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答应加入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时，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尽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相信自己能为中国的经济出一份力。之前为了出钱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独裁政权，国民党从上海的商人们手中敲诈勒索了数百万元，现在子文急着想拨乱反正，改变现状——他准备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合法的税收体制，为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并且从理论上讲，作为财政部部长的他也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不过他这么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做的每件事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他创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债券市场，让投资者们感到购买政府的债券比任何其他的投资方式都划算，这是好的一面。不过如此一来，资金储备就流出了嗷嗷待哺的中国民族工业，这是不好的一面。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都拿出大量资金购买宋子文发行的债券，中国投资者逐渐把子文当成了他们的“诺克斯堡”[1]，这些债券的安全度仅以他的信誉为保障。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他在内心里对此也很满意。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每次子文与蒋介石吵架之后，债券市场立即就会发生波动。子文把中国的资本家们拉到一条阵线上，一起来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如此彻底，以致破坏了这些人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的现实，使他们成了独裁政权的奴隶。他的姐夫孔祥熙最终取代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后，所有的财政限制措施都被取消，宋子文苦心建立起来的财政运行机制毁于一旦。

现在已经不能再像1927年那样明目张胆地采取黑帮敲诈的手段来募集资金，但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商界之间的这种敲诈与被敲诈的关系确立了下来。由于子文深谙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所以外国人没有看出来这一点。子文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代言人，而在蒋介石眼中，子文不过是一个魔术师，一个能替他把铅块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

1928年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的税收为300万元，而支出则是这个数额的4倍。（官方数据显示，当时中国货币与美元的比率是3∶1。）这些钱大部分都是从毗邻上海的中国最富有的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投资者”那里敲诈所得。子文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取消索拿“回扣”的中间人，因为这些人经手的每一笔税收都要被他们“榨取一部分”。想当年在为孙文的广州国民政府筹集资金时，这个方法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子文取消对税收人员的监管之后，各省的情况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于是子文改变策略，他不再干涉贪污行为，而是直接向上海的资本家们示好。1928年6月，他召集了70位上海银行家、工商业界人士，以及45名来自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机关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他向这些人重新申明，1927年采取索要手段筹集资金纯粹是出于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的需要。随后，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众如果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政府就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政府还没有出台民众参与政府工作的详细计划，财政部先开个先例。这次与会的代表中即包括政界之外的相关负责人士和纳税人代表，特邀他们来就我们已做的工作提出批评，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指导和改进意见。

他坚持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民主制度向前迈进了一步”。

子文建议限制军费开支，采用预算制度，建立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取消“两”这个计量单位，开办中央造币厂，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封建的“厘金”税。与会代表们则要求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同时还集体请愿，希望“政府能制定《劳工法》来管理约束各级工会组织，以免惹是生非之徒利用这些组织制造事端”。这个提议也许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那些煽动闹事的人，或者是委婉地请求政府提供保护，以免受到杜月笙控制的那些“工会组织”的骚扰。

次月，在南京召开的一个类似的经济会议上，子文再次提出削减军费开支。他指出，只要裁减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阀们雇用的那部分士兵，就可以达到削减军费的目的。（许多军队领导人虚报军队人数，这样就可以多领军饷。）因为北伐军已经打到北京，并“统一了中国”，因此子文建议，可以趁此机会开始实施军费削减计划。在《北华捷报》上，子文不留情面地敦促蒋介石接受他的提议，因为“7月31日之后，控制全中国财富的上海银行家们连一分钱也不会再借给国民政府了”。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马克谟的记录说明当时的银行家们是多么希望诱使这些将军与他们合作：“银行家们可以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提前支付遣散费……后续的遣散费是否如期支付要看实际遣散情况而定。”

大胆的第一步计划实施之后，子文紧接着警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它可能即将破产。由100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为宋子文的提议到处游说。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同意成立中央预算委员会，不过他把一些军阀——他本人、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都弄进了该委员会的董事会，宋子文变成了董事会中唯一的非军方成员。

随着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军队领导人的胃口反而越来越大了。蒋介石找到了其他途径来对付宋子文，那段时间里，他不再向上海的银行家们申请贷款，转而第一次把手伸向了北京银行家协会，强迫他们给他300万元的借款。接着他命令子文去向这些余怒未消的银行家们兜售政府债券，再募集5 000万元的经费，这让子文颜面尽失。

1929年1月15日，在军事改编和遣散会上，子文再次重申自己关于裁军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会议接受了子文提出的条件，答应把军费开支限制在每年1.92亿元之内，并相应地削减军队人员。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次掩人耳目的把戏，改变预算的相关措施根本就没有实施过。

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中国现在仍然还是一个由各处封建领地组在一起的国家。蒋介石付钱给这些领地上的军阀们，他们则在名义上归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了把这些人笼络到一起，蒋介石通过财政给他们发放军饷，并慷慨地为私人武装上报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军事行动支付经费。能够削减军饷和军队开支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蒋介石和那些军阀们把自己钱包里的钱全拿出来，并把给他们的拨款减少一半。他们宁愿自己拿刀抹脖子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现在业已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外表被宋氏家族的人涂得色彩斑斓，而在这匹马的肚子里，则藏着那些将军们、秘密警察和实际掌握中国大权的青帮大佬们。此事也算是子文在任期间的一项主要成就，从头到尾做得可谓天衣无缝，外国人大都被它的表象所迷惑，美国人受骗尤甚。

子文在游说方面的本事有时候也会伤害他声称所代表的那些人。有时候，因为他过于精明，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在上海商界寻找盟友，公然反抗蒋介石，鼓励金融家们攻击南京国民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有时候他或许是真的觉得，通过征求这些商人们的意见并获得他们的认可是一种促进民主的行为。这样做可以鼓起他们的干劲，从而使他们把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当成一项神圣的责任。然而，民主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通过鼓动资本家们与蒋介石展开公开对抗，子文已置这些人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上海资本家们不顾政府解散“闸北商会自卫队”（该组织类似于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镇压的商会武装）的命令，宣布将增加他们的经费预算。委员长迅速做出反应，发动了一场针对银行家的宣传攻势。上海商会所在地遭到了袭击。蒋介石派青帮匪徒去袭击商会大楼，该楼位于公共租界之内，不过由于是在租界条约签订之前修建的，因此得不到外国警察的保护。1929年4月24日，一伙暴徒冲进了大门，洗劫了整栋大楼。他们抢走了所有的文件资料和各种财物，还把4名雇员打伤入院。商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南京国民政府还迫使上海的各家报纸不得刊登有关此次事件的报道。

无力反抗的上海商会不得不在杜月笙一位名叫虞洽卿的手下的监督下进行重组，此后便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青帮和国民党的组织。

子文的初衷是想为自己在上海的商人圈里打造一个权力基础，不料却一败涂地。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个财政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政府财政的87%都被用作军费开支，并且这笔钱中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必须从预算中另拨一大部分资金用来偿还利息和本金。

中国大部分的财富仍然掌控在上海的银行家们手中。在蒋介石看来，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钱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来。子文认为绝不能再使用强迫勒索的法子，他想到了债券。

他这个点子充满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向各家银行减价出售政府债券，以接近50%的折扣卖给他们。政府将在正式发行之日前把债券存入各个银行，而银行则需相应地按照债券面值的50%将现金预支给政府。正式发行之后，这些债券将通过上海股票交易所、上海渣打银行和商品交易所上市出售。银行也可以选择暂时留存，待到商定好最终的售价后再拿到商场上出售套现。由于利润颇具吸引力，出售这些债券并不困难。即便是以12.44%的利率来计算，其利润也比直接投资工业或存款账户的直接利息收入要高得多。

根据现有的不太明确的数据估计，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银行直接持有南京国民政府1/2—2/3的债券，而这批债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银行家协会下属的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那里。由于他们实行连锁董事制度，因此这些债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数几位最有权势的大亨手中。

在上海那种人人梦想一夜暴富的商业气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债券市场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疯狂的债券投机开始了。从气候的变化到关于宋氏家族内部争吵的流言都能影响债券的市场售价，这给那些银行和银行家们操纵市场谋取利润创造了绝佳的机会。这其中又以与子文有关的消息最为敏感，子文和蒋介石之间如果发生争吵，必将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关于政府内部运转是否正常，有谁能比其领导层，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在一篇划时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尔指出：

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这场投机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启兴公司。该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财政部的另外两位官员创办。该公司与青帮大佬杜月笙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杜月笙本人则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会成员，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杜月笙与孔家之间关系紧密，据说他还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债券交易……由于能够提前获知市场趋向的相关信息，又有大量资金做后盾，该公司的几个头头操纵市场，使之剧烈震荡，上海的交易所简直变成了一个战场。

也许这纯属一个无心之举，但子文已经把上海的银行家们引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债券推销给了这些银行家，从而很不自然地把他们与南京国民政府绑在了一起。由于银行家的钱包里塞满了政府的债券，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支持这个独裁政权存活下去。

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高兴。1931年9月，日本夺取满洲里，从而在中日之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到了年底，蒋介石把子文纳入了自己的亲信圈子。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就一直控制着满洲里。东北军阀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他在火车上被好战的日本军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着，看张作霖的儿子会跟他们合作，还是会跟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帅”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结盟，日军于1931年9月夺取了这片最富饶的工业区，使之成为继1895年从清政府手中夺取的朝鲜之后日本的新占领区，从而使日本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境内，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关于日本的这次入侵，国际联盟只是不冷不热地回复说将进行“调查”，美国也拒绝出面帮助调停。然而，看到蒋介石竟然不可思议地拒绝武力对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劝诫民众“保持克制”时，中国人民愤怒了。

上海的抗议者攻击在沪的日本商业机构，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委员长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流言，称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有一项“秘密交易”——也许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为了确保日本人支持蒋介石接管上海而达成了一项协议。流言声称，蒋介石不可能对日采取行动，否则日本人将公布秘密协议的内容。另外一则流言则指向了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将军和蒋介石的首席政治顾问戴季陶。作为亲日派的首要人物，这两个人对委员长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说法颇为可疑。还有人私下谈论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家族的人与日本强大的企业联盟（卡特尔）之间有联系。这些企业联合控制着上海的工商业，而其中很多又与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正是因为杨铨发现了传言中这项秘密协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内幕，才导致他最终被蓝衣社暗杀了。

每当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蒋介石就会发现此时运用太极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冲过来，防守的人抽身闪到一边，让来犯者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与宋子文商谈之后，蒋介石在关键时刻进行了抉择。1931年12月15日，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与美龄一起去了位于山中寺庙里的那个疗养胜地。南京国民政府出现了权力真空，孙科当选为新的行政院院长，陈友仁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不过他们上台之后却发现，国库已经空了，军方也不肯合作。委员长虽然已经辞职，但军队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孙科连一支枪也指挥不动。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之后，也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回到了上海。离开南京之前，子文很有远见地（显然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财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带走了，并把国库也掏得一干二净。

大部分的省级政府也都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他们都不把收取的厘金和盐税上交给孙科政府。紧接着，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军事指挥官强烈要求孙科给他们发放军饷。此时的新政府虽然刚刚掌权，却已处于破产状态，并且毫无实权。此时宋子文公开预言说，孙科政府三个月内就会倒台，这给了它致命一击。听了“上海华尔街”的奇才口中说出的这番话，上海那些神经兮兮的经纪人立刻把所有新的贷款项目和债券发行业务都锁到了保险箱里。

承受巨大压力的孙科宣布将暂停债券兑付6个月。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月13日，上海开始发生挤兑银行的现象。政府发放的有价债券遭到抛售，投资者们试图在债券市场和中国经济坍塌之前挽回一部分利润。以杜月笙为首的国内债券持有者协会的帮会成员们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电报。几天之后，经过协商，青帮大佬们和张静江同意给政府提供一些贷款，孙科政府则答应恢复债券兑付。随后政府信守协定，重启债券市场，给投资者们兑付债券。但杜月笙和他的同党答应的贷款却没有兑现。

杜月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强迫得了的，因此孙科这一次必败无疑。新政府成立三周后，蒋介石与他的大舅哥宋子文及连襟孔祥熙商谈之后，同意返回南京。这一次子文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晋升。

由于日本人入侵满洲里，上海这边依然是余怒未消。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日本人居住区内的许多小商贩面临破产的命运。1932年1月中旬，日本一个著名教派的5名僧人在上海街头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袭击，一名僧人受伤，不治而亡。一群日本居民展开报复行动，冲突导致一名中国警察和一名日本居民死亡。1月18日，5名日本人在一座中国毛巾厂外遭到袭击。两天后，50名日本青年保护会的成员实施报复，他们手持尖刀和木棍来到毛巾厂，到处纵火焚烧，两名中国人在这场突发大火中身亡。

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中国道歉，偿付医疗费，并保证取缔所有抗日组织。1月24日傍晚，日本海军驶进上海港。两天后，一直在等待答复的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国防卫部队的指挥官说，如果从市长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日本将于1月28日上午采取行动。上海市政委员会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情况：

由于非常担心大量日本人居住的闸北区的安全，帝国海军决定往该地区派遣部队维持秩序……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手持武器的日本侨民已经开始沿着四川北路向前挺进……每到一处路口，都会留下一队人马。到了午夜，信号一发，各路人马便一起朝着铁路方向进军。日本海军陆战队遇到了中国正规军的抵抗……在1月29日的行动中，日本人派出飞机，炸毁了车站和停靠在那里的一辆列车。宝山路一带的一些建筑也被燃烧弹击中起火。

虽然中国军队的数量远远多于日本入侵者，但蒋介石一点儿挑战日本人的意思都没有。他只不过简单地向国际联盟发了一封呼吁电报，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了洛阳。

保护上海的唯一一支部队实际上是在未经委员长允许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它就是身经百战的十九路军。经蒋介石许可，从广州调来的这支部队被留在了上海，帮助杜月笙“少将”经营毒品生意和其他一些非正常性的工作。美国记者索克思如此说道：“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大家都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战斗感到吃惊。”不过士兵们伤亡很大，急需后援。

中国200万的武装部队就这么静静地在一旁观望。蒋介石最终派了一小部分军队前去支援。陈友仁这样记叙道：“1月31日，蒋介石郑重承诺，将在一个星期之内派遣10万部队前去支援十九路军……然而，真正到达现场的只有八十八师的9 000名士兵和八十七师的6 000名士兵。这两支部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不习惯现代战争，所以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过兵力却损失了2/3。”

在整个上海防御战中，杜月笙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青帮帮会成员则负责后勤保障。杜月笙这么做也许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一直以来，十九路军都是在为他服务，保护他的地盘。不过，考虑到另一个奇怪的事实，此事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因为宋子文为保护盐税而组织的那支三万人的税务警察部队也加入了这次非官方的防卫战中，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而没有妹夫的首肯，宋子文是不可能下令部队参战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试图从正面避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以避免正式宣战，导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不管是何原因，此时的上海人都明白，委员长正在玩某种神秘的游戏。

曾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哈佛大学学生费正清当时只有20多岁，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刚到上海，他正好看到了当时的战斗场面。“我们登上公共租界码头，离正在轰炸闸北区的日本‘出云’号巡洋舰和其他一些军舰只有几百码的距离……来自广州的十九路军在被炸毁的大楼废墟里挖掘战壕，继续作战。各种物资则是在夜间从100码宽的苏州河对岸运过来。日本海军无法把这支部队从这里赶出去。”

在费正清从河对岸看不到的地方，埃德加·斯诺正站在闸北那冒着滚滚浓烟的废墟上观察着一切。“1932年1月28日深夜，四处一片漆黑。九龙路那边突然传来步枪和机关枪的声音……我看到一个黑影突然定住，然后便倒下了。再远处，一名中国士兵趴在地上，爬进一个门道，开始射击。此时大街上空无一人，各家各户的铁百叶窗如同蛤蜊壳一样关得紧紧的，最后一盏灯光也熄灭了。”

1932年3月3日双方停火之后，将近60万人成了难民，贸易完全中断，关税收入下降了75%。另外约有900家工厂和商铺毁于战火或处于停业状态，总损失达1.7亿美元。

宋子文对日军进攻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并由此做出了一些危险的结论。“如果让中国在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这番颇为大胆的言论是他于1932年3月在接受卡尔·冯·威甘德采访时说的，这让他直接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话从这位富有的金融家兼财政部部长的口中说出来，起到的反偶像崇拜的作用更大。在文章一开头，冯·威甘德就指出，由于子文拥有大量的财富，他被称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

我们坐在上海法租界内他那座金碧辉煌的别墅的会客厅里。别墅四周围着12英尺高的院墙。两座大门都是用厚厚的纯铁打造，门上连一个小洞都没有，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院子里有8个持枪的警卫，其中两人肩上还挎着短筒防暴枪。他们的口袋里都鼓鼓囊囊的，我敢肯定里面装的不是苹果。

由于激动和怨恨，宋先生的声音有点颤抖。他这个人平日里就很少说话，更不用说在公开场合了。

“你看看，中国难道不是正在被逼入绝境吗？而世人却袖手旁观，一点儿也不愿意帮中国的忙。”

这里所说的“世人”，很显然指的就是国际联盟。

“中国已经受到侵略——满洲里和上海都遭到了侵略。而侵略中国的国家不仅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还是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非战公约》及《九国条约》的签署国。”

“在满洲里和上海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开战之前以及整个战争过程中，从没有按照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规定的原则进行交涉。”

“他们从未正式宣战，但战争还是打起来了——在满洲里，他们是打着‘剿匪’的幌子，而在上海则是无耻地声称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后来，侵略者又把这件事称为‘上海事件’，还一度称之为‘紧急状态’。”

“现在我们可知道未来的战争会叫什么名字了。”

“‘上海事件’——没错，确实是一次‘事件’，一次导致一万两千余人伤亡、损坏上亿元资产、致使整个上海商界瘫痪数星期的‘事件’。国际联盟和其他大国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甚至还允许日本人把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

“如果中国为了国家统一并免遭外国军事统治而转向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话，你会感到惊讶吗？”

当大家都心急如焚的时候，蒋介石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共产党身上。他现在仍需为自己的“剿匪行动”提供经费。

子文担心，把目光只盯在共产党身上会让蒋介石忽视日本可能带来的真正危险，这一观点得到许多金融大亨和留洋归国的专业人士的赞同。1932年春，这些人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名为“反内战同盟”的组织。子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该同盟的会议，但他说，该同盟是“由民族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其“势力正在迅速增大，很快就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宣告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合法的行为”。该同盟承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把钱用在打内战，而不是抵抗外国（日本）侵略上的话，他们将停止给它提供一切经费。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古老而棘手的话题，在共产党和蒋介石政权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已存在。无论政府面对的内部敌人是“拳匪”、太平天国义军还是哪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任何政权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使中国免受外来侵略。但是，在如何定义什么是“外来”的问题上，同盟内部产生了分歧。该同盟成员都是上海各界的精英分子，其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是苏俄势力在中国的延伸，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运动。于是，关于他们到底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被提交给了该同盟的常务委员会。把持常委会的是杜月笙和坐“上海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这两位富有的慈善家。委员长刚任命杜月笙担任“剿匪总负责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常委会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后来由于又受到一些其他挫折，该同盟也就半途夭折了。

子文对这种情况非常反感，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了几周后，他决定再次提出辞职。机会马上就出现了。

正如大卫王把拔示巴[2]的丈夫打发到前线作战一样，委员长把英勇善战的十九路军调到了遥远的福建省去对付那里的共产党，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掉这支在上海保卫战中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作战部队。很显然，蒋介石对它的英雄行为又妒又恨，他正准备再次对红军游击队在深山中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可以借此机会派十九路军到前线去，让它被红军吃掉。

调离十九路军就削弱了上海的防御力量，引起了上海金融界人士的极大不满。这正好给了子文一个现成的能打动他那些金融界同僚们的理由，于是他便于1932年6月4日提交了辞呈。

此时的子文暂时处于上风，他在筹款方面很有一套，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因此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辞呈。两人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如果能把子文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院长，他还可以继续兼任财政部部长。这意味着汪精卫必须让位。子文还设计使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用部分鸦片收入来支付政府沉重的军费开支。

根据商定，能屈能伸的汪精卫于1932年10月宣布自己因病将去国外“就医”。子文当上了行政院代院长，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于是他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再次发起抗日运动。

日本人目前已经占领了满洲里，接下来，他们很可能以消灭共产党的名义侵犯附近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等省份[3]。子文号召人们起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还号召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抵制日货，并再次谴责国际联盟对日本侵略满洲里和上海的行为没有做出有效的回应。日本人果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热河发动进攻，在1月飞到热河组织部队抵抗的是子文，而不是蒋介石。陪他一起去的还有少帅张学良。

子文在财政方面虽然比较保守，但从热河回来后，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组织上海的银行家们开会，又发行了一批债券，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购买对日作战的武器装备和发放军饷。委员长很快便出手加以阻挠，驻扎在热河省会的中国军队一仗都没打就被蒋介石撤走了。随后，为了让子文老实点儿，汪精卫的政治病奇迹般地“治愈”了，并返回国内继续担任他的行政院院长之职，并且还与日本人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再次回到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位子上的子文发现自己所有的收获都变成了泡影，蒋介石又一次欺骗了他。1933年5月31日签署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是把热河省旁边的河北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子文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很值得表扬，但在中国政坛上他却是一败涂地。他的同僚们经常说，因为他不愿意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所以才会到处碰钉子。1932年上半年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让民国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收支平衡。不知是何原因，委员长在短期内缩减了军费开支，也许是特意做出这一姿态，以向日本表明其军事力量并非以抗日为目的。不过，《塘沽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子文暂时取得的虚幻成就也就化为了泡影。

子文常被比作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组建了一家国家银行来充当政府金库。1928年，他就曾与上海的两家主要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打过交道。建立之初，这两家银行都属于国家所有，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时期，它们落入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掌控之下，管理层现在也不愿意把它们交给子文。由于银行界是政府债券的重要发放市场，子文并不想与金融家们为敌，而是采用权宜之计，从这两家银行借款组建中国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原德国俱乐部旧址。

到了1933年5月，局势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仅仅是继续暗中干扰，子文的工作就不可能取得更多的进展。为了避免落得个鸡蛋碰石头的下场，对他来说，更好的办法也许是应该离开中国政坛，到一个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领域里去一显身手。而此时，“财富”也早已来到了他的眼前，亨利·卢斯旗下的1933年第6期《财富》杂志样本运达上海，大幅报道了中国的这位传奇式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

亨利·卢斯这么做是为了兑现自己1934年许下的诺言。当时他亲自到赶到上海来参访，在法租界子文家中的多次长谈中，卢斯曾一再督促子文去美国转转，声称他肯定会受到美国金融界和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为了促成此行，他们做了如下安排：给子文发一封会议通知，邀请他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子文可以从伦敦动身去纽约和华盛顿。卢斯做出专门安排，在子文抵达美国前夕，在杂志上对其进行大篇幅的报道。此外，他还安排子文在伦敦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

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文章这样写道：

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

子文施行的许多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很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些政策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卢斯和《财富》杂志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比如，子文通过牺牲广州商人的利益，并帮助从上海和北京的商人那里敲诈资金，为蒋介石上台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发行债券，他把中国资本家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地位。废除厘金制度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统一征税，而其他地区的那些小官僚们仍然继续征收厘金，因此国内贸易便肩负着新旧两种税收负担。从很多方面来看，子文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事情复杂化了。

尽管如此，《财富》杂志却说这种统一征税制度受到了中国商人的广泛欢迎。卢斯写道（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实际上是他写的）：

他因为鼓励贸易而受到商人们的喜爱。尤其是他取消了厘金制度，一种每到一个城市都要收税的税务制度，它不但妨碍并延迟了货物运输，而且由于要对官员进行贿赂，或者受到不当估价，商人们要额外缴纳数目不详的费用。商人们明白，厘金税以前在政府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宋子文做出的牺牲很是感激。

卢斯还赞扬了子文在征收盐税方面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盐税……总是带有勒索的味道。宋子文决定不再继续受人蒙骗，他打起灯笼四处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人选就在眼前，他除了有三位名声显赫的姐妹之外，还有两位不太为外人知道的弟弟。他选了年龄最小的弟弟子安来管理盐税事务。子文事先充分考虑到了子安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对付偷税漏税者、如何对付那些抢劫运送税款的驴队的土匪等。因此，他组织了一支人们称之为“宋家旅”的军队，这支盐税征收军的旅长显然也有了合适的人选，因为子文有个漂亮的妻子，他妻子有一个弟弟，姓张。

卢斯承认这一系列任命有点儿任人唯亲的味道，但还是根据发表的需要为此做了辩护。他曾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对助手说：“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公开宣传中，最不好处理的就是关于宋氏家族的问题。他们……是中国奉行亲美政策的主要力量。因此，跟他们搞不好关系，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不过，在那些粗心大意的美国读者眼里，这种夸大其词的赞美让他们觉得子文似乎成了中国的希望所在。

1933年5月16日晚，美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收听了子文本人在伦敦发表的演说，《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对他这次演说的主题做了报道。他这次讲话的切入点为他今后10年的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因为他把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夸得天花乱坠。他的观点在华盛顿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政客、将军和传教士们）都愿意把美国当成中国人的救世主、天然的盟友以及两情相悦的“情人”。这种厚着脸皮的巴结逢迎，再加上卢斯预谋已久的宣传攻势，将使得美国人打开钱包，把大把的钱倾倒给宋氏家族统治下的中国。

子文说道：“在美国革命后的数年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中断了，结果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大萧条。随后，这种经济萧条情况突然转变了，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因为美国商人在中国拓展了贸易。”

“美国一些最显赫的家族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无论是罗斯福这一支还是德拉诺家族那一支的人，在两国早期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数百万美元的金钱可以在不用任何书面担保的情况下进行交接。这是一种互尊互信的极佳范例。”

“美国没有用枪逼着我们硬买下那些商品，我们是因为真心需要才自愿购买的。起初我们简直不太相信还有这种好事，但慢慢地我们便明白了，我们正在跟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民族打交道，这个民族正努力创建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并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新的贸易。”

“各位知道中国议会成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毕业于美国的各所大学吗？我本人就忝列哈佛大学校友会的名录中。”

“我本人的直系亲属里，我妹妹蒋介石夫人是在威尔斯利学院上的学。我的两个姐姐，孙逸仙的夫人和实业部部长孔祥熙的夫人都是在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的学。”

就这样，子文在美国开始了戏剧性的“求爱”之旅。此后宋氏家族的成员将奔走在美国人的鞍前马后，在巴结奉承、小心侍候之外，还要充当他们的买办。宋家人将负责制定各种规则，帮美国人拎拎钱袋、记记账目，此外还要负责分辨哪些是他们的对手，哪些是来捣蛋的。美国人只需要负责给钱就行了。而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自认为道德高尚的感觉而已。

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般。1933年8月，在从华盛顿返回中国之前，子文与美国农业局成功谈妥了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贷款，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交付中国。这些商品将刺激中国面粉行业的发展，而宋家恰巧是其中的主要投资商。

这一成功之举在中国可谓史无前例，但子文低估了与其敌对的日本企业对英国和美国金融家们的影响力。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子文提出成立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但摩根家族、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机构慢慢地不再理会他的这个计划。美国金融界人士非常担心触怒好斗的日本人。

子文回国后，日本媒体加强了反对他的宣传攻势。日本外交官不断给蒋介石和孔祥熙传话，警告他们必须将子文从政府解职。

比这一切更令子文震惊的是，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中，蒋介石又在计划之外从上海的几家银行里挪用了6 000万元的资金。这些钱很显然都被委员长用在了最近一次发动的“剿共行动”上。这个洞又需要子文来给他补了。

1933年10月25日，为了偿还这笔钱，子文与蒋介石商量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随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为最近发动的这次“剿共行动”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没有成功。但这一次，他把责任归结到了子文的头上。蒋介石火气越来越大，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他指出，如果子文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资金，这次行动就会成功。当子文为自己辩护时，蒋介石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件事虽然两位当事人都没有出面证实，但人们都认为确有其事。）

子文捂着火辣辣的脸离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随后便递交了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辞呈。对于他这次突然隐退，官方媒体的说法是由于“健康原因”。

会见媒体的时候，子文对关于他得了“远东病”一事自嘲了一番。私下里，他自己也承认：“当财政部部长跟做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子文脸上挨了蒋介石一巴掌这件事还真的要怪孔祥熙。不过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

1933年10月29日，这位孔圣人的第七十五代直系后裔取代了宋子文，被任命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不过没人指望他能干出点实事来。孔祥熙当时已经52岁，有很多内在的东西一点儿都没变。他确实也采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举措，但结果只能让情况倒退。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成了蒋介石的御用“印鉴”，也就是一枚橡皮印章。孔祥熙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再加上还要不时讨好一下自己的老婆宋霭龄，结果把子文为中国经济建立一个独立金融基础的所有努力都破坏殆尽了。从孔祥熙上台到“二战”结束为止，人民的生活费提高了2 500%，孔祥熙于1935年新发行的中国纸币（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张。从报纸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拎着好几篮子的钱到市场上去买几个鸡蛋。

埃德加·斯诺如此写道：

蒋介石很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没有公开反对他的意见。但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他的能力跟12岁的孩子差不多，”英格兰银行驻中国代表西里尔·罗格斯有一次满怀厌恶地对我说，“如果我把他有关银行业务的谈话录下来，拿回国去放给别人听，那就再也不会有谁拿蒋介石的政府当回事了。”

白修德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

他浑身圆胖，面色柔和，下巴松弛，有点下垂……这是漫画家们最爱的形象……他为人友好，不喜欢吵架或惹事，别人一个微笑或者跟他诉诉苦，都能哄着他去给人家办事。那些百折不挠的美国推销员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客户。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那些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可爱，便称呼他为“孔老爹”。

大家普遍认为，孔祥熙是典型的中国做派，相比而言，子文则已是完全西方化了，其直率的态度和简洁的语言风格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新共和》杂志记录了子文当财政部部长时的一段往事：

财政部的员工们时刻都处于紧张状态，他们不能安排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离开办公室去赴约……那些中国员工想出了一个办法来避免挨批受辱：每天上午他们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个人到外面放哨，看子文的专车来了就赶快通知。这样，等子文进入办公室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埋头统计数字，忙得连抬头跟他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下属基本都是宋氏家族的亲友和门客。正如王裕震所说的那样，孔祥熙是“中国政坛上的温和派，他试图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几乎不带一丝口音。孔祥熙则更喜欢按照中国的套路行事，喜欢说汉语，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

子文像纽约金融大亨那样领导着财政部，这让他受到西方人的欢迎，但也因此在南京树立了很多敌人。性情随和、品性善良而又极富耐心的孔祥熙则完全不同，不管自己的做法多么轻率，只要能暂时解决财政上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会高兴地使用手里握着的那一大把橡皮图章。有关他的趣事还有很多，在此再举一个庆龄给他起诨名的例子就行了：当庆龄听说孔祥熙自称是孔夫子的直系后裔时，从此以后便干脆直接喊他“圣人”。

截至1927年，孔祥熙主要是充当宋氏家族的中间人，在蒋介石和北洋军阀（尤其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牵线搭桥。他在与他们达成一项财政交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使得两人倒向了蒋介石的一边，并把北京拱手让给了他。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宣布就职后，作为奖励，孔祥熙被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工作到1932年。在这段时期，他对发展强大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可以用纺织行业面临的一个困境来加以说明。《中国杂志》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在老河口，一担优质棉花价值20美元，那里的军阀征收不少于16美元的税。由于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人可以不用缴纳这笔税款。因此，他们不但可以从内地购买棉花供自己设在中国的工厂使用，还可以把购来的棉花卖给中国工厂。这样一来，日本人不仅能够把棉花出售给中国工厂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自己的工厂还可以享受低价的原材料。如果中国工厂使用进口棉花，必须缴纳14—15美元不等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棉纱之后，中国工厂还要为每捆棉纱再缴纳8.5—11.63美元不等的货物税。如此一来，中国工厂的每件棉纱的成本要比日本工厂高出22—26美元。

很显然，中国商家急需政府保护其免受日本企业的恶性竞争，并减轻其税收和关税负担。孔祥熙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对此事置之不理。子文同美国谈好了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贷款5 000万美元的交易，可以说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制造商终于有一个公正的机会与日本企业搏一搏了。就在此时，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插了一脚，他取消了日本企业的关税，本国同胞们宝贵的成果全都泡汤了。

1932年春，孔祥熙被任命为特使，负责考察西方工业组织，“目的是促使中国工业实现现代化”。他计划出国一趟，到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

陪他一起出国的还有孔夫人和时年15岁的孔令侃。这是霭龄自大学毕业后第一次重返美国。由于蒋介石的宣传部门没有把宋家这块抹布洗干净，上海这边关于蒋家、宋家和孔家的很多肮脏的流言都已经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很显然，霭龄发现她贪财的名声已经先她而至。她想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看看，但又很担心当着老同学的面出丑。

据在此次访问中见过霭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一名杂志编辑尤尼斯·汤普森回忆：

看到孔夫人留下了真实的女性烦恼的泪水，我亲自取来氨水精油来使她镇定下来……她很担心，即便在离开这里之前的最后一刻受到可能面临的指责，她也无法接受。不过我们向她保证，绝不大肆张扬此事，那些知道她需要安静和私人空间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也很配合。我们只通知了她的同班同学，这些人从全美各地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跟她会面。整整两天的时间里，她见到的全是自己熟悉的面孔，终于可以暂时把国家大事的负担从身上卸下来了。

霭龄对“这片熟悉的土地和那些自己喜爱的熟悉的面孔”感触很深，于是设立了一笔一万美元的奖学金，以纪念她在校时的院长杜邦·盖里。

孔氏夫妇随后乘船去了欧洲，进行这次出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参观德国蒸蒸日上的军事工业。孔祥熙从德国购买了价值2 5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当时很时髦，他的妹夫又是其头号拥护者，于是孔祥熙决定去拜会贝尼托·墨索里尼。

霭龄先行一步来到威尼斯，墨索里尼派来的欢迎团乘坐一艘饰满鲜花的汽艇前来迎接。霭龄故作姿态地说道：“你们真是太好了。不过让你们劳师动众，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孔祥熙抵达后，同意大利人达成了一笔交易：中国仍欠意大利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的钱，将用来购买“菲亚特”战斗机。墨索里尼让他那相貌英俊、皮肤黝黑的女婿，驻华大使齐亚诺伯爵负责具体办理此事。意大利人对处于婴儿期的中国空军的资助进一步扩大，准备在洛阳建一所飞行员培训学校，在南昌成立一家“菲亚特”飞机组装厂。

孔祥熙在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如此“成功”并不足为怪。当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才刚刚建立，急需合适的右派势力来购买其武器装备。当时意大利是头号法西斯国家。与业已成名的墨索里尼相比，身穿不合体的服装、脚穿破底皮鞋访问意大利的希特勒只不过是个新手。当时墨索里尼已经把罗马的大街小巷整饬一新，所有的贫民窟也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使这座古老的都城恢复了古典的开放和壮观面貌。

宋子文一直在劝说蒋介石忘掉共产党，保卫中国免受日本人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鼓励蒋介石亲近日本，“剿灭”共产党。意大利和德国都在急着寻找盟友，而中国的地位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她与苏联的东部边境接壤。局势很明显，如果苏联忙于东部边境的事务，那么她对西方的威胁就会减少一些。委员长对法西斯国家的军事警察体制也越来越迷恋。最终他派自己的小儿子纬国去德国接受纳粹教育，这也许是为了弥补其长子背叛他而留下来的遗憾。纬国后来在德国第九十八步兵团担任少尉，在回国之前还曾于1938年参加过入侵奥地利的军事行动。

孔氏夫妇结束欧洲之旅动身回国之时，打子文耳光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宋氏家族历史上颇有教训意味的一个时刻：家族内部不同成员间发生了利益冲突，从而带来了惨痛的后果。

了解一下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非常重要。1933年4月，孔祥熙恰好在子文动身去欧洲和美国之后返回中国。如此一来，孔祥熙这只金融界的老鼠就可以趁着宋子文这只老猫不在家的机会随便玩了。

子文一直竭力让蒋介石紧缩反共方面的预算。但是，子文一离开，蒋介石便狡猾地任命孔祥熙担任中国中央银行的总裁，命令他多印钞票。4个月之后，子文从美国返回，发现蒋介石已经比预算超支了6 000万元用在他最近的一次“剿共行动”上。让妹夫蒋介石得逞的正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家庭成员之间斗智斗勇，其中一位利用另一位来战胜了第三位。子文对孔祥熙的行为非常恼火，对蒋介石的表里不一也气愤不已，他急匆匆地去面见委员长。正是这次见面引发了最终的争吵，最后蒋介石扇了子文一记耳光。随后子文辞职了，孔祥熙取代他的位置担任财政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

不过，孔祥熙为此要负多大的责任呢？他仅仅是做错了事，是一个被蒋介石利用（也被霭龄利用）来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好心的傻瓜，还是事先已经知道他这么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一点Long Bar酒吧里的那些人从来没有得出定论，就连端纳也不能确定。“他的话一文不值，”端纳在1928年被孔祥熙骗过一次之后，在信中向一位朋友抱怨说，“他没有坏心，但请上帝让我们离这样的好心人远一些吧！”

如果说孔祥熙是个傻瓜的话，那他也是像狍子的那种“傻”。

接过子文的职务对孔祥熙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晋升。不过令人头疼的事情也接踵而来，要不是他，一般人还真的顶不住。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宣布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以财政部部长的身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全国人民自愿为反共运动捐款，并直言不讳地宣称“剿共”运动的成功比平衡国家预算更重要。这些话是他为破坏子文苦心孤诣5年建立起来的财政紧缩制度而打出的第一记重拳。

12月16日，孔祥熙把香烟税提高了50%，上海有12家卷烟厂应声倒闭。

像子文之前所做的一样，在筹措经费方面，孔祥熙也主要依靠发行债券，条件也与子文当初提供的一样具有吸引力。到1934年中，上海各家银行超过1/3的收入都与政府绑在了一起。这给农村和工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本该用于向工业和农业提供贷款的资金却通过债券流到了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手里。实在是没有比购买孔祥熙的债券赚钱更有吸引力的事了。国内银行用白银来购买债券，这些银子通过国内金融市场，沿着长江运送到乌烟瘴气的金融港上海。有两年的时间，各家银行把自己的银行储备都用来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可谓兴盛一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经济则陷入了一片萧条之中。

银行家们短时间内拥有的这片伊甸园不过是傻瓜的天堂。一段时期以来，世界其他地方一直处于大萧条之中，现在这条大蛇已经慢慢侵入了上海。1933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同时为了满足受经济下滑冲击的西部以矿产为主的几个州的需求，美国财政部开始用白银作为国库储备。国会给白银的定价是每盎司[5]50美分。对上海的金融家们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不购买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而是把他们手中的白银出售到美国，就可以赚取10%的纯利润。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中国的白银快速流向美国，债券销售陷入停顿。白银外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紧缩，银行贷款利率急剧增加，这些确实给赤字财政带来了威胁，现在南京国民政府连自身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孔祥熙茫然不知所措。他能想到的阻止中国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实行禁运。这位财政部部长宣布：“在接到下一次通知之前，严禁进行外汇交易。”没人理会政府的禁运政策，于是政府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政策。如果堵不住白银外流的口子，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一项声明：“鉴于白银价格涨幅已与一般商品价格很不相称，为了保护中国经济利益，维持中国货币稳定，现决定自10月15日起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这项声明决定对白银征收10%的关税。虽然还有不少人进行走私，以避开关税，但大部分交税的人在纳税之后，其白银价格已经与英美市场上基本一致。如此一来，白银外流停止了，但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经流失了一半，并且孔祥熙的禁运政策也让中国货币贬值了近20%。

面对急剧缩减的政府债券市场，急需资金的孔祥熙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中央银行。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候，规定银行在政府债券投资方面不能超过1 300万美元的最高限额。1934年，孔祥熙把这个数额增加到了1.73亿美元。孔祥熙用政府银行里的钱购买政府自己发行的债券，并给政府发放贷款。如此一来，蒋介石的金库又充实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种财政乱伦。

孔祥熙给白银贸易施加的10%的关税壁垒导致白银贸易中断，但投机者们把目标转向了其他贵金属，于是黄金价格便跳空暴涨。作为中国黄金专卖机构，中央银行在新兴起的黄金市场里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他还免除了银行的白银出口税，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单独向海外市场出售大宗白银，从而获得不菲的利润。即便如此，单凭中央银行一家也无力把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支撑下去。

于是，政府再次采取紧急措施，避免破产，并找寻一条出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使整个银行界臣服在它的脚下。尽管很不情愿，但蒋介石还是意识到他现在还需要那位中国金融界第一奇才的帮助。他咬紧那副不太合适的假牙，派人请来了宋子文。两人都是姻亲，表面上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冷冰冰的、直截了当的事务安排。

子文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似乎永远也停不下来。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之后，他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基地迁到香港或纽约，把精力都用到商业上面，做个全球闻名的大富翁。然而，现在的子文还年轻，充满爱国思想，他的心还是跟中国际联盟系在一起。他曾努力在古老的中国推进革命，并对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虽然时间很短）一直念念不忘。

子文一直在上海经营一家他称之为“中孚公司”的私营企业。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吸引外国人向中国的工商业进行投资。他同时还经营着自己的债券市场，吸引美国公司来中国投资，把人造纤维、化肥、造纸、橡胶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引进中国。

蒋介石手里有权，但兜里没钱。子文知道怎样能把口袋装满，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不了蒋介石那一套。他们最终达成如下协议：孔祥熙继续做财政部部长，受蒋介石指挥，并做他们俩的中间人。子文继续做他的私人金融家，不过蒋介石和孔祥熙有事的话可以找他一起商量。跟以前一样，担任数家银行董事并将其他多家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杜月笙在幕后支持这三位姻亲兄弟。他们将一起合作，一次性把上海所有的银行理顺，实现国有化，届时子文将掌控所有国有银行。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有能力抗衡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政策，限制蒋介石在财政上的过火行为。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大上海银行事变”,在这场阴谋中唱黑脸的是孔祥熙，不过他早就被上海的私人银行家们看作一个恶棍了。子文则仍然待在幕后，给孔祥熙提供指导。

1935年5月，政府首先通过了《中央银行法》，要求所有银行要把1/4的资产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有价证券，并且这些债券和有价证券将由中央银行代为“托管”。这种做法与委员长派军队直接去抢这些银行没什么区别，自然遭到他们的强烈抗议，不过这些抗议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强制执行新的《中央银行法》，而是有选择性地将其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加以实施。

由浙江和江苏两省金融大亨组成的上海银行家协会控制着中国将近3/4的银行资产，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只有两家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和差不多是由蒋介石私人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们预见到了将会发生的一切，其中看得最明白的是大富豪张嘉璈。张嘉璈是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控制着上海的另一家大型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加起来的规模是政府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的三倍，控制着全中国所有银行近1/3的资金。这位特立独行的银行家现在也到处在讲宋子文一直在强调的观点：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方面花费的钱财太多了，并且南京国民政府的债券一分钱也不值。

为了使自己投入大半辈子精力的银行保持独立，张嘉璈准备做最后一次努力：作为反击，他抛出了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而在此时，孔祥熙正在向那些心不甘情不愿的投资者们兜售价值4 000万元的债券，张嘉璈的这一举动对他形成了干扰，必须让这个爱找麻烦的张嘉璈滚蛋。

这一次，孔祥熙非常小心地采取行动。如果民众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失去信任，那么即便是政府把它们接管过来也于事无补。1935年2月28日，在一次有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三人参加的会议上，委员长坚持要求采取行动。

孔祥熙随后立即对这两家银行发动了一场流言攻势。孔祥熙跟那些心怀不满的商人们逐一谈话，每次都含沙射影地指出，目前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大银行家们造成的。商人贷不到款，资金缺乏，利息惊人，原因正在于此。他和霭龄拿出自己的钱来大方地款待那些容易受骗的上海实业家，挑拨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和杜月笙也出面帮腔。

那年2月，银行界大亨杜月笙组织上海商界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杜月笙和孔祥熙都承诺，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合并成一个银行财团，中国的商业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府也就可以轻松地发放低利率的贷款。一切都设计得非常巧妙，这些看起来都是他们俩的个人设想。很多银行家都被这些会议的论调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毫无征兆也没有提醒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将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似是而非地对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指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增加这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便向商人们提供更多的贷款来应对目前的经济萧条。然而，等到接管交接完毕，孔祥熙便“忘记了”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的事。

作为参与本次事变的奖励，宋子文取代了张嘉璈的位置，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宋子文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告诉媒体，政府夺取这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的“目的”，只不过是因为“协调政策之需要”。张嘉璈被挪到了中国中央银行排名第二的助理经理的位子上，直接归孔祥熙管理。他跑去找蒋介石求情，这位曾经坚决抵制北洋军阀的银行家败在了“宁波拿破仑”的手下。他跟蒋介石说自己身体非常“虚弱”，无力接受政府在中央银行给他的任命。这样，整个接管宣布大功告成。（张嘉璈最终去了洛杉矶，在洛约拉学院任教。）

随后，孔祥熙采取威逼利诱的办法，与这两家银行的董事们办理了交接手续。1935年3月30日，中国银行选举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和杜月笙当选银行董事。在这次接管之后交通银行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宋子良又上了董事会的名单。此外，子文和子良在中央银行的董事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继3月的行动之后，6月又有三家重要的上海商业银行被巧妙地接管。几乎在突然之间，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这三家银行发现自己的信誉已经“垮台”，他们已经无力兑付现金。政府强迫这几家银行的经理辞职。这三家银行都被置于孔祥熙掌管的实业银行（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宋子良、宋子安和宋子文）的监管之下。杜月笙则当选为通商银行董事会的新主席。

南京国民政府还取得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的控制权，宋子文被提名进入该银行董事会。据传“遇到资金困难”的广东银行也得到子文“出手相助”，待到该银行再次对外开放时，子文变成了其董事会主席，宋子安担任总经理，宋子良则担任中国农工银行的新任总经理。随着广东省的各家银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宋子良被人提名为广东银行和广东银行的总经理。随着一家又一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公司落入到这个家族手中，这份名单也越来越长了。

宋子文的两个弟弟占据的肥缺绝不止这些。年龄最小的子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除了银行里的职务之外，他还掌管着食盐专卖局，他手下的三万盐务警察由子文的妻子张乐怡的弟弟负责。范德堡大学毕业的宋子良在孔祥熙的实业银行担任总经理。同时子良还担任黄浦港务局局长，管理青帮把持的上海港。码头附近的一切事务都归杜月笙的手下顾竹轩负责。在中国沿海地区，即便是最丧心病狂的暴徒听到他的名字也会感到心惊肉跳。蒋委员长手下有一位名叫顾祝同的干将，后来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因皖南事变而为中国人所不齿，顾竹轩正是此人的哥哥，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提起此事的人就更少了。

子文似乎对自己担任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主席一职非常满意，现在他的手中掌管着股票、债券和国际贷款等大权，这一切慢慢变成了他新的专业特长。他可谓是如鱼得水，为中国工商业引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硬通货投资，并小心翼翼地扩大自己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热门股票上的投资。据说，除了其他公司的股票之外，他个人还拥有大量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股票。现在的宋子文很明智地避开各种政治活动，只在幕后操纵事情的发展。在公开场合，他支持孔祥熙的各种政策。在一段时间里，他快速积累了大量的钱财，但他与蒋介石及宋氏家族另一支派之间的争吵从未停止过。

接下来，孔祥熙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政策，一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白银价格波动，中国经济遭受了损失，于是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取消银本位，把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简称法币。不过，稍微动一下脑筋我们便不难看出，孔祥熙只不过是在用纸币兑换白银。白银的数量他控制不了，而纸币就简单了，他只要加快开动印钞机就行了。根据1935年11月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有银行和个人手中的白银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完毕。4家银行被授权发行新的纸币，它们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按照计划，整个兑换过程将由货币储备局进行监督。货币储备局将准备足够的白银储备，以防预期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和那位杰出的慈善家及人道主义者杜月笙等受人尊敬的银行家都在该局任职。

当孔祥熙再次发现自己的金库面临赤字时，他没能抵抗得住诱惑，开始滥发纸币。1935—1937年，流通的法币数量从4.53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货币有白银作支撑，剩余的5亿多元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而印刷的毫无价值的废纸。1935年之后再没有相关的准确数字，因为在那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和支出情况。后来出现的令人震惊的通货膨胀当然不能全都怪到孔祥熙头上，但他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很显然，南京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利用孔祥熙的经济政策及其操纵的通货膨胀大发横财。中国的各家银行现在已经全部落入了一个大家族（虽然并不和睦）的手中。

[1] 诺克斯堡位于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自1936年以来成为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地。此处意为“后盾”“靠山”。——译者注

[2] 拔示巴是大卫手下军官乌利亚的妻子。大卫爱上了拔示巴，在一次战斗中，大卫下令“不要支援乌利亚”，导致乌利亚不幸战死，之后大卫与拔示巴正式结婚。——译者注

[3] 热河、察哈尔及绥远在中华民国时期曾为省级行政区。——编者注

[4]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财经专家，也是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译者注

[5] 1盎司≈28.35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