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并非信手得天下，国民党的大权也并非像熟透的果子那样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掌。国民党右派这次突如其来的政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没有人预知它的到来？此外，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国民党内的“左”派、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苏联人都没能认识到它将带来的后果呢？

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各派系均可接受的一个领导者，因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力量基础，也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有关这段时期的传记中经常会提到这种观点，但持有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并且也并不正确。

有点儿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政界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那些有前途的军事领导者通常都会成为他们所在省份或地区的代表，因此就容易沾染上“军阀主义”的病毒。虽然从通常的角度来看，蒋介石似乎并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但实际上他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权力、一种秘密兴盛起来的力量。即便是共产党也不知道蒋介石的一切都得益于青帮的支持。

1925年11月，即廖仲恺被暗杀三个月后，8名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京郊西山孙文遗体停放的碧云寺秘密聚会，商谈国民党的未来发展大计。这8个人一致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甚至包括中间派汪精卫等，都应该被清除出党，新领袖应该由蒋介石来担任。这个计划是蒋介石的三个军师——杜月笙、张静江和与蒋关系最密切的政治顾问戴季陶想出来的。他们三人想出了这个主意，并向其他人保证，蒋介石为人理智，可以加以重用。西山会议结束时，提出了一个口号：联蒋倒汪。

逐出汪精卫一事势在必行，因为在廖仲恺遇刺后，由汪精卫暂时负责国民政府。他势单力孤，无法真正掌握实权。在汪精卫的主持下，国民党刚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结果南方政府中大部分要害部门都落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如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夫人和新寡的廖夫人等人的手中。在上海的保守派看来，这相当于把中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因此，必须抓紧时间“联蒋倒汪”。

参与策划此事的张静江开始在广州政坛上抛头露面。他之所以受到毫无戒备心的汪精卫和其他人的欢迎，是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对国民党非常慷慨，并且共和派革命领导人在一次次缺少资金的时候，大部分都向他贷过款。此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最重要的权力掮客之一。当时张静江由于患有脚疾，走路有些困难，经常坐着轮椅出行，这从那段时期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庞消瘦而苍白，颧骨高耸，嘴巴半张，似乎是在大口喘气。厚厚的眼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射出冰冷凶狠的目光，整个模样像极了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

张静江成了蒋介石的导师、首席政治助理和顾问……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把权力从摇摆不定的自由派手中夺过来，稳定高层的领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给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联盟以严厉但非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愿望跟蒋介石那强烈的个人野心、他的狡猾、他对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的嫉妒之情、他善搞阴谋的长处以及对权力无比贪婪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蒋介石成了卡尔·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一个不是在晚上谋划白天行事，而是白天谋划晚上行动的人”。

蒋介石所选择的发动袭击时间，也确实是在晚上。

1926年3月20日凌晨时分，天气潮湿，广州人还没有起床，心地善良的共产党员们也正沉浸在梦乡。蒋介石命令最忠实于他的黄埔军开始行动。

几周以来，蒋介石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出击。3月19日，机会来了。一艘名为“中山舰”的炮艇在当天晚上从广州市中心沿江而下，停靠在黄埔。这艘军舰的舰长是一位共产党员。蒋介石认为，它停靠的位置具有威胁性，共产党人也许已经发现了青帮的阴谋，正准备先发制人，对他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黄埔军实行了精准的打击。黄埔军校里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全部被捕，所有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都被软禁。国民党海军局的那位共产党员局长也被抓了起来。在广州和香港负责指导劳工罢工的国民党办事处也遭到搜查，寻找相关文件和武器。接替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政委的那位亲共人士也被捕入狱。随后，在中国的好几个地方，成群的暴徒们对农民发动了暴力袭击。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事件与蒋介石或青帮有关，但是，这一连串巧合的事情就像一条巨龙不耐烦的翻滚之后引起的一连串的反响一样，非常令人气愤。

天明时分，蒋介石控制了整个广州城，国民党领导层震惊不已。慌乱中，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鉴于蒋介石一直以来都在为革命而奋斗，希望他能意识到自己在此事中所犯的错误。”

鲍罗廷又一次没有在场。早在2月4日，他就乘坐苏联“列宁”号轮船前往北京进行会谈，之后又去了莫斯科。汪精卫在鲍罗廷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蒋介石做出让步，宣称自己“染病”，并在一个非常耻辱的场景下，在宋子文的造币厂里与蒋介石见面，交出了国民党所有的办公印章。之后，他匆匆去了广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随后便去欧洲接受“治疗”。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苏联顾问们开始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广州，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只能隐藏了起来。但是，几天之后，蒋介石突然表示道歉，并释放了大部分在此次事件中被捕的在押犯，称整个事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许诺将处罚负责此事的那些军官。

这种恶作剧式的精明手段或许是兵圣孙子的典型作法，却并非蒋介石的处事风格，那些道歉的话也不像是他的语气，而是烙着杜月笙、黄金荣和张静江的印记。青帮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那就是在释放被绑架的人质时（在他们付钱之后），总是会不断向人质们道歉。在间接以死相威胁（比如送一口棺材到别人家里）之后，也总是会连连道歉，并不断地解释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受害者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这一次，虽然话是从蒋介石的嘴巴里说出来的，而动嘴皮子的人却是杜月笙。

看到蒋介石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青帮的头目似乎也有些吃惊。如果说共产党人对于青帮的阴谋一点儿防备都没有的话，那为什么不在全国范围内多伸出几条绳索，把他们都勒死呢？

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已经把国民党内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打落马下，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全国范围内与强硬的“左”派分子以及中国共产党搞对立。他们已经占领了宝贵的领地，现在正可以利用“左”派那出人意料的软弱，巩固胜利果实，为最后的摊牌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抛弃苏联人那宝贵的支持，以及共产党人出色的组织能力，因为期待已久的北伐即将重新开始。

现在蒋介石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实际掌权人，只不过他的地位还需要通过正式的仪式来加以确认。5月15日，国民党领导人召开会议，慌乱的领导层老老实实地提名蒋介石担任党的领袖。随后，蒋介石又任命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此一来，两人便联手控制了全党的决策权。

蒋介石的北伐计划获得了正式批准，他在北伐期间享有紧急处决权。国民党的所有政府机关都隶属于蒋介石的军事总部。国民党的兵工厂、政治部、总参谋部、海陆军的所有学校都划到他的指挥之下。军事政变至此全部完成，蒋介石取得了绝对的权力。

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共产党领导者们都没有对蒋介石的夺权做出任何反应。列宁曾在1920年发出警告说，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提高警惕，保持革命领导权，谨防它落到那些可能将革命带入歧途的人的手中。然而，此时列宁已经离开了人世，同样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托洛茨基正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斯大林并不认为蒋介石的接管有什么危险，决定对此置之不理。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克里姆林宫甚至否认蒋介石发动了政变一事。苏联及各国际共产主义媒体都没有刊登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包括该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都有意隐瞒此事。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都极力否认各非共产党媒体发布的关于蒋介石发动政变的报道。纽约的《工人日报》宣称，那些报道都是“在撒谎，广州并没有发生叛乱”。

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蒋介石并没有趾高气扬、得意扬扬地前来欢迎他，而是非常谦卑地为发生的各种“误会”连连道歉。为了让鲍罗廷的内心感到一点儿平衡，蒋介石大方地表示他将清洗党内的右派。这无疑也是一项为他自己服务的策略，目的是除掉政府机关内残存的温和的右派势力。如果这些人不是青帮成员，又没有上缴惯常的“保护费”，那么他们就应该被清洗出局。为了向鲍罗廷表示自己的“善意”，蒋介石亲自出马，清洗温和的右派。

鲍罗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对手。蒋介石的心理极其变态，他一会儿表现得非常仁慈，转瞬间又会歇斯底里地大发雷霆，骂得下属们不知所措，可转而又会不断自责，在对手面前卑躬屈膝，弄得他们迷惑不解。鲍罗廷和共产党领导层都搞不明白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关于蒋介石和鲍罗廷言归于好，重新开始合作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美国记者乔治·索克思当时在广州，后来又到了国民党政府中为宋子文工作，他认为是蒋介石逼迫苏联人做出选择的：莫斯科必须支持他以及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不然的话就结束中苏联盟，所有在华的苏联人必须离开。这种说法幼稚得让人难以信服。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托洛茨基的失败便意味着斯大林的上台。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路易斯·费希尔则持另一种观点：“蒋介石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不是有勇有谋。很显然，他是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他明确地向鲍罗廷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其实，“双方都明白，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就血战一场，搞得两败俱伤，让广州的其他军阀从中获益，不如把这个问题留待北伐军拿下长江流域之后再来解决”。现在的局面对青帮很有利，青帮可以借机布下一个更大的圈套。

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鲍罗廷尽力对蒋介石进行安抚，同意撤走他不喜欢的那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这一切全都让人难以理解。后来，一位苏联顾问解释道：

我们觉得蒋介石性格古怪，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荣誉和权力的欲望，他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自己不但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支持全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毫无疑问，他对革命的理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完全根据个人意志行事，从不想依靠群众。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即获得荣耀，他有时候也会想到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

后来，托洛茨基更为简明扼要地总结说：“在变成刽子手的过程中，蒋介石希望能用世界共产主义来作为掩护，而且他做到了这一点。”

由于蒋介石正在计划将共产党引入青帮设下的圈套，因此在收网之前，什么事情他都愿意谈。

蒋介石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过之意，也没有暂缓实行未来计划的意思，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就是他又按照中国的传统，派了一名媒人——张静江去向寡居的宋庆龄求婚。庆龄对蒋介石曾请求她的丈夫孙文向她的妹妹美龄求婚的事仍记忆犹新。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们急切地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圣人”孙文以及宋氏家族的威望和财力联合起来，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一次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庆龄回顾了蒋介石向她求婚的事。斯诺简洁地做了如下记录：“1925年孙文去世之后，蒋介石托一位媒人向她求婚。庆龄认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爱，因此没有答应。”

1926年夏，北伐开始了，目标是广州东北600英里之外的长江流域。北伐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左”派率领，向西北方向的武汉出击。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他的心腹黄埔军朝东北方向的南昌和上海进发。

苏联战术大家加伦将军跟西北军在一起，由苏联飞行员事先侦查敌军的方位。行军路上，共产党干部们不断发动农村和城镇里的农民和工人。由农民组成的卧底联手共产党人从内部瓦解了各个地方军阀的抵抗和北方军阀们的前方哨所，铁路和邮电工人们则中断了通信线路。共产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充分利用了群众对军阀和地主们的痛恨情绪。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问题做出了名垂千古的不朽回答：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他的革命就有点类似于“请客吃饭”。共产党人为他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他率领的军队却一路上无所作为。蒋介石率领的东北一路似乎铁了心要毫发无伤地抵达上海，一路上养精蓄锐，步伐缓慢，极力避免与敌军发生正面接触。蒋介石限制与他们同行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并禁止农民和工人们对沿途的地主乡绅进行打击。西北路军一连串的胜利引起的恐慌和兴奋已经给人们产生了这种印象：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方推进。外国观察家们错误地把与西北路军毫无关系的蒋介石率领的军队说成是此次北伐中唯一“负责人”和“可靠”的部队，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行动都归咎于“左”派领导的军队。

1926年10月，“左”派军队攻下了武汉，国民党自由派和共产党控制了湖南和湖北两省。12月，江西和福建也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国民党政府开始从广州迁往位于长江中部的武汉三镇，即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地。第一批离开广州的有鲍罗廷、庆龄、庆龄的继子孙科、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宋子文，与他们同行的有“左”派的军官们和十几位苏联顾问。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到达终点后改乘轿子继续前进，同时还要避开敌军控制的地区。后来他们又换乘舢板和小船，再后来便需要骑马前进。有一半多的路程，他们都是冒着倾盆大雨徒步赶路，趟过小河，在泥泞的山路上跋涉。

武汉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三个位于长江两岸的镇子组成。它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到处都是不安分的工人，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十分强大。一支由30万名支持者组成的游行大军在那里等候着国民党领导者们。飞机在空中盘旋，接连不断的烟花爆竹声如同机关枪的肆虐声。

1927年1月3日，武汉的民众借着庆祝活动的兴奋劲儿，自发行动，攻下了汉口的英租界。另一批人则接管了位于武汉下游的九江英租界。武汉国民政府宣称这些都是他们取得的胜利，从而提高了他们在中国“左”派人士中的声望。英国政府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两处租界。但在做出让步的同时，英国人也调集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远征军，以保护他们最重要的战利品：上海。

与无产阶级控制的武汉相比，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大本营就像是一个充斥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乡绅的中世纪城堡。那里除了一座发电厂和一座搪瓷厂外，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那里秘密会社的势力非常强大，手握大权的国民党保守派领导人在退职之后，也会选择退隐此地。蒋介石与这里的青帮头目们一直过从甚密，这一点鲍罗廷和武昌起义的“左”派人士都不知情。黑帮领袖们获悉，共产党和其他“左”派人士正计划在上海举行一次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众起义，青帮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着他们。

上海的共产党人对于起义的方法和目标的意见并不一致，而斯大林不断发来的那些充满恶意且非常不利的指示又经常让他们陷入迷惑当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计划在1926年10月发动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举行起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抵达上海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他们想通过起义来展示自己的实力，并计划在蒋介石到达后，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夺下整个上海。

跟黄金荣和杜月笙商谈了即将爆发的共产党起义之后，蒋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钮永建的亲信参谋去向上海的“左”派人士传达他对起义的“支持”，声称将派一支黄埔军“别动队”参加起义。看到蒋介石愿意加入进来，“左”派人士非常高兴，将最终敲定的起义计划的细节都告知了蒋介石手下的军官们。青帮头目们随后便向当时控制上海地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告密。当共产党发动起义时，孙传芳的部队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而蒋介石许诺的“别动队”也没有出现。看到孙传芳手下那些装备精良的雇佣军，共产党的干部和工人们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组织者们却没有怀疑是蒋介石背叛了他们。

血案发生后，周恩来立即从广州赶到上海，负责重新组织被打得支离破碎、士气低落的罢工力量。周恩来曾在鲍罗廷身边工作过，还在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城市布尔什维克，在法国留学时期也了解过巴黎公社的一些经验。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26年11月在九江再次与黄金荣凑到了一起。通常情况下，这位上海三大亨中的老大都会把事情交付给杜月笙办理，但这一次的聚会如此重要，以致这位黑帮教父不得不亲自走出法租界里的老巢。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了青帮控制的长江流域核心区域，一年前在西山会议上商定好并由张静江在广州负责幕后指挥的那个宏大计划即将到达高潮阶段。蒋介石即将与青帮联手，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党人。

自从首次对“左”派进行大屠杀以来，上海的紧张气氛持续升温，达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不可避免地给人一种印象：上海将被布尔什维克接管，兵临城下的国民党军队也是一支“左”派领导的武装，他们也将参与其中。商人们拖家带口跑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避难，租界周边布满了缠着钢丝网的路障，四处建起了碉堡，用沙包堆起了掩体，荷枪实弹的外国警察、士兵和自卫队四处巡逻。与此同时，一支30 000多人的军队正从各个国家奔赴上海，以“保护外国公民及其权益”。单就英国人而言，平均每个在上海的英国人都能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保护。英国人的飞机不停地在港口上空执行任务，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30艘军舰停泊在黄浦江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还有更多的军舰正在赶赴上海的途中。

在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感到恐惧，苏联革命和之后的内战所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字林西报》不断发出刺耳的警告，弄得四处人心惶惶，人们的情绪几近崩溃。

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劳工组织者们还不知道蒋介石就是他们当中的那个犹大，他此时正着急地等待着“自己人的”军队抵达上海。按照预定计划，蒋介石的先头部队应该在1927年2月22日到达上海。为了帮助削减这个城市的抵抗能力，2月19日，即在部队预计抵达时间的三天前，各个工会开始组织大罢工。有轨电车停止运行，黄浦江上的交通中断，舢板停运，轮船抛锚，各处邮局大门也都被锁上了，南京路上所有大型百货商店全部停业，工厂也全部关门。

然而，在2月19日这天，蒋介石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昌城。在上海等待着罢工者的是当地军阀手下的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和雇佣军，此外还有外国警察做他们的后援。由于这仅仅是一次罢工活动，他们的目标只有四处散发传单的学生和一些罢工纠察队员。警察和士兵们扑向示威者，把他们拉到大街中央就地砍头。在被罢工者当作避难所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警察把散发传单的学生们抓起来，驱逐到租界前面的障碍物外，等候在那里的军阀士兵立即抓住他们，就地砍头。那一天被砍头的有大约200人。第二天上午，即1927年2月20日，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发布消息称：“刀斧手把受害者的头颅砍下来后，挑在杆子上或者放在盘子里，然后拿到大街上示众。看到士兵们用削尖的竹竿挑着那些头颅赶往下一个行刑地，大街上数以千计的人们吓得四散奔逃。”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为了反击这次大规模的屠杀活动，上海发生了巷战。军阀部队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快速冲进反抗者的队伍里，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干部，而这些人还一直期待着蒋介石的部队能够来帮助他们平息混乱的局面。然而，蒋介石已经决心背叛他们，他命令先头部队在上海郊外25英里的地方停止前进。上海大街小巷里那些无头尸体的手里还紧握着这样的传单：欢迎英勇的广州军司令蒋介石。几周之后，指挥部队实施这次屠杀的军事首领李宝章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7年的1月和2月这两个月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密使在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南昌的军事总部之间往来穿梭，试图重修旧好。鲍罗廷数次与蒋介石当面商谈，两人每次都大发雷霆。很显然，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但没有人（包括鲍罗廷在内）知道是什么问题。蒋介石一直极难琢磨，除非你知道他的真实想法，而除了青帮之外，不会有别人知道，不然的话从他的所作所为上是看不出什么端倪的。

1927年2月19日，蒋介石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公开宣布自己准备清除国民党内外的共产党人。在演讲中，他解释说，孙文的革命已经归于失败：

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异端分子、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危害到革命工作。这样的人现在还有不少，现在是时候清除他们了，因为他们并非真正的同志……作为一个孙中山学说的忠诚信徒，我有权说，每一位真正的国民党党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履行这一义务，谁要是反对孙文提出的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谁就不是真正的同志，而是我们的敌人，就不应该继续留在我们中间。

当然，蒋介石在此处所说的“反革命分子”指的就是共产党，因为他们不赞成他的革命方式。

武汉国民政府过了很多天才对此事做出回应。3月10日，庆龄和她在中央委员会的同僚们一起免除了在北伐初期授予蒋介石的紧急处置权。蒋介石闻讯后立即辞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短暂的时间内，蒋介石失去了合法的政治地位，政治前途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武汉的国民党领导者们并没有对外公布他辞职的消息。“左”派和中间派的很多领导者仍然不愿意承认蒋介石已经放弃了革命。

在上海，巷战暂时停了下来。工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看到眼前的这种局面，只好复工。三名在上海的苏联代表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写信，声称他们对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到底应该全力以赴夺取整个城市，还是应该等待蒋介石到来之后再采取行动。

我们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他们想要的权力就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得到它，不敢去得到它……这次如果他们下定决心进行干预的话，也许早就拿下了整个上海，并已经改变了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平衡。

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地区，镇压活动已经开始了。他下令士兵们处死了赣州市总工会的主席，并开始逮捕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人、学生领袖和工会成员。此外还关闭了“左”派创办的报纸。在一些地方，“左”派人士成功抵制了暴徒的攻击，蒋介石派来军队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蒋介石把他的先头部队留在上海郊外，自己则率领指挥部的全体人员登上一艘炮艇，跟随主力部队沿长江东下。第三路部队沿苏州铁路线从西向东推进，第四路部队则沿杭州铁路线从西南向东集结。这两支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除了上海租界内集结的大批外国军队之外，已经没有重要的中国军队驻守在这一带以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上海，或者防止“左”派的暴徒在街头闹事。当地的军阀早已明智地撤离了此地。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共租界里的西方官员们私下里与青帮联合起来。一个叫费信惇[1]的美国人当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人称上海的“市长老爷”，他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告诉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据费信惇透露，他是在1927年2月底开始与青帮合作的。

一天，法租界的总督察来电邀我就本地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那里，发现那是一处中式宅院，四周围墙高耸，大门口则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立即把我引进一间会客厅。我忍不住四下观望了一下，发现高大的门厅两边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很快，我就听到说话的声音，那位法国总督察带着两个中国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另一个是一名翻译。我们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位法国总督察解释说，他一直在与杜月笙讨论如何防止外国租界免遭共产党攻击的问题。因为北洋军阀指挥官已经率领部队撤离了上海，由北洋系成员组成的上海地方政府也随即垮台。杜月笙以一副谈生意的态度，直接说到了问题的要点。他愿意出面镇压共产党人，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希望法国当局支援他至少5 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第二，他要求我允许他的军车能在公共租界通行——租界当局从未允许任何中国军队这样做过。杜月笙说，为了把武器弹药从市区一方搬运到另一方，这样做非常有必要。费信惇回答说，如果市政委员会能够赞成此事，他也不会阻拦。

我知道跟杜月笙这样名声的人打交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现在局势危急，如果共产党试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势必引起大范围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这将危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数以万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生命。既然共产党已经意图夺取外国租界，并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就意味着上海的外国人将夹在这相互斗争的两派之间，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国际冲突，其严重性将超过建立租界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事件。

上海法租界归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管辖，他们与杜月笙和黄金荣在各个方面都有合作。法租界还是青帮控制下的非法鸦片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杜月笙每个月都能获得650万美元的利润，他会拿出15万美元来“打点”法国官员和租界警察，以维持租界当局与青帮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其他在上海的外国人不同的是，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即将达到上海，法国人并不感到担忧。外界对此有很多解释，报界人士鲍威尔认为，通过一路跟随蒋介石部队的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了解到了一些内部消息。实际上，他们确实知道了蒋介石的底细，不过将这些告诉他们的人是法租界警局的督察长黄金荣，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天主教传教士。

法国人很担心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来支持青帮清除“左”派人士。法国当局准备送给青帮5 000支步枪，他们拉费信惇入伙，只不过是为了方便青帮能够自由进出公共租界，以便从侧翼包抄共产党人。

见面之后，费信惇直接去市政委员会通报了此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批准。鲍威尔说：“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并且持续好几天没有中断。”

“左”派不再期望蒋介石的援助。他们终于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叛变，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在他的军队到达之前夺取整个上海。

从杭州方向开来的那支部队很可能在3月22日抵达上海，因此“左”派计划在3月20日晚间发动起义。此时还留在这个城市里的对手似乎已经不多，所以他们的政变没有理由不获得成功。

周恩来在拉斐特大街上的一栋小公寓内工作，那里离杜月笙的住宅很近。吸取了10月巷战中的惨痛教训之后，周恩来重新把一支5 000人的共产党队伍分成了30人一组的小分队。这些共产党干部得到了商铺店员、工厂工人和大批失业者的支持，他们使用的主要是棍棒、斧头和刀剑之类的武器。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的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50支枪——大部分还都是老式步枪，平均每个小分队可以分到一支现代化武器。

相比而言，人员倒不是问题。3月20日晚上，起义开始了，约有80万工人举行罢工，整个城市瘫痪了。周恩来亲自率领300人袭击了各处的警察局，并接管了电讯中心和所有的发电厂。到3月21日傍晚，“左”派控制了宋查理建起第一所住宅的虹口、宋查理曾经短期教过书的位于黄浦江口的吴淞、河对岸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公共租界周边地区、法租界向南的一片地区以及人口密集的工人居住区闸北。

截至3月22日下午3、4点左右，上海已经在实际上完全落入了“左”派手中。下午6点，最后一批军阀士兵在北站投降。与此同时，从杭州开来的蒋介石的那支部队也抵达上海。蒋介石下令士兵们在城外扎营，但他们敦促蒋介石允许他们进城参战，蒋介石最后同意了。这支部队的士兵对工人持同情态度，他们想助工人们一臂之力。

第一批进城的国民党士兵们沿着麦根路向前行进时，整个上海市静得出奇。

一切来得有点儿太容易了。

与此同时，在率军沿江东下的路上，蒋介石指挥部队攻下了安庆和芜湖两地，还准备拿下明朝故都南京。每攻到一处，都有青帮暴徒事先包围工会所在地和其他的“左”派工作点，为蒋介石的军队铺路。在南京，当地军阀部队撤离之时，四处一片混乱，青帮匪徒袭击了各处的工会组织，“左”派发起反击，国民党军队也从城外攻入。

混乱之中，抢劫事件不断发生，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一名美国妇女在自己的家中被三个来历不明的士兵拖到楼上，准备实施强奸，不过他们还没有得逞就被吓跑了。尽管如此，有关“强奸”的流言还是在外国人居住区传开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将此事透露给上海的媒体，并经由他们传到了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众所周知，这一不光彩的“南京事件”最终被归咎于“左”派人士。美国政府经过调查之后得出最终结论，此次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士兵们干的，目的是试图让外国列强对上海的事态加以干预，而这份报告却被人们忽略了。总的来说，“南京事件”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它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是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误解造成的。

由于南京局面混乱，蒋介石继续乘坐炮舰沿江而下，直奔上海。3月26日，星期六，即“左”派完全接管上海、巷战结束的两天之后，蒋介石的炮舰抵达了上海外滩。除了外国租界之外，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全部处在以周恩来为首的过渡政府的控制之下。城里只有极少数蒋介石的部队，并且还是同情“左”派人士的那些人，其余的都在远处的郊外伺机而动。蒋介石与他的参谋军官们登岸后，立刻被专车接到位于法租界外祁齐路上的旧外事大楼。在那里，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黄金荣，他俩私下商谈了很久。

在会见下一位重要的来访者之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政治科科长帕特里克·吉文斯不请而至，他交给蒋介石一张通行证，特许他可以随时带领自己的卫兵出入公共租界。以前从未有哪个国民党将领享受过这种特权，这是杜月笙和费信惇达成交易的一个附属成果。

蒋介石在上海的峰会继续进行。张静江一行四人前来拜见，另外三人都是这位百万富翁的密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国内头号反共学者、蒋介石长子的新任老师吴稚晖。张静江能够掌控各界精英的秘密，除了他本人聪明过人且善于钻营之外，还因为在这些人高升的路上，他都曾慷慨地出钱相助。这个举动让那些人臣服于他，而他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驱使他们。在他的努力下，李石曾和吴稚晖都在负责保管紫禁城珍宝的一个政府委员会里谋得了职位。对一个从事国际交易的中国古董商来说，紫禁城里的那些财宝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1925年，李石曾又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北伐期间，蒋介石委任这4个人担任他在上海一带的“特使”，做他的耳目。现在，他们聚集到祁齐路的指挥部，向蒋介石汇报他们搜集到的情报。这4个人离开后，蒋介石又接见了从他的家乡浙江省来的一帮银行家和上海商会的一批保守派代表。听取了他们汇报的情况后，蒋介石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凝视着一张上海地图，考虑如何重新部署手下的军队。当时，上海城内只有3 000名国民党士兵，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人居住的闸北区，蒋介石并不信任他们。蒋介石随后又同黄金荣、杜月笙，以及上海三大亨中的第三个成员、蓝帮首领张啸林聚到一起，制订最后的计划，准备把上海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来。

与外国租界当局的恐惧相反的是，“左”派取得胜利后，并没有实施大屠杀。共产党对这个城市的控制还很薄弱，总共只有不到3 000名带着武器的工人替代那些被打跑的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临时组建的市政府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但很多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仍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会对他们下手。兴奋之余，很多共产党人仍在憧憬着重新联合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光辉前景。那些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的人正试图寻求在政治上安抚蒋介石的办法，而不是准备迎接一场军事上的对抗。

3月30日，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动手了。他们关闭了工会的办公室，殴打或杀害反抗的人。上海的“左”派对此仍没有警觉，他们并没有把此事看作一个预兆。

与此同时，蒋介石态度坚决地向采访者们表示说，“没有发生分裂”，“国民党内部仍很团结”。第二天，他在上海实行戒严。按照计划，青帮出面成立了一个“温和的”工会组织，以便制造混乱，削弱“左”派在工人中的力量。

接下来的两周中，蒋介石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团结声明，在向上海的无产阶级示好的同时，也迷惑了那些“左”派的对手们。正如前一年他在广州政变前夕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对手们被他那前后矛盾的声明搞得晕头转向，搞不清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事。3月28日的《字林西报》激愤地说：“如果蒋介石想从共产党人的手中夺权，他必须快速而又无情地采取行动。”而在4月8日，该报又报道说：“他对共产党人那种半心半意、心怀歉疚的攻击让人不敢断定两派之间的裂痕是否真的不可修复。”

4月1日，被解职的国民党中间派汪精卫结束在欧洲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这再次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迷惑敌人的机会。汪精卫此次回国是为了接替蒋介石，再次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蒋介石拿出两天的时间，恭敬地与一年前在广州向他屈服的汪精卫进行商谈，参与谈话的还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三人就将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中驱逐出去是否明智一事展开了争论，汪精卫同意组织一次党内会议来“商讨”此事。

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得非常顺从，他的表现让人觉得武汉国民政府似乎比他更担心党内分裂的问题。4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全党，公布了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党中央领导的讲话内容：

（蒋介石撒谎说）我坚信，汪主席此次回国履职将实现国民党真正的集中领导，因此我们可以在不分裂党的情况下实现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今往后，一切与党国福祉有关的事务将皆由汪主席处理，或在他的指导下办理……我们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各项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服从。

蒋介石这么做是为了等待时机，同上海的资本家们做一笔金钱上的交易。他将和青帮的三位大亨一起，以整个上海城为抵押，索取一笔巨额赎金，这将是他们漫长而繁忙的人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敲诈。他们的第一个确定无疑的目标，是保护自己的据点不被共产党夺走。黄金荣和杜月笙认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按照最高标准索要一笔“保护费”，从而获得大笔的钱财。这些钱中的一部分将交给蒋介石作为行动经费和个人财富，剩下的则归青帮所有。因此，他们同商会、银行家和众多的小行会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

50个心惊胆战的商人组织成立了一个联合会，会长由与蒋介石认识时间最长的一个朋友，一家日本轮船公司的买办担任。加入联合会的有丝绸商同业行会、面粉商同业行会、茶商同业行会、银行家协会以及本土银行业协会。这个联合会代表了上海最富有的阶层，也代表了中国大部分的商业资本和财产。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谒见蒋介石，并“借给”他300万元。4月4日，这笔钱到位了，但这仅仅是一笔定金，几天后，又给了他一笔700万元的“贷款”。另一个代表团与蒋介石协商后，拿出1 500万“由他处置”。两周之后，蒋介石又得到了一笔3 000万元的“贷款”，这使他有了充足的资金在南京建立一个新的“温和的”政府。现在，蒋介石手里已经有5 000多万元可供自己“随意支配”的资金。这仅仅是他们公布出来的数目，实际上到底又有多少钱转到了他的手里，一直没有确切的记录。

在1927年的中国，稍微有点儿政治意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蒋介石一派被公开称为“西山”派，这是以右派召开会议的地点命名的。

“我们获悉蒋介石正准备再次背叛我们，”4月1日，斯大林在莫斯科说道，“我知道他们又要耍花招，不过这一次要完蛋的是他了。我们会像挤柠檬一样把他挤烂，然后扔掉。”

斯大林对上海正在酝酿的阴谋了如指掌，不过他不允许周恩来或其他共产党人采取任何行动。此外，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还公开向蒋介石示好。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将蒋介石到达上海一事称为“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把工人们鼓动起来，而与此同时，他又让他们把武器都藏起来，以免被蒋介石收缴。斯大林的做法是在把中国共产党人推向断头台，不过当时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4月的第一周，蒋介石下令他在上海唯一的一支军队，就是同情工人们的那支军队撤离市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薛岳匆忙赶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反革命的名义逮捕蒋介石。当时在上海，除了蒋介石那支规模不大的近卫部队和执行戒严任务的巡逻兵之外，再没有其他部队会阻挡他们抓捕蒋介石，而蒋介石的卫队和巡逻兵人数也比薛岳部队人数要少得多。共产党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反而建议薛岳装病，以便拖延撤离的时间。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薛岳率部撤离了上海。

4月6日上午，军阀张作霖手下的500名士兵在北京的警察和密探的配合下袭击了苏联使馆，攻进了使馆大院。后来得知，这次袭击事先得到了外国领事团的许可。使馆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匆忙焚烧各种文件资料，但火被扑灭，文件资料也被掠走。此外，还有20名躲在使馆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就是他）和他的两个女儿。遭受了一番酷刑之后，这位年仅38岁的图书馆馆长被判处绞刑，以便警示其他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对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示“愤怒”和“遗憾”，称这又是因为“误会”而引起的。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外国军官在苏联使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对过往的行人严加盘查，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4月11日，英国和日本军队袭击了公共租界内的“左”派居所，还冒险越过界线，逮捕住在附近的“左”派人士。这些人被他们交给了蒋介石在上海郊外设立的军事法庭，这些人随后被执行死刑。

4月12日凌晨4点，从蒋介石位于祁齐路的总部里传出了军号声，他那艘停靠在外滩的炮舰也鸣起汽笛与之遥相呼应。刹那间，夜幕中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青帮开始下手了。成群结队、身着便衣的枪手以军号声和汽笛声为号，按照事先的计划步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上海全城和黄浦江两岸的共产党据点、工会办公室、私人住宅以及工人居住区。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军中最精良的那部分，即从青帮中招募入校的那些人趁着夜色潜入了上海城，与青帮匪徒们会合后，他们试图攻进一处工会大楼和一座由共产党控制的警察局。他们得到命令，除了胳膊上戴有白色“工”字臂章的人之外，其他携带武器的人一律格杀勿论。这种白色臂章在前一天专门分发给了青帮枪手们。

看到工会大楼里的“左”派分子组织反击，蒋介石的军队假装站在“左”派一边，允诺出面跟青帮进行调停。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话，放下了武器。躲在不远处一座楼里的300名青帮分子从暗处冲了出来，将工人们全部射杀。

共产党的领袖们四散奔逃，只有十几个人逃了出来，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些“左”派分子被俘，然后被绑在一起拉到大街上就地枪决或砍头。另一些人则被用卡车拉到蒋介石设在龙华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决。白色恐怖开始了。

周恩来躲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这个宋查理曾引以为豪的地方，从3月以来就成了“左”派的总部机构所在地。400名共产党人坚守在这里，与近千名青帮匪徒对峙了数小时。临近中午的时候，大部分守卫者都阵亡了。周恩来再次撤离，这一次他离开了上海，安全抵达了汉口，与这次反革命政变中幸存的其他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会合。

直到将近9个小时之后，上海的机关枪声才停了下来。当天在街头枪战和处决中被杀的大约有400—700人，上海警署公布的数字还要少一些。此外，另外一些在蒋介石的军事基地里被杀害的“左”派分子的数量一直没有透露。随后，刽子手们又转移到其他城市进行类似的非法审讯，蒋介石的军队和青帮分子逐渐将白色恐怖扩展到了宁波、福州、厦门和汕头，甚至广州。

埃德加·斯诺当时担任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从1926年的10月便开始做记录。根据他的统计，上海白色恐怖时期死亡的人数在5 000—10 000人之间。

4月13日，仍留在上海的“左”派领导人号召在全市范围内举行罢工，以抗议前一天发生的暴行和屠杀。10万名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计划前往蒋介石的总部门前抗议。但还没等他们走到近前，大街两旁的士兵们便用重机枪向他们开火了。游行者们准备逃离时，蒋介石的士兵们又开始用刺刀对他们进行刺杀。许多示威者被士兵们从私人住宅里拖出来，然后拉到大街上用刺刀刺死。遇难者的尸体装了满满8辆卡车，这一次至少有300人被杀害。

作家韩素音对在黑色4月里发生的恐怖事件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有大约8 000人被杀。6 000名妇女和未成年少女——都是工人们的家属，被卖进了上海的妓院和工厂。人贩子杜月笙成了住在上海的欧洲妇女们眼里的英雄。蒋介石也对其大加赞美，称他为大上海的中流砥柱。

上海现在已经被蒋介石和青帮控制。几个月后，全国各地一些重要地区也落入了他们手中。到了4月底，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经与青帮做了一笔交易。当然，自从1922年以来，杜月笙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蒋介石朝这个方向发展。

同权力打了数十年交道之后，青帮终于占据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在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方面，现在的它比中国任何一派力量都更占优势。中国共产党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获得类似的地位。青帮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纳粹德国的褐衫党，想当年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推动下，希特勒才得以上台。此时苏联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与之不相上下的权力斗争，以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派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全国一片惊人的沉默。武汉国民政府只能哀叫着表示抗议。庆龄、毛泽东等39位同志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候补执监委员的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他们这是在对着暴风雨哭泣。政府在武汉，而军事力量却在上海。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办法强行下达命令，也无法对蒋介石实施抓捕。仍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左”派军队（由右派分子和“左”派混合组成）正在忙着跟北洋军阀激战。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不是很可靠。一些较为激进的“左”派军队指挥官，如曾经提出逮捕蒋介石的薛岳，很快就被蒋介石收买了。共产党的实力也被削弱了。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希望声讨蒋介石。一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让共产党人向蒋介石妥协的时候了。那些急着跟蒋介石钻一个被窝的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汪精卫身上。庆龄想尽办法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却发现这些人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坐立不安。

鲍罗廷尝试着发起了一场反蒋的宣传运动，但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于是他开始焚烧各类文件，并开始安排在华的苏联顾问及其家属们离开中国。

武汉国民政府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左”派组成的政府，它就像是一艘漏水的航船，上面挤满了竭尽全力想浮在水面上的温和派。自从两年前廖仲恺被刺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就再也没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左”派。现在武汉国民政府里那些所谓的“左”派人士就剩下政治理想主义者、改革家宋庆龄、被一位外国记者称为“忧郁的无能之辈”的孙科、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自由派宋子文、维多利亚式的自我主义者和只考虑个人前途的陈友仁，以及自高自大的花花公子汪精卫。

这些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对谁都构不成威胁。鲍罗廷认为，庆龄是“国民党整个“左”派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男子汉”，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鲍罗廷与孙文携手合作的事业眼看就要成功了，但蒋介石和青帮却篡夺了他们的革命成果。莫斯科对此仍旧不发一言。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反目正印证了托洛茨基那可怕的预言，而在斯大林看来，凡是那些能证明托洛茨基正确的消息最好都应该被统统埋葬起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指导中国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失败正好可以增加托洛茨基的责任，即便他早已正确预言了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却也于事无补。因此，斯大林的代理人不得不确保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实验归于失败。

上海的外国人一直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结果到头来发生的却是白色恐怖，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一时间，讽刺挖苦中国“左”派人士的文章在这个城市的大小报纸上疯狂刊登。有一条报道称，武汉的“左”派人士是如此的低能，以致汉口妇女协会在组织政治游行时，让几个妇女脱光衣服，“露出雪白的胴体和丰满的乳房”。这条以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为原型的虚假报道刊登在1927年4月25日的《时代周刊》上，以此来证明“左”派已经退化堕落：

上周，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8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爱国女性严肃而又充满热情地沿着江边进行了庄严的游行活动。最高的那个女人走在前面，手里用竹竿举着一块标语牌。她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身上什么都没穿。其他7个人也都是一丝不挂。标语牌上这样写着：“解放自己！我们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带来的耻辱，获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摆脱西方列强，争取中国的自由！”……蒋介石上周曾指责过汉口那所谓的“红色”政权，他还将尽最大努力打击中国学生进一步的激进行为。

出版人卢斯经常篡改有关中国的各种新闻报道，这一次又给那一块本不存在的标语牌上添加了一些“遗漏的事实”——因为在哈佛校友的眼中，玳瑁眼镜代表着很深的学识，而那副根本不存在的眼镜框就是用玳瑁做的。《时代周刊》用欺骗的手法轻描淡写地把上海的这次大屠杀描述成蒋介石“处罚”“左”派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在卢斯看来，蒋介石有权处罚任何人。

当蒋介石的长子公开谴责他背叛革命时，《时代周刊》立即发文，宣称这个小伙子是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才会这么做。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第一位妻子的孩子。1922年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后，这个孩子便离家到上海的一所学校读书。在上海，他加入了“左”派阵营，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的街头示威游行。蒋介石对儿子的“左”派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便把他送到北京一所由反共人士吴稚晖开办的私立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拒不服从，很快就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被捕。他下定决心要去苏联，跟父亲争论了很长时间之后，蒋介石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并于1925年8月送他去了莫斯科新开办的中山大学，成了该校第一批中国学生之一。蒋经国在那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刚从大学毕业。白色恐怖的消息让他震惊不已，这个年轻人在莫斯科的一家报纸上这样写道：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革命战友，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敌人。数天前，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反革命者的形象。他对革命总是甜言蜜语，但一旦最佳机会来临，他便立即背叛了革命……打倒蒋介石！打倒叛徒！

[1] 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1875—1943），美国人。1903年来上海任律师，1923—1929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任内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了五卅惨案、北伐军占领上海等许多重要事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