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权力网

在1862—1895年李鸿章担任总督和巡抚的33年，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权力网，这个权力网从其职任所系的狭小范围辐射开去，遍及全国：它根植直隶，上至朝廷，渗透到帝国的其他省份。这个权力网以李鸿章在官僚政治制度中的官职和非官方的幕府为基础，但是，归根结底，它是朝廷那些怪诞观念的产物，是保守派反对势力的对立物，是外患频仍的结果。尽管如此，直到1895年李鸿章垮台，这一权力网一直是中国最富有建设性的力量。[1]

李鸿章所承担的义务是保卫中国，而不仅仅是直隶或安徽，因此，他不是逃避国家的责任，而是伸手揽权，毅然决然地肩负起解决各种问题的重任。他论述起国家形势来很像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用他偏狭的观点表达他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公等可不喜谈（洋务），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2]“天下之才本供天下之用，必云某军食某饷专顾某省，则左相（左宗棠）诸军久应饿毙矣。”[3]“海内将才无几，时事日益艰难，鄙人力小任重，襄助乏人。”[4]“中外责问过甚。”[5]

李鸿章自愿承担起拯救中国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出于他真诚的爱国精神，而且也出于他的自负和他的洞察力。他孤傲自负，认为只有他自己具有担当重任所需要的远见和能力；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充分认识到了朝廷及清朝官吏们的虚弱无能：“朝廷之计似更茫如捕风。”[6]“（朝廷）既无定见，复堪恒心，……闻者能勿愧愤欲死？”[7]“朝议夕迁，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8]“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士大夫皆躭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9]“无人敢与主持（总理衙门），遂尔中止，此亦堂官太多之病也。”[10]

虽然不可否认李鸿章喜欢揽权、固执自负，但是他的首要目的是拯救中国。然而，对他的政策、思想、行为和个人品性的分析表明，他认为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办法是将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而达此目的的手段，如果按其逻辑推论，结论应该是创建一个全新的、发生彻底变革的中央集权政府。实际上，李鸿章无意中提倡的是由一批依据能力和人际关系选拔出来的、受过专门行政管理方面训练的专业人才参加进政府，以代替建立在科举考试基础之上的现存的官僚政治体制，幕府制度的专业化将代替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体制的非专业化。

没有证据证明李鸿章曾自觉地鼓吹推翻现存中央政府，但是，他对大多数官吏缺乏信心或对他们不尊敬，确信只有自己堪膺重任，坚信在中国权力必须集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矛头是指向推翻现存中央政府这个方向的。1872年，他在致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11]1895年《马关条约》谈判前，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话时说，中国战败的原因在于地方主义，他把中国比作封建时代的日本，当时日本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割据势力相互争斗。他还说，中国有许多行省，没有统一的权力。[12]这种对中国需要中央集权的一针见血的分析，竟出自一个已经建立起地方分权的人物之口，如果这不是可悲的，倒是颇具讽刺意味的，令人啼笑皆非。

李鸿章关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思想于早年得之于曾国藩和冯桂芬。曾国藩曾强调军事行动需要集中统一的指挥，而李鸿章则在其军事行动中遵行了这些教导；冯桂芬则着重指出，为使这个庞大帝国不致分裂为战国林立，实行中央集权是必需的，1895年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的话就是冯桂芬这一思想的翻版。李鸿章的密友兼顾问宓吉在其所著《阿礼国传》（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叙述了这一情况：“李相能在其衙门所辖范围之外的其他省份行使自己的权力，这的确是走向集中行政权力的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志同道合的后来者的相继崛起，很难说政府体制不会从这一核心生发出什么变化。”[13]

以上的结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李鸿章是否曾试图自立为帝。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主动计划这样做。然而，他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1880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14]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15]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问题的症结在于，李鸿章将朝廷与中央政府看作是两码事。他的幕府可以取代毫无效率的中央各部，但是他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却不允许他取皇帝而代之。这种矛盾表明，李鸿章思想中从未有过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他的所做所为仅仅是对西方威胁的反应，仅仅是基于其性格、思想和现实条件，尽其最大能力的随机应变。

19世纪晚期，中国的实权掌握在地方疆吏手中，李鸿章的权力就是建立在其封疆大吏的职位上的，虽然他是首善之区（直隶）的总督，但是他却将其衙门建在天津，这样就不会受到朝廷的严格约束，而天津这个地方，一方面离北京有一定远的距离，远到他能够保持其半独立的疆臣地位，另一方面离北京又很近，近到使他能够对朝廷施加影响。天津为入京主要口岸，在这里，外国公使入京前李鸿章得以首先会见他们，他得以与外国领事们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则将他的话转达给各自国家的驻京公使；他还得以在受到中央政府大臣们最小限度干涉的情况下放开手脚做自己的事。如果是在北京，他会有更高的官职和衔名，但是不会有实权。

李鸿章权力的基石是他的军队——淮军。这支开始时只是地方武装、可是后来却担负起保护整个国家的重任的军队，发韧于1853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奉命自京返籍在合肥地区兴办团练之时。同年早些时候，李鸿章已回安徽，其父到后，乃帮同他一道统带团练。1855年，李文安一命归阴，1858年李鸿章也离开安徽，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但是李家的声望却在两淮地区扎下了根。1861年李鸿章回籍募勇组建他的新军队时，他就是向他父亲的旧部将领求援来招募勇丁的。[16]

李鸿章在安徽招募的最初五营共2500人，1862年2月22日这支军队到达安徽安庆曾国藩大营后，曾国藩又调拨了自己的湘军5500人，使这支军队大大扩充。[17]此后两年间，淮军人数迅速增加，到1864年11月即已达到其顶峰，有6万或7万人。[18]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淮军人数只缩减到约5万人，因为还有捻军待其剿杀。[19]然而，到1868年捻军彻底败亡后，就是否全部遣散这支军队出现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讨论。

1868年秋冬间，李鸿章与曾国藩及其他疆吏就淮军的遣散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商议。开始他希望将这支军队全部遣散，但是曾国藩请他留下2万人或更多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左宗棠，毛昶熙（旭初）、英翰（西林）则再三要求保留这支军队，以之守卫北方边疆，由刘铭传统率之，因为他们不相信守卫畿辅（直隶）的练军的战斗力。[20]最后，1869年1月，李鸿章致函闽浙总督，也是其丁未同年的何璟说：

弟抵宁后，与曾侯相马穀（山）帅（马新贻，李鸿章丁未同年）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已陆续裁撤五十营（2.5万人），惟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奏明铭军二十余营（1万人）防直东交界，以备侯相履任（直隶）后调遣。庆、勋两军二十余营驻苏境，交穀帅调遣。弟拟带部子美（松林）五营（2500人）、周薪如（盛传）十三营（6500人）、唐元圃马队及亲军枪炮队赴鄂。[21]

由此可见，淮军裁减到约3万人，而且分布在中国北部和中部，但是它仍然在李鸿章及其朋友们的控制之下。

清朝前期，战事结束之后，如白莲教起义和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遣散团练而由绿营专责国防已成定例。然而，到了1868年，这一定例却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国家用了18年的时间平息叛乱，原有绿营军队半数以上已被消灭，余者多半亦已离开绿营加入团练，因为“勇”的待遇优于“兵”。其结果是，绿营兵数减少了约90%。纵使绿营不久即得到恢复，但是它再也没有能力在大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了，而是降级为担负地方巡查任务，其作用与现代警察相类似。淮军和其他勇营则担负起国防重任，驻扎在通都大邑，称为“防军”。原来纯粹是地方武装的团练军队，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正规军。但是，这些地方武装在训练、装备及一般组织形式上并不统一，每一支地方武装都是某一地方疆吏控制的私人军队，兵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兵员人数。[22]

1870年，李鸿章移督直隶，他的军队随之调防，此后25年间，他的军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的人数保持在3万人左右，采用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并装备以最新式的欧洲武器。如果能得到各省的支持，李鸿章希望使之成为国家军队。[23]但是本位主义和个人效忠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然而，他的军队毕竟取得了高于一般地方军队的重要地位，控制着长江以北、满洲以南的中国，而且，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的军队还被用于中国南方甚至国外。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中，淮军有6500人被派往台湾接受沈葆桢的调遣。沈葆桢乃李鸿章旧友，由于李鸿章的荐举，他当时已被任命为办理台湾事务特命钦差大臣。但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应付措置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中，尽管这次军事行动是发生在南洋大臣辖区内；南洋大臣甚至并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应该管的事。[24]在1882—1885年朝鲜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凡是用来维持秩序、平息暴乱，阻遏日本的中国军队均来自淮军。

为了使自己不完全依赖于淮军，为了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叛乱平息以后，清廷做了微弱的尝试，即建立了练军，这是一支特地用外国方法训练的军队，其士兵选自绿营。清廷指望它能同化各式各样的地方军队如淮军，与八旗和绿营一起，组成国家经制军队。然而，练军各部被派驻各省，置于各省提督控制之下。由于练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加之李鸿章能够做到让他的人担任提督一职，因而，他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练军。此外，驻扎北京的练军及驻北方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火取给于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局，而且，练军的规章及组织形式乃是仿效曾国藩湘军而来，因而，个人效忠这一因素也就成为这一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李鸿章就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搅乱中央政府的计划，使其永远依赖效忠于他个人的淮军。李鸿章的军队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对皇帝的忠诚则保证了他的军队会服务于中国。[25]

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中国政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并保住其职位，光拥有军队是很不够的，尽管它很重要，位高权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1862—1872年间，李鸿章一步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国藩及其在地方和中央位居高官的朋友们。在这十年中的七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其余三年，是李鸿章和马新贻（李鸿章在福济手下供职时他任合肥知县）先后出任此职。因而，在这严酷艰难的十年间，担任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这一十分重要的职务的不是曾、李，便是其密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安排的。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时，他想方设法要让李鸿章坐镇南京以保证其军需供应。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1866年底他和李鸿章对换了位置。1868年曾国藩移督直隶时，李鸿章已是湖广总督，因而马新贻被任为两江总督。这样，从1868年到1870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职位就掌握在了李鸿章及其师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马新贻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乱使得李鸿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让曾国藩回南京两江总督任，而不是让他退休进京当大学士[27]；尽管李鸿章现任直督，但是他在长江一带仍还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出督两江。

同是在这十年中，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曾代他署湖广总督（1867, 1869—1870），当时他正忙于镇压捻军及贵州和西北地区的叛乱。瀚章还曾先后任湖南巡抚（1865—1867）和浙江巡抚（1867—1869）。鸿章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后，瀚章实授为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1882年。[28]

1865年李鸿章卸江苏巡抚任后，继其任者按顺序有：刘郇膏（1865—1866），李鸿章丁未同年及前幕友；[29]郭柏荫（1866—1867），曾国藩前幕友、李鸿章任上的江苏按察使；[30]丁日昌（1867—1870），李鸿章前幕友；张之万（1870—1871），李鸿章丁未同年；何璟（1871—1872），李鸿章丁未同年。[31]安徽巡抚乔松年（1863—1865年在任）曾在李鸿章任上当过苏州盐运使，这一职位是李鸿章为他搞到的。[32]1865—1874年间任安徽巡抚的英翰，在1854年李鸿章做当时安徽巡抚的幕友时是个安徽候补知县，1859年署合肥知县。[33]左宗棠、曾国荃和马新贻均曾当过浙江巡抚，李鸿章的丁未同事沈葆桢和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过职的刘坤一这一时期垄断了江西巡抚一职。[34]李鸿章或曾国藩的其他朋友和同年出任巡抚者还有：钱鼎铭（河南：1871—1875），沈桂芬（山西：1863—1865），李宗羲（山西：1869—1870），鲍源深（山西：1871—1876），郭嵩焘（广东：1863—1866），和乔松年（陕西：1866—1868）。[35]

除上述提到的两江和湖广两个总督职位的任职情况外，出任总督职位的还有刘长佑（湖南人，前湘军将领），1862—1867年间任直隶总督，此前还于1865—1866年间任闽浙总督；张树声（淮军将领），1871—1872年间任漕运总督；乔松年，1871—1875年间任河东河道总督；马新贻，1867—1868年间任闽浙总督。[36]

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兼同伴。曾国藩从他开始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在那里广交朋友，以之为他及他的门徒们的奥援。李鸿章虽然从1862年开始也已在京师交结朋友，特别是巴结上了恭亲王，但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曾国藩及其权势；然而，曾国藩去世两年后，李鸿章开始有了一种交往，这一交往将延续其终生并保证他在反对派的激烈攻击面前保住其职位——这就是他和慈禧太后的交谊。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交谊始于何时，它似乎是孕育于1874年和1875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1874年，两宫皇太后谒清陵时，正宫皇太后慈安召李鸿章护送谒陵，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coup d'état）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关于李鸿章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有互相矛盾的记载，但是，不论是当时还是此后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李鸿章及其忠诚的淮军在北京积极参与了这一政变。据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朝廷中的反对派极力反对慈禧让他侄子继承帝位的计划，她便向直隶总督因而也是皇室合法保护人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慈禧计划中继承帝位的人选与大行皇帝同辈，而他继承帝位是直接违反清朝继位制度的。按照清朝继位制度，新皇帝应该是大行皇帝下一辈的人。李鸿章的军队由天津出发，兼程行军，于午夜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他答应了慈禧太后的请求。他的军队裹住了马蹄并用筷子别住了马嘴，悄无声息地包围了紫禁城。那些不可靠的满洲侍卫被捆绑起来拖进监狱，反对派首领被逮捕，到早晨，紫禁城已控制在李鸿章手中。慈禧太后既已降服反对派，便宣布由她四岁的侄子登基继位。目的既已达到，李鸿章便率军悄然返回天津。[37]

然而，马士和濮兰德（J.O.P.Bland）的记述却说，李鸿章并未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由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38]；从李鸿章自己的信函看，他似乎对政变曾感到惊讶，而且直到1875年1月28日，即同治帝去世和政变发生大约两个星期后，他才到达北京。[39]尽管关于李鸿章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记载彼此矛盾，不管怎样，李鸿章确曾三次觐见慈禧太后（1875年1月29、30日，2月2日），慈禧令其返回直隶，这样，在帝位更替这一非常时期，她就可以依靠他控制京畿地区。[40]李鸿章在信中谈到这些事件时，表达了他对慈禧强硬政策的信心和尊重，也表示他相信这些政策能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稳定。[41]存在于这两个才能非凡、位高权重的人物之间的那种长久、忠诚的交谊显然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慈禧和李鸿章都以对朋友忠实而闻名，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基石是他们互相承认对方的才干、互相需要，而且还对对方心存惧悸。慈禧有权罢斥李鸿章，而且有保守派做她坚实的后盾，但是她十分精明，从不公开反对这个拥有淮军、北洋海军和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通晓商务、外交之士的人，她惧怕他的强大势力却又不得不依赖他。[42]据记载，李鸿章曾说：“皇太后总是干涉我的事情，她认为我太亲外了，她怕我是太有势力。”[43]为了抑制李鸿章权势的扩张，她在李鸿章和保守派之间挑拨离间，却又装出一副倾听“言路”的样子。她允许甚至暗中鼓励排外势力的喧嚷，这样，李鸿章及其志趣相近者提出的建议就往往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然而，一旦她下定决心要进行某项活动，她就迅速有效制止住这种喧嚷。尽管李鸿章威权极重，而且有时还能公开拒绝朝廷的旨意，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是慈禧操纵着他，而不是他操纵着慈禧。[44]

在李鸿章这方面，一旦慈禧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他从不违抗她的旨意，终其一生都对她忠心耿耿。他对她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他的忠诚终于得到了报偿，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1885年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她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稳渡难关，并得以对政敌的种种指责藐然视之；188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这时又是她救了他的命。虽然慈禧和李鸿章二人方法各异，但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保全中国、保全皇室。正由于此，二人互相尊重对方，慈禧虽然骨子里是个保守派，仍能对李鸿章的许多自强措施予以支持并就国事征询他的意见。

李鸿章在兴办经营自强事业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两位最重要的满洲亲王的支持，这就是恭亲王和醇亲王。[45]恭亲王是道光帝第六子，同治朝时他在政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光绪朝他的影响开始下降，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在1875年政变时反对派曾支持的皇帝人选是他的儿子，不过，1870年代后期他依然是朝廷中一个重要角色，他对自强措施和外交事务的兴趣使他与李鸿章走到了一起。[46]然而，真正有实权的是醇亲王，他是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之生父。由于他是小皇帝之父，所以各项事务都是以他的名义批准、使之合法化的。[47]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通过她，他得邀殊遇，升为大臣。李鸿章与醇亲王结交甚密，并竭力引起他对国防事务的关注，通过这一途径，李鸿章在地方上实行的措施便能成为国家的事情。通过醇亲王，李鸿章得以在相当程度上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朝廷，使朝廷相信，采用外国长技对中国没有危害。醇亲王也确确实实醉心于海军事务，1885年他受命总理新创建的海军衙门，而由李鸿章为会办。尽管他生性庸懦，而且事实上是他妻姐的工具，但他还是尽其所能站在李鸿章一边，支持扩建海军，支持在中国兴办洋务企业，他于1891年初逝世，使李鸿章失去了朝廷中一个宝贵的支持者。[48]

在直隶的25年间，李鸿章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封疆大吏们的交谊和联系，这是他从1862年就开始了的。随着老同僚的谢世或退休，他们的位置被年轻人接管，这些年轻人有的或曾在淮军中供职，或曾在李鸿章幕府中担任过其他职务。1872—1894年间，两江总督一职（这或许是中国第二个最重要的地方职位）先后由下列人员担任：何璟，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张树声，李鸿章前幕友；彭玉麟，前湘军将领；李宗羲，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刘坤一，曾国藩之友；沈葆桢，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并曾同为曾国藩的幕友；左宗棠；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担任过四川总督的有丁宝桢和刘秉璋，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当时李鸿章曾与他在剿捻之役中携手，刘秉璋则曾在李鸿章幕中赞划军事。何璟还曾任闽浙总督，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和李瀚章这一时期则依次先后实际掌握着两广总督一职，只有1884—1889年这几年例外，这几年间掌握两广的是李鸿章的冤家对头张之洞。[49]

同是在这23年中（原文如此。——译者），上述但任总督职位的人中还有许多人曾当过巡抚。曾国荃及李鸿章的丁未同年鲍源深曾任山西巡抚；钱鼎铭，李鸿章前幕友，任河南巡抚；丁日昌、何璟、刘铭传，福建巡抚；刘秉璋，先江西巡抚，后浙江巡抚；潘鼎新，李鸿章前赞划军事的幕友，云南巡抚；刘铭传还成了台湾首任巡抚，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期间是从1885年到1891年。[50]

尽管这些督抚中有些人曾是李鸿章的幕友，另一些人则是他的旧友，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受他控制。或许沈葆桢和丁日昌比其他人更顺从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海军问题上，因为他们均为其密友，他对他们有提拔扶掖之恩。[51]与之相反的是张树声。张树声为淮军宿将之一，1882年李鸿章请假一百天丁母忧时，请他代为署理直隶总督，据记载，他接替直督后，曾想方设法要赶走李鸿章的幕友，并打算以“揽权”为罪名向朝廷弹劾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友将这一阴谋通知了李鸿章，使他得以将其消弭于萌芽之中。[52]为执行公务，有必要与其他督抚保持私人联系和交谊，但是不能依靠他们建立权力网。李鸿章的每一个同僚似乎一直都主要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一旦形势需要，他们会从一边摆到另一边。李鸿章在全国的督抚中有许多朋友和相识，但是他并未任意支配过任何一个人。

然而在直隶范围内，李鸿章手握大权，可以通过施恩和荐举把人们集聚在他身边。1870年，朝廷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设立了津海关道一职。这一职位的设立，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统的官僚体制中与非专业性相反的逐渐专业化趋势的开始。此前，正统官僚体制中地方职务一般是以负责某一地区事务为基准，而这一道台职务却负有特定的使命，其职掌限于处理外交事务、襄助国防和征收关税，这些职能使其带上了外交与专业化色彩。这一职位是专为他这位北洋大臣而设的，通过它，李鸿章控制了京畿地区这一主要口岸的商务和税务。[53]不用说，选择一个可靠的、懂业务的门徒把持这一职务对李鸿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从1870年设立津海关道一职起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时止，这一期间由李鸿章一手提拔担任此职的每一个人，经常是追随李鸿章多年的旧人，而且娴于外交事务。首任津海关道是陈钦。陈钦曾署天津知府，为曾国藩荐举，他还曾在总理衙门供职多年，因而熟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总理衙门还需要陈钦，李鸿章本来答应只用他来开创工作，然后以沈葆靖易之。沈葆靖乃江苏举人，从1862年起在上海、安徽和湖北供职于李鸿章手下，后李鸿章带其北上，主持天津机器局。[54]然而，正如事情后来发展的那样，1872年沈葆靖授九江关道，而陈钦则继续留任津海关道，直到1874年因病退休。[55]李鸿章请以黎兆棠继任，在获得朝廷批准之前，他任命孙士达暂时署理。黎兆棠从1874年到1878年担任此职，他是广东进士，曾供职外交界数年，1874年日本侵台时他正署理台湾道，也就在这时，他向李鸿章及其同年兼朋友沈葆桢证明了他的能力与才干。[56]1878年黎兆棠升任福州船政大臣后，李鸿章提议以郑藻如为下任人选，在获得朝廷批准前，他委派新任命的直隶按察使、前淮军将领、安徽人丁寿昌暂署津海关道。李鸿章在保荐郑藻如时特别指出，郑氏曾在上海综理机器局十年，曾经“军务出力并成造轮船机器”[57]。郑藻如1878年起任津海关道，直到1881年，他成为身兼驻美国、日本[58]、秘鲁三国的中国公使。接着，李鸿章又以其心腹周馥充任此职，直到1888年。[59]1888—1889年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此职一度空着。1889年李鸿章荐举刘汝翼担任此职并获批准，刘氏遂从1889年到1891年任此职两年。刘汝翼，安徽人，已在李鸿章手下供职20年，主要是在天津机器局。[60]1891—1892年间此职再度空缺一年，之后，由李鸿章的老幕友盛宣怀接任，他任此职一直到1895年。[61]

津海关道章程本身的漏洞，使李鸿章亲自选人担任这一职务成为可能。其中一条规定，如果总督认为在直隶的所有现任道员、候补道员和现任知府中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一职务，那么，他可以保荐他人。[62]李鸿章强调这一职位非同寻常，堪膺其任者殊难其选。李鸿章并不是看不起那些被分发到该省等待空缺的正途出身的官吏，但他申辩说，他们不能被选拔担任此职，因为他们不具备办理外交事务所需要的经验。由于上述规定，由于李鸿章所述理由，加之他位高权重，每次他都能够使其对这一十分重要的职位保荐的人选得到批准。[63]

李鸿章在使他保举的人被任为直隶其他官职或由他的密友来担任这些官职方面也相当成功。周馥在担任津海关道（1881—1888）的同时，还先后兼任天津兵备道（1883）和署理长芦盐运使（约1887年），从1888年到1895年，他任直隶按察使，并在1889年担任过一段短时间的直隶布政使。早些时候，1877—1878年间，他曾署理清河道。[64]李鸿章的老同学、一起当过曾国藩幕友的陈鼐，1872年任清河道。[65]他的后任是叶伯英，安徽人，曾先后在曾国藩和李鸿章手下赞划军务。1872年任命叶伯英担任这一道职的是李鸿章，1874年叶氏被指责“钻营”得缺，又是李鸿章出面，不仅替他洗刷，而且极口称赞其才干。[66]从1881年到1884年担任此职的是史克宽，亦安徽人，曾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时期供职淮军，也是受李鸿章之命担任此职的。[67]1889—1895年间担任此职的是另一个安徽人潘骏德。[68]直隶布政使一职1870年由李鸿章前幕友钱鼎铭担任，两年后，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安徽人孙观接任此职，他担任此职直到1877年。[69]1885年，布政使一职归蒙古人奎斌，1880年李鸿章曾荐举他掌管李鸿章治下的察哈尔蒙古事务[70]（原文如此。——译者）。1870—1875年间任天津兵备道的是丁寿昌，丁寿昌是李鸿章的小同乡，自1862年淮军成立时起就供职于其中。1875年，由于丁忧，丁寿昌不得不放弃这一道职，但丁忧期一过，他即返回李鸿章手下任职，直到1890年去世。他丁忧复出后至去世这段时间内，除从事各种军事活动外，还曾数度出任直隶按察使。[71]1886—1892年间，出任天津兵备道的先后有两人：胡燏棻（1886—1891）和周懋琦（1891—1892），均为安徽人。[72]

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但在选拔官吏时他并不是朝廷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代理人。他可以荐举，也可以施加压力，但是通常情况下还是吏部说了算。而李鸿章也并不越过吏部直接请命于皇帝，特别是当他想用某人而又已经被以某些规章和成例为根据拒绝的时候。他的响当当的理由是，才智之士匮乏，而他又特别需要某某人。他坚持认为，时势的艰难需要在某些情况下任人因时因事制宜而不是死守法律条文。[73]

太平天国时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吏部对他和曾国藩荐举的官吏人选不加任何考虑就予以批准。这二人经常讨论某一特定职位几位不同候选人的个人素质，一旦取得一致意见，即据以上奏，然而，形势恢复正常之后，朝廷不再完全依赖他们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又重新被加强起来。李鸿章能够在直隶官场中尽量多地安排自己的人，这是他的权势的标志，是他熟谙中国政治的底蕴的标志。

既然李鸿章能够在直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并在其他省份建立一个广泛的私人关系网。其他地方官员也能这样做，哪怕是低一个层次。中国尤为突出的不可遏制的地方主义，是李鸿章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国家海军计划终成泡影的潜在原因。海军舰队被视为地方官吏们的私人财产，如果一个辖区的舰只进入另一个辖区，就会引起对方的疑忌，就会被当作外国军队一样看待。[74]1874年日本舰队侵犯台湾引起的危机使有关官员深切感到各海军统一指挥的必要性。危机过后，曾协助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的老友丁日昌，在一道奏折中建议海防实行分区制度下的统一指挥：在北方，设北洋海军提督负责直隶和山东，驻天津；东洋提督负责浙江和江苏，驻吴淞；南洋提督负责福建和广东，驻澳门（确切地说，应为南澳——译者）。署山东巡抚文彬不久又建议由李鸿章任北洋海军提督，曾国藩手下最著名的将领、湖南人彭玉麟为东洋提督，李鸿章丁未同年、两江总督沈葆桢为南洋提督，此三提督归一海军大臣节制。李鸿章亦视统一指挥为上策，但是他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条件这样做，因此，他支持将海军分为三洋。依照旧体制，海防分责南北洋大臣，这在日本侵台事件中已经证明不可行，假如来一个与李鸿章作对的人如左宗棠任南洋大臣，事情会更糟，海防分为三区，李鸿章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使他不能全部控制另外两洋，也能控制其中之一。[75]然而，此议未获采纳，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被正式赋予北洋海防之责，南北洋两大臣督办海防的格局得以进一步巩固。但是1879年丁日昌被任为南洋大臣[76]之前，南洋大臣并未被正式赋予南洋海防之责。[77]

1885年10月之前，中国并未准备采取措施实现海军的统一指挥。由于南洋海军在福州被法军摧毁，这时，中国才决定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和李鸿章为会办大臣[78]，1875—1885年间，还有些人出谋划策试图整顿各省水师混乱不一的状况；1877年沈葆桢则曾建议北洋大臣可率先建立舰队[79]；1884年张佩纶建议在总理衙门下设海部，恭亲王衷心赞同，甚至暗示应由李鸿章掌管海部。[80]然而，直到1885年，各水师仍被紧紧地控制在各地方疆吏手中。

这时，李鸿章既是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同时又是海军衙门大臣之一。因而他得以将二权合而为一。他不但全权负责所有北洋海防事宜，而且由于他是海军衙门唯一真正的内行，所以他对南洋海防事宜亦可发表意见，这就等于他控制了全国的海军。1891年醇亲王逝世，海军衙门的控制权落入对海防并不热心的一帮人的手中，这些人对李鸿章是阻挠而不是协助，加之恭亲王已不再掌管总理衙门，李鸿章在朝廷中就失去了保证其海军军费有可靠来源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结果便是他不得不重新依恃他的地方职位来维持和发展他的海军。[81]

李鸿章的地方职位使他有可能为了为中国夺回被外国人侵夺的商业利权、为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攫取新的经济利益而建立各式各样的工商企业，而这又必然会加强他的地方权力，会促进其陆海军建设，因为这些企业的收入只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就可以使国家富裕，就有可能促进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有能力抵御外国的入侵。同时，李鸿章还可以借此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通过用一个企业的赢利建立另一个新企业，或是用这部分赢利到北京行贿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来保证其官位。因而，实际上这些企业具有双重作用：从经济上军事上加强中国的实力，同时也加强李鸿章的地位。

李鸿章在制造业方面建立的第一个企业是1863年在江苏淞江建立的一座为其军队制造弹药的兵工厂，这是在前英军军医马格里鼓动下开办的，他向李鸿章论证说，从外国人手中购买武器弹药花钱太多。在淞江的一座寺庙里，马格里建起了一个车间，向李鸿章证明，中国工匠在他指导监督下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产品。[82]1864年苏州收复后，工厂迁至苏州并加以扩大。1865年李鸿章移任南京时，把苏州洋炮局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上海由丁日昌主持（原文如此。——译者），丁日昌这时已经在苏州，为的是减轻李鸿章对外国人的依赖。丁日昌本为曾国藩派往广东办理厘金（1862），但是在那儿他却热心于制造弹药。李鸿章认为他的这一特长在江苏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因而在经过几番奏调后，1863年丁日昌北上帮助建立苏州洋炮局（原文如此。——译者）。在上海，丁日昌建立了一座小型机器局，后与曾国藩通过容闳从美国购买来的机器合并，成为著名的制造局。苏州洋炮局的大部分机器和人员则在马格里主持下随李鸿章迁往南京。[83]改称金陵机器局。李鸿章离开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金陵机器局据为己有，该局直到1876年还在为淮军生产武器弹药。[84]尽管直到1895年李鸿章还被列为江南制造局四大督办（Directors）之一，但是他一移任直隶，便开始丧失对该局的实际控制权，特别是在1880年代初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期间。[85]制造局或是政治工具，或是私人财产，要控制其产品就必须要对其密切监视。两江总督一职频繁易人，但是李鸿章却坐镇直隶达25年之久，因此，尽管他在南方失去了对江南制造局的控制权，但是他长期任职直隶，使他能够把天津机器局作为其军火供应的主要来源。

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时，他告诉总理衙门该局的基本目的在于收回中国经济利权。[86]当时，外国轮船已经垄断了沿海揽载贸易并已深入长江及其他中国内河，抢走了大部分内地生意。李鸿章希望通过建立轮船招商局来分夺外国轮船公司的利润，并最终将其完全排挤出去。[87]1877年他开办开平煤矿的目的则是想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和其日渐扩大的海军的军舰建立一座廉价、近便而又充裕的煤炭供应基地。[88]最初目的在于为运输开平的煤到天津而铺设的铁路，也由于军事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李鸿章始终反对所有外国想在中国铺设和经营铁路的意图，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建造铁路，但是必须用中国的钱。铁路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也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89]1881年，为了传达政务和军情建立了电报局，仍为中国人自行建立的。1882年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以阻止外国人建立类似的纺织厂掠夺中国的利益。漠河金矿（1887年建立）则为李鸿章的军队建设提供黄金。[90]李鸿章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中国自己投资兴办的，只有轮船招商局曾用过三笔短期外国贷款，而且这几笔贷款极易偿还[91]，因而，他就能够使他的企业不受外国债款的干扰，而外国债款在1895年之后是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的。

尽管建立某一个企业的想法通常不是由李鸿章而是由别人提出的，尽管建立一个企业的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尽管企业的经营似乎是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的，尽管企业的经营者原则上对股东负责，然而，上述所有企业都在李鸿章控制之下，只有他有权任免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李鸿章是这些企业的官方主持人，他为它们的建立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它们的保护人，没有他的保护，它们就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在缺少商业法规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公司只得用送礼、行贿等手段来满足官吏们的需求。但是，李鸿章位高权重，私交广泛，可以防止那些高官显宦们采取任何不利于其企业的行动，如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895年李鸿章失势后，才不得不将收入大量上缴国库。[92]

李鸿章这一企业网大大加强了他的政治军事权力。轮船和铁路为其陆海军运输军队和辎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煤矿为其轮船、火车提供能源，为其制造局提供燃料；电报线为其陆海军提供了迅捷的联络手段，并为其外交谈判提供信息，据说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在天津电报局发出的电信的抄件在一小时之内就能到李鸿章手中[93]，而且，他在上海的电报线与海外电缆相连接，在云南和广东的与法国的相连接，在满洲里边界的与俄国的相连接，使其极易与世界各国首都取得联系。轮船招商局的漕粮运输使李鸿章一箭双雕：一方面，因为北京依赖于江南稻米，他可以通过招商局部分控制漕粮的运输，这样就使他在首都政治舞台上有了潜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漕粮运输中得到的利润可用来购置军械，1880年，李鸿章就曾被允许预支了招商局漕运赢利的100万两银子支付他在英国订制的若干军舰的价钱。[94]

李鸿章从他的企业网中得到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是这些企业使他能够源源不断地广施赞助。赞助，和财富一样，是中国政界一个重要工具，李鸿章就是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的。官吏们都有亲戚，亲戚需要差事干，李鸿章的这些企业就是他们得到肥缺的一个源泉，反过来，李鸿章获得了这些官吏对其各种计划的支持、政府贷款被顺利批准及其他好处。不幸的是，由这些官吏推荐来的这些人才具平庸，他们前来任职降低了他的办事效率。1879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说，由这些官吏推荐到招商局任职的那些人毫无经验，他们想既当官而又不办事，只是坐支干薪。[95]李鸿章对这由资助引起的弊端并非视而不见，但是这是揽权固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因而，他并不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利用它。[96]

李鸿章还将他的企业及其经营人员用于外交目的。1874年台湾事件期间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曾作为货物和情报中转站[97]；在中法冲突中的最初几年间，该局在越南的办事处以及与该国的稻米运输贸易曾被用来掩护李鸿章的探子。[98]1875年后，中国首批验外使节通常是通过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向国内传递电信的，1878年，轮船招商局内正式成立了政府电信处（a central office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Covernment Correspondence），这一做法遂制度化。[99]这样，李鸿章就既拥有了得到海外电信的正式途径，又拥有了得到海外电信的非正式途径。

李鸿章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地位是奠基于其北洋通商大臣这一职位之上的，这一职位是1860年中国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后创设的。中国人曾反对外国人进驻北京，但是第二批条约签订（1858—1860）后，按照条约规定他们不得不允许外国人进驻北京。恭亲王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处置商务与外交事务，按照这个办法，外国人便不能自行其是，这个办法就是在天津设置一新通商大臣，负责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通商事务，恭亲王希望借此使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在天津商办，从而减少外国人进京的必要。朝廷批准了恭亲王的建议，并在上海另设一通商大臣负责南洋各国通商事务，还令各地方当局自行处理外交事务，不必提交总理衙门。北洋通商大臣一职1870年以前与直隶总督一职不是一人兼任，也没有什么实权，1870年李鸿章集二职于一身，使二者合而为一。精力充沛的李鸿章据有了这两个职位，很快就盖过了总理衙门，成为中国事实上的外交大臣。[100]李鸿章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对外交事务和增强个人权力都极感兴趣，他为自己的办事能力，为自己有一帮志同道合的追随者感到自豪。虽然总理衙门是官定的外交部，但是大多数外交问题都要转送到天津征求李鸿章的意见，通常情况下他只是陈述己见而不作决定，但是一当危机来临，他通常都被派作中国全权代表去议和谈判。正常情况下，朝鲜问题是由礼部来处理，但是约在1880年总理衙门却奏请由李鸿章负责中朝关系问题，从此，李鸿章成为中国对朝政策的幕后操纵者。[101]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他得到这些差使的另一个原因：他的衙门在天津，是举行外交谈判的地方，离北京远近适当，近到易于向朝廷通消息并接受朝廷的指示，又远到使外国谈判人员不能进入北京。[102]

1870年代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外交代表时，总理衙门请李鸿章推荐人选。他忠告总理衙门说，出使欧洲列强诸国之人须极为可靠并为朝廷命官。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被外国人歧视，但是，由于没有人愿意出使国外，李鸿章很是聪明，将实际选择一事推给总理衙门。[103]当时的中国人一般认为，出使国外比受惩罚还要糟糕，明智的人是不会自愿出使国外的。1875年，朝廷任命了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是他企图谢绝这一差使。[104]不过，在中国派遣驻外公使的头三十多年间，大部分驻外公使或是李鸿章的朋友，或曾作过他的幕友，正如1875—1901年间驻英中国公使名单表明的那样：郭嵩焘（1875—1878），李鸿章丁未同年、前幕友；曾纪泽（1878—1885），曾国藩之子；刘瑞芬（1885—1889），安徽人，太平天国时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供职；薛福成（1889—1893），前幕友；龚照瑗（1893—1896），合肥人；罗丰禄（1896—1901），曾多年担任李鸿章私人秘书和译员。[105]

因为中国公使是被派往异国他乡生活在蛮夷中间，因此人们认为只有公使们才应该有权力挑选随从人员并支付其薪金，通过这种办法，驻外公使就能在自己身边集聚一批和谐相处并能加速事情进展的人。[106]这是一种由政府许可了的幕府制度的扩大，它间接地有助于李鸿章维持其政治权力。李鸿章有如此众多的前幕友和朋友担任驻外公使，使他有可能在公使馆中安置自己的人去历练。其子经方为了获得办理外交的经验，担任过驻英公使馆参赞，后来成了中国驻日公使（1890—1892）。这样，李鸿章就既能够招徕追随者，又能多少垄断外交界。

从理论上讲，公使和使团都直辖于朝廷和总理衙门，1877年朝廷下令各公使每月向总理衙门汇报情况，但是，这一旨令却鲜被遵守，事实上，总理衙门只得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按照惯例，驻外公使可越过总理衙门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的电信是由李鸿章设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总部中转的，因而毫无疑问李鸿章也能得到一份电信抄件。反过来也是一样。朝廷的指示是由兵部送交在天津的李鸿章拍发给各公使的，因而，李鸿章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了如指掌，更何况公使们通常都与李鸿章保持着某种联系，毕恭毕敬地向他提供有关西方枪炮、轮船、新发明和政局等情况的情报。[107]

尽管李鸿章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网，但是，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一种必要的因素——最高权力。虽然他肩负着许许多多额外职责，但归根结底还是朝廷说了算。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得不依赖这样一个主子，这个主子从心底里是排外的，同时又惧怕国内各集团权势的增长，尤其是如果这些集团势力是汉人的话。正由于此，李鸿章从来没有能得到主子对他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是他要战胜保守派对其自强措施的阻挠和同僚的嫉恨所需要的。在清朝政治体制下，每一位大学士、总督、御史、巡抚及其他高级官吏都有权对国家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朝廷得以利用各种对立的意见，挑拨离间，达到防止地方督抚在某人领导下团结起来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李鸿章能够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但是他不能够压制住他的敌手。而这些敌手时刻都在准备着乘人之危将他打翻在地。

李鸿章不是独裁者，而仅仅是一个总督，他的思想与政策具有令人厌恶的亲外色彩，因此，他不但不得不与那些也有自强思想的高官显吏如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等相竞争，而且还要忍受在人数上占优势的保守派无休止的批评。他对敌手们一方面是竭尽嘲讽之能事，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势力强大而由衷叹服，因此，尽管他把御史及其他保守派比作“盲眼‘书蠹’，欲以一不变之古方疗百疾”[108]，将其喧嚷形容为“犬吠”[109]，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1877年保守派抨击郭嵩焘、反对出版其日记的喧嚣和中法战争中对李鸿章个人的恶意辱骂，使他强烈感到保守派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单靠他们的人数和众口一词的力量就是以使权位稍低的人物身败名裂。在1879年崇厚签订《里瓦几里条约》及其因此被革职拿问所引起的一片喧腾中，李鸿章与外国人一起合力保全崇厚的性命，据记载，李鸿章曾说，有四十道奏折请杀崇厚之头，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能想像有什么人能侥幸活命。他又说，五道奏折即足以把某人革职，十五道或二十道奏折则能置其于死地。[110]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李鸿章的基本政策由三点组成：（1）以他从同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和从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为基础重整国防；（2）严守与外国人订立的条约，使其无可指责抱怨；（3）与外国人发生矛盾时，不论孰对孰错，亦不论原因为何，须照其所请迅速办理。李鸿章从内心来讲并不是个和事佬，也不是个和平主义者，他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在中国建立起抵御列强的力量。不管主战派如何喧嚣，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他具有的关于西方的知识都告诉他：中国无力抵御外来进攻。[111]因而，为了购买外国武器，也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埋头顶着保守派的阻挠反对，顶着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政治信条和社会道德观念。

在中国政治装模作样的文雅门面后面，隐藏着一个半遮半露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个人小集团、朝秦暮楚式的忠诚和凶狠残酷的暗斗。尽管法律禁止这些，在密折中对别人造谣诽谤却已成惯例[112]，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往往合二而一，或是被自私的、妒嫉的愿望所代替。机会主义者，还有那些牢骚满腹或谨慎戒备的追官逐权之徒，常常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或使其敌手陷入窘境，或使其身败名裂。表面上看来交谊甚深的人，有时内心却隐藏着深仇大恨，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不过是幌子而已。[113]中国社会中人们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强烈愿望使得任何一个仕途得意的官吏——不管他内心是如何关心国家利益——必然成为那些不如他的人们的攻击目标，地位越高，就越易受到攻击。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而他自然就成了团结在较有权势的保守派首领们周围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和一心向上爬的人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带头攻击李鸿章的有两派，一派是排外势力，其核心是清流党，另一派是主战派。清流党尽管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是大多数官吏的非官方发言人，这些官吏盲目、愚昧、反对一切外来事物，他们不仅自命为“纯”儒家文化的捍卫者，而且还是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而顽固反对任何可能威胁其舒适地位的变革，那些敢于试图变革中国的人被他们指为“名教罪人”，他们论证说，他们只听说过用夏变夷，却从未听说过用夷变夏。为了证明改革是异端，他们精心引证儒家经典语录。作为主要的改革倡导者和西方技术的引进人，李鸿章被列为中国文化的叛逆，被比作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主和人物秦桧。[114]

主战派与清流党是紧密相联的，尽管其中有些人也是洋务派。比如，张之洞曾是清流党成员，但他又是洋务派，也是主战派，之所以有这种隐藏在表面看来极不谐调的现象背后的共同特性，是因为张之洞所关心的是保存中国的文化。顽固派支持那些想把外国人赶出中国的人，即使他们不得不依靠西方武器往外赶外国人。[115]主战派的首领是左宗棠，直到他1885年去世。左宗棠相信先打后谈的信条。虽然他和李鸿章曾同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又同为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统帅，但是二人却交恶甚深。毫无疑问，左宗棠是李鸿章最大的对手，二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小到拜发奏折的时间，大到国防政策，无一不大动干戈。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经受住他的敌人们对他的攻击，要归功于慈禧太后的支持，要归功于他玩弄中国政治游戏的能力，归功于他的权力网。然而，1894年日本人决定对中国采取行动时，主战派迫使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起而应战。[116]李鸿章仅仅是一个人，他的权力奠基于脆弱无力的地方官职、非国家正式机构的幕府和波动不定的个人关系网之上，他认识到试图改变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观念是徒劳的，他是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加强中国抵御外来侵略所需要的力量。他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弱点，1894年他也知道中国还无力击败哪怕是一个已经全心全意走上西化道路的东方小国。然而，主战派控制了皇帝，当时唯一可依恃的李鸿章的海陆军被派赴朝鲜——不过是送去让日本人给毁掉罢了。逝者如斯，李鸿章和他的权力网最后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6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67页。

[2]徐中约前引书，第203—204页。（《李集·函稿》，卷16，页30b）

[3]《李集·函稿》，卷14，页26a。

[4]同上，卷19，页13b。

[5]同上，卷12，页14b。

[6]《李集·函稿》，卷15，页23a。

[7]同上，卷14，页23b。

[8]同上，卷12，页3b。

[9]同上，卷13，页9a。

[10]同上，卷13，页13a。

[11]《李集·函稿》，卷12，页3a—b。

[12]张德昌：《李鸿章之维新运动》，载《清华周刊》，ⅩⅩⅩⅤ，第2期，第110—111页。

[13]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91—392页。

[14]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64页。

[15]庆丕：《大中国海关》，第51—52页。李鸿章这段话，是1880年戈登于天津拜访过李鸿章之后在烟台告诉庆丕的。

[16]吴卫平：《淮军的崛起》，载《中国论文集》，第14集，第32—33页；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50—51页；《李遗·遗集》，卷4，页3a；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96，页1a—2a。李鸿章最初的五营淮军是以其各自首领的名字命名的。“树字营”由张树声和其弟张树珊统率，张氏兄弟为合肥人，自1853年，就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鼎字营”由潘鼎新统率，他是庐江人，地属庐州府，1849年的举人。其父原为团练首领，阵亡，潘鼎新发誓报仇，遂于1857年投军。吴长庆，亦庐江人，统率“庆字营”。吴长庆之父于1854年创办了一支团练，因功赏一世袭衔，吴长庆袭之。1855年，受皖抚福济之命统率安徽舒城和庐州所有团练，“盛字营”先由周盛波统率，后由其弟周盛传统率。周氏兄弟是合肥人，1853年即已创办了一支团练。五营首领中年龄最小、后来名声也最大的是刘铭传，他统率的是“铭字营”，也是合肥人，刘铭传曾是盐枭首领，据说18岁时就曾害过至少一条人命。太平军进军庐州时，他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团练，可能是由他原来带领的盐枭组成的。据说他曾在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17]司百读前引书，第69页；韦息予前引书，第18页；黑尔前引书，第242页；威尔逊前引书，第229—230页。曾国藩委派安徽人、1861年投诚的原太平军部将程学启带1000人，湖南人郭松林带湘军“松字军”4000人，帮助训练和组织李鸿章所募之勇，将其陶铸为著名的淮军，总数共约8000人。

[18]吴卫平前引书，第37—38页。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淮军经由下述途径得到扩大：从两淮地区续行募勇，选募上海地区被遣散的驻防军，从江苏淮扬地区募勇，收编降兵，并收编了被遣散的常胜军的一支炮队。到1863年6月，淮军已增至4万人，到1864年11月达其顶峰，共约6万人或7万人。除陆营外，还有李朝斌和黄翼升的水营，也是淮军总数中的一部分。

[19]司百读前引书，第68页。

[20] 《李集·函稿》，卷18，页51a，51b—52a。

[21]《李集·函稿》，卷8，页56a。

[22]罗尔纲前引文，第249页：李剑农前引书，第141页；鲍威尔前引书，第36页。

[23]罗林森前引书，第267—268页；《李集·奏稿》，卷16，页20。

[24]路德威格前引书，第187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65页。

[25]罗林森前引书，第269, 420页；司百读前引书，第428—429, 365—366页；罗尔纲前引文，第249页；鲍威尔前引书，第36页。

[26]1870年8月，马新贻在南京被张汶祥刺杀身亡，为晚清一大案。——译者

[27]蒋湘泽前引书，第115页，注209。

[28]《清史列传》卷59，页24a—25a；《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8a—10a。

[29]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2a；房北楹、杜联喆前引书，第180页；《李集·函稿》，卷1，页23a。

[30]《清史列传》，卷55，页22a；《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2a—b。

[31]《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3b。

[32]《李集·函稿》，卷2，页4a—b；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1b—2a。

[33]《清史列传》，卷56，页5b。

[34]《清代徽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1a—4a；恒慕义前引书，Ⅰ，第523页。

[35]《清代徵献类编》，上，巡抚年表，卷4，页1a—4a。

[36]同上，上，总督年表，卷3，页7a—9a。

[37]文敬（音）：《来自中国内部的危机》，第95, 96页；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年代》，第92—93页；萨金特：《中国的慈禧太后》，第106—107页；华蕾：《末代皇后》，第137页。

[3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280页；濮兰德和白克浩司：《慈禧外纪》，第123页。

[39]《李集·函稿》，卷14，页37，38，同治皇死于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40]《李集·函稿》，卷15，页2a。

[41]同上，卷14，页38b，卷15，页2a—3b，8b。

[42]徐中约前引书，第205页。

[43]阿灵敦前引书，第25页。

[44]徐中约前引书，第205—206页；易芬逸：《中国官吏对西方入侵的反应》，第278—280, 197页。

[45]著者误为淳亲王，今一律改过。——译者

[46]恒慕义前引书，Ⅰ，第380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1页。

[47]宓吉：《李鸿章》，载《19世纪》，Ⅺ，第239页。

[48]恒慕义前引书，Ⅰ，第384页；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14, 316页；罗林森前引书，第579页；威尔逊前引书，第315页。

[49] 《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9a—11b。

[50]同上，上，巡抚年表，卷4，页4a—10b。

[51]罗林森前引书，第402—403, 270—273页；费维恺前引书，第13页；《李集·函稿》卷15，页17a。

[52]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45, 148—149页。

[53]费维恺前引书，第64—65页；司百读前引书，第318页；《李集·奏稿》，卷17，页14a；卷24，页a6；卷42，页47a。

[54]《李集·奏稿》，卷17，4a—15b，5a;司百读前引书，第315—317页；罗林森前引书，第322—323, 353—354页。

[55]《李集·奏稿》，卷71，页36b；卷58，页5a；卷24，页6a。

[56]《李集·奏稿》，卷24，页6a—7a。

[57]同上，卷33，页19a—20a；罗林森前引书，第379页。

[58]误，应为“西班牙”。清代史料中，多把西班牙称作“日斯巴尼亚”，系西班牙文Espan-a的音译，简称“日”，故著者将其与“日本”相混。——译者

[59]《李集·奏稿》，卷59，页31a—b，卷42，页47a。

[60]同上，卷78，页57a；《大清缙绅全书》，1888—1891，卷2，页14b。

[61]《大清缙绅全书》，1891—1895，卷2，页14a。

[62]《李集·奏稿》，卷24，页6a。

[63]《李集·奏稿》，卷17，页14a；卷24，页6a；卷33，页19a；卷58，页5a；卷59，页31a；卷78，页57a—b。

[64]房联喆：《周馥》；《清史》卷6，页4970—4971；《大清缙绅全书》，1870—1874，1884—1895，卷2，页14b，7a。

[65]《大清缙绅全书》，1872，卷2，页7a；《李集·奏稿》，卷7，页35a—b。

[66]《李集·奏稿》，卷23，页5a—6a。

[67]同上，卷72，页39a—b；《大清缙绅全书》，1884，卷2，页7a。

[68]《大清缙绅全书》，1889—1895，卷2，页7a。

[69]同上，1870—1877，卷2，页7a。

[70]《李集·奏稿》，卷36，页20a—b；《大清缙绅全书》，1885，卷2，页7a。直隶总督辖察蒙民政，通过口北道行使其管辖权，任此职者为奎斌。见布鲁纳特等前引书，第893页。

[71]《李集·奏稿》，卷25，页1a—2b，卷23，页19a—20a；卷68，页37a—38a；《李集·遗集》，卷3，页17b；《大清缙绅全书》，1870—1877，卷2，页14b。

[72]《大清缙绅全书》，1886—1892，卷2，页14b；恒慕义前引书，Ⅱ，第951页；《北华捷报》，1906年12月7日，第550页。

[73]《李集·奏稿》，卷20，页41a，卷21，页45a—46a；卷23，页5b；卷42，页1a—2b。

[74]宓吉：《阿礼国传》，Ⅱ，第400页。

[75]罗林森前引书，第270—272页。

[76]不确，应为会办南洋大臣，时丁日昌已退休，并未赴任。——译者

[77]罗林森前引书，第272页。

[78]同上，第579页；李剑农前引书，第125页。

[79]罗林森前引书，第273页。

[80]李剑农前引书，第124页。

[81]罗林森前引书，第585—586、587页。

[82]威尔逊前引书，第165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44页注91；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79页。

[83]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146页；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87页；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64页；罗林森前引书，第221—222、289页；《李集·奏稿》，卷4，页44a—b。

[84]鲍尔吉：同上，第188页；道格思爵士，同上，第99页；罗林森，同上，第420—422页。

[85]罗林森前引书，第423—424页。

[86]费维恺前引书，第171页。

[87]欣顿：《中国港运制度》，第99页。

[88]卡尔森前引书，第3页；费维恺前引书，第159页。

[89]《李集·函稿》，卷16，页20b。

[90]费维恺前引书，第2, 210页。

[91]费维恺前引书，第133—136页。

[92]费维恺前引书，第27，156，47, 48页。

[93]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212页。

[94]费维恺前引书，第158页。

[95]刘广京：《19世纪中国的轮船业》，载《亚洲研究杂志》，ⅩⅧ，第4期（1959年），第444页。

[96]刘广京：《19世纪中国的轮船业》，载《亚洲研究杂志》，ⅩⅧ，第4期，第437页。

[97]罗林森前引书，第287页注50。

[98]易劳逸前引书，第65—66页；热尔韦前引书，第449页。

[99]徐中约前引书，第193页。

[100]徐中约前引书，第107页。

[101]路德威格前引书，第364页。

[102]蒋廷黻前引书，第8页。

[103]徐中约前引书，第179页。

[104]汉密尔顿：《郭嵩焘》，载《中国论文集》，第15集，第8页；徐中约前引书，第202—203页。

[105]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16—23页。

[106]徐中约前引书，第191—192页。

[107]徐中约前引书，第193, 194页。

[108]徐中约前引书，第204页。

[109]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29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61页。

[110]季南前引书，第53页。

[111]宓吉：《阿礼国传》，Ⅱ，第382—383。

[112]盖伊·布雷：《中国法规指南》，载《汉学杂录》第55期，第638—639页。

[113]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清华学报》，1937年4月第2期，第127页。

[114]徐中约前引书，第201—202页；易劳逸前引书，第177页。秦桧（1090—1155），由于为金朝工作、策划了将中国北部割给金朝的和议而受到中国人的唾骂。见翟理思：《古今姓氏族谱》，Ⅰ，第153页。

[115]蒋廷黻前引文，第49页；辜鸿铭前引书，上，页6a。

[116]李剑农前引书，第140—141页；萨金特前引书，第11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