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_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我们的谈判一定要心胸开阔，不能狭隘。我们做出的安排要能促进世界的安宁。
——1972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基辛格

1972年5月29日，理查德·尼克松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历史上著名的克里姆林宫的富丽堂皇而又古老的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了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文件，其中包括《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这个隆重的场面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的高潮，也是冷战开始以来苏联国际声望的最高点。

关于缓和的起源与意义，向来是众说纷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历届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批评者，一直在抨击缓和，说它是对苏联的姑息养奸，是不道德的。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为了掩盖其四处出击以谋求军事优势的秘密计划，才打出缓和的旗号。缓和的支持者则辩称：在面临着核恐怖的世界中，缓和是唯一审慎的选择，是因冷战而被割裂的欧洲重新统一的唯一途径。近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双方都宣称自己是正确的。批评者认为，里根执政时的重新装备和针对苏联的利益发动的全球性攻击，有助于克服缓和后遗症并确保西方的胜利。支持者则坚称，缓和对于结束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功不可没，因为它无意中导致了苏维埃帝国的“过度扩张”，并因此而成为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的因果锁链中的重要一环。

缓和研究一直主要是针对西方，对于苏联方面的了解则是粗略而不完整的。先前的缓和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状况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实质的理解。不过，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在于，原始资料不足以及在西方的解释与苏联的现实之间缺乏相关性。本章要尝试着阐明苏联行为的动机，特别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他身边直接负责对外政策的那些人，对于从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的缓和政策的贡献。我将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就缓和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中，主要的争论和动机是什么？对于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和美中恢复友好关系这些重大的新发展，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怎么看？当时美国似乎在走向衰落，而苏联在战略上是否打算对此加以利用？

要分析苏联的缓和之路，必须从那些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入手。其中包括：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班子的集体思维；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1964年之后正统意识形态的回潮；以及在保守派与去斯大林化的新对外政策的支持者之间的持续的分裂。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看法与态度，他的崛起和进入领导层，还有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观点。在他的领导之下，在短暂恢复强硬路线之后，克里姆林宫开始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以及在欧洲的缓和。

尼基塔之后的动向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的下台使得决定对外政策方向的大权落到了政治局的领导集体手中，这些人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党内崛起的第二个寡头集团。关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对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和冒险行为十分不满。政治局委员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Dmitry Polyansky）准备了一份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特别报告，在其中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中，有下面这一段话：“赫鲁晓夫同志草率地宣布说，斯大林没有能够渗透进拉丁美洲，而他[赫鲁晓夫]做到了。但是，只有一个赌徒才会断言，在现代的条件下，我国能够给予该洲的任何国家以实际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们只会把需要援助的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为了保卫某个拉美国家，如果我们率先对美国发动核打击，那我们不仅会成为反击的目标，还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的行为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声誉。报告还简要地提到“苏古关系的严重恶化”。

波利扬斯基的报告借用了莫洛托夫在1955年反对新对外政策的许多观点。波利扬斯基拒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如果苏美达成一致，那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他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与美国的和解不现实，因为美国人“要争夺世界霸权”。其次，它错误地把英国、法国和西德只是看作“美国人驯顺的仆人”，而不是有着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波利扬斯基的看法，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是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和与矛盾，以此证明美国在该阵营中并不是拥有霸权地位的大国，而且也没有权利假装着扮演这一角色”。

亚历山大·谢列平（Alexander Shelepin）是主席团中年轻的新贵。他在1964年10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面向赫鲁晓夫发炮，提出了这份报告中的许多批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只要赫鲁晓夫像1957年6月那样向与会代表呼吁，政治局的委员们就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公开发难。但这位苏联领导人不战而降了，全会在没有讨论赫鲁晓夫过往的对外政策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对他的免职决议。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新领导班子在外交事务上并没有任何共识。虽然他们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是灾难性的，但对于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符合苏联的利益，他们却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外交事务，新统治者们甚至还不如十年前斯大林的副手们那样有信心。苏共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在国际事务或国际安全方面经验非常少。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国防部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甚至连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不是，只能扮演政治上的配角。到1965年11月为止一直居于领导层的米高扬回忆说，“主席团的讨论水平明显降低了”，有时“讨论的是馊主意，而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有些人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后果”。

苏联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这个角色，鬼使神差地落到了柯西金头上，而他只有国内经济方面的背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头三年，柯西金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些声望。从1965年8月到1966年1月，他成功地充当了已到了全面战争边缘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国际调解人。1966年后，柯西金成了军控问题的首席发言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任劳任怨，但却没有热情，因为很显然，他从来没有培养起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柯西金有属于“红色主管”所特有的观点与信念——那是一群巨型工业企业的管理者，在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崇拜工业和军事的力量，但也相信苏维埃体制的终极的优越性，相信苏联负有领导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道德使命。中苏关系的破裂令柯西金十分失望，而且还一度拒绝接受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在一个亲近的小圈子中说过：“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是面对面，很难相信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际媒体和外国评论家此时关注的还有亚历山大·谢列平，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就成了一个活跃的对外政策发言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很不相同的是，毕业于莫斯科哲学与文学研究所的谢列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他钦佩斯大林的领导艺术，自己也拥有务实的名声。他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过共青团工作，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过克格勃主席，这使得他在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精英官员中拥有狭窄但却扎实的权力基础。有传闻说，在官员中有一个“谢列平派”。实际上，谢列平在各个精英圈子中的敌人都要比朋友还多。

谢列平、波利扬斯基以及他们在党内高层中的追随者，正如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行为的批评所显示的那样，一心想让苏联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重回一种带有更多俄罗斯中心论和军国主义色彩的革命与帝国范式。起初，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层中，没有人打算质疑这一点。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在1955年帮助赫鲁晓夫批判并打败了莫洛托夫的正统观念，但他们真实的想法却非常保守；对西方的敌意以及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好斗的单边主义，成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斯大林主义世界观以及革命与帝国范式，仍在牢牢地控制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各位政治领导人。乌斯季诺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新领导集体中的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显赫一时的那一代人。他们大多钦佩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领袖作用，完全认同1945年的胜利，支持冷战初期的动员和重新装备。他们自己依然忠实于斯大林的遗愿，要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把苏联打造成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击中了这些人集体认同的要害，彻底危及了他们的过去，使他们的过去变得群龙无首，失去了神圣性。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干部。他担心苏联以后的高级干部是否有能力在意识形态上起领导作用。用他的话说，取代并打败了老布尔什维克的统治阶层，太忙于“实际工作和建设”了，所以只是“通过小册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下一代党和国家的官员，按照斯大林的估计，可以说准备得还要差些。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靠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和语录成长起来的。“如果这样下去”，斯大林认为，“就会一代不如一代。这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死亡”。斯大林认为，党的未来的领导人应当兼具理论上的远见和实际的政治才能。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事实证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作为党内仅存的具有理论修养的官员，其实是最缺乏想象力和政治才能的。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寡头，就像罗伯特·英格利希写的那样，是正统思维的“最后的人质”。他们的集体思维并非源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仰或革命激情，而是由于缺乏教育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影响。

国内出现了阻挠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逆流。就连一些语义的变化也指向了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像斯大林执政时那样，把自己的头衔改为总书记；党的最高机构（从1952年到1964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一次变成了政治局。俄罗斯中心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军国主义的聒噪，这些为斯大林主义后期所特有的种种做法又开始抬头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大城市，犹太裔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对反犹运动卷土重来的恐惧中。

新领导班子的社会文化特征与集体心态，对于苏联的国际行为和苏维埃联盟本身的未来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关系范式中的意识形态（革命）成分是为后赫鲁晓夫时代领导集体中的多数人所共有的。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中许多人都支持取消去斯大林化，赞成加大力度取缔文化多样性，主张遏制文艺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囚徒。他们害怕放弃正统教条，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革。

新寡头们嘲笑赫鲁晓夫插手马列主义领域，尤其是他对党纲的“修订”，认为这样做是受错误思想的蛊惑，注定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也受困于一种奇怪的自卑情结。换句话说，他们担心自己在教育和理论修养上的不足，有可能在涉及“重要政策”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引上邪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把界定“思想正确”这件复杂的事情交给了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他受过正统的党史和教科书版本的马列主义训练。国际事务方面的备忘录起初必须经过党的中央机构的过滤，而控制着该机构的是苏斯洛夫和一些带有外省和地方背景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和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专家[例如，科学部部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宣传部部长V.I.斯捷帕科夫（V.I. Stepakov）和勃列日涅夫的副手V.A.戈利科夫（V.A. Golikov）]。他们在国内政策上拥护俄罗斯中心论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外交事务上则欣赏信奉左倾教条的中国人。在为即将于1966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这些正统派的幕僚建议删掉有关“和平共处”、“防止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极为多样”以及“不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内容。他们抱着1952年有关美国的宣传中的看法，要求党的报告揭露美国的“侵略和贩卖战争的、残暴的殖民主义本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越来越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戈利科夫在内部讨论中宣称：“我们不应当忘记，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据说由谢列平提出的一个说法也传开了：“人民必须了解实情：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与“兄弟般的”共产党中国和好，而不是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关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当时正在滑向革命动乱，也就是很快就为人所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试图向莫斯科报告此事，但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被当回事。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经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他比较清楚苏联领导层的心态，就给报告换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调子。于1965年取代契尔沃年科的谢尔盖·拉宾（Sergei Lapin）是个犬儒化的官员，甚至都没有费心去提供合适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决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建议。谢列平批评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他们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1965年2月，柯西金在安德罗波夫以及苏联其他许多官员和幕僚的陪同下出访远东，以期建立对外政策新战略。他名义上的目的地是河内，但却两次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了周恩来并在回国途中会见了毛泽东。柯西金北京会谈的效果是令人沮丧的：固执僵化的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好斗；他们攻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拒绝在政策上与苏联人协调一致，甚至在给北越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河内的会谈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也不太乐观。随行的安德罗波夫的幕僚亚历山大·鲍文，注意到柯西金为什么没有能够说服北越的各位领导人不要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越南人和苏联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信仰马列主义，但却来自不同的世界。河内的各位领导人是革命者，是地下斗争和反殖民斗争的老兵；而苏联官员则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在官僚政治的权力走廊里成长起来并获得自己的地位的。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是苏中权力游戏的工具的河内共产党领导人，这次打定了主意，不管牺牲多少人，也不管莫斯科怎么劝说，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撩起了苏联领导集体和军方的意识形态冲动，从而使苏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共在苏联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示威活动和“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对于约翰逊政府为了启动限制战略武器竞赛谈判而进行的最初的接触，政治局故意反应冷淡。此外，美国于1965年2月对河内和海防港的轰炸也令柯西金怒火中烧，因为他当时正在北越作正式访问。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精英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不值得为了北越而得罪美国。不过，随着抗议美国轰炸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些人被迫放低了姿态。

1965年5月，美国在加强轰炸北越的同时，又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消息传来，政治局群情激昂。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把在越南和中美洲新出现的情况说成是全球对抗的升级，并认为：“继多米尼加事件之后，就要对古巴动手了。”他提出的对策是，苏联要采取“积极的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柏林和与西德接壤的边境地区进行佯动，并把空降兵等部队从苏联境内部署到东德和匈牙利。就像米高扬回忆的，这位国防部部长“强调我们应该做好袭击西柏林的准备”。

1966年年中，鲍文回忆说，为了对美国在越南采取的使战争升级的新行动做出回应，苏联军方和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又开始提出，要灭灭美国人的威风并通过展示苏联的军力来威胁他们。然而，即便是力主与美国摊牌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苏联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影响华盛顿和河内在越南的政策。此外，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还令人记忆犹新。米高扬、柯西金、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都赞成采取遏制政策。

1967年，若干新的打击接踵而至，并在情感上向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提出了挑战。东南亚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是一片断壁残垣。在苏加诺（Sukarno）总统下台之后，有大约30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遭到苏哈托（Suharto）将军领导下的军队的谋杀；苏联失去了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影响力。而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击溃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从雅加达到开罗，苏联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土崩瓦解。阿拉伯各国的溃败让苏联领导层和精英们大为震惊。政治局可以不帮苏加诺，但中东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的胜利在苏联国内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苏联犹太人当中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的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以1948年以色列宣布立国以来最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他们与以色列的团结一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犹太会堂，克格勃的密探听到人们在称颂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并要求得到武器为以色列而战。不过，最令人难堪的是国际影响。政治局把与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同盟关系，视为自二战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成就。苏联官员在意识形态上鼓吹与阿拉伯人的一致性，并在军事、情报和心理上给予埃及和叙利亚以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又担心，如果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再次发生战争，就有可能导致苏美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更多地插手中东事务。

在阿以“六日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政治局几乎在不停地开会。一位与会者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些日子的阴郁情绪：“在纳赛尔放出那些狠话之后，我们没有料到，阿拉伯军队瞬间就被打败了。”政治局必须重新设计在该地区的政策。但在专门召开的党的全会上，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和意识形态规划却压过了务实的考虑。苏联领导层决定自1953年以来再次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直至它与阿拉伯国家达成和解并把土地归还给它们以换取安全保证（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决议）。少数专家意识到，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冻结了苏联在该地区的外交活动。但包括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个新的路线。与此同时，苏联人迫切想要维持其在中东的存在。他们继续在埃及和叙利亚投资，为了挽回损失又砸进去了许多冤枉钱（仅埃及就欠苏联约150亿卢布）。结果，苏联在中东的外交遭到了阿拉伯激进主义的绑架，可以予取予求。这次，新领导集体又像在越南一样，证明自己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而不是设计师——这与斯大林截然不同。莫斯科只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不久，才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六日战争”鏖战正酣的时候，政治局派柯西金赴美与林登·约翰逊总统进行紧急会谈。新泽西的格拉斯博罗（Glassboro）会谈本来有可能重启冷静而务实的峰会——那被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1961年搞砸了。约翰逊总统越来越急于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他已经做好深入谈判的准备。他要苏联人充当调解人解决越南问题，并建议就共同削减战略武器和军事预算进行谈判。约翰逊和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特别想就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进行谈判。不过，柯西金并没有准备当真进行谈判，而且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激怒了他。多勃雷宁在峰会上注意到他在谈判中显得“不太情愿”。更糟的是，柯西金完全误解了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图。他一反常态，生气地说：“防御是道德的，侵略是不道德的。”而据多勃雷宁看来，“莫斯科当时最想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实现核力量的均势”。还要再过几年，当勃列日涅夫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和平缔造者”崭露头角的时候，后赫鲁晓夫时代的领导集体才会准备与美国进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布道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勃列日涅夫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政治局的对外政策讨论，但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他避免采取明确的立场。苏共的这位新领导人知道，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他跟他们在经验、知识、精力和性格上都不在同一级别。勃列日涅夫与党内那些在二战中、在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中扶摇直上的官员一样，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很强，但所受的教育和对于社会的认识都非常有限。他也像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一样，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过从日记的内容来看，总的来说，他缺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兴趣。勃列日涅夫所记的大多是自己个人生活中平淡乏味的琐事，这让历史学家们极为失望。

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y Volkogonov）把勃列日涅夫描写成所有苏联领导人中最为平庸单调的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有“党的中级官员所特有的那种心理——自负、谨慎、保守”。的确，那些从勃列日涅夫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的人，在谈到其领导素质时都显得不以为然。勃列日涅夫的一位老战友的评价是：“列昂尼德永远不会头脑发热。”

赫鲁晓夫的垮台让勃列日涅夫一下子跃居政治领导层，这让他总觉得需要心理上的支持。他向自己的对外政策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对外政策问题，在这方面一无所知。他老实承认，自己的见识还停留在党的地区书记上。“我在这儿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能通过桌子上的报纸来了解世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后来还回忆说，勃列日涅夫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素养很差，而且他深知这一点。“他认为当时还不能做‘非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全党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可以料到，有着这样一种背景的勃列日涅夫本来会加入强硬派，并在苏联那帮教条、僵化的制定政策的人当中找到一个妥当的位置。他的行为起初也的确是这样。所以，当勃列日涅夫后来成为苏联领导层中缓和路线的主要辩护者时，人们感到非常意外。正如事实表明的那样，他个人的观点和性格的其他方面也促成了这种令人意外的转变。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关于俄罗斯思想者的书里区分了“狐狸”和“刺猬”：前者知道许多真理，而后者只知道一个、但却是最重要的真理。勃列日涅夫不是思想者，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就像柏林说的刺猬一样，有一个强烈的信念。这个信念朴素得可以让人们敌意全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在勃列日涅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他对他们多次提到他与自己的父亲——一个钢铁工人——在二战开始时有过的一段对话。当时希特勒正在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他的父亲问他：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勃列日涅夫回答说。然后他的父亲就问他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概300米。”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接着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就说，应该在珠穆朗玛峰的顶上竖一座这样高的塔，把希特勒和他的同伙都吊在那上面的绞刑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勃列日涅夫当时认为那是异想天开，但接着战争就开始了。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被俘的纳粹领导人判了刑，其中有些被绞死了。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这个故事给勃列日涅夫，给他有关国际关系的看法以及他的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他的整个工作和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勃列日涅夫的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所以他将其称为“山顶宝训”。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时，这位苏共领导人建议说，他们应该签订一份条约——一份奇特的和平条约——针对有侵略行为的第三国。美国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赤裸裸的企图，即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条约，以破坏美国的同盟关系。他们不知道，这并非政治局的诡计，而宁可说是总书记个人的梦想。

二战的经历对于当时年近四十的勃列日涅夫来说，对其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师级政治委员，他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斗；从1942年到1945年，他随部队一起从高加索打到了喀尔巴阡山脉。不过，他坚定地认为：为了胜利，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1945年6月，他参加了红场的胜利阅兵，还出席了斯大林为胜利者举行的宴会。多年来，他一直对斯大林敬仰有加，视之为战争领袖。到1964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成员，并以此身份监督苏联的空间计划和军工综合体的众多项目，包括核武器的生产和导弹发射场、发射井的建造。由专门的代笔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充满了溢美之词，但对其人生中的这些关键篇章只是草草带过。

类似的经历让许多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密友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烈·格列奇科，都变成了扩军备战的坚定的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也认为应该做好军事准备，但他对于战争的前景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担忧，并想在大国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他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都认为扩军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它可以成为达成国际协议的前奏。这种认为实力与和平并不彼此矛盾的信念，到20世纪70年代会引起许多麻烦——当时苏联不断地扩充战略力量，结果授人以柄，让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五角大楼的专家们可以声称，克里姆林宫在谋求军事优势。他们有关日益严重的“苏联威胁”的公关运动，结果会破坏苏美缓和的势头。不过，在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的信念有助于使他明白，必须要跟美国合作。

勃列日涅夫对于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的核边缘政策和制造危机的做法深恶痛绝。在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过去二十年后，他对挑起危机的赫鲁晓夫仍然是怒不可遏：“我们差点就滑向核战争！为了摆脱这一结局，为了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对于柏林危机，他也有同样严厉的批评。1971年11月，他对幕僚们说：“坦率地讲，我们在外交上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反而在柏林建起了中国墙，并希望以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消除赫鲁晓夫核边缘政策的后遗症并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将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动机。

作为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也对他成为一个推动缓和的国务活动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亨利·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是“野蛮的”（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有教养的”）。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显示出的更多的是友好而非邪恶，是自负而非有意的冷酷。在1957年6月后斯大林时代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勃列日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因为莫洛托夫的粗暴训斥而晕倒了。即便是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最害怕的也是与可畏的尼基塔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非常不喜欢对抗和极端主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都说他“英俊迷人，衣着用心，很讨女人的喜欢”。在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都在学习如何讨人欢心。在朋友中，他“谦逊、合群、朴素，十分健谈，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勃列日涅夫曾经坦承：“亲和力在政治上对一个人是有很大帮助的。”1963年，一位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期间见到过他的老教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十分英俊：蓝眼睛、黑眉毛，面颊上还有两个小酒窝。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支持他。”勃列日涅夫的友好的微笑就跟赫鲁晓夫用拳头来威胁一样，都是本性使然。

勃列日涅夫天生就是走温和路线的政治家，不喜欢激进的政治举措，不管这些举措是朝着哪个方向。1964年后，当这位总书记的保守派盟友和追随者开始阻挠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解冻”时，他没有反对。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想与苏联的科学、艺术和文化界的庞大的精英群体为敌——后者担心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政变。他对于能否与中国人消弭意识形态分歧也有疑虑。他知道，在亚历山大·谢列平周围，有一帮“苏联的中国人”，也就是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们几乎公开说他勃列日涅夫是个过渡人物，一个经受不住醇酒和女人考验的不入流的政治家。

勃列日涅夫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好斗。在这种环境下开始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对于一个人的生涯来说，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了。他才智平平，但在政治上却有着良好的直觉和巧妙的手腕。幕僚们回忆说，在权力问题上，“勃列日涅夫非常现实”，而且每当他需要的时候，总能把思想保守的多数派聚拢在自己身边。1964年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了最重要的人事问题上。他与政治局中包括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和安德烈·基里连科（Andrei Kirilenko）在内的几个盟友一起，不知疲倦地给各地区的党的书记打电话，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甚至也向他们征求意见。1967年，从谢列平开始，他逐渐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权威岗位上挪走。到1968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党的机构中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政治权力的各个关键位置此时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大约在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对对外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于柯西金的国际声望也虎视眈眈。他非常明智，知道自己在国内经济方面比不过柯西金。相比之下，对外政策领域可以为施展个人的外交手腕提供很大的空间，勃列日涅夫的不算出色的才干在那里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职位让他拥有强大的优势，因为根据传统，占据这一位置的人也是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因此，由勃列日涅夫来负责安全与军事政策名正言顺。而且他握有人事任命的大权，这在苏联的权力斗争中可是至关重要的工具。

后来，一些西方观察家把勃列日涅夫免去强硬派职务与缓和派在政治局的得势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并不存在任何鸽派。即便是在缓和期间，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正统的。当政治局的军控委员会在1968年初成立的时候，里面尽是勃列日涅夫的那些主张强硬路线的朋友，其中包括乌斯季诺夫（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和格列奇科。在斯大林手下平步青云的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杰出的技术官僚，曾经在1941年步步紧逼的纳粹鼻子底下组织了苏联工业部门的疏散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苏联导弹工程的重要推动者。二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领导着苏联的军工综合体。他担心美国会在第一时间打击苏联，因而决心掌握足够的力量，让美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安德烈·格列奇科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当时他加入了红军骑兵，参加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爆发的内战。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曾经是勃列日涅夫在军中的上级，并从1967年起开始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部长。他对苏联打赢未来的世界大战信心十足，对美国和北约极为蔑视。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都主张在军备竞赛中不能退让，他们担心对军备的任何限制都会对苏联的安全造成威胁。他们与美国的鹰派可谓旗鼓相当。

1965～1968年，勃列日涅夫让乌斯季诺夫对庞大的军工综合体进行改组和集中管理，它先前已经由于各部委和设计局之间的钩心斗角而陷入困境。这位总书记还大力支持制造和部署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在坚固的发射井里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计划规模尤为庞大：美国的卫星情报部门不安地发现，在1965年和1966年，苏联的战略武器储备翻了一番，正在赶上美国。此后，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就以每年大约300个新井下发射装置的速度在增加。这是个巨大的军备计划——据专家说，该计划“是苏联有史以来在单个武器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也是开支最大的努力，大大超过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核计划”。截止到1968年，战略导弹力量的支出大约占苏联国防预算的18%。武器生产和部署的任何建议，不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把这位总书记与其正统派朋友最终区分开来的，不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宽容和他在思想上没那么保守，而是他要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正如其笔杆子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决定着国家利益的强国重任无法与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相协调。随着勃列日涅夫开始涉足外交事务，他得到的教训是，不要依靠保守而无知的多数派，而是要依靠少数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的“开明”的对外政策专家。

这些人包括叶夫根尼·萨莫坚金（Evgeny Samoteikin）、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亚历山大·鲍文、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瓦季姆·扎戈拉金、尼古拉·希什林（Nikolai Shishlin）、拉斐尔·费奥多罗夫（Rafail Fedorov）、阿纳托利·布拉托夫（Anatoly Blatov）和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他们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外交事务方面的研究，而且与党内一般的高级干部相比，思想要开放得多，也缜密得多。1956～1964年那段时期的文化“解冻”、去斯大林化和其他自由化运动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们自认为是苏联的爱国者，但也是务实的自由思想家，而且他们开始把僵化的意识形态看作国家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被安德罗波夫及其竞争对手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吸收进中央机关的。安德罗波夫支持这些人，告诉他们在思想和写作上不要有意识形态的顾虑。“我自己清楚该向政治局报告什么。”他们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和费奥多尔·戈利科夫这类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一直存在权力斗争。从1965年到1968年，“开明”官员构成了勃列日涅夫写作班子的核心，并因此而成为其幕僚圈子的一部分。

勃列日涅夫的写作班子还包括他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外交官以及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问题专家。他早先做过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和葛罗米柯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是马列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一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抱有诚挚信念的人，但他在国际事务上并不是一个刻板固执的理论家。正如切尔尼亚耶夫说的那样，他“相信实用政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是有用的”。

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最初信赖的是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但也是非常内行的外交家。喜欢溜须拍马的葛罗米柯总是“带着宗教般的热情”执行他当时为之服务的领导的指示。与此同时，他鄙视意识形态对于对外政策的干预，佩服在苏联与西方结成伟大同盟期间斯大林的外交艺术。葛罗米柯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西方列强接受苏联及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中欧卫星国的新边界。其次，他希望在经过艰苦的谈判之后，能够与美国达成政治和解。1967年1月，在外交部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葛罗米柯提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决地继续把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的冒险计划分开。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出八到十年就肯定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不可避免，这种看法反映的正是中国人的立场。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紧张并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如果国际关系得到缓和，苏联就比较容易巩固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正在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首都，在朝着缓和的方向转变。尽管在越南爆发了战争。但葛罗米柯和苏联的其他外交官，包括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以及外交部美国司司长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都赞成与林登·约翰逊政府进行谈判。勃列日涅夫本人也逐渐意识到，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最好是采取缓和政策并与资本主义大国进行谈判。不过，只有等到欧洲和亚洲的形势有了重大发展以及美国的领导人发生变化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

推动缓和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末，对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观点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布拉格之春”的迅速蔓延对勃列日涅夫的事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作为苏联领导人，他对于维护苏联在中欧的军事上的势力范围负有直接的责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地位、先进的武器制造业以及铀矿，使之成为华约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约翰逊政府担心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苏联领导层也害怕在中欧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考虑到1956年的波匈革命、南斯拉夫顽固地保持中立、1962年之后罗马尼亚与华约组织的逐渐疏远以及政局一直不稳的民主德国，苏联人可以说更有理由担心。最糟的是，苏联领导层的许多人会把这样的灾难归咎于勃列日涅夫个人。因为不管怎么说，从1968年1月开始担任捷共领导人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是受勃列日涅夫的提携。这位苏联领导人拒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前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而且还赞成“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纲要”提出的各项改革计划。乌克兰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认为，正是由于勃列日涅夫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布拉格之春”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危机的加剧，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都强烈要求入侵，并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感情用事、天真和举棋不定。

勃列日涅夫不愿意干涉，这是其性格使然。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即便到了1968年夏天，在莫斯科的苏共总部，人们的看法还不统一，拿不出一个定论。“不要派坦克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该是派坦克去结束这场混乱的时候了！”这些声音各不相让。但是所有的档案材料都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自始至终都希望不要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武装入侵。相反，他更愿意在政治上对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进一步施压。勃列日涅夫担心苏联的入侵有可能引发北约的反应，从而导致欧洲战争。决策的责任对于这位总书记来说简直是太沉重了。危机期间，人们常常看到他双手颤抖、摇摇晃晃、脸色苍白而不知所措。他在私下里坦承：“我也许看上去心软，但我的攻击能猛烈到过后让我恶心三天。”据有些传闻说，为了缓解无法承受的精神压力，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就开始服用镇静剂了。这在日后成了一个致命的习惯。

7月26～27日，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暂定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日期。不过，苏联人还在继续与杜布切克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谈判。勃列日涅夫等人企图威逼“萨沙”·杜布切克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自由化和改革的势头。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最终于8月21日做出决定；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罗马尼亚除外）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危机期间，有两个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帮助和支持特别大。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帮助勃列日涅夫减轻了对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与西方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他告诉政治局：“国际关系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极端措施[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引起国际形势的恶化。如果我们保存捷克斯洛伐克——那会使我们更加强大——……就不会发生大战。”由勃列日涅夫任命负责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利用自己的资源让勃列日涅夫顶住压力做出决定。他在给政治局的报告中指出，除了全面入侵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在他的授意下，克格勃把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和平事件谎报成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那样。因为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担任过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建议也就格外有分量。

此次危机给勃列日涅夫上了一门危机管理与国际关系的速成课。原来担心的美国和西德对于苏联入侵的反应没有变成现实，这让他士气大涨。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从西方领导人那里传来的像往常一样有利的信号，意味着苏联在政治上的胜利。它提振了克里姆林宫早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削弱而受到重创的自信心。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政治局报告：“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显示出的决心，让美国的各位领导人对其在该地区的潜力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再次看到了我国领导层维护苏联重大利益的决心。”在他对外交部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这位外交部部长的语气听起来可以说更加乐观：“瞧，同志们，近年来世界上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多么明显。不久之前，我们的政治局在采取任何对外政策措施之前，都要反复考虑，左思右想：美国会怎么样？法国会怎么样？这样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当我们觉得，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必须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在做了之后才去研究它们的反应。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噪声，新的力量对比让他们再也不敢跟我们对着干了。”大约在同时，作为勃列日涅夫笔杆子之一的亚历山大·鲍文，发现总书记非常自信而放松：“经受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勃列日涅夫像是换了个人。”

但是从长远来看，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获得成功的代价却是很高的。捷克人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开始抵制苏联扼杀自由改革的企图；在经过数年的强制“正常化”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才安定下来。“布拉格之春”在苏联西部的非俄罗斯人地区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这些地区甚至可以说比1956年波匈革命期间还要不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其他文化中心，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来说，此次入侵彻底打消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残存的幻想。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敢于公开抗议，但许多人在思想和道德上都深受折磨。去斯大林化的拥护者与苏维埃体制之间在1956年形成的断层，此时变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战后在政治上犯的最大的错误”，鲍文在其日记中写道。那些曾经在布拉格为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工作过的人认为入侵是犯罪。切尔尼亚耶夫想从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辞职。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扮演改革派的角色。许多未来的改革者，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做了同样的选择。

尽管有这种负面影响，总书记总算是通过了考验并向其同事证明，他可以顶住压力，保护苏联的安全利益。虽然勃列日涅夫后来愿意与西方列强进行和平对话，但他要是没有扮演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刑人并为自己捞取资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做要困难得多。1972年，他在苏共全会上说：“如果不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就不会有勃兰特（Willy Brandt），尼克松就不会到莫斯科，就不会有缓和。”

几个月后，中苏冲突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的注意。新的军事冲突的阴影在远东浮现出来。在军政领导层当中，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很快便让位于对中国的不理智的挑衅的担忧——这是俄罗斯有关“黄祸”的沙文主义的古老神话的新版本。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远东的一位苏军司令惊恐万状地打电话给克里姆林宫，问：“我该怎么办呢？五百万中国人刚刚越过边境投降了！”这个笑话并没有让苏联那些负责远东安全的官员心情有所好转。的确，要是成群结队、赤手空拳的中国老百姓蜂拥而至，越过苏联边境，他们会下令开火吗？为打赢核战争而秣马厉兵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也怀有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心理。对于它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层，他既不信任也不想与他们谈判，于是就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柯西金。但中国的核力量令他很是头疼。后来在1973年5月，据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差不多十年前，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的可能性问题，约翰·肯尼迪也曾试探过赫鲁晓夫，但那位苏联领导人未予理睬。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又想起了那个建议。后来，他几次向美国领导层主动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以防北京有人破坏和平。

这个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中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其主要目标却非常实际，那就是让中国人将来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起事端。在1969年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一上来就谈到了有关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谣言”。对此，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它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害怕”。周恩来明确地向苏方示意，中国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苏联发动战争。莫斯科在此次会谈后又发出了另外一些恐吓的信号，于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学者认为，莫斯科用核威胁来震慑北京的策略奏效了。不过，苏联的威胁也制造了典型的“安全两难”效应：为了对付北方的敌人，毛开始搁置意识形态的限制，试图与美国建交。

把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新情况是与西德新领导层的修好。有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斯大林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但西欧缓和的关键在于西德。只要康拉德·阿登纳还是总理，波恩政府就会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柏林墙大大增加了德国人民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一位苏联高级专家后来回忆说，“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赫尔辛基进程的起源，根子都在于1961年8月13日欧洲势力范围的二次划分”。西方列强未能阻止柏林的分裂，这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及其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1966年成了副总理，并于1969年9月当选为总理，其竞选纲领是“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那是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它有望重新开放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边境。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幸亏是勃兰特，“一个水晶般诚实、真正热爱和平而且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的人，他不仅憎恨纳粹主义，而且还在战争期间与之战斗过”。要对“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勃列日涅夫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他对二战的记忆、宣传中西德作为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revanchism）老巢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对于破坏民主德国的稳定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眼里，苏联人民用苏联士兵的鲜血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牺牲。他还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棘手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极为怀疑，而且有办法刺探并把它们搅黄。在克里姆林宫的集体记忆中，1964年的“阿朱别依事件”还历历在目。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据说是酒喝多了，便以牺牲乌布利希为代价主动向西德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在事关民主德国时都非常谨慎，因而忽视了波恩发生的充满希望的变化。

克格勃的新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帮助勃列日涅夫启动了苏联与西德的对话。与葛罗米柯一样，安德罗波夫也认为斯大林的战时外交是实用政治的杰出范例。安德罗波夫对缓和的看法属于典型的“以实力促和平”。他的一句有案可稽的话是：“没有人想跟弱者谈判。”同时，安德罗波夫在很久以前就决定与西德进行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合作，并认为德国人应当成为苏联未来以结束美国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对外政策的坚强后盾。据说他对下面这件事也充满希望，即未来与西德建立的更加紧密的关系和从西德得到的技术转让，可以有助于苏联的现代化。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许下，派记者瓦列里·列德涅夫（Valery Lednev）和克格勃官员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Vyacheslav Kevorkov）去见埃贡·巴尔，任务是建立秘密的交流渠道。该渠道的秘密性质有助于克服双方的猜疑和做作，并让勃列日涅夫与波恩展开务实的对话而无须顾忌乌布利希。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这个秘密渠道就准备启用了。

勃列日涅夫要等对方率先采取正式的行动。他自己仍然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怀疑的困扰。只是在1969年10月勃兰特赢得选举并成为总理之后，勃列日涅夫才要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设法与西德达成协议。由于埃贡·巴尔开始在波恩与莫斯科之间穿梭奔走，不温不火的苏联与西德的关系开始提速。1970年，他有半年时间是在苏联的权力走廊里度过的，甚至还学会了苏联官僚系统“厨房”中的某些重要规则。勃列日涅夫开始喜欢他了。1970年8月12日，西德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波兰的承认1945年之后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条约，也在1970年12月签订了。1971年5月，由于克里姆林宫以及民主德国的以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为首的年轻官员的联合施压，瓦尔特·乌布利希——莫斯科－波恩对话的主要反对者和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批评者——辞去了职务。这就为一年半之后两个德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和签订条约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障碍是棘手的西柏林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双边基础上得以解决，因为它涉及民主德国和四个西方占领国。幸运的是，到1971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通过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表示出对于与克里姆林宫恢复友好关系的强烈兴趣。美国人非常想把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嵌入”自身的对苏战略框架。苏联人在美国从越南撤军这件事上帮了忙。作为回报，尼克松和基辛格也答应政治局，为解决西柏林问题提供方便。有关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表面上是在四大国的框架范围内在外长级别上进行的，实际上，按照秘密外交的优秀传统，在白宫、克里姆林宫和勃兰特之间，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秘密渠道构成的网络。1971年9月，西方诸强正式承认，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就这样，赫鲁晓夫十年前没能做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做到了，尽管压力也很大。围绕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充满戏剧性的斗争终于成了历史，而这种斗争曾在欧洲引发过自二战以来的最严重的两次国际危机。1971年9月16～18日，勃列日涅夫在雅尔塔附近的奥列阿恩达（Oreanda）——沙皇尼古拉一世曾在那里修建过一座宫殿——国家别墅款待了勃兰特。地点紧挨着1945年“三巨头”相聚的里瓦季亚宫（Livadia）的“第二次雅尔塔”会议，按照勃列日涅夫的风格和性格，开得很放松。他衣着得体，招待勃兰特享用盛宴，带他坐高速水翼船，与他一起在自己巨大的游泳池里畅游，并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海阔天空地谈论政治与人生。勃列日涅夫以他的率直与热情搅乱了此次会晤的整个计划，这让他的德国客人起初有点儿恼火。“一切都沉浸在互爱互信、轻松愉快的气氛之中，”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充满了喜悦之情，“看得出来，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勃兰特，而后者对于他的东道主似乎也很满意。后来，他们甚至在一些非常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上都能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克里米亚会晤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心理上的突破。他做到了赫鲁晓夫很可能想做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德国的领导人，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朋友”。

对西德的开放成就了葛罗米柯与安德罗波夫的二重奏。两人成为勃列日涅夫在缓和问题上的最值得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个二重奏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最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并在最高岗位上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们像勃列日涅夫一样，一贯声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走强硬路线。安德罗波夫把“匈牙利的教训”继续应用于对外政策。即便是在给自己幕僚们写的一首打油诗中，他也坚持认为，“如有必要”，必须“用斧子”来捍卫“社会主义成就”。而葛罗米柯则在外交部高级官员的一次会议上说，西德实际上在所有问题上都向苏联做出了让步，而“我们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除了必胜的信念，葛罗米柯的强硬表态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对于决策者的压力。把与西德建立友好关系说成是对外政策上的成功，意味着提升这一政策的倡导者在政治上的权威地位，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威地位。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勃列日涅夫不是斯大林，苏联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主义国家。已经退下来的莫洛托夫认为“在两个德国的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个大手笔”，但他为此称赞的是勃兰特而不是勃列日涅夫。遍布于党的机关的其他斯大林主义分子仍然认为，不应该为了达成地缘政治交易而牺牲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目标。也有许多在文化界和知识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人被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说成是“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主张反对西方，并把苏联变成“大俄罗斯”。1976年，在党的宣传人员对作为伟大胜利的缓和政策大唱赞歌很久之后，勃列日涅夫说：“我真的想要和平，而且永远不会放弃。不过，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政策。他们不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他们不是某些来自地区委员会的宣传人员。他们是跟我一样的人。只是他们的想法不同！”对有可能遭到抵制的担忧，将继续对勃列日涅夫在各个层面的缓和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最初是想把勃列日涅夫拉拢过去。不过，斯大林主义分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最终还是输掉了对勃列日涅夫的灵魂争夺战。勃列日涅夫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由对外政策方面的笔杆子和助手组成的小圈子，而这些人也开始“用言语和笔”去影响总书记对外对内的公开决定的形成。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于自己那帮无知的、盲目反美的老伙伴的极端观点是越来越排斥——后者在意识形态上冥顽不化，不赞成缓和。勃列日涅夫不时地把强硬派“匿名的”批评意见拿给自己的自由派助手们看，仿佛是告诉他们：“有一群狼想吞掉你们，但我不会把你们交给它们。”

勃列日涅夫的有些笔杆子（阿尔巴托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后来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并成为改变苏联本身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公开性与“新思维”的推动因素之一。他们的影响力相当大：与多数高级干部以及勃列日涅夫的许多老朋友的期望和意愿相比，他们让勃列日涅夫讲话和报告中的措辞，好斗的及意识形态的色彩淡了许多。然而，现在回头看来，他们的作用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他们想让苏联的缓和政策摆脱僵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想让勃列日涅夫敞开心扉直面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但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收效甚微。总书记依然在国内政治上坚决反对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依赖正统观念。缓和的主要动力最初是来自外界，因而也仅仅是在与勃列日涅夫的深层信念和愿望相一致的范围内，这些动力才是成功的。

总书记想把苏联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兑现为国际外交与声望的价值。在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以及自己那些“开明”助手和笔杆子的帮助下，勃列日涅夫开始构想国际关系的宏伟愿景——一个要在欧洲建构和平并对西方开放的纲领，其核心主张是召开全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原计划于1970年春召开，却拖到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纲领。一位研究缓和的学者认为，在这次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确立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领导地位”。他还“公开主张，苏联要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大会代表对于勃列日涅夫的和平纲领以及向西德开放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和欢迎。这种赞同与欢迎并不纯粹是走过场，也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要平息对于自己对外政策的批评，勃列日涅夫就占据了一个更为有利的位置。葛罗米柯在大会上挑明了这一点。他不点名地批评说，在党和政府的内部，有些人把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的任何协议都理解成某种阴谋。

1971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告诫自己的笔杆子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争取缓和而斗争，也已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我们与西方那些最大的国家谈判时，我们的目标是寻求一致而不是对抗。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欧洲安全与合作大会]发表一份关于欧洲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宣言。这也许会把战争延后二十五年，甚至很可能是一个世纪。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外交部和我国的公共组织，还有我们盟友的那些，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统一起来。”但是，“争取缓和的斗争”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个中的原因与其说是国内的掣肘，不如说是外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必须克服的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越南战争以及美苏的持续对抗。

美苏缓和的阵痛

多年来，勃列日涅夫及其在苏军指挥部和军工综合体的朋友们，都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军备控制和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这些想法不太符合他们那种浸透着反美情绪的思维方式。更糟糕的是，赫鲁晓夫时代的军事指导思想的目标就是要打赢核战争。除了要在战略力量上势均力敌，国防部坚持要把与美、英、法旗鼓相当的中、短程核导弹力量部署在西欧和苏联周边的海上。最终，苏军指挥部（以与美军指挥部几乎同样的方式）要求保留完全的自由，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少数外交官逐渐意识到，要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目标应该放在基于相互信任和通过谈判形成的均势上。但苏联军方对于这些人的想法依然表示怀疑。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声称，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当时是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起初，勃列日涅夫对于这些外交官也不是特别地支持。在1969年10月赫尔辛基的谈判开始之前，当他给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代表团下达指示的时候，他严令他们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他警告他们说，克格勃就在他们身边。

1969年2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有几个月都没有产出什么结果。苏联给白宫的每一份电报都必须经过烦琐的程序，得到政治局的集体同意。尼克松的意图在莫斯科受到猜忌和强烈的怀疑。多年来，苏联的各位领导人只知道他是个死硬的反共分子并对他的当选作了最坏的打算。在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存在的尖锐分歧，对于苏美关系也不利。政治局认为双边的军控谈判是头等大事，而尼克松惦记的却是越南问题，而且他把所有的军控议题都与自己的这样一个要求捆绑在一起：克里姆林宫要向河内施压，以结束越南战争。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愿意那样做。当尼克松建议举行峰会的时候，揣摩到领导层心思的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反对草率地与美国总统会晤。他坚持要求要把峰会与成功签订有关西柏林问题的各项协议联系在一起。政治局表示赞成；尼克松的建议被搁在一边，数月之后才作出答复。

勃列日涅夫本人直到1971年才对秘密渠道的沟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不过，到这一年的夏天，他表示愿意与尼克松会晤，甚至访问美国。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在1971年3～4月的苏共代表大会之后以及在成功会晤了巴尔和勃兰特之后，勃列日涅夫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其次是突然宣布的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中苏边境冲突最终使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确信，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合力支持北越这种事是异想天开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他们的“三角外交”，想要同时与北京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从此，葛罗米柯的拖延战术就行不通了。

最终的推动力很快就出现了。1971年8月5日，勃列日涅夫收到尼克松给他个人的第一封信——直到当时为止，秘密渠道通信的苏联官方收信人都是柯西金。总统恳请勃列日涅夫成为他讨论“重大议题”的伙伴。总书记立即回信，建议于1972年5～6月在莫斯科举行苏美峰会。多勃雷宁接到莫斯科的指示：从现在起，勃列日涅夫将亲自监督峰会的筹备工作。

就像对“新东方政策”一样，这位总书记只有在看到取得突破的合理前景的时候，才会决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与尼克松的关系之中。不过，通往莫斯科峰会的最后几英里却并非坦途。第一个爆发的危机，是勃兰特面临西德联邦议院的不信任投票，从而有可能妨碍苏联与西德之间条约的通过。那样一来，苏联外交和勃列日涅夫的处境就会极为尴尬，苏德友好的成果就会被搁置，或者更糟，会被逆转。勃列日涅夫请求白宫干预西德政局，帮助勃兰特渡过难关。克格勃甚至一度考虑贿赂联邦议院的某些议员。1972年4月26日，勃兰特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信任投票。5月17日，西德联邦议院批准了《莫斯科条约》。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与尼克松谈判时占据了政治和心理上的有利位置。

接着在南亚出现的新情况对即将开始的苏美对话提出了最为严峻的考验。1971年11月，就在苏联刚刚与印度签署了《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三个月之后，巴基斯坦与印度爆发了战争。苏联领导层遵照条约的规定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后来回忆说，那样做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为了平衡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层的意料。有条约和武器物资撑腰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批准印军入侵当时还属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以援助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此后巴基斯坦人又袭击了印度的机场。尽管巴基斯坦军队很快便输掉了东部的战争，但战火仍有可能蔓延到克什米尔，那是两国间主要的争议地区。

印巴战争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情绪简直要失控了；他们将其视为苏联的阴谋，目的是破坏美国三角外交的整个计划，特别是美国利用中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牵制苏联的企图。他们要求勃列日涅夫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基斯坦。尼克松似乎准备把将要在莫斯科举行的峰会与苏联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美国海军派往孟加拉湾。包括多勃雷宁在内的苏联人不明白白宫为什么要支持巴基斯坦而反对印度，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巴基斯坦挑起的。勃列日涅夫起初也莫名其妙，但很快就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甚至提出，要把原子弹的秘密交给印度。幕僚们竭力打消他的这个想法。几年后，当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向勃列日涅夫提起此事的时候，他还是余怒未消，对美国人的行为极为不满。

但是峰会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越南战争。1972年春，河内在越南南方发动了新的攻势，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都没想到要与莫斯科商量一下。4月，美国空军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并误炸了四艘苏联商船，造成几名水手身亡。5月初，尼克松下令对河内实施更为野蛮的轰炸并在海防港布雷。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认为，由于轰炸及其给苏联造成的人员伤亡，应该取消与尼克松的峰会。勃列日涅夫动摇了。他的助手回忆说，华盛顿的挑衅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尼克松是想维护自己在美国公众眼中的威望，但这跟勃列日涅夫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觉得，苏美会晤这件让他投入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的事情，现在成了一场赌博，而且[尼克松]是在把他往绝路上逼。”

但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对于峰会的兴趣还是让他控制住了情绪，而且他还恳请自己的同事保持克制。要让河内的军事行动半道上停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就尽力在基辛格与河内的代表之间斡旋。他们还很快达成一致：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于4月21～22日访问了莫斯科。基辛格非但没有在越南问题上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施压[这是尼克松要求他那样做的]，而且还尽力与勃列日涅夫建立起友好关系。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基辛格也抱着妥协的态度：在“苏美关系基本原则”的内容上，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做出了让步。正如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助理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文件相当于承认了苏方多年来一直坚持和争取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总书记来说，最重要的是承认“平等”是苏美缓和的基础。

现已解密的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的会谈记录显示，这位总书记作为谈判者来说是一流的。他自信、快乐、精力充沛，身着配有金色表链的很有格调的深蓝色西服，风度与气质不输于他那位作为前哈佛教授的伙伴。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体型还保持得很好。他发挥自己的魅力，迅速进入会谈的各种话题，抛开预先准备的稿子，轻松自如地应对基辛格提出的问题。总书记对自己的客人尽情施展自己的幽默感，而美国人也投桃报李。他还想知道，美国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越南。“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打了七年，”他提醒基辛格说，“那简直是白费时间和力气。你们面临的情况也一样。”他还告诉尼克松的那位多疑的顾问：“对于尼克松总统结束战争的想法，我肯定是支持的。那是我们大家最终的目标。苏联肯定没有私心。我们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好处。”不过，勃列日涅夫显然想从越南问题转移到“全面缓和”的其他议题上。他告诉基辛格：“目前的这些讨论代表着未来的一个重要进程的开端，代表着建立互信的开始。”应该本着“他们所肩负的高尚使命”，采取“其他善意的举措，以巩固苏美间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个人的外交活动是在异常有利的条件下开始的。自“伟大的同盟”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如此努力地想要赢得苏联人的信任，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可以有那么多接近白宫的机会。尼克松和基辛格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把他们的战略意图告诉国务院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以及实际上美国的整个权势集团。基辛格先是把多勃雷宁后来又把勃列日涅夫当作自己的知己，抱怨华盛顿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体制”和尼克松的“独特的风格”。有几次，基辛格是在绝密的位于白宫西厢的战情室单独接待多勃雷宁的。勃列日涅夫就像其助手所回忆的那样，对于基辛格一再恳求他要把会谈的某些方面的内容作为他们的私人秘密不要公开感到“非常开心”。同时，他对于这样一种排他性的关系也禁不住有些自得。

但是，基辛格的使命虽然成功了，却并未能够驱散由于越南问题而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政治局的意见依然不统一，有些委员强烈要求撤销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坚定地与河内团结在一起，以重树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威望。怀疑派为首的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也是“国家元首”。其背景与文化水平跟勃列日涅夫非常相似，但他缺少他朋友的魅力和灵活性。波德戈尔内一直在用一种嫉妒的目光关注着勃列日涅夫在对外政策上的积极行动，并从1971年起就想插手外交事务。有勃列日涅夫撑腰的葛罗米柯，坚决挫败了他的那些侵犯别人地盘的企图。但在1972年4～5月，波德戈尔内感觉到自己在外交事务上公开表态的机会来了。他的潜在盟友是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一个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怀有虔诚信仰的人，也是一个暗中批评勃列日涅夫领导能力的人。谢列斯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取决于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取决于我们完成自己计划与承诺的程度。”在他看来，缓和充满了风险。最糟糕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盟友和朋友都出现了动摇：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明确反对邀请尼克松访问莫斯科，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这位在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纯洁性问题上的最高法官，对于即将到来的峰会令人生疑地不置可否？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容易挑动人们情绪的、关于是不是要与越南同舟共济的争论，“可能会在公众和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引起共鸣”。

对于自己建立共识的方式充满信心的勃列日涅夫，在等待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为举行峰会的想法辩护。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发言支持该想法的竟然是柯西金。他和葛罗米柯都表示，取消峰会可能会使当时正在波恩等待批准的与西德的《莫斯科条约》节外生枝，而且可能会使与基辛格在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达成的各项协议被无限期地搁置，而正是那些协议构成了美苏战略均势的框架。决定性的理由是，不能由北越人左右苏美关系。这一次，国家利益战胜了意识形态的激情。

这段时间，苏联人正在大力提高对西方技术的购买力度，而且启动了几个项目，推动化工业和汽车业的现代化。他们正在建造两个巨型的汽车制造厂，一个制造轿车（在陶里亚蒂），另一个制造卡车（卡马河制造厂）。柯西金支持缓和，这反映了在苏联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当中的一种广泛的期待，即欧洲的缓和以及美苏之间的峰会将会重新打开获取西方经济、金融和技术资源的通道。切尔尼亚耶夫在其日记中记录的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为此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柯西金的副手并长期担任石油部部长的尼古拉·巴伊巴科夫和对外贸易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就与美国的各项经贸协议问题提交了协议草案。波德戈尔内强烈反对与美国人合作修建乌拉尔以东的两个永久冻土区——秋明（Tyumen）与雅库特（Yakutia）之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难道没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苏联人就不能开发西伯利亚了吗？勃列日涅夫请巴伊巴科夫发言。他“不慌不忙地接过麦克风，几乎毫不掩饰自己脸上揶揄的表情”。他用事实和数字证明了达成协议的种种好处。“如果我们反对达成协议，”巴伊巴科夫继续说，“我们至少会有三十多年无法获取[雅库特的]石油储藏。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可以铺设天然气管道。但我们缺少制造管道的金属、机器和设备。”最后，政治局投票通过了这些草案。

要消除军方的阻力，总书记必须得拿出他的全部影响力才行。到4月中旬，由于国防部的阻挠，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不得不向勃列日涅夫求助。在1972年5月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放弃了他一贯的谨慎，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据一位在场的人说，他当时问格列奇科：“如果我们不做出让步，核军备竞赛就会加剧。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确定的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占到美国的上风，而且实力对比会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当格列奇科含含糊糊地做出否定的回答时，勃列日涅夫就下了结论：“那有什么不对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让我们的经济不堪重负并增加军费的开支呢？”军方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放弃了反对军备协议的意见。在莫斯科峰会期间，军工委员会主席列昂尼德·斯米尔诺夫（Leonid Smirnov）在寻求与美国代表团达成折中的解决方案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格列奇科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致，但是他反对与美国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勃列日涅夫还决定召开一次秘密的中央全会，呼吁人们支持他与尼克松会晤的决定。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全会之前和全会期间的那几天——距离尼克松访问不到一周——也许是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候。加剧了这种紧张状况的是，波恩会不会批准《莫斯科条约》还不一定。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一群笔杆子在那里忙碌着——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气氛”。“在那些日子，列昂尼德·伊里奇神情十分紧张，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个人在情感上的投入以及他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感还是让人深有感触。当然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勃列日涅夫。基辛格第一次与勃列日涅夫秘密会晤时就注意到他，“心神不宁，非常令人同情”，“既心存戒备又很脆弱，与那种过于自信的个人风格稍稍有点不协调。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两人的个性倒有相似之处”。

幸运女神再次对勃列日涅夫露出了微笑。在这次的全会上，柯西金、葛罗米柯、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都坚决支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这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他现在可以安心地承担起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职责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后院了。当尼克松5月22日来到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地迅速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曾经是斯大林住的地方）进行私下的交谈，并把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还有基辛格都挡在外面，这让他们非常生气。此次会晤唯一健在的见证人、苏方翻译维克托·苏霍德列夫认为，它是勃列日涅夫本人致力于苏美缓和的重大时刻。在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苏能否就不对对方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反核协议可以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该建议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在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上的限度。他把冷战的本质归结为美苏间彼此对于核战争的恐惧。他还相信，如果在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就足以驱散这种恐惧。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也显示出他对缓和所抱有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正如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所声称的，该想法并非来自葛罗米柯的报告，而是发自这位总书记的内心。

会晤的关键部分是勃列日涅夫建议建立私人关系，并与美国总统进行特殊的私人通信。尼克松做出了热情的回应，并且还提醒勃列日涅夫说，二战时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就建立过特殊的关系。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这样做是背着政治局的。感受要比实质更有意义，这一点在人类事务中永远是真理，在勃列日涅夫那里尤其如此。两年后，埃夫里尔·哈里曼记录下了总书记说的这样一番话：“也许大部分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1972年与尼克松总统会晤的最初那些时刻的重要意义，它们其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总统曾经说，‘我知道，你忠实于你们的体制，而我们也忠实于我们的体制。所以就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体制上的差异来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他已经向总统伸出了自己的友谊之手并且在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和两国都赞成和平共处上达成了一致。在此基础上还达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协议。”

据苏霍德列夫说，同样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小圈子里也说过多次。他印象较深的是，美国总统当时准备把所有战略利益和细节都搁在一边，只谈怎么样改善苏美关系。美国总统的友谊大大提高了勃列日涅夫在自己同事和对手当中的地位，可以说达到了以前只有斯大林达到过的历史高度。缓和成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事业，而他也打算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没有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会怎样？

对缓和起源的仔细考察表明，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冷战的紧张气氛得以迅速缓解，这一点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的确，核军备竞赛的阴影以及美苏核导弹和核弹头数量的激增对于人们意识到双方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它们也有助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缓和作合理的解释，认为军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做这种解释的书籍此后可谓是汗牛充栋，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因为双方的全球对抗的结局尚未明朗。但要是认为核军备竞赛的心理和经济代价以及核大战的威胁，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足以迫使国务活动家们谋求妥协，那也就是等于说，意外死亡的可能性就足以成为取消一级方程式或美国赛车协会比赛的原因。换句话说，它把各个大国及其领导人说得太有理性和智慧了。

的确，对于苏联的政治领导层而言，为经济注入新的能量，既生产枪炮又生产黄油的压力是很大的。要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缓和也许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而且苏联当时迫切需要硬通货和西方的技术。不过，更加仔细的考察发现：经济上的考虑、战略上的盘算以及对于核均势的重视，这些因素在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辩论中的分量，及其对于苏联改弦易辙、支持缓和的作用，要比人们料想的小得多。多数政治局成员，还有苏共的各位书记和军方——像柯西金、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乌斯季诺夫、格列奇科这些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对于跟美国人一起跳这曲“缓和华尔兹”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和葛罗米柯在外交部起初都很孤立，缺乏影响力和政治意志，所以在与西方谈判这件事上无法提供太多的支持。事实证明，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亲自介入和在情感上的逐渐投入，以及他在建立内部共识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对于维护缓和政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对于苏联精英和政治局中的多数派来说，他们的正统观念和集体经验令他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也不能按照新现实主义学者以为他们采取的那种方式对现实采取行动。不过，政治局中的多数派虽说都抱有热诚的正统思想，但也不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所料想和警告的那样阴暗。尽管外交部和克格勃准备的某些文件的确把缓和说成是苏联养精蓄锐和在世界上扩散其影响力的最好选择，但政治局内部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形成新保守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阴谋诡计，要发动侵略并让苏联占据统治地位。政治局是会不时地迸发出意识形态的激情并表现出沙文主义倾向，但它并没有准备好要与美国进行公开的全球对抗。多数派缺乏全球眼光，也不清楚苏联要用其不断增长的军力来达到什么目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利用好美国在东南亚陷入泥潭这件事。继中国之后，苏联领导层又“失去”了印度尼西亚，而且很快又将失去在埃及和中东的影响力。他们从对北越的援助中一无所获。从1964年到1971年，苏联领导层将其首要的安全利益，包括与美国的直接谈判，从属于与越共的“无产阶级大团结”这项缺乏清晰构想的事业，从属于对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支持。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即北越和埃及领导层在政治上仍然不受苏联的影响，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打自己的战争，并没有考虑苏联的利益。

只有考虑到后极权主义时代苏联政治的态势——其中，共识掩盖了“窝里斗”，领导人与其说是独裁者，不如说是权力掮客和谈判者——苏联在走向缓和的这些年来的行为才能够得到解释。新的证据显示，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以及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与对各卫星国（例如民主德国和北越）的局部支持之间，存在着复杂且非常重要的“双层”博弈。显然，这种变化在当时是需要在说服、宣传以及政治高压方面花大力气的；从1964年到1972年，在苏联的政治领导层中，支持缓和的共识极为脆弱，而且仍然有可能瓦解。巩固这一共识并在关键时刻为缓和注入政治资本，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关系史作出的主要贡献。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贬低勃列日涅夫：“他想用喧闹来掩饰自己的信心不足，用偶尔的横暴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在基辛格看来，勃列日涅夫出身于俄罗斯族的背景对他的不安全感是有影响的：他“代表了这样一个民族，它之所以幸存下来，靠的不是使它的征服者文明起来，而是比他们活得长；这个民族悬在欧亚之间，整个儿谁也不是；它的文化破坏了自己的传统却又没有完全取代那些传统”。

在国际舞台上，勃列日涅夫的确有一种不安全感。但他与性情暴躁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截然不同，后者是把自己的缺乏信心变成了革命外交与制造危机，而他是把自己的不安全感变成了对国际承认的追求。对于勃列日涅夫而言，缓和也是国内改革的重要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掩盖了当时在经济、技术、科学，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已经显露出来的颓相与放任自流。人们喜欢拿他与斯大林、列宁，甚至赫鲁晓夫相比，这让总书记非常痛苦。要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中既能干又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缺乏那种意志、眼光和才智。到1972年为止，勃列日涅夫已经执政八年，快要赶上赫鲁晓夫在任的时间了，所以他需要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政绩。在1972年4～5月峰会前的危机中，这些因素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表现得显而易见。

莫斯科峰会对于苏联人民和精英的影响起初是很大的。在谋求与德国和美国缓和关系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找着了此前他在国内一直没有找着的合法性的源泉。虽然当时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还没有研究，但包括私人日记在内的零零星星的证据显示，在无数普通的苏联公民中，包括经历过战争而又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以及那些怀有强烈的反美情绪的人们在内，勃列日涅夫的人气和支持率因为他对缔造和平的贡献而增加了。1973年4月的全会是其政治生涯的高潮。在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因为自己与美国和西德修好的政策而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苏联新闻中充斥的反美宣传戛然而止。有关美国生活与文化的正面报道曾经是极为罕见的，只有在少数精英杂志中才有一些，而现在在媒体上却随处可见，普通百姓也可以看到。这可是自肯尼迪被暗杀以来破天荒的头一遭。国家对“美国之音”的干扰停止了，苏联青年又可以收听到通过短波广播的美国流行音乐和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了。切尔尼亚耶夫甚至说，对外政策领域的尼克松访苏，就相当于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讲话。他写道：“1972年5月的这些日子将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合流的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词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上，这种合流将会拯救人类。”

很快，这种溢美之词就不得不把调门放低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本质、苏联政治斗争的本质以及领导人物性格的本质，使得缓和不可能成为冷战的出路。与各位前任相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的共识没有那么好斗和排外了，但显然还是基于“以实力促和平”的信条。而且为了使主张强硬路线的人也能够接受缓和，这种共识并没有触动苏联整个正统意识形态的支柱。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主持了苏联历史上最昂贵、影响最为深远的军备计划。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得到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乌斯季诺夫和格列奇科，以及军方和军工部门其他实权派人物的支持。

勃列日涅夫真诚地希望，他与勃兰特以及尼克松的个人友谊会有助于缓和冷战的紧张气氛。他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却陷入了浪漫主义。这不是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勃列日涅夫所相信的，与其说是推动全世界的革命与反殖民运动，不如说是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友谊以服务于苏联的利益。他错误地以为这些友谊以及苏联与其他大国间的经济合作可以克服东西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如果没有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山顶宝训”，从1970年至1972年这段时间的缓和，要么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要么有可能影响会小得多。勃列日涅夫的情感构成及其二战的经历，使得他对北约与华约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以及苏美之间核对决的危险性比较敏感。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是板着脸的柯西金、阴沉沉的葛罗米柯或者鹰派的谢列平，坐在勃列日涅夫的位置上参加与西方领导人的峰会，那其中的区别就会一目了然。勃列日涅夫爱讨别人的喜欢，他虚荣心很强又热心交际，他嗜好外国的小轿车和别的玩意儿，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性格上的弱点，但它们对于缓和却很管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自觉而愉快地承担起一个和平缔造者和通情达理的国务活动家的角色，而不是扮演虚张声势的革命者或者专横跋扈的皇帝，像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他算是第一个。他把电视中广为播放的自己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紧挨在一起的画面用作苏联国内的公关手段，这在克里姆林宫也是前所未有的。埃贡·巴尔在其回忆录中正确地评论说：“勃列日涅夫是向戈尔巴乔夫过渡的必要环节；后者所完成的，正是从前者开始的。他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