要是我们显得没有底气，在恫吓面前开始让步，那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成果。要想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斩获，我们就必须用坚定而顽强的政策武装自己”。最高领袖向他的手下证明：就跟以前在战争时期一样，他们在战后事务中也离不开他的指导。

当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见拜恩斯时，他待之如贵宾。美方的让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达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以及在与德国及其前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上能有个好的结果。拜恩斯没想打原子弹这张牌，没有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也没有针对苏联人在伊朗北部的分离主义冒险活动向他们施压。总的来说，双方按照斯大林自以为是自己强项的互谅互让的方式进行了谈判，包括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特许权。

对于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那些受到操纵的选举，拜恩斯也表示认可，以换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稍作调整和克里姆林宫会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对派权利的公开承诺。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挑选“一些反对派代表”，并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门”交给他们。之后，据哈里曼说，“俄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而且在那以后，在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变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关联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分享了他对胜利的喜悦。斯大林宣称：“你们的反对派可以见鬼去了！他们过去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承认了这些选举。”他认为，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西方列强也许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怪罪苏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警告美国说：现在整个东欧都处于“铁幕”的背后，受到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制衡苏联，这让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但斯大林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不断地向他们施压。他批评季米特洛夫谨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对派。

对于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其他欧洲国家，斯大林是比较慎重的。芬兰尽管是苏联的邻国，却设法逃脱了苏联化的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谈中声称：据测算，苏联的对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们对邻国好，它们也会对我们好。”这种“慷慨”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向芬兰索取战争赔偿（以原材料形式）时是锱铢必较的。斯大林还故技重演，喜欢装作苏联仍然关心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感受的样子。他一再劝告受其庇护的波兰共产党，“不要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他告诉他们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称其为“英国人的傀儡”。然而，当波兰人提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让反对派欢欣鼓舞并期待“西方国家”来解放时，斯大林自信地说，美国和英国不准备与苏联翻脸。“它们想恫吓我们，但如果我们不去理睬，慢慢地，它们就不会制造噪声了。”

斯大林与美国“原子外交”的斗争并不限于中欧，它还延伸到远东。10月，克里姆林宫对国民党的态度转向强硬，并开始支持中国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这跟美国在伦敦会议上拒绝让苏联在日本事务中发挥作用有关。其实，它属于斯大林对拜恩斯“原子外交”回应的一部分。当斯大林9月底接到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东北登陆以帮助国民党的时候，他被激怒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实力天平的改变，对苏联在东北亚的长期影响力构成了威胁。克里姆林宫试图再次利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来抗衡国民政府。

11月底，杜鲁门把著名的军方领导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作为外交特使派往中国，为国民党打气，反对苏联人与中国共产党。然而，就在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时候，斯大林已经转变了策略，从“坚定政策”改为寻求妥协。中国东北的苏联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官员合作。跟在欧洲一样，斯大林在远东也想向美国人发出信号：他准备重返雅尔塔框架。因为斯大林知道，苏军很快就必须离开中国东北。但在此期间，对这个关键地区的争夺还在继续。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也想回到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业已达成的理解。这次他派往莫斯科的不是亲美的宋子文博士，而是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是在苏联长大的，而且还曾经是苏共党员。

莫斯科带着怀疑接待了这位使者。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在他给领导的备忘录中写道，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搞平衡”。这不符合苏联不让美国染指中国东北的目标。“我们除掉了我们边界上的日本邻居，我们不能再让中国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展其经济政治影响的舞台。”洛佐夫斯基建议，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美国对华北的经济渗透。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好了。

杜鲁门给苏联人帮了忙。12月15日，他宣布美国不会站在国民党一边，武力干涉中国内战。在莫斯科谈判前夕，这条消息削弱了蒋介石的地位。他的儿子秘密地告诉斯大林：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帮助，恢复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对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控制，国民政府准备与苏联建立“最亲密的”同盟关系。蒋介石还承诺在苏中边境实行非军事化，并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中最重要的地位”。不过，蒋介石坚持在华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这让斯大林明白，他并不准备彻底倒向苏联。”

斯大林建议就中国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签订协议，而且要把美国人排除在外。他是想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凭借苏联的军事占领，这一点很容易实现。即使他们撤走了，也可以通过中共的军队来抗衡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和美国人。因此，斯大林坚决拒绝蒋介石提出的向毛泽东施压的要求；他只是指示中共采取低姿态，集中力量占领农村和小城市。

针对中苏重归于好的迹象，美国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1946年2月，美国人向蒋介石施压，要他取消与莫斯科的双边经济谈判。他们公开了罗斯福与斯大林就中国问题达成的秘密协议，企图以此来破坏《中苏条约》。反过来，苏联代表也公开表示，不考虑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开放”。虽然莫斯科宣布从中国东北撤军，但克里姆林宫最终让中共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各大城市。

不过，对莫斯科来说，起初那么顺利的事情，最终却使雅尔塔与波茨坦体系中煞费苦心的平衡出现了重大分裂。斯大林想通过控制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时机，逼迫国民党在经济上向苏联做出让步并防止在那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他未能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尽管斯大林费尽心机，他还是没能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独享的势力范围。最终他不得不把这个地区让给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以换取毛泽东与苏联结为战略同盟的承诺。

对周边地区的试探

到1945年8月为止，几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陶醉于天空如此广阔的气氛当中，就连广岛原子弹也没能让他们马上清醒过来。斯大林一边在中欧和远东建立安全缓冲区，一边开始瞄上土耳其和伊朗。

俄罗斯的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觊觎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的时候——当时土耳其与德国及奥匈帝国结成了同盟——英国甚至承诺支持俄国的要求，把海峡及土耳其沿海地区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不过，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让这个秘密协议失去了效力。1940年11月，在苏德柏林谈判期间，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坚持要求让保加利亚、土耳其海峡以及黑海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与伟大同盟中的西方伙伴谈判时，再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想要“修改”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因为该公约允许土耳其在海峡建立军事防御工事，并在战时关闭海峡不让别国的军舰通行。斯大林要让苏联海军拥有随时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在1943年的伊朗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意做一些修改；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谈时，似乎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1944～1945年，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都一致认为，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当时是最佳时机。1944年11月，李维诺夫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道，应当说服英国人把对海峡地区的“义务”移交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专家建议说，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最好是签订“有关海峡共同防御的苏土双边协议”。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英美会承认苏联在土耳其的地缘政治优势（“毗邻”）。这说明，克里姆林宫在接管了半个欧洲之后，它的期望是很高的。

苏军横扫保加利亚让军方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怂恿斯大林入侵土耳其。然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主要的难题在于，土耳其这次跟一战时不一样，它是严格保持中立的，所以，苏军无法用武力来支持莫斯科的外交努力。尽管这样，那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还是决定，在没有预先与西方盟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就采取强有力的单边行动。1945年6月7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了土耳其大使赛里姆·萨帕（Selim Sarper）。莫斯科不仅拒绝了土耳其提出的与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的建议，还要求土耳其废除《蒙特勒公约》并同意在和平时期由双方共同保卫海峡。苏联人要求有权在土耳其海峡与土耳其建立联合军事基地。让土耳其人非常震惊的是，莫洛托夫还坚持要求归还苏俄依据1921年条约割让给土耳其的所有南高加索地区“有争议的”领土。

新的证据显示，当时正睥睨一切的斯大林想使土耳其无法在英苏之间扮演独立的角色。海峡的控制权是地缘政治的首要问题，因为它本可以让苏联成为地中海的强国。领土要求是次要的；在斯大林看来，它有助于实现前一个目标。

斯大林打算利用“亚美尼亚牌”吞并土耳其东部凡湖（Lake Van）周围的阿尔特温（Ardvin）和卡尔斯（Kars）两省。1915年，当时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两个省，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武力驱逐。1920年8月，根据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这两个省被分给了“亚美尼亚国”。然而，亚美尼亚人在战争中没能战胜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土耳其之父”）领导的土耳其军队。列宁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凯末尔的土耳其结成了同盟，并在1921年的苏土条约中放弃了“亚美尼亚人”的省份。1945年春，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上。亚美尼亚人组织，包括美国的那些最富有的亚美尼亚人组织，向斯大林呼吁，组织亚美尼亚人的大规模遣返，回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他们还希望苏联把从土耳其“重新收回”的土地交给他们。5月，斯大林命令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官员，研究大批遣返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按照他的盘算，这样做有助于削弱西方可能为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并给苏联的要求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

土耳其政府的回应是，它乐意达成双边协议，但它拒绝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以及对海峡“联合”防御的要求。不过，就像莫洛托夫后来回忆的，斯大林命令他不断施压。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巴尔干没有土耳其的位置”。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很可能指望美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美国仍然想让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在波茨坦，英美再次确认：他们总体上同意对海峡的控制权作一些改变。不过，杜鲁门拿出一项提案，主张国际内陆水道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航行权，反对在土耳其海峡建立任何防御工事。即便如此，苏联内部对波茨坦会议的评估还是乐观的。8月30日，斯大林在外长伦敦会议前夕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说，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基地问题，“将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否则，他补充说，苏联就会提出地中海上的通道问题。

在伦敦，莫洛托夫向同盟国提议，把意大利以前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利亚（利比亚）交给苏联托管。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是苏联战后扩张主义倾向的反映。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秘密通信表明，苏联领导层当时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的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1945年春在旧金山会议上做出的模糊的承诺上。当斯大林得悉美英一致反对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时，他指示莫洛托夫至少要要求得到商船基地。美英的反对使苏联人最终没能得到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在地中海的存在。

土耳其对苏联的要求也表示强烈反对。如果斯大林在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建议建立双边安全同盟，并要求在海峡得到不包括基地在内的特殊权利，那土耳其很可能就同意了。然而，苏联的最后通牒激起了土耳其领导层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拒绝对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海上强国关闭海峡。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表示：“土耳其人不是傻瓜。达达尼尔海峡不仅仅是土耳其人的事情。它牵扯到许多国家的利益。”给土耳其的最后通牒暴露了斯大林权力的限度——他的拿破仑式的狂妄让自己失去了谨慎。然而斯大林并不准备放弃，他要按照自己的政治风格，继续对土耳其进行“神经战”，施压然后佯装后退。

1945年底和1946年初，就像历史学家贾米勒·哈桑雷（Jamil Hasanli）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喜欢通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官员去落实苏联在土耳其的目标。斯大林利用了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渴望。不过，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民族主义渴望实际上也使亚美尼亚共产党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在斯大林的计划中，亚美尼亚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十分气恼。他们开始策划自己的“民族大业”；而根据这种“民族大业”，有争议的土耳其省份据说都是格鲁吉亚祖上的土地。赫鲁晓夫在1955年声称，斯大林的心腹和秘密警察首脑、负责苏联原子弹工程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当时与格鲁吉亚的官员一起劝说斯大林吞并黑海东南沿岸的土耳其领土。贝利亚的儿子在其有关父亲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1945年5～6月，格鲁吉亚外交官和学者得到批准，在莫斯科研究有关格鲁吉亚对特拉布宗（Trabzon）周围的土耳其领土的“权利”问题。那里居住的是拉兹人（Lazi）——这个族群据说属于古格鲁吉亚人。大卫·斯图鲁阿（Davy Sturua）——其父是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回忆说，许多格鲁吉亚人都热切盼望“解放”那片土地。如果斯大林夺取了那些地方，斯图鲁阿说，“那他就成了格鲁吉亚的神”。到1945年9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把他们对同一个土耳其省份的彼此对立的领土要求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他们的措辞与理由跟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没有关系，倒是跟民族主义情绪有关。

1945年12月2日，苏联媒体发布一项政府命令，允许亚美尼亚人从国外返回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12月20日，苏联报纸发表了一篇由两位权威的格鲁吉亚学者写的文章——《论我们对土耳其的合法要求》。这篇文章（以他们早些时候写给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备忘录为基础）呼吁“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帮助格鲁吉亚收回几个世纪前被土耳其占领的“祖上的土地”。南高加索此时也有传闻说，苏联正准备与土耳其开战。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苏联军队正在备战。

1945年12月初，与苏联开战的传闻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大规模民族主义反苏示威活动。在向莫斯科报告这些事件时，苏联大使S.A.维诺格拉多夫（S.A. Vinogradov）建议，把它们作为“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证据通报华盛顿和伦敦。他还建议以此为借口，断绝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是做好军事准备的委婉的说法。但是让这位大使颇受打击的是，12月7日，斯大林拒绝了维诺格拉多夫的建议。“亮出武器就带有挑衅的意味，”他在电报中说。这是指这位大使想动用武力勒索土耳其。接着，斯大林要维诺格拉多夫“不要冲动，不要提出草率的、有可能导致我国政治局势恶化的建议”。

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仍然希望化解西方列强对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的领土要求的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对“亚美尼亚牌”和格鲁吉亚学者来信的时机安排，就是为了影响1945年12月16～26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的讨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希望，届时要能够让拜恩斯感到高兴，而不是把他吓跑。此外，斯大林经过权衡，还调整了他的方向，把精力从土耳其转向伊朗，因为在当时看来，苏联的扩张在那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斯大林对伊朗的政策再次试图把重要的战略目标与地区性的以及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员结合起来。伊朗在二战期间开始被吸引到德国的轨道上。1941年，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苏军和英军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沿着英俄两大帝国在世纪初的利益分界线大致划分了占领区。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这些军队将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撤出伊朗。不过，在此期间，政治局决定要得到伊朗石油的开采权，并在遭到德黑兰政府拒绝时，决定利用南阿塞拜疆（属伊朗北部）人民对伊朗和西方施压。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领导人米尔·贾法尔·巴吉罗夫（Mir Jafar Bagirov），多次请求斯大林利用苏联占领伊朗北部地区的有利形势，实现苏伊两国阿塞拜疆人的“重新统——”。历史学家费尔南多·沙伊德（Fernande Scheid）认为，斯大林决定利用阿塞拜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又企图玩弄“相当老式的强权政治游戏，在不损害他与自己盟友关系的情况下，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

石油是克里姆林宫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1942年，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向格罗兹尼和巴库的炼油厂猛扑，这让苏联注意到了“争夺石油”这个更广泛的问题。苏联石油部部长尼古拉·巴伊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回忆说，1944年，斯大林突然问他，要是有机会，西方盟国是否会“彻底击败我们”。如果西方列强让苏联无法得到石油储备，斯大林解释说，那苏联所有的武器都会成为废物。在离开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巴伊巴科夫在想，苏联需要“很多很多的石油”。

在整个战争及苏联占领伊朗期间，苏联人一直想让他们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合法化。在英国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反共的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的多数派，成功挫败了这些企图。1944年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英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暗中阻挠把伊朗北部的油田转让给苏联”。报告强调说，“美国在伊朗的俾路支地区开始积极为本国公司争取石油合同”。报告认为，“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政策的成功，开始侵犯到英国的利益，从而加剧了英美之间的矛盾”。贝利亚建议，关于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要争取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建议，“苏联应做出决定，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最后这个建议暗示苏联可以加入三大国在伊朗的石油俱乐部。

对最后一点斯大林没有理睬，但他实施了第一个。作为苏联战后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伊朗油田的开发，连同苏联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的石油开发，乃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1944年9月，莫洛托夫的副手、同时也是斯大林的被保护人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前往德黑兰要求得到石油开采权。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id）顶着巨大的压力，拒绝在战争结束和外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朗之前就进行谈判。1945年6月，苏联对伊朗的政策进入到一个更具侵略性的新阶段。在与莫洛托夫、卡夫塔拉泽和巴吉罗夫这“三驾马车”商量后，斯大林下令在伊朗北部[班达－沙赫（Bender-Shah）和沙希（Shahi）]进行石油勘探，并在9月底开始钻井。

除了石油的重要性之外，斯大林在伊朗的战略意图还在于让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不要靠近苏联边界。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以及驻马什哈德（Mashhad）的英国领事都看出了这一点。后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为了得到石油勘探权而进行的努力，把在波斯的俄国人从热战的盟友变成了冷战的对手”。斯大林在伊朗北部的安全准则与在中国新疆和东北的一样，那就是苏联对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及完全禁止西方公司，甚至是外国侨民的存在。

苏联在中国东北和伊朗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些相似之处。只要苏军还占领着伊朗北部，那他们就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在伊朗国内他也有盟友，可以用来操纵伊朗政府。伊朗人民党（图德党，Tudeh）从第三国际那时候起，就是个马列主义组织，在伊朗左翼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当中有一些拥护者。不过，1944～1945年的事态发展证明，图德党的作用有限。斯大林决定打出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这张牌，在伊朗北部发起了一场分离主义运动。到那时候，苏联人就可以对伊朗政府进行勒索，就像他们曾经利用中共对付国民党一样。

1945年7月6日，斯大林批准在南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其他省份采取措施，“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在伊朗国内建立拥有广泛管辖权的阿塞拜疆民族自治区”；在吉兰（Gilan）、马赞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和呼罗珊（Khorasan）等省挑起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的库尔德人争取他们的自治权。苏联会给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装备、印刷机和资金。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巴吉罗夫负责这些政策。计划的具体实施交给巴吉罗夫和在大不里士（Tabriz）及德黑兰的苏联顾问团，他们大多是阿塞拜疆族人。斯大林告诉巴吉罗夫，统一阿塞拜疆和伊朗北部的时候到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巴吉罗夫和整个阿塞拜疆共产党机器都在积极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就连英美官员也意识到，伊朗北部的民族主义情绪足以引发一场叛乱，苏联人只需点上一把火就行。斯大林唯一的麻烦在于，对日战争的突然结束使得时间不够了。路易斯·列斯特兰奇·福西特（Louise L'Estrange Fawcett）说得不错：“几乎就在对日战争结束的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便做出反应，这不是巧合，因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六个月的期限开始了，”而在此之后，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把他们的军队撤出伊朗。9月，最后撤军进入倒计时。

从9月底直到12月，在巴吉罗夫和苏联内务部的支持下，新的自治运动在阿塞拜疆建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并将德黑兰在那里的政府几乎全部废除。苏联占领当局把图德党在北部的分支组织与新的、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强行合并。图德党领导层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老革命，他们想把伊朗变成中东和南亚地区反殖民斗争的领袖。但这些梦想被苏联人扔在一边，因为它们不符合斯大林的计划。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指示图德党要克制自己，别在伊朗的大城市搞革命活动。阿塞拜疆自治运动的发起同时也得到了阿塞拜疆人的热烈响应。民族主义这张牌看来在政治上已经为莫斯科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胜利。

1945年12月，就在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拜恩斯和贝文的前夕，苏联人在库尔德斯坦共和国和伊朗的阿塞拜疆建立了两个分离主义政权。在伊朗危机期间，包括苏、英、美在内的各方，自始至终都把石油和在伊朗的影响力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过，所有的牌暂时似乎都握在斯大林手里，但他觉得还是不要直接跟西方摊牌为好。他可能是估计，英美最终会选择通过三方会议去解决伊朗的前途问题（就像俄英两国在1907年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拜恩斯拒绝与英国人联手对抗苏联在伊朗挑起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位国务卿一心想与斯大林达成全面协议。

斯大林的手法有一种清晰可辨的模式。这位苏联领导人每次都站在有扩张主义倾向的下属一边，并有效地调动起苏联官员的沙文主义情绪。苏联人用遮遮掩掩、拒不认账的方式采取单边行动。他们一方面利用当地的革命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又更喜欢发起受他们控制的运动，以便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斯大林假装保持在大国外交的框架范围之内，但他在不断地试探这种框架的底线。这种模式让斯大林在中欧和远东取得了明显的战术上的胜利。不过，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在浪费苏联战后在美国的政治资本，并且最终耗尽了斯大林的外交潜能。

从伊朗危机到冷战

伊朗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直接跟莫斯科谈判签订协议的事情。1946年2月19日，伊朗新总理艾哈迈德·盖瓦姆·萨尔塔纳（Ahmad Qavam al-Saltana）来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了持续三周的会谈。战争期间，盖瓦姆曾倾向于苏联，这可能对苏联的策略产生了影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扮演了一出“好警察与坏警察”：一方面在盖瓦姆面前承诺，充当德黑兰与分离主义政权之间的调解人，另一方面又向这位总理施压，要求给予苏联石油开采权。盖瓦姆指出，在外国军队仍然驻扎在伊朗领土上的时候，伊朗议会对任何石油开采权都是明令禁止的。斯大林怂恿盖瓦姆修改伊朗宪法，撇开伊朗议会进行统治。他承诺，苏联军队会“确保”盖瓦姆的统治。为了强调最后这一点，苏联的坦克编队还开始向德黑兰方向机动。那位伊朗领导人没有理会这种包藏祸心的建议；不过，他还是答应斯大林，会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盖瓦姆要比斯大林更狡猾。贾米勒·哈桑雷认为，伊朗总理“对美国在战后世界的能力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并从苏联倒向美国。就在莫斯科的谈判还在拖延的时候，1946年3月2日，国际上为外国军队撤出伊朗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苏联违反了这个协议。伊朗政府和伊朗议会在美国外交官的鼓动下，决定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这一手很漂亮，它改变了伊朗的整个游戏。美国的公众舆论因为“伊朗危机”而一下子变得群情激昂：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石油的未来，还有新成立的联合国有没有能力保护其成员防止大国的侵占。

苏联与伊朗的冲突恰好发生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和军方的态度转向反苏的时候。到3月份，这些集团开始把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动作都看作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模式的一部分。杜鲁门决定把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派往土耳其海峡，为面临苏联最后通牒的土耳其撑腰。2月28日，拜恩斯公开宣布对苏联采取新的政策——“坚定而耐心”。在斯大林与盖瓦姆举行首次会谈一天后，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了他的“长电报”。他解释说，美国不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可靠的国际伙伴，因此，他建议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丘吉尔于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的次日，美国递交了抗议照会，说它对于苏联拖延从伊朗撤军不能“坐视不管”。在伊朗总理离开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对丘吉尔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有历史学家认为，对于战后的美国来说，1946年春对伊朗的支持，“标志着从消极到积极的政策转向”。

联合国的伊朗问题听证会被安排在3月25日。当莫洛托夫开始做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苏联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我们开始[在伊朗问题上]进行试探，”他回忆道，“但没人支持我们。”斯大林没有料到伊朗危机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有关伊朗的大惊小怪只是对神经的又一次考验，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之间在较劲。他不明白美国的干预为什么突然之间加强了。在举行联合国听证会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下令立即撤军，并指示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与盖瓦姆达成协议。不断施压，直到快要发生冲突才后退，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斯大林对国际事务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损失还是造成了：斯大林对伊朗的施压，连同他对土耳其的挑衅，使苏联走上了不仅与杜鲁门政府，还与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为敌的道路。

心灰意冷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领袖贾法尔·佩舍瓦利（Jafar Pishevari）感到被人出卖了。为了表示安慰，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虚伪的信。他坚称，由于更重要的“革命”原因——这些原因佩舍瓦利是无法理解的——苏联不得不撤军。如果苏军继续留在伊朗，那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他接着还说，苏联的撤军将使英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失去合法性，并推动那里的解放运动，因而“会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苏联的外交失败起初并不明显。斯大林在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觉得，事实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当时盖瓦姆同意给予苏联人石油开采权，就等新选出的伊朗议会的批准。只是到了9月份，斯大林才承认：伊朗议会不会批准盖瓦姆做出的让步。他像往常一样，把此事归咎于自己下属的“失察”，但是没有惩罚任何人。10月，伊朗总理策划了右翼分子对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伊朗北部失去苏军支持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伊朗军队开进北部省份的时候，斯大林抛弃了反叛者，让他们听天由命。面对巴库传来的苦苦哀求，他为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精英和一些避难者开放了苏联边境，但别的就无所作为了。这次行动失败了，但巴吉罗夫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其他许多人，无视此次惨痛的失败，依然希望苏联与伊朗“万一发生军事冲突”，就有机会并吞伊朗的领土并“重新统一”阿塞拜疆。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想过，要为阿塞拜疆挑起一场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

美国的行为是打乱斯大林计划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从1946年2月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战略，不但积极保卫土耳其和伊朗，还积极保卫西欧；它把这些地区和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潜在牺牲品。从1945年秋开始，在全球的国际关系中，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到了1946年，杜鲁门政府决定遏制苏联，这就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走势。美国人在朝着与苏联对抗而不是合作的方向前进。对于斯大林的大国游戏来说，成功的概率开始下降。

在西方，苏联仍然拥有很高的威望，朋友也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了。罗斯福的去世，以及哈里·霍普金斯、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哈罗德·伊基斯（Harold Ickes）等新政拥护者随后的离开，永远结束了苏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斯大林在美国政府中的最后的盟友是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大胆地主张，应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战时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华莱士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是有联络的。1945年10月底，华莱士通过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给斯大林发了下面这封电报：“杜鲁门是个小政客，靠运气得到了他现在的位置。他的心意常常是‘好的’，但太容易受自己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说自己是在与包括拜恩斯在内的一帮非常有势力的人“争夺杜鲁门的灵魂”。他声称那帮人极端反苏；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主要由美英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对抗以苏联为首的“极不友好的斯拉夫世界”。华莱士主动请缨，在美国扮演苏联“影响力的代理人”。他请求斯大林为他和他的支持者提供帮助。

这样的请求非同小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它转达给斯大林。他的反应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不会为了帮助华莱士以及美国的左派而改变其国际行为的。不过，他估计，在自己争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对付拜恩斯等对手时，华莱士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会派得上用场。

对于有关美方对苏态度的分析及情报反馈，斯大林作何反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1945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Igor Gouzenko）和负责在美的一个间谍网的美国人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叛逃并向加拿大情报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苏联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两起叛逃事件随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雪球效应，不仅导致加拿大和美国的反苏情绪迅速高涨，而且还迫使苏联人暂停了在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的领导一直拖到9月底才把自己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时，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记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发现的那样，本特利的叛逃，“实际上，在一夜之间竟然冻结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的整个情报活动”。由于担心自己剩余的情报人员，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暂停了与在华盛顿的一位极有价值的英国特工的所有接触，他就是代号为“荷马”的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总参情报总局对自己的间谍网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一来，对斯大林而言，就在美国陡然采取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决策圈的情况却一下子变得比较模糊了。

虽然受到古津科事件的影响，但斯大林知道，美国的对苏态度突然强硬了。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苏联情报机构最终在华盛顿搞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复印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明白美英同盟在地缘战略上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潜力与原子力量再加上英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结果会使苏联陷入危险的包围。然而，知道这一点对于改变斯大林的决策，最终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佩恰特诺夫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意识到“在他自己的行动与对这些行动的日渐强烈的抵制之间的联系”。答案是，很可能没有。

斯大林以为其他大国依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争吵不休，因为这样才符合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在斯大林评估其西方对手时，他是以自己对其“帝国主义”本质与逻辑的认识为基础的。当伦敦的工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特点时，斯大林对他们大肆嘲讽。1945年11月，他说：欧内斯特·贝文和克莱门特·艾德礼“是大傻瓜；他们在一个大国掌握了权力，却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他们是靠经验来为自己定位的”。斯大林对贝文的轻蔑与他对丘吉尔的态度——从尊敬变为憋了一肚子怒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之所以相信苏联可以得手，正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强调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斯大林估计，战后必然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他还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帝国主义矛盾”。这使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可能进行合作。另外，斯大林的扩张主义也跟他在国内动员的政治策略有关，这种动员包括对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宣传以及诉诸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苏联精英和广大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与渴望，让克里姆林宫在1945～1946年间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得到了国内支持。

斯大林有没有估计到自己在巴尔干的强硬做法和在土耳其及伊朗的试探活动会导致与西方盟国的决裂，这一点无法确定。不过，有一点现在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的行动帮助铺就了冷战的道路。他在中东的策略促成了英美的战后合作，促使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回击。斯大林的那些想当然的看法跟他自己开了个玩笑。由于斯大林的领土与政治目标得到了苏联军队的武力支持，他显得极为有力。但就像李维诺夫担心的那样，在外交和公共关系上采取这种做法，那是灾难性的。对于自身的失败缺乏适当的反馈，这让斯大林一条道走到黑，把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变成了全面对抗。而且到后来，他的非此即彼的世界观、对无情力量的迷信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袱，让他别无选择，只有进行冷战并单方面动员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美国的新的全球性力量以及杜鲁门政府利用这种力量的决心，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开始扮演全球性大国的角色，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苏联的挑战，也是依照其为世界制定的蓝图。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并在其他地方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后威尔逊计划，是新的革命性因素，它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外交事务。而且在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势力，他们就像W.R.斯迈泽（W.R. Smyser）总结的，一向认为“只有[美国]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利益与军队”。在抱着这种想法的那些人的心目中，苏联对于战后和平只能扮演地区性的角色，不能扮演一个真正大国的角色。可要是没有苏联的威胁和斯大林行动的“帮助”，这些势力是否还会大行其道，美国是否还会那么快就登上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那还不一定。

斯大林从之前一个世纪欧洲的国际关系中得到的教训，让他忽视了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背后的动机。斯大林能够预见到美国将结束其孤立主义政策，但他看不到在所谓“美国的世纪”背后存在的巨大冲动。用多边主义语言表达的那种观念，驱使美国留在欧洲。到1945年秋为止，斯大林从自己与华盛顿的伙伴关系中获益甚多。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使他相信，还可以榨取到其他的边际收益，而且只要苏联的行动以英国的势力范围为目标，就不会受到美国的抵制。让斯大林非常意外的是，杜鲁门政府决定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包括中欧，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一概进行遏制。这一决定为几十年的冷战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的确也避免了一个大错。他从来没有公开摆出一副侵略者的姿态，并且在国际上也是用合法的外衣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的扩张主义。这位苏联领导人让西方人扮演了破坏雅尔塔与波茨坦协定及发动对抗的角色。这样，莫洛托夫后来才可以声称：“‘冷战’是什么意思？我们当时只不过是处于攻势。当然，他们对我们很生气。但对于我们所征服的，我们必须加强控制。”大多数苏联公民都这样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会继续认为：发动冷战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美国。

国内“冷战”的开始

斯大林担心，由于广岛原子弹的影响，再加上战后普遍的松弛与疲惫，苏联精英们可能想跟美国和解，甚至会承认美国的优势。莫洛托夫在伦敦会议期间表现出的“软弱”，引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和猜疑。1945年10月初，他在回到莫斯科之后，不得不向自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当面认错。他把那次会议说成是战场，“美英两国的某些人”在会上对苏联对外政策收获的好处发动了第一次外交进攻。

这只是莫洛托夫麻烦的开始。10月初，斯大林前往黑海度假，那是他多年来的头一回。战争使克里姆林宫的领袖苍老了许多，外国的记者们也开始猜测斯大林的病情并说他有可能退下来。他们甚至指名道姓地说，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会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些报道让斯大林开始怀疑，他的那些最亲密的副手（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许不再需要他的领导了，而且在背地里也不反对迎合美英的要求。当斯大林得悉莫洛托夫在一次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即将放松对世界著名媒体的国家审查时，他十分愤怒。在一份密码电报中，他严厉批评莫洛托夫的“自由主义和信口开河”。他责备自己的副手，说他企图执行一种“对英美让步”的政策，为的是“让外国人觉得他有他自己的、跟政府和斯大林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觉得[西方]可以跟他莫洛托夫合作”。他大笔一挥，把莫洛托夫逐出了领导层的小圈子，而且还向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提议，解除莫洛托夫作为斯大林第一副手和外交部部长的职务。其他副手想为莫洛托夫求情，这让斯大林更加恼怒。过了一段时间，再加上莫洛托夫也多次请求宽恕，斯大林同意再给他的老朋友维亚切斯拉夫一个机会，让他继续跟拜恩斯谈判。

在打击莫洛托夫的同时，斯大林的鞭子也在自己所有副手的身上噼啪作响。他给他们写道：“现在许多身居要职的人一听到丘吉尔、杜鲁门、拜恩斯之流的表扬，就像个小孩一样欣喜若狂。反之，要是从这些主子那里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话，就失魂落魄。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在我们的队伍中造成了对外国人的奴性。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这种奴性做斗争。”这封电报体现出几个月后突然发生的恐外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运动的主旨。这场运动将迫使斯大林的所有下属，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再次确认自己的忠心与热忱，摒弃据说在苏联国家机器和社会中存在的“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的倾向。

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去世，那他的同事们也许会选择一条对美国比较通融的道路。他们缺少他那种独一无二的应对险恶局面的能力；他们也像苏联所有高级干部一样，更愿意战后的生活不要那么费力。就如他们在1953年之后的行动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对这个国家的疲惫与不幸视若无睹。尽管如此，斯大林的下属们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他们既恐外又坚持孤立主义，在和平重建的愿望与“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诱惑之间无所适从。他们想与西方列强合作，但要依照苏联的条件，要保持苏联经济的闭关自守和行动自由。

1945年秋，苏联领导层与官员就苏联是否应该加入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辩论。基于实用与经济的理由，一些从事国家预算、财政、工业、贸易方面工作的高级官员主张苏联应该加入。财政人民委员阿尔谢尼·兹韦列夫（Arseny Zverev）坚持认为，苏联在这些机构中的存在，哪怕是以观察员身份，对将来与西方的贸易及贷款谈判也会有帮助。这一立场得到了米高扬和洛佐夫斯基的支持。他们认为美国的贷款和技术对于苏联的经济恢复必不可少。其他官员，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kolai Voznesensky）则认为，外债会削弱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在1945年10月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伊万·麦斯基警告说，美国人利用他们给英国人的贷款，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渗透打开了他们的帝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他写道，美国人坚持要求借款的支付要受他们的控制，而且英国要取消其维护贸易垄断的国家机制。

据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说，截至1946年2月，孤立主义态度在苏联官员内部已经占据上风。有些官员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不希望让苏联的经济更加透明，也不愿意把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斯大林决定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月，财政部的官方通信已经突出下述新的立场：西方国家有可能把苏联加入该国际体系理解为苏联软弱的表现，是“在美国压力下”准备做出单方面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莫洛托夫被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当时企图拉我们入伙，但只是充当配角。那样，我们就会寄人篱下，而且从他们那里依然会一无所获”。

1946年2月9日，大元帅利用最高苏维埃战后首次“选举”的机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为党政干部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斯大林讲话的措辞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宣布了一条毫不掩饰的单边主义的战后路线。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这意味着最终与伟大同盟的精神分道扬镳；讲话对于西方列强没有一句好话。讲话命令听众当中的官员，要在十年内把苏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要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国外的科学成就”（这暗示着将来的原子弹与导弹竞赛），而且“要把我们的工业水平，比如说，提高到三倍于战前的水平”。讲话最后说，这将是确保苏联安全、“防止任何不测”的唯一的前提条件。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讲话稿，而且修改多次，甚至在一些重要段落后面插入了“热烈鼓掌”、“喝彩并起立鼓掌”之类的话来规定听众的反应。讲话不仅在电台播出，还印了上千万份。敏锐的听众和读者马上就认识到，过上好日子以及战后与西方盟国合作的希望破灭了。斯大林命令高级干部再进行一次大跃进。

这条新的路线实际上把战后这段时期变成了未来毁灭性的“不测事件”的动员和准备期。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军费开支从1945年的1287亿卢布下降到了1946年的737亿卢布。1947年维持在这个水平，但要高于战前。这一数字不包括原子弹工程的花费，那是出自国家的“特殊”经费。1946年的计划还包括40个新的海军基地。经济中面向消费者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农业，情况依旧很糟，正如财政部部长兹韦列夫1946年10月给斯大林的官方预算所显示的：

1940年 1942年 1944年 1945年

面包（以百万吨计） 24.0 12.1 10.0 11.0

肉类（以千吨计） 1417 672 516 624

黄油（以千吨计） 228 111 106 117

糖（以千吨计） 2181 114 245 465

服装（以百万件计） 183.0 54.0 47.0 50.0

鞋（以百万双计） 211.0 52.7 67.4 66.1

作为胜利者的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还不如战败的德国人。国家在战争期间通过强制购买战争公债、半自愿的捐赠和直接的税收，已经征用了人民很大一部分收入。通货膨胀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战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了，但到1946年看起来，却像是无法企及的梦想。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斯大林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要苏联公民为将来的贫困与饥饿做好准备。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他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的反驳文章。他在文中称以前的那位英国盟友是“战争贩子”，与希特勒是一路货色。他把丘吉尔所追求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对世界的“种族主义”统治与苏联的“国际主义”进行了对比。这次的严厉反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斯大林想用这种方式表明：对于西方对苏联在中欧的势力范围的任何挑战，他都不会妥协。从现在起，普通公众所希望的，不再是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而是如何防止与它们开战。这种恐惧正是斯大林开展其动员运动所必需的。

斯大林让安德烈·日丹诺夫负责动员运动（人们称之为日丹诺夫主义）。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战时的党的首脑，其作用并不突出，然而其背景使之足以做好这次的宣传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跟列宁的父亲一样，是公立学校的督学；而他的母亲是个贵族，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很有教养，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1946年4月，日丹诺夫向苏共中央机关和宣传人员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命令”：坚决驳斥“人民在战后需要休养生息之类的”想当然的说法。

斯大林的这次运动所针对的另一类对象是军队的指挥官。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怀疑这些欧洲的征服者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他想趁着大规模复员工作仍在继续，把他们管教得服服帖帖。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截止到1946年9月，苏军兵力已从顶峰时的1250万减少到450万。在此期间，军队的精英也变得不思进取，他们的战斗精神逐渐销蚀于醇酒、女色和侵占他人财物的狂欢中。1946年3月，对“胜利的一代”的高层首先进行的试探性清洗开始了。许多军队的领导人、国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程师，都在“飞机工业案”中受到诬陷。负责飞机制造业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沙胡林（Alexei Shakhurin）将军以及苏联空军指挥官亚历山大·诺维科夫（Alexander Novikov）空军元帅被突然解职，然后又遭到逮捕，罪名是莫须有的用“有缺陷的”飞机装备红军。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军中反情报机构“发现”：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从德国运回了成车的物品和珍宝供家人和自己使用。现在，这位曾经骑着白色种马指挥胜利阅兵的苏联国家英雄，作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开始了半流放生活。斯大林的忠实副手、曾经在战时负责飞机工业的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也失去了他在苏共书记处和组织局的职务（不过，他很快得到了斯大林的宽恕）。这位独裁者想要表明，战争中的功劳并不能保证不会被清洗。对于老兵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伤害之外再添侮辱的是，1946年底，斯大林取消了胜利日这天的法定假日和公众庆祝，反倒是新年这一天给人民放了假。

一些被降级的老战士意识到了斯大林统治这一可怕的现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始监听苏联军队的所有领导人，他们中有些人的谈话录音历史学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听到。这其中就包括瓦西里·戈尔多夫（Vasily Gordov）将军和他以前的参谋长费奥多尔·雷巴利琴科（Fedor Rybalchenko）将军在1946年除夕之夜的私人谈话。戈尔多夫，一位在斯大林格勒、柏林和布拉格战斗过的冷酷的军队指挥官，是朱可夫的同情者之一。他丢掉了自己的高级职位。愤怒和酒精让这两位将军没能管住自己的舌头。他们一致认为，西方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苏联人民跟他们没法比。他们还认为农村的生活极为悲惨。雷巴利琴科说，“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感到愤怒，并在火车上，在所有的地方公开抱怨。说是因为饥荒，那是不可信的；报纸只是撒谎。只有政府活得好，人民却在挨饿”。戈尔多夫大声问有没有办法到国外（“在芬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和生活。两位将军对失去西方的援助感到遗憾，还担心斯大林与英美集团对抗的政策会以战争和苏联的失败而告终。雷巴利琴科最后说：“我看用不了十年，它们就会用鞭子抽我们的屁股。所有人都说会发生战争。我们的威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

心怀不满的军人完全清楚，斯大林在策划新的清洗。当雷巴利琴科说戈尔多夫该去请求斯大林的原谅时，后者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他带着战后的精英们所特有的那种骄傲，大声说道：“我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三天后，在与自己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戈尔多夫承认，他的农村之行（在他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选举”之前）让自己得到了“彻底的新生”。“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解散集体农庄，明天就会有秩序和市场，一切都很充裕。不要干涉人民；他们有权过得更好。他们在战斗中赢得了这些权利！”戈尔多夫最后还说，斯大林“毁掉了俄罗斯”。

在苏联精英中，这样批评斯大林的还很少见。但到了1946年底，不满情绪愈演愈烈，因为当时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乌克兰、克里米亚、摩尔达瓦、伏尔加地区、俄罗斯中部、远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肥沃的地方。天灾，再加上战后缺少人力与资源，导致了发生大饥荒的危险。但斯大林和他采取的政策不但没能防止饥荒，反而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就跟1932～1933年的饥荒相似。

斯大林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拒不承认灾难正在发生，而是宁可去指责“破坏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食物短缺的责任据说在于这些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掌握着数量庞大的“战略”储备粮，那是他用无情的手段积累起来供战争使用的。现在他拒绝发放这些粮食供人们消费。在国家金库中，斯大林还有1500吨黄金可以到国外购买食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禁止出售黄金。他甚至拒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俄罗斯的粮食援助（只是允许给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同时，他还许诺要把苏联的食品送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还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为了给工业建设和改良军备提供资金，斯大林又开始采取战前的剥夺苏联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政策。1946～1948年，向农民征收的税费增加了30%，而到1950年则陡增到150%。国家不仅拒绝偿还战争公债——“借”苏联人民的那几十亿卢布实际上都被没收了——还把新的重建公债强加到挣扎中的苏联公民头上。

斯大林肯定明白怨恨当局和他自己的人有多么多，但他也知道，只有精英才是真正的威胁。米高扬回忆说，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以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为目的的清洗，逐渐变成了针对他们的新一轮的恐怖。在1945年和1946年，内务部特别委员会起诉的案件数量有所减少，从26600起降到了8000起，但到了1949年，又陡增到38500起。1947年1月，戈尔多夫将军、他的妻子以及雷巴利琴科将军，连同军队的其他要人及其家属，遭到逮捕并被投进监狱。这些清洗还是有限的、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批判。但没过几年，当冷战使世界出现两极对立、斯大林的地位变得不可撼动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对精英的大规模迫害就开始了。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的“巩固”

诺曼·奈马克评论说，“战争为统治者的种族清洗找到了借口”并“通过暂时取消民法提供了对付令人讨厌的少数派的机会”。与西方日益加剧的对抗成了斯大林恢复对精英分子的全面控制的契机，而且还让他有了正当的理由，实现苏联精英及官僚系统的俄罗斯化，并借助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主旋律和刻板的种族等级制度，加强对苏联社会的控制。

作为官方反犹政策的遮羞布，反“世界主义”运动是加强对苏联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对犹太人的猜疑也在增加。在他的想象中，苏联的犹太精英、美国的犹太人组织以及他身边的犹太人正在策划阴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和安德烈·安德烈耶夫（Andrei Andreev）在内的许多政治局成员娶的都是犹太女子，而这一点现在开始引起斯大林的怀疑。1946年，日丹诺夫逐级传达了斯大林的命令：要加快速度，把“有世界主义倾向的”干部，主要是犹太裔干部，清理出苏联的官僚系统以及包括宣传、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在内的关键岗位。第一波打击——这反映了优先考虑的新重点——针对的是苏联情报局。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克里姆林宫战时宣传的喉舌。对于自己部门中不能准确理解“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敌人是谁的那些官员，日丹诺夫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拆掉那里的犹太会堂”。苏联犹太人已经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了二十多年，各行各业和文化精英中都有许多犹太人。现在是清洗他们的时候了。

1948年春，一些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派“五万”苏联犹太人作为“志愿者”到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对付阿拉伯人。他们承诺以支持苏联的利益作为回报。苏联的官员和中东问题专家对此非常怀疑；主流的看法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阶级本质肯定会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站在美国而不是苏联一边。出乎意料的是，虽然斯大林的反犹倾向在不断增加，他还是力排众议，命令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1948年5月，甚至在巴勒斯坦的战事还没结束的时候，苏联就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合法地位，而当时就连美国也还没有那样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声称，“除斯大林和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反对这一决定。他解释说，如果不承认以色列，那会让苏联的敌人把这说成是反对犹太人的民族自决。但是，这样做更可能是由于斯大林认为，要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外，他一定还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加剧英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希望获得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然而，就像大部分专家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很快就倒向了美国。另外，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包括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现出的惊人的支持力度，让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大吃一惊。就连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叶卡捷琳娜（Ekaterina）（戈尔达·戈布曼，Golda Gorbman）也在以色列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对伏罗希洛夫的亲戚们说：“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国家。”在斯大林的眼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已经变成了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以色列相勾结的犹太民族主义温床。斯大林知道，许多苏联犹太人都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著名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视为他们非正式的民族领袖。在战争结束时，他们向莫洛托夫、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伏罗希洛夫以及卡冈诺维奇呼吁：帮助他们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甚至在承认以色列之前，那位独裁者就开始采取措施，消除他想象中的苏联国内潜在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1948年1月，国家安全部（MGB，前身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用一起交通事故杀害了米霍埃尔斯。到1948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其他领袖也都遭到逮捕和审讯。除了其他许多罪名之外，他们还被指控策划所谓的阴谋，要把克里米亚变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美国在苏联内部的滩头阵地。1949年1月，苏联情报局前局长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政治督导、莫洛托夫的副手洛佐夫斯基被捕。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到逮捕。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在政治局宣读搜集到的有关波利娜·热姆丘任娜的材料时，“他的双腿开始颤抖”。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妻子以及斯大林的贴身秘书亚历山大·波斯科列贝舍夫（Alexander Poskrebyshev）的妻子头上。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这场大运动的序幕。运动的高潮是斯大林去世前不久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当时逮捕了许多医生并宣称，这些人在按照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指令，据说准备暗杀苏联的军政领导人。苏联犹太人，包括苏联官僚系统和文化精英中的许多人，预计即将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中，克里米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表明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南翼以及向土耳其和伊朗的施压未果仍然耿耿于怀。1947～1948年，土耳其变成了美国资金与军事援助的受援国，变成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伊朗也在向同一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承诺未能兑现，反而弄巧成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都是斯大林任命的，却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家庭妇女一样开始争吵。在收回被土耳其侵占的“祖上的土地”未果之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领导人开始策划反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党的书记格里戈里·阿鲁季诺夫（Grigory Arutynov）抱怨说，他没地方安置也没粮食养活遣返回国的人（尽管回到苏联亚美尼亚的只有9万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预计中的40万）。他建议把生活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阿塞拜疆农民重新安置在阿塞拜疆。他还建议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y Karabagh）——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多山的地区，从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转让给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巴吉罗夫对此作了反驳和反诉。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暗示，该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增加。

1947年12月，斯大林接受了阿鲁季诺夫的建议，在亚美尼亚之外重新安置阿塞拜疆的农民。不过，他并不支持重新划定该共和国的边界。而且他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对南高加索地区进行“种族清洗”，以清除可疑的和有可能不忠的人。1948年9月，运送亚美尼亚遣返人员的“胜利号”轮船发生火灾，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从自己在黑海的别墅打电报给马林科夫：“在遣返人员当中有美国特务。他们准备在‘胜利号’上搞恐怖活动。”第二天，马林科夫回电：“你的看法当然是正确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政治局立即发布命令，停止遣返。1949年4月和5月，政治局命令把所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包括一些从世界各地遣返回来的人）以及所有的“前土耳其公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被流放的还有希腊族人。1948～1949年从南高加索流放的有15.7万人。这次“清洗”并没有终结民族主义的紧张气氛。不过斯大林还是重新控制住了该地区由于他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活动而变得不稳定的政治局势。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了“列宁格勒帮”以致命的一击。所谓“列宁格勒帮”，是指那些来自俄罗斯联邦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党政官员。他们本来就是俄罗斯人，而且战争期间在俄罗斯民众当中很受欢迎。这些官员希望斯大林在战后重建中会继续重用他们。他们当中包括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组织局成员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Mikhail Rodionov）、中央委员会书记和组织局成员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Alexei Kuznetsov）、列宁格勒党组织第一书记彼得·波普科夫（Petr Popkov）。他们是安德烈·日丹诺夫的人，曾经在德军900天的围攻中领导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列宁格勒帮”的上升势头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感受到了威胁，他们想方设法破坏这帮人在斯大林眼中的形象，而且最后终于得逞了。克里姆林宫对“列宁格勒案”以及针对沃兹涅先斯基的“国家计委案”展开了调查。1949年2月和3月，斯大林解除了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的职务。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逮捕了他们，与之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65名高级官员及145名家属和亲戚。“调查”采用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拷问手段。斯大林让包括马林科夫和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在内的政治局成员亲自参加审讯。1950年10月1日，包括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在内的23位高级官员遭到处决。戈尔多夫、雷巴利琴科和格里戈里·库利克（Grigory Kulik）等被捕的将军也几乎同时被枪毙了。

在短短几年内，斯大林就从作为二战胜利者的苏联人民那里，成功窃取了胜利的荣耀与和平的果实。当然，如果没有包括军政精英在内的许多心甘情愿的合作者的支持，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许多战争老兵从英雄迅速沦为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欢迎并支持把苏联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和超级大国。再次抬头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亡我之心不死——所有这些，合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无数苏联公民由衷地赞成斯大林的战后计划。用苏维埃帝国及其在中欧的安全缓冲区，来取代面包、幸福和胜利后的舒适生活，开始在许多老兵的眼里被认为是必要的。为了补偿国内安全感的长期缺失，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把自己的恐惧心理向外投射（projecting）；复活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崇拜；对西方公开表示敌意并信奉新的反美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些将成为苏联人集体认同的核心。

在求助于俄罗斯沙文主义冲动的同时，国家宣传和媒体也在严厉指责犹太“世界主义者”。在国立莫斯科大学清洗犹太人期间，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听他的一位战争老兵朋友对自己解释说：“几年来，党一直在与犹太人的统治地位做斗争。它正在从自己的队伍中清理犹太人。”与此同时，另一位勇敢的年轻老兵则对反犹主义提出了公开批评。他立即丟掉了自己的党籍并从这所大学里消失了。反犹主义清洗让那些支持反犹政策的人获得了一种类似于希特勒统治下的许多德国人曾经有过的虚假的团结感和权力感。另一位亲历者描述了这样几种人：“他们在战争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成为生活的主人。”

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次批判“世界主义”的会议上，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教授问他的同事这次运动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回答是：“战争。人民必须为新的战争做好准备。而它正在迫近。”对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和他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还有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的流放，愈演愈烈的冷战无疑有助于他证明自己做法的合理性。它还有助于他加强对俄罗斯的控制，那是他的“社会主义帝国”的核心。有关新的战争的传闻也有助于斯大林消除精英当中任何潜在的不满和异见。在苏联，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确信，西方在磨刀霍霍，必须对其进行遏制。

1946年7月，当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两颗原子弹的时候，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了。试验就发生在美国人提出自己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两周之后和巴黎和会前夕（1946年7月29日至10月5日）——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谈判有关与德国及其卫星国签订和约的问题。苏联的两位观察员目睹了此次试验并向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报告了试验结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位是谢苗·亚历山德罗夫（Semen Alexandrov）中将，他是地质学家，也是苏联原子弹工程中负责铀矿勘探的首席工程师。他把有关试验的胶片带回莫斯科，除了在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中，还在克里姆林宫播放了这些胶片。

在苏联的政治精英当中，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已经变成美国战后的外交工具，并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对于斯大林有关新的战后局势是零和游戏的看法，就连最有才智和最有经验的党员，也无法否认其说服力。自认属于“胜利的一代”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经历了苏联从1941年和1942年夏季的惨败到柏林大捷的整个战争。1946年初，政治局派他与一小群别的记者和作家到美国执行宣传任务。美国的富裕与苏联的破败形成的强烈反差让他几乎无法承受。令他不安的还有美国刚刚出现的反苏浪潮。一回到国内，他就写了一部戏剧——《俄国问题》。在剧中，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和报业巨头，想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剧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想要揭穿这个阴谋。他来到苏联，目睹了俄国人并不希望再来一场战争。这部戏是对美国政治和媒体的粗劣讽刺，但西蒙诺夫对于自己所写的内容无疑是真心相信的。苏联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它怎么可能再威胁别的国家呢？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果没有战后的动员与重建，苏联就会任人摆布，或许还会被美国可怕的力量压垮。斯大林喜欢西蒙诺夫的这部戏。《俄国问题》在杂志上连载，在电台中广播，还在苏联演出了许多场，有数百万人观看。十年后，西蒙诺夫仍然赞成这样的看法，即在1946年，苏联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迅速强大，要么毁灭。

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它不可战胜，各个侧翼都得到保护。但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缺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成功的范例，对于众多全然不同的庞大的领土，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之外，还利用别的因素去进行控制。它们招募当地的精英，对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异常常抱着宽容的态度，而且促进自由贸易与交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社会工程，想让社会和精英们脱胎换骨。它采用单一的工业化和政党制度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财富、合作以及人的尊严，代之以社会正义的幻觉。

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利用了作为其核心人口的无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忍耐、幻觉与苦难。它还利用了欧洲和亚洲的无数真正相信共产主义的人的信仰——在那里，马列主义起到了一种世俗的宗教的作用。位于这座信仰与幻觉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本人的偶像。然而，领袖终有一死。斯大林的去世必然会造成合法性危机，并在其接班人之间引发继承权之争。

最重要的是，苏联受到来自西方的自信而有力的挑战。美国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和军力，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建立了市场经济和大众的消费社会。斯大林反西方的斗争毫无胜算。令人痛苦的是，这一点在德国最为明显。在那里，当苏联人想把他们的占领区变成自己“帝国”在中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