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选官体制开始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汉末的“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现象，至此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深刻影响。由“名士”因素与“族姓”因素结合而形成的士族，其政治势力在不断扩大，士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曹魏统治者在察举、郎吏课试及学校制上的措施，便与之直接相关。下面我们从叙述此期选官中的“名实”问题与“清途”的兴起入手，由此进一步分析察举制在整个选官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化。

一、名实本末的对立

对于东汉后期的“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我们业已指出，前者是知识群体的政治影响和人物评价标准的反映，后者则表现为亲缘关系支配政治权力分配的特权因素。时至曹魏，这些问题不但没有淡化，反而在新的形势下更为深刻了。

曹操与文帝曹丕之时，仍有一些身负盛誉的名士，依然热衷于交游结党，品题清议，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他们被曹魏统治者称为“浮华交会之徒”，并加以严厉镇压。如孔融、魏讽、曹伟等，皆以“浮华”事败。但魏文帝至魏明帝时，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浮华之徒。如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毕轨、李胜等，以“四聪”、“八达”、“三豫”等号相为标榜，合党连群，褒贬人物，交游放诞，倾动一时。魏明帝“以为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1)。

这批新的浮华之徒，与汉末名士已颇不相同。他们既是“当世俊士”，以才华智慧为当世瞩目，同时又是当朝高官权门的贵公子，以父祖势位少居清要，煊赫于时。在突破正统官学而探索新的思想价值，以月旦品题建立士林舆论，以及交游清谈的文化风习等方面，他们与汉末名士确实有一脉相承之处，故“浮华”也被视为一连续性的问题。但也应特别看到，他们在政治上已属于权势者一方，已无“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之信念，不再以清议方式对抗专制皇权，而是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尽管他们也受到了曹魏王朝的打击，但自此以来此类人物却依然源源而生。“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终于形成了“士族”阶层。而魏明帝时那一批高门名士，就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一批典型代表。故袁宏作《名士论》，以“正始名士”为首。

但是，君主——官僚专制政体的典型形态，是专制皇权与官僚政治的结合，而不是与士族政治的结合。就专制皇权而言，其尽量扩展一己权威而趋于无限集权的特性，决定了它将排斥其他任何势力，包括世袭身份性势力对皇帝的权力过分的、过久的分夺。因此只要有可能，皇权就要尽力压抑具有浓厚贵族化倾向的士族势力。同时，官僚体制的理性行政规律，也要求排除门阀因素、名士行为对行政的消极影响。那么，无论从维护皇帝专制权威方面看，还是从维护官僚政治与行政方面看，在此都肯定要发生冲突。

曹操与魏文帝曹丕之打击“浮华”，还有消灭政治异端之意义。至于魏明帝与“四聪”、“八达”等为代表的高门名士的矛盾，便已可视为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士族名士集团的冲突了。反映在选官思想与选官实施之中，就形成了本、末、名、实的冲突。

所谓本、末、名、实，在当时皆有其具体的特定内容。《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其太和中“上疏陈末流之弊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同书《刘廙传》注引《刘廙别传》：“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于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又同书《王昶传》载其《戒子书》：“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这亦是有感而发。总之，在他们看来，学问为本，治能为本，孝悌为本。曹魏之时，这类崇本抑末的要求颇为不少，然而浮华之风日炽日盛，有务本之实者多默默无闻，而趋末背实者反而有盛名于时。于是又有循名责实的强烈呼声。

《群书治要》刘廙《政论》：“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岂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又如刘劭《人物志·效难》：“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不有，故名从众退而实从事章。”曹操杀孔融，罪名列有“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一项，故杀以示儆。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魏明帝“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明帝纪》记其诏令“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又同书《卢毓传》：“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事实上，东汉后期人们已开始讨论本、末、名、实问题了。如徐《中论·考伪》：“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又如王符《潜夫论·务本》：“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担，舍本务末则恶矣!”

正如分析汉末“以名取人”之时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源于名士集团的人物评价与帝国文官铨选的冲突。有些论者认为，名实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不少名士确实是欺世盗名，名不符实。这一论点未必中肯，反而造成了许多缠夹不清。我们认为，知识分子与行政文官，本来各有其本，各有其末，各有其名，各有其实。知识分子追求论说之“巧辨”，文辞之“诡丽”，行止之“华观”，乃至交游清谈、品题月旦、互相褒贬攻诘，都属“百家争鸣”的正常文化现象，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帝国政府之选官决于士林，标准采之月旦，问题就可能由之而生。孔融文采粲然，曹丕叹为“班、扬之俦”；何晏与王弼同为玄学大师，其所开“正始之风”数百年为士林宗仰。从知识文化角度看，他们绝非名实不符。然而曹操斥孔融之“虚名”，明帝斥何晏之“浮华”，其着眼之点原大相径庭。曹魏之名实问题，本是汉末“以名取人”的继续，只不过此时士林领袖已为一群士族名士，他们的特点在于以名士资格强化其特权势位，又以特权势位保障其名士生活而已。

曹魏统治者并非完全否定“名”。曹操自己也曾“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问题是由“本”得名，还是以“末”得名。郭嘉论袁、曹十胜十败，称袁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曹操则“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曹操所用虽亦多“大族名士”，但他之所取非虚名外饰，而是其功能之实。北海名士王修德能兼备，曹操与书曰：“君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副，过人甚远”，并称叹其“士不妄有名”。可见，仅言曹操打击名士或任用名士，都未免以偏代全。

又曹操曾征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但这也不是要蔑弃仁义，对“至德之人放在民间”者他同样举用。曹操颇有法术思想，但也依然尊崇儒术。他自己“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建安八年特令兴学，还曾表彰名儒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乃国之桢干也!”其选官思想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有偏短，庸可废乎”。这近乎汉代四科分类取人之法，取士以德行、经术或功能，但不必一一相兼。

曹魏之时要求崇本抑末、循名责实之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汉代选官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传统要求对士人之德行、经术与功能做严格考核。如魏明帝斥责“进用者不以德显”，命令“贡士以经学为先”，“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态度尤为鲜明。

儒生在参政之初曾被认为不能“优事理乱”，但在儒生与文吏、儒术与法治日趋交融合流之后，“明经”就不仅意味着精通信奉经典之中的儒家政治思想，甚至还意味着应该有能力在行政中贯彻它。在汉末名士那里已有“儒者之风盖衰”之事，其活动有许多已与帝国政治传统相冲突——如“以名取人”，但其形式上仍是以儒术为标榜的。在对儒术的理解纷纭莫明之时，欲矫其弊者往往就求助于法术。不仅曹操“术兼名法”，此前此后的许多政论也有这种倾向。但魏明帝所打击的那批浮华之徒，思想上已由儒入玄，行为上不遵礼法。由此致力于恢复官僚行政秩序者，就反过来强调官学经术了。一方面是经术与官僚政治事实上的结合，一方面是儒法矛盾变成了儒玄冲突，二者的共同作用就造成了这一情况：曹魏以降，倡导经术者一般就是官僚政治的积极维护者；相应的，热衷玄学者一般也就是官僚政治的消极损害者。所以，选官中“贡士以经学为先”的方针，针对的并不是文吏，而是“浮华交会之徒”，即士族名士。

德行的要求也与之相近。“以名取人”固然是从“以德取人”发展而来的，但我们也已讨论过二者的差别。“德”的含义颇为宽泛复杂，可以是人格美德，也可以是家族道德、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儒法合流后，士人孝悌恭顺于家而廉法忠恪于朝，一以维系家族社会秩序，一以维系朝廷行政秩序，就成了王朝对文官德行的业已一体化了的要求。而名士品题中对“德”的理解，却大大超出了这一范围。例如汉末“谜一样的人物”(2)名士黄宪，范晔《后汉书·黄宪传论》称其“道周性全，无德而称”，李贤注曰“无德而称，言其德大无能名焉”，取《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意。但这种士林盛赞的玄学意味的“上德”，与王朝认可的文官道德规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曹魏以来要求循名责实、崇本抑末者所赞扬的“德”，乃是就“实”就“本”而言的。而名士交游清谈、浮华放诞之行，均被斥为“伤俗败化”。许多讨论汉魏间“德”、“才”问题的论者，未能对“德”深入辨析，其重“德”就是优遇士族一类简单化的说法，使问题复杂化了。

总之，曹魏之时关于本、末、名、实的讨论，是专制皇权、官僚政治与正在兴起的士族名士阶层冲突的反映。《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平叔虚而不治”；《晋书·裴 传》：“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不遵礼法”是就其背离正统道德规范而言，“口谈浮虚”是就其转崇玄学而言，“虚而不治”、“仕不事事”是就其身居高位而不以政务为意而言。所以欲矫时弊而崇本责实者，便不能不在讲求功能的同时，也讲求德行与经术。这三者，都成了“本”、“实”的内容。

二、崇本责实之对策

由上述背景，我们进一步讨论察举制在选官体制中的地位变化。魏明帝深恶“浮华”，命令察举实施“以经学为先”，使郎吏试经及从名儒受经，宣称“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致”，这些措施的目的，都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察举制在汉末曾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冲击，但其制度本身却曾经长期而有效地服务于帝国行政。所以王朝希望以整饬察举来保证对官员之德行、经术和功能的要求，以抑止逐末求名者。至于太学之崇立，亦有同样意义。《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载正始年间刘靖请振兴太学，称“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如此则“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又同书《王昶传》记其嘉平中请“崇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他们都把兴学作为抑止浮华交游的良好办法。

但自东汉左雄改制以来，孝廉已渐成“耆儒甲科之谓”；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更有使试经成为察举之中心环节之势。习经应试需要大量时日与精力；考试一趋严密，对德行与功能的要求不免就难以兼顾了。

为加强对功能的考察，魏廷的对策是严密考课。刘廙在批评选举以毁誉不以治绩后，又建议岁课长吏，《三国志·魏书·刘廙传》注引《刘廙别传》，“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又同书《卢毓传》，记魏明帝斥“名如画地作饼”，教“选举莫取有名”，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为帝所纳。明帝与卢毓在反对“以毁誉相进退”上，并无不同。但明帝初对“名”作绝对否定，而卢毓以为虽有名实不副者，却也不乏“畏教慕善，然后有名”之名实相兼之人；如果“有以验其后”，便可保证名实一致。“验其后”之法就是“明试以功”，实行考绩。明帝自然会赞成其说。景初中，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并《说略》一篇。后来反对浮华的王昶也曾奏上考课之法，《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史籍中存其片断。

值得注意的是考课与察举互相配合的思想。《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记其评议考课之法：

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3)，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

这就是说，考课应与州郡察举衔接配合。又同书《傅嘏传》亦记其评议考课之法：

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材。

语中“本纲末举而造制未呈”一句不甚可解。查《资治通鉴·魏纪》景初元年，作“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则语意豁然。今本《三国志》应据之校改。傅嘏认为乡举里选为育才择才之始，故“殿最之课”应以察举为本。所谓“未有六乡之举”并不是说当时未行察举，而是说察举不盛。这是当时的一种修辞方法。如《晋书·傅玄传》：“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晋初并非没有学校，说“学校未设”，是极言学校之不盛。傅嘏与杜恕意见相近：乡里庠序育才而州郡贡士，然后继之以考课，方不致有缺略环节。

傅嘏语中又有“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句。“品状”指曹魏九品中正制下中正提供之品状。“薄伐”义同于簿伐、阀阅，指功次。傅嘏之语上下句互文见义，言考课法于检校功次为长而褒叙德行为短，而中正提供之品状则恰好相反，由朝官兼任之本乡中正，无法详知内外官吏的才能功次，但可提供士人在乡里宗党中之德行声望。又《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记其进于司马懿之语曰：

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间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

夏侯玄虽名列“浮华”，此语却不为无根之辞。他的意思是，中正之品第与长官之课第互相配合，一考“德行之次”，一考“能否之第”。司马懿答书亦曰：“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

对九品中正制与察举的关系，后面还将有讨论。此处说明的是，结合当时参与选官讨论之诸人意见，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这种讨论最终将归结到这一点，就是中正考德行，长官课功能；至于孝廉察举，自然以经术策试为主，三者各有针对，互相配合，从不同方面，保证王朝对文官之德行、功能和经术的要求。九品中正制、考课制和察举制环环相应，以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

三、从“黄散”看“清途”的兴起

士族势力的兴起，毕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前述旨在保障皇帝专制权威和官僚政治行政的那些选官措施，就不可能彻底贯彻或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与之同时，另一种适应于士族名士的选官途径——“清途”，却迅速发展了起来。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业已论及，在汉代，原本就有任子与内侍起家等法，构成了高官权门子弟的特权性入仕途径；但随着察举制的兴盛，这种仕途的重要性便相对下降了。可是自曹魏以降，随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变动，选官体制的入仕诸途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高门子弟，多已不屑由州郡掾吏之低职入仕迁转。朝廷中的一些郎官、内侍、东宫官之类官职，再次形成了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晋升之阶，并被视为所谓“清途”。本来就存身于帝国选官体制之中的“以族取人”因素，由此大为强化。

曹魏时期，所谓“黄散”之官，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面向高门子弟的倾向。我们以此为例，来分析“清途”的兴起。《初学记》卷十二：“自魏及晋，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黄散”指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但散骑侍郎实际也包括在内。黄门侍郎之官名承汉之旧；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则为魏文帝曹丕于延康中新设，采汉之散骑、常侍、侍郎等名目合之而成。“黄散”并称“清华”。

《三国志·魏书·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

诏曰：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唯贤知贤也。(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可知这一“清华”之职，最初是为了优宠才士而设。汉代孝廉宿卫为郎，便有使之“观大臣之能”的目的，然后出为令长丞尉。散骑之设亦有同样目的。但使之居而“知指归”的，已是门下，所出据的已是“州郡”了。很快，权贵子弟便纷纷拥入此途。《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

黄初中，(孟康)以于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侍郎。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按《北堂书钞》卷五八引“《魏志》云”中一句作：

是时，散骑侍郎多贵戚子弟，或以高材英儒充其选。

较今本《魏书》所注引《魏略》，多“多贵戚子弟”一句。《书钞》原系此段文字于“皆贵子弟”条下，知编者摘引此文，正为“多贵戚子弟”五字。那么，误衍的可能性就很小，正可补今本《魏书》所引《魏略》之不足。散骑“以高才英儒充其选”应是文帝本意，但不久就出现了“贵戚子弟”充斥其间之局。

“黄散”之官，大致没有具体职事。《初学记》卷十二：“自魏至晋，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章尚书奏事，江左乃罢之。”查《三国志·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华)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是散骑侍郎一度确有“平尚书事”之事，然而这实非固定的、明确的职事，乃因时因人而异。故《初学记》卷十二引《魏略》又称散骑常侍“出入侍从，与上谈议，不典事。”《晋书·职官志》及《通典·职官三》亦均言其“掌规谏，不典事”。《晋书·武帝纪》记泰始二年二月诏称侍中、常侍以谏诤为职，应择能正色弼违者为之；然同年九月散骑常侍皇甫陶、傅玄上书谏诤，又被有司奏寝。《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华峤集》：“诏曰：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为职，又掌赞诏命，平处文籍。”则其职司又变成侍从顾问、诏命文籍了。可见其并无固定职掌。至于黄门侍郎，据《通典·职官三》称其为“侍卫之官”，实亦无非“从容侍从”而已。

正因为这些门下内侍之官并无固定职掌，所以便被看成“冗散”。《三国志·魏书·杜恕传》注引《魏略》，记孟康为散骑侍郎，“因在冗官，博读书传”。是散骑为“冗官”。又同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记董遇于建安二十二年“被录诣邺，转为冗散”；查同书《文帝纪》，延康中劝进者有“魏王……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知董遇至邺后所转之“冗散”为魏国黄门侍郎。是黄门侍郎亦为“冗散”。

“黄散”既无明确职事，不必烦神劳形，又号为“清华”，故颇为贵势所乐为。后来散骑常侍、侍郎于正员之外又陆续增设员外、通直之名目；常侍、侍郎遂各有正员、员外、通直三种，“凡六散骑焉”。其员额在不断膨胀。《北堂书钞》卷五八引《晋诸公赞》云：“任恺、王濬、齐王攸皆为魏员外散骑常侍。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一引《束晳集》：“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黄散”等官鲜明地表现了面向“公族”、“帝室茂亲”、“贵游子弟”的色彩。

下面我们利用统计分析，进一步说明问题。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列曹魏散骑侍郎23人，除去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入仕居官者6人不计在内，余17人。这17人，绝大多数为权贵高门子弟。如钟毓，太尉钟繇子；王肃，司徒王朗子；曹爽，大将军曹真子；何曾，太仆何夔子；夏侯惠，征西将军夏侯渊子；杜恕，尚书仆射杜畿子；夏侯玄，征南将军、荆州刺史夏侯尚子；陈泰，司空、录尚书事陈群子；荀，曹操谋臣侍中荀彧之子；桓纂，尚书令桓阶之弟；华表，太尉华歆子；王浑，司空王昶子；司马亮，太傅、大将军司马懿子。又以贵戚拜者：孟康，郭后外属；毛曾，明皇后弟；何晏，尚金乡公主。只有王象一人，是于建安中为曹丕礼遇，黄初中擢拜散骑侍郎的。特别是，这17人中，有12人是起家便居此官，占十分之七。华表年二十、钟毓年十四便直接由之入仕。可见散骑侍郎是权贵子弟重要的起家之阶。

还可指出，得为散骑侍郎者，颇多身有爵位之人。如王肃，嗣父爵兰陵侯；曹爽，嗣父爵邵陵侯；何曾，嗣父爵阳武亭侯；杜恕，嗣父爵丰乐亭侯；夏侯玄，嗣父爵昌陵乡侯；陈泰，嗣父爵颍阴侯；华表，嗣父爵博平侯；桓纂，赐爵关内侯；司马亮，万岁亭侯。据《宋书·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就是说，晋代侯门子弟凭嗣爵、赐爵，便有起家为散骑侍郎的优先资格。这一制度，在曹魏就已相当明显了。

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列43人，内重出1人，史传明记或估计黄初前已居官者13人，又仅知其为黄门侍郎而前后居职迁转不明者5人，以及孙吴降人孙 一人为特例均除在外，余23人。其中，起家便拜此官者5人：袁侃，郎中令袁涣子；臧艾，镇东将军、执金吾臧霸子，嗣父爵武安乡侯；程晓，卫尉程昱子，少封列侯；司马晃，太尉司马孚子，封武始亭侯；只有王黎，高邑人，家世不明。由此可见，由之起家者大部分仍为权贵子弟。

又王肃、钟毓、杜恕、夏侯玄、夏侯惠、王浑、华表7人，均由散骑侍郎迁至此官；又李丰、荀闳、傅嘏、贾充、王沈、钟会、羊祜、裴秀等，分别由太子文学、尚书郎、中书郎、大将军掾等迁至；又毕轨、何曾、司马珪、向雄等，分别由长史、典农中郎将、县令、司隶都官从事等迁至。从这些人之家世背景看，大多数仍为权贵高门。《初学记》卷十二引《桓阶别传》：“阶为尚书令，文帝幸见诸子。少子元禅上搏手曰：长者子元禅。是日，拜二子为黄门侍郎。”桓阶二子为黄门侍郎，《三国职官表》未录。可见黄门侍郎之得官，亦多依父兄家门之势位恩宠，这一点与汉代之诏除郎相近。

散骑常侍品秩已相当之高，但权贵子弟仍有起家便拜者，且多为身有爵位之人。如荀甝，荀 孙、虎贲中郎将荀恽子，“嗣为散骑常侍，进爵广阳乡侯”；曹肇，征东大将军曹休子，嗣父爵长平侯；曹彦，大将军曹爽弟，少封列侯；司马师，司马懿子，嗣舞阳侯；司马骏，亦司马懿子，“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司马攸，司马昭子，少嗣爵舞阳侯，年未十八，为散骑常侍；司马瓌，太尉司马孚子，封长乐亭侯；孔，孔子后裔，父祖皆二千石。由荀甝“嗣为散骑常侍”之“嗣”字，知此官之授与门第爵位，仍有密切关系。

从上面所叙述的“黄散”与父祖官位、爵位之关系看，不能不说这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之途的复兴与发展。

四、“清途”与选官格局的变迁

“黄散”之位既然表现出浓厚的“以族取人”倾向，那么由“黄散”起家这种特权性仕途的发展，就必然使选官格局发生重大变动。

据《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所载之《魏官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列在第五品，且居同品之郡国守相内史之前。而以任子为之、以孝廉为之或经太学试经而为之的郎中一官，在汉仅仅秩比三百石，在魏官品为八品。可见“黄散”入仕之途，既远远优于汉之任子诏除郎，也远远优于孝廉与太学试经入仕。且孝廉须先仕州郡为掾吏，而魏之“黄散”，至有年在幼童便无功而拜者。

再从“黄散”之迁转看，前述曹魏散骑侍郎之17例，除桓纂一人迁转不明之外，余16例。其中7人迁为黄门侍郎，3人迁为散骑常侍，1人迁为侍中，合计迁为门下内侍者多达11人，竟占到三分之二。余者，则为典农中郎将、太守、刺史、东中郎将、城门校尉等。黄门侍郎前所考察之23例，除1人终于此官外，余22例。其中，迁为散骑常侍者4人，侍中1人，迁为内侍之比例仍达四五分之一之多。而由之所迁之其他官员，出为守相典农的达8人，刺史2人，合计为州郡长官者共10人，占46％，几近半数。又散骑侍郎亦有3人为刺史、郡守和典农中郎将。可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还是郡守、刺史的重要来源。此即魏文帝使天下士人先“少在门下知指归”，“然后出据州郡”之意。至于散骑常侍，在魏官品列在第三，且居同品之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与九卿之前；由此，已可直接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了。其所迁转者，大多为郡守、刺史、中领军、中护军、尚书、尚书仆射、中郎将、将军、秘书监、大司农、光禄勋等重要官位；此外还有相当一批转为侍中。

我们知道，汉代士人多由州郡掾吏察举为郎中，出为令长丞尉，或为中都府丞、长史、尚书郎等，然后再以功次继续升迁。而在曹魏，权贵子弟则往往由门下之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入仕，出为实职后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级官僚。又据前面之统计，由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迁为散骑常侍者7人，经他职又迁至者7人，起家即拜散骑常侍者8人，合计达22人。王肃、王浑、钟毓等，都是连经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三职；钟毓后又为侍中，更连历门下四职。由“黄散”迁为侍中者亦达8人。在士人仕途中，如有一次或数次为门下内侍的经历，那么跻身高级官僚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以上仅仅是把“黄散”作为“清途”的典型例证之一而加以讨论的，而权贵子弟的起家之官并不止此。例如五品之中书侍郎，六品之尚书郎、秘书郎等，也常常是其起家之选。如凉州刺史张既子张揖，太常任昊子任恺，左将军邹轨子邹湛，皆以中书侍郎起家；典农校尉、太守许据子许允，大鸿胪刘晔华子刘陶，典军校尉丁斐子丁谧，谒者仆射王业子王弼，豫州刺史贾逵子贾充，尚书卫觊子卫瓘，尚书令陈矫子陈骞，幽州刺史杜恕子杜预，皆以尚书郎起家；太傅钟繇子钟会，太常郑袤子郑默，皆以秘书郎起家。中书郎、尚书郎、秘书郎等皆有所司之职，因而与“黄散”有所不同。这些官职同样较孝廉所例拜之八品郎中为高，迁转上也更为优越。《北堂书钞》卷五七引王肃《论秘书表》：“秘书丞、郎俱秩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宜为郡”，是秘书郎与尚书郎外补均为郡守二千石。同书又记：“武皇帝初置秘书，仪依御史台，文帝屡有优诏，丞郎之选，位次比黄门郎”，是秘书郎与黄门郎资望相同，那么黄门郎外补亦应为郡守，这一点也已经由前面的统计所证明了。而孝廉郎外补仅为令长，是又明低一等。又如东宫太子庶子、舍人、文学等，也是位望清华的重要起家官位，多为权贵子弟所居。

自魏以降，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它逐渐成了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有起家官品，高于所迁官品之事，如袁侃由五品之黄门侍郎迁为六品之尚书郎。但如起家为尚书郎，则觉逊黄门侍郎一等。《三国志·魏书·王弼传》注引《王弼传》：“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而《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傅子》：“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乃得志，喧喧然乃自乐。”是由黄门郎转尚书郎则可，如径为台郎，则觉逊“黄散”一筹。

总之，曹魏时王朝选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动，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较之孝廉察举，这种仕途的特点是，第一，凭借父祖官爵权势便可轻易猎得，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笺奏之试，亦不须仕郡仕县为“乡部亲民之吏”；第二，入仕起点高，起家便为五六品官僚，而孝廉举前已先仕郡县，举后所拜亦不过八品之郎中；第三，资望清华，升迁便捷，孝廉郎中一般不过补令长，而“黄散”等却可依制“出据州郡”。

那么，这种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起，就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挑战，使之作用和重要性为之下降。而王朝企图以察举之“贡士以经学为先”遏止浮华玄虚之风，从而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的努力，当然也就不能成功。同理，曹魏时太学始终不能崇隆，考课在事实上亦无法贯彻。这与“清途”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或“清途”，是士族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随士族阶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士族的形成与特征，既然在于“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那么相应的，也必然有同时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选官途径出现与相适应。“清途”最初是为了优遇名士，不久又为权贵子弟垄断；而我们观察那些由“黄散”等入仕的贵公子们，如何晏、夏侯玄、钟毓、王肃、杜恕等，大抵都是以才华智慧显名于时的名流。

而且，“清途”之所以名之为“清”，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汉代，“清”就已渐成为称述名士群体之独特素质的常用语辞了：其同类称“清流”，其节操称“清节”，其谈辩称“清谈”，其政治批评称“清议”；李膺赞荀淑“清识难尚”；孔融赞杨彪“四世清德”；周兴“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世入魏晋，名士与官族有合一之势，于是，“清”就既可用以称述名士之品格素质，如阮咸之“清真寡欲”，王导之“识量清远”，王羲之之“清贵有鉴裁”；又可用以赞美士族之门第，如《魏书·咸阳王禧传》：“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清修之门”即士族高门。那么，用“清”以区别士族习惯的起家迁转之官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又如“清华”，既可指文采，如《晋书·左贵嫔传》：“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又可指士族高门，如《南史·到 传》：“此二职，清华所不为”；同时又可指士族依例迁转之官职，如《北齐书·袁聿修传》：“以名家子历任清华”，又前引《初学记》卷十二称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清”这一语辞的作用，同时标示出了士族在文化、门第与仕官上的独特性。

当然，曹魏时期“清途”之类说法尚不普遍；前述那些“清途”诸职，尚未成为权贵高门的垄断之位，只是说他们有更为优越的条件由之入仕，但一些普通士人凭借才学有时也可以厕身其间；也不是说贵公子们必定要由之入仕，其他官职只要品秩不低，他们也乐于由之起家。但自晋以下，“清官”、“清位”、“清职”、“清选”、“清贯”之类词语使用渐多，官位清浊有异、起家方式有别的观念日益发达。原其所始，曹魏时期的上述变化，为其滥觞。

【注释】

(1)关于“浮华”问题以及下面讨论的“名实”问题，陈寅恪、唐长孺先生均已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可参考其相关论述。本书参考了他们的有关讨论，但某些论点不尽相同。

(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通典·选举三》作“或辟公府”，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