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跟蒋介石会晤以来，年龄不大、身材圆胖的宋子文实际上已经成了蒋介石的人质。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与其毗邻的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金融界树立自己的威信。由于现代化工业和对外贸易都集中在这几个地区，其税收总额占到全国税收的四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暴露了蒋介石的立场，他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宋子文还曾邀请商界领袖们购买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协助他来“平衡国家预算”。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号推销员”，他正在设法让中国的大资本家们到政府机关里发挥作用，同时也给政府插手金融界和商界创造机会。

但蒋介石另有打算，因为他必须得给军队补充军费。之前，上海的金融家们把蒋介石当成他们的救世主，而现在他们却万分沮丧地发现蒋介石已经变成了他们身边的恶魔。白色恐怖的矛头转过来对准了这些富有的商人。记者索克思如此写道：“蒋介石借着搜捕共产党的名义对这些商人进行种种迫害。很多人遭到绑架，被迫捐出巨款以充当军费……这种以反共为借口的恐怖主义给上海和江苏的人们带来了近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恐慌。”

《纽约时报》报道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商人面临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蒋介石将军‘仁慈’的独裁统治下，商人们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会遭遇什么事情：被没收财产、强制借款、流放他乡，或者被处死。”

傅宗耀是当时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担任商会会长、中国商业银行总经理，以及中国商业轮船运输公司常务董事。蒋介石向他贷款1 000万元，遭其拒绝，于是蒋介石便下令对他实施逮捕，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傅宗耀逃到了公共租界，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名下。然而，在杜月笙的帮助下，蒋介石把傅宗耀的大部分财产都搞到了手。走投无路的傅宗耀最后只得向蒋介石缴纳了一笔数额巨大但未披露具体数字的捐款。

借此机会，蒋介石还将上海商会置于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接下来，蒋介石又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然后派士兵和青帮匪徒们去督促人们购买，从小商小贩到银行老总一个都不放过。有一个百万富翁拒绝购买，结果他的儿子被绑架了。另一个染料商的儿子被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但在他父亲向蒋介石捐了20万元之后便被释放了。一个棉纺厂厂主花了将近70万元才把儿子从大牢里给救出来。另一个商人年仅三岁的儿子失踪了，他付给蒋介石50万元后，儿子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这类典型的敲诈勒索的套路青帮已经玩了很多年，他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变得轻松自如，现在这些手段又被蒋介石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工具加以利用。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最恶劣的手段。

蒋介石的军队每个月要花费2 000万元，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税收平台，并开始征收新的进口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一个“管钱袋的人”——一个代表他人搜集或分发非法所获钱财的人。

身为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知道蒋介石敲诈来的那些“贷款”都进了他的私人账户。也就是说，一旦蒋介石拿到了这些钱，他就会拿来自己享用，并给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挥官们发饷、用作政府日常开支或其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用途。这些钱一分也落不到武汉联合政府的口袋里。

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已经产生分裂，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甚至连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银行家和商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可不想白白“送”钱给蒋介石。这些人希望至少能够拿到一张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签字的归还“贷款”的书面凭证，这样的话，一旦从蒋介石那里拿不回钱，他们还可以到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那里要来一些。为了避免使蒋介石的敲诈勒索合法化，宋子文拒不签字。（子文这么做也是为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厂和纺织厂的投资考虑。跟上海的其他家族一样，宋家的财富也经受不住这种经济冲击。）

这件事引发了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直接冲突。4月18日，蒋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国政权，并督促宋子文结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任职，到他手下来担任财政部部长。1927年4月中旬的那段时间里，子文一直犹豫不决。但到了4月20日，子文正式宣布不会为那些敲诈得来的“贷款”签字。蒋介石立即关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财政部部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下令广州驻军没收了子文在南方政府银行里的所有财产。如此一来，这位金融奇才除了与蒋介石合作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宋子文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已经吓破了胆但又有利用价值的“贵族”。他已于3月底离开了武汉，那些担心这位财政部部长会同情保守派的“左”派人士聚集在他的门前举行抗议，并在大街上围攻他。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前两天来到上海，专程来报道蒋介石夺权的新闻，子文向他讲述了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

他（子文）对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都感到紧张和害怕……密集的人群让他感到害怕，工人骚乱和罢工也让他感到不舒服。一想到富人可能遭到抢掠，他就充满警惕。在汉口的一次罢工中，他的汽车被一群暴徒围住，一扇车窗也被打碎了。当然，他很快就被手下的护卫救出，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从此以后他便发自内心地不喜欢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尽管他对自己的理想仍心怀忠诚之心，但这种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心态在他大部分政治生涯中都一直存在，并最终把他推到了反革命的阵营当中。

在霭龄和孔祥熙位于西爱咸斯路的家中，蒋介石了解到了子文害怕群众集会的这种心理。蒋介石曾在这栋房子里千方百计地追求宋美龄。通过与杜月笙的关系，蒋介石骗得了霭龄和孔祥熙的好感，现在他俩都已经成了蒋介石这一派的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见面时，美龄已经订婚，所以不太搭理别人。无论如何，当时的蒋介石只不过是一个从浙江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暴发户，一个盐商的儿子，一个有着青帮背景并且在上海和广州流连于花街柳巷的粗鲁军人。不过她还是同意蒋介石可以给她写信，从那以后蒋介石便开始书信不断。现在，这个暴发户已经变成了“宁波的拿破仑”。

1927年春，去孔家做客的人经常能在那里遇到蒋介石，不过陪他的人是霭龄和孔祥熙。蒋介石和美龄从没有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不过有传言说，这位年轻将军征服的不仅仅是上海这一片领地。

孔氏夫妇每次都催着蒋介石去说服子文。他们利用子文那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思想使劲吓唬他。子文每次去西爱咸斯路的孔家，或者到美龄和宋夫人住的位于西摩路的家里，都要被洗脑一番。他情愿待在庆龄位于莫里哀路的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避开霭龄的阴谋诡计。了解到青帮刺客一直在监视这栋房屋，子文感到非常紧张。与此同时，霭龄和蒋介石也在不断向他施压，迫使他屈服。这就像是一个不愿意结交的伙伴，偏偏却不断向他示好，结果就是让他的自尊慢慢消解。蒋介石的部队喜欢把年轻女孩的内脏掏出来，在她们还有知觉的情况下，把肠子绕在她们赤裸的身体上，子文可不是这个军人的对手。

就在蒋介石一边追求宋家小妹，一边威胁宋家小弟的时候，庆龄仍在600英里之外位于长江边上的武汉，远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记者希恩赶到武汉去看望庆龄。尽管外界人士普遍认为武汉是一个充满政治妄想、革命者和“左”派流氓的地方，但希恩发现这里相当和平。“我发现的最接近国际事件的一件事，”他说，“是看到一个醉酒的美国水手想到陈友仁先生家的花园里去摘花。”

武汉本身就是一朵奇异的花朵，盛开在“一战”后全球性的悲观失望之中。在西方国家，各种美好的期望已经土崩瓦解，理想主义在节节败退，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一点儿希望，就连共产主义者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不断自我分裂。然而，在这个位于长江边上的工业城市里却充满了革命的希望，以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代表团不断前来参观学习。

在这朵奇异之花的生长地，希恩找到了庆龄。她就像一台种子运送机，用革命将自己跟已故的孙文联系在了一起。

我听说了大量与她有关的事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胡说八道。美国报纸对她的报道让人难以理解。根据那些报纸的报道，孙夫人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她是中国“娘子军”的领袖，她是这样、那样或其他样的人物，具体是什么样子，全凭报社记者们的臆想随意描写。有人甚至说她曾率领军队参加战斗，这个说法流传甚广，以致连生活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信以为真。在上海，这种奇怪而又可笑的传言又被添加了一些更有冒犯性的谎言，以攻击她的人格和行为动机——这是通商口岸城市最爱采用的一种政论手法。虽然我很理智，不会去相信其中大部分的故事，但这么多的故事叠加到一起肯定还是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即将遇到的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然而，跟我面对面在一起的却是一位天真烂漫、雅致迷人的女性……她的仪态如此自然，完全可以称得上“庄重”二字。我们经常可以在欧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等人（尤其是那些年长一些的）身上看到这种仪态。不过，他们身上的那份庄重很显然是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那种庄重却是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固有的气质，它是内在的流露，而不是像铠甲一样强加在身上。同时她还具有罕见的道德勇气，即使在危难时刻依然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以及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忠诚能够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家人的愤怒以及世人的诽谤、中伤都无法让她向自己认为错误的事业屈服。与记者们说她在外表上看起来像圣女贞德的描述相比，她更像是真实意义上的圣女……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的时候……那些将军和演说家们一哄而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走，有的从此闭口不言。唯一一个没有被压垮、不甘保持沉默的革命者就是孙逸仙的这位身材纤弱的妻子。

此后，希恩曾与庆龄见过很多次面，对她做过很多栩栩如生的描述，有一些描写很凄惨。埃德加·斯诺和哈罗德·伊萨克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然而，武汉这朵花早已开始枯萎，它很快就将结束自己的使命。蒋介石被驱除出党之后，外国列强后开始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来削弱武汉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在长江上巡逻的英美炮舰对江面实施封锁，阻止运输大米、油料和煤炭的船只进出。5月22日，农民运动最为激进的革命发生地湖南省——毛泽东的家乡所在地，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一位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将领控制了长沙城。数以千计的农民奔向这个城市，准备重新夺权，结果却被击退，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庆龄手下的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僚变得越来越急躁不安，如汪精卫就曾这样说道：“共产党建议我们跟群众站在一起……但群众在哪里？受到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们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在哪里？这些力量根本就不存在。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的支持，不也照样很强大。跟群众在一起就意味着与军队相对抗。”过去的一年里，汪精卫在舒适的欧洲度过了一年的流亡生涯，身心憔悴。可他刚返回中国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敦促自己的手下放弃武汉国民政府，转而到在广州曾经羞辱过他的蒋介石那里寻求庇护。这些温和派人士只要再遇到一次挫折失望，肯定会夺路而逃。

就在此时，斯大林决心对中国的事态进行干预。5月31日，莫斯科向鲍罗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命令他没收土地，清洗武汉国民政府内的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武装20 000名共产党员，再新成立一支由50 000名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部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名叫M. N.罗易的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把这份绝密电报的副本拿给了汪精卫。他认为，如果能够让汪精卫看到共产党终于开始采取行动，他可能会振作起来。不料，汪精卫看完这份电报后既震惊又害怕。蒋介石之前曾经说过，共产党正在秘密计划，准备接管政府，而现在终于有了确凿的证据。这直接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以来莫斯科对国民党做出的所有承诺。汪精卫忧心忡忡地去见鲍罗廷。从罗易后来的举止来看，他很显然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之下才把那份电报拿给了汪精卫。

鲍罗廷也觉得这份电报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他竭力安抚汪精卫，明确指出，尽管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决不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此时庆龄、陈友仁和其他一些人也都看到了这份电报。斯大林这次不合时宜的干涉让温和的“左”派人士（庆龄和陈友仁除外）确信蒋介石以前的判断是对的。

紧接着，从前线传来了更糟糕的消息。为了北上，占领北京，武汉国民政府早先已经派出仅剩的部队出征。在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它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有14 000名国民党士兵阵亡，余下的军队根本挡不住蒋介石的进攻。

对那些仍想保住武汉国民政府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争取“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支持。如果这位基督将军能够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么就可以用他的军队来对抗蒋介石。

冯玉祥同意双方在郑州会面，商谈联合的相关事宜。冯玉祥长得虎背熊腰，很受外国传教士的青睐，最近莫斯科也在拉拢他。从理论上来讲，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有足够的理由对双方的联合保持乐观。这位“基督将军”刚去了一趟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得很不错，收获的成果也很丰富。现在，他的士兵手里有200门苏联造火炮，200支新型机关枪和20万支步枪。冯玉祥还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承诺他的军队将“为国家的解放而战斗”“为国民革命的圆满成功而战斗”。冯玉祥去郑州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坐着一辆货车前去参加会谈，“因为我手下的弟兄们也都是坐着货车来的”。可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在快到郑州的时候才登上了一辆货车，一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则都是坐在自己的豪华小轿车里。

会谈结束后，庆龄和她的助手们充满了期待，冯玉祥保证他一定会跟他们合作。然而，离开郑州后，这位基督将军又赶紧跑到徐州跟蒋介石进行秘密会谈。在徐州，尝到大甜头的冯玉祥给武汉国民政府发了如下电报：

在郑州与诸位见面时，我们曾谈到过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受到的迫害，谈到过劳工反对工厂主、农民反抗地主等事。人们希望取消这种专制。我们也谈过对这种局面的解救之法。在我看来，我们讨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业已解职的鲍罗廷应立即离开中国；第二，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如果有谁愿意出国休养，应该予以同意。其他人员，如果他们自己愿意的话，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我认为，无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武汉国民政府都明白双方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我想这一点用不着我提醒各位。针对这一点，我认为当前是联合国民党各派人士、抵抗共同敌人的最佳时机。殷切期望你们能接受上述建议，快速做出决定。

鲍罗廷看到这份电报后，被其中令人费解的讽刺、挖苦弄得摸不着头脑。他问一位瑞典记者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最终，就像以前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现实以及斯大林发给罗易的那封破坏力巨大的“秘密电报”一样，鲍罗廷不得不顺从。中国的局势已经不再受他的控制，鲍罗廷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一个目标：如何带领所有的苏联顾问安全离开中国。在南京，蒋介石已经下令悬赏索要鲍罗廷的人头，全国各地都贴着缉拿他的告示。

1927年6月，记者希恩返回了上海。他答应庆龄自己将竭尽所能，力争让子文回到她的身边。浪漫而又带点儿冒险精神的希恩甚至认为自己能带着子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回到武汉。

我觉得这事并不难，我所要做的只是给他起个化名，让他冒充我的翻译，跟我一起走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坐英国的商船，我俩待在同一间船舱里，这样肯定安全。蒋介石的士兵再大胆也不敢闯进来。不过，这只是我自己的简单设想，并没有征求子文的意见。

在上海与他会面后，子文似乎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他能看得出来，或者我们可以说他能看得出来，真正继承国民党衣钵的是武汉国民政府，而不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政府。尽管遭到威逼利诱，他却一直拒不加入蒋介石的政府。他的住处一直受到密探的监视（有几处房屋自从建成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全天候的监视，他的住处就是其中的一座），这让子文非常紧张。他不敢离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外面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士兵，随时都能把他抓起来。如果被蒋介石抓住，他就只有两条出路可选：担任财政部部长，或被投进大牢。我不相信蒋介石会对他处以极刑，但子文自己不敢确定这一点。实际上，他现在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我的建议似乎给他提供了一条摆脱各种麻烦的出路。他差点儿当场就答应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订一张与我同船舱的票。他对武汉事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到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意。我走之后，他同自己的母亲、姐妹、姐夫都谈过，而这一大家子人从骨子里来看都是反动的。

“我去武汉没什么意义，”他忧心忡忡而又神经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政府的劳工政策把商人和工厂厂主们都吓得关门大吉，你让我怎么去平衡预算，或者保持货币流通？我无法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理解这一点……你看他们对我银行里发行的钞票都做了些什么，我那漂亮的钞票啊！……现在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哦，还有我的姐姐……我姐姐也不知道。没人知道事情会有多么难办。我怎么知道等我到了汉口后，那些暴徒们不会把我从财政部给揪出来撕成碎片呢？如果他们继续支持罢工和群众集会，那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他们把人们弄得群情激奋，啥都想要，他们注定要失望的……恕我直言，我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也从来没受到过他们的欢迎。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的那一次，要不是卫兵及时赶到，我早被他们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大规模集会……我去能做什么呢……”

那天他明显成了反革命分子。可第二天，他又变了，认为有更大的希望会说服中央执行委员会改变劳工政策，他非常怀念他那漂亮的钞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不过是一个经过伪装的个人独裁政权。并且他认为，虽然武汉国民政府里有共产党人，但它仍然继承了国民党的纯正血脉。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另一个名叫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西方记者。她以前就曾来过中国，认识不少大人物。她去了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发现子文变了：

也许他自始至终一直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一个什么事都心知肚明的伪君子。也许他以前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一个懦夫，也许他认为重新合并可能会拯救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国民党人都在武汉，他们都需要他，但他却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做出选择。

最后希恩告诉了我们子文的最终决定：

“我不能去，”他说，“我不能这么做。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但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他显得很激动，也很不安。我坐在大厅楼梯的台阶上，吃惊地盯着他。那天下午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而现在……

“那我该怎么跟你姐姐说呢？”我问道。

“我们一起去找我的家人谈谈吧。”他说道。

于是我俩一起钻进一辆劳斯莱斯小汽车，在凌晨1点钟的时候挨家挨户去拜访他的家人。我没有参与宋氏家族内部的谈话，只能想象他们是如何劝说子文不要孤注一掷。跟他谈话的人有高度美国化的妹妹美龄……另一个是他的姐夫孔祥熙。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后，子文从孔家大院里走了出来，情绪十分低落。

“事情定了。”他说道，“我不会去了。告诉姐姐我会给她写信。很抱歉让你白忙活一趟。”

我开着如灵车般宽敞的轿车把他送回家，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整件事一波三折，我已经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也显得非常忧郁。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那天晚上经历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最终的印象：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其代表的一类人的角度来看，子文是夹在两派对立势力之间的一个正直的自由派人士。

当年7月，子文确实回过一次武汉，不过是替他的新老板蒋介石传话去的。南京和武汉之间联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前提是立即正式地把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几周以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最后的日子”随时可能来到。鲍罗廷已经安排法尼娅动身去海参崴，但在北京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给抓住并投进了大牢。张作霖急切地想扼死鲍罗廷夫人。在中国，扼死跟欧洲的绞死不是一个概念。欧洲的绞死是刽子手用力收紧一个套在受刑者脖子上的铁枷，而中国人则是用赤裸的双手把受刑者慢慢地掐死，即便是一个精于此道的刽子手会让这个行刑过程持续15分钟以上。整个过程中，受刑者的敌人们都会在一旁仔细观看，眼睁睁地看着受刑者先是大小便失禁，然后慢慢咽气。在处死4月从苏联使馆里逮捕的那些共产党人时，张作霖用的就是这种刑罚。

人们立即开始着手制订营救法尼娅的计划。她的被捕说明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此时此刻，武汉国民政府中剩余的国民党将领们与蒋介石合作的压力非常之大。不合作的话，那只有跟这个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革命实验的武汉国民政府一起灭亡。蒋介石已经私下里收买了唐生智将军，命他秘密调兵进入阵地，准备在7月15日即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的日子夺取武汉。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当时正在武汉。

我受邀去跟宋庆龄即孙逸仙夫人住在一起……革命在召唤她，她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不仅是她自己的心愿，也是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对孙文遗孀的崇拜之情使然……朋友们认为她是被迫无奈才待在武汉，都劝她放弃武汉革命政府，甚至连去日本的船都给她准备好了。当她明确表示这是她个人的意愿时，立刻引来了一阵冷嘲热讽，所有人的暗箭都对准了她。

7月12日，子文抵达武汉，并与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会谈。蒋介石托他带来的消息非常明白：立即驱逐鲍罗廷和共产党，同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由于武汉国民政府早就决定在7月15日的会上正式“清除”共产党，因此，主要条件已经具备。蒋介石这份最后通牒中其余的内容则是试图迫使庆龄和她的同僚们向他屈服。

会议结束后，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满心厌烦，但她现在还要私下里会见子文。子文向她转达了母亲、两个伶牙俐齿的姐妹和喜欢唱希腊式哀歌的孔祥熙等人表达的各种强迫、威胁和颠覆性的话。然而，庆龄坚定地告诉弟弟：不行，她不会跟蒋介石合作。如果武汉国民政府垮了，她将回到上海，在那里继续跟蒋介石斗争。

多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然是在庆龄和一位美国朋友的谈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文件显示，子文当时吓坏了，他坚持带着庆龄离开了位于长江岸边的住所，一起到外面散步。远离了那栋住宅和监视那里的人后，子文拉着姐姐的手，让她打消返回上海的念头。他低下头，小声告诉庆龄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可能会有人从背后对她使刀。庆龄听了大笑起来，但子文却一再坚持说，霭龄已经“像前几次一样，计划暗杀她”。

尽管这些话让人听了感到心寒，并且还面临着被自己的亲姐姐暗杀的危险，庆龄仍然顽强不屈。

子文给上海发了一封加密电报。

记者希恩前去拜访鲍罗廷，却发现他也是个宿命论者：

我将坚持到最后一刻。等他们强迫我离开时我再走。不过别以为中国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或者失败了。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秘密的运动，会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以及帝国主义的打击。但它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组织力量，如何进行斗争。一年、两年，或是5年，迟早有一天，它将再次浮出水面。它可能会遭到多次失败的打击，但最终它会取得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为了不给人们用以证明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确性的口实”，几周以来，共产党人的活动已经明显减少。一些在武汉的共产党官员小心谨慎地请求休假，另一些人则申请辞职。共产党告诉鲍罗廷，他们应该主动请辞，而不是等着被驱逐。鲍罗廷则警告他们说，莫斯科绝不会同意这么做。

6月中旬，有人试图在一次宴会上毒死加伦将军，结果却是另一个苏联顾问被毒死了，加伦则活了下来。

在1927年初春时节，通过剪短头发来表明自己革命决心的那些年轻女同志们又把头发留了起来。大街小巷上再也看不到共产党干部们的身影，分布在各处的共产党办事处也是人去楼空。一小队一小队的治安警察和黑帮匪徒冲进共产党人的办公室，见人就抓，或者直接打死。武汉的白色恐怖开始了。

子文再次面见庆龄。当时庆龄正在准备最后一份驳斥蒋介石的声明，她不会抛弃武汉。7月12日，子文通过孔祥熙向蒋介石发了一份密码电报。作为立即投降的代价，汪精卫提出了一些能保住面子的安排，子文在电报中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这些条件。7月13日，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内容如下：“告诉卖家，商人同意按照要价付款。希望按照约定日期发货。”

“你看，”眼光敏锐的陈友仁说道，“你认为这里的商人指的是谁？就是蒋介石。他们买卖的货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汉国民政府。这些用词表现了孔祥熙和子文当时的心态。这是一种买办的语言，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当作商品来买卖。”

鲍罗廷把事态的发展情况传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里姆林宫一份严肃的声明：“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经终结，它正在变成一支反动力量。”莫斯科命令共产党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其他仍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悄悄离开了。

现在实际上只剩下庆龄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国民党领导者是邓演达将军。他曾是黄埔军校里很受官兵喜爱的一位领导人，不过他是一个独立的领导人，不属于蒋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间，因其才华出众且颇有威信，邓演达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战争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都得益于他的指导。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时，庆龄出面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了一项指责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的声明。她指出，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伪革命：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品。这是谎言。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

这场充满希望的、发源于广东并横扫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就这样结束了。它并非被敌人从外部攻破，而是被青帮颠覆之后从内部瓦解的。北洋军阀在他们面前望风而逃，许多外国政府正准备对它予以承认，但数以千计被偷偷录取到黄埔军校并投到蒋介石门下的青帮分子逐渐占据了下级军官中的大多数职位，从而控制了革命。无论是手无寸铁的农民和工人，还是自称为民主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都没有力量抵抗内部那些好斗的右派。

经过乔装打扮的庆龄乘坐一艘小船沿江东下，回到了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的住宅里做了短暂的停留，匆匆忙忙地把自己的事务安排了一番。短时间内她似乎避开了监视，但她担心，如果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会像子文说的那样遭到刺杀，或者会被软禁在家，而蒋介石则会以她的名义使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大屠杀合法化。庆龄决定让外界都知道她的抗议态度。鲍罗廷建议她采取一个明确的姿态来表明自己已经与蒋介石决裂——公开访问莫斯科。

午夜之后，法租界内鸦雀无声，两边种满树木的大街小巷在树荫的掩映下，一片漆黑。庆龄一身破旧的打扮，在一头红发的美国人蕾娜·普罗默的陪同下悄悄离开了自己的寓所。蕾娜是一位年轻活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党报任职。（文森特·希恩爱上了她，对她此行的安危十分担忧。）两个女人像乞丐一样来到江边青帮头目顾竹轩的地盘。在那里登上一条小舢板，划入了水面遍布垃圾的黄浦江。摇晃不定的小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各国军舰之中穿过，然后悄无声息地从其他咯吱乱响的船只旁边滑过去，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航行之后，最终来到了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货船旁。天亮之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来到了这里。借着清晨的海浪，这艘苏联货船起航直奔海参崴驶去。

经过周密计划，法尼娅·鲍罗廷逃脱了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魔掌。当时，鲍罗廷设法得到了20万美元的贿金，这些钱显然是苏联存放在北京的公关费。鲍罗廷把这笔钱交给了使馆的法律专员坎托罗维奇。为了缓和外国使团的敏感情绪，张作霖准备在处死法尼娅之前安排一次“审判”，坎托罗维奇则将在审判中担任法尼娅的辩护律师。坎托罗维奇拿着钱去找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7月12日一大早，当这位军阀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法官匆匆进行了审判，法尼娅被判无罪释放，然后快速离开，消失不见了。那位法官抛弃了自己在北京的妻儿老小，让他们替他受过，自己则跑到了日本，提前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

怒火中烧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不得不接受这令人尴尬的失败。法尼娅其实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藏身在北京一处由孔庙改成的外国人居住区里。追捕的风声过去后，她化装成一个天主教修女去了西伯利亚。

在7月最后的两周里，鲍罗廷一直躲在子文位于汉口江岸的那栋房子里，庆龄也在那儿住过。经过一系列的外交磋商，蒋介石答应放苏联顾问们走，但不能从他的地盘上撤离。鲍罗廷和为数不多的随行人员需要经由陆路，穿越戈壁滩回国。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请求跟他们一起走，鲍罗廷最终同意了。

宋子文拿出大把银圆为鲍罗廷铺路。这些银圆用宣纸包好，盖上国民党政府的印章，然后装到木箱子里。这是武汉国民政府为鲍罗廷的安全撤离而备下的赎金中的一部分，打算送给背叛他们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冯将军做过“保证”，鲍罗廷可以乘坐火车平安通过他在华北的地盘，直到铁路终点站灵宝。下火车后，苏联人就得自己开汽车或乘坐卡车穿越戈壁大沙漠了。对这种路程安排，鲍罗廷尤其觉得艰难，因为除了在一年前患上了疟疾之外，前段时间他又从马上掉下来摔折了胳膊。

7月27日，鲍罗廷和30名随行人员带着中国卫兵在汉口火车站登上了一辆专列。前来送行的“高官”包括宋子文和汪精卫。一支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模糊不清的进行曲，宋子文、汪精卫和鲍罗廷则坐在一节车厢里喝着茶和苏打水聊天。愚蠢的汪精卫按照中国礼节，请鲍罗廷重新考虑一下留在中国，别走了。忍无可忍的鲍罗廷当即回绝了。汪精卫把中央委员会的一封表达“友好情感”的信转交给鲍罗廷，鲍罗廷道谢之后，便跟他们告别了。火车喷着蒸汽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站台上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人流下了眼泪，有人则开始说风凉话。乐队开始演奏国民党进行曲[1]，配的是《雅克兄弟》的曲子。

火车经过湖北省和河南省时，铁路两旁到处都是因战争或饥荒而死去的人。在中国南方的乡下，到处一片葱绿，物产丰富，在这里却连荒原都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到处寸草不生，树林和灌木丛上的叶子和树皮都不见了，仍然活着的那些人一个个形容枯槁。在通往大漠的门户城市郑州，鲍罗廷一行遇到了热情洋溢的冯玉祥将军。就是因为他向蒋介石献媚，才导致鲍罗廷等人不得不逃跑。

他们安排时年16岁的陈丕士去弄清楚冯将军到底想要多少贿金。

（陈丕士回忆说：）冯将军让我为我们一行将要经过的公路、桥梁以及路边种植的树木捐些维护费……实际上，这一路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公路，也没有什么桥梁，路两边的树木也都是唐宋时期种下的。冯大帅一如既往地彬彬有礼。我把钱交给了他的下属……我敢肯定，一旦交钱之后，这一路上就不会再有哪个将军会向我们伸手要钱了。

冯将军设宴招待了他们三天，然后，在军乐队演奏的《前进，基督战士》的乐曲声中，鲍罗廷一行离开了郑州。

火车载着他们经过了洛阳，最后到达了终点站灵宝。他们把所有物品都装上了4辆坚固的道奇旅行车和一辆用红木支着帆布顶棚的别克汽车。鲍罗廷开着那辆别克车。在这片小麦主产区，黄河曾两次决堤，淹没了周围的农田。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大片的风沙侵蚀区。在车队前面开道的是一辆道奇，里面坐着鲍罗廷的护卫和曾在冯玉祥手下当过顾问的沃罗辛。紧随其后的是鲍罗廷开着的那辆原属于某位军阀的别克车，里面坐着他的医生奥尔洛夫、秘书基里舍夫和奥尔洛夫的夫人。他们后面的那辆汽车上坐着陈丕士、杰克教士、一名中国翻译以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此外还装着汽油桶、行李箱、备用轮胎等。跟在后面的另外两辆道奇车和三辆卡车则拉着装在木箱里的文件、燃料桶、帐篷、罐装食品、水罐和一个折叠式帆布浴室。鲍罗廷那位天真无邪的广州厨师则坐在一辆卡车的车顶上。

每天晚上支好帐篷之后，这些苏联人都会拿出一挺破旧的马克沁机关枪，装上支架，然后架在距他们最近的土堆上。每天清晨，那位厨师都会把炼乳、饼干、香肠和罐装咸牛肉等早餐备好，他们在那里大口吃着，那些在河岸边农田里干活的农民们则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看。路边的河水非常浑浊，河岸也有很多地方都塌了。每天他们都沿着黄土山上车马留下的痕迹前行，很多次都因找不到路而停下来。下雨天，他们则踏着烂泥汤缓慢前进。后来他们抵达了唐朝时期兴建的温泉圣地临潼，这里距西安已经不远，于是一行人便在这里做了短暂的停留，清洗身上的风尘。

在热气腾腾的硫黄温泉里泡了一会儿之后，陈丕士一个人信步来到了一片精心修建的梯田边，无意中撞到了一副让人心酸的画面：刚洗过澡的鲍罗廷在一张睡椅上打盹，满面绯红、容光焕发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一边哼唱着“牧羊人们在夜里守卫着他们的羊群”。安娜唱到一半便停住了，轻蔑地看了陈丕士一眼。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尽管由于工作上的联系，鲍罗廷和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之间的浪漫关系持续了20多年，但在他们有生之年，从未有人提及此事。）

鲍罗廷一行人来到了位于西安北部的潼关，遇到了庆龄的朋友、一直在此地等候的邓演达将军，这让他们非常吃惊。乔装成农民溜出武汉后，邓将军沿着京汉铁路徒步往北行进。由于政府悬赏要他的人头，他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走了250英里，最终到达郑州。在那里，邓演达获悉鲍罗廷等人将要从陆路返回苏联，于是，他便横穿过田野，赶往西面的西安。从西安再往北到了潼关，然后在此等候鲍罗廷等人的到来。他想搭车同行，苏联人便让他上了一辆轿车。

后来他们进入了内蒙古境内的草原地带。他们在草地上每天可以行进60英里。中原的炎热被抛在了身后，现在他们开始感觉到草原秋天的凉意。到达长城时，鲍罗廷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越过长城便是沙漠，此时他们已经走了800英里，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还有700英里。他们沿着与孔祥熙关系密切的那位山西军阀地盘的边缘小心前行。再往前走就没有路了，饮用水也变得非常稀少。这时，他们获悉一个苏联接待小组正从西面赶过来，准备在半路上迎接鲍罗廷等人，给他们提供新鲜食物和燃料。

一天晚上，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一个人出去，结果走丢了。鲍罗廷领着大家到处寻找，最后断定肯定是找不到她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竟然在沿着他们前进的道路走，这真是太巧了。他们开车在她的身旁停下来时，安娜如释重负地流下了眼泪。

“你到底是为什么离开的呢？”他们问道。

“我太冷了，便出去走走。”她一边喃喃而语，一边哗哗地流下了眼泪。

离开乌兰巴托4天之后，他们遇到了苏联救援车队，大吃了一顿鱼子酱。

鲍罗廷登上一架苏联飞机赶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站，准备前往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邓演达、陈丕士和其他人也在几天之后达到了莫斯科。

庆龄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以及美国人蕾娜·普罗默一起从海参崴登上了一辆专列前往莫斯科。蕾娜在火车上便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头晕症状。在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的时候，陈友仁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尤兰达和西尔维娅一直在摆弄一台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从森林地带到大草原，每到一站，前来欢迎中国同志的接待委员会都会给陈友仁和庆龄送上鲜花。庆龄不断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对已故丈夫的帮助，说话滴水不漏的陈友仁也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火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前行。

他们在中国面临大灾难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达莫斯科时又恰好赶上了另一场20世纪最大的悲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列宁已经去世，对中国革命最感兴趣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则陷入困境之中。他们的失败使得苏联开始了长达1/4个世纪的血腥内斗，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告结束。这场政治寒冬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刮到了苏联的首都，在12月底前离开苏联的中国人都很庆幸。

庆龄到达莫斯科不到三周，托洛茨基就被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开除了。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

这一系列的审讯非常荒唐。坐在审判席上审问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元老、无视其革命成就的人，都是一些多次遭受过惨败的革命者：失败了的起义的煽动者、从没成功过的革命者，或者是那些小派系的领袖。这些人都在靠着十月革命的光辉过日子，而在那次杰出的革命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遭到他们的审讯。

这些失败者也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其中就包括那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印度人M. N.罗易。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

庆龄和得了怪病的普罗默从大都会宾馆搬到了“糖宫”。“糖宫”是沙皇用买卖甜菜所得的利润修建的，这里一度豪华奢侈，而现在已经变得空荡萧条。尾随普罗默来到莫斯科的文森特·希恩前去那里看望这两位女士。

我被引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雕着花纹的大门前。征得同意后，我们走进了孙逸仙夫人的房间。跟其他面积过大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是一派豪华庄严，宋庆龄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儿。多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欧洲风格的服装，身上的短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房间空旷而阴暗，以致我几乎看不清对面的墙壁。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可能是想借此表明这个高贵人物在当时情形下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之大。

那位美国姑娘躺在这栋阴暗沉闷、如同墓穴一般的房子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前，蕾娜还活得好好的。她是一位无所畏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张顽皮的娃娃脸，仪态万千，埃德加·斯诺因此称她为“世间少有的红发叛逆女神”。希恩完全被她迷住，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现在他也感觉到她就要离开了。苏联医生们不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华中地区流行的一种热带病。希恩焦虑地守在床前照顾着她。

庆龄发现另一位亲密朋友邓演达将军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更加深了她的忧郁和不祥之感。邓演达逼迫克里姆林宫重释其对中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否则就停止干预中国事务。作为身在莫斯科的三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孙夫人和陈友仁），邓演达曾应邀到第三国际发表演说。他在会上大胆进言：最初，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帮助，但中国革命完全是中国人的事，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欧洲的一种革命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共产国际的干预只能让中国革命驶离自己的轨道，并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斯大林对他的讲话非常恼火，下令契卡逮捕并处决邓演达。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事先得到消息的邓演达趁着夜色逃出莫斯科。他准备向南越过高加索山脉，穿过苏联边境去往土耳其。几周过去了，庆龄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尽管文森特·希恩不断给她打气，并悉心照料普罗默，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自从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鲍罗廷的消息。鲍罗廷此时似乎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希恩曾见过他几次，但他已经变得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似乎在等待着莫斯科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

另一位曾同情孙文革命事业的苏联人也在莫斯科得了重病。他就是曾于1922年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里与孙文签订友好合约的苏联外交官越飞。越飞得了肺结核，托洛茨基曾与克里姆林宫交涉，请求安排越飞出国治病，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当越飞后来听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清除出党，并要被流放后，他给这位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你是正确的，但要想确保你坚持的真理取得胜利，就要做到决不妥协……摒弃一切妥协的可能，这正是伊里奇（列宁）不断获胜的秘诀。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但直到诀别时刻才做到了。”写完这些话后，越飞放下笔，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

鲍罗廷的噩运来得稍迟一些。对他来说，回到莫斯科意味着到达了事业的终点。斯大林并不喜欢他。自十月革命庆祝游行活动结束后，希恩和庆龄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报社做编辑这种无聊的工作。1949年，鲍罗廷在战后“大清洗”中被捕，1951年死于古拉格群岛上的某处斯大林设立的集中营里。

鲍罗廷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感悟。在他看来，国民党就像是“一个厕所，不管你怎么冲洗，仍会发出臭气”。

此时的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第一夫人”的位置骤然下降至一个流亡国外的寡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有力支柱。她在《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称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克里姆林宫也准备让他们去度蜜月，这让她震惊不已。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向她“即将到来的婚礼”表示祝贺，她才得知还有此事。蒋介石阵营中的某个人——也许是她的姐姐霭龄，决心破坏庆龄的声誉。

庆龄对此消息感到如此震惊，以致身体都垮了。她病了三周，身体刚刚有所好转，报纸上又传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小妹美龄准备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她在痛苦中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很显然，她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和美龄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一桩婚事的重要性来凸显另一桩婚事的重要性。世人很快就会忘掉孙文的遗孀，因为她现在是一个要嫁给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浅褐色皮肤的黑人”（有传言称陈友仁是个中非混血儿）的邋遢女人。中国革命的新的女领袖将会是那位南京大元帅从宋家娶来的娇妻。

随后传来了一则让她高兴的消息：邓演达还活着。他成功越过苏联边境，到达了土耳其，现在已经安全到达了柏林。她当即决定，一旦她的朋友蕾娜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行的时候，她就动身去德国与邓演达会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三周后，青帮打手们在街头四处游荡。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处决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向宋美龄提出了求婚，她接受了。

人们对蒋介石的求婚动机比对美龄接受求婚的动机了解得更多一些。1976年，在为蒋介石撰写传记时，布莱恩·克洛泽引用了《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的分析。

蒋介石的再婚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他希望通过成为宋家女婿这种方式把孙夫人和宋子文争取过来。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开始考虑谋求西方支持。如果美龄能成为他的妻子，那么他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就有了“嘴巴和耳朵”。除此之外，他对金融专家宋子文的评价甚高。不过，如果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的话，也有失偏颇。很显然，蒋介石视自己为一个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总是偏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介石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娶一位新妻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唐良礼的认同，他补充道：“蒋介石渴望独自一人全盘接受孙文的遗产。”

孙文形象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大部分中国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半神圣化的人物，真正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并不多。现在，通过宣传，所有与孙文有关的神秘事件都已经被正式化，全国各地到处都悬挂着他的头像。政客和将领们哪怕曾与孙文只有过一点点的关联，马上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包括汪精卫在内的政客们都佩戴着饰有孙文头像的像章。青帮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蒋介石打扮成孙文在人间的代理人，让人们认为孙文已经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把革命大业正式托付给了他。

如果说，通过婚姻进入宋家大门并获得孙文神秘权威对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能得到西方国家在财政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蒋介石现在急需让他的政权获得经济上的保障。青帮很难支付他所需的全部费用，并且敲诈勒索也需要有个限度。虽然通过征战或者收买各地军阀，他手下军队控制的地盘在快速扩大，但由他实际控制的中国财政收入却几乎为零。只要北京还是公认的首都，他就不可能指望靠正常的税收或中央政府的其他收入来维持他的南京政权。派军四处征讨、雇用流氓打手搞镇压活动、收买对手，这些都需要他拿出大把的钱财，单靠敲诈勒索搞来的那几个钱根本不够用。他需要一项有保证的收入来源。虽然单靠外国援助来支撑他的政权也是远远不够，但要想保持南京政权屹立不倒，少了这个支撑也不行。

蒋介石获得外国资金（包括私人投资和外国政府的正式援助资金）最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宋家，尤其是宋子文。子文在外国银行、外国公司、外国政府和诸如美国传教士协会之类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特殊组织中有一定的声望。子文于1927年4—6月被软禁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期间，霭龄和孔祥熙一直给他洗脑。面对这样的家庭压力，子文的意志逐渐崩溃。现在蒋介石又想跟美龄结婚。子文本人也刚刚与上海社交圈里的新秀、出身豪门的张乐怡结婚。蒋介石曾因谋杀、持械抢劫和敲诈勒索遭到起诉，还曾娶过好几个老婆，这一切子文全都知道。对银行家宋子文来说，给他个人最感痛苦的是蒋介石没收了他在广东银行里储存的白银，令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子文对此毫无能力反抗。

“在宋家所有人中，”作家韩素音质问道，“到底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强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她指出，这幕后的策划者是霭龄，其他很多人也持此种观点。

她一直是一个喜欢牵线搭桥的媒人，一个策划者，也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把自己的小妹美龄嫁给这位势力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好计吗？“这个人可以利用。”她说道。随后便立即去劝说执拗的美龄，让她明白答应这桩婚事对大家都有利，尤其是宋家。

庆龄也认为美龄与蒋介石的这桩婚事是“安排好的”。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庆龄的时候，她跟我说婚姻双方都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目的，根本没有爱情可言。”10年后，庆龄对斯诺说：“刚开始他们之间并没有爱，但我觉得现在有了。美龄真心爱着蒋介石，蒋介石也真心爱她。”随后她又补充道：“没有美龄的协助，他现在的状况也许会更糟。”

宋家跟孙文存在着直接联系，又能争取到外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宋子文和孔祥熙还能提供财务服务，因此对霭龄来讲，为了保证她在南京的影响力，还有什么比与蒋介石联姻更自然的做法吗？

虽然一些人认为她心地善良，对她也没有戒心，但霭龄对什么事都有决定权。1914年，因受袁世凯迫害而流亡的霭龄和孔祥熙在日本结了婚。婚后他们回到了中国，在孔祥熙为安全赶往山西做好充分准备之前，霭龄一直跟父母住在西摩路139号的娘家。后来他俩坐火车返回孔祥熙的老家太谷。霭龄不得不在终点站榆次下车，改乘轿子继续前行，孔祥熙则骑着一匹蒙古马伴在左右，直到到达目的地。

霭龄也许曾对这种种不便颇为恼火，不过她到达新家后一定不会感到失望。孔家大院内房屋的外观虽然丑陋，但规模着实不小。那坐落在宏大庭院之中的住房简直如同宫殿一般，仅在里面服务的佣人就不下500人。

孔祥熙在当地出资兴建了一所铭贤学堂，后来他又在该校与自己的母校欧柏林大学之间建立了联系，创办了几所欧柏林大学中国分校。孔祥熙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卖力，这使他看起来似乎真的参与了学校的各种事务。不过，从欧柏林大学管理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由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准备在美国声张此事。

1916年，霭龄在太谷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罗莎蒙德（孔令仪）。这之后，她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卫（孔令侃）、珍妮特（孔令伟）和路易斯（孔令杰）。就像养育温室里的兰花一样，孔氏夫妇对这几个孩子倍加呵护。

谈到年轻的大卫，也就是孔令侃，白修德认为“他的行为粗鲁不堪”。当时盛传的一件关于宋家的逸事证实了这一点。孔令侃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开车，一次他在公共租界的一个交叉路口把车停在了一位锡克交警的旁边。据说那位交警看到他胡乱开车，正准备训斥他几句，不料孔令侃却拔出了手枪。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他俩都没有受伤，另一种说法则说那位交警的拇指被枪打掉了。[2]

在大家的印象中，孔令伟是一个“狂妄无比”“毫无礼貌且特爱生气”的家伙。成年之后的她特别喜欢穿男性服装，以至经常被误认为是个男人。

项美丽记述了孔家餐桌上发生的一幕：

比如说，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来解决餐后水果的问题。盘子里高高地堆着苹果、梨子、橘子和各种时令水果，然后绕着桌子一个个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尽捡最好的水果拿，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能拿面前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论大小。有一天，最上面的是一个有个烂点的梨子，果盘首先转到了令侃面前，这个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我想今天我就不吃水果了吧。谢谢。”

随后盘子转到了令仪面前，她按照家规，拿了那个有烂点的梨子，没有一句抱怨。水果盘继续往下传，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餐桌中央，这时候在最上面的是一个没有烂点的梨子……令侃看了那个梨子一眼，然后说道：“我想我还是吃一个吧。”说完平静地把那个梨子拿到手中，开始削皮。其他几个孩子大声嚷嚷起来：不公平，不公平，你在耍花招。

令侃一边削梨一边扬起眉头说道：“这叫‘水果策略’。”

在上海，孔祥熙把自己位于法租界内的小家打理得如同宫殿一般，十分豪华。这里的招待用房里摆放着现代样式的家具。据一位曾去过他家的外国人介绍：

这栋房子里的每一处安排都在向人们提醒孔祥熙的重要性：在餐厅过道前摆放着一张硕大的黑色屏风，上面画着一头矗立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的狮子。它头颅高昂，血口大张，很显然是在奋声怒吼。屏风的一角有一幅毛笔题词：“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做出无与伦比之贡献的人：孔祥熙先生。”这块屏风是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他的。

除了这套住宅外，孔家在北京、广州、香港和南京等地也都有房产。孔祥熙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事业当中，同时，他还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代理人，这给他的家庭又带来了另一项收入来源。

与其说孔祥熙机灵过人，倒不如说他是老谋深算。正因为这一点，他经常被请去当中间人，或受命进入董事会，或应邀参加各种谈判。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洋军阀们的中间人，这些军阀也都跟他很熟，并因为跟他结识而飞黄腾达。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还曾安排他去跟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

蒋介石和武汉的“左”派人士分裂期间，正是由于孔祥熙与其达成了一项“财政解决方案”，才把奸诈狡猾的冯玉祥拉进了蒋介石的阵营。使用同样的策略，孔祥熙在与阎锡山的谈判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处在阎锡山势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略施小计便破坏了北方军阀之间的联盟，并使蒋介石得以最终控制这座北方首都。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欠孔家很多人情。但孔祥熙不是那种会迫使蒋介石偿还人情的人，也不会因为他不还情就给他施加压力。无论什么事，孔祥熙都会按着蒋介石的意思去办，而且还会办得滴水不漏。虽然在做这些事时孔祥熙经常会自作主张，但很显然这么做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孔祥熙在财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会让他惹祸上身。

真正难打交道的是霭龄。结婚之后，霭龄接管了孔家的财务大权。孔祥熙在各个委员会里忙活的时候，她则在各地之间奔波，同手下的秘书和会计团队一起处理各种事务。她经常让手下的秘书们24小时“连轴转”，还经常利用丈夫的地位获取各种确凿的商务信息，从而大发横财。不过这也让她在中国变得臭名远扬。联邦调查局收集的一份证词里包含了一则关于霭龄的最骇人听闻的口供：这个线人告诉调查局的人说，霭龄已经是名声在外，她经常雇凶杀掉敌人和那些不肯与其合作的商业对手。如果这份供述真实的话，那她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对这一点未做任何说明。

如果她真的采取了这些极端手段的话，那这对她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去跟她的朋友杜月笙说一下就行了，因为杜月笙就是干这行的。不过她还有其他的途径。中国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秘密组织，其分支遍布亚洲各国。该组织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或惩罚男人，因此找她们来做这种事也是可能的。那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补充说：“据说该组织真正的头目就是孔夫人……她是个邪恶而又精明的女人。她坐在幕后，指挥着这个家。”

1942年，约翰·根室[3]在他的著作《亚洲内幕》中曾这样描述宋霭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拥有过人的精力和强烈的支配欲。她能力过人、奸诈狡猾而又野心勃勃。她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联邦调查局公布有关霭龄的这些评论的来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判断其准确性。经过不断的反复盘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位线人说的是真话。联邦调查局特工L. B.尼克尔斯称，他相信这个线人的话。一份包含上述有关霭龄情况的备忘录经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签名后，送给了美国司法部部长、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

在同一份文件中，联邦调查局还通过在香港进行的一大宗房地产交易印证了霭龄的经商手段：

在成交之前，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子安）去了香港，在那里租了一间公寓，并在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装了一台短波发报机，每天跟孔夫人联系，给她提供详细的情报，使她能够及时调整策略，最终在这笔交易中赚取了5 000万。（这里的5 000万显然指的是美元。即便是中国货币，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据说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被英国情报机构“人赃俱获”，并责令他们在两小时内离开香港。

当中国人谴责日本人正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时，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代表马丁·R.尼科尔森却指出：“扼杀中国货币的是孔夫人，而不是日本人。”

1927年4月，孔祥熙和他的太太一直在帮助蒋介石从那些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商人身上榨取钱财。蒋委员长经常去孔家做客。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前去拜会蒋介石，他们见面的地点就选在了位于西摩路的宋府，孔氏夫妇和宋子文也参加了会面。这位海军上将对这次会面感触颇深，在备忘录中，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他新结识的这些人，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样，他也开始仰慕宋家。在一次次这样的会见中，蒋介石有机会目睹了宋家人如何顺利赢得西方人的芳心，又是如何轻松说服他们（特别是美国官员）接受自己的观点。

因此，当蒋介石在1927年5月告诉孔祥熙他想娶美龄为妻时，这只不过是霭龄很久之前就已经布好的一个局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阶段而已。

子文做事仍有一点儿急躁和冲动。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如果提出反对，那以后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因此只好同意这桩婚事。这次向蒋介石低头彻底改变了他。从此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作为对他在6月这次让步的回报，蒋介石下令让他重新担任财政部部长，从此可以自由操纵财政和经济大权。此外子文还同意协助霭龄和孔祥熙劝说母亲同意美龄和蒋介石的婚事。

宋查理的太太之所以反对这门亲事，一是因为蒋介石不是基督徒，二是因为她知道蒋介石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目前，她在宋查理创办的那座位于公共租界的教堂里给主日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她那一代人现在上海都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有的开办银行、创建工厂，有的建起了医院和学校。

上海发生的白色恐怖很难让宋夫人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赞赏。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霭龄劝说母亲到日本度个假，到长崎看看朋友，到她和孔祥熙曾经度蜜月的旅游胜地镰仓泡泡温泉，疗养一下身体。家人随后也会赶去那里与她会合。一旦去了日本，宋夫人即便是想干涉这件事也不那么方便了。

而在此时，蒋介石的雄心壮志差点儿毁于一旦。北洋军阀们私下里向蒋介石和青帮首领们提出谈判要求，而又故意不让蒋介石信任的那些将军们知道此事。随后，根据计划安排，这些军阀又出卖了蒋介石，他们暗中告诉蒋介石手下的那些高级军官，委员长正在背着他们跟敌人谈判。这是从孙子那里学到的一招。

正当蒋介石极力否认自己有什么欺骗之举时，北洋军阀们突然发动进攻，蒋介石手下的那些心不在焉的将领们被赶回了长江一带。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的三位国民党将领宣布不再接受蒋委员长的调遣。与张静江和杜月笙商谈之后，蒋介石宣布，“为了（党内）的团结”，他将辞去在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退出政坛。这是一种古老的策略。蒋介石离开了南京城，表现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他让出位子，让他的对手们互相残杀。

蒋介石率领200名卫兵退隐江湖。他选择了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上的一处寺院作为隐居之地。这里是青帮最爱的休闲寓所，多年来一直归杜月笙所有。

美龄早已向朋友们传出话去，她准备嫁给蒋介石。到了9月，这一消息已传遍了上海城。奇怪的是，最终出来证实这一消息的不是委员长，而是美龄的大姐霭龄。从头到尾操办这一切的孔夫人于9月16日在西爱咸斯路上的孔公馆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霭龄把委员长和美龄“介绍”给在场的一大帮记者和摄影师们，同时宣布：“将军将与我的小妹结婚。”随后，大家又转到外面的法式花园里给这对俊男靓女拍照。后来这些照片发表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在那个时候，没人费心去想过作为媒人的霭龄在这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没人去问1921年11月与蒋介石结婚的那位蒋夫人现在的状况如何，她早已被扫地出门了。9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消息称：“蒋介石即将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时代周刊》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布的消息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给蒋介石赶制结婚礼服。

米塞尔维茨接着说道：“有人说蒋介石按照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把他的结发妻子给休了。蒋介石否认目前正在美国的那位蒋夫人是他的妻子。除了他的结发妻子外，他好像还休了另外两个‘老婆’，现在已经为迎娶宋小姐做好了准备。”

蒋介石的这些老婆到底都是谁？他有几个老婆？这些问题里面充满了玄机。那位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旅居美国的女士不是别人，正是陈洁如。从她在1925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很显然她当时已经怀孕了。照片上的陈洁如身材瘦高，头发蓬松，脸部线条清晰，非常迷人，她的肚子也明显隆了起来。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则不得而知。为了不让她的存在干扰蒋介石和美龄的婚事，杜月笙安排她去了美国，进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直读完了博士。后来她搬到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购置了一套房子，又在斯坦福待了一段时间。

尽管有这么多蒋夫人存在，米塞尔维茨仍然坚称美龄即将到来的婚礼是“建立在双方真心相爱的基础之上”。

蒋介石即将与宋家联姻以及他可能成为孙文“合法继承人”的消息成了当时最大的新闻。他的属下们都原谅了他曾经试图与北洋军阀达成秘密交易的事。从大局来看，与宋美龄的婚事更加利益攸关。

为了拿到新做的英式礼服，委员长在上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再次与他的“首席政治顾问”张静江进行了商谈。他的事业差不多再一次走上了正轨。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身着盛装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准备正式面见宋夫人，请她答应自己迎娶她的小女儿。宋夫人当时去了镰仓，蒋介石便又到镰仓去拜见她。

根据项美丽的记叙，在上海时，宋夫人一直拒绝与蒋介石正式见面，而现在她已经能够接受他了。

蒋介石拿出证据证明他已经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到处谣传的那些关于他有其他妻子的麻烦也都处理好了。然而，现在还剩下宗教的问题。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基督徒，万幸的是，蒋介石的回答还算让她满意。他说，他愿意尝试一下，他会尽最大努力，好好研究《圣经》。不过，他也不可能在没理解透彻的情况下就接受基督教。宋夫人对他的偏见开始有所消解。之后不久，他们就宣布订婚了。

有几件事让宋夫人感到很不舒心。她希望小女儿能在宋查理的监理会教堂里举行婚礼，由她自己的牧师主持仪式。大女儿霭龄是在日本结的婚，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二女儿庆龄跟人私奔，自然也不能做到。但监理会教堂禁止牧师为离过婚的人主持婚礼，“除非他们是由于《圣经》上所说的原因（通奸）而离婚的那无辜的一方”。曾担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并在乔治亚州给美龄提供过住房的安斯沃斯主教目前也在中国，不过他也得遵守教规。景林堂（林乐知纪念教堂）的宋家牧师江长川也是如此。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到西摩路的家中为这对新人祈祷，他答应了。

1927年12月1日，宋家全家人和亲朋好友们齐聚在西摩路的宋府，美国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跟属下的一帮海军军官也来了，他们站在一旁，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牧师开始为美龄和那位前委员长祈祷。蒋介石跪在那里，身上穿着崭新的正式礼服：条纹裤子、高筒靴、黑色燕尾服和银色领结。他那颗古怪的花生头也剃得油光铮亮。

私家仪式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大卫主持。仪式结束后，众人又来到了位于外滩的大华饭店举行公开庆典。

中午刚过，大华饭店的宴会厅里便挤进了1 300人，外面的大街上还有1 000多人在排队。宴会厅内，圆形餐桌上铺上了亚麻桌布，周边的椅子上坐着红光满面的赴宴者。在饭店门口，青帮成员挨个对来宾进行搜身。在宴会厅的门口，青帮成员还要对客人们再次进行搜身，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带有新郎新娘签名的胸针。

在响亮的婚礼钟声中，刘易斯育婴堂的孩子们用彩带和白色花朵把宴会厅装饰得富丽堂皇。一座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放着一副孙文的挂像，两边分别摆着国民党的五条旗和国民政府的红白蓝三色旗。布满白花的婚礼台上挂着两块巨大的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硕大的汉字：“囍”和“寿”。一支白俄罗斯乐队坐在另一边的一个平台上。

下午4点15分，乐队开始奏乐，婚礼的司仪在孙文的画像下就位。本次婚礼的主婚人就是右派领袖人物之一、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博士。蔡元培曾协助张静江为蒋介石拿下上海铺路，最近刚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参加婚礼的来宾还有英国、日本、挪威、法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美国政府的代表是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杜月笙也出现在人群当中，他新剃的光头闪闪发亮。

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身着优雅欧式礼服的蒋介石在孔祥熙和伴郎（他的秘书长）的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

来宾们突然都伸长了脖子，有的还爬到了椅子上。录像机开始“呼呼”运转，白俄罗斯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宋美龄与子文挽着手臂，沿着摆满白花、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来到了宴会厅。美龄身裹一袭银白色的乔其纱礼服，礼服的一边微微打了一点儿褶皱，然后用一支橘黄色的小花别住。她的身后拖着饰有银边的白色长纱，银色的皮鞋不时从裙纱下显露出来。绣有白色尚蒂伊花饰的面纱把她的一头黑发笼了起来，然后垂下来，在后背处又形成了第二道拖裙。她的手里还捧着一束用银白色彩带扎起、配有几棵蕨类植物的粉红色康乃馨。

跟在美龄身后的是4位身穿桃色软缎礼服的伴娘。走在伴娘的后面的是孔令伟和孔令杰。他俩穿着同样款式的黑色天鹅绒短裤和短上衣，衣边、衣领和袖口都用白缎镶着边。

美龄快走到挂着孙文（而他的遗孀此时正在莫斯科的寒冬里瑟瑟发抖）肖像的婚礼台前时，蒋介石走过来站在她的身边。他俩在孙文的肖像前站好，首先朝着肖像鞠了一个躬，然后朝着左边的旗帜鞠躬，再朝右边的旗帜鞠躬。这时候，四周的照相机开始“咔咔”地响个不停，录像机也不停地“哗哗”作响。蔡元培博士开始宣读结婚证书。读完之后，又在上面盖上了印章。接下来是夫妻对拜，之后这对新人又对着四周的宾客们鞠躬。他们没有接吻，也没有互相拥抱。伴着乐队奏响的音乐声，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歌曲“哦，答应我吧”。

伴着雷鸣般的掌声，委员长和他的新娘快步穿过走廊，来到摆在鲜花做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前，大钟上的一条缎带被拉开了，成百上千的玫瑰花瓣洒了下来，落到了新郎和新娘的身上。

随后，美龄便退席了。她悄悄地从后门出去，坐车回到西摩路的家中换装。当天晚上，在200名卫兵的陪同下，她和蒋介石一起登上了一辆专列，去了莫干山中青帮的那所寺院。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场婚礼的盛况，并提到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如果会议成功的话，”该报指出，“蒋介石将正式重返造反阵营。”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准备好重新掌权。“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无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因为，从此以后，我能够安心地肩负起革命的巨大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参加婚礼的人们没有忽略到场的整个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发现，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和他的全部属下不仅参加了西摩路举办的家庭仪式，还参加了大华饭店举行的公开仪式，这说明宋氏家族的这位新成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美国人对此感到很满意。

美龄和她的新郎刚到达寺院，蒋介石就立即被叫去参加一个据称是“非常重要的”党内会议。这场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各位青帮首领陪着蒋介石一起度蜜月。

蒋介石于当年夏天辞职后，中国的局势急剧恶化。委员长不在位，国民党中间派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绝望之余，国民党只得请求蒋介石再次出山，担任国家领袖。1927年12月10日，也就是婚后的第九天，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一职，后来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正如《时代周刊》所标榜的那样，他再次成为“中国的铁腕人物”——委员长。

伴随蒋介石的重新上台，他手下的将领们也不失时机地展示了他的权力在握。他们对蒋介石的领导力又恢复了信心，率军向北推进，把北洋军阀们打得全线溃退。日本人不想让溃逃的军阀越过长城，打破满洲地区的稳定局面，于是不断发出严厉的警告。日本特工炸毁了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车厢，把他给暗杀了。蒋介石的新盟友、山西军阀阎锡山趁机率军横扫北京，替国民党拿下了这座都城。1928年10月10日，也即1911年武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全国性政府。

只凭“中国伟大领袖背后的女人”之类的奉承话是很难理解美龄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动机才决定嫁给蒋介石的。

1927年，美龄自称27岁，实际上她已经30岁了，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之前的追求者们，包括许多出身豪门、雄心勃勃的年青富家子弟，都被她一一回绝。她声称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意嫁给富豪当老婆。在中国社会里，她的年龄已经快要超过人们在婚姻上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了，在这方面撒谎只能更加说明她面临的窘境。

从政治上来看，美龄是个地道的极右分子。她曾经说姐姐庆龄不过是个浪漫主义者。她还认为，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受害的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那些“过火的行为”也都是因为士兵们一时过于冲动才造成的。

蒋介石现在已经相当富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商界富豪才能与他相比。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对美龄的吸引力远没有对她大姐的吸引力那么大。霭龄的成长伴着宋查理为赢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奋力打拼的过程，因此内心深处印上了父亲一门心思挣钱的影子。庆龄则不像霭龄那样爱钱，她从小就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之心。

美龄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保障。在她眼里，钱不过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她最大的缺点是厌烦一切，终其一生对人对事都没有耐心。她脑筋活跃，精力充沛，不过单凭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蒋介石能提供她所需要的权力，在蒋介石眼中，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具有控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而在美龄看来，权力则意味着影响力。蒋介石给她提供了创造历史、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机会。美龄觉得自己能够像美第奇家族的人那样改变人类的命运。他们两人最终得以成婚的关键原因，也许正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舍监所注意到的那样，除了活泼开朗之外，美龄性格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她在这里所说的服从应该是指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做到过。因此，即便霭龄没有向美龄描述与蒋介石结婚的种种好处，而是直接命令她嫁给蒋介石，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前文曾经说过，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们三姐妹的特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刚当上委员长夫人的美龄急着行使自己新获得的权力，结果蜜月刚结束，她就因为触怒了青帮而给蒋介石惹来了麻烦。数年后，伊洛纳·拉尔夫·休斯从宋家顾问端纳口中了解了其中的详情：

上海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向青帮交保护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蒋介石一直都为自己交费。但在蜜月期间，美龄却开始做他的工作，她劝蒋介石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委员长，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保护费。

她性格狂放，不受羁绊，也不太注重着装打扮。她的双眼一眨一眨，能够穿过外面的重重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宋子文一直在默默替她交保护费，这一点她并不知情。

蒋介石听从了她的建议。等他要与新娘下山时，他俩选择了不辞而别，悄悄溜回了上海。那天委员长还有几个紧急会议需要去赴约，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两个小时后，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西摩路上的宋家门口，车里坐着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是来接美龄到“她姐姐家”。

美龄坐上汽车离开了，但她没有到霭龄家去。几个小时之后，委员长返回家中，看到美龄不在，顿时急了。他感到事情不妙，赶紧拿起电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直接联系上美龄是不可能的，他拨通了子文的电话号码。没说几句，子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之后，子文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的声音——杜月笙。

蒋夫人很好。不要担心。她安然无恙。有人发现她一个人坐着汽车在危险四伏的上海街头乱跑，只有一个女佣人陪着她。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危险，这么做非常的不谨慎。为了安全起见，她已被安置到一栋舒适的别墅里。她在那里备受礼遇，因为她是中国新领袖的妻子，大家都很敬重她。不过，尽管大家都费尽心思地讨她的欢心，她似乎并不高兴，什么东西也不愿意吃。委员长自结婚以来太忙了，没有给自己和夫人安排好妥帖的保护措施，杜月笙对此真诚地表示遗憾。在像上海这样一座危险的城市里，这么做真的是太大意了。

也许宋先生能够费心过来一趟，妥善处理一下这次意外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他妹妹的安全办理一些例行的手续。

子文匆匆赶到杜月笙那栋戒备森严的别墅，办好了“手续”，然后开车去“照看”美龄的那栋房子里接上美龄，送到了蒋介石身边。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杜月笙猛拉了一下缠在委员长脖子上的那根皮带。

美龄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嫁入了蒋介石的“家庭”。这件事霭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庆龄知道，子文也知道。但直到自己被绑架之后，美龄才明白过来一件事：杜月笙现在已经成了她的教父。

[1] 此处应指北伐战争时期流传甚广、根据《雅克兄弟》曲调填词的《国民革命歌》。《雅克兄弟》（另译名《雅克教士》）是一首法国儿歌，由于常被重新填词，故存在众多版本，中国人最熟知的版本是《两只老虎》。——译者注

[2] 一说此桩逸事是孔令伟所为。——编者注

[3] 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著有《亚洲内幕》《欧洲内幕》和《非洲内幕》等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