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现在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备受人们敬仰。他几乎是无处不在。1935年，杜月笙设在法租界里的中汇银行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保持营利的私人银行之一，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然而，经济学家帕克斯·小科布尔却指出：

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业圈里声名显赫，但他终究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黑社会头子。就连与他有着密切商务往来的孔祥熙也不得不时刻提防他的权势。进行法币改革的那段时期，孔祥熙把杜月笙也放进了货币储备局。因为杜月笙名声太臭，英国顾问弗德里克·利思–罗斯爵士反对这一任命。孔祥熙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不过他告诉利思–罗斯，杜月笙“毫无疑问是一个投机者，但他同时还是黑帮头子。上海有10万人服从他的领导。他随时都会给我们制造麻烦”。

孔祥熙和利思–罗斯之间这场关于财政问题的谨慎谈话就发生在孔家的豪宅里。身为家里的女主人，霭龄也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很显然，这是孔家人的一贯做法，这样霭龄就可以对她听到的情况加以利用。）当两位男士在一起商讨各种可能实施的白银改革措施时，霭龄开始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利思–罗斯慢慢意识到他正在被她摆布。盛怒之下的利思–罗斯中断了谈话，阔步离开了孔家大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备忘录里都有记载。

霭龄根据自己对谈话的理解，把政府即将转变外汇交易政策的内幕消息透露给了杜月笙。哪知杜月笙误解了霭龄的话，结果投资失误，损失了5万英镑，这在当时相当于25万美元。杜月笙不愿意自己承担，他向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银行来弥补他的损失，遭到孔祥熙的拒绝。利思罗斯回忆说：“当天晚上，6个送葬的人把一口头号棺材放在了孔博士的家门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对一位近期在外汇市场上遭受损失的“爱国市民”进行赔偿。

在监督白银兑换纸币的过程中，利思–罗斯偶然发现了另一件有关财政的怪事。这件事与1933年4月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这家银行与委员长的关系极为密切，即便不是由他直接控制，至少也是为他个人服务的。中国农民银行是征收鸦片和海洛因税收的一个渠道，被外界称为“鸦片农银行”，受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觉手头缺钱，这家银行便开始印钞票。它从不接受任何部门的审计，利思–罗斯提出，这家银行必须经过审计之后才能授权发行政府新出的法币，结果导致蒋介石大发雷霆。中国农民银行最终也没有公布自己的账目。

尽管孔祥熙在经济上犯下了可怕的错误，导致中国经济近乎窒息，但每当遇到财政方面的困难，蒋介石似乎总能应付过去。这是因为，虽然蒋介石本人对经济不感兴趣，但他却有一个巨大的税收来源，确保他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汇。这个稳固的财源就是毒品交易。青帮对中国黑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源于其对鸦片运输的垄断，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像云南之类的几个省份，其唯一能够向外输出的商品就是鸦片。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用毒品收入来支付大量的账单感到惊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英国人良心发现，退出了鸦片贸易，从英国人那里传到中国的鸦片贸易便落到了中国黑社会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的军阀混战时期，鸦片也是统治中国各省的军阀首领们主要的税收来源。通过征收鸦片种植税、运输税以及对烟馆和吸烟用具等征税，这些小独裁者们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来满足自己辖区内的军事和民用方面的需求。孙文曾经向广州的鸦片烟馆征税以增加收入，缓解拮据的财政，蒋介石从鸦片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现实的用途，只不过他的动作更大。

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那将给他的军队提供一个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来源。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20年前，正是由于杜月笙向黄金荣提出的同样的计策，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三合会组织合并成一个青帮控制下的鸦片垄断联盟。蒋介石不过是想把这一策略“提升”到国家高度。1927年，在宋子文还没有答应加入新政府之前，身为财政部部长的他已经开始着手组织一个官方的鸦片垄断机构，以增加国统区的税收。在国家禁烟局（这个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试图把垄断的触手伸到江苏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那些热情过头的官员们冒冒失失地闯入了杜月笙创办的“大公司”的领地，杜月笙成立这家公司，专门负责上海周边地区的鸦片销售。南京国民政府突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撤销了官方的鸦片项目，取消了政府专卖制度。杜月笙的财团便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长江流域从事鸦片的运输和事实上的销售业务，不再受任何干扰。

蒋介石并不仅仅是因为杀气腾腾的杜月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响力才在控制鸦片交易的问题上采取后退策略，他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人强烈反对中国大范围存在的吸食鸦片现象。截至1928年，鸦片已经侵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贵州商会甚至把鸦片作为官方交易的标准尺度。在重要的鸦片种植区云南省，山坡上到处盛开着红色、白色和淡紫色的罂粟花，那里有90%的成年男性吸食鸦片，由于受吸食鸦片的母亲的影响，很多新生的婴儿都染上了烟瘾。

1928年10月，在因闯入杜月笙的私人领地而被迫关闭了禁烟局的一年之后，作为对各种国际抗议的回应，蒋介石在卫生部下面新组建了一个全国禁烟委员会，该委员会公开宣称将在全国范围内打击吸食鸦片的现象。委员长义正词严地宣称：“国民政府不会试图征收鸦片税去捞钱。如果你们发现政府把鸦片税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那么这个政府就不值得你信任。”但是，在接下来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仅从三个省就收取了1 700万元所谓的“禁烟收入”。与盐务税相比，鸦片交易带来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为了减少青帮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双方从事鸦片事务的人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允许海军和警察部队与青帮展开合作。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对鸦片的需求也超过了国内的供应能力。从上海的警方报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亲自出面与杜月笙接洽，在国民党军队的护送下，向上海运送了700箱波斯鸦片，以补充业已耗尽的中国库存。参与运输和护送的各方（包括宋子文）都得到了一笔好处费。

1931年4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语调轻快的讽刺文章，内容是关于宋子文对鸦片交易和南京国民政府国库的规划：

上周，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高兴地宣布中国将实行“一项切合实际的新政策”……在宋部长看来，“切合实际”的鸦片政策不可以是一项禁烟政策。随后，财政部的官员们专程去台湾地区学习日本人的鸦片制度：政府垄断下的限售政策。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够把鸦片栓到财政部这驾马车上，他也许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一种平衡中国预算的方法。

要想划分鸦片的来源、产地、运输和加工等问题非常复杂麻烦，因此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跟杜月笙平分收入。因此，委员长与杜月笙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刚开始，蒋介石首先任命这位青帮大佬担任上海首席“剿共”专员，这相当于正式给予杜月笙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一个令杜月笙梦寐以求的身份，因为他当时正在忙于洗刷自己的公众形象。蒋介石和杜月笙达成协议，双方一起从事鸦片经营，青帮所有的鸦片运输和生产制造都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它还在政府部门任命鸦片垄断经营官员时具有否决权，并且在分配收入时也可以得到较大的份额。作为回报，青帮答应向南京国民政府支付600万元作为政府参与下一次交易应得收入的预付定金。

很显然，即便是像杜月笙这样精明的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付给子文600万元，然后回到了上海，把这笔交易跟黄金荣汇报了一下，然后他突然反悔了。杜月笙要求子文归还这笔钱，子文很不明智地企图跟他耍个心眼，他给杜月笙送去的不是现金，而是政府债券。杜月笙深知政府的底细，这些债券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立刻还以颜色，提醒这位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其行为是多么的愚蠢。

1931年7月23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题为《子弹与宋擦肩而过》的文章。该报纸刊登了子文自己对此次暗杀事件的描述：

我正从车站里走出来，离出口大约有15英尺远。就在此时，两边同时响起了枪声。意识到我是他们的袭击目标之后，我扔掉头上的白色太阳帽，这帽子在昏暗的车站里太惹眼了，然后跑进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

车站里很快便充满了枪手开枪射击之后冒出的浓烟，混乱的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护卫们则不断反击。

枪声足足持续了有5分钟，然后车站才安静了下来。我的卫兵看到至少有4个杀手在朝我们开火，也许还有更多。硝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一直陪在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大腿和胳膊上都中了枪。子弹从两边击中他的身体，他的帽子和公文包上全是枪眼。我个子比他高，却毫发无伤，这真是个奇迹。

很显然，如果这些杀手们想击中子文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他们那些“打偏”了的子弹干净利索地落到了他的秘书身上，把他打死了。不过，这些杀手们显然是事先得到命令，只要把子文吓个魂不附体就可以了。现在子文已经明白，如果他再企图跟杜月笙玩花样，就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额外开恩。

华北是中国鸦片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占领该地之后，蒋介石在财政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问题是双重的：蒋介石失去了在这一地区从事鸦片交易所带来的收入，而日本人则利用这片征服地上出产的生鸦片从事国际鸦片贸易，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蒋介石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首先规定中国人吸食经过提纯的吗啡和海洛因是非法行为，然后又跟日本人签署协议，从他们手里购买鸦片。尽管这事听起来有点儿不合逻辑，但蒋介石宁愿在华北地区出一个基本价从日本人手里购买鸦片，也不愿意放弃他可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的全部收入。否则，即便他不买，日本人也会向国统区走私鸦片。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鸦片逐渐让位给劲头更大的吗啡和海洛因。这种演变是一步步发生的。19世纪末，吗啡被西方传教士广泛使用，用来治疗中国人的鸦片瘾，因此这种毒品在中国被称为“耶稣烟”。187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化学家们从鸦片中提炼出了海洛因。1898年，拜耳公司将其作为一种专利药品发行，主要用来治疗吗啡瘾。中国人最初吸食鸦片上瘾，然后改用吗啡，最后又开始吸海洛因。截至1924年，中国每年从日本人手里购买的海洛因数量之多，足可以供4亿中国人每人吸食4次。而就在同一年，美国国会在刚宣布禁酒令不久，又宣布禁止把海洛因当作专利药品销售。美国那些从事非法制造、走私酒水的犯罪集团成员立即转而从事海洛因贸易。欧洲的犯罪团伙从波斯和所谓的“金新月”地区[1]获得鸦片，而美国犯罪集团则觉得从中国购买鸦片既方便又便宜。

1931年，国际联盟为海洛因生产设定了国际配额，以使其产量减少至仅够医疗之用。在同一年，杜月笙在上海江对岸的老家浦东高桥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杜氏祠堂落成庆典，为此他还专门请了一些戏班子和杂技团进行现场表演，烟花爆竹接连放了好几个小时。约有8万人前来道贺，杜月笙亲自出面邀请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多达数千位。杜月笙向他们赠送了价值50多万元的礼品，他们也给予其同样奢华的贺礼，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一些人还亲自挥毫泼墨，用书法条幅盛赞他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整个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待到所有宾客离开之后，杜月笙新建的宗祠摇身一变，成了他名下规模最大的制造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工厂。

由于杜月笙的存在，人们才“有幸”能够持续不断地买到全世界最纯正的海洛因。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都能看到人们买一粒相对纯正的海洛因药丸，然后直接咽下去，或者用烟斗吸食一种粉红色的海洛因片，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而在美国，人们需要把海洛因直接注射到静脉里，因为毒贩子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海洛因在流通到吸毒者手中前，已经被稀释得几乎没有药力，用其他方法产生不了效果。杜月笙用海洛因片来治疗他的鸦片瘾和吗啡瘾，他为此还经常夸耀，而他却因此终生染上了海洛因瘾。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名人录》热情洋溢地盛赞杜月笙阁下：

他（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知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上海中汇银行、东汇银行董事长，正始中学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上海急救医院董事长，总商会监委会委员，杭州华丰造纸厂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江浙银行、大华大学、中国棉纺品交易所、中国招商局等单位董事，宁波仁济医院董事长。

上面所列的就是他的一系列荣誉和头衔。这些都是在蒋介石接管国民党并当上了委员长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累积起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把杜月笙、黄金荣和坐“青帮三大亨”第三把交椅的张啸林都聘请为“名誉顾问”，并授予他们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军衔。

杜月笙跟法租界当局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可谓直截了当。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通过官方渠道流入法国，由于上海法租界受河内殖民当局而不是巴黎的管辖，于是在上海、河内、西贡和由势力强大的科西嘉联盟控制的马赛之间形成了一个阴谋网络。法国的安全部门和巴黎的政客们与科西嘉联盟的黑帮分子之间一直处于对立状态，杜月笙游走于这些人之间，从中渔利。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督察艾蒂安·菲奥里和总领事克什兰对黄金荣和杜月笙可谓感恩至深。菲奥里是科西嘉人，同时也是科西嘉联盟中从事中国毒品交易的关键人物。为了阻止法国众议院为对上海的丑恶交易展开调查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杜月笙不停地往巴黎法国政府官员们的口袋里大把塞钱。

然而，到了1933年，麻烦来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上台之后，派了一位海军上将到上海来整治租界里的腐败行为。在法国海军卫队的保护下，法租界巡捕房的总督察换了人，许多青帮“侦探”被解除职务，总领事克什兰的位子也被人顶替——在他被顶替之前，他被迫把杜月笙的名字从公董局的名单里划掉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杜月笙派了一个由一群道貌岸然的“外交家”组成的请愿团前去巴黎贿赂新的法国当局，连曾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顾维钧的妻子这样有威望的人也加入了请愿团，请求法国政府允许杜月笙在法租界自由运输鸦片。

杜月笙非常清楚，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政治生命，菲奥里和克什兰已经出卖了他。现在他们两人正准备回国，到里埃维拉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他们计划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邮轮回去，离开之前，杜月笙在自己家中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的菜肴被下了毒，总领事克什兰和其他几位客人痛苦地中毒而死，科西嘉人菲奥里大病了数周，好歹保住了性命。

这次投毒事件让法国殖民当局异常震惊，新任总领事梅里耶立即做出反应。自此之后，杜月笙每次在法租界内运送毒品，他都自愿派人护送。很显然，作为对梅里耶这种表态的一种回应，杜月笙在法租界里的各种行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不过，他现在已不需要依赖与法国人的合作，此时的他已经受蒋介石的全权委托，可以在国统区公开贩卖鸦片。

杜月笙通过自己的行为一次次地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他为人其实还是很慷慨的。1932—1934年，即宋子文和孔祥熙使出浑身解数保南京国民政府不至于翻船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仍有能力从美国先后购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这让那些对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心知肚明的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1936年，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大使威利斯·裴克如此评论道：

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位官员比克斯比先生跟我说，在过去的三周里，孔博士已经与柯蒂斯怀特公司签署了120架战机的订单，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我很可能漏看了送到我办公室的相关材料。不光比克斯比先生一个人向我保证此事确定无疑，我在与另一个与孔博士关系密切的人进行谈话时，也侧面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告诉我，两周前，第一批80架柯蒂斯怀斯公司两种型号战机（每架战机售价约2万美元）的购买合同已经草拟完毕，就等签字盖章了……

孔博士从哪里弄到了这笔钱似乎是一个谜，因为这总共需要大约800万元（中国货币）……我们已经看过上海方面发来的报告，说蒋介石将军正在竭尽全力加紧备战，以便使中国能够在军事上抵抗任何形式的外国侵略，但这事还是让我们很吃惊。

给南京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帮助的正是杜月笙，他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数百万美元，一架又一架地购买美国战机，有一次他竟然一下子给政府捐赠了一个战斗机中队。1936年蒋介石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杜月笙得意扬扬地给他送了一架带有“上海禁烟局”字样的飞机。Long Bar里的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又有话说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能让‘禁烟局’上天的办法了。”

不过对一些西方人来说，“杜月笙”这三个字在1934年的上海滩日渐显赫的声望还是让他们非常震惊。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一个名为“禁烟情报局”的私人组织与国际联盟有合作关系，波兰出生的伊洛娜·拉尔夫·休斯是该组织的成员。她不满足于端坐在遥远的瑞士阅读那些书面材料和字面数据，决定亲自到上海，看看这里的禁烟运动是不是真像报告里说的那样蒸蒸日上。凭着过人的胆识，她罕见地获得了一次采访杜月笙的机会。之所以说这个机会很罕见，是因为这是杜月笙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西方人对他的采访。休斯把这次会面记录及自己在中国的整个历程整理成一本名为《鱼翅和粟米》的书，并于1944年正式出版。也许是因为处于战争时期，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不过它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就连政府也忌他三分……杜月笙既有点像阿尔·卡彭（黑社会头子），又有点像洛克菲勒……杜月笙出钱资助中国的鸦片生产，用船进口波斯鸦片，出资进行毒品生产加工。这个国家每一笔毒品交易他都拿提成。除此之外，他还是强大的国际毒品交易圈里的中国合伙人，这使得其贩毒活动能够扩大到加拿大的太平洋沿岸、美国以及拉美地区。

虽然休斯听说过杜月笙在上海滩，尤其是她落脚的法租界里的势力非同一般，但她还是不大相信他会在邮政工会里安排人手专门审查所有发往国外的邮件。朋友们跟她讲，要想把信件邮寄到日内瓦之前不遭受审查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亲自把信送到一艘即将出航的轮船上去。为了试探一下虚实，休斯写了两封信，在信中对杜月笙提出强烈的批评，指责他是中国最大的毒品贩子，却又担任禁烟局局长的职务。这两封信当然被截留了下来，随即休斯收到一封邀请函，请她去采访这位大人物，了解一下他作为上海市民所做的那些出色的活动。

作为对这次采访的回报，休斯必须要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赞美一下这位上海最有权势的黑帮慈善大亨。跟她一起参加会面的还有艾梅·米利肯。米利肯心地善良，经常祈祷杜月笙“某一天能够见到上帝的光明，变成一个受上帝驱使的人”。陪伴她俩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做事干净利索的名叫王贵松的年轻人。王贵松是“一位很受杜月笙信任的社会工作者，杜月笙把自己的一座农业示范中心和8所孤儿院都交给他管理”。他们事先规定，休斯只能问三个事先定好的问题，并且不能提与鸦片有关的任何事。

休斯女士、艾梅和贵松一起被带到了法租界爱德华七世路143号一座规模不大、造型优雅的红色砖结构房子。入口处镶着4个金色大字：中汇银行。他们被引领着乘坐似乎装有防弹钢板的电梯来到二楼，驾驶电梯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黑帮帮会成员，他按了一下一个隐蔽的按钮，一堵灰绿色的墙壁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出现在休斯面前的是“两个我见过的最凶悍的人，他们身材高大，浑身腱子肉，面色凶狠，口袋鼓鼓的。在左边俯身检查我们的那个人则是个‘独眼龙’”。整个情景显得非常怪异，休斯一上午都不断地受到惊吓，此时的她却突然想放声大笑。不过看到她的两个同伴都吓得面无血色，她最终没有笑出来。

他们被带到一间很大的会客厅，里面摆着扶手椅、盆栽的棕榈树和几套茶几。一群穿着体面的中国商人正坐在屋角聊天，而其他12名围着房间站着的人显然是枪手和保镖。

这时候在场的一个人突然站直身体，眼睛紧盯着休斯身后的那扇门，恭敬地喊道：“杜月笙先生到。”

我转过身，大家一起盯着正在走来的那个人……这个人形容枯槁、双肩消瘦、手臂前后摇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有脏点的蓝色长袍，双脚穿着一双不太干净的旧便鞋。他的脑袋很长，像个鸡蛋，头发剪得很短，前额高耸，没有下巴，耳朵却是很大，像两只蝙蝠耳朵。冷冰冰的双唇中露出一口黄板牙，完全是一副吸毒者的病态模样……他一边拖着步子往前走，一边无精打采地转动着脑袋往左右观看，似乎是在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

我们被引荐给他。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暗淡呆滞，眼珠乌黑，好像没有瞳孔一般——那是一双如同一潭死水般无法看透的眼睛……我不禁有些瑟瑟发抖。

他把一只软弱冰冷的手伸了过来。那是一只枯瘦如柴的大手，手上的指甲有两英寸长，颜色棕黄，一看就是抽鸦片熏的。

杜先生表示，我们能来到访，他感到很荣幸。我说，感到荣幸的应该是我们才对，然后我们便坐了下来。

考虑到跟杜月笙只有15分钟的谈话时间，休斯便斗胆直奔主题，贵松则担任他们的翻译。她指出，虽然她有很多关于中国重建方面的问题想问，并且她也知道杜先生在这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另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报道价值。正如杜先生知道的那样，她已经在日内瓦的禁烟情报局工作了7年，因此禁不住想问一下他对中国禁烟局势的权威看法。

杜月笙皱了一下眉头，挨个看了他们一遍，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他仍然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他不过是蒋委员长禁烟委员会里的一个普通公务人员，并不是什么权威。作为该委员会的总监察，蒋委员长是唯一的权威。杜月笙总结了一下政府的策略：实行宽严适度的垄断制度，每个吸毒者都要正式登记注册，配额供应，鸦片只能卖给那些持有政府发放的“鸦片配给证明”的人。这称得上是最好的控制手段。印度的鸦片垄断足以证明，鸦片贸易能够得到充分规范，以满足国家利益最大化。

休斯争辩道：“印度处于那些自认为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这些人只把鸦片卖给本地人和当地的中国人。白种人不允许注册登记吸食鸦片。在他们眼里，他们是在向低劣民族出售毒药。”然而她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垄断处于官员们的控制之中，这意味着把毒害自己国人的行为合法化了！中国的事情无法跟印度相提并论，并且印度的鸦片垄断实行起来就像消费税征收局一样，毫不遮掩，鸦片税收占到全国年度总收入的23%。政府并没有假装只是在短时期内实行这种垄断，而蒋介石却早已宣布在中国设定一个时限。如果这其中的收入巨大，那么谁能保证鸦片垄断不会无限期地实行下去呢？她指出，被授权印制和发行货币的4家银行中的一个，即中国农民银行，全靠着鸦片收入的资金和蒋介石的支持存活下去，人们怎么会完全相信这些事情呢？

杜月笙两眼好奇地打量着她。很显然，看到她如此毫无顾忌地揭穿了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掩盖的一个事实，杜月笙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很有趣。他问休斯，她们在日内瓦是否也谈论过此事。休斯回答说，中国农民银行资金来源和管理情况目前似乎还没有透露到国外。

听完此言，杜月笙便开始为委员长辩护。杜月笙说，蒋委员长曾经很认真地试图动用军方力量根除鸦片生产，结果却遭到“贫苦农民”的武装抵抗，他们“担心挨饿”，所以才会保护自己种植的珍贵作物。蒋委员长最终接受“劝告”，采取垄断的方式逐步减少鸦片产量，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杜月笙坚持认为，蒋委员长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指出，可以肯定杜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贫苦农民一辈子挣的钱也买不来一挺机关枪。据我所知，武装抵抗发生在富有的地主们农场的外围地区。这些人武装并训练他们手下的雇农。”

杜月笙只是披露了一些关于他是如何用威吓手段迫使蒋介石与青帮平分鸦片垄断的情况。这种事从杜月笙口中说出来可谓是不同寻常，可以说他也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实际上，杜月笙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采访，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位头脑灵活又熟悉情况的年轻欧洲女士了。通常情况下，他一直避免与任何调查人员接触，也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盘问。他虽然表现笨拙，并且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但还是接受了此次采访，是因为他在那段时间里一直试图洗白自己的公众形象。

休斯意识到自己正在占据主动地位，便继续发动进攻。她肯定了中国在鸦片垄断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的鸦片垄断组织比政府实行的任何其他的制度都要好，因为出钱资助并负责销售的是上海滩能力最强的那些大商人——银行家和鸦片商。这话略带奉承之词，却又另有所指。

我非常欣赏鸦片商人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精力用在组织中国的丝绸、茶叶、锡、钨、桐油出口上面。那样做也许会看起来更爱国一些。我对他们配合蒋介石的禁烟计划持怀疑态度，并且蒋介石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没有能力强迫他们这么做。

杜月笙停顿了一下，拿起一把金色的小茶壶，对着壶嘴喝了几口茶。茶壶盖用一条小金链子紧紧拴在壶身上，壶嘴又细又弯，壶嘴塞不进去任何东西。休斯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是担心有人下毒才会用这样的茶壶。

我对他说，当初委员长任命这位“鸦片沙皇”担任上海禁烟局局长时，整个日内瓦一片哗然！听了这话，杜月笙的脸色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这使他显得有了一点儿人情味。他本人也一定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笑话。

我接着说道，关于蒋介石的禁烟运动，一些人持悲观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走走过场。他的第一个财务报告被日内瓦的专家们撕得粉碎。专家们把中国吸毒者的数量乘以他们每天的鸦片配额，再乘以每盎司鸦片的价格，最后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鸦片收入是政府公布数字的5倍。

杜月笙反驳说，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说得没错，他确实只拿到了2 000万元。因为蒋介石本人并不直接经营或控制鸦片交易，控制鸦片生产、采购、储存、运输、提炼、包装和分配一条龙服务的是鸦片商。营业总收入都到了鸦片商的手里，他们会根据自己认为合适的比例拿出一笔钱交给蒋介石禁烟局的检查员。

这是另一个经过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的秘密情况，休斯再次被这种婉转的招认惊得目瞪口呆。她匆忙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继续往下说。她告诉杜月笙，相比鸦片而言，她更担心的是吗啡和海洛因的问题。日本人控制了满洲里的鸦片种植区后，通过把大量的吗啡和海洛因运往内地，对中国进行肆意破坏。在不归中国政府管辖的外国租界里，中外商人都能够自由进行毒品交易，却不用担心受到惩处。蒋介石禁烟运动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取消一些鸦片吸食者的配额后，逼得他们不得不改吸价格更高的吗啡和海洛因。说到这里她就停了下来，没有暗示这正是蒋介石和杜月笙实行禁烟运动的用意所在。

看到有机会把皮球踢给日本人，杜月笙一下子活跃起来，他承认日本人的毒品交易确实很猖狂，已经把魔爪伸到了中国内陆地区。鸦片的危害确实更小一些，他认为日本人正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走私运动。整车整车、整船整船的各种各样的违禁品在日军的重兵保护之下，一分关税也不用交就进入中国，席卷了全国各地的市场。

我指出我发现海关最近查获了两批毒品。杜先生能否跟我解释一下这些毒品是如何处理的呢？我转过身来看了看他的脸，看到他的双眼似乎正在喷出怒火。我点中了他的要害。他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此时充满了活力——眼神睿智、热情而又带着一丝凶残，看上去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正的决斗开始了，我一点儿也没有退缩。那双眼里的火光此时又黯淡了下去，他转过去对着贵松继续打官腔：那两批毒品已经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在公共场所销毁了。他很吃惊我竟然没有看到焚烧现场的那些照片，这事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曾报道过。

休斯抗议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根据最新的规定，上海查获的毒品都要交到杜月笙控制下的禁烟委员会，杜月笙又是怎样处理这些毒品的呢？

杜月笙回答说他把这些毒品都运到了南京，交给国民政府销毁了。

休斯虚晃一枪，她承认，这种说法也许能够安抚国际联盟，但杜先生本人一定非常清楚实情并非如此。被查获并交到杜月笙手里的所有鸦片全都重新流入了地下市场。

休斯厉声说道：“这么做显然比鸦片垄断更可恶。”

杜月笙握紧拳头猛砸到桌子上，桌上的茶杯都被震得“叮当”作响。满屋子的保镖都伸长了脖子，从盆栽的棕榈树后面向这边张望。

他大声吼道：“我抗议。你在撒谎！所有的鸦片都被销毁了，政府只留了一小部分作为紧急储备之用。”

“紧急储备！”休斯也喊了起来，“如果打起仗来，伤员们根本一丁点儿吗啡也得不到。”

没等杜月笙再次发火，有人提醒休斯时间到了。采访就此结束，双方礼貌地互道“打扰”，然后便起身告别。休斯就自己与杜月笙谈了这么多关于鸦片的话题向他“表示歉意”，并提议下次可以专门来聊聊他的那些公益活动。杜月笙一边陪着她们往电梯口走，一边愉快地交谈，并许诺他会考虑一下休斯的提议。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杜月笙已经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海洛因生产方面。因此，中国民众只是不停地抗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贩运海洛因。休斯本人也谈到，“日本人正在往中国肆无忌惮地大量输入海洛因”。在蒋介石掌权的年月里，政府不断谴责的是那些往中国走私白粉的人，而不是那些控制大部分的鸦片生产，并把越来越多的鸦片用来生产海洛因的人。日本人运来的海洛因数量很大，而中国自己生产的海洛因数量更大，并且随着海洛因流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中国的海洛因产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在1937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国的毒品问题，蒋介石夫人做了如下夸大的官方陈述：

大家看看，日本人的行为是多么可怕，多么令人作呕。日本人及其爪牙向中国大肆贩运鸦片和其他毒品，主要目的是为了腐蚀中国人，使其身体衰弱，不能保家卫国，同时让他们精神堕落，从而可以轻松地用毒品收买和贿赂他们，使他们为了满足毒瘾而在必要的时候成为供日本人驱使的间谍。

日本人在这方面可谓是用尽了脑筋，我们在中国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这样的间谍，主人们给他们提供毒品，他们则为主人们效力……

如果说人类曾经遭遇过某种可怕的罪行的话，那么现在面对的事情就是如此。日本人纠集一些所谓的“自由公民”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他们所谓的计划时，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正常人的游行，而是一群吸毒成瘾、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可怜虫的游行。不过，日内瓦明白这种悲剧性的卑鄙行径，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也都明白。

上海早已成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心，对茶叶和丝绸贸易来说如此，对海洛因贸易来说也是如此。正如美龄在上述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全世界7/8的海洛因产自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连美国政府都明白，大量的海洛因正在通过外交渠道从中国流入美国。杜月笙与他的同僚们保持联系的方法之一就是给他们安排保镖，在出国访问的时候也陪着他们。多年来担任宋子文保镖的是“汤米”唐（唐海安），他成了宋子文的保镖兼司机，宋子文出国访问他也一直跟着。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记载，每当有中国政府官员出访美国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都会小心翼翼地给国务院去信，提前沟通，以确保海关遵守“通常的外交豁免权”，不会检查他们的行李物品，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的做法。宋子文的行李都是唐海安亲自办理手续。根据麻醉药品管理局的记录，唐海安是“幸运儿”查理·卢西亚诺掌控的犯罪集团进行海洛因交易的主要牵线人。中国海洛因通过唐海安和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潮州帮老大王遂走私到旧金山。唐海安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上海海关关长，这为他走私毒品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掩护。当时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道这样写道：“唐海安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负责向美国准备和运输货物。”

此外，他们还通过邮政系统运送毒品。中国邮政总局一位姓王的局长就是杜月笙的助手之一。王局长定期与美国西海岸的贩毒大亨们单独会晤，1934年还与这些人一起在旧金山参加了一次高峰会议。

有一次，美国禁毒局的官员偶然查获了一艘轮船，他们在船上查获了一批毒品，一盒盒5盎司装的海洛因盒子上盖着中国禁烟局的印章，这证明了中国禁烟局只不过是中国从事国际海洛因交易的一个幌子。美国海洛因问题变得如此之严重，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末，很多中国官员受到起诉。不过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被免于判罪。1937年，美国财政部麻醉药品管理局的探员们查获了纽约协胜堂的贩毒集团，该堂堂主被打入大牢。

在日本人往中国贩运毒品这件事上，美龄显然是受骗了。她这种可以轻易被蒙骗的个性可以从杜月笙准备效仿蒋介石加入基督教这件事上看得出来。1936年，杜月笙也想加入基督教，美龄对此感到很高兴，心情非常振奋。杜月笙俨然已经成了宋氏家族的成员，他在监理会牧师那里接受“宗教启示”，定期到西爱咸斯路那栋房子里参加祈祷聚会和读经班。当他准备好“带上十字架”时，便去宋查理的那座教堂举行了洗礼仪式。关于教堂当即被雷电击中或洗礼用的水突然变绿之类的传闻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据说在杜月笙受洗的数周之后，美龄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杜月笙正在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自从他受洗之后，上海发生绑架事件的数量明显减少。”她的言论毫无疑问成了整个法租界的一个笑料。

[1] 金新月地区位于西南亚，从土耳其东部，经伊朗、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带，因其形状好像一弯新月，故称“金新月”。金新月地区最大的毒品产地是阿富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