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 1979
苏联该担心什么？只有它自己的萎靡、松弛与懈怠。
——莫洛托夫，1972年5月
1979年的圣诞夜，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大批苏联的机械化部队越过泰尔梅兹市附近阿姆河上匆匆搭起的浮桥，开始进入白雪皑皑的阿富汗群山之间的幽暗峡谷。苏联公民从国外的短波广播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尔法”和“别尔库特”精英突击队猛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的宫殿，杀死了阿明及其家人和卫兵。克格勃成立了以阿富汗流亡共产主义者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首的傀儡政府。几天后，苏联的塔斯社宣布，此次入侵的原因在于极度复杂的局势，“这种局势将阿富汗革命的果实和我国的安全利益置于危险之中”。这个消息就连苏联大部分对外政策精英也感到意外。研究这一地区的专家对于此次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杰出的学者们立即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些老人的严重失策。阿富汗在历史上就是个不可征服的地方，那里生活着极端排外的穆斯林山民。不过，对于此次入侵公开表示抗议的只有一个平民，那就是苏联的异见人士和核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政治局立即把他从莫斯科赶到高尔基市，让外国记者无法采访到他。
苏联的突然入侵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要远大于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入侵引发的震动。后者并没有中断欧洲缓和的进程，对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也很小。1979年的这次就不同了。西欧的反应不一，但美国的报复来得是既快又狠。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入侵阿富汗可能只是苏联在战略上向波斯湾突进的开端，那里可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地方。这显然立即威胁到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利益。白宫采取了一连串的惩罚性的制裁措施，冻结并搁置了与苏联有关缓和的大部分协议、谈判、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卡特甚至禁止将谷物卖给苏联，虽然这样的交易本来是有利可图的。他还向世界呼吁，抵制即将于当年夏季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十五年后，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中发现的新的证据表明，苏联领导层没有任何进抵波斯湾的侵略计划。学者们现在认为，当时主要是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形势引发了苏联各位领导人的反应。塞利格.S.哈里森（Selig S. Harrison）认为：“阿富汗政局的变化之快让勃列日涅夫及其幕僚始料未及。事态的发展令他们身不由己，结果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
事后看来，入侵阿富汗的行动虽然在一开始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其实却是苏维埃帝国超负荷运行的最初的信号之一。就仿佛是要证明这一点一样，1980年夏在波兰爆发了革命。作为反共的全国性的运动，团结工会的崛起对于苏联在中欧的地缘政治地位来说，威胁要大于“布拉格之春”。但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决定不派部队，结果让波兰革命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在这一决策中，担心美国人报复只是个次要因素。沃伊捷赫·马斯特尼写道，“在波兰危机中，莫斯科的处置方式并没有受西方任何具体政策的重大影响”。
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个灾难性的误判而非进攻性的计划，那是否因此要重新评估之前的整个阶段呢？正如许多有关20世纪70年代冷战的书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苏联与西方缓和的“高潮”迅速回落的时期。紧张的军备竞赛一如既往，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如此；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1975～1976）和埃塞俄比亚（1977～1978）大打代理人战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插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非洲之角”战争，“缓和被埋葬在了欧加登的沙漠里”。苏联对外政策的资深专家大多也都坚持认为，在1979年底之前，缓和的势头已经过去了。不过，他们把这归咎于卡特政府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统治者之间的误解。
仔细考察美苏两国的国内状况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缓和的势头为什么会衰退。在美国，缓和这个字眼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它成了两大政党的许多政治家抨击的对象。在与华盛顿关系恶化的问题上，人们对苏方的态度研究和探讨得较少。本章要探讨的是，勃列日涅夫在影响苏联对外政策走势和维护苏美关系良好势头方面的能力的逐渐减弱。随着他本人兴趣的减退与健康的每况愈下，官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其他诸多因素就注定了苏联在对外及安全政策上的放任自流和停滞不前，而且危险的是，还把手伸得太长。
缓和与人权
随着1972年岁末的临近，苏美“伙伴关系”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比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并通过了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临时协议。10月签订的苏美经贸关系的一揽子协议，为苏联在对美出口方面的非歧视性贸易地位以及美国在对苏出口方面的官方信贷支持扫清了障碍。尼克松公开承诺将向莫斯科提供长期贷款。在有关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的最后阶段，由于美国人与莫斯科的全方位的情报共享，秘密渠道也突然之间变得活跃起来。11月，勃列日涅夫在西方的两个重要伙伴尼克松和勃兰特都再次当选，一个是大获全胜，一个是稳稳当当。
11月20日，勃列日涅夫在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出现在了苏共书记处。“一切都很好，”他对鼓掌欢迎的官员们说，“不管怎样，到头来获得胜利的是和平力量，而不是战争力量。”勃列日涅夫展望了为商讨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预备会议。由于苏联与西德的和解，勃列日涅夫最后说，“我们推动并参与了欧洲事务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永远不要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滑掉”。还是在11月，在苏联的坚持下，来自东、西欧的代表们，再加上苏联、美国和加拿大，就成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事达成了一致。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它将取代北约和华沙集团，成为欧洲最高的政治组织。
总书记在1973年的上半年收获了苏联外交的丰硕成果。5月，他成为首位访问西德的苏联领导人——几十年来，苏联的宣传一直都在诋毁这个国家，说它是新纳粹主义的老巢。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都兴奋不已，包括自己下榻的波恩附近的居姆尼希宫（Palais Gymnich），以及勃兰特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崭新的宝马跑车。由于两位领导人的良好的个人关系，政治家及实业家之间的谈判也是成果累累：苏联增加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的供应，以换取德国的设备、技术以及梦寐以求的消费品。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而在那里，他再一次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的兴奋和愉快。他游览华盛顿，盘桓于戴维营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的尼克松的家中。他还开着美国车高速行驶，身旁坐着吓坏了的尼克松；他拥抱好莱坞明星查克·康纳斯（Chuck Connors），还像儿童一样摆弄六发的玩具左轮手枪和总统送给他的牛仔腰带。但实际上，此次访问的成果非常有限。在经贸合作上依然没有任何突破。不过，在6月22日纳粹入侵苏联的周年纪念日，当他和尼克松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他还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总书记而言，这份保证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是朝着实现他父亲愿望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却不这样看。他们后来都声称，苏联那样做是为了离间美国与北约的关系。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坚称，他第一个察觉到勃列日涅夫的倡议是“苏联人的花招，居心叵测，是想诱使我们同意放弃使用核武器，因为不管怎么说，保卫自由世界要靠这些核武器”。基辛格甚至写道，这是苏联人耍的阴招，是为了给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找理由。实际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认为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至于它对北约盟友的“分离”作用，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甚至也没有跟西欧人协商。而且在当时，中国人率先发动核战争的能力与苏联人的一样，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的意图与其美国伙伴对于它们的感知（或至少是对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这种隔阂，反映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信任的限度。实际上，双方都把缓和视为管制下的竞争，是对冷战的延续，只不过手段没有那么危险而已。雷蒙德·加特霍夫既是缓和的参与者，也是缓和方面的学者。他说，只要有可能，双方都想取得对于对方的单方面优势。当勃列日涅夫欢庆苏联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尼克松也正穿梭于苏联的周边国家：访问伊朗，想把伊朗国王变成美国在波斯湾的总督；访问波兰，在华约组织中重新燃起反苏的希望。
确保美国的政治家和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站在“以实力促和谈”这一熟悉的立场上的，与其说是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国内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和官僚集团的利益。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签订之后，尼克松力主增加战略武器。当勃列日涅夫在西德的时候，他甚至拒绝讨论苏联即将部署的全新的“先驱者”中程导弹，也就是后来西方所说的SS-20。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听从了得到葛罗米柯支持的我们军方领导层的建议，尤其是乌斯季诺夫”。军方对于这些可移动的、高精度的新型导弹非常自豪，并视之为对苏联四周北约基地的期待已久的回击。
在这种情况下，苏美缓和的唯一希望在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人是否把缓和视为他们共同的事业，从而舍得在上面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缓和的确有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才一意撇开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所有其他本来也可能因此而获得荣誉的人。尽管如此，对于他们来说，缓和仍然只是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在1972年11月之前，尼克松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并赢得连任。基辛格玩的游戏更复杂，它把中国和中东都卷了进去。而且从一开始，美国国内强烈抵制缓和的可能性就远远高于西方其他任何国家。尼克松起初还能够控制住保守的右翼势力，但水门丑闻很快就将削弱这种控制，并让尼克松的无数自由派敌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抨击缓和以及这位总统的其他所作所为。
勃列日涅夫考虑的明显不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开明”官员，在其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一生的事业主要就是这项和平主张。他想以此让人民记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勃列日涅夫总是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新“朋友”勃兰特和尼克松，并不顾国内反对派的抨击而力主缓和。总书记甚至考虑在三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同盟。1972年9月，他鼓动基辛格设法帮助勃兰特连任：“你我双方都希望看到[赢得大选]。”基辛格推托说，如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同盟赢了，尼克松政府会“对他们施展我们的影响，不要改变政策”。
犹太移民问题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考验，能够看出他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国内博弈中提供支持。自1971年以来，由于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苏联规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额并不算太多。在莫斯科峰会以及通过秘密渠道与基辛格谈判之后，苏联领导层同意增加可以申请“以色列永久居留权”的限额。在1945年至1968年这段时间，只有8300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从1969年到1972年，犹太人年均移民的数量从2673增长到29821，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要允许这么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勃列日涅夫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政治资本，因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移居国外等同于对苏联这个“祖国”的背叛。此外，许多苏联官员都抱有反犹的偏见，对于让犹太人就这么轻易地移民很不满。1972年8月，苏联当局颁布了一条特别政令，要求凡是申请移民的犹太人，要想得到离境许可，首先必须“补偿”国家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费用。这项“用犹太人换现金”的计划，对于苏联寻求缓和这一目标来说，很快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美国的犹太人群体借此大肆抨击苏联的反犹主义，同时也对美国的反犹主义旁敲侧击。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向苏联犹太人征收“退出税”的运动；而在美国国会，还形成了一个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反对与苏联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揽子协议。一个野心勃勃想成为总统的政治家、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Henry M. Jackson）提出，美苏贸易法案的通过要以“苏联犹太人的自由”为前提。查尔斯·瓦尼克（Charles Vanik）在众议院对这一修正案表示附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意味着美国国会的风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里拿走了他们可以给勃列日涅夫提供的大部分实实在在的“胡萝卜”：给予苏联非歧视性的贸易地位和为美国的对苏出口提供国家信贷支持。这一运动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支持是多么表面化和脆弱。它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场愈演愈烈的乱局敬而远之；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同时他也不想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引火烧身。白宫一再恳求他出手相助，这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在得到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支持之后，他悄悄地让克格勃和内务部免掉了大部分申请移民的犹太人，特别是中老年犹太人的退出税。奇怪的是，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指示，各个官僚机构竟然未加理睬，所以在1973年春，有些要移民的人仍然被要求缴纳退出税。在开始实行退出税的头两个月，不到400名犹太人为了获得离开苏联的权利而缴纳了150万卢布。
华盛顿又传来了新的信号。3月20日，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会议的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谨慎。他必须考虑到犹太人问题的敏感性和爆炸的威力。他与同事们谈了自己对于放开斯大林给苏联犹太人文化生活设置的禁令的可行性。不过，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提这件事只是让大家考虑。结果，退出税被取消了，但只是“非正式地”，以示并非因为屈服于美国亲犹团体的游说。勃列日涅夫还与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和格列奇科达成一致：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某种技能的人，对于来自保密实验室和军方实验室的专家，或者顶尖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是不能发给退出签证让他们去以色列的。对此，他坦承是“因为我不想找事，再去和阿拉伯人争吵”。由国家强加于犹太人的整个歧视性的体制依然原封未动。
数年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写道，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在犹太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明智的”。这种看法忽视了由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而摆在苏联缓和设计师们面前的两难局面。对他们而言，与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协议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和实实在在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开出的新条件又完全无法接受，因为它们违背了平等与均势的原则，而该原则是苏联推动缓和的主要目标。他们不明白，对于对自身也有利的经济协议，美国为什么要对别的超级大国规定政治条件？要是苏联的犹太人不受限制地移民以色列，中东的阿拉伯盟友会怎么说？更棘手的是给国内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带来的麻烦：如果当局允许大规模移民，那么，说苏联是没有人离开的“社会主义天堂”，说犹太人正在融入“苏联各族人民的大家庭”，这样的宣传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苏联的其他族群会怎么说？文化精英和官僚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犹太人太宽大了。民族主义分子把矛头指向勃列日涅夫，说他的妻子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勃列日涅夫（Victoria Brezhnev）出生于卡拉派家庭，而卡拉派一贯信奉犹太教]。对于这些流言蜚语，勃列日涅夫不可能充耳不闻，它们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削弱他的权威性。
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准备帮助尼克松对付亲犹太人的反对派，让经济与金融协议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到1973年3月，总书记在不断地与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内务部部长尼古拉·晓洛科夫（Nikolai Shchelokov）以及其他官员沟通，要为犹太移民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既让美国人满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激动地批评了那些在背后破坏他的缓和大计的苏联官员。他恳请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么靠这个买卖赚一笔，要么继续我们本来打算对美国采取的政策。杰克逊抢先了一步。要是到头来事情朝着他的方向发展，那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白费了！”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结果出台了专业人员移民的限额制度，并同意经由秘密渠道告知尼克松和美国的参议员，退出税将只适用于特殊情况。
但是有限的让步并没有能够平息杰克逊及其盟友的怒气。反对派得寸进尺，又要求一般的移居自由。新保守主义者，这些当时聚集在杰克逊周围，日后又跑到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那边的冷战斗士，拒绝与苏联政权的任何妥协。尼克松没能摆平由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联手组成的反对派，这对美苏关系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它排除了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渺茫——而扩大经贸往来本来是可以扩大美国社会支持缓和的政治基础的。而且它还助长了反对派的信心，要对缓和施以更多的打击。这个反对派很广泛，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3年之前反对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个运动。意识形态的原因——它在1933年时导致拒绝承认主张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在此时凸显的人权问题，压倒了对于安全及经济利益的考虑。
这一新的形势意味着尼克松与基辛格从实用政治出发采取的对苏政策的终结。而且在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媒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人权组织之间，逐渐结成了新的跨国同盟。失意的去斯大林化的倡导者、犹太人、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自由派民主人士，在莫斯科开始向美国记者呼吁，要求对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施压。他们把美国那些反对缓和的人，尤其是杰克逊参议员，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缓和是苏联的险恶阴谋，认为与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突然之间，勃列日涅夫的缓和大业在内部出了问题。苏联统治机器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此时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与西方恢复友好关系给政权带来了危险，因为它让美国成了苏联社会中的特洛伊木马。逮捕、精神病院和克格勃的迫害，并不能解决异见分子问题，只能火上浇油。犹太激进分子开始找苏联的驻外机构的麻烦，后来甚至向它们投掷炸弹。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要他“多加小心”。这位克格勃首脑对于国际舆论也出人意料地敏感起来。他担心自己这辈子会像贝利亚和自己的各位前任一样，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正如其心腹所回忆的那样，“安德罗波夫想要清清白白地离开国家安全首脑这个岗位的愿望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很快就成了一个心结”。
安德罗波夫解决问题很有一套：他主张进一步放开犹太人的移民，同时把大部分喜欢发表意见的异见分子赶到国外。克格勃开始把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异见人士面前：要么是长期监禁，要么就通过“犹太人的渠道”移民国外。在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自由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离开苏联。有些人，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金茨堡（Alexander Ginzburg），是从牢里被送到国外的。大提琴演奏家姆斯季斯拉夫·洛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他的妻子、歌剧演员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被剥夺公民权的时候还在国外巡回演出。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说无情，但不流血，所以勃列日涅夫喜欢。它可以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其国内的强硬派朋友与西方的“朋友”之间左右逢源。
20世纪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中的偶像级人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依然是现政权的心腹之患。这位作家公然藐视苏联当局。1968年9月，就在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月之后，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和《第一圈》在欧美的出版为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截然不同，索尔仁尼琴似乎很享受由国家发起的声讨他的运动，而前者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于1958年宣布放弃这一奖项。
对于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政治局进行了三番五次的讨论；他的案件成了领导层在国内异见分子以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各种立场交锋的触发点。安德罗波夫建议政治局让索尔仁尼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然后乘机剥夺他的公民权。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和安德罗波夫的竞争对手、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表示反对。他建议“要努力争取索尔仁尼琴，而不是把他抛弃掉”。在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前夕，政治局再次讨论了索尔仁尼琴问题。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建议驱逐他，但却再次什么也没做。政治局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表明，哪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派，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也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曾经引起国际舆论的哗然，更近一点的是1965年对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的审判和监禁，这些都让政治局极不情愿再让苏联文化精英中的任何人成为殉道者。
1973年夏，在克格勃没收了索尔仁尼琴描写斯大林主义恐怖行径与劳改营的《古拉格群岛》的大量手稿之后，索尔仁尼琴案件再一次被提交给政治局。这个新的证据导致了无论是索尔仁尼琴还是勃列日涅夫恐怕都不希望看到的结局。1973年9～10月，勃列日涅夫否决了安德罗波夫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的建议。他担心这样做的负面影响有可能波及勃兰特和尼克松，并连累到自己的国外之行。他再次把此事搁置下来，并任命了一个处理索尔仁尼琴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但这位作家在使命感和保护自己及家人的愿望的驱使下，率先在西方发起公关运动。他发表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并在信中强烈要求他们用俄罗斯东正教的信仰取代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1974年的头一天，西方媒体宣布《古拉格群岛》的俄文版出版。
七天后，在讨论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苏联的外交努力之后，勃列日涅夫提起了索尔仁尼琴案件问题。安德罗波夫又提出他以前的方案，快刀斩乱麻，把这位作家逐出苏联。葛罗米柯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但建议再等一段时间，等到赫尔辛基大会结束。这时，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要求立即逮捕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诗人：“在中国，他们公开处死人民；在智利，法西斯政权枪杀并拷打人民；英国人在爱尔兰利用制裁对付劳动人民；而我们在处置一个明目张胆的敌人时，却选择逃避。如果驱逐索尔仁尼琴，就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柯西金支持这一建议，并表示应该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公审，然后送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矿井里，“外国的记者是不会去的，因为那里的天气太冷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怪罪于勃列日涅夫的软弱，并暗示：勃列日涅夫在国外的访问以及他玩弄缓和的做法开始损害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就连一向支持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烈·基里连科也挖苦说：“每当我们谈到索尔仁尼琴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时就会恰好发生某些重要的[国际]事件，于是我们就把决定往后拖。”最后，勃列日涅夫同意——这一着很巧妙——最终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但他对于逮捕他的事却未置可否。
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认定：政治局是想把索尔仁尼琴案件推给他，从而毁掉他的生涯。这位克格勃主席很快便通过与埃贡·巴尔的秘密渠道与西德政府达成协议，由西德向那位还不明就里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提供政治避难。在给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备忘录中，安德罗波夫警告说，“虽然我们不想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但是，把索尔仁尼琴问题拖下去”，已经不行了，“因为它有可能给我们在国内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这位克格勃首脑最后说，无所作为有可能会让许多反苏维埃的敌对集团变得更加嚣张，而如果当局不得不审判这位作家的话，则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索尔仁尼琴便乘飞机飞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来说，不幸的是，人权问题和喜欢直言的异见人士问题，并没有随那位著名作家的离去而一同消失。的确，许多异见人士都在西方湮没无闻，或者把他们的精力浪费在派系倾轧和争权夺利上。但是有些人留了下来。纳坦·沙拉恩斯基（Nathan Shcharansky）在苏联国内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要求犹太人拥有完全的宗教和文化权利。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由于没有通过安全审查而无法移民，这就成了美国犹太人继续反苏的口实。安德烈·萨哈罗夫和许多其他人权激进分子拒绝移民，并继续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政治局讨论即将在1975年7月的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上签署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草案的时候，人权问题又一次浮出了水面。“开明”外交官之一、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Anatoly Kovalev），说服了葛罗米柯对西欧人做出让步——后者想把所谓的第三组问题，即有关人民的自由迁徙、家庭团聚与探视，以及信息、文化、教育开放的各项条款，也放到最终法案的草案中。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同意接受东欧在二战后形成的领土与政治现状。当最终法案草案被提交给政治局的时候，政治局中的意识形态保守派极为愤怒和惊愕：难道苏联要对外来势力的颠覆和干涉开放吗？科瓦廖夫做好了应对这场风暴的准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葛罗米柯提出了一个历史上的根据。他把赫尔辛基协议比作1815年的维也纳大会，把勃列日涅夫比作沙皇亚历山大。葛罗米柯还举了一个例子，即他与基辛格达成的“理解”：虽然有了最终法案，但任何一方都不应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他认为苏联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就人权而言，“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仍然是我们说了算”。保守派不再反对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为了换取西方其他方面的让步，也在雅尔塔签署过《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
1975年8月1日，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再加上欧洲其他国家和加拿大的33位领导人，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从短期来看，该法案并没有为苏联国内带来任何自由化。苏联的宣传机器把此事吹嘘为勃列日涅夫的最伟大的胜利，而这位总书记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说的。他个人更是将其视为自己主政的巅峰之作。然而，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法案中含有的有关人权的承诺是埋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的定时炸弹。当葛罗米柯认为异见人士无足轻重因而无须认真对待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现政权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对全球意识形态及政治发展趋势的解读大错特错。在维也纳大会上，沙皇外交的胜利是短暂的。俄罗斯在自由欧洲后来成了用来吓唬小孩的怪物，这就为俄罗斯埋下了在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种子。1975年，克里姆林宫又一次在庆祝地缘政治的胜利，却没有预见到它的可怕的后果。
风云乍起的伙伴关系
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突然爆发，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的伙伴关系因此而受到了挑战。对于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有了苏联的资深官员，尤其是苏联高级外交官维克托·伊斯拉埃良的回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有非常透彻的分析。在这次的战争爆发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恢复阿拉伯人的尊严以及失去的领土，他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瞒过了政治局和驻埃及的苏联代表——尽管克格勃和军方对于此次进攻的准备情况肯定是知情的。就像对早先的北越一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无法控制或约束他们在国外的代理人。
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访问让那位埃及领导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苏美修好有可能意味着它们会联手主张维持中东地区的现状，于是他便着手策划一个两面派的花招。他宣布将17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逐出埃及。尼克松立即通过秘密渠道向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对萨达特的决定毫不知情，也没有与他有过秘密接触。实际上，美国当时对于萨达特发出的秘密信号迅速做出了回应。
勃列日涅夫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很是关切。他本来更愿意与美国共同努力，防止中东战火重燃。他在1973年夏访问华盛顿期间警告过尼克松，莫斯科几乎无法控制它的阿拉伯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于勃列日涅夫的警告没有当真，也没再追问此事。基辛格想要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所以他不想让莫斯科在那里扮演和平设计师的角色。此外，一心想从越南撤军的美国人也没有注意到，在另外一个地区，气氛正变得越来越紧张。既然美国人不愿意一同行动，苏联领导层也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向以色列发出警报，说阿拉伯人即将进攻了。
苏联军政领导人想帮助安瓦尔·萨达特打败以色列并收复埃及的领土。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阿拉伯人肯定会输掉战争。结果证明这种预感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改变主意，想防止自己的阿拉伯盟友彻底崩溃。在“赎罪日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作为政治局领袖，另一个是作为倡导缓和的国务活动家。他以惊人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巧妙地压制住了想要采取严厉行动的强硬派的气焰。例如，他派主张行动的柯西金秘密访问开罗——在那里，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试图让萨达特听从苏联的建议，但却白费口舌。他还排挤掉了既好斗又无知的波德戈尔内。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始终坚称，他是本着缓和与“基本原则”及防止核战争协议的精神，把跟美国政府的携手合作放在第一位。基辛格在自己的顾问圈子里承认，苏联人“在所有方面都尽力表现得相当通情达理。即便是在中东，我们在那里的政治战略使他们的境况极为窘迫，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修理我们”。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想要维持他与尼克松的特殊关系。危机期间，两人第一次以亲笔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勃列日涅夫还兴奋地向政治局吹嘘：“尼克松对所有苏联领导人以及我个人都极为尊重。”不过，尼克松此时已被水门丑闻弄得焦头烂额，并由已经被批准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代表他处理美国的对外政策。基辛格及其手下没有错过利用埃及的失败来削弱苏联在该国影响力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基辛格没有理睬苏联提出的合作建议，从而为取得胜利的以色列人向埃及境内的推进赢得了时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抱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了”。10月19日，安德罗波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说：“对尼克松而言，遭到弹劾的危险现在要比几个月前还要大。在目前的形势下，犹太人在国会的游说会严重影响到尼克松的行动，以及他执行你访美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意愿。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为了让萨达特和埃及不至于彻底崩溃，苏联人必须得做点什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政治局给尼克松精心拟就了一封模棱两可的电报，实际上就是1956年那个著名的倡议的翻版，当时苏联人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联合出兵中东以阻止战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勃列日涅夫同意在电报里添上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内容”：如果美国不想一起出兵阻止战争，那苏联“就迫切需要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措施”。高加索的两个伞兵师被要求进入待命状态，地中海的苏联战舰也接到命令驶向埃及以展示武力。实质上，苏联人摆出的这副姿态只是装模作样，虚张声势，而且还小心翼翼，生怕吓着美国人。
不过，基辛格还是慌了。他没有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通报，就下令美国的战略力量进入仅次于全面核警报的三级战备状态。当政治局于次日早晨再次召开会议商讨可能的应对方案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基辛格的诡计。格列奇科、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基里连科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苏联发出动员令。勃列日涅夫考虑到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前车之鉴，建议对此不要理睬。他推断说，尼克松的脑子被国内反对他的运动给弄糊涂了。“让他冷静下来再解释，为什么先发出核警报。”这也许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最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了。事实上，尼克松当时喝得烂醉，是由基辛格撇开总统，一个人在处理中东危机。当尼克松于10月25日醒来的时候，他取消了警报并给勃列日涅夫本人回了一封带有安抚性质的电报。最后，在美苏共同的外交斡旋下，以色列武装力量停止推进，此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
美国在中东危机中的单边主义行动并没有导致苏美缓和的衰退。相反，“赎罪日战争”让勃列日涅夫更加确信，只有依靠苏美共同行动，才可以促成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和平。在10月28日致尼克松的信中，勃列日涅夫暗示有某些势力在搞鬼，想毁掉“我们之间个人的相互信任”。他不再隐瞒自己对基辛格的怀疑。而且由于对萨达特操纵别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甚至开始考虑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告诉葛罗米柯，阿拉伯人如果想让苏联人民“替他们卖命”，那他们就见鬼去吧。目睹了这场情绪大爆发的切尔尼亚耶夫写道：“这就是实用政治。但社会上对此毫不知情。”苏联的宣传机器使苏联人民相信，以色列又一次成了侵略者。就像1967年一样，报纸煽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各级党组织则组织集会，表示要与“进步的”阿拉伯政权团结在一起。
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想在中东暗中扮演务实政治家的企图毫无结果。1974年之后，美国掌握了埃以和谈的主动权，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成了戴维营协议。苏联人已经在埃及投入了几百亿卢布，因而对萨达特的背叛极为憎恨。“失去埃及”对政治局随后有关非洲危机的决策产生了持久的心理影响。而且这些记忆在1979年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将激起苏联人对哈菲佐拉·阿明的怀疑，觉得他在阿富汗可能又会像萨达特那样对待他们。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在1974年8月的辞职，给勃列日涅夫又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创伤。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他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通信逐渐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性质。这位陷入孤立的总统，开始把与总书记的伙伴关系视为水门丑闻的狂暴大海中的一座宁静小岛。尼克松通过秘密渠道示意，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其中就包括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令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愕的是，他甚至谈到要把“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作为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像尼克松的某些幕僚们所担心的那样，想要利用水门事件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事实上，他是最后一个毫无保留地继续支持尼克松的外国领导人。就像斯大林和莫洛托夫1945年无法理解丘吉尔的选举失败一样，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们也无法理解，一桩水门大楼的窃听案怎么就能让一位如此可畏的国务活动家在以绝对优势赢得连任之后黯然辞职。在他们看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除掉缓和在美国的首席设计师，缓和的敌人选择了一个好借口。
更令人痛苦的是，三个月前，也就是在5月份，勃列日涅夫刚刚失去了致力于缓和的另一位伙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一起性丑闻以及一位与他关系最紧密的助手京特·纪尧姆（Guenther Guillaume）被揭露出是民主德国的间谍之后辞职了。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和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首脑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不顾苏联的反对，把纪尧姆安插在勃兰特身边。在监视勃兰特并损害他的名誉方面，东德领导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讨厌苏联与西德之间的秘密渠道以及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友谊，因为它们危及了东德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的影响力。勃列日涅夫对勃兰特的突然辞职很是失望，同时也怨恨昂纳克。
在起初那些缓和设计师当中，只有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台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勃列日涅夫早先曾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身体状况还非常不错。但临近60年代末，他开始得了脑动脉硬化，劳累过度就会发病，浑身乏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后，勃列日涅夫养成了一个习惯，要服用一两片以鸦片为基本成分的镇静剂。有时他药吃多了就会昏昏沉沉，接着就有一段时间整个儿没精打采。
勃列日涅夫的外国伙伴们开始注意到他的日程安排的不规律性，而且有时还会突然销声匿迹。在1972年4月基辛格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带着这位惊恐万分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参加了一场疯狂的赛车，以摆脱自己因服药过度而导致的萎靡。“赎罪日战争”期间，夜以继日的工作再次耗尽了勃列日涅夫的精力。萨达特几乎每天下午都要请苏联驻埃及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灾难性的形势，要求立即提供援助。勃列日涅夫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知道这位领导人身体出了问题的安德罗波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现他的关切。他想制造“过度劳累”去毁掉勃列日涅夫的健康，便说基辛格和萨达特是在相互勾结。他知道勃列日涅夫服药渐渐成瘾，就命令他的贴身卫兵和护士暗中向他提供镇静药片。起初，安德罗波夫还假装劝说，到后来就听之任之了。他甚至有可能开始帮勃列日涅夫搞到那些药片。
药片当然只会加重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勃列日涅夫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变短了，对于细节的理解力也开始下降。就连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更加多疑、易怒和偏执。克里姆林宫最优秀的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Evgeny Chazov）认为，勃列日涅夫的服药成瘾“是这位国家领导人身体垮掉的原因之一”。切尔尼亚耶夫从其所在的苏共国际部的角度，哀叹“这个建立在大革命基础上的伟大国家”，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国家，没有充满活力的领导人和鼓舞人心的意识形态，基本消费品倒是长期短缺。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和苏美双方的技术研发却在突飞猛进，并开始在各个方面超越慢吞吞的军控谈判。美国部署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MIRS），即带有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的单个导弹，给战略核武器带来了巨大的突破。美国人还研制出高精度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也在质量和数量上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备竞赛。它制造出了它自己的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也就是“先驱者”（SS-20）火箭，以及一种新的中型轰炸机图-22M（美国人称之为“逆火”）。苏联人研制了新的“台风”级核潜艇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在1972年之后的十年，苏联人制造了4125枚陆基和海基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人则制造了929枚。让美国战略计划的制订者特别担心的，是一种新的巨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而且适合在现有的发射井中发射，因而可以取代威力不够强大也不太可靠的老式火箭。美国人称这种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为SS-18，但其真正的名字却是“撒旦”。这表明，苏联的火箭设计人员虽然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的，但地狱的意象却激发了他们的灵感。1975年，苏联人开始部署这些导弹，并直到它们在发射井中的数量达到308枚时才停了下来。
苏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些可怕的导弹，而且数量还如此之多？据某些权威人士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仍然受古巴导弹综合征，也就是1962年危机后的不体面的撤离的困扰。按照苏军总参谋部的看法，一些地理上的因素也对美国有利。苏联军方相信，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靠近苏联边界的北约基地上的美军的威胁，还有英、法核力量的威胁。而且他们还不得不部署一些导弹和常规力量来对付中国。最后，苏联的军工精英们依然感到自己国家的战略武器储备的质量不如美国。这使得他们更加打定主意，要用数量来弥补这种差距。1994年，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前助手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一种令人释然的逻辑解释说，苏联人之所以造出那么多的“重型”导弹，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我们可以造好的东西之一”。从事后来看，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备发展，并没有像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所警告的那样，使克里姆林宫占据战略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可以使之失去抵抗力的出其不意的打击；美国人在许多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于扩充导弹力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与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以及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有过正面冲突。他信奉“以实力促和谈”，不明白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扩军为什么会在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被视为威胁。值得重复的一点是，勃列日涅夫当时想在不受要挟的情况下谈判，就像赫鲁晓夫当初那样。他仍然认为军控机制和各项协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以成为苏美长期合作的基础。他的目标是在下次苏共代表大会之前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可以证实自己先前在1971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和平纲领的价值，并在党的干部和苏联人民中提升自己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勃列日涅夫想与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建立良好关系，以便共同努力，克服通往全面战略武器条约道路上的障碍。在通过秘密渠道反复磋商之后，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同意于1974年11月底举行会晤，地点是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前哨——符拉迪沃斯托克。苏方对于此次战略谈判的指导原则是，获得与北约同等水平的安全保障。这首先意味着要清点一下北约“部署在前沿的”核力量，包括美国在苏联周围的基地上部署的导弹、轰炸机和潜艇，以及英、法的核力量。这些国家拒绝把自己的系统包括在内，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政治局的其他几个强硬派，以及军方的整个领导层，都坚持这个原则。尽管勃列日涅夫对于西方不肯让步很是恼火，但他也认为自己的同事没有像自己那样为谈判竭尽全力。
在1974年10月与勃列日涅夫的一对一的会谈中，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是，让双方的战略力量保持总体上大致相等的水平。鉴于国内对缓和的支持力度的逐渐减弱，国务卿要求勃列日涅夫对他的这个想法保密。否则，他警告说，就会有人向杰克逊参议员通风报信。总书记立即同意将其作为与福特谈判的基础。他的唯一的条件是，美方任何的进一步变动都不得是“全新的提案，或者在原则上有任何不同”。
当勃列日涅夫与福特在1974年11月23～24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会晤的时候，总书记显得有点儿忐忑不安。这位苏联领导人像他第一次与尼克松在莫斯科会晤一样，邀请福特和基辛格到他的专列，以建立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关系。为了打破会晤开始时的局促气氛，他用茶和科尼亚克白兰地招待他们。勃列日涅夫谈起了他与尼克松有过的个人协议——“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当福特问道该怎样继续谈判，班子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时候，总书记兴致勃勃地插话说：“那就要看我们两个了。全世界显然都在看着我们，世界舆论最感兴趣的是怎样确保不发生核大战。”接着，勃列日涅夫摆出了他自己对于核军备竞赛的看法：“我们还没有做到任何真正的限制，而且实际上我们是在进一步刺激军备竞赛。这样做是不对的。将来的科学有可能会让我们拥有我们在今天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各种发明，我真不知道我们在强化所谓的安全方面可以走多远。谁知道呢，也许以后的军备竞赛甚至会延伸到外层空间。人民对这一切不知情，否则他们真的会狠狠地教训我们。我们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投入了几十个亿，这几十个亿要是花在人民身上不知道有多好。”
在1985年和1986年，类似的观点作为“新思维”在莫斯科开始为人所知。顺便说一句，为苏联制定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立场的军控专家小组的两位成员，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后来成了戈尔巴乔夫核裁军的首个综合提案的共同作者。不过，福特此时的回应闪烁其词，都是些套话。这反映出他的缺乏远见。他未经全国选举就成了总统，而且他赦免尼克松为自己制造的敌人比朋友还多。此外，基辛格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头脑中考虑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中国有侵略行为，苏美就共同采取行动。后来，基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和福特没有进一步探讨勃列日涅夫的富有远见的看法。
在专列上的首次谈判后，勃列日涅夫发过一次病；尽管他的医生们设法控制住了病情，但他们建议他推迟谈判。他拒绝了。谈判艰难而且极度紧张。美方的立场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国内对于缓和的支持在下降，国会对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越来越怀疑，还有就是由于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硬态度。结果，基辛格早先的想法就成了最后的选择。如果苏联人同意把北约部署在前沿的系统排除在协议之外，那美国人就同意不再坚持限制“撒旦”导弹及其核弹头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不在得到批准的政治局的立场范围之内。
当勃列日涅夫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打电话给远在八个时区之外的莫斯科的同事时，他们还没有起床。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柯西金同意勃列日涅夫的选择，但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他有波德戈尔内撑腰——拒绝让步。勃列日涅夫对他在战争时期的朋友格列奇科的吼叫声大得连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助手们都可以听到。既然争辩无济于事，他建议中止谈判并回到莫斯科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格列奇科震惊之下便认输了。经过两年的僵局之后，通往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作为对勃列日涅夫的关照的回报，福特也把美国的立场变得缓和了一些，而且还向欧洲的盟友们指出，他将清除掉通往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总书记梦寐以求的目标——道路上的最后的障碍。
两位领导人都做出了艰难的选择。看来，一种亲密的关系就要建立起来了。但福特和基辛格回国后就遭遇到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的反对——这些反对意见直言不讳而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苏联的“重型”导弹让美国的批评者在抨击缓和时可以辩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正在准备发动核战争，并准备“在其即将来临时率先发动打击”。在水门事件后的选举中成为国会多数派的民主党议员，想要维护其对于白宫的优势地位。参、众议员纷纷指责福特和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以及对于人权的漠视。福特拒绝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1974年12月，有关美苏贸易法案的长达两年的辩论，以杰克逊及其支持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对苏联人而言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贸易法案》中有关苏美贸易的条款比通过之前还要苛刻。苏联人不可能再得到美国的贷款去修建石油天然气管道了，于是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欧人。莫斯科废止了1972年签订的各项贸易协议。这个让人丢脸的挫折让苏联的工业领导者和经济管理者对于缓和的期望破灭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判后，精疲力竭的勃列日涅夫倒在了自己的专列上。几周后他才恢复过来，但此时看东西已很吃力，而且只能看用特殊的打字机打印的大号字体的文本。在当年底访问波兰期间，他在告别仪式上抢过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并开始和着《国际歌》的旋律挥舞它。在赫尔辛基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处于半昏迷状态，勉强在《最终法案》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1975年10月，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筋疲力尽。”
对于与美国人的谈判，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表现出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激情与投入。不过，不应当把缓和的衰落仅仅归因于他的精力和主动性的丧失。从1972年至1975年，总书记的日益严重的不适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谈判者。也许，为国事操劳是最后一件可以帮助勃列日涅夫抵御自己药瘾的事情。1975年12月，勃列日涅夫对自己身边由幕僚和笔杆子组成的、正在筹备接下来的苏共代表大会的小圈子诉说道：“即使是在赫尔辛基大会之后，福特和基辛格，以及许多参议员还在要求更充分地装备美国。他们想让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我反对军备竞赛，但当美国人宣布他们要扩军而国防部又向我报告说，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保证安全，那我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该怎么办？我该给他们1400亿还是1560亿？而且我真的给他们钱了，一次一次地。钱都从烟囱里冒掉了。”
如果没有保证说会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那勃列日涅夫就不准备与福特会晤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做事的原则是，只有在他看见“成功的希望”时，才会投入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多勃雷宁大使和克格勃的分析人员从华盛顿送来的报告写道，克里姆林宫应该等到下次总统大选时再进行谈判。不仅是勃列日涅夫，还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所有其他的幕僚都未能意识到，美国的政治形势在水门事件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感到，尼克松“有点儿像美国的总书记”。他们不明白，福特为什么不能重申自己对于国会的权力，为什么要对游说团体和公共团体低三下四。另外，苏联领导层没有看到，到1974年为止，曾经推动缓和的那种政治因素与私人因素的独特结合，此时已不复存在了。
缓和在1969年至1973年的成功，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治的长期发展趋势。这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大动荡，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反军国主义倾向的增长。国内阵线的瓦解以及柏林墙和越战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在西德和美国造就了新一代国务活动家。他们愿意从平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相比之下，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对于缓和的想象则全然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回报，是因为多年来的耗费巨资加强军事实力和战略实力，是因为全球的力量对比变得对苏联人有利了。这种可以理解的错觉是个致命的错误。在非洲，在两个超级大国代理人的战场上，它很快再次得到充分的证明。
争夺非洲
虽然后果是致命的，但是苏联介入非洲的升级却是克里姆林宫国际议程中的一个离奇的过场戏。非洲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主要还是处于边缘地位。苏联专家后来声称，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对于非洲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导原则或长远计划。尤里·安德罗波夫曾经坦承，苏联人是在违背其最佳利益的情况下“被拖进非洲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政治局是在它开始支持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时“发现”非洲的。从一开始，苏联人就是依据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前提采取行动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非洲的去殖民化将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个伟大的胜利。1955年12月，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写道：“要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支配地位，就要通过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使之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来开展下一步行动。”他还说：“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丧失，一定会加快社会主义在欧洲并最终在美国胜利的步伐。”
赫鲁晓夫本人梦想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非洲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窗口”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对他以及苏共内部其他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来说，关键是非洲有很多人都用充满希望甚至热情的眼光，注视着苏联的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国家，而是视为进步的支柱，是非常可恶的前宗主国及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选择。
西方喜欢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以及莫斯科对此的怨恨，强化了上述的意识形态冲动。斯大林未能得到利比亚的海军基地这件事并没有被忘记。一位资深的苏联外交官感到，美国人的行为“就像是把门罗主义从美洲延伸到非洲”。长期以来，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去殖民化之后的政局极度动荡，这给了冷战的两大敌对集团瓜分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机会。总的来说，它就像19世纪下半叶驱使欧洲列强瓜分整个非洲的那种情形的再现。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非洲问题专家卡连·布鲁坚茨和高级情报官员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把苏、美两国比作两个拳击手，互相攻击成了他们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把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都卷了进去的刚果危机，在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国内和世界新闻的焦点。
苏联第一波非洲攻势的结果具有一种醒脑作用。在付出相当多之后，苏联人输掉了刚果争夺战，并被赶出加纳和几内亚。把几内亚变成“社会主义窗口”的试验结果尤为令人痛苦，这也使得苏联人认为有可能在十年内改造非洲的信念冷却了下来。1964年的波利扬斯基报告批评赫鲁晓夫采取的支持非洲“进步政权”的方针。它认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常常缺乏实际的了解，然而却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援助。”苏联在非洲的慷慨援助在许多时候“结果都很可悲：那些国家的领导吃我们的，然后又不理我们。资本主义者嘲笑我们，而他们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这样，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从来没有否认苏联对非洲的介入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他们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太冲动，忘记了要“从阶级的观点出发”有所选择。
这些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又被忘记了。现在也许有人认为，当时，莫斯科与北京在全球争夺“进步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霸主地位，促使苏联重新回到它积极介入非洲事务的立场。但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1970年曾经自信地向政治局报告，中国人在非洲的“攻势”失败了。1972年4月，勃列日涅夫告诉基辛格：苏联驻阿尔及利亚的一位外交官曾经在沙漠中央发现一座中国饭店。“到这座饭店吃饭的人在离开时都带着一捆免费的中国人的宣传资料。那是他们想要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嗯……在他们争夺该运动领导权的企图落空并失去自己立足之地的时候，他们也关闭了这座在阿尔及利亚的饭店。”然而，正是在1970年秋，在莫斯科为反对中国的“饺子外交”而进行的斗争结束之后，安德罗波夫的克格勃才提出并得到政治局的支持，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政策。
促使苏联重返非洲的原因是：仍然支配着克里姆林宫思维方式的革命与帝国范式；非洲大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真空状态；非洲的领袖们自己也积极要求苏联的介入。就像在克格勃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多年试图从美国和西欧国家获得援助之后，非洲的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唯一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大国”。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再次错失影响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
不过，这一次苏联对非洲的介入不单单是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圣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之角”成了苏军展示其新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的地方。苏美对于非洲的争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扮演全球大国的角色，要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从1964年起，苏联就着手建立战略海军和具有相当规模的航母舰队。在“赎罪日战争”中，这些能力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苏联海军司令部，尤其是海军元帅谢尔盖·戈尔什科夫（Sergei Gorshkov），渴望与美国海军一较高下，并要求在非洲建立基地。1974年，他们在索马里得到了一处基地。正如事实将很快显示的那样，这个基地带来的麻烦让苏联人得不偿失。
如果缺少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就不能完整地描述苏联在非洲的扩张。“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价格翻了四倍，这让苏联坐收渔利。苏联的原油产量从1973年的每天800万桶增加到1980年的每天1100万桶，从而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领导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每年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得到的硬通货收入增长了2250%，达到20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迅速增加使得克里姆林宫能够承受在非洲的帝国扩张的代价。
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的出现也是在这些年——那是在政权、苏联精英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社会约定，是由外快、特权、“影子经济”和各种各样特殊的挣钱渠道组成的一套复杂却足以让人过得舒服甚至可以说富裕的体系。苏联社会出现了很多富裕的迹象。苏联在非洲的扩张为“小交易”开启了没怎么宣扬但却很丰富的新的可能。它为苏联军方和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创造了几万个报酬极高的工作岗位。驻非洲各国的大使馆成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失宠因而处于半流放状态的党内高级精英最喜欢的地方。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驻莫桑比克苏联大使馆翻译的社会学家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Georgy Derluguian），当时的工资是用特殊的“外币支票”发放的，其购买力要高出苏联平均工资的15-20倍。在非洲尽了几年“国际义务”后，苏联公民就能购买莫斯科的公寓、汽车、夏季别墅。他们还能到国营的小桦树特供连锁店买到西方生产的消费品，那里只收外币，不收卢布。因此，杰尔卢格扬认为，苏联的各个部委和机构就出于这些个动机，游说赞成向各种据说带有“社会主义取向”的非洲政权提供“国际援助”。“就像在许多帝国中那样，在势力范围扩张的背后，有官僚主义固有的尔虞我诈和想要创设有利可图的新职位的愿望。”
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斗掩盖了这种逐利行为。在缓和达到高潮的同时，美苏对非洲的争夺也开始加剧。在非洲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都有彼此虎视眈眈的情报机构。1974年，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非洲各地视察时发现，“美国想到处都有充分的存在，这既是因为如此方才符合西方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同时也特别是为了盯住苏联的代理人。苏联为了声望和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这个大陆，当时在非洲也几乎到处都有常驻的特别使团”。自尊和双边竞争的逻辑——而非战略或经济的利益——使双方走上了冲突的道路。
有两起事件加快了这一进程：1974年4月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和1975年4月越南南方的陷落。国际部的切尔尼亚耶夫充满激情地把在葡萄牙发生的政变与罗曼诺夫王朝在俄罗斯的终结相提并论。“一个大事件。”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国际部的另一位官员则表示，苏联介入安哥拉和“非洲之角”以及后来的入侵阿富汗，是因为“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受到国内缓和批评者猛烈抨击的福特和基辛格也开始认为，在越南的惨败有可能引发某些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基辛格，他对共产主义分子在葡萄牙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并认为美国必须防止苏联人填补安哥拉的真空——那里是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赫尔辛基大会前夕，福特签署了一项秘密命令，让中情局在安哥拉暗中开始行动，在该国恢复有利于美国人的均势。
1975年对安哥拉的介入，跟苏联先前在非洲的大规模攻势一样，没有任何清晰的战略计划或目标。不过，糟糕的是，这一次在决策上还存在放任的危险。勃列日涅夫对非洲的事态发展几乎不感兴趣，所以就把那里的日常事务大体上交给了有关机构而没有交给任何具体的个人。由于没有一个得力的领导人，对外及安全政策就掌握在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他于1976年4月去世后这个职务就给了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手中。但这“三驾马车”的表现并不像是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倒像是几个老迈的官员组成的不稳定的同盟，忙于互相捧场和互相吹捧。他们之所以能有现今的地位，都得感谢勃列日涅夫；尽管如此（就像赫鲁晓夫的下台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又一同对总书记构成了威胁。在他们之间，哪怕是有一点点的迹象表明，结成了超出规定界限的伙伴关系，都可能使自己成为勃列日涅夫怀疑的对象，而那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结束。鉴于上述原因，“三驾马车”十分谨慎，只有在正式场合，在政治局会议上才会见到对方。他们也极不情愿挑战彼此的地盘。结果，葛罗米柯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第一发言权。而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则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实际的垄断地位。安德罗波夫消息灵通，在这两方面都很在行。不过，由于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在另外两位的利益范围内，他情愿跟在他们的后面。“三驾马车”的成员都希望保持现状，也就是逐渐架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而总书记甚至在自己的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依然是唯一权威，可以使“三驾马车”拥有对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合法的支配地位，而那些人可能随时都想接管制定政策的过程。
由于职能和个人方面的这些原因，苏联领导层没能采取大胆的计划和积极的行动。这就让其他受意识形态动机驱使的强力人物，包括安哥拉的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o Neto）和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尤其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战友，把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拖进了精心策划的非洲棋局。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古巴的各位领导人并不完全是莫斯科的傀儡或代理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直到他在1967年死亡）以及古巴的其他革命者一直在支持阿尔及利亚、扎伊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几内亚比绍的革命游击队的行动。古巴人相信，美国在1975年的逃离越南，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一轮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来临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与苏联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因为1962年苏联人“背叛”的阴影还笼罩在哈瓦那的上空。克格勃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试图修复与古巴人的亲密关系——领导这些机构的安德罗波夫和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继承了第三国际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1965年，安德罗波夫告诉自己的一位幕僚说，将来与美国的竞争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非洲和拉美。如果苏联得到那里的基地，它就能拥有与美国人同等的地位。格列奇科和军方强烈支持这样的逻辑。安哥拉是个有吸引力的目标。克格勃从1970年起就主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提供援助和培训——该组织的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老朋友。从1974年的后期开始，安哥拉就成了苏古合作迅速扩大的地方。
关于苏联扩大其在安哥拉的存在的完整故事仍然埋藏在档案中。有一种说法是，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当时向政治局建议：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有限的非军事援助，但要注意不直接介入安哥拉的内战。然而，国际部在几天后向政治局递交了安哥拉人要求得到武器的请求。在短暂的犹豫后，“三驾马车”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这一请求。1974年12月初，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刚过，军援的渠道就开通了。政治局的立场之所以会彻底改变，除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官僚的互相捧场之外，还有可能是由于内图的苏联朋友和古巴朋友的游说。1979年在阿富汗问题上，决策又出现反复，而且影响更大。
美国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的决定，也压缩了克里姆林宫的选择空间。葛罗米柯的第一副手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认为，苏联对安哥拉的介入之所以会逐步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颠覆性的政策。1975年秋，在苏斯洛夫的支持下，“三驾马车”提出，帮助安哥拉是他们的“国际主义道德义务”。在勃列日涅夫与其写作班子一起在他的乡间别墅工作的时候，作为“开明”幕僚之一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曾经警告过他：介入安哥拉的事务会对缓和产生严重的影响。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愤怒地表示反对。他提起在1935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共和派的援助。他还提醒勃列日涅夫，1971年当受美国庇护的巴基斯坦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多么嚣张。总书记此时在缓和上投入的精力和兴趣越来越少，他在这场争论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选择支持哪一方。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了附和占据上风的干涉主义倾向。1975年10月，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安哥拉的事态发展在美国引起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但这只能激怒总书记。他确信美国人没有理解苏联的“诚意”。他说，苏联并不是想在安哥拉建立军事基地，而只是想帮助当地的国际主义者。
这种局面为古巴人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在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两周后，卡斯特罗给勃列日涅夫送来一份计划，准备把古巴正规军运到安哥拉。勃列日涅夫当时断然拒绝扩大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援助或者把古巴人运到那里。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的时候，第一支古巴战斗部队就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参加战斗了。科尔尼延科后来断定，是古巴人欺骗了苏联的驻古军事代表，并使他们相信克里姆林宫已经批准由他们把古巴人空运到大洋彼岸。葛罗米柯、格列奇科和安德罗波夫都感到很意外；他们一致认为，古巴的介入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严厉反击，这不仅对缓和来说是节外生枝，甚至在古巴自身的周围也可能出现紧张局势。在此期间，为了拯救“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人已经开始了“卡洛塔行动”。现在，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是，来自哈瓦那的古巴档案的证据还是一片空白。
两年前，勃列日涅夫拒绝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贷款请求，从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社会主义政府垮台。同年，苏联人逐渐失去了自己在埃及的影响力。1975年8月，对共产党在葡萄牙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也破灭了。在准备苏共代表大会报告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上遇到了三次明显的挫折。如果再算上安哥拉的那就太多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觉得，既然苏联的威望现在受到了威胁，那就有必要“拯救安哥拉”，支持古巴人。科尔尼延科回忆说，“国际主义责任感的本能反应当时在起作用，尤其是由于此事是发生在南非共和国对安哥拉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实际上，这一干涉即便不是美国组织的，也得到了它的支持”。此外，要是放弃在安哥拉与由美国资助而且其中还包括部分外国雇佣兵的敌军作战的古巴军队，那就意味着再次牺牲加勒比的小盟友——第一次是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后退。
1976年初，杰拉德·福特从自己的字典中删掉了“缓和”这个词。对于苏联人利用古巴军队作为代理人深感不安的基辛格宣布，美苏伙伴关系不可能“在经历了安哥拉这样的事情之后还继续存在”。在此期间，由于从苏联得到了大批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肃清了安哥拉大部分地方的南非雇佣兵和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非洲各国开始承认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安哥拉政权。一事顺事事顺。苏联和古巴的顾问开始训练南非黑人——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好斗分子。苏联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力加强了。而古巴人的胜利也让苏联人可以克服苏古关系中的龃龉。这次胜利也是送给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代表大会的大礼。它有助于苏联领导层在不结盟运动中赢得支持，也有助于苏联领导层从世界上那些支持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团体那里赢得支持。
卡特招来的麻烦
虽然为了安哥拉的问题大吵大闹，但勃列日涅夫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是希望福特能够赢得大选，并恢复缓和的伙伴关系。多变的美国政治又一次让克里姆林宫的期待化为了泡影。1976年11月，一个不出名的种花生的农场主、佐治亚州的前州长吉米·卡特，击败了福特。卡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善意、坚定的信念、在考虑重点上的模糊性以及注重细节的管理风格揉为一体。他非常希望摆脱冷战这个“旧议程”，而且还是核裁军的坚定的拥护者。新总统承诺采取一种“新对外政策”，它将更加公开、透明，更加注重人权。
在公开场合，卡特宣称该是克服“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的时候了。不过，在私下里，白宫担心的主要问题却是，苏联是否会像赫鲁晓夫在1961年考验肯尼迪那样来考验卡特。勃列日涅夫很快向卡特保证：这次不会有任何考验。克里姆林宫对卡特也有自己的担忧。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这个缺乏经验的新总统可能成为各种反缓和势力的囚徒。卡特的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是个有名的言辞谨慎的支持缓和的人物。相比之下，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眼下就让人担心了。他是一位波兰外交官的儿子，也是一位研究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重要学者。作为削弱苏联在东欧影响力的战略设计师，作为协调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三方委员会的幕后策划人，他在莫斯科是臭名昭彰。
卡特的人权运动立即损害了他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由民主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在1975年8月之后组成的赫尔辛基监督团，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很活跃；他们监督苏联违背《最终法案》的情况，并将其通报给外国媒体。莫斯科监督团的一位资深成员回忆说，“我们最为乐观的预计此时看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中似乎很有可能会包括坚决要求苏联人兑现在赫尔辛基做出的承诺。西方政治家和苏联异见分子的同盟正在开始形成”。为了报复，1977年1～2月，克格勃对赫尔辛基监督团进行了镇压，逮捕了它们中包括尤里·奥尔洛夫（Yuri Orlov）、亚历山大·金茨堡、阿纳托利·沙拉恩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在内的激进分子。2月18日，多勃雷宁接到指示向万斯转达这样的看法：美国的新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1972年达成的“基本原则”。十天后，卡特邀请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到白宫做客。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维持伙伴关系并在军控方面有所进展要比在人权问题上吵吵闹闹更为重要。在卡特就职典礼的前夕，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向他传递积极的信号。1977年1月18日，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讲话时首次采用明确的防御性的措辞，描述了苏联的安全原则。他说，苏联并不谋求先发制人的优势，苏联军事政策的目标是加强潜在的防御能力，使之足以震慑任何潜在的入侵者。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话消除美国媒体中“苏联军事威胁论”的影响并对卡特有所帮助。不过，他的一位笔杆子认为，这种姿态是不够的。“有关苏联威胁论的喧嚣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写道，“总说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这不管用。如果不切实改变我们自身的军事政策，过去那种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济陷于枯竭的军备竞赛还会持续下去。”
苏联人渴望维持政策的连续性，维持与白宫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他们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卡特向苏联人表明，伙伴关系的条件必须得改一改。多勃雷宁想通过布热津斯基激活与卡特的秘密渠道，但却未能成功。新总统决意在与苏联人打交道时不倚仗秘密外交。他想通过万斯和国务院来执行对外政策。此外，他采纳了由参议员杰克逊的新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制定的军控提案，那些人当中包括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和保罗·尼采（Paul Nitze）。该提案设想对某些战略武器系统进行“大幅削减”，尤其是要消除一半的“撒旦”火箭。这自然就意味着要抛弃饱受批评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它还意味着苏方将失去自己发射井里半数的最好、最大的导弹，而美国人只是承诺将来不会部署与之相当的系统。它还推迟了有关美国巡航导弹和苏联“逆火”轰炸机的限制问题，而那是苏联人以为近乎解决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被激怒了。他感到自己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协议付出了自己健康的代价。如果接受新的提案，那就意味着要在国内国际开始新一轮的讨价还价，那疾病缠身的总书记可没有这个精力。他指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给卡特起草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敦促他在勃列日涅夫和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协议基础上迅速达成协议。勃列日涅夫在信中强调，这将为他们个人的会晤扫清障碍——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这样的会晤看得很重。勃列日涅夫信中的语气之严厉出乎卡特的意料，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他宣布万斯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若干新提案造访苏联。新提案之一是“大幅削减”，另一个则是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为基础，但没有提出对巡航导弹和苏联的“逆火”轰炸机的限制。对于苏联军方来说，两份提案都无法接受。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总书记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与“三驾马车”召开了会议；极有可能所有在场的人都决定，该是“教训一下美国人”的时候了。
苏联拒绝美国的提案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严厉的程度还是令人大感意外。在1977年3月28日的首次会晤中，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他和葛罗米柯没有掩饰自己对卡特政策的鄙视，而且在言辞中还带有对卡特的人身攻击。他们打断万斯的发言，甚至没有让他读一下退一步的提案，而该提案本来是有可能开启通往妥协的道路的。美国代表团两手空空地打道回府了。更有甚者，葛罗米柯还在特别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的提案。这就像万斯后来说的那样，“有人把湿地毯扔在我们脸上，叫我们回去”。
莫斯科谈判的失败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肯定是有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对于政治上要优先考虑的重点出现了新的分歧。特别关键的是，苏联人想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而这对于美方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先前拥有明显的优势。即使在十年以后，当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消除中程导弹条约时，他们也未能就其余的战略武器达成全面的框架性的一致。
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成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的另一个征兆。在与务实的基辛格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相信，卡特只是想通过贬损他们换取廉价的宣传资本。作为斯大林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些苏联领导人就是无法想象，那位总统为什么要如此关注异见人士个人的命运。葛罗米柯甚至禁止自己的助手把这方面的材料放到他的桌上。他在与万斯会谈时表示，他不理解怎么可能会出现大量怀有敌意的对苏宣传？白宫为什么不像莫斯科正在做的那样，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面？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认为，人权运动只不过是“敌人的企图，是要为苏联国内的敌对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物质援助，好让他们行动起来”。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莫斯科谈判的失败将意味着苏美高层伙伴关系的终结，而那是缓和的主要动力源泉。1977年2月，按照葛罗米柯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卡特，表示只有在准备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时候才会与之会晤。结果，苏美的下次峰会一直等到1979年6月，而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现在很容易认为，到1977年之后，苏美关系的日益恶化已无可救药。学者们各抒己见，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各个主要的方面和事态的发展：苏联对非洲的持续干涉；缓慢而没有什么结果的军控进程；美国国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反苏情绪。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和困难此前就已存在，缓和却仍能发展良好。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大的障碍也没有挡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成为谈判伙伴。有人认为，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但要是勃列日涅夫当初仍然愿意坚决致力于维护与美国领导层的政治伙伴关系，那缓和就会继续下去了。这么说并不是有意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苏维埃体制和美国民主体制决策过程的复杂性轻描淡写。不过，它强调了在国际关系史的危急关头，当新的机遇与风险同时出现的时候，高层人物及其政治意志的关键作用。
吉米·卡特对苏联缺乏清晰的设想，这对于缓和的失败来说，与勃列日涅夫在想象缓和时所抱有的那些信念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布热津斯基和新保守主义批评者的影响下，美国总统开始怀疑苏联是个做事不计后果也不可预测的大国，这就混淆了克里姆林宫年老昏聩而反动的领导层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激进而桀骜不驯的领导层。1978年5月，卡特写信给布热津斯基：“苏联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国野心带来的政治短视也越来越严重，这两者相结合，就有可能诱使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局部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动荡，同时恫吓我们的朋友，以谋取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最终甚至要谋求政治上的优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苏联在非洲的行动，为什么要对苏联在欧洲的加强军事实力感到不安。我还看出，苏联的某些布局是经南亚指向印度洋，也许是为了包围中国。”为了遏制在非洲的苏联人，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提出了一种基于实用政治的策略：与北京恢复友好关系，用“中国牌”对付苏联人。万斯反对这样的政策，认为它会危及苏美关系，但卡特赞成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想法。他派布热津斯基去北京，后者获得了广泛授权，以实现与中共关系的正常化。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这样做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而由此造成的影响要比苏联当时的行为理应受到的更为广泛和深远。大约同时，多勃雷宁告诉埃夫里尔·哈里曼——后者想为自己政府的政策辩护——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改变莫斯科当前情绪激昂的气氛了”。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苏美关系中那种非常明显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又强势回归了。
就政治局而言，它完全没有理解卡特对于推动军控和缓解紧张局势的愿望有多么深切。相反，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总统是其幕僚手中的工具。葛罗米柯私下对万斯说，当布热津斯基发表那些“几乎是要把我们带回冷战时期”的声明时，他“越权了”。1978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卡特：“不只是受最无耻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综合体领导者的一贯影响，他还打算打着反苏政策的旗号争取连任并重回冷战。”两个月后，另一份严峻的评估报告以每季度一次的“政治信函”的形式从华盛顿苏联大使馆送到了莫斯科。该报告认为，卡特正在重新评估苏美关系。“此事是由布热津斯基和总统的几位负责国内事务的幕僚牵头的；他们让卡特相信，如果他对苏联公开采取更加严厉的方针，那他就可以止住其在国内地位的下滑。”报告援引了美国共产党领袖格斯·霍尔（Gus Hall）的说法——布热津斯基是“卡特政权的拉斯普京”。
1979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表明，如果处在不同的环境下，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伙伴的。总统体贴而又耐心——他显然是想找到与苏联领导人的某种形式的情感纽带。在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协议之后，总统突然向勃列日涅夫伸出双手并拥抱了他。他郑重地把下一轮军控谈判的建议削减战略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递给了勃列日涅夫。他甚至忍住了没有像往常那样提起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尽管很虚弱，但还是被打动了。他后来对自己的助手说，卡特“不管怎样，是个很好的家伙”。在告别时，卡特转向苏联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并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说：“回头一定要到美国来，而且要带着你们的总书记一起来。六个月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
欢迎来到阿富汗！
政治局委员们，尤其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这“三驾马车”，仍然误以为缓和主要是，甚至仅仅是“新力量对比”和苏联军事实力提高的结果。这些错误认识暂时看来并不致命。但是阿富汗改变了一切。1978年4月，在遥远的喀布尔的一场军事政变让左翼分子上了台。他们立即宣布“四月革命”，并请求苏联援助。苏联人与这一变故毫无关系，对于如何处置它也没有做好准备。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此次左翼分子的政变，就连克格勃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就如雷蒙德·加特霍夫说的，也许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伊朗国王才是导致阿富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的始作俑者。在1976年和1977年，伊朗国王说服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改弦更张，不再与苏联结盟，而且还镇压阿富汗左翼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阿富汗局势逐渐明朗后不久，伊朗国王的政权就垮台了。该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未来多年的灾难性后果。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看，阿富汗靠近苏联边界和中亚，所以，那里的“革命”与非洲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例子不一样。南部边境地区越来越不稳定，这只会使苏联人更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在其牢牢监护下的稳定的卫星国。阴暗的冷战心态在克格勃还占据上风。正像一位前克格勃高级官员回忆的那样，他把阿富汗视为苏联的利益范围并认为苏联“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人和中情局在那里扶植反苏政权”。1978年政变之后，借助于国防部、克格勃、外交部以及其他一批负责经济、贸易、建设、教育等事务的机构和部委的渠道，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交往得以迅速发展。来自莫斯科以及苏联各个中亚共和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和许多顾问云集喀布尔。与争夺非洲时相同的那些动机此时无疑也在驱使着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员。顺便提一句，在阿富汗的苏联代表和顾问，就和他们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南也门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帮助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权”的同事一样，享有外币支付的高薪。
苏联顾问和来访者很快就掉进难以驾驭的革命者的权力斗争的陷阱。“人民派”的领袖，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副手哈菲佐拉·阿明，开始清洗作为其竞争对手的“旗帜派”集团。阿富汗的各位领导人相信革命的恐怖，并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历次清洗的启发。1978年9月，国际委员会的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带着一项秘密使命来到阿富汗并警告塔拉基：如果他继续杀害自己的革命同志，苏联就不再支持他。这些警告以及苏联人要求团结的呼吁都被当作耳边风。阿富汗的革命者们相信：苏联是绝对承担不起不支持自己的后果的。这种想法完全正确。就在波诺马廖夫执行其秘密使命之前，克格勃情报总局的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访问了喀布尔并签订了有关情报共享与合作的协议。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中情局在喀布尔及阿富汗各地不断发展的势力做斗争”。1978年12月5日，勃列日涅夫和塔拉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签订了《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塔拉基返回了喀布尔，并确信勃列日涅夫本人是支持他的。的确，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位表面上温文有礼的阿富汗领导人。
1979年3月，一个恼人的催醒电话打到了莫斯科。赫拉特市及赫拉特地区发生了反对“人民派”政权的叛乱，暴民们残忍地杀害了喀布尔的官员、苏联顾问以及他们的家人。塔拉基和阿明拼命给莫斯科打电话，恳求苏联武装干涉，以“拯救革命”。这是另一支力量——好斗的阿富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最初登台亮相的强烈征兆。政治局再次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以分析这个新的情况。克里姆林宫的讨论记录非常清楚地表明，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要是以为是勃列日涅夫在起领导作用有多么危险。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对外政策的“三驾马车”主张苏联出兵干涉以拯救喀布尔政权。他们一致认为，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失去阿富汗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而是在自己的乡间别墅休养。干涉派很快就占了上风。
第二天，一切都变了：原先所有主张干涉的一夜之间都变了卦。乌斯季诺夫第一个说了实话：喀布尔的领导层想让苏联军队去和伊斯兰激进主义战斗，而这个祸是他们自己激进的改革措施惹下的。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刺刀来支持阿富汗的革命，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葛罗米柯提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我们这些年来在缓和国际关系、裁减军备等许多方面费了那么大力气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得到一份好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反对我们。”这位外交部部长还提醒政治局，武装干涉会导致与卡特的维也纳峰会被取消，还有原定于3月底的法国总统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的访问。
苏联的立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新材料，尤其是柯西金与塔拉基的通话，澄清了阿富汗的真实情况。不过，更为关键的因素想必是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以及他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态度。就像葛罗米柯说的，勃列日涅夫之于缓和依然有着利害关系。他对于与美国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的兴趣，以及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令他与其他西方领导人的会晤节外生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他眼里，任何武装干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态度是本性使然。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政治局会议，并反对干涉。在塔拉基被苏联的军用飞机接到莫斯科之后，他被告知：苏联不会在阿富汗境内部署军队。但苏联人保证会另外再给阿富汗军队提供援助，并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压，限制伊斯兰极端势力对阿富汗的渗透。勃列日涅夫在听了塔拉基的简短的回答之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仿佛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但反对干涉的决定当时似乎还不是最终的决定。“三驾马车”起初的干涉主义立场为未来招来了麻烦。率领阿富汗“沿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前进”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并没有放弃。实际上，在塔拉基离开莫斯科后不久，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就在他们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点。结果，苏联增加了对喀布尔政权的物资投入，而且苏联顾问——大多是军人和克格勃——的数量估计也达到了4000人。
当阿富汗在塔拉基和阿明之间再次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这一结局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作为领导人，哈菲佐拉·阿明要更加精明干练，其为人做事非常像伊拉克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阿明的角色原型是约瑟夫·斯大林：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依靠残忍的武力；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他不惜冒极大的风险。他在建立阿富汗军队和镇压赫拉特叛乱时的能量，为他赢得了苏联军事顾问的同情。然而，勃列日涅夫支持塔拉基。1979年9月初，这位阿富汗总理在赴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告诉他，阿明正在策划推翻他的军事政变，而且刚刚把他的人从安全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拿掉。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次谈话之后，克格勃连同驻喀布尔的苏联大使馆一起，曾经试图除掉阿明，结果未能得逞。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明逮捕了塔拉基，并于10月9日下令将其捂死在他的牢房里。之后，阿明又驱逐了苏联大使。勃列日涅夫的宠儿被暗杀，这让总书记本人在情感上突然间也被卷进了阿富汗的革命事务。据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这个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连与他一起革命的人都被他捂死了？阿富汗革命现在谁来掌舵？别的国家的人民会怎么说？人们还能信赖勃列日涅夫说的话吗？”从这一刻起，苏联武装干涉和除掉阿明的势头就开始增大了。在塔拉基遭到谋杀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据说就告诉国际部的一位官员说，派部队到阿富汗已是势在必行。
之所以会对不干涉的决定进行重估，很可能跟1979年1月之后伊朗革命的迅速升级——同年3月31日在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迅速提高对阿富汗西南地区激进叛乱分子的支持力度有关。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不可能知道，伊朗革命将开辟激进伊斯兰运动的新时代，而且它比冷战和苏联存续的时间还要长。他们怀疑而且起初还严重夸大美国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的联系。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特别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开始专从苏美零和竞争的角度考虑阿富汗问题。在伊斯兰极端分子于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大使馆之后，美国军队开始进入波斯湾，这让总参谋部惊慌起来。瓦连京·瓦连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将军回忆说，“我们担心如果美国被赶出伊朗，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占领阿富汗”。据说，令国防部部长乌斯季诺夫感到不解的是：如果美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进行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那我们为什么就该低调，小心行事，而且还丢掉阿富汗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克格勃从喀布尔发回的关于阿明在耍两面派并秘密会见美国人的报告就让人更不安了。几年前萨达特的背叛加剧了人们的猜疑。
苏联做出除掉阿明并“拯救”阿富汗的决定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负责制定政策的“三驾马车”“团体决策”的一个突出案例。在10月和11月的某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支持乌斯季诺夫的意见并开始策划入侵。葛罗米柯和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接着也表示同意。这几位最高领导人对于准备工作守口如瓶，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自己班子中的分析人员都不知情。按照“三驾马车”的想法，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支持。1979年12月初，安德罗波夫向他摆出了主张入侵的种种理由。他写道：“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阿明为了确保他的个人权力，不会跑到西方那边。”这封信建议策划政变，推翻阿明并让遭到流放的那一派阿富汗革命者在喀布尔掌权。
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德罗波夫的基本看法，即说阿明即将背叛，其实是来自一些极其含糊暧昧的证据。这位克格勃首脑似乎扮演了他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也就是用真真假假的情报让勃列日涅夫坚定干涉的决心。12月8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部署短程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针对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军事设施的。乌斯季诺夫建议，利用阿明多次提出的让苏联出兵的请求，派几个师进入阿富汗，确保顺利接管。而且原来的打算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撤出这些部队。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缓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的担心，本来还有可能再次否决赞成干涉的意见。但这一次，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葛罗米柯，都没有反对。1979年秋，缓和似乎正在跌入最低谷。勃列日涅夫与卡特的峰会所产生的少量善意已消失殆尽。在几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怂恿下，白宫发了一个假警报，说有一个旅的苏军在古巴——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罪名。此举加剧了莫斯科的怀疑：华盛顿有人决定向苏联发起全面挑战了。
使天平向赞成干涉的一方倾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战略核武器“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这项在12月12日的北约外交和国防部长布鲁塞尔特别会议上正式做出的决定，苏联分析家们在若干天前就提前估计到了。它给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看法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12月8日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参加的会议上强调：阿富汗问题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形势的一部分，美国的短程导弹也有可能部署在阿富汗。
苏联的高级将领是最后一群竭力反对计划中的武装干涉的人。在12月10日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参谋部的首脑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向勃列日涅夫和“三驾马车”表达了自己及其同僚的保留意见。他列举了苏军在不熟悉的、困难的条件下将会遇到的种种危险，并提醒各位政治领导人：对美国人在该地区的敌对行动的担忧是假想的。与奥加尔科夫元帅关系紧张的乌斯季诺夫，没有讨论前者担心的问题，而是要他住口并服从领导。几分钟后，奥加尔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试图再次警告入侵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会使东方整个伊斯兰世界一致起来反对我们，并使自己在全世界遭受政治损失”。安德罗波夫打断他说：“集中谈军事上的事情！制定政策的事交给我们，交给党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当天，政治局没有达成决议。两天后的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得知了北约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决定。这时政治局批准了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计划：政变和武装干涉双管齐下，以“拯救”阿富汗。极度虚弱但看得出很激动的勃列日涅夫，在干涉的决议上签了字。
苏军在入侵中暴露无遗的无能，吹落了莫斯科的官方遮羞布——它说实际上是喀布尔政府请求苏联保护他们的。对此，克格勃的笨拙也难辞其咎。一开始，苏联特工试图毒死阿明，但当投毒没有奏效的时候，突击队便猛攻阿明的宫殿，造成大量伤亡。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此次血腥政变的猛烈回击，导致了超级大国缓和的整座大厦的倒塌。有证据表明，勃列日涅夫本人当时接受了华盛顿拆除缓和大厦的事实，而且模模糊糊地觉得，此次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是个十足的错误。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回忆说，总书记有一次责怪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说：“你们给我把事情搞糟了！”
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生涯接近了尾声，那是一个非常黯淡的尾声。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以前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即使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有过这样的一段时期，竟然一点点讨论、商议和研究都没有，就采取了如此重要的行动。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一小部分掌权者此时无法充分地意识到，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切尔尼亚耶夫和其他“开明”官员在等待奇迹，以便帮助苏联平安度过这段危险的扩张期。
对苏联在1978～1979年的阿富汗政策所做的最为详细并完全以文献佐证的描述见于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rion；另见Cordovez and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Westad，“Prelude to Invasion”。另见俄罗斯方面的叙述：Lyakhovsky，Tragediia，以及最新版Plamia Afghana；Kornienko，Kholodnaiia voina，188-209；Gai and Snegirev，“Vtorzheniie，”3-4；Gareev，“Pochemu i kak mi voshli v Afghanistan，”17-23；Gankovsky，“Kto，gde，kogda prinial resheniie o vvode sovetskikh voisk v Afghanistan？”2-9。
Cordovez and Harrison，Out of Afghanistan，14.
参见Ouimet，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Kramer，“Soviet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10；Mastny，“Soviet Non-Invasionof Poland”；Voronkov，“Sobitiia 1980-1981 v Polshe.Vzgliad so Staroiploschiadi”；材料来自Jachranka。
Mastny，“Soviet Non-Invasion of Poland，”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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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1135—37；另见他的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2-85。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5；Alexandrov-Agentov，OtKollontai，193-95.
参见Kissinger，Ending the Vietnam War；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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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Buwalda，They Did Not Dwell Alone；Goldberg，Jewish Power，167-74。
更多细节参见Hunt，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Ninkovich，Wilsonian Century；Smith，America's Mission；Mead，Special Providence；Stephansson，“Cold War Considered as a U.S.Project，”52-67。
作为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之一且对反犹主义的种种表现非常关注的切尔尼亚耶夫说，在勃列日涅夫的言行中从来没有发现一点点的反犹主义。作者对他的采访，莫斯科，2003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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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156；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252.在多勃雷宁的回忆录中对这些细节只字未提。
他们中包括杰克逊的助理理查德·珀尔、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犹太知识分子杂志《评论》的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马克斯·K.坎珀尔曼（Max K.Kampelman）、尤金.V.罗斯托（Eugene V. Rostow）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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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ssad）把战争计划告诉了苏联驻大马士革大使努里金·毛希丁诺夫（Nuritdin Mukhitdinov）。此外，苏联领导层也许通过情报部门提前几天得知了发动进攻的日期。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0-11，15-18.
Ibid.，26，99.
基辛格与赫尔穆特·索南费尔德（Helrmit Sonnenfeld）、阿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威廉·海兰（William Hyland）和劳伦斯·S.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 Eagleburger）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3月18日，见于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225。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0-11，95，125-26，128，16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66-83；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0-64；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03-6；基辛格的叙述见于他的Years of Upheaval，4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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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看法见于Hanhimaki，Flawed Architect，328-30。
Israelyan，Inside the Kremlin，18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77-78.
参见切尔尼亚耶夫1973年11月的笔记，里面记载了他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勃列日涅夫与葛罗米柯就此问题谈话内容，参见他的Moia Zhizn，301。
克格勃将军列昂尼德·舍巴尔申的看法，引自Westad，Fall of Détente，132。
1973年12月26日在总统办公室与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会谈，见于亨利·基辛格给总统的文件，复印件存于NSArch；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80-83，291-92；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33；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15。
克格勃的情报来源断定，勃兰特是社会民主党内部钩心斗角的牺牲品，见于Kevorkov，Tainii kanal，177-87；Bahr，Zu meiner Zeit，261-62；Smyser，From Yalta to Berlin，267-70；Chazov，Zdorovie i Vlast，87。
Chazov，Zdorovie i Vlast，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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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致勃列日涅夫，1973年10月29日，Volkogonov Collection，reel 16，container 24，LC。
沃尔科戈诺夫援引有关的证据材料说，勃列日涅夫有可能从安德罗波夫那里得到了一些药片，见于Sem Vozhdei，99-100。
Chazov，Zdorovie i vlast，85，112-13，116-17；Arbatov，System，19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10月10日和24日，NSArch。
Podvig，Sirategicheskoie iadernoie vooruzheniie Rossii，这些资料也可见于[http：//www.arms control.ru]；Zaloga，Kremlin's Nuclear Sword，171-77。
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3.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于Musgrov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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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36.
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09；至于不同参与者对此次会谈的描述，参见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259-60。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10月26日，公布于Burr，Kissinger Transcripts，345-54；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11-79。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15；勃列日涅夫与福特的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2：30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沃兹德维任卡（Vozdvizhenka）机场与奥克安斯卡娅（Okeanskaya）疗养院之间的列车上，NSArch。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88-90；戈尔巴乔夫提案的作者有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将军，他们都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专家小组（“五人小组”）的成员；参见Savelyev and Detinov，Big Five，37。
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15；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57-58.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58；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Nikolay Detinov at Musgrove I；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297。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xperiment in Competitive Analysis. Soviet Strategic Objectives：An Alternative View”（Team-B report），December 1976，NSArch；另见Pipes，Vixi，134-42。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302-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20-22，327；Hanson，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123.
Chazov，Zdorovie i vlast，127-28；Sheludko in Leonid Brezhnev v vospominaniiakh，razmishleniiakh，suzhdeniiakh，320-23；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3月2日和9月11日，NSArch。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5年10月10日和24日，NSArch。
勃列日涅夫1975年12月16日讲话的非官方记录，见于KarenBrutents，Tridtsat let，270-71；同一讲话的另外一份记录见于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6年1月2日，NSArch。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36-3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35，492.
参见Lysebu I；另见Fort Lauderdale。
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关于安德罗波夫的反应的叙述，见于Fort Lauderdale，12。
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132，198-99.
Westad，Global Cold War，chapter3.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见于Fort Lauderdale，8，11。
Brutents，Tridtsat let，325；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251-303.
Davidson et al.，SSSR i Afrika，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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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备忘录，1972年4月22日，Kissinger Papers，NARA。
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0。1991-1992年，文安立曾经得到批准，可以查阅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它们后来再次被归入保密文件。
Ibid.，20.
卡连·布鲁坚茨，见于Fort Lauderdale，22，23。
关于戈尔什科夫，参见Chipman，“Admiral Gorshkov and the SovietNavy”。
Hewett，Open for Business，12；Pikhoia，“Pochemu raspalsia SSSR？”16-17 [www.sgu.ru/faculties/historical/sc.publication/history newtime/cold—war/1.php].
关于“小交易”，参见Millar，“Little Deal，”694-706；Derluguian，“Tale of Two Cities，”47-48；作者与格奥尔吉·杰尔卢格扬的通信（保存在作者的档案馆中）。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工作的价值在苏联公众当中急剧攀升。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95.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4年5月13日，NSArch；Lysebu I，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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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延科，见于LysebuI，780。
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1.
Gleijeses，Conflicting Missions；另见“Havana's Policy in Africa，”5-8。
Blight and Brenner，Sad and Luminous Days.
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的回忆，见于Fort Lauderdale，39-40。
最初是阿戈什蒂纽·内图与切·格瓦拉在1965年的交往；参见Gleijeses，“Havana's Policy in Africa，”7。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6.
Arbatov，System，194-95；关于“三驾马车”的正统立场以及他们在赫尔辛基大会后对勃列日涅夫的施压，参见Chernyaev，Moia zhizn，317；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59。
Kornienko，Kholodnaia voirza，167-68；作者对科尔尼延科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和1990年3月15日；Westad，“Moscowand the Angolan Crisis，”24，30-31；Lysebu1，32；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66-67；Gleijeses，“Havana's Policy in Africa，”271-72。
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86.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67-68；卡连·布鲁坚茨提出了这个看法，见于Lysebu I，47。
Brenner and Blight，“Cuba，1962，”81-85；Westad，“Moscow and theAngolan Crisis，”25-27.
Garthoff，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581，基辛格的讲话引自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74（April 5，1976）：428；Westad，“Moscow and the Angolan Crisis，”28-29。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见于Fort Lauderdale，44-45；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83。
我看过几份关于布热津斯基的情况介绍，是1976年秋至1977年初由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分析人员写的；另见Chemyaev，Moia zhizn，298；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09。
Alexeyeva and Goldberg，Thaw Generation，288-89；RGANI，f.89，op.25，doc.44.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70-7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7年1月9日和15日，NSArch。
1976年秋，新保守主义者以及缓和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批评者成立了“关于目前危险的委员会”。他们指责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对苏联有利，尤其是在超重型洲际导弹的“有效载荷”上，因为美国没有与之匹敌的导弹。卡特政府的各位成员，尤其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对于苏联在战略力量和常规力量方面不断增加的数量优势也有自己的担心。关于尼采的影响力，参见布热津斯基的看法，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48-49；Njolstad，Peacekeeper and Troublemaker。
布热津斯基，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56-57；Njolstad，“Keys of Keys？”37-40；Njolstad，Peacekeeper and Troublemaker，43-46。
Kissinger，Years of Renewal，856-59；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rztation，596-99；作者的采访，莫斯科，1989年11月23日和1990年3月15日；另引自Westad，“Fall of Détnete，”12；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91；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7年2月4日，公布于CWIHP Bulletin，no.5（1995）；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73；多勃雷宁在日记中记录的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会谈，1977年3月21日，NSArch；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74；勃列日涅夫的日记，1977年3月18日，Volkogonov Collection，LC。
万斯，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62；切尔尼亚耶夫关于他读到苏美会谈文字整理稿的日记，1977年4月1日，NSArch。
参见哈罗德·布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尼古拉·杰季诺夫、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以及多勃雷宁之间的讨论记录，Musgrove I，transcript，27-37。
1978年5月31日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C.万斯在纽约会谈的记录，1994年2月由俄罗斯政府提供给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NSArch。
多勃雷宁，见于Musgrove I，transcript，66，80-81；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397；克格勃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7年3月18日，RGANI，f.89，per.18，dok.63。
多勃雷宁，见于Musgrovel，transcript，136；另见他的Sugubo doveritelno，395-960
卡特给布热津斯基的指示，1978年5月17日，NSArch；另见Fort Lauderdale，145-46关于中国的讨论，参见“非洲之角”安全协调委员会会议记录，1978年3月2日，NSArch。布热津斯基出访的详情见于他的回忆录，Power ard Prinriple，208-15；另见Garthoff，Détnete and Confrontation，705-6，770-78；W.埃夫里尔·哈里曼与多勃雷宁大使在N大街午餐会上的谈话备忘录，1978年3月3日，Harriman Collection，LC。
葛罗米柯与万斯的会谈记录，1978年5月31日，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就国际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发表的讲话，摘自1978年6月8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备忘录第107号，RGANI，f.89，per.34，dok.1，1.7；“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RGANI，f.89，per.76，dok.28，1.1-2。
维也纳峰会文字记录，1979年6月16～18日，NSArch；Dobrynin，Sugubo doveritelno，422-27；Sukhodrev，Iazik moi—drug moi，344-45。
Garthoff，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285.有关苏联卷入阿富汗冲突的历史背景的最好的描述，见于Lyakhovsky，Plamia Afgana，11-46。
Kornienko，Kholodnaia voina，190；Kalugin and Montaigne，First Directorate，230-33；Mitrokhin，“KGB in Afghanistan.”
Kalugin and Montaigne，First Directorate，232.
Westad，“Road to Kabul，”123-24.
苏共政治局会议的文字记录，1979年3月17～19日，“关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形势以及我们可能采取的措施”，RGANI，f.89，per.25，dok.1。
Ibid.
卡连·布鲁坚茨支持这一说法，Tridsat Let，465。
A.N.柯西金、A.A.葛罗米柯、D.F.乌斯季诺夫、B.N.波诺马廖夫与N.M.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RGANI，f.89，per.14，dok.26；勃列日涅夫与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RGANI，f.89，per.14，dok.25。
“阿富汗的形势与我们未来的政策”，1979年4月1日，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译文见于CWIHP Bullelin，no.3（Fall 1993）：67-69；美国情报部门对苏联顾问的数量的估计见于New York Times，April13，1979。
Gai and Snegirev，“Vtorzheniie，”204-8.电报的日期是1979年9月13日，多勃雷宁从自己的笔记中引述了这封电报，Lysebu Ⅱ，89；Westad，Fall of Détnete，129-30。
Chazov，Zdorovie i vlast，15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20日，NSArch。亚历山德罗夫对卡连·布鲁坚茨讲过这番话，但布鲁坚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Kevorkov，Tainii kanal，243.
关于人质危机及美国对此的回应，参见Farber，Taken Hostage；关于苏方的担忧，参见瓦连京·瓦连尼科夫的看法，见于Lysebu Ⅱ，73；Brutents，Tridsat Let，417。
安德罗波夫个人给勃列日涅夫的这封信以及1979年，12月初他（和乌斯季诺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情况简介的内容是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发现的；参见Lysebu Ⅱ，91-93；以及Westad，Fall of Détnete，134-35。
多勃雷宁引述了上述内容，见于Lysebu Ⅱ，91-93；引自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0
这一重构是基于Lysebu、Musgrove和Fort Lauderdale中的讨论以及作者在这些大会期间与一些苏联资深官员之间的私下交流。
Dobrynin，Lysebu Ⅱ，91-93；Westad，Fall of Détnete，135；“最后一根稻草”的看法见于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3。
Lyakhovsky，Tragediia，109；Lyakhovsky，Plamia Afghana，121；Varennikov，Lysebu Ⅱ，85-86.
Alexandrov-Agentov，Ot Kollontai，246-47；多勃雷宁的证词见于Westad，Fall of Détnete，141-4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1979年12月30日，NSArch。
Termez，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阿姆河北岸。——译者注
欧加登（Ogaden）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20世纪70年代后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为争夺该地区而发生了战争。——译者注
薇拉·邓纳姆（Vera Dunham）把斯大林执政时在政府与中产阶层之间形成的那种迁就与通融称为“大交易”（Big Deal），它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中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平等观念，以适应中产阶层的利己的、物质的追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没有进行大的制度改革，改革和变化主要限于微观层面，例如在关系密切的亲友网络范围内提高政治经济的自由度，给予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商业以更大的宽容。这些就被称为勃列日涅夫的“小交易”（Little Deal）。引自James R.Millar：The Little Deal：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www.ucis.pitt.edu/nceeer/pre1998/1987-801-15-Millar.pdf？）——译者注
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俄罗斯神秘主义者，沙皇尼古拉二世执政后期俄罗斯宫廷中有影响力的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