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由于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而构成的优遇权贵士族的仕途的兴盛，察举在选官体制中已被置于较低地位；这从入仕方式、官职除授和所获乡品上，都已经昭然可见。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察举入仕者的社会成分与仕途发展进行分析，并由此观察察举的地位与作用的变动原因与结果。

一、察举入仕者的社会成分

曹魏时期由察举入仕者，我就史传作大略统计，考得孝廉24例，秀才8例，计吏14例，合计46例；一人曾应数科之举者，则做数例计。然后将之大致区分为高官贵戚子弟(从子弟在内，下同)，中级官僚子弟，下级官吏子弟及普通士人4类。高官指四品以上官僚，贵戚指曹氏、司马氏姻族；中级官僚指五、六、七品官僚，下级官吏指八、九品官吏；父祖无当朝官位者，则为普通士人。其统计结果略如表9—1：

表9—1

由此表可见，曹魏时应察举者之父祖，在朝居高官者、居中下级官者与无当朝官位者，约各占三分之一。考虑到材料阙略造成的误差，可以认为秀才与计孝在此比例略同。但还须说明，“普通士人”中所列之人虽未见其父祖有当朝权位，但有的其父祖却曾仕于汉朝，或是汉代州郡著姓。为求全面反映情况，再将应察举者之父祖曾仕汉者，或其家族为汉之著姓名族者区分出来，见表9—2：

表9—2

由表9—2可见，汉代官僚名族子弟，在曹魏时有较多得举机会，但家族在汉代无官位族望者，也依然有相当的得举可能。

综合二表，可以看到在曹魏之时的察举一途，既包括高官世族子弟，也有普通士人，较为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的人士。被举者中，既有司空卢毓子卢钦，尚书、太仆杜畿子杜宽，司空、太尉司马孚子司马望，太守羊耽子羊琇、从子羊祜，司空王昶子王沦，太仆庾嶷子庾峻等名门高官子弟，也有杨丰、王基、杜挚、侯史光、崔游、陈劭、孙该等父祖不详之普通士人。《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犊民”当指牧牛之民户。又《初学记》卷二十引虞预《晋书》：“何桢字元，为弘农郡守，有扬嚣生为县吏，桢一见便待以不臣之礼，遂贡之天朝。”是其时犊民、小吏也有机会与高门同应察举。在汉家族无族望官位可纪，当朝父祖亦不居官者占23.9％，近四分之一。而据黄留珠之统计，汉代察举中平民占15.7％，贫民占8.7％，合计24.4％。(1)可见曹魏察举在从各阶层广泛取人这一点上，大致承袭了汉代的传统。作为对比，同期发展起来的清官入仕迁转之途，就在相当程度上为高官权贵所占据。两种仕途，已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性。

西晋时期，我就史传做大略统计，其家世情况较为清楚、尚可资参考者，约有贤良方正直言等特科29例，秀才47例，孝廉、计吏、良吏、廉吏55例，合计131例。西晋时期，有一批蜀吴士人入仕晋廷，这些“亡国之余”具有特殊的政治身份，故统计时单列一项。另外，《华阳国志》记有蜀亡后其地之一批察举仕晋者，因其专记一地，如一并统计则会使此类人物比例偏大。为使统计中各类人士之比例多少接近事实一些，这些人均未计入(下同)。统计之结果略如表9—3：

表9—3

这里没有列入“下级官吏”一项，因为此项只考得一例。这未必说明八、九品官吏子弟应举者少。其原因，可能因为至晋时高级官位已大为增加，如三公变为八公，散骑常侍、侍郎变成六散骑，还增设了不少高级军职，八、九品官至此已无足轻重，家族成员如仕仅至此，其政治地位已相当低下，故史传常加省略。所考得之一例，并入下层士人计算。

西晋时期一大批蜀吴士人出现于察举之途，这涉及西晋并吞蜀吴后对其地士人的政策，是一种绥抚手段。蜀亡之后随即就有杜轸、陈寿、李密、谯秀等一批蜀士察举入洛。李密《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促其出仕，“急于星火”。《华阳国志》记有蜀亡之后其地人士应秀孝等科察举者37例。《大同志》称泰始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李密、文立都曾表请晋廷优假梁、益人士。《晋书·文立传》记其请故蜀大臣名勋之后五百家不豫厮役，叙用其子孙流徙中畿者，“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孙吴灭亡后晋廷仍照此办理。华谭父祖皆孙吴高官，太康初华谭举秀才入洛，晋武帝亲加策问曰：“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吴始初附，未改其化”，“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于是武帝特加奖擢，“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事见《晋书·华谭传》)。这次秀才对策决不止于一次人才考核，其意义几近乎于一次政治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一大批东南名士被察举贤良秀孝入洛，在晋廷中占了一席之地。

在“绥静新附”的政策之下进入晋廷的蜀吴人士，其政治地位自然无法与中朝权贵高门比肩。据《晋书·华谭传》，华谭举秀才入洛后，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世说新语·言语》记为洛人嘲吴人蔡洪事)除少数人外，这些“亡国之余”大多不能跻身“清途”，因此作为一方人士，由察举一途进入政府，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而且，蜀吴原来相当看重察举。《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传》记蜀国“特重察举，虽位经朝要，还为秀孝”，故司马胜之已历官尚书郎、秘书郎等职，然至“景耀末，郡请察孝廉”。《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书》记曰：“(孙)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举茂才。”所以蜀吴人士对察举入仕也乐于接受。

晋廷对东吴名族之应举者，还给予了一些特别待遇。《通典》卷一百一《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周之丧而行，甚致清议。今欲从旧，则中夏所禁；欲不举，则方士所阙。”知吴人有丧仍可应孝廉之举，而这原是“中夏所禁”，将“致清议”的。可见这是一种优待。又《抱朴子·审举》：“昔吴土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在昔也。”是吴土之贡士，可不经策试而任官。(2)按吴土秀才华谭、纪瞻等应举后是经过策试的，葛洪所言或是特指孝廉可不试经，故又称东南儒业为之而衰。由之东南名族以察举入仕成为传统。《宋书·郭原平传》：“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其风可溯至西晋以至孙吴。又东晋之孝廉每岁郡各1人，而丹阳、吴会、会稽、吴兴皆2人，数量加倍，亦当与此风有关。西晋之应察举者蜀吴人士占到30.5％，说明察举是其出仕的主要途径。

由前面的统计又可看到，西晋时察举一途之中，下层士人之比例有较大增加。如不考虑蜀吴人士，则高官贵戚子弟、中级官僚子弟和下层士人比例分别为24.2％、29.7％、46.1％，下层士人几占半数。可见，此期察举一途中容纳了相当一批普通士人。

就史传所记，如光逸为博昌小吏，后得举孝廉；马隆史称其“出贫贱”，州举“才堪良将”，至东羌校尉；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后仕郡为主簿，举孝廉；赵至父为士伍，辽西举计吏，后又举良吏；李含为“寒门少年”，陇西、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后又举秀才；陈 身家“孤寒”，元康中郡举孝廉；熊远之祖为石崇苍头，本人仕县为功曹，后举孝廉又举秀才；苏峻为史称“单家”，得举孝廉；陶侃被视为“小人”、“寒宦”，亦为孝廉；陈敏得举廉吏，被斥为“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又如《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异苑》：“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是以乐工之低贱亦得举孝廉。又如秀孝吴甫、杨旌、许孜、赵君平、董养、董联、刘沈等，既非名族，史传中其父祖又默默无闻，都当为下层士人，然而他们都得以察举秀孝。

作为对比，西晋时代那些煊赫无比的高门权贵，其子弟却很少由察举入仕。表9—3中可见西晋应察举者家族有居四品以上官位者，仅占16.8％，约六分之一。而且这其中仍有一部分够不上当朝最大的权贵，或一流高门。其家族在当时居于权势中心者，仅司徒温羡从子秀才温峤，中书监卢钦子秀才卢谌，差可拟之。琅邪王衍被举“奇才可以安边”，乃特例，而且他并不接受。那些最大的权势者，例如《晋书》所称晋初“攀云附翼”之八公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 、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以及司空裴喜，司徒王浑、王戎，尚书令贾充，录尚书事王沈等，其家族子弟皆不由察举入仕，偶尔得举亦不应不就。

由之可见，西晋时代，高门权贵子弟由察举入仕者，比例有明显减少，下层士人却有相当增加，同时又有一批蜀吴人士由之入仕，后两类人物合计占62.6％，就是说在官僚士族的眼中，察举之地位和吸引力，已颇为下降了。

这种变化之原因，当然是由于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为高门权贵子弟别辟了入仕捷径所致。步入察举一途者虽然也有高官士族，但同时又有大量下层普通士人甚至寒门单贱，以及蜀吴“亡国之余”，品类颇杂，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各类身份的人物，这就不足以标志高门权贵的高贵身份。同时，岁举员额平均分配到各州各郡，如某郡为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增加；某地非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减少。这就无法满足高门权贵子弟依父祖势位大量出仕的要求。特别是，我们已经指出察举制较“清途”有更为鲜明的功绩择优制的色彩与制度保证，由于悠久传统它一般仍以经明行修、才优能殊者为察举对象，且有“试职”之法、策试之制；同时它又被九品中正制与“清途”压抑在相对较低的地位之上，由秀孝察举所得之乡品一般在二、三、四品之间，并无优遇；策试后只能拜七品之议郎，八品之中郎、郎中，这是权贵子弟凭“赐官”即可轻易获得的。因此，使高门权贵子弟修身励行，务学勤职，自郡县吏职仕起，依才行功次与寒门单贱同应察举，经严格考试任为“散郎”，自然是勉为其难的。如果没有九品中正制与“清途”，他们或许也会使察举制适合其需要；但既然已经别有了入仕华途，他们对察举自然大失兴趣了。

当然，士族中还是有由察举入仕之人的。首先，察举曾为汉代仕进荣途，至晋虽已为贵游公子所轻，但形式上仍有相当荣誉，故士族之中一些有志之士，仍愿由之入仕。但士族分子如应察举，那就要合于察举的传统标准，而不能徒以门阀，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新野庾衮，父兄皆贵盛，他却甘心隐逸躬亲稼穑，故察孝举秀又举清白异行，入《晋书·孝友传》；又如东晋之庐江何琦，祖何龛后将军，父何阜淮南内史，从弟何充为司徒，然而他本人苦孝事母，养志衡门，琴书自娱，耽习典籍，故得举孝廉，屡被征召，亦入《孝友传》。又如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为司隶都官从事时敢于搏击贵势，故得举秀才(见《晋书》本传)。

其二，汉魏以来一些经学世家，至此仍多得察举。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三察孝廉；秀才卢谌，为汉代名儒卢植之后，“世以儒业显”；秀才王接，“世修儒史之学”；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经学深博”，州举异行直言。孝廉须射策试经，秀才对策亦须以经典为本。至晋高门权贵之贵公子多已鄙薄经术、无意章句而竞于玄谈；而有志经学者，仍以经明行修而应察举为常规性仕途。同时，贤良秀才对策是显示才气文采之机会，故文才出众者，多被秀才之举。如潘岳、潘尼叔侄，皆父祖二千石，家族多居位者，二人“俱以文章见知”，皆得秀才举。

其三，士族亦有高下盛衰之别。高门子弟有优越的机会步入“清途”，官位门第较逊者未必就有同等机会。至于所谓“著姓”、“豪族”，亦颇复杂，或以世仕州郡，或以宗党强盛，或以屡出名德，或以世传儒术，都可以此称之。早在东汉，就是既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种官僚世家，也有“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与官僚无干之乡里豪人，还有陈寔这种“贫俭无仆役”、出门使诸子将车的名士家族。《华阳国志》记巴、汉中、蜀、南中等各地郡县均有大姓，如牂柯郡“大姓龙、鲁、雷、兴、仇、递、高、李”之类，然此类“大姓”在当代政治之中有多大影响，就很不相同了。如果仅为一郡一县之望，那与朝廷上贵盛于时的高门华阀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偏于一地的著姓，二三流士族以及门望不够之官僚子弟，如果不能与高门比肩进入“清途”，他们就多以察举入仕。察举员额正是按州郡平均分配的。如安乐秀才张寔，其父不过受叔锡官得乡品五品，然史又记其“家世孝廉”；敦煌索氏，“累世官族”，但在朝廷中并无势力，然而索充为孝廉，索靖、索袭为贤良，索鲠、索绻、索璆、索聿、索琳为秀才，一姓得举者即考得8人。

综上所述，西晋时代由察举入仕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物：第一，才行功能表现优异之下层士人；第二，蜀吴士人；第三，二三流官僚士族子弟；第四，明经术、有文采之士人。由此看来，察举在当时较多体现了功绩择优制和从各阶层广泛取人的特点。而高门权贵子弟对察举已甚轻视，他们多由“清途”入仕以维持权势和身份。因此察举之地位，已有相当之下降。

二、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

下面，我们对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情况，加以考察。

前面已经指出，秀孝应举者在对策后以除授议郎、中郎、郎中等“散郎”为通例。“散郎”之除授表示士人已经成为王官，因此它们也构成了入仕之一阶。但“散郎”并非实职，居此者是否能够得到及时迁调，那就依个人之背景、家族之势位而有很大不同。无权势奥援者，常常是累年不调。如前引《太平御览》卷四一四引《广南记》，记交趾秀才吴甫“累年不迁”，《北堂书钞》卷七九引作“七年不迁”，“不迁”即指久居郎职而不除授实官。又《晋书·夏侯湛传》：“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又同书《潘岳传》记其举秀才为郎后，“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还有许多秀才，举后以郎家居而不在朝。如《晋书·周玘传》记其举秀才为议郎，后石冰起兵扬州，周玘结众讨平之，又“散众还家”；同书《夏方传》：“州举秀才，还家”；同书《成帝纪》：“宁州秀才庞遗起义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同书《陶侃传》记交州秀才刘沈与杜弘等在广州谋反，为陶侃擒杀；同书《苏峻传》：“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是周玘、夏方、庞遗、刘沈、苏峻等，皆举秀孝而家居者。大约亦是因为“累年不调”，故以“散郎”还家闲居。

至于能由“散郎”迁调为实职者，所得之官亦因身家背景而颇有差别。下面我们对应秀孝之举者经“散郎”所调之官加以统计，以资参考。在统计中，如史传明记除拜“散郎”事，则将拜郎后所见之第一官计入；如未记拜郎事，则推定为史传省略，并以应举后所见之第一官职酌情计入。

两晋孝廉之迁调可资参考者26例。其情况略如表9—4：

表9—4

从以上统计看，孝廉郎所迁调之职大部分为七、八品官。其中县令长占到30.8％，近于三分之一，可见孝廉为县令长的重要来源。又《华阳国志》别载巴蜀之晋孝廉18例，其任用可考者12例，有2例分别为王国中尉及平西参军，其余10例则均为县令，占83.3％，更可证明上述结论。余者，魏太学博士五品，晋不明，估计晋之太常博士亦五品；公府长史、司马在六品，估计丞相西阁祭酒亦在六品。五、六品官约占23％，其余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约占77％。

两晋秀才迁调可考者约31例，情况略如表9—5：

表9—5

其中，如把公府祭酒推定为六品，则调为五、六品官者共8例，占25.9％，略高于孝廉；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占74.1％，略低于孝廉。秀才之任用，较孝廉略优。又县之令长占29.0％，可见秀才与孝廉一样，也是县令长之重要来源。

下面观察秀孝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前举秀孝合计57例，又孝廉苏峻、秀才张髦举后直接迁调之官不明，但此后之官居可知；又秀才谷俭仕止于中郎，孝廉汜腾；任旭仕止于郎中。将这5例补入，合计62例。其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分别列如表9—6：

表9—6

由表9—4、表9—5看，由秀孝入仕并非不能迁至清官。表中所列之黄门侍郎、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等，皆属清官。但两晋南北朝之士族门阀注重“起家官”，起家方式与起家官职有别，则社会地位大有差别。依倚父祖门资势位而“少历清官”，最能标志个人身份之高。察举一途入仕虽然也能迁至清官，但由这种包容了寒门单贱、“亡国之余”的仕途入仕，并不能显示门胄的清华。

从表9—6看，似乎秀孝迁至高官的比例尚且不小；但这一观察方法并不全面。因为所能迁至之官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进入史传，同时又必定有大量秀孝因不得迁至高官而于史默默无闻。在两晋150余年之久的时间之中，由秀孝出身居于“公”位的一品官僚仅见1人，二品官僚仅见7人，包括尚书令、九卿在内的三品官僚仅见19人，这说明察举入仕者在仕途上，大多数是步履维艰的。

我们可以由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一点。我根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并就《后汉书》做大略翻检，其结果是，东汉三公之由秀孝出身者，多达29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还有8人曾历敦朴、直言、有道、尤异、理剧等科目而为三公。又据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及《后汉书》，东汉仅尚书令、九卿、司隶校尉、河南尹之由秀孝出身者，就多达47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另有18人历贤良方正、有道、尤异、理剧、明经、至行等科目而至此类高官。尽管东汉统治时间较两晋为长，但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东汉由察举入仕者之仕途发展较两晋为优这一点，仍然明明可见。(汉之三公至晋已成“八公”，晋一、二、三品官的种类也颇多于上述东汉官员)前已指出，晋代由察举入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下层普通士人。这就是察举制在门阀社会中地位下降之原因。而大部分高级、中级官员不出此途，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由上述三表也可发现，察举制度毕竟使得普通士人以及寒门单贱有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甚至有了迁至高位的可能。例如由察举入仕而居一品官僚之唯一一人，是孝廉陶侃。陶侃家至微贱，得举至洛后被视为“小人”，“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见《晋书·陶侃传》)。得居二品官者之甘卓、戴若思，皆孙吴“亡国之余”，戴若思已沦落至劫掠为生，然而他们都由察举而渐渐崭露头角。又张寔，其父张轨初得叔父锡官，乡品仅为五品，可知其家族在中朝毫无地位；然张寔仍得举孝廉，终至二品方镇。由于察举对士人之才行功能之审察相对地较为严格，更多地体现了择优原则，因此就使一些下层士人以至寒门单贱，有可能以才行功能得举，因缘时会发挥才能而迁至中高级职位。如无察举之法，各州各郡大约会有不少下层士人要白首衡门、永无出头之日的。在门阀鼎盛之时，察举之途为下层普通士人保留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我们说察举在当时有弥补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也正是为此。

三、察举的低落

西晋前期，由于君主和事功派官僚的努力，察举一度尚称繁荣，并在取才选能、扩大统治基础、绥抚蜀吴士人和崇隆经术抑止浮华之上，多少发挥了某些作用。这是有利于专制皇权与官僚行政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地位与作用在实际上的下降。随着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盛，进一步说，随着士族政治的发展，察举的低落是不可避免的。

据《晋书·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以应举后任用不优、升迁不捷而居心怏怏。又同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友人劝其“无以应秀才行”，也反映了应举在时人眼中已非入仕荣途。(3)

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惠帝永宁元年司马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王接传》：“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三王义举”事在司马伦篡位之同年三四月，所免之策试当为次年年初之事，是永宁二年之策试亦未实施。秀孝策试之制遂趋松弛。

东晋偏安之初，庶事草创。《宋书·百官志》叙州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并对策问”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上经常荒废。《晋书·陈 传》记其于元帝太兴中上疏称：“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元帝也有意恢复察举考试。《晋书·孔坦传》：

先是，以兵乱之后，务存慰悦，远方秀孝到不策试，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兴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

后孔坦上疏，请“崇修学校，普延五年，以展讲习”，元帝“听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又同书《甘卓传》：

中兴初，以边寇未静，学校陵迟，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犹依旧策试。卓上疏以为：“答问损益，当须博通古今，明达政体，必求诸坟索，乃堪其举。臣所忝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余州。策试之由，当籍学功，谓宜同孝廉例，申与期限。”疏奏，朝议不许。

知孔坦原请秀孝免加策试五年，元帝令孝廉可七年不试，秀才则照旧策试。但尽管如此，策试之实施依然困难重重。《甘卓传》记朝议不许其奏之后：

卓于是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辞不获命，州厚礼遣之。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

是“秀才如故”策试之后，就几乎没有秀才应举了。又《宋书·五行志》：

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麇见于前，获之。孙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晋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无策试之才，孝乏四行之实。麇兴于前，或斯故乎?

又《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七年：

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按即刘裕)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可见东晋察举不但所举非人，连策试亦荒废已久了。

西晋之秀才考得47例，孝廉50例，合计97例(包括举而不就者，下同)。东晋之秀才只考得19例，孝廉仅8例，合计27例。西晋50余年，东晋则100余年，然东晋之秀孝仅为西晋之27.8％，约四分之一。可见察举至此已处于相当低落之中。又西晋秀孝举而不就者26例，应举者71例；而东晋之秀孝不就者为13例，应举者为14例。西晋之应举比例为73.2％，东晋之应举比例为51.9％。是东晋举而不就者大为增加，亦可反映察举一途之吸引力，较之西晋又大为下降了。

东晋之8例孝廉中，孔季恭、周稚、虞预、谢沈、张凭、王谈6人为吴土之人，占75％。秀才之19例中，亦有陆纳、孟嘉、庞遗、谷俭、高崧、龚玄之、龚元寿、陶淡为南人，占42.1％。这显然与东晋只有半壁江山有关。北来之士族得举者，有陈留江灌、江，东海王雅，庐江何琦，北地傅弘之，琅邪王珉等。仅从此看，似乎士族高门子弟之比例并不为小，但高门子弟当然有更多进入吏传之机会；东晋100年中，士族之由察举入仕者不过一二十人，仍不得为多。王珉为王导之孙，是两晋时期琅邪王氏之唯一被举秀孝者，然而他仍然不肯屈就，而历著作郎、黄门郎、侍中等清要之官轻至长兼中书令。东晋秀孝迁调之官，有博士、县令、司徒掾属、军府僚佐等，与西晋相似。但从整体看，东晋察举之地位与作用，较西晋又大为低落了。

“策试之由，当籍学功”，察举之不盛，策试之难行，与学校之不兴有连带关系。东晋之学校入仕制度，也处于衰微之中。

据《晋书·元帝纪》，元帝恢复了太学学官博士；又据《成帝纪》，咸康三年立太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孝武帝时有太学生60人，后增至百人，太元十年又兴复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殷茂称“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晋书·五行志》：“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按国子学建于太元十年二月，国子生放火事当在其后，不当在此年正月)东晋之国子生考得一例。《宋书·长沙王刘道怜传》：“长沙景王道怜，高祖(刘裕)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查《晋书·谢琰传》，谢琰为徐州刺史在晋安帝隆安二、三年间，距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建学约十二三年，刘裕、刘道怜曾祖刘混为武原令，祖父刘靖为东安太守，父刘翘为郡功曹。以其门资，自然称不上“冠族华胄”，是国子学中确有“混杂兰艾”之事。

总之，东晋国学不盛，原因一是“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二是士庶分别不严，“士君子耻与其列”；三是“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管理混乱。高门贵胄志在玄理，耽于享乐，自有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保证其仕途亨通，自然无意于学业了。察举与学校制度，由两汉之盛到东晋之衰，是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

【注释】

(1)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2页。

(2)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72～74页。周先生以“昔吴土初附”为西晋公元280年平吴事。此取其说。

(3)潘滔语中有“足下应和鼎味”语。“鼎味”为商代伊尹故事。《韩非子·难言》：“(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后世“和鼎”多指执政居相位，而潘滔之“应和鼎味”语显非此意。《北堂书钞》卷六八“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条：“《汉旧仪》云，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迁也多据卿校也。”是汉之“和鼎”指公府长史。又《崔敬邕墓志》：“起家召为司徒府主簿，纳赞槐衡，能和鼎味”；又《元 墓志》：“寻辟上台，为骑兵参军，助调醹味”。是元魏之“和鼎”指公府之主簿、参军。知潘滔之“应和鼎味”，大约是指就任公府之掾属僚佐。应征辟而为公府掾，在魏晋南北朝亦是士族高门子弟习惯性的入仕方式之一。由《晋书·王接传》可知，由此入仕，地位亦较秀孝察举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