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庆龄和孙文差点儿被自己手下的军事指挥官杀害。孙氏夫妇当时住在广州，他们的住宅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位置十分暴露。住宅和总统府办公室之间用一座木桥相连。为了在季风时节遮挡风雨，木桥的上方做了一个廊顶，两侧也部分封闭了起来。

由于广州历史上暴乱不断，大部分军阀、军事首脑、朝廷命官和富有的当铺老板们（如孔祥熙）都会选择在内城或河中的岛上建造堡垒式的住宅，这样可以利用珠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坐落于山坡之上的总统府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这样的地方易攻难守，如果使用大炮或迫击炮从山上往下发起进攻更是如此。

身材矮小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将军与蒋介石曾经的恩师、精力充沛的上海革命家陈其美没有亲戚关系。陈炯明出身于在12—13世纪从中国北方南迁的客家人，说一口纯正的客家话。客家妇女不缠足，这一点令外国人十分赞赏。在其他许多方面，客家人也都非常进步。他们是组建潮州帮的主力，也是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1911年，年轻的陈炯明在夺取广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得广东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独立。在中国的军阀当中，42岁的陈炯明以其不同寻常的开明政策而广为人知。

袁世凯去世后，孙文联合陈炯明建立南方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位于广州的一个秘密会社式的城市国家而已，其控制的区域时大时小，要根据驻扎在临近几个省的军阀们是否归顺他们而定。在他们合作的蜜月期，陈将军实施了很多开明政策，其中包括选派有前途的学生（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保守派）出国留学。随着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成功，陈炯明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和发展他的南方政府，对解放全中国的长远目标却变得不太上心。

与他完全相反的是，孙文仍然准备率领南方军队挥师北上，“统一中国”。然而在南方政府的管理方面，负责人是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这些人除了搞搞阴谋活动之外，一无所能。广东全省陷入混乱之中，广州城变得秩序大乱，无人监管，土匪横行，成群结队的士兵也四处骚扰百姓。

很显然，在陈炯明将军眼里，他在华南的根据地还很不稳固，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始北伐，那些与他作对的军阀们会乘虚而入攻占广州，这很可能会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外，孙文梦想在遥远的南京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也让陈炯明深感不快。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正四处鼓吹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各省分而治之，这一观点正中陈炯明的下怀。同时，陈炯明手下的下层军官们也开始腐败堕落，留在南方，依靠广州居民过寄生虫式的生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孙文一次又一次命令陈将军率军出征，陈炯明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们达成约定，由孙文亲自率领北伐军出征，陈炯明跟他的部队则“留守”广州。

在勇敢无畏的庆龄的陪同下，孙文于1922年5月6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接掌候在那里的一支雇佣军。孙氏夫妇的贴身护卫是一支由500名忠诚的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这也是国民党当时能够控制的全部真正能打仗的战斗力量。

孙文甫一离开，广州城立刻落入了陈炯明的部队手中。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几乎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控制了全局，取代了孙文的地位，留在广州的国民党领导层被架空了。蒋介石和另外一些观察到政局变化的人从上海发电告诉孙文，在挥师北伐之前，当务之急是先“巩固后方”。

5月25日，孙文把他的那支雇佣军留在前方，自己和庆龄在贴身卫队的保护下紧急返回了广州城，住进半山腰那栋安全很成问题的宅子里。看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小山四周的有利阵地，孙文急忙给溪口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危在旦夕，速来救我，千钧一发。”

随后发生的一切，庆龄对一家中国杂志做了如下陈述：

6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孙文把我从梦中喊醒，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让我赶快穿衣服。那时，他刚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艇上，在船上指挥我们的人镇压叛军。

我觉得有个女人跟在身边，他一定很不方便，便督促他先行离开，以便争取时间。我跟他讲，我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后来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抛下我不管。最后，他留下50名贴身护卫守卫这栋房屋，然后才离开了。

他走了半小时后，大约凌晨两点半的时候，附近响起了枪声。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有一条通道与位于观音庵的总统府相连。那条通道约有一里长，远远望去像一座架在街道和民居上空的小桥。这里曾是龙济光的私人府邸。敌军居高临下，一边从两侧向我们开火，一边高喊：“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敌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那支规模不大的防卫部队只能尽量不发出声响以防止被敌军发现。我只能看到黑暗中蹲伏在那里的卫兵们的身影。

天亮后，我们的人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反击，而此时敌人则使用了野战炮。我的浴室被炸成了碎片，卫队的士兵也伤亡了1/3。但剩下的士兵们则更加顽强地抵抗着，其中一人爬上了一个制高点，射杀了很多敌人。上午8点，我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便决定停止射击，留着剩下的子弹等最后时刻再用。

此时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意义，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也都赞同，并表示他们会留在此地，以防敌军尾随追击我们……后来，根据报道，那50名卫兵都牺牲了。

我们4个人——孙文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只带着日常必需品，顺着那条通道爬行，准备逃离那里。敌人很快便把火力集中到通道这边，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有两次，子弹从我的太阳穴旁飞过，因为两边有坚固的护栏遮挡，我没有受伤。我们很快便爬到一段护栏被损毁的地方，此时别无他法，只能快速冲过去。就在这时，鲍上校大叫一声，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根动脉被打断了。那两位卫兵便架着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通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爬进了总统府的后花园。敌军的火力此时又集中到了总统府这边，我们无法还击，因为这栋楼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我们架着鲍上校来到一间卧室，匆匆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们都很痛心，他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胜利会属于我们的。”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处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中，子弹四处乱飞。有一次，我刚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整个天花板就塌了下来。

下午4点，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一名军官前来谈和，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我的安全，但那位军官没有答应，理由是他无权给别人的军队下达命令。此时对方的士兵已经完全失控，即使他们自己的军官也控制不了他们了。不一会儿，总统府的铁门被轰然打开，一群手持嗜血刺刀和手枪的敌军冲了进来。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刺杀我们，而是把我们手中的包裹给抢走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朝着两队乱糟糟的士兵跑过去，各自夺路而逃。其中一队是抢完东西后往外跑的士兵，另一队是冲进来继续抢掠的士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帽子，身穿孙文的雨衣，成功地跑了出去。

又一队敌军猛冲过来，准备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查办公室。我们绕过这群疯狂的暴徒，最终来到一条小巷，远离了那群劫匪。此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恳求卫兵开枪打死我。他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是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拽着我继续前行……地面上四处可见尸体，有的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胸口都被子弹击穿，四肢也都支离破碎。我们看到两个人面对面蹲在一栋屋檐下，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他们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已经死去多时。他们肯定是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这时，从一条小路里又冲出一队暴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几个小声地互相传话，让大家都躺在地上装死。就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劫。他们过去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前行。卫兵们建议我不要看地上的尸体，以免晕倒。半小时后，四处的枪声渐渐稀疏，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小屋前。屋主人担心让我们进去会给他惹来麻烦，试图撵我们走。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卫兵们正在用冷水给我洗脸，一边用扇子给我扇风。其中一个卫兵开门出去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结果他刚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屋内的那个卫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对我说，屋外的那个卫兵已经中弹，这会儿估计已经不行了。

枪声平息之后，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那个卫兵则化装成小贩的模样，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那座小屋。在路上，我捡了一个篮子，又拾了一些蔬菜放在篮子里，一路带着。后来我们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家那天上午已经被搜查过一次。继续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过了夜。那天晚上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当听到从炮艇那边传来的大炮声后，我们立刻变得信心百倍：这说明孙文已经安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穿着那身农妇的衣服跟其他人一起到了厦门。在厦门，另一位在铸造厂工作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条小艇，我们一起坐着这条小船到了岭南的一处住宅。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战利品（姑娘和财物）的船只，正在把这些战利品往安全的地方运送。据说有两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因为跟我长得相像而被抓进了大牢。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下午，我过夜的那位朋友的房子再一次遭到搜查。

最终，经过一场生死考验之后，我于当天晚上成功与孙文在炮舰上会合。随后我们便化装去了香港。

孙文在逃亡的过程中曾遇到一支敌军，不过没有被他们认出来。他的卫兵们手持枪，护送着他登上了国民党的“永丰”号炮艇，后来庆龄就是在这条船上与他会合的。他们暂时安全了，孙文不甘心就这样乘船逃亡，于是一干人马只能在船上等待。他现在急需援助，但他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并没有做出回应。6月18日，越来越陷入绝望之中的孙文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封措辞严肃的电报：“情况危急，切盼驰援。”

虽然孙文此时已经陷入乱局之中，但这一次，蒋介石决定出马了。他迅速从上海南下，到“永丰”号上与孙文会合。接下来的56天里，这艘船变成了他们浮动的指挥部，蒋介石似乎要准备组织反击。据说，听到蒋介石又回到了广州的消息，陈炯明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紧皱眉头说：“有他在孙先生身边，肯定会出不少鬼点子。”这话后来成了不易之论，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炮艇上热得跟蒸笼一般，船上的人差不多快给蒸熟了。他们的白色制服和便服经过浑浊的江水长时间的洗涤，已经变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为了消遣，蒋介石开始阅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到了晚上，他便带着一帮突击队员溜上岸去采购食物（也许也会忙里偷闲找点小乐子）。在一个个漫长的白天里，为了表明他现在已经改掉坏脾气，蒋介石还会与大家轮流打扫甲板。

我们很难相信，蒋介石是出于真正的骑士精神才会在这个时候前来帮助孙文，并做出这些不符合他性格特点的事。截至当时，每当孙文遇到困难或挫折，蒋介石都会离他而去。对孙文发出的第一封求助信，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第二次却应声而至。细查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蒋介石的一些信件，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是受他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的派遣才回来帮助孙文的。因为那些人比蒋介石看得更清楚，知道这是蒋介石跻身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谁在这个不幸的黑暗时刻像桑丘·潘沙[1]那样来帮助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老革命家，都会让他感激终生。看到孙文对苏维埃俄国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蒋介石的那些密友们深感不安。起初他们的担心或许有些夸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如蒋介石所料，他那坚毅而又谦逊的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文认定这位年轻的军人已经可以担当革命大任。最终他们厌倦了“永丰”号上的生活，便化装潜入香港，然后借道香港返回了上海，继续谋划下一次的行动。

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指日可待。

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陈炯明将军的军队烧毁了孙文在广州的住所，焚毁了他所有的手稿——只有几份秘密文件得以幸免。从留下的这几份文件来看，走投无路的孙文已经开始准备恳求苏联援助他的革命事业。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文件在香港的《电讯报》上发表后，在保守的海外华人社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只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谣传。河内法文报《东京未来》[2]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陈炯明政府披露的一批原始资料，证实了孙文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前驻北京大使）冯·辛策正在筹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在旧金山，孙文原先加入的秘密会社致公堂愤怒地宣布，因孙逸仙“与布尔什维克秘密勾结”，已经将他逐出门墙。

此事在华盛顿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前身）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前，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密谋通过建立工会来推翻现有的工业秩序等事情，美国调查局已经变得惶恐不安。一丝不苟的美国调查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决定对孙文进行立案调查，他质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这位孙逸仙到底是什么来头？伯恩斯迫切地想弄清楚孙逸仙是不是犹太人，是否与犹太人有某种联系，或者是否得到某些国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海军情报处处长很有分寸地回答说，看不出孙逸仙与犹太人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或其他激进主义运动有关联。孙文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中国的保守派也称他为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要表现在其制订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上，那些计划超出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求，也超出了中国财政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看来，至少在美国海军部眼里，孙文并非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只不过是一个怪人而已。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却没能促进世界范围内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寻找革命契机的过程中，苏维埃的领导者们做出了拥抱一切的姿态。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向中国人民喊话，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独立，同时宣布废止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这一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布尔什维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评估时局，寻找值得资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3]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谋求北京政府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当时北京的军阀们正忙着向英国人献殷勤，把越飞撂到了一边。他便转而赶赴上海，会见孙文。

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实际上，鲍罗廷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虽然比大部分莫斯科的领导人都高一些，但也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高。根据他曾待过的苏格兰巴里尼监狱里的记录，鲍罗廷相貌“与众不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左边脸颊和身体两侧都有伤疤。从当时监狱里留下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长相跟人们描述的差不多：表情凶恶，一头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到中国之后，才留起了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活像一个看到出纳员贪污而火冒三丈的银行老板。

鲍罗廷于1884年7月9日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雅诺维奇村——该地后来归属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管是执行秘密任务期间，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鲍罗廷对自己的生活细节都很谨慎。每当人们问起，他一般只回答这样一句话：“我出生在雪地里，生长在阳光下。”

少年时期，身体强健的鲍罗廷曾在漂满浮冰的德维纳河上放木排，这也许就是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疤的原因所在。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16岁时便在里加的海边为犹太帮走私商品，并初步展示了其策划阴谋的天分。19岁时，鲍罗廷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列宁。那一年是1903年。

由于共产党在拉脱维亚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列宁觉得这个年轻人与那里下层社会的关系很值得利用。第二年，列宁派他到瑞典执行一项政治任务。1905年，示威者在冬宫前遭到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鲍罗廷匆匆返回了俄国，被列宁任命为驻里加的首席革命代表，从此开始转运了。1906年，鲍罗廷被安排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他正好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个身材结实的拉脱维亚代表在大部分重要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投相同的票，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7月，鲍罗廷被沙皇警方逮捕。宽宏大度的警方给了他两个选择：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驱逐到欧美等西方国家。鲍罗廷兴高采烈地去了伦敦。不过，在一次跟伦敦警察厅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社会主义的温床——芝加哥。在那里，鲍罗廷可谓是如鱼得水，还跟一个长相甜美、身材结实的立陶宛移民法尼娅·奥尔勒克结了婚。1908年，鲍罗廷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鲍罗廷悟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所在。他开始在赫尔馆[4]给移民讲授英语。赫尔馆是简·亚当斯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主要给大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一项副业，鲍罗廷在芝加哥的俄国犹太人居住区开设了自己的英语学校。1914年，他担任了“进步预科学校”的校长，在芝加哥的近北区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在被驱逐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欧洲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担任他们在芝加哥的驻地代表。1918年，鲍罗廷被召回国内。

重返莫斯科后，列宁立刻召见了鲍罗廷，并给了他一封致美国工人阶级的信。1918年9月中旬，身负重任的鲍罗廷从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乘车前往美国。路过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任务突然发生了改变。他留在了波罗的海，在那里负责搜集情报，并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

鲍罗廷的关系网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桑德堡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在欧洲负责美国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任务。在美国的时候，桑德堡就因为非常同情社会主义运动而惹了不少麻烦，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了护照。因此，他尽量避开那些激进的朋友们，如他的同事约翰·里德。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说服他帮忙带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册、书籍和报纸去美国散发。此外，桑德堡还同意把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带到芝加哥，以便让法尼娅发放给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特工。另带一张400瑞典克朗的支票给法尼娅。不料桑德堡突然临阵退缩，跑到奥斯陆的美国大使馆告发了鲍罗廷，并把那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了上去。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桑德堡没有提那些宣传册和书籍的事，等他抵达纽约后，一个政府检查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资料。整个过程中，桑德堡一直保留着给法尼娅的那张400克朗的支票，最终平安地交到了她的手中。

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

到了圣多明各后，鲍罗廷觉得亲自带着这些珠宝通过美国海关有些冒险，便决定直接去墨西哥。他把那个藏有珠宝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毫不知情的奥地利人，那个奥地利人答应把它带出美国海关，并交到法尼娅手里。

到墨西哥城上任后，鲍罗廷从法尼娅处获悉那批珠宝一直没有交到她的手上。于是，鲍罗廷便派一个特工赶往圣多明各，结果这个特工也消失不见了。他又派了另一个特工去搜寻那个奥地利人和行李箱的行踪，一直追到海地才找到他们。可他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却什么都没找到，那个奥地利人还冲他大发脾气，说他已经发现了藏在夹层里的秘密，不过他没有把那些珠宝送走，而是连行李箱一起藏在衣柜里。鲍罗廷派来的第一个特工从行李箱里扒出了那些珠宝，然后带着它们离开了。

鲍罗廷派出的第二个特工在太子港找到了第一个特工，发现他正准备登船去纽约。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那些珠宝的下落，说自己赶到那个奥地利人家里时，那些珠宝就已经不见了。

两个特工一起返回了墨西哥，经过一番审讯，却毫无结果，鲍罗廷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莫斯科。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他要么是把珠宝投进了大海，要么私藏起来以备退休之后使用。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的冬天，法尼娅神话般地带着那些珠宝出现了，鲍罗廷的名誉得以恢复。至于那些珠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法尼娅又是如何得到它们的则一直无人提及。

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

鲍罗廷此行的目的，是指导孙文如何把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转变成一个以强大的以群众运动为后盾、纪律严明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并入国民党，而是与其合作，辅助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做出的决定。他们准备建立一支用国民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派军阀的新型军队。为了打好军队建设的基础，苏联人计划为孙文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教员由苏联军官来担任。在去会见孙文的途中，鲍罗廷借机观察了一下这座城市，实地了解了国民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广州城里挤满了士兵，总数大约有40 000人左右，都是各路军阀手下的那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他们现在由国民党发饷，为此孙文每天要支付26 000美元的费用。真正效忠孙文的贴身护卫只剩下200人，其他的都在前一次的广州之乱中被陈炯明的部队杀害了。

得到喘息机会的陈炯明将军打算重返政坛，他再次率军兵临广州城下，准备重新夺取这座城市。孙文花钱请来的那些雇佣兵整天在街头晃悠，只知道消遣作乐，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

鲍罗廷马上从中国共产党那些负责街头工作的干部中招募了540名志愿者。11月15日，也就是鲍罗廷到广州的5周后，鲍罗廷带着这支顽强的战斗部队前去面见孙文，不料却发现孙文正在准备卷铺盖走人。孙文觉得这一次陈炯明会血洗广州城，因此孙文此时只想跟他谈如何离开此地的问题。

鲍罗廷此时只得亲自组织领导广州的防务，他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常用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虽然血腥，却行之有效。他的作战部队用一种中国传统军事行动中从没出现过的作战方式向敌军发起进攻。以往，中国人打仗总是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但这些伤亡大部分都是因为混乱和伤及无辜平民所造成的。鲍罗廷此次采用的是一种目标单一、组织严密的作战方法。与此同时，意志顽强的共产党组织者们也发动那些军阀部队，鼓动他们参加战斗。这种气势汹汹的方法把陈炯明吓得汗毛倒竖，率领军官们迅速逃离了广州城，他手下的步兵也紧随其后，逃得无影无踪。鲍罗廷凭借区区500人的先锋队，击退了数千名敌军，大获全胜。

鲍罗廷能在此紧要关头出现在广州，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一大幸事。孙文当时已经染上了疟疾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从孙文的角度来看，由于一直沉湎于北伐这一终生目标，虽然已在广州经营了5年，但其地位依然很不稳固。在广州城中的保守派买办和商人眼里，孙文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了。

孙文与云南、广西两地军阀之间的结盟时断时续，导致位于广州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珠江口。只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中，他手下的将士们打到了远处的农村，随后双方军队便客客气气地后撤，重演了中国传统的臭弹战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除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刺鼻的臭味，双方都不采取具体行动。

即便是在广州城内，孙文的统治也很薄弱。他手下的那些雇佣军无法无天，与海盗、三合会成员以及经常欺负店铺主人的街头流氓们一起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一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广州城）几乎已经完全被那些衣衫褴褛、行为懒散而又极具破坏性的流浪汉和曾经的匪徒们所控制。广州城的大小庙宇、被没收的工厂、强占的房屋以及其他任何没有外国军队保护的地方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几乎每一天，在码头或其他被征用作为军队指挥部的建筑物门口，都能看到各种旗帜、横幅、鲜花，以及裸露的刺刀和上膛的自动步枪……中国任何地方的士兵都很差劲，但我宁愿跟北方的士兵来往，也不愿与这些散乱幼稚，有时又凶狠放荡的南方兵痞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带着现代化重武器在广州街头游荡，他们不仅允许人们赌博、吸毒、卖淫以从中渔利，而且还会出钱资助，或者通过威胁来进行这些丑恶的交易。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平日里也没有固定的任务，因此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政府部门的小汽车经常会朝着亚洲旅馆疾驰而去。车里通常会坐着一位满脸倦容的重要人物，汽车的踏板上则站着4位、6位或者8位身穿卡其布军装、手拿上了膛的自动手枪的士兵。坐在车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向电梯，这些士兵紧随其后，然后再一起从电梯上下来，重新登上汽车离开。这种带着上膛手枪四处横行的场景在广州很常见。

1923年的广州城一片大乱。各个国家都抓住这一时机加以干预，美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得知有人正在帮助孙文之后，就像依阿古去挑拨奥赛罗[5]一样，美国人也试图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鲍罗廷’是个化名吗？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

身材矮小的孙文眨了一下眼睛，回答说：“知道，拉斐特。”

法尼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广州与鲍罗廷团聚。他们一家搬进了一栋阴暗丑陋的黄色两层小楼里，楼的后面是广州练兵场，前面则是一栋同样丑陋不堪的楼房，里面驻着国民党政治统治机构的总部：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身穿皱巴巴的灰色制服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站在他的门口两侧。从门口进去则是一个宽阔而空荡的大厅，二楼楼梯口的平台前也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站岗。鲍罗廷一家住在二楼的几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楼上有一间候客厅，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在正对着的两侧悬挂着的孙文和列宁的画像之外，什么都没有。

楼下的几个房间里堆积着大量的文件，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翻译人员。鲍罗廷的首席中国助理也住在这栋楼里，全面督查这里的工作。后来，一位在巴黎留过学的年轻共产党员担任了鲍罗廷的秘书，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除了靠近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鲍罗廷选择这个地方居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喜欢骑马，如果没时间远行，他可以到练兵场上小试一下。这栋阴暗的房子也非常适合下棋，有时候他一下就是好几天。

鲍罗廷在11月广州保卫战中的果断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他对这位苏联顾问非常信任，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达成了多项协议。他们谈话时，鲍罗廷总是认真地听孙文在那里高谈阔论，只有在孙文询问意见时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孙文的战略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控制华中地区，比如汉口之类的城市，再背靠苏联，在蒙古建立第二个根据地，那么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时就可以态度强硬一些。有苏联做后盾，北京就被纳入了他在蒙古基地的打击范围之内。当时鲍罗廷也已答应会建立一条海上供应线，以从苏联购买木材、大米和大豆为掩护，偷偷从西伯利亚的各个港口往广州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从1920年开始，蒋介石便对苏联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杜月笙和张静江教唆的结果。他心不在焉地学了一段时间的俄语，其间还曾写信告诉孙文，他认为苏联“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很有道理。

“安”意味着纪律，这一点蒋介石尤为感兴趣。蒋介石深信，由于缺少纪律约束，缺少安定的环境和严密的组织，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多年来，正因为他的同志们不能严格遵守纪律，不能准确执行命令，他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半途而废。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权之前，他拒绝到广州国民政府去任职。

苏联的纪律问题由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安全组织“契卡”负责。契卡与红军开展合作，通过苏联政府在全国强化党的纪律，镇压白俄的叛乱和其他反动行为，清除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压制一切不满言论。

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发生的事件，上海当时成了白俄罗斯人的避难所，这些人的讲述也证实了很多恐怖活动的细节，蒋介石自然也一定了解契卡的所作所为。

尽管如此，在蒋介石的软泡硬磨之下，孙文还是答应派他去莫斯科。1923年8月，蒋介石终于启程前往苏联。不过，他此行的期望有点急促而又不太现实。出行之前，他甚至在朋友们面前夸下海口，说他将在苏联待上“5年或10年”——现在回想起来，他这么说也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点豪气干云的感觉。当发现苏联与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之后，他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失望。

多年来在上海过惯了放纵生活的蒋介石与苏联的环境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他或许也能体会到莫斯科人对东方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和仇恨。

如果不考虑个人因素，单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莫斯科之行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胜利。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他于1923年9月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自己确信中国革命会在两到三年内取得成功。针对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伤孙文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坚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要求共产国际再多派一些代表，去获得中国革命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视察了红军部队，参观了很多军校和各级党组织，访问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他注意到，苏联海军仍处于两年前残酷镇压水兵反叛布尔什维克时的战备状态。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契卡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各种手段。

蒋介石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里，列宁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将不久于人世。蒋介石便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长谈。托洛茨基向他保证，苏联只是在最大限度上给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但绝不会派遣军队去干涉别国政治。此外，蒋介石还会见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契切林，并且也注意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

在莫斯科只待了三个月，蒋介石就准备打道回国。回国后，他在《复廖仲恺书》中曾提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11月29日，蒋介石突然中断他的苏联之行，匆匆返回中国。

蒋介石明白，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会使他被党内的其他信徒们另眼相看。如果苏联人准备出钱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一所军校，培训一支真正的军队，并配备苏式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设法掌控这所军校，从而控制这支部队。在苏联的经历使他在争夺黄埔军校校长职位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经过长途劳顿，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之后，他回到了浙江老家。那里靠近杜月笙的一座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中一处寺庙里的乡下寓所。就这样，蒋介石的那些保守派支持者们在广州和上海为他疯狂游说，他则静等着国民党领导层上门找他。1923年12月26日，他收到一封电报，许诺他“全权负责”军校事务。电报中称，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文又发来一电，要求他速回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6日，蒋介石动身前往广州。选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行，目的就是能够正大光明地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他所愿，大会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知情人士透露，在讨论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时，苏联顾问们和那些在不久前按照苏联援助计划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曾一起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说完他的黄埔军校发展计划时，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们都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当场起身，拂袖而去。回到浙江老家后，蒋介石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给孙文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些“顽固”，并称自己在听到这些批评后“如坐针毡”。不过，这些毕竟属于个人的缺点。他指出，真正让他气愤的是国民党中的“新势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正在挑起派系之争。他承认自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同样保守，不过他争辩说，在承认国民党中“新势力”存在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党的传统力量——“那种使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存在下去的中流砥柱的力量”。

蒋介石在信中指出，孙文认可的干将和忠臣中，有很多不过是溜须拍马之辈、投机取巧之徒。而孙文需要是那些真正既有才能又忠心的人，比如像他蒋介石这样的人。随后，蒋介石提醒孙文说，1922年广州兵变之后在炮艇上漂泊的那段时间里，陪伴他左右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处理政治事务，不能让那些“新势力”服从他的意见（即便他的观点有些保守），那么他就无法直接指导军校学员的训练工作。蒋介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美化自己的那些“陈旧的观点”。

有这些圣人们的言论摆在眼前，孙文无法否定他的观点。孙文让步了，同意支持蒋介石拥有否决黄埔军校政治代表们意见的权力。

从蒋介石那不合常规的在危难之际在炮艇上帮助孙文的举动，到他那次非常特别的由爱转恨的苏联之行，以及争取黄埔军校校长之位的迫切心情可以看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阴谋的影子。国民党领导层的那些保守分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们虽然有时做事笨手笨脚，但对孙文转向苏联以及“左”翼分子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却很警惕。毫无疑问，他们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并在这段严峻的时期督促、支持并指导他的行动。从他公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这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断寻求他们的指导。他们为他提供舞台指导，给他提醒台词，把他推到台上表演，蒋介石业已成了上海右翼分子的傀儡。

1924年3月3日，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及新成立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之职。鲍罗廷对蒋介石一直非常忌惮，遵照他的指示，苏联顾问们没有对上述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没有阻止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这一令人垂涎的职位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鲍罗廷不知道中国人很重视师生之间的情谊。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最重视对自己家族的忠诚，第二重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之间的忠诚关系，第三则是师生之间的情谊。各地军阀们经常利用的就是这种关系，蒋介石也对此了如指掌。如果他担任了校长之职，那么到头来所有的学生便成了他的门生。鲍罗廷或许设想他可以以后再把蒋介石剔除出去，这么想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是因为他在三月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与苏联外交官们商谈事务，因此忽略了广州这边的情况。

鲍罗廷和孙文已经商谈好，“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一支军队，为北伐打下基础”。苏联将提供必要的资金和顾问人员。截至1924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一直依靠从海外华人和国内商界那里贷款。1924年1月底，孙文收到了一笔60 000元（中国货币，下同）的贷款。很显然，这是莫斯科给的。国民党高层对资金的来源问题十分谨慎，当蒋介石问及此事时，党内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别管闲事：“至于军校的资金问题，我不过问你如何使用，你也不要问是哪里来的。钱不是问题，你大可以放心使用。”后来莫斯科方面证实：“这所学校是在1924年由我们出资建立的，最初的运转经费由我们支付。”莫斯科总共在这所学校投入了约2 700 000元。

一旦经费到位，下一步就是招募培训人员了。鲍罗廷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联名致电莫斯科，请求派遣“50名现役军人”前来中国，并应由一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能让孙逸仙满意的同志”带队。

第一个来到广州的苏联指挥官是帕洛夫同志，不过他在珠江游泳时“不幸淹死了”。1924年10月，他的继任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来到广州。中国人熟知的是他的化名：加伦。

黄埔位于广州城南10英里处珠江的一个小岛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在此建过一个军事要塞和一所海军培训学校，他们留下的那些陈旧的木头房子便被用作军校学员们的营房。起初，国民党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收学员，但招生人员遭到反对派军阀的囚禁和暗杀。于是，国民党只好改为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生，孙文吃惊地发现，全国有3 000名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报名，而第一期只能招收500名学员。以往，中国的军校学员中有很多都是文盲，而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却全部都有中学毕业文凭，文化程度很高，这着实让人惊奇。

孙文和鲍罗廷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过的一点是，首批入学的学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帮成员。对青帮来说，这可是在黄埔军校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陈果夫负责具体的招生工作，他是已故英雄人物、青帮主要头领陈其美的亲侄子。自从陈其美被暗杀之后，他的两个侄子接替了他在青帮高层中的职位，并被蒋介石“收入门下”。据信，通过直接从青帮成员中挑选，或者间接通过家族和依附关系，陈果夫为黄埔军校招纳了7 000名学员，而他几乎屁股都没离开法租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凭他的势力，办这样的事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学员组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组织还很不系统，因此无法影响此事的进展。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一个月后，鲍罗廷完成北京的使命回到广州，正式举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开学庆祝活动。庆龄也陪同孙文参加了典礼，孙文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6]

蒋介石这位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右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则担任国民党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此一来，黄埔军校便成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革命中业已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军事上的右派分子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对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重视。廖仲恺和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设有6个部：政治部、训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医部和军需部。教员都是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在“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制订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政治课程规划，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而蒋介石则侧重军事纪律和4种军人必备的武德：勇敢、无畏、权威和俭朴。黄埔军校特别强调集体责任的原则——如果临阵退缩，则必处死无疑；如果坚持信仰，则必会得到国民党的厚待。

通过聘用苏联教官，黄埔军校强化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现代化、机械化的先进陆军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军阀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现代化武器（步枪和大炮等）当作烟花爆竹使用，发射炮弹不过是为了“壮一壮声势”，士兵们并不关心它能不能击中目标。中国城市的外墙都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拿下一座城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射炮弹的目的不过是造一造声势，以促成政治解决。不过，黄埔新军出现之后，中国人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变化——鲍罗廷和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吓唬敌人，他们想要的是消灭敌人。

苏联人发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只有13门不同型号的野战炮，一些为数不多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机枪以及少量的弹药。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7]，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参崴[8]待运。

孙子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对38岁的蒋介石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情。他正在引导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缔造一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作战部队，这看起来很像是他的密友杜月笙和张静江出的主意。

以前需要钱是为了创建一支军队，现在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其目的则是进行北伐。孙文听取了夫人的建议，他决定把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从上海召到广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家宋子文在筹钱方面很有一套。子文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印刷商和美南监理会牧师，大姐嫁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农村银行业家族，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广州商人们的紧张情绪。看到苏联顾问们阔步走在广州街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加入了“他们”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些商人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实际上，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还在夸耀自己留着的大学生平头的子文就已接受孙文委托，开始重新打理国民党的财政。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当时，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一团糟，“一战”时期收复的阵地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庆龄的弟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集紧急资金以保证国民党的日常活动开支，之后又让他重新整顿广东省的经济，使其税务系统至少能够在表面上恢复秩序。相比全中国而言，他取得的成功仅仅局限在一省范围之内，但这足以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骇。

宋子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矮壮结实的年轻人，脸蛋像一美元硬币上的头像。他的表情总是很冷漠，因为他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事情。他戴着一副日本天皇和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常戴的那种镶着又小又圆的“泡泡眼”镜片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冷静严肃。大家都说，他是那种喜欢看蝇头小字书写的数字账单的人，或者是喜欢在芝加哥帮人看走向来弄点儿油水。他的上嘴唇似乎总是微微有些汗迹。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1915年，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纽约的国际银行上班。不过，他并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公司里当经理，而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汇款业务。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见识到了海外华人如何处理他们与在国内的家人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那些最为隐秘的财务问题。晚上，他则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课程。子文头脑聪明，非常幽默。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西方自由派，可以同时坚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917年，也就是他的小妹美龄回国的那一年，子文也回到国内，到上海的汉冶萍公司找了一份秘书工作。这原本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从事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等业务。日本商人早已对它垂涎已久，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于1915年获取了这家公司的控制股权。凭借宋查理的人脉，给子文安排份工作不过是小菜一碟。子文把这家公司的所有账目和财务运行情况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在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无法完全展现他的能力。考验很快就来了，庆龄向孙文建议让她的弟弟南下广州帮助解决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子文于1923年抵达广州，随即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准备让华南地区臣服在他的脚下。

由于国民党急需活动经费，子文建议在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实施一系列德拉古[9]式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化肥用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2月，又号召广州城里的所有商人“借款”5—500美元不等，然后交给政府。3月，向饭店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4月，开始征收软饮料税。5月，开始对专利药物、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庆典甚至黄包车等都开始收税。

孙文一直以来就想在广州成立一家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以便集中掌控这一地区的资金流。1924年，苏联给他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银行的储备资金，中央银行宣告成立，宋子文担任银行行长。

在当年8月举行的开业典礼上，孙文只是宣布银行的资金来自一笔“外国贷款”，这笔钱到底是真的从莫斯科转到了广州，还是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从来没人知道真相。不管怎样，中央银行从成立之初起业务就非常火爆。中国许多银行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现金百分比都不超过5%，但中央银行自称这个百分比可以达到25%。它的声誉如此之好，以至它发行的钞票在中国其他一些不归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宋子文谨慎地信守银行的承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1926年，该银行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不久之后，即便是普通中国民众也逐渐看到了宋子文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子文上台之前，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地方军阀和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然后留下一定比例的资金供自己开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各种赋税并不是每年征收一次，而是每年征收很多次，并且每次他们扣下来供自己使用的税收比例都非常高。盐税的征收也同样腐败。利用这种百姓的日常必需品来捞钱，政府委托的各级代理人借机对老百姓进行层层盘剥。各种纺织品和食品每通过一道大门或者一座桥，那些人都要对其征税。这种被称为“厘金”的商品税让人非常厌烦，但他们在征收的时候却振振有词。

在古代，政府官吏（包括税收人员）的薪酬一直很低，单靠那点儿钱无法养家糊口。这种体制建立在“俸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本工资（或称俸禄）都很低，要想增加收入只能靠贪污，即“回扣”，或者叫“茶钱”。因此，能拿多少钱要看个人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也就是他拿“回扣”的能力大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各级税收人员来讲，这种回扣就来自每一笔税收。

由于子文在筹集紧急资金方面成绩显著，中央银行又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因此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并投入惊人的精力来整顿国民党的财政事务。

子文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武装队伍（只受子文一个人差遣）来督查税收工作，并经常施行即决裁判制度。那些掠夺成性的农村税收人员和地痞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征税次数超过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处决。子文从来没有亲自下令开过枪，不过他很明白，以利剑为后盾，笔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他让国民党的干部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热心”过头，子文规定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征税，需要补给的话就到地方党代表那里要。这对一个依赖军队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约——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

子文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两年里，在征税课目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广东省的税收涨了10倍——从1924年年底的800万元增长到1926年年底的8 000万元。增加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因为砍掉了“回扣”，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收取。从绝对值和比率两个方面看，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对普通消费者的征税没有什么变化，而富有阶层的缴税额度略微有所增加。

子文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其中有那些贪污腐败的人，也有那些因循守旧的贪婪的商人。虽然子文是个纯粹的资本家，而广州本地的商人、买办和业界大亨们却视他为又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孙文与莫斯科交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警觉。广州商团的成员们开始讨论武装抵抗国民党。他们暗中扩大了商团自卫队的规模。这个自卫队成立于1913年，是一支为了保护商人们免受军阀恐吓勒索的私人武装力量。在他们眼中，孙文不过是另一个军阀，而宋子文不过是个替他收税的。广州商人们饱受欺辱，已经准备发起反击。

这样一来，子文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便导致孙文的广州共和政府面临第一次武装对抗的威胁。

在反对孙文联共的问题上，广州商团帮会成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些守旧的资本家——买办、富商和银行家们右倾严重，因此，他们既讨厌国民党，也不喜欢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共产党，但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宋子文及其现代化的财政政策推翻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认为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也不过是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而已。广州守旧派在海外的朋友主要是英国政府，他们的个人财产大多存在位于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的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

新兴的中产阶级领导者们害怕苏联的原因则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刚开始兴起时，也曾支持过孙文，但他们很快发现孙文的政治倾向开始向左转了。如果孙文转向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能够扩大中国人参与世界市场的途径，那么他们也很愿意做出某些牺牲。他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来享受和拓展他们新积累的财富。孙文走得太远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人在他们的餐馆里吃饭，中国共产党则不断深入到工人阶级当中，鼓动、组织并提倡工人罢工。

新兴的商界人士和守旧的富商们都注意到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逐渐形成规模。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将很快成为这一地区甚至是整个华南地区的主导力量。商人们明白，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无力反抗了。

广州商团正在秘密地获得英国人的支持，不断扩充商团自卫队的力量。广州本地资助自卫队的主要是商团团长、势力强大的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陈廉伯。陈廉伯[10]就像一只雪山玄豹，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开办的企业有缫丝厂、保险公司、10家银行以及数不清的当铺。他在十几个国家都有财产和数十栋房屋。同时，他还是华南三合会中的一个主要领导。作为汇丰银行的买办，他是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个人的商业帝国拓展到了环太平洋一带，并深入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广州人居住区。1923年秋，他逼迫每家广州公司都要捐出150美元——这个数目可以支付一个自卫队里全职队员半年的薪水。到1923年年底，自卫队已经发展到了50 000人。

自卫队队员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商业集团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此外还有英国政府的暗中帮助。子文实施紧急募资措施的那几个月里，自卫队员们开始囤积枪支弹药。这些人当中流传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口号：把广州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出来。

汇丰银行的某个人从德国的一家公司又订购了5 000支步枪、5 000支普通手枪、左轮手枪和弹药。这些武器被装上了一艘挪威货船，从阿姆斯特丹起航运往中国。该船向孙文的政府提交了入境申请并获得了批准。后来的事实证明，允许入境到头来是一场骗局。8月10日，该船抵达广州港口，随后便被国民党军队截获。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货船驶入黄埔，那批枪支弹药被卸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已经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这支还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8月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威胁孙文，如果国民党军队进攻商团自卫队，英国海军将进行干预。勃然大怒的孙文给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正式抗议，同时呼吁国际联盟出面，不过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并非受孙文之命劫持这批军火，下命令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

商团要求归还军火，并为此举行了抗议示威，导致全城米价飙升。鲍罗廷敦促孙文下令进行军事管制，不开业的商店一律查封，并禁止贵重物品转移出城。孙文同意了。广州城立刻实行了戒严，此时鲍罗廷指挥着全局，他指导共产党员督促工人和农民起来抵抗商团武装。就在广州的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孙文却认为不能因小失大，耽误了他的宏伟计划，因此突然决定撒手不管广州的地方事务，并离开广州城去进行他那期望已久的北伐。鲍罗廷怒火冲天，蒋介石几乎快要发疯了。就在广州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伏罗夫斯基”号轮船载着苏联早已答应却一直没有运来的第一批军火——步枪、机关枪和大炮，从海参崴到达了广州。

听到这个消息，孙文命令鲍罗廷把苏联新送来的这批军火立即运到前线。蒋介石只关心广州的局势，他劝鲍罗廷说现在不是迁就孙文的时候。气急败坏的孙文从前线发来电报，让蒋介石立即前去与他会合，蒋介石拒绝了他的要求。

到了10月，商团提出用20万美元赎回那批被没收的军火。由于苏联援助的军火已经到达，孙文觉得可以交还他们一些，他决定还给他们一半。蒋介石也同意交还武器，但不给弹药，并一直拖到把从苏联新近运来的大炮安置到位后才给他们。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黄埔军校的学员们穿着整洁的军装组成方队，参加游行活动，其中就有林彪。国民党劳工团和学生团的队伍手持革命旗帜，口喊国民党的口号，一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旁观者搞不清这到底是一次周年庆祝游行，还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导演的一场有预谋的挑衅运动。

游行队伍沿着江边向前走，正好遇到商团自卫队在那里搬运赎回的军火。游行的队伍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两队人马挤到一起，发生了冲撞。游行者们要求自卫队给他们让路，双方开始互相推搡，随后便响起了枪声。十几个国民党游行者倒在了地上，他们是被自卫队开枪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受了伤。

奇怪的是，事情竟然就这样结束了。这次冲突发生后，孙文匆忙返回，并于10月13日到达广州。他发现，鲍罗廷和蒋介石正准备在午夜时分向商团自卫队发起进攻。他们共召集了800名黄埔军校学员、220名湖南讲武堂的学员、500名云南讲武堂学员、250名装甲军士兵、2 000名警察、在广州的所有苏联军事顾问、320名工人民兵和毛泽东领导的农会成员。大约有50 000名商团自卫队员在等着他们。

为了以防万一，宋子文悄悄地把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都转移到了“伏罗夫斯基”号上，还为孙文、庆龄、宋子文和他们的随从，以及鲍罗廷和他手下的苏联助手们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10月14日晚上10点，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们在共产党干部和工人们的支援下，按照预定计划，在广州全城向商团发起进攻。这一次可不是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一片一片的城区陷入火海，到处都有巷战发生，财产遭到的严重破坏如同屠杀一样打击了商人们的气焰。经过20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商团请求谈和，幸存的自卫队员被黄埔军校的学员们解除了武装。

这就是“血腥星期三”。到了晚上，除了火光之外，一切都已结束。广州城里大片的地方仍燃烧着熊熊大火。许多外国人居住的广州西区也被焚烧，并遭到了劫掠。被开膛破肚的广州城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珠江两岸也是一片狼藉。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上海的那些支持者们都没有理由为广州资本家们的损失而感到惋惜。这是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的黄埔新军第一次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给广州的商人们上了一堂20世纪的政治课。自此之后，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广州城。

鲍罗廷冷静而又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并完美地指挥了国民党的整个行动。由他创建并经由蒋介石等人训练的这支新军按命令行事。苏联顾问们也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苏联援助的武器也在关键时刻及时运到。整个过程可以说没有一点儿失误。蒋介石的不服从曾让孙文感到非常恼火，但既已取胜，再提此事已经无益。

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孙文在“伏罗夫斯基”号停靠的码头前搭起了一道庆祝胜利的拱门。孙文和他的手下身穿白色制服，头戴遮阳帽，陪着鲍罗廷一起登船，向苏联顾问、船长和水兵们道贺。

即使别人不知道，孙文自己却非常明白，他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失去了。在最后的较量之前，他离开了广州，当时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行为，而孙文却告诉其他的党内领导人说，广州是一盘死棋。这个城市已经背叛了他们，军事上的征服不过是验证了一下黄埔军校学员们的能力而已。然而蒋介石和鲍罗廷没有理会他的深意，让这个城市付出了代价。广州不会原谅他们。现在，孙文需要给他的共和政府寻找一个新的都城。

[1] 桑丘·潘沙，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忠实仆人。——译者注

[2] 此处的“东京”是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3]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犹太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译者注

[4] 赫尔馆（Hull House），美国第一个社区睦邻中心，建于1886年，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编者注

[5] 依阿古和奥赛罗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两个人物。——译者注

[6] 此处译文按《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原文摘录。——编者注

[7] 1卢布≈0.12元。——编者注

[8] 海参崴，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编者注

[9] 德拉古（Draco，约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其制定的法典以残酷严格而闻名。——译者注

[10] 陈廉伯（1884—1944），字朴庵，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简村，英国籍中国商人，曾任广州商团团长，香港沦陷时充当汉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