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查理去世之际，上海正经历着一场巨变。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最初的情形，以及1886年查理回国时的城市状况。现如今，它的城市面貌和个性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上海的工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战”的爆发把西方商人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吸引到了欧洲，中国本土资本便从暗处涌了出来。中国投资者大批购买外国公司，中国和日本资本支持的一些新兴行业，如橡胶、煤炭、钢铁、食用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和鸦片等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了使数额巨大的资金能够顺利流通，数家中国银行应运而生。上海到处挤满了谋求社会地位的暴发户。与此同时，广州、武汉等工业城市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经济发展的主动脉集中到了长江流域，上海这座遍布资本家、大买办和黑帮匪徒的城市则是它的大脑，是各种新生事物的入口，是财富的集散地。这里夜总会云集，到处藏污纳垢。“一战”结束后，欧美公司大批返回上海，挤掉了一些中国公司。最终，本地商人和外国资本家联合起来，相互勾结，一起掠夺中国的财富。

财大气粗的中国商人都喜欢谈论民族主义，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不过他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大上海的资本家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他们与外国商人之间的那根经济“脐带”被切断。由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中国人可以在那里自由经商，从事各种非法贸易，不仅不用担心别人的监管，而且不用交税。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了，他们都希望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

市区沿江不断拓展，并延伸到了周边的农村。市区道路所到之处，贫民区纷纷被拆除，道路两侧则建起了更多的建筑。19世纪外滩四周的那些小房子都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石头垒砌的带尖顶的大楼，里面入驻的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另一些新建的大楼则是各国石油公司的办公场所及大班们的豪华住宅。这里还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百货商场，商场大楼的每一层都摆满了各类纺织品和外国奢侈品。一到晚上，南京路一片灯火通明，如同美国的百老汇。以前的马车也被各种品牌的小汽车取代，它们缓慢地挤过人群，好像围在小水塘边的犀牛。汽车的两边常有黄包车闪过，它们像长角羚羊一般在人群中迂回穿梭。旧时那座外廊正对黄浦江的英国酒吧，现如今也变成了一个用石头砌成的俱乐部——其风格非常符合伦敦西区保守党的品位。

而繁荣的背后却有阴暗的另一面：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年龄不到10岁的男女童工如同奴隶一般，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筋疲力尽的孩子们经常会倒在机器下面的破垫子上呼呼大睡。他们已经被卖给了这些戒备森严的工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不能离开半步。大街上，穷人、饿死的儿童以及弃婴的尸体随处可见。1920—1940年，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下水道、地沟和河道里每年都能清理出近三万具尸体。

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一位旅行作家曾这样写道：“行色匆匆的环球旅行家从他所在的豪华旅馆里出来，如果他的感知能力还没有完全退化的话，走不多远就能发现到处都是尸体。”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清政府的倒台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的转变。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只能说是比以前更糟糕了。以前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如今，整个中国被各路军阀和军国主义分子割裂开来，分而治之。军阀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农村地区一片狼藉。农产品产量骤降，大米和小麦都要依靠进口，囤积居奇的粮商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饥荒使农民无以为生，他们只得啃食树皮、草根，城市里的街道和农村的小巷里到处都是饿死的贫民。据说市场上还有卖人肉的。乡村的大小道路两旁，都有凶狠的女人们在那里购买儿童，然后把他们卖到妓院和工厂里去。

“北京才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伦敦的《泰晤士报》如此说道。控制北京并不意味着统治全中国，却能拥有代表中国政府的权力。各国政府只肯与北京打交道。如果有哪个军阀拿下这座位于北方的首都，便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合法地位，可以从与各国政府打交道中获益，可以获得商业优惠权，还能得到政府征收上来的各种税收。

袁世凯控制着北京，他手下各路所谓的北洋系督军们则控制着周边各省，拱卫着北京城。为了养活自己及下属的军队，这些军阀们偷偷把自己辖区内的矿产开采权卖给外国公司，并提前多年向农民征收赋税，把城乡居民仅存的一线生机也压榨殆尽。

1918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不过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1905年，孙文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初，其内部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原有的那些来自秘密会社的资产阶级支持者，另一派是孙文的新支持者，即那些激进的学生。刚开始，两派之间的界线还不明显，从“一战”开始，学生们和资产阶级开始相互敌视。学生们发现了中产阶层的两面性，便转而反对资本主义。这些高喊民族主义者的学生们想通过赶走侵略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国列强，把土地分给农民，取消所有经济特权等方式来完成革命。他们把自己以前的那些中产阶层的盟友看成反革命分子和反民族主义者，因为商人们从与外国列强的交易中获取利润。日本入侵中国彻底导致革命阵营分成了左右两派。

“一战”使德国失去了对遥远地区殖民地的控制，日本趁机派兵从德国手里夺走了山东省。为了争取日本共同抗击德军，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私下向日本许诺，战后它可以继续拥有山东省。

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东京肆无忌惮地向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使中国沦为它的附庸。条约规定，日本将给袁世凯提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作为回报，袁世凯则必须答应日本永久占有山东省，并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拥有优惠权。日本的无耻要求令人发指，但它威胁说，如果袁世凯不同意，他们将转而支持袁世凯的政敌。袁世凯只得勉强答应下来，条件是日本要对条约的内容绝对保密，而日本人却故意泄露了相关的细节。一时间群情激奋，人们痛斥袁世凯，并在全国掀起了强烈的抗日怒潮。

因为曾帮助协约国抗击德军，中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帮助，以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一战”期间，中国曾派出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欧洲和中东，这些人被编入工兵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凡尔赛会议上，中国希望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能够帮助他们从日本人手中收回自己的领土。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宏大计划，似乎它是一剂灵丹妙药，能够去除以前的一切耻辱。

威尔逊左右为难。他特别想建立国际联盟，在凡尔赛和会上，他可以直截了当地宣布不赞成他的协约国盟友们与日本达成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定。日本人却暗示说，如果威尔逊这样做，那他们在成立国际联盟一事上也不会投赞成票。一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敲诈”。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做出了让步。他的这项决定很不得人心，即便是那些督促他做出该决定的人也感到非常反感。然而，1919年4月28日，国际联盟正式签约成立。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威尔逊最终向日本人屈服了。

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中国外交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如果我签了字，哪怕是遵照北京政府的命令，”他对威尔逊的一位助手说道，“那么今后在政治上就连你们纽约人常说的那点‘渺茫的机会’都没有了。”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签订6天之后，消息传回了北京，并通过电报传遍全国。愤怒的学生发起了抗议，他们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因与日本人勾结而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员。在北京，一位官员的住宅被烧成了废墟，另一位则被痛打了一顿。第二天上午，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各地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一些商人都起来支持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并遭到警察的残酷镇压。有所警觉的日本政府向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派出海军部队，威胁游行示威的中国人。在北京，支持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被迫辞职，其他1 000多人被捕。上海有6 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北京政府同意解除亲日派部长们的职务，并释放了被捕学生。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妥协并没有让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感到满意，但商人们很满意，第二天便开始照常营业。对商人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而学生们的反抗才刚刚开始。于是，在那些希望继续反抗下去和那些希望享受既得利益的人们之间便出现了一道分界线。

“五四运动”反抗的不仅是外国列强，还有国内那些勾结外国的反动势力。这是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新元素，让商人们和秘密会社感到坐立不安。大上海的资本家们住在外国租界及其周边的别墅里，既安全又舒适，在他们看来，革命已经走上了邪路，已经开始危及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是温和的知识分子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即毛泽东曾工作过的那座图书馆所在的学校）文学院院长。在北大任教的两年间，陈独秀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先锋队的领袖人物。他通过一份名为《每周评论》的杂志传播革命“左”翼的最新思想。为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其中的文章都是用白话文写就。“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他到处分发宣传册，谴责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此被捕入狱三个月，惨遭酷刑的折磨。获释后，陈独秀辞去大学里的职务，去了上海。1919年秋，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的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学生和中产阶级的密切关注，不过二者关注的目的却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种对政治持怀疑态度的紧张情绪弥漫在世界各地：四处散播着对共产主义“阴谋”的恐惧情绪，各种各样的狂热分子掌握了大权，三K党的势力也得到快速发展，犹太人一概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劳动者”也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在上海，陈独秀和身边的那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常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下一步工作就是成立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他们是在参加讨论的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1]的引导下得出了这一结论。在陈独秀以前的大学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全国各地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学习小组的组织者是年轻的毛泽东。

1921年7月中旬，正是上海最热的时候，黄浦江上一丝风都没有，整个城市被热浪包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有13个人偷偷地聚集在博爱女子中学一间密不透风的教室里。这所学校位于望志路一所粉色砖结构别墅内。由于暑期放假，学校的大门已被锁上。这些人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当中一个农民或工人都没有。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代表们讨论了如何制定党纲的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两位俄国特使听着这些中国人那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发言，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后来，有人发现学校的黑漆大门外出现了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只得匆匆休会。这次不期而至的来访引起了代表们足够的警惕，他们便把会议地点转移到了城外不远的一处旅游胜地——南湖。代表们登上一条画舫之后，继续开会。他们一边钓鱼、吃饭，一边讨论着党纲和决议。在这次“漂在水面上”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这是一个微弱的试验性的开端。在莫斯科眼里，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是一群极易犯错的政治小青年，但他们的这次集会还是引起了监视他们的上海黑帮的警惕。

如果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知道后来会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当时就会对望志路那栋粉红别墅外看到的那个可疑人物产生更高的警惕。那个探子不仅为法国安全部门服务，还为黄金荣统领下的另一个组织——青帮提供情报。青帮是新成立的一个黑帮组织，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中国最激进的一支反共力量，它的首领名叫杜月笙。

杜月笙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十足的黑帮谋士。1888年，他出生在上海黄浦江对岸浦东区高桥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高桥是个破烂不堪的村庄，属于中国最肮脏的贫民区。杜月笙父母早亡，从小住在娘舅家里，经常遭到舅舅的毒打。十几岁时，身体健壮的杜月笙便已是嗜血成性。他肩膀狭窄，双臂奇长，满口大黄板牙，一双骨碌碌乱转的老鼠眼。他决定在上海沿江两岸经营鸦片生意。为了谋生，最初他给一个水果商贩帮忙，在法租界的码头卖梨，有时候也帮码头上的流氓阿飞做些杀人放火的事情。

杜月笙最突出的外貌特征是他那颗硕大的光头和一对儿如同木耳一般竖起来的大耳朵。他的面部疙疙瘩瘩，很不平整，就像一个装满土豆的麻袋——这都是孩提时期挨打留下的伤疤。他的双唇总是绷得很紧，盖住前凸的牙齿，看上去好像是在假笑一般。他的左眼总是不停地眨动，给人一种好色的感觉。他的长衫上总是沾着汤渍。他很适应江边的环境，这里四处都是晃来晃去的坏蛋和拉皮条的地痞流氓，这些人都是闻名上海滩的洪帮中的下层成员。杜月笙跟他们臭味相投，不到15岁便加入了黑帮。

与他关系最亲密的那些朋友都是大老板黄金荣的手下。杜月笙借此得以进入黄金荣戒备森严的宅邸，经常到厨房里帮忙打下手，最终认识了黄大老板非常宠爱的一位小妾。通过她，杜月笙得以觐见黄大老板。黄金荣觉得这家伙脑瓜灵活，是个可造之才，便安排杜月笙为他办事。杜月笙办起事来极为卖力，又肯动脑筋。由于他处事平易近人，为人又慷慨大方，总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别人，所以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如果遇到哪个街头小贩因欠当铺老板的钱而引起纠纷，他一定会上前帮助那个小贩，吓唬那个老板一顿。

杜月笙最擅长的就是贩卖鸦片，而这正是黄金荣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天，杜月笙向黄金荣提议，可以联合几个对立的帮派，一起操控鸦片市场，挣钱大家分。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一起控制中国大部分的鸦片生意，价格可以自己说了算，利润就可以急剧增加。黄金荣让杜月笙具体操办此事，也就是说，只跟一部分黑帮头子谈判，而除掉另一些。青帮的领导人不愿意合作，结果被杜月笙干掉了，杜月笙便成了青帮的新老大。蓝帮头子张啸林为人精明，愿意跟他们合作。于是洪帮、青帮和蓝帮便组成三巨头，他们共同合作，控制了上海黑社会、江浙两省、长江流域以及内地的罂粟种植区。

在公共租界，私贩鸦片的生意多年来一直控制在潮州三合会首领、广州人黄隋手中。杜月笙也“说服了”黄隋一起合作。这样一来，杜月笙的势力就进入了公共租界。此后，他便把租界中的各个三合会组织逐一吞并，融入了青帮。最终，除了深深根植于农村之中的哥老会之外，杜月笙地盘上的所有三合会全都被他吃掉了，杜月笙的身家也开始急剧上升。据估算，其总资产一度曾达到4 000万美元。由于从不缺钱，杜月笙对待各路朋友一向出手豪阔，即便是陌生人前来求助，只要理由说得过去，他也是来者不拒。民间流传着很多杜月笙的传奇故事，比如资助寡妇、帮助那些倾家荡产的人、赈济孤儿等。他做事恩威并重，很有手段，手下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

他从来没想过取代他的恩人黄金荣的位子。作为爱国革命者的社会活动俱乐部，洪帮继续存在，而青帮则自1910年起专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黄金荣仍然是三巨头中的老大，但具体操作上都由杜月笙来指挥。杜月笙成了上海黑社会的幕后操纵者，他的琴弦一拨，整个上海都会随之舞动。大批城市工人，从码头工人、街头苦力到邮局职员和银行出纳，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邮局工会允许他私拆别人的信件）。只要一有机会，他便会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其他公司的董事们屈从于他，从而间接控制这些公司。与此同时，他的手下则在这些公司里组织雇工们成立工会。这一切都是小心翼翼地进行，以便造成工会处于独立状态的假象。但是，无论是工会还是公司的管理层都有名无实，全部听命于杜月笙。

这就是为什么在1921年夏天，当那13位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聚在望志路那座粉红色外墙的女子学校里开会讨论成立中国共产党时，会有一个可疑的陌生人在大门外窥视。这个探子是黄金荣和杜月笙派来的，他们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那几个更为危险的俄国朋友的聚会非常可疑，便派人过来打探情况。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布尔什维克代表和组织者又在中国出现，对正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的青帮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正如人们料想的那样，杜月笙结交了一些非常惹眼的朋友。在他看来，其中有几位奸诈狡猾的心计跟他不相上下。这些人中有一位女人，其金融运作的手段和暗室密谋的权术可谓超凡绝伦，她的名字叫宋霭龄，跟她不熟的人都称她为孔夫人。

不知有多少个星期日，当霭龄在林乐知博士的监理会教堂做过礼拜之后，这位黑帮老大便会来到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孔家与她密谈，他的贴身保镖则守护在四周。他们两家的孩子也从小在一起长大。

在孔家草坪上的这种奇怪的聚会把孔家的银行帝国、宋家的名望以及青帮的巨大影响力这三种资源融合到了一起。1916—1940年，他们齐心协力实行了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投资和接管。宋氏家族的基督徒形象（及其受过高等教育的阅历）令外国人为之倾倒，杜月笙的暗中参与则可以迫使那些顽固不从的中国人屈服。如果对方态度不明朗，杜月笙就会给胆敢挑衅的一方送去他常用的警告工具——一口华丽的棺材，而后对方马上就会转变态度，积极配合。

在上海社交场的另一端，杜月笙喜欢去著名的妓院找乐子，也常去青帮开办的红灯区里的其他妓院里转悠。经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年龄不大、脾气暴躁的亡命之徒，他的名字叫蒋介石。

1887年10月31日正午时分——杜月笙出生的前一年，蒋介石在位于上海以西的武岭山区、隶属浙江溪口镇的玉泰盐铺的二楼呱呱落地。蒋的父亲是一个盐商，年龄几乎是他母亲的两倍大。他的母亲时年23岁，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她的母亲给他起名叫蒋瑞元，多年之后，一位教师给他另起了一个名字——介石，后来他便以此名闻于青史。

蒋介石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过世了。他的母亲也是个不幸的女人，蒋介石对待母亲一直很孝顺。有一次他曾提到，母亲“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蒋介石脾气古怪，体弱多病，性格很不好，因此经常遭到同村人的嘲笑。一个算命的说他的头部骨骼奇异，“怪得出奇”。成人之后的他仍然如此，经常突然之间大哭不已，忽而又怒不可遏，忽而又长时间闭门不出。一位注意到他这种反复无常行为的老师说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长大后的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方言，语速很快且嗓门很大。

由于父亲离世，蒋家经常遭到当地政府的欺凌。有一次，一个村民因为交不起米税，逃离了本村。年少的蒋介石被带到公堂之上，他被威胁说，如果不能筹到钱来替那个人交上税款，就会被投入大牢。他设法筹到了税钱，但对这种不公却耿耿于怀。他自称这是“点燃内心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种”。

14岁的时候，蒋介石与本村一位比他大5岁、名叫毛福梅的姑娘定了亲。婚姻并没有使他安定下来，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偏僻的溪口，也不想经营盐铺的生意。结婚4年后，带着母亲给他的一点儿积蓄，他来到了奉化，进入了规模不大的凤麓学堂读书。

在凤麓学堂，蒋介石发现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中国古代军事经典著作《孙子兵法》。这本书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孙武于公元前4世纪写成的。在孙武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超的战争艺术”。孙子主张以机智胜蛮勇，用诈术克刀兵。

孙子还主张“兵不厌诈”，认为战争最重要的是“任用间谍”，而不在于如何用兵。他认为那些既贪且愚、不会使用间谍的将领“不懂为将之道，也不懂辅佐君主的方法”，进而断定他们“没有爱民之心”。武装战争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惶恐，并使得经济凋敝，生灵涂炭。只有选择合适的人选去从事间谍工作，“是为神纪，人君之宝也”。不过，孙武也警告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秒不得间之实。”任用间谍可真的称得上是一门“细之又细的学问”。

与中国其他的经典一样，《孙子兵法》几千年来也吸引了众多的评注家来为其作注，在原著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内容。宋朝的一位注者援引了一个例子，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如何使用间谍的道理：

有一次，我朝曹大将军[2]释放了一个死刑犯，让他假扮成一个和尚，吞下一颗蜡丸，然后派他去了西夏国。这个假和尚到了西夏后就被抓起来投进了大牢，和尚告诉他们自己的肚子里藏了颗蜡丸，西夏人便让他去茅房里排了出来。蜡丸被打开后，西夏人在里面发现了一封曹大将军写给西夏国军师的信。西夏国王大怒，把军师和那个和尚都处死了。

那位注者在后面简单地加了一条评注：“这就是任用间谍的意义所在。”

孙武的思想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并形成了他未来谋略的雏形。也正是在凤麓学堂求学期间，蒋介石在老师的指引下开始研读宋代学者朱熹的以严格律己为特点的理学思想。朱熹认为，克己、自律和修德才是达到天人和谐的正道。到目前为止，蒋介石一直在与贫穷斗争，在忍受别人对他长相的嘲讽的同时，还要克制自己的暴躁脾气。因此，朱子的“克己”思想对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试图把它作为自己一生处事的核心原则，不过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凤麓学堂，他还养成了一个终生保持的习惯：每天早上黎明即起，穿着睡衣或短裤在卧室的阳台挺身站立，双唇紧闭，双臂交叠胸前，静思半小时。

由于孙武思想的影响，他立志投身军营，开始马背上的生活，指挥三军，调遣密探。1906年，他离开凤麓学堂，到附近的龙津中学继续求学。不过他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就退学到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当时他只有19岁。就在蒋介石去日本的前一年，日本击败了沙皇俄国，这表明日军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亚洲无人能及，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军队，日本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

蒋介石给母亲写信索要去日本的路费，遭到母亲的拒绝，于是蒋介石便把辫子剪下来寄给了她，全村为之震惊。最后，他的母亲还是很不情愿地同意给他路费了。

到了日本后，蒋介石才发现，这里的军校只接受清政府官派的中国留学生。他在日本待了6个月，被那里蓬勃的革命气氛深深吸引，他非常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依靠密谋的枪杆子政治。

孙文新成立的同盟会给共和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力量。孙文最为干练、最有前途的手下是蒋介石的同乡、时年30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非常聪明，又极富魅力，是个真正的实干家。起先，他把蒋介石收到自己的麾下，后来二人竟成了莫逆之交。

实干家陈其美比蒋介石稍早一点儿来到日本，之前在上海一家丝绸厂当工人时就受到国内革命的影响，并加入了反清的秘密会社——青帮。他思维异常灵活，又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了帮中长老们青睐。黄金荣敦促他去日本学习军事，他哥哥也同意给他学费。来到东京后，陈其美进入了一所警官学校。此外，他还加入了孙文的同盟会，积极帮助他招募革命同道。

1906年冬，蒋介石回乡参加姐姐的婚礼。之前他曾跟陈其美在一起谋划，想办法解决官派去日本学习军事的问题。这次返乡，他把两人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当时河北保定的陆军士官学校每年都举行一次遴选考试来选拔短期训练班的学员，蒋介石参加了考试，并顺利通过。1907年，他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获得了官派赴日留学的资格。如果古代的兵圣孙子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欣慰：通过这种煞费苦心而又再简单不过的迂回战术，蒋介石克服了求学路上的所有障碍，于1908年重返日本，到著名的东京振武学堂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校学习生涯。

动身去日本之前，蒋介石14岁时迎娶的那个姑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经国。她与蒋介石及他那位严厉而又呆板的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并不舒心，据这位年轻的女人自己回忆，蒋介石对她非常粗暴，还经常打她。蒋介石离家求学，对她来说无疑是如释重负。

1908年年初，在挚友兼恩人陈其美的陪同下，蒋介石去了同盟会总部，并受邀入会，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在日本求学期间，每到夏天，蒋介石都会返回溪口小住几天，看望自己的母亲，接着便会匆匆赶往上海与陈其美会合，一起搞一些持械抢劫或暗杀之类的勾当，开始逐渐在巡捕房里留下了案底。这些袭击都是革命者和黑帮匪徒联合发动的，所以到头来没人弄得清谁是革命者，谁是黑帮匪徒。1908年，蒋介石参加了一次劫狱行动，目标是要解救青帮兄弟和入狱的革命者。大概就是这一次，陈其美推荐他加入了黑帮，不过具体的时间已无从知晓。

第二年，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毕业，开始到日本陆军部队里进行实地训练。1910年，他参加了黑帮的一次暗杀活动，根据上海巡捕房档案记载，目标是“住在租界里的一位知名居民”。多年来，蒋介石在英属公共租界里的犯罪记录不断增加，罪名包括谋杀、敲诈勒索、无数次持械抢劫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罪名。他曾因上述罪名被起诉，但从未因此被判刑或入狱。

1911年夏，蒋介石又在上海参与了一次暗杀活动，然后回到日军第十九炮兵联队继续受训。就在此时，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蒋介石立即返回国内，并接受陈其美委任，负责指挥第八十三旅。在黄金荣的安排下，3 000名青帮枪手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麾下的革命军。

此时的上海仍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陈其美意图武力夺取这座城市。1911年11月初，陈其美率领该旅成功占领江南制造局，把上海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并担任光复后的上海督军。按照常理，此时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陈其美却把这个职位给了另一位接受过日式军事训练且更加稳重的军人。很显然，陈其美对蒋介石一贯的暴躁脾气和酗酒滋事已经心怀不悦。

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做。陈其美安排蒋介石率领一支由100人组成的“敢死队”急驰杭州，帮助当地的革命者光复该市。蒋介石完成了使命，顺利凯旋。作为奖赏，他被任命为陆军第五团团长。

1911年年末，蒋介石做了一件他在青帮早期生涯中最为惊天动地的事：谋杀陈其美的共和派政敌、颇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陶成章是上海光复会（洪帮的一个三合会分支）的领袖，他试图公开挑战陈其美在上海的政治领袖地位。蒋介石觉得除掉陶成章的时机已经到来，并且此举也许还会使他重获恩师的垂青。他去了陶成章治病的那家医院，吃惊地发现陶成章的身边连一个护卫都没有。根据记录，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随后“勃然大怒，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了陶成章”。

为了逃避追捕，事后蒋介石匆匆逃到日本。19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深居简出，小心行事。在此期间，他编辑出版了一份小型中国军事杂志，自己动笔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文章。

然而，蒋介石于第二年冬天回国后，却故态复萌。当时有一个人曾这样说他：

他耽于声色，经常连续几个月待在歌女那里，不到总部露面。不知何故，他变得脾气火暴，对人寸步不让，经常弄得朋友们十分难堪……他还逐渐与上海的各个秘密会社的领袖建立了关系，这对他后来与上海的资本家们打交道很有帮助。

另一个人则更同情蒋介石的处境：

蒋介石的工作很轻松，平均每天只需上班两三个小时，并且收入很不错，这给他提供了很多腐化堕落的机会。了解他脾气的朋友们知道说他也没有用，都为之深感惋惜……他逐渐开始为自己的这种放荡的生活付出代价。不仅如此，他那急躁残暴的脾气也使得他很难与人共事……蒋介石天生固执，经常会突然之间暴跳如雷，没人能受得了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这一点特别明显。没有谁能忍受他这一点，同事们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了。

经常与蒋介石一起喝酒的还有杜月笙。据一位熟悉杜月笙的英国人讲，这位黑帮大佬出行的阵势就跟芝加哥的那些黑帮老大差不多。

一行保镖坐车提前来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查看”一遍，然后各自站好，静候老板大驾。杜老板本人喜欢坐一辆宽大的豪华防弹车……另有一辆坐满保镖的汽车紧随其后。直到车边围满了保镖，杜月笙才会下车，然后保镖从两边搀扶着他的胳膊，他才敢穿过走廊进入餐馆，里面的每扇门旁和拐角处也都有他的人把守。他和客人们在餐桌坐定，保镖们就在前后左右站着，把枪摆在亮处。

据估计，上海每12栋房子中就有一家是妓院，如此算来，仅在公共租界就有668家。其中半数以上为青帮所有，或者归它管理。仅蓝楼一家妓院就有121名妓女。法租界里的妓院则全归青帮所有。

“大家都说我沉迷女色，”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蒋介石为自己辩解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也是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才会去那种地方的。”

一次，在一位名妓的家中，蒋介石遇到了年轻貌美的女仆姚冶诚。一瞥之下，两人一见钟情，这一切也都被朋友们看在了眼里。在他们的撮合下，蒋介石便纳她为妾，安置在溪口的家中，跟母亲住在一起。蒋家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专制的母亲，孤独绝望的结发妻子和脾气倔强的儿子，以及身材标致的姚冶诚。那一年蒋介石刚满25岁。

很显然，他新纳的这位姨太太对他关爱备至。之后不久，他把一个名叫纬国的婴儿带回了家中。刚开始，蒋介石说这是在日本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这位朋友自己无法照顾，才托付给他。后来他又说这个孩子出生在上海。有人怀疑这是他在日本东京学习期间的私生子。无论实情如何，姚姨太太十分热情地收留了这个孩子，对他视为己出，悉心照料。多年之后，传记作家们在给蒋介石写传记时，普遍认为蒋纬国是他的亲生儿子。

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蒋介石被安排潜入江南制造局去说服他在军内的旧部起义，不料被警卫发现，差点没能逃出来。蒋介石匆忙赶到杜月笙处寻求支援，杜月笙把能召集到的青帮成员全都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率领这帮乌合之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江南制造局，结果损伤惨重，被迫退到公共租界寻求庇护，结果又被英国殖民当局缴了械。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被英国人抓进大牢，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由于蒋介石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高，英国人所列的高级军官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尽管屡遭不幸，他却在此过程中结交了大批政界和黑道人士，这对他日后走上权力之路更为重要。蒋介石、陈其美和参谋长黄郛正式宣誓，结为把兄弟，发誓今后要视彼此的亲人为自己的亲人。这次结拜对蒋介石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后来的事实表明，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做事积极热情，能力也非常人可及。蒋介石与杜月笙的一位至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此人名叫张静江，是一位银行家兼股票经纪人，同时还在国际市场上从事中国稀世古董的交易，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富豪革命家。后来，一场疾病让张静江瘸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一些西方人称他“古董张”，上海的法国人则喊他“卡西莫多”[3]，就是这样一个阴险的百万富翁，后来成了蒋介石最重要的政治后台。

由于袁世凯派出的巡捕、密探和杀手到处搜寻，蒋介石和陈其美最后被迫再次退居日本，这个时候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是没有错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俩频频潜回上海，干些组织起义、持械抢劫和暗杀之类的事情。陈其美现在已经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将接近共和运动的巅峰。在那年春季之前，所有暗杀他的行动都宣告失败。1916年5月18日，在法租界一个安静的小区里，袁世凯派来的一个杀手终于得手了。他设计进入了陈其美在国民党秘密总部的藏身之处，将其射杀。

陈其美的死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而立之年的蒋介石失去了自己的结拜兄弟、亲密战友和行动楷模。在陈其美的葬礼上，蒋介石宣读完悼词之后，又补充说：“呜呼！从今之后，我到哪里去找像你这样既了解我又关爱我的人啊！”随后，也许又想起了人们因其暴躁脾气、酗酒嫖娼而对他的批评，蒋介石接着说道：“我不介意在你有生之年他们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因为你已经不在了。”

蒋介石把陈其美的两个侄子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由于已故叔父的关系，陈果夫和性格安静一些的陈立夫在青帮的地位上升很快，陈立夫比哥哥稍逊色一点儿。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政治方面，他俩毕生都与蒋介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终成为国内仅次于宋家的名门望族。

应该可以使蒋介石得到很大宽慰的一点是，在陈其美遇刺的几周之后，曾主导暗杀陈其美的大独裁者袁世凯因尿毒症离开了人世。有人说他是被自己的野心给害死的。

蒋介石的恩师被害之后，国民党重新调整人事岗位，蒋介石在未到场的情况下荣升为孙文的高级副官。1917年秋，孙文和庆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如果他们能够在远处的广州建一个新基地，那么二次革命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广州当时早已落入一个宣布脱离北京统治的军阀之手。11月，孙文任命蒋介石担任他在广州的私人军事顾问。蒋介石抵达广州之后，又被提名担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实际上是担任孙文的安保队长和联络员。蒋介石每次都穿着便装到广州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人们都称他“蒋先生”。

当时指挥广东陆军的是军阀陈炯明。他手下的军官是清一色的南方人，都说广东话，而这个长着一颗花生米脑袋的怪家伙却操一口他们听不懂的浙江方言，这令他们十分反感，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因此，对蒋介石来说，到广州任职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当时掌握在孙文那些军阀盟友手中的其实只有广州周围不大的一片地方，四周则是忠于北洋军阀的敌对势力。在举事之前，孙文必须要先保证两翼的安全，而仅靠广东军那点兵力还远远不够。为了扩充军队，孙文同往常一样，从各路军阀、三合会组织和黑帮首领那里租用雇佣兵。但是，这些雇佣兵只忠于那些可靠的主顾，而缺钱又是孙文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孙文需要一支真正的军队，但除了自己训练一支军队外别无他法，而自己训练军队又需要大量的外国援助资金。当时的孙文只能选择继续依赖那些反复无常的雇佣兵。

孙文被这些财政和军事上的事务弄得焦头烂额，只能分出很少一部分精力去关注日常公务，于是便把大部分管理工作交付给手下那群只会逢迎拍马的僚属。这帮人一个个自视甚高，执行能力却很差，孙文的下属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有才干的人都被他们排挤出去。失望之余，他对蒋介石变得越来越倚重，曾数次带他南下，试图理顺广州的混乱局面，但收效甚微。蒋介石对孙文给他的各种任命非常不满，因为那都是些没有实权的职务。他一次又一次按照孙文的要求赶到广州，在那里待上几天或几周的时间，然后再怒气冲冲地返回上海。

在上海，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那位瘸腿朋友张静江待在一起。这位百万富翁在巴黎和纽约都有自己的店面，向西方富有的收藏家们兜售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宫廷珍宝。在商界友人的庇护下，他还与杜月笙一起开设了一家证券交易所。这家交易所被认为是为孙文及其革命事业筹措政治活动经费的巧妙渠道。他们在交易所里给蒋介石安排了一份“工作”：担任“股票经纪人”，这对一个习惯了敲诈勒索和杀人放火的人来说，有点大材小用。这份工作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捞到大把的钱。据说在交易所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花掉了约100万元，这相当于当时纽约10万美元的购买力。

蒋介石再次疯狂地堕入爱河——这次他的意中人是一位没有裹脚、聪明伶俐的女人，名叫陈洁如。很显然，这个姑娘已经看出蒋介石日后必有出头之日。蒋介石被她的机智风趣和非比寻常的头脑深深吸引，这场爱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生活。他先跟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又遣走了不久前刚安排在溪口老家的那位女佣出身的小妾，跟陈洁如结了婚。

1921年11月，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哥哥去了一封信，请他帮忙办理离婚手续：

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英明如兄，诚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那年11月，蒋介石跟陈洁如按照佛教礼仪举行了婚礼。她成了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旅行，都用这个称呼。

那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应该是在11月初），宋子文在孙文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举办圣诞晚会，蒋介石也参加了。在晚会上，他邂逅了一位性格活泼开朗、背景非同一般的年轻女士。她就是宋子文的小妹，传奇人物宋查理的小女儿，孙文夫人的妹妹，杜月笙的密友宋霭龄最小的妹妹——宋美龄。看到美龄的那一刹那，蒋介石酒杯里的酒都洒了出来。

虽然他离过婚，休过一个小妾，不久前刚跟陈洁如结了婚，但据他身边的朋友讲，他还是迷上了宋美龄（以及她那显赫的家庭背景），当即便开始琢磨长期的求婚计划。

当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文的紧急请求下来到广州，他借机恳请孙文把他的小姨子介绍给他。蒋介石告诉孙文，他已经与年轻时在溪口娶的那个村姑“离了婚”，并进一步提到，替他抚养纬国的那位姚小姐也被他休掉了。不过他却只字未提他的新婚妻子陈洁如的事，虽然他们才刚结婚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跟孙文说这些事的目的，就是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生活现在已经走上了正轨，人生业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按蒋介石自己的话讲，他已经做好担当重任的准备，将“全心全意效力革命”。

“我现在没有妻子，先生。”根据孙文对两人谈话的回忆，当时，蒋介石不停地追问他：“您能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

孙文略加思考，然后直爽地回答说：“不能”。不过他答应把此事跟妻子说一下。孙文跟庆龄说了蒋介石的想法后，庆龄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她气愤地说，即便蒋介石没有结过婚，但他仅在广州就有过好几个女人，她宁愿让妹妹死也不会让她嫁给这种人。

[1] 吴廷康，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俄国人，俄文名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编者注

[2] 此处的曹大将军应指北宋真宗、宋仁宗朝名将曹玮（973—1030）。——译者注

[3] 卡西莫多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独眼、驼背、有语言障碍的男主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