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以降，两汉传统的选官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动。随着士族阶层的兴起，适应于士族政治需要的选官途径发展起来，从而改变了选官格局。但是察举制度依然存在着，虽然其地位、作用已开始下降，但其制度程式却依然依某种规律在向前发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对此期察举制及相关的考试选官制度加以叙述；至于整个选官格局的变动，则留到下一章加以分析。

一、特科与岁科

曹魏时期之特举，数年一次，较为频繁。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夏五月诏“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明帝纪》太和二年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太和四年十二月“诏公卿举贤良”；《管宁传附张臶传》：“太和中，诏求隐学之士能消灾复异者”；《明帝纪》青龙元年三月“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王昶传》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又《晋书·景帝纪》齐王芳嘉平四年春正月“命百官举贤才”。以上曹魏特举之例，其中以明帝太和、青龙间最为频繁，这是值得注意的。

至于秀才、孝廉之岁举，在建安时期就在进行。例如吉茂建安中“州举茂才，除临汾令”(见《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郭淮“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见同书《郭淮传》)。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冬十月代汉登极，仅仅两三个月后，就发诏重申了察举制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春正月：

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按西汉武帝建立孝廉之举时，是郡国岁举2人。东汉和帝时改变此法，郡国每20万人举1人。黄初二年诏降低了口率，这大约与人口和辖地减少有关。杜恕曾称魏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晋太康灭吴后全国口数约1616万，而蜀亡时口94万，孙吴口230万，以此计曹魏后期人口约1292万。以每10万人举一孝廉计，则岁举孝廉约129人，与黄留珠所统计之东汉和帝后年举孝廉228人之数相比，减少90余人。曹魏初期人口更少，所举孝廉数又当较此为少。当然，如上数字只能供大致参考。

又，曹魏时典农中郎将亦可察举孝廉。《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其事约在文帝践阼之初。但魏末咸熙中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则此制不存了。

据《魏书·文帝纪》，黄初三年春正月又诏：

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由“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知孝廉科此时复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回复到了左雄所定之阳嘉之制。

“今之计、孝，古之贡士”语中之“计”，指郡国计吏。汉代郡国岁尽遣吏赴京上计，常得补为郎官。《隶释》卷六《郎中郑固碑》：“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忠以自勖，贡计王庭”，知居计掾号称“储举”。《晋书·向秀传》，言向秀以河内郡计入洛，而《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作“乃应岁举到京师”，是计吏可视同“岁举”。曹魏之举计吏者我大略考得11例(不就者在内)，占当时秀孝计吏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且较秀才数量为多。这反映了计吏是此期重要的岁举形式。

计吏既是吏职，也是察举，所以又有以计吏应它科察举者。如司马望、魏舒、皇甫谧、山涛、傅玄等均于魏时以郡计吏举孝廉，分见《晋书》各人本传。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鲁国孔融在郡，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计吏”当作“计史”，是计吏有掾、史、佐之分)，而同书《崔琰传》注引《续汉书》记孔融“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是彭璆先为计史又举方正，邴原先为计佐又举有道。《金石录》卷二十《晋彭祈碑阴》跋曰：“题名者凡三百十二人，有故孝廉、计掾、计史、良吏、廉吏、计佐……”知孝廉较计吏规格为高。

黄初三年诏又曰：“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即孝廉之举不必有年龄之限，从而废除了限年之制。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左雄定制年未四十者不得举孝廉，若有秀异，不拘年齿。至此，这个制度正式废除。但从“勿拘老幼”之“老”字推测，似乎此前还有一个年龄上限，此时也被废除了。黄初三年诏中“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一句，“周晋”指年少有才者，“吕尚”则指及老方仕之英贤。《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年七十余犹举计吏，这大概就是“勿拘老幼”之例。

又东汉左雄定制孝廉限年四十，然陈球“阳嘉中，举孝廉”时年二十余，见《后汉书·陈球传》。又《风俗通义·过誉》：

(蔡)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遣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

文中“遣诣生”疑作“遣诣诸生”，言付予太学诸生照料也。“诸”与“诣”形近而夺。其事约在桓帝延熹之时。似乎其时“成人”、“弱冠”即可得举，不必年至四十。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时约灵帝熹平三年；又同书《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年二十五，举孝廉”，约在灵帝末年。是限年四十之法，原已名存实亡；那么魏文帝之所废，似乎只是一纸空文。

二、“贡士以经学为先”

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有关察举的重要诏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六月诏：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对于此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贡士以经学为先”之制。前述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有“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所取乃东汉顺帝左雄奏定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两科取人之法。左雄此法，后由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黄初三年诏，复以儒生、文吏两科为称了。这是汉代选官以儒生、文吏两大群体为主要对象的鲜明反映。但到了东汉后期，儒生、文吏这两个群体大致趋于融合；经过名士运动，知识群体的强大社会影响更造成了“以名取人”的现实。单纯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当低落，他们在选官中，事实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据《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劭《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可见在汉代后期人之观念之中，孝廉与经术考试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此期文吏举孝廉试笺奏之实例。所以，虽然黄初三年诏承袭旧例以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试经之儒生恐怕要占绝大多数；“吏达文法”到亦试用之语，可能只是虚应故事。至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则已明明不及文吏了。汉代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融合，至此终于在王朝制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举的主要对象。

黄初年间，关于孝廉察举曾经有过一场重要辩论。《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其时华歆为司徒：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又《北堂书钞》卷七九：

王郎论考试孝廉云：臣闻“试可乃已”，谓试之以事，非谓试之以诵而已。

查《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于文帝一朝为司空，此议又明为“考试孝廉”而发，当即“三府议”之内容。黄初三年察举诏以儒生、文吏分科，而“三府议”却只就“试经”立论，亦可印证以文法举孝廉者必定为数极少。

这次“三府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作出决定。在前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汉代孝廉察举到了东汉顺帝阳嘉新制出现之时，已经形成了三种发展因素并存的情况。这三种因素就是，注重道德人格的“以德取人”因素，它依据于举主的了解和舆论的评价；注重吏能功次的“以能取人”因素，它依据于“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之法；注重知识检验的“以文取人”因素，它依据于孝廉的经术笺奏之试。而我们看到，曹魏初年的“三府议”中，恰恰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种意见。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所依本的是“以德取人”的原则，希望取消试经而复孝廉设科之本意。在东汉实行阳嘉制后，张衡等人已有这种意见。王朗则主张“试之以事”，反对“试之以诵”，并引《尚书》以助其说。“试可乃已”语出《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伪传：“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孔颖达疏：“惟鲧一人试之可也，试若无功，乃黜退之”。可知王朗是主张以职事试功能的，其所依本的是“以能取人”原则，反对经术记诵之考试。至于华歆所欲维护的，当然是“以文取人”的试经之法了。

对于德行、功能与经术，大约没有人认为应该独取其一而弃置其余，所争的只是选官时应偏重哪一标准或环节。但这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汉代察举经发展而制度化了的上述三种因素与倾向，至此已经到了一个要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华歆时为司徒，他以为孝廉应以试经为主，“以崇王道”；如有“秀异”，可另行采取“特征”的办法。由于华歆之争，孝廉试经之制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展下去。至明帝太和二年之诏，明确了“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试经制度遂再次得到肯定；儒生、文吏也正式归于儒生一科。这说明，在察举制的发展之中，“以文取人”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在察举制的发展线索之中，无疑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璩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

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

孝廉经义通，谁能应此举？

莫言有所为(下阙)

应璩为“建安七子”庆玚之弟，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卒。此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即应璩“百一新诗”之一篇。此诗评述魏时孝廉之举。孝廉皆至京师，将以要仕；“孝廉经术通”，言孝廉以经术得举；而已经举至京师，犹云“谁能应此举”者，乃是设问“谁能通过经术考试”也。又《晋书·魏舒传》：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

此即曹魏孝廉试经之实例。魏舒晋太熙元年卒，时年八十二，“年四十余”应举，时约曹魏齐王芳嘉平年间。由此知其时孝廉试经，并不流于形式，如无学业则有不中之虞。孝廉仅仅得举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通过考试一关。

三、“四科”与“明法”

察举既然重经术、行射策，那么徒精文法之文吏，便无由仕进了。《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奏上，“事遂施行”。由之可见，从秦始皇时之“狱吏得贵幸”，经数百年之发展至此，文法吏地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到了“私议之所轻贱”、“选用者之所卑下”的地步。无论是在社会舆论或王朝选官之中，他们都已让位于“经明行修”之士大夫了。

但帝国官僚行政毕竟不能离开刑政法律。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法，既然已经改变了“吏达文法”到亦试用的旧规，察举之途文吏已无缘涉足，于是便有卫觊之奏，以期能为“明法”之文吏寻找出路。其办法，是专设律博士以培训之。两晋南北朝中，这一办法被断断续续地沿袭下来了。《晋书·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又《大唐六典》卷二一：“(晋)廷尉官属有律博士员……东晋、宋、齐并同。”知识群体与文吏群体在秦汉间的长久分立与冲突，在知识群体占有了优势之后，遂以律博士及其弟子员的形式，为政府行政所需之“明法”人才保留了一席之地，系一缕于不绝。

大致说来，汉代之丞相辟士四科，至东汉阳嘉新制时变为孝廉察举之儒生、文吏二科；后由黄琼之奏，又增孝悌及能从政而复为四科；曹魏文帝黄初中，复以儒生、文吏二科为称；至魏明帝太和中“贡士以经学为先”，最终又归结为经术一科了。选官标准上这种分科的变换，显然反映了儒生、文吏日趋融合，并由士大夫取代单纯的文吏的过程。但必须指出，魏晋以降孝廉之举虽已归于一科，可是这一科目反而又以“四科之贡”为称了。在汉代反而无此说法。

试看如下材料。《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初学记》卷二十引《赵穆别传》：“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为四科之贡，宜尽国美”；《通典·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乡闾之论，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晋书·孔坦传》记元帝策问台郎语：“郡今应举孝廉不?”又曰：“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等等。《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必由四科”语：“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汉丞相辟士四科与左雄、黄琼四科有别，对此胡三省是清楚的。但据《汉旧仪》，丞相辟士四科之“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而上述《通典·周丧察举议》曰“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可见魏晋以来所言之“孝廉四科”，其内容乃采自丞相辟士四科。辟士四科与左、黄之四科名异实同。大约此时两种四科已不甚分辨；而辟士四科始于汉初，影响更大，孝廉一科遂采以为称了。对此曹魏王朝很可能有所申明，但史阙有间，无从查考了。魏晋南北朝时凡言“四科”，大抵是指孝廉察举(偶尔亦含秀才)。

那么，由四科而一科，由一科而四科，其间变化何在呢?我以为，对这一变化可以从较为宏观的层次上加以理解。汉代无论是丞相辟士四科或是左、黄四科，大致都是四科并列，居四科之一即可得举，以合于儒生、文吏两立并存之现实；而曹魏之时，由于儒生文吏已趋融合，取人标准与选官方针亦因之有所变化，察举中更多地要求一人兼诸科之实，而不是明经明法之判然两立。

不妨引述曹魏士大夫有关论说以为佐证。《群书治要》卷四八杜恕《体论》曰：

凡士之结发束脩，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志乎学，自托于师友，师贵其义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笃，信义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后为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称能受禄。

此段文字严可均所辑《全魏文》归于《体论》之《臣第二》。其中阐发人臣规范，颇为清晰。欲以事君之士子，首先应于宗族乡党中建立孝悌之行，然后入学接受正统儒学教育，最终入仕而为臣，“称才居位，称能受禄”，根据才能担任行政职务。简言之，即须具备德行、经术、政务之能。又《三国志·魏书·傅嘏传》记其语曰：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

据傅嘏所述之“乡举里选”，士人应具备者，亦为德行，道艺以及由之而来的政务之能。他以“先王”为称，是因为这是儒生久已有之的理想，并不始于此时。当儒生文吏的矛盾渐趋消弭之时，这种观念就逐渐支配了选官实施，对孝廉皆责以德行，试以经术，求之以政务之能，所谓“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

但我们还须指出，由于试经已成了孝廉必经的环节，经学的发达程度与考试本身的性质，就将使这一环节的分量日益加重。因为，德行与吏能或可由举主夸饰，中央朝廷的射策却难以蒙混过关；为应付考试，就必须经过相当的研习，如魏舒为应付孝廉之举而“百日习一经”之例。

我们观察上述德行、经术、政事三项，较汉之辟召四科或左、黄四科，恰少“明法”或“文法”一科。杜恕、傅嘏都没有提及文法律令之精通。而在汉代以至秦代，文吏是主要以文法为进身之阶的。所谓“吏道以法令为师”，所谓“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文法”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行政技术。但是随儒生、文吏的融合与儒法思想的合流，士大夫已可兼有德行、经术和政务之能；在“理解”与“阐释”之中，儒家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行政也日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王道”的内容，已将“霸道”的许多因素包括在内了。刑律毕竟是专门的知识，所以有必要专设博士及弟子员加以专门培训。但此时之“律学”，较之此前之“文法”，范围已有相当之缩小，它仅仅限于刑政，而不能用以概括整个“吏道”了。

所以，虽然曹魏以下察举有“孝廉四科”、“四科之贡”甚至“州郡考士，必由四科”之语，我们却可以相信，这一“四科”虽承自汉代，但实际实施中却已经不包括“明法”一项在内了。兹引《抱朴子·审举》中葛洪之语以为佐证：

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状。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狱矣。

由葛洪之语，正可见“四科”虚悬而实无“明法”之情。察举中只考察德行、经术与行政才能，却并不检验是否通于文法律令，也无传统的笺奏文案之试。虽称“四科”，实仅三项；且非分类取人，而是要求一人兼有；其中心环节，则是试经，即“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

魏明帝之“贡士以经学为先”的明确意向，并不仅仅表现于孝廉察举。曹魏之时以经术培训官吏的制度，还有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诏：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又同书《高堂隆传》载明帝景初年间诏：

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致。可不勉哉!

以上虽为一时之制，但也可反映魏明帝对经术取士的积极态度。这与“贡士以经学为先”显然是一致的。

同时，曹魏统治者还在学校诸生的培训上作出了努力。建安八年，曹操令县满五百人置教官教授。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王朗奏：“学官博士〔弟子〕七千余人。”王朗太和二年卒。同书《王肃传》注引《魏略》：“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太学诸生有千数。”一曰“七千余”，一曰“千数”，未知孰是。时人抱怨学校粗疏混乱，但其规模也反映了王朝的兴学努力。《王肃传》注引《魏略》记太学学生之考试：

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

知太学有课试擢用之法。又《通典》卷五三《礼十三》：

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

依此制度，士子入学自为门人始，即使屡考皆为高第，也须十年方得“随才叙用”；此前所授的文学掌故、太子舍人、郎中，都是散官虚衔。又据《魏略》，台阁擢用之试是百人同试度者未十，由之入仕并不容易。

曹魏太学之入学年龄，与西汉异而与东汉同。《汉书·儒林传序》：“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是西汉十八入学。而《四民月令》云：“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本注谓成童是“年十五以上”者。又东汉建初残墓砖云：“十五入太学受《礼》。”是东汉十五入学。曹魏承东汉之制。《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钟会母传”：“十五，使(钟会)入太学”；又同书《刘靖传》记其疏请“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又《晋书·赵王司马伦传》：“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年十六”，即入学满一年者。《南齐书·礼志》记齐高帝建元四年立学，所取诸生为“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是两晋宋齐之入学年龄均承于魏制。又《宋书·范泰传》：“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泰上表曰……十五志学，诚有其文。若年降无几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许其进邪?”“十五志学”语出《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按《大戴礼记·保傅》“则入于小学”句卢辨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太学也。”又《尚书大传》：“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是十五入学与十八入学，各有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