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幕友

大清帝国政府官员名册已经编为《大清缙绅全书》公开出版，其中开列着1871年省城保定府直隶官员额数如下：（1）省会保定府：a.总督；b.指挥总督辖下绿营军队的副将、参将；c.提督学政。（2）布政使司：a.布政使；b.经历；c.理问；d.库大使。（3）按察使司：a.按察使；b.经历；c.司狱；d.清河道。[1]

以上12人即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在直隶省会的全部定制官员额数。政府并没有为这些官员提供幕僚、文案、吏胥等等，而此等人又是这些官员为了有效地处理政务所必需的。在该省其他地方、在所有其他省份，在每一个州、府、县，情形都是一样的，即中央政府只任命官员。其结果是，地方官们便不得不自己聘雇政府没有配备的那些人员。这种组织结构直到清朝灭亡前夕清政府为了挽救这个王朝、作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进行了总的官制改革之时才得以改变，在这之前，它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为了处理其对外关系才于1860年以“总理衙门”为幌子建立了一个外交机关，其对外关系的准则是以西方的国家平等和外交代表制原则为基础的。然而，直到1875年中国才派出第一个外交使节出洋。1900年义和团起义之前，政府机构方面另一个唯一的变化是1885年海军衙门的设立。从1860年到1900年，中国试图通过外交肆应和兴办洋务企业来阻挡西方势力的入侵，在这期间，中央政府没有采取过任何行动起带头作用，没有建立过任何机关或衙门来负责处理通商、工业或交通事务——最早建立的商部是在1903年。[2]在这期间（1860—1900），面对西方威胁所采取的任何改进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加强这个国家的实力的举措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来做。当然，朝廷并不是对整个事情放手不管，但是开创之功在地方大员，朝廷只是表示同意与否。

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商业性或工业性的洋务企业多被称为“局”，如“商务局”（轮船招商局）（原文如此——译者）和“天津机器局”。“局”这个词的意思是“政府机关的某一分支”或“再分成的部分”[3]，它似乎被极不严格地用于几乎政府的任何一个下属机构。李鸿章称津海关道衙门为“局”，而周馥又称李鸿章的幕府为“局”[4]。尽管这个词语义模糊，它却明确指的是政府机关，在清政府组织机构一览表中，许多“局”处于较低的级别上。李鸿章的洋务企业以“局”命名，处于清政府的最后控制之下，每一个其他地方机关或组织亦是如此，不论它是政府直接设立的还是由地方创办的。[5]清统治者已经锻造出一套统治制度，它不但控制着官场，也控制着民间。[6]因此，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机关团体，特别是那些影响着税收和国家安全的洋务企业，是不受政府权力制约的。即使是幕府，归根到底也是受皇权控制的。不过，尽管帝国当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其说是旨在创新，毋宁说只是审查并批准或否决臣下的建议，尤其是在外交事务领域中。

19世纪，随着帝国权威的逐渐削弱，随着虚骄自大、深闭固拒的风气，也随着清朝财政的濒于崩溃，以自强形式体现出来的向着西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势所必然地落在了有权有势的封疆大吏——如李鸿章——的肩上。[7]他们具有胜任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权力、人才、远见和首创精神。因此，尽管洋务企业处于政府权力控制之下，但是他们却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操纵下运转着。正是在这些企业中，此前政府行政的特定职能和幕府制度绞在了一起。我们上面对于“局”的论述也完全适用于私人陆海军。权威来自中央，但是实际控制权却是在地方，下级官吏所效忠的也是地方大吏。选拔、荐举李鸿章部下军事将领的是李鸿章自己，而不是兵部；选拔、荐举李鸿章所办企业的总办会办的也是李鸿章自己，而不是吏部。

由于朝廷不能够或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而担当起创新之责，由于它只设置了基干官员，身负重任的地方官员便不得不聘请幕友以肆应时势所需要的那些全新的事物。曾国藩在幕府中加进了军事的和自强的因素，但是在后者还处于发韧时期时他便亡故了。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和政策，因此，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继续使用私人军队，并且将自强思想扩大、发展到一个不可预见的程度。

为了与本书第二章提出的关于幕友的标准相一致，所有李鸿章赖以经营其众多的洋务企事业的那些人均应视为其幕府成员；他们精通业务，他们是李鸿章的私人雇员，他们能获得职务应归功于李鸿章的权势。李鸿章的陆海军将领，他的轮船公司、矿务局、铁路公司、电报局及织布局的总办、会办、帮办们，他所开办的学校的教职员们，和他的私人文案、私人顾问一样，都是他的幕友。他们都忠于他，他们的安全、得奖和受罚都取决于他和他的地位。尽管李鸿章开办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每个企业的总办会办们也都有官职，但是只有李鸿章才是他们的主人。他为每一个新企业的开办争得朝廷的批准，并保护它免受高官显宦们的染指。他可以经过、也可以不经过朝廷的批准就任免这些企业的官吏，他是这些企业的政策的最终裁定人，尽管在这些公司的章程中有关于经营者和股东的经营责任的规定。李鸿章的整个组织建立在个人效忠的原则上，虽然李鸿章信仰忠于国家，但是，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里，其幕友忠于的是他个人，而他关心的才是忠于国家。

在聘请幕友时，李鸿章首先关心的是才智、能力和思想倾向。尽管他坚持儒家观念，认为人是能够适应环境的、是可以教育的[8]，他仍不能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恪守正统观念，他不把德行置于能力之上。他的思想似乎和耆英的思想更一致。耆英在1851年向新登基的咸丰帝建议：“用非所长，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其所能，虽小人且当保全。”[9]耆英因持论过偏受到咸丰帝的申斥。李鸿章也因其聘请幕友的条件而受到许多时人的非难。不管怎样说，李鸿章的幕府成员即使不总都是正人君子，但却都是很能干的。

但是，能干的人是有限的。在教育方面，参加科举考试仍是主要目的，愿意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寥若晨星。那些虽然受过时文训练，但能够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术的人被亟亟以求，李鸿章不断地悲叹说缺乏这种人才。[10]在李鸿章看来，聪颖才智之士是保存中国的关键：“但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1]李鸿章所求之才包罗广泛，他的幕友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和受过西方影响的两个部分的代表人物。

乾隆、嘉庆两帝曾明令禁止在幕府中任用家人和亲戚（见第二章）。到19世纪后半期，这一规定虽然已经失去了效力，但是地方官员们仍能自我约束。李鸿章在弟兄六个当中排行第二，他的兄弟们在他幕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乃兄李瀚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供职九年（见第四章）后，1862年被任为广东督粮道，开始了其仕宦生涯。在其后的岁月中，一直到他做到总督，他也从没有在他兄弟的幕府中供过职。[12]他的三弟李鹤章和六弟李昭庆，分别在他手下任淮军将领。在1853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鹤章跟随鸿章及其父亲一道在安徽对抗太平军；从1859年到1862年，他在曾国藩手下率军作战，后加入新创立的淮军。李鹤章在李鸿章手下担任淮军将领，直至太平天国失败，他才因病引退。从1865年起直到1880年逝世，他一直在合肥过着闲居生活。[13]昭庆比鸿章小10岁，被视为家中的小孩子。他从淮军创立时起开始其军旅生涯，一直到太平天国失败，此后赋闲。然而，一年后，他又应召出山，供职于正指挥淮军镇压捻军的曾国藩手下。此后，昭庆一直在他二哥军中担任将领，直到1873年39岁去世。[14]

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及五弟李凤章，对军事或政治事务从不热心，也从没有在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过职。蕴章双目失明，在合肥度过了他的一生。凤章是个开钱庄的，像个守财奴，据李鸿章已故孙李国超说，他是弟兄几个中最富的，在合肥有一大块房地产，在合肥和上海还有许多当铺及其他商铺。[15]

李家六兄弟中，鸿章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一生的经历或好或坏地影响着其他弟兄的生活。虽然瀚章身为老大，并且也获致高位，但是他生性腼腆、谨慎，这就把在家族中的领导地位让给了鸿章，而鸿章是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据说瀚章曾承认，他在仕途上的成功要归功于乃弟。[16]时势为李鸿章在其幕府中发挥他两个兄弟的军事才能提供了条件，但是，朝廷的威权、其兄弟们的品性及其病、死等因素阻止了李家派系集团的形成。因而，李鸿章没有得到他任何一个兄弟的实际帮助，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不得不等待，等待他的儿子们成熟起来，只有这时，他才能够利用他的家庭成员在他的幕府中供职以获得实际利益。

李鸿章有六个儿子（其中一个为养子）三个女儿，其中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在他的幕府中供过职。养子是李经方，这是李鸿章幺弟李昭庆的长子，生于1860年，1878年开始在天津李鸿章的衙门中侍候养父。[17]虽然李经方于1882年成了举人，但是他又在学习英文，准备当一个外交官。1886年，他被送往欧洲，在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手下当参赞。[18]刘瑞芬也是安徽人，淮军初创时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1889年，经方回国，次日成为中国驻日公使（1890—1892）。1892年，他因养母去世丁忧守制，期满复出，先后跟随养父谈判签订《马关条约》（1895）、环游世界（1896）和参与庚子议和（1900）。[19]李鸿章另外两个成年的儿子，经述和经迈，从来没有在乃父手下取得过任何真正重要的职位。虽然经述（李鸿章活下来的第一个亲生子）在1885年成了举人，但是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活动，因为他是个跛子，健康状况也很差。他只是在1896年陪伴乃父游历欧美时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默默无闻中为人所知。[20]经述的弟弟经迈则从没有通过任何科举考试，但是他却精通英文，经常为乃父当翻译（李鸿章从没有学过任何外文），在1900年（李鸿章逝世的前一年）陪同乃父由沪赴京参加庚子议和之前，他也没有积极参与过乃父的幕府事务。[21]

李氏家族中另一个唯一的参加了其幕府的成员是他的女婿张佩纶。张佩纶是在1888年与李鸿章的次女结婚的。李鸿章何以吸收张佩纶作他的幕友、而且后来又让他当了自己的女婿，这是他一生经历中使人茫然不解的问题之一。张佩纶1871年成进士，选翰林，1880年代是清流党成员，而清流党是极力反对并猛烈抨击对西方的妥协让步的。张佩纶对那些屈服于外国人的官员——如崇厚——的谴责是十分尖刻的；在1882年琉球争端中他鲁莽地要求中国用武力对付日本，同年，当中法关系恶化之时，他又主张中国以武力对付法国。[22]然而，尽管张佩纶的政见与李鸿章截然相反，在1879年至1881年他丁母忧期间还是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做了两年军事参谋。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军炮击福州时，他畏敌逃跑，结果被革职流放。1888年，由于李鸿章的说项，他才得以被召回，同年应邀重入李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尽管二人政见迥异，但是张佩纶却继续在李幕供职，一直到1894年。[23]对于张佩纶长期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的唯一解释，是李鸿章欣赏他直率的性格和儒雅的风度。其他一些可能的原因有：李鸿章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1853年曾同在安徽江忠源手下任职，尽管没有关于二人有交往密切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可能觉得让张佩纶在自己的幕府里更好一些，因为这样便于监督他。

对才具的要求无疑是李鸿章的许多亲朋不能在他幕府中供职的原因。他可能是为“孝”字所迫才用了其中几个人。但是他竭力将这些无用之人的作用压到最低的程度。一方面，有些传闻说，李鸿章的几个侄子曾做他的幕友，但是没有一个人取得过任何重要的职位。[24]另一方面，他又很乐意聘用有能力的世交。1876年，李鸿章谋划在上海建立织布局以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他写信给沈葆桢（幼丹）说：“适有魏温云观察，纶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25]即使是李鸿章用他的家庭成员、亲戚、世交作他的幕友，清朝反对重用亲戚的戒律还有足够的力量，加之御史们的鼓噪，足以迫使他慎重对待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或许对这些戒律尚未失效感到高兴，因为它们给他提供了便利的借口，使他能拒绝数不清的亲朋们要求加入其幕府的请求。

当然，李鸿章幕府的人员成分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并不相同，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他的幕府中确确实实容纳过几百人。然而，某些人连续担任各种职务，形成了一个相当小的核心集团。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各有不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原因也不尽一样，但是，他们都对保护中国使其免受内外敌人的侵扰这一问题倾心关注。这些人的出身包括读书士子、行伍军人、行商坐贾和“归国学生”，他们在李幕中充当谋士、将帅、文案、外交官和工商企业的总办会办等。188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核心集团主要由那些有更多传统背景的人组成，他们是在叛乱年代（1862—1870）开始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但是此后领导权逐渐被那些“归国学生”或曾在西方待过的人所掌握。在李鸿章的谋士中，有三个人对他的西方观和自强之必要性的观念影响最大，这就是冯桂芬、郭嵩焘和薛福成。

李鸿章早在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1847—1853）就结识了冯桂芬（1809—1874），但是直到1861年苏州士绅恳求曾国藩派军队保卫上海时，二人才重又相逢。[26]冯桂芬代表苏州士绅写了请愿书，于是才有了李鸿章组建淮军并成了江苏巡抚（见第四章）。冯桂芬是苏州人，1841年成进士，选翰林。虽然他是读书人，但是却很积极地在家乡兴办团练。太平军攻陷苏州时，他逃到上海，在那儿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实力。1862年，李鸿章奏调冯桂芬入幕，从那时起直到1865年，冯桂芬作为一个不受李鸿章约束的谋士和兼职幕友为李鸿章服务，给李鸿章以后的思想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1870年，在一道奏折中，李鸿章对冯桂芬表示感激不尽。[27]

冯桂芬是同治中兴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可能是“自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他还是最先看到了中国要想生存就需要学习西方技术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思想是后来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的雏形。他清楚地看到，西方远优于中国，但是又认为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如此。他认为，如果皇帝能够端正人心，如果中国能从西方引进急需的船炮，这种情形是能够在中国自身发展中得到改正的。他甚至认为，数学构成了西学的基础，因此应该在上海和广州设立翻译局，培养学生学习西文，这样，就可以把外国的数学和科学教科书译成中文。根据他的建议，李鸿章于1863年建立了上海广方言馆。冯桂芬还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列入科学方面的内容。他甚至还认为，外国人不应受到鄙视，而应受到诚恳、公正的对待。他是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倡议收复苏州地区的发动者，是1865年李鸿章和曾国藩发起的减税方案的执笔人。这一时期李鸿章的许多改革建议实际上都是冯桂芬执笔的，或者至少是直接受了他的影响。[28]

李鸿章的第二个谋士是郭嵩焘（1818—1891），他和李鸿章是丁未同年并同为翰林，亦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虽然郭嵩焘只是在1862年在李鸿章的幕府里待了几个月，但是，终其一生，李鸿章一直是他的密友、知己兼保护人。由于李鸿章的推荐，郭嵩焘被委为苏松粮道（1862），之后又署理广东巡抚（1863—1866），并于1875年成为第一个中国驻英公使。早在1859年他奉命协助僧格林沁抵抗西方军队进攻北京时，郭嵩焘就公开谴责用武力对付外国人的政策。他的看法是，外国人所要的只是与中国贸易通商的权利，如果中国政府以理代力，可保帝国百年无事。由于郭嵩焘最敢于直言主张与西方妥协，他便成了保守派攻击的首要目标。在他1876年去英国及其日记出版后，保守派对他的攻击更加猛烈，因为他在日记中说，西方具有悠久、发达的文明，它胜于其他蛮族文化。他倡议进行长远的改革，甚至主张改变中国的基本的组织结构及制度，希望看到在全国遍采煤铁矿、遍设铁路。虽然李鸿章同意他的观点并尽全力保护他，保守派的猛烈攻击还是迫使李鸿章告诫他要更加小心谨慎。1879年，郭嵩焘奉召回国，考虑到去北京会危及他的生命，遂径回湖南老家赋闲。然而，直到1891年去世，他一直不断地写信、上奏支持李鸿章的政策。[29]

李鸿章的第三个谋士是薛福成（1838—1894），他是1857年的秀才，江苏人，从1865年到1872年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1875年应邀入李鸿章幕府做文案，一直到1884年由李鸿章推荐被任为浙江省的一个道台。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0—1894）。在李鸿章幕府期间，他充当李鸿章国家时事问题方面的谋士。他在外交代表制问题上的见解促使朝廷在1875年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当时他说，有必要在科举考试中创设一项专与外事有关的科目，以鼓励才智之士学习外事。他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外国人的欺骗，因为中国缺乏国际法知识和近代外交知识。[30]他的许多观点被吸收入1876年的《烟台条约》之中；1881年他为近代中国海军拟订了一套章程；也正是在他建议下，1882年中国军队在汉城兵变后被派赴朝鲜。[31]起初，薛福成曾认为郭嵩焘的改革思想太激进，但是当他1890年成为中国驻英公使后，亲眼看到了郭嵩焘所谈过的情况，他的观点也就大体与郭嵩焘的观点相一致了。[32]他认为，议会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使用机器创造财富和供养人民是欧洲既富且强的原因。[33]

三谋士中，薛福成入幕最晚，也最讲实际。由于和西方人的接触——冯桂芬在上海，郭嵩焘和薛福成在欧洲——这三个人都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将他们的思想传给了李鸿章。即使在他们离开李鸿章的幕府之后，他们也都还继续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在其长期仕宦生涯中，李鸿章是主和论的鼓吹者，也是洋务派的首领之一；他赞同外交代表制，支持培养中国人学习外文和科学，有好几次他公开表示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使之包容西学，以便吸引那些聪慧才智之士学习这些学科。由于冯桂芬和李鸿章订交较早，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可能也最大，而郭嵩焘和薛福成则无疑丰富了李鸿章的思想，支持了他的见解，同时，郭、薛二人也是李鸿章西学知识的来源。

李鸿章以其幕府和其职权为工具培养人学习西方技术。他不允许部将坐吃老本，而是鼓励他们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他批评程学启和郭松林“坚僻自是，不肯求教”，而赞扬刘铭传希求上进，希望淮军驻上海期间（1862—1864）刘铭传能“资取洋人长技”[34]。这种政策给李鸿章带来了好处，也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因为他的几位部将最终官至高位并积极投身于兴办洋务企业之中。在李鸿章的扶掖下，早年曾从事走私勾当的刘铭传从一个安徽地方团练首领起家，最后成了淮军名将，之后，作为首任台湾巡抚（1885—1891），他又圆满地整顿了该岛的军事防务、用人行政及税收机构，还建立了学校，铺筑了街道，架设了电线，引进了西式邮政制度，延长了原设电报线路，铺设了台湾和福州间的海底电缆，修筑了中国最早的铁路线之一（长62英里）。[35]

关于李鸿章的其他部将。张树声，他曾经是合肥一个团练首领，李鸿章淮军宿将之一，官至总督。刘秉璋，安徽人，1860年中进士、选翰林，淮军初期曾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也官至总督。[36]丁寿昌，合肥人，李鸿章老友，捻军覆亡后一个时期内为铭军部将，1870年代成为天津兵备道。1877年底，有一个委员会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为开平矿务局的建立制订章程，丁寿昌还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37]

至于工商企业的建立和经营，李鸿章主要依靠上海、广东的商人或买办。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朱其昂就出身于上海一个拥有沙船、从事漕运业的商人家庭。[38]1873年，继他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唐景星）及唐的副手徐润，以前都是买办，他们是广东人，在上海做买办。中国第一个国有棉纺织厂的创建者、后又与电报局有关系的郑观应，以前也是个买办，而且也是广东人。通过这些人，李鸿章得以保证他的企业得到上海和广东商人和买办们的财政支持。[39]

盛宣怀的经历可以生动地说明新旧中国之间的鸿沟是怎样在李鸿章努力下沟通的。盛宣怀是以科举正途开始其人生历程的。但是他除捞了个秀才（1866）外，没有取得过更高的科名，这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靠着一个做李鸿章幕友的朋友的推荐，他在1870年应邀加入了李鸿章淮军。李鸿章移任天津时，盛宣怀跟着淮军，继续做李鸿章的幕友，负责粮饷供应。1871年，他脱离军职，受李鸿章委派去遭受洪涝、饥荒灾害的直隶赈灾。直到这时，他还一直是沿着中国传统的路子走着。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协助制订章程，从这时开始他成了李鸿章的主要经济顾问，他的这一角色一直持续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在这期间，盛宣怀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同时又是中国电报局的总办。他还参与了一些煤铁矿和纺织厂的筹建经营工作。他是被李鸿章委以这些差事的，因而他要直接向李鸿章负责这些企业的经营，保证它们的成功。然而，他负责经管这些企业并没有妨碍他担任与此无关的海关道职务，先是东海关监督（在烟台），后是津海关道（1892—1895）。因而，盛宣怀是既当幕友又当官僚，能够脚踏新旧中国两只船。[40]

李鸿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务者，“归国学生”人数最多。在当政期间，李鸿章主持派遣了学生赴欧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讯等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赴美幼童们在美国所受教育的价值的官员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发起人之一，当1881年这些幼童们被勒令回国后，他把许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开平煤矿，还有些人则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最后又进了外交界。[41]留美幼童们还太年幼，因而在李鸿章当政期间他们在李鸿章幕府中还不能充当重要角色，然而，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归国学生，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们是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

马建忠（1844—1900）出身于江苏一个缙绅家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他就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他在那个条约口岸的经历使得他成为“西化”论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回国。[42]回国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在“讲习交涉律例”，正在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43]1881年，李鸿章派他以非官方使节赴印度商讨解决鸦片问题；同年，他拟定了准备用作美国和朝鲜谈判蓝本的条约草案；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44]；同年，他作为李鸿章的特使再次返回朝鲜，参与镇压大院君叛乱。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45]在其有生之年，他将其古典文化知识与近代语言素养相结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46]

罗丰禄是跟随李鸿章数年的海军事务秘书（Naval Secretary）和亲信，福建人。1871年，罗丰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第一期毕业，之后成为郭嵩焘驻英公使馆的随员。[47]他加入李鸿章幕府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鸿章评价他说：“罗丰禄学有根柢，当差甚勤。”[48]罗丰禄是李鸿章的机要秘书、海军事务秘书、翻译和内勤总管，一直到1897年，通过李鸿章施加影响，他成为中国驻英公使（1897—1901）。他不仅熟知欧洲的风习礼仪，而且精通英语口语和书面语。[49]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那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受到公众的赞扬，这多半要归功于罗丰禄，是他把李鸿章在各次欢迎会招待会上的致词译成英语的。罗丰禄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用莎士比亚风格译成了英文，获得了英国女王的欢心。[50]然而，尽管他受过西方教育，但他却拒绝采用西医治疗嘴唇上的恶性肿瘤，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惧怕死亡，竟异想天开地解释说，也许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既不知道天堂的快乐，也不晓得地狱的惩罚。[51]

李鸿章的第三个起重要作用的归国学生幕友是伍廷芳，他在1890—1903年和1908—1909年两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我们可以很贴切地称他为“英国陶冶出的中国人”（made in England）。[52]他生于广州，与公行时代著名的行商“浩官”同出一家，15岁开始学习英文，此前他已经在新加坡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53]1873年，他家把他送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试图劝说他留在英国做中国公使馆的参赞，但是他拒绝了，于1877年回到中国，在香港开办律师事务所，并有声望于时，但他却在1882年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54]李鸿章之邀伍廷芳入幕，除了希望幕府中有一个像伍廷芳这种能力的人这一明显的原因外，他还说，他不想让伍廷芳在香港为英国人所牢笼。[55]在李幕期间，伍廷芳又对铁路发展发生了兴趣，1886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56]伍廷芳还随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这三个关系密切的谋士中，只有伍廷芳一人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早期的事务。

李鸿章所有的幕友中，跟随他时间最长的当推周馥（1837—1921）。周馥，安徽人，1861年开始供职于李幕，当时李鸿章本人还是曾国藩的幕友。周馥没有取得过任何科举功名，但是他受过大约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而且1859年以前还偶尔教过书。从1861年到1901年间，除几次短期离开过李幕外，如丁忧（1878—1881）、赋闲（1895—1898）或被派以李鸿章辖区之外的职位（1899年，四川布政使），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1867—1870年李鸿章平叛期间，他留在南京，先后在曾国藩和马新贻手下任职，这二人均为李鸿章密友。他在李幕中做的是传统式的工作。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参与了重建工作。他还参与了直隶的防洪治河工作。在直隶，1881—1888年间他当过津海关道，1888—1895年间他做过直隶按察使。尽管这些职务均为清政府机构的独立官职，按照清朝初期的标准衡量，他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李鸿章幕府的成员，但是，在建立电报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其他工作中，他都给了李鸿章以宝贵的帮助。他不时地在直隶军界兼任职务，还充任李鸿章的主要外交顾问；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营务处开赴前线，并与袁世凯一道负责转运军需。李鸿章的大部分幕友终其一生从没有取得过任何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职位，周馥的经历就是例证，他们是李鸿章幕府中的苦力，他们对他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但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奖赏也不过是中等官位。他们是职业幕友，被派到哪里就在哪里工作，而且，一般说来，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境遇。只是在李鸿章死后，他们没有了幕主，其中的一些人如周馥和郑孝胥，才名闻全国。周馥于1901年成为四川总督（原文如此——译者），当他于1907年由于年迈（70岁）被迫退休时，他正在两广总督任上。[57]郑孝胥，福建人，事李直至其终，对清朝末代皇帝保持忠诚，当溥仪1932年从天津逃至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时，他跟随溥仪一起出逃，是溥仪的伪满洲国国务总理。[58]

李鸿章并不反对给处于困境中的老朋友谋个挂名职务，并且还经常特意为他们寻找差事，这些差事不必他们操心费力，却使他们得以餬口为生。然而，在他自己的幕府里，每一个幕友似乎都是为一定目的而聘用的。李鸿章坚定地相信教育的价值，他所支持、帮助过的文人又反过来支持他的所做所为。在他幕府中供职的文人值得一提的是吴汝纶（1840—1903），这也是为他作传的人。吴汝纶是安徽人，1865年的进士。从1865年到1871年他在曾国藩幕府中供职，从1879年到1889年在直隶署理天津知府，后任知州，他是通过李鸿章的推荐得到这两个职位的。1889年，他要引退，李鸿章予以劝阻，让他主持保定的莲池书院，他遂主持该书院一直到1899年。虽然吴汝纶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学者生涯的，但是由于曾、李的影响，他对洋务（Westernization，西化）也产生了兴趣，并于晚年在直隶致力于近代教育。他搜集了一批杰出的学者，研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并在保定建立了一所语言学校，延聘日本和英国教师任教。据估计，吴汝纶在直隶培养了约1200名学生，其中有些人无疑进了李鸿章的幕府。[59]吴汝纶在李鸿章手下能够继续研究学问、授徒施教，但是他也在帮助李鸿章为保全中国而培养人才。

李鸿章为拯救中国这一直接任务而培养他的幕友。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然而，这些人在自强方面共同的兴趣使得他们的思想能够融合在一起，因而也就使李鸿章的幕府成为变革的核心——这种变革不仅根本上影响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末民初历史的进程。这种逐渐融合和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条截然分离的历史事件链（chain of events）和人际关系链（chain of personal rela-tions）中看出来，一方是“外来势力”（“foreign force”，指受过外国教育的一派人。——译者），另一方是“传统势力”（“traditional force”，指传统的正途出身的一派人。——译者），这两股势力最终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团结前进。

“外来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41年的澳门，当时13岁的容闳通过一个传教士医生的帮助，被录取为马礼逊学堂一年级学生（见上，第三章）。这一年级的另外五个学生中，一个就是Tong Chik，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唐景星（唐廷枢）。[60]此二幼童均来自澳门附近地区，代表了广东人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倾向于学习英语及西学而不是儒家典籍及官僚政治作为进身之阶。在澳门和香港（1842年学校迁至此地）学习六年之后，容闳赴美深造，唐景星则留在中国，先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充当译员、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和总翻译，1863年成为上海英国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mpany）的买办。[61]容闳于1854年回国，最初几个月在籍温习母语。1863年，他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制造局采买机器。1865年春机器运抵上海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和苏松太道丁日昌已经在上海建起了一座小型制造局。容闳采买的美国机器和李鸿章的制造局合在一起，遂为江南制造局之肇始，同时也是容闳和丁日昌订交之开端。[62]

与容闳不同，同是广东人的丁日昌（1823—1882）是以正途出身开始其宦海生涯的。然而，由于他与曾、李均有交往，而且他对西方有兴趣、很欣赏，他便在一系列事件中充当了曾、李与“外来势力”之间的重要媒介。丁日昌约20岁中秀才，大概在1862年加入曾国藩的幕府，不久曾国藩派他赴广东办理厘金——大约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也被派到那儿。在广东，丁日昌还受托监制军火。1863年，他应李鸿章之请回到江苏，加入李幕，开始从事军火制造。1864年下半年，由于李鸿章推荐，他被任为苏松太道。[63]除了为江南制造局操劳奔波以外，他还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了龙门书院。[64]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在其《自传》一书中描述了他于1865年在丁日昌主持一次考试时参观这个书院的情形：

这并不是一次能使考生获得很高声名的考试，而仅仅是地方性的考试，但是其中仍有值得注意的特色，为此（丁）道台应该受到高度赞扬。考试科目中有外国历史，有地理。几幅彩色教学地图——就像在英国国立学校中可以见到的那些地图一样——挂在墙上，上面用中国字标出主要国家、城镇、河流、山脉，地图的一端是一幅卷轴，上面写着那些文明国家的君主的名字。我希望这种新奇的做法会有良好的结果，但是，虽然道台很乐观自信，他又承认这是对考试科目的革新，既未获得学生们的好感，亦未得到上级地方当局的赞同。[65]

到1867年在曾、李推荐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他与容闳已经是老朋友了。正是根据容闳的建议，一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建立了起来，他还详细地和丁日昌讨论了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想法。[66]由于丁日昌的斡旋，容闳的这一计划引起了曾、李的关注。在他们的赞助下，1871年这一计划被皇帝批准，第一批学生于1872年夏扬帆赴美（见上，第三章）。[67]在这批学生中有唐景星的儿子唐国安和侄子唐绍仪，他们之被选中，是由于唐景星与容闳是老朋友的缘故。[68]

这批学生留美之时，唐景星辞去了他在怡和洋行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1873年到1884年，担任这一职务共11年。认识唐景星的西方人都很钦佩他的管理能力和他的忠诚正直，赞赏他的“进步”思想，并希望看到中国采纳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当1877年李鸿章考虑派他为驻美公使时，却说他的中学根底不深。[69]谈到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唐景星说：“总督是前面拉车的人，而我则是后面推车的人。”[70]

到1870年代中期，那些或通过为外国人充当买办、或曾留学国外、或由于在通商口岸与西方人有交往而受到锻炼并对西方事物产生了兴趣因而成为“外来势力”成员的那些中国人，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领导这个时代。相反，他们不得不依靠和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这些身居高位、热心自强的人的私人关系来贯彻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可以在后面推车，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正途出身的人手中。儒家的非专业性依然是人们所向往的，即使是自强活动家如李鸿章也只是借用各种专业人才来充实他们的幕府，而不是培养专业人才。不过，大堤已经出现裂缝，受过西方教育、影响的各种专业人才与读四书五经出身的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已经模糊地显露出来，这一冲突将挽救幕府制度于危亡，并将导致前一种势力在20世纪取得胜利。然而，专门知识，不论是关于内政的还是关于洋务外交的，暂时还是为儒家目的服务的。

第二种势力“传统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53年，是年上谕令李鸿章由北京回安徽镇压太平军。这道上谕还令监察御史袁甲三与他一道共同协助吕贤基（见第五章）。是年晚些时候，亦已回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在袁甲三幕府中供职数月，招募“乡勇”镇压正在兴起的捻军。[71]1853年的这些事件是安徽李家与河南袁家长期亲密关系的肇始。大约在1863年袁甲三去世三年之后，曾随他征战疆场，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将领的他的一个侄儿袁保庆因无子嗣，领养了他大哥袁保中的四子，这个成为一个著名文武世家的嗣子的六七岁男孩，就是袁世凯。[72]和李鸿章一样，袁甲三本也是以文人开始其宦海生涯的，但时势却使他成为一个军事将领，也正是通过军界，袁世凯将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袁世凯尽管参加了几次科考，但是从未榜上有名。然而，他很会用兵，1880年捐得第一个头衔后，投入山东吴长庆军中，吴长庆是淮军旧将，也是袁世凯养父的老友。1873年袁世凯的养父死于南京，吴长庆和刘铭传负责办理了丧事，14岁的袁世凯则护送灵柩返里葬于祖坟。[73]袁世凯投奔吴长庆时只有21岁，但是他并没有做一个普通士兵，吴长庆令他在张謇指导下继续攻读学业。张謇当时也在吴长庆幕中，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之一。在张謇指导下，袁世凯学习赋诗作文，但是他的军事才具远远胜过他的文学才能，因而根据张謇的推荐，吴长庆让他训练自己的军队。张謇还告知他要放弃任何作文官的希望。[74]

1882年，袁世凯第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是年，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时李鸿章正在籍丁母忧）令吴长庆率兵三千赴朝鲜平叛。张树声是在薛福成的建议下命吴长庆出兵朝鲜的。陪吴长庆同行的有安徽同乡、李鸿章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和负责外交事务的马建忠。作为吴长庆幕府成员，袁世凯亦随同前往。由于他在平叛中执行军事任务迅捷有效，引起李鸿章的注意，叙功奏奖记名同知。[75]当朝鲜国王打算采用新法训练一支500人的特种部队时，李鸿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袁世凯。这样，袁世凯便留在朝鲜练兵，向朝鲜国王和王后大献殷勤，并总管中国驻朝军队。[76]1884年，日本一手策划了甲申事变（在汉城），袁世凯迅速行动，将其平息于发动之初。在这场战事中，袁世凯结识了唐绍仪，唐当时正负责守卫朝鲜海关总税务司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的官邸。这一相遇导致了日后二人间亲密、长久的友谊。[77]

唐绍仪于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离华赴美，1880年从哈特福德（Hartford，Connecticut康涅狄格州）中学载誉毕业，袁世凯入吴长庆幕就是在这一年。1881年夏留美幼童被勒令回国时，唐绍仪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完成了一年级学业。和其他许多留美学生一样，唐绍仪回国后亦供职于李鸿章手下。1883年，李鸿章委派穆麟德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唐绍仪被派作他的助手。[78]同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唐、袁二人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中偶然相遇，也是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业已存在多年的那两种“势力”的相遇。

由于在汉城平叛有功，袁世凯被召回国，由李鸿章推荐，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通商大臣，赏加道员衔。1885年袁世凯返朝上任，唐绍仪作为他的机要秘书亦随同前往。[79]从这时起到1894年，袁世凯是中国的（也是李鸿章的）驻朝代表，在这九年中，唐绍仪则一直是他的机要秘书，并在他外出时代拆代行。[80]这种关系，始于朝鲜时代，延续到20世纪，随着袁世凯的官运亨通，唐绍仪也扶摇直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这一关系发展到顶峰：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唐绍仪则成为第一任国务总理。沿着接近于传统模式的行伍道路步入仕途的袁世凯成为领导者，而“归国学生”唐绍仪则倚袁世凯为靠山。

按照太平天国以前的标准衡量，袁世凯和唐绍仪只是在一段十分短暂的时间内是李鸿章的幕府成员——袁世凯是在1894年对日作战时协助周馥负责李鸿章的营务处，唐绍仪则是在1881—1883年和1899—1900年两次在广州作李鸿章的译员。在其各自一生的其他时间里，他们或为李鸿章的幕友的幕友，或是做官。早期幕府制度的形式是一小组谋士围着一个官员。曾国藩使之范围扩大，幕友也开始有自己的幕友。当李鸿章为了经营管理他那些五花八门的企业而将幕府制度进一步扩大时，幕府便失去了原有的小而紧密的特性。幕友和幕主之间的界线、私人聘用和国家录用之间的界线，统统变得模糊了。袁世凯实际上是在吴长庆幕府供职，但是却听从李鸿章的指挥，以李鸿章为奥援。他任职朝鲜时的情形亦是如此：他是由朝廷任命的，但是却听命于负责朝鲜事务的李鸿章。盛宣怀曾在烟台、天津做道台，这是独立于幕府之外的官职。但是他同时又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这个职务则是由李鸿章直接任命的。

在清朝前期的幕府制度下，幕友是不能参与幕主衙门之外的事务的，因而他们也不需要官衔。然而，当幕友开始经管轮船公司、统带陆海军和协助进行外交谈判时，他们作为朝廷命官以与有关官员进行平等或接近于平等的往来，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些官衔应为文职，这也适合交往的需要，但是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并没有为轮船公司和制造局的经营者及淮军的将领等诸如此类的人提供相应的官职，因此，出于需要，李鸿章只得私人聘用这类人，但是他们可以捐官，或经李鸿章推荐由政府授予他们官职，这样，专业人才就被纳入政府官僚序列而“尽入彀中”了，也就达到了把社会变化维持在儒家体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一目的。专业人才们乐于接受这一现实，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获得名利要走正统官僚政治这条路。是他们的不合于正统的专业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知识使得他们进入官场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取得这一立足点，他们便成为正统思想的坚定支持者。[81]李鸿章手下的要员，如朱其昂、马建忠、唐景星和李经方，做的都是道台。然而，通常情况下，这一官职或只是“记名”的，或不担负任何实际责任。

由于李鸿章的幕友担负着官职，其中有些担任的是独立于李鸿章幕府之外的职务，因而，在19世纪晚期，幕友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了，由于有保举官吏的权利，因而，李鸿章及其他封疆大吏在究竟是谁在授予官职这一点上得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个人效忠代替私人聘用成为幕主制度的基础，并且由于其更具有普遍性，这种效忠就使得幕府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愈益严重的腐蚀剂，因而，“回避法”便愈益陷入中国人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组织政府和社会的恶癖的包围之中。尽管袁世凯赴朝鲜任职是由朝廷任命的，但他效忠的却是李鸿章，而且随着李鸿章个人权力的膨胀，他对李鸿章的忠诚也日益增强。李鸿章则运用他保举官吏的权利回报部下对他的效忠，将他们紧紧团结在李鸿章周围，扩展其权力网的广度及深度，从而，幕府成为地方官僚政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几乎形成为地方派系势力。

幕友们有了越来越多地获致名利的机会，这就使得幕主的保举权比他所支付的薪金更为重要。清朝前期的幕友因为有重重障碍而不能经由幕府进入官场，反之，晚清那些野心勃勃或身怀异才的人却是把幕府作为进身捷径和致富之路，就像唐代的情形那样。

在李鸿章手中，幕府制度的成长（包括规模和职责）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私人官僚政治集团，这种成长导致其办事效率逐渐下降，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任人唯亲这些弊端渐次出现。现代社会学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表明，根据不同情况，一个领导人只需要5到15个属员就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属员的人数超过这一限度，工作效率就会降低。[82]李鸿章手下足足聘用了几百人，他不可能亲自聘请每一个属员，他只是对属下那些总办会办们的聘人申请画诺认可而已。盛宣怀的亲戚遍布轮船招商局，唐景星和马建忠的兄弟们则不时地代行其职。[83]李鸿章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给贪污腐化提供了足够的机会。

李鸿章通盘研究了他幕府中的任人唯亲和贪污腐化现象，但不是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而是为了接受既成事实，并在这一现实下开展工作。他还显示出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鉴别力。曾国藩生性严厉、追求完美，与之相反，李鸿章则更倾向于灵活机动，容忍人性的弱点。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贪污腐化与任人唯亲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想改变它们。此外，真正懂得西方技术的人才十分难得，仅仅因为他们欲肥私囊、任用亲戚就免除他们的职务，这在李鸿章是负担不起的。当御史们批评盛宣怀、朱其昂在经营轮船招商局时的所作所为时，李鸿章站出来替他们辩护。[84]他总是能够洗刷掉对他部下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诸如此类的指责，因为按照惯例朝廷要把弹劾奏折发交给他，令他进行调查，而朝廷通常又是听从他的劝告的。[85]李鸿章要做的工作是防范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国内的叛乱。为达此目的，他只得利用身边现成的人才，他所考虑的主要是才智和能力，而并不过多考虑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由于缺乏合格的中国人来经营他的企业并满足他尽快培养人才的需要，李鸿章不得不将一种新的因素引进土生土长的幕府制度之中，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他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即凡是不把李鸿章作为主人看待的外国人，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下长期供职。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与戈登的冲突就是由于戈登想使常胜军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而引起的。由于英国舰队司令阿思本（Captain Osborn）拒绝承认李鸿章对他舰队的统率权而将皇帝看作他的顶头上司，李鸿章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the Lay-Osbom Flotilla）中就会没有份儿。然而，那些承认李鸿章的地位并忠实地为他服务的外国人都受到他的尊重，并且薪金优厚。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并有他们自己不正规的等级制度，差不多是站在顶点的有两个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和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所有在李鸿章幕府供职的外国人通常都把信寄给这二人中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命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正式建立了指挥系统，而是因为他们二人与李鸿章几乎天天有密切的私人接触并能讲汉语。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似乎仅仅位于他们二人之下的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是李鸿章的军事联络官，但他通常是通过德璀琳进行工作，他不喜欢像他们二人那样与李鸿章如此亲近。但是，这些联络渠道并不一定要严格遵守，任何一个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外国人都可以直接和他打交道。

德璀琳，德国人，由赫德的总税务司署委任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虽然严格地说他不是李幕成员，但是在李鸿章直隶总督任期内他几乎自始至终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各种有关地方、国家乃至国际间事务上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与其接触十分频繁。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应李鸿章的请求，马士（H.B.Morse）被从海关调到轮船招商局，协助进行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招商局船只和库房的工作，这时，他就是通过德璀琳向李鸿章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的。马士在轮船招商局任职的两年中（1885—1887），就仓库、船坞、轮船设计及成本核算、航线、黄河治理、台湾开发、财产的处理与获得、撞船事件、煤炭开挖、铁路火车、吊桥、人事问题、国际争端、鸦片走私、轮船修理、朝鲜贷款等等问题给德璀琳写信汇报。马士把德璀琳当作一块共振板，作为沟通与李鸿章联系的直接渠道。他向德璀琳报告轮船招商局内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而也就成了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的私人情报员。[86]1880年代后期墨贤理（H.F.Merrill）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时，他的许多信件都是直接写给德璀琳、再由德璀琳将有关情况转报李鸿章并将李鸿章的指示传达给墨贤理。[87]

毕德格，美国人，美国内战结束前夕在纽约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他为了尽量多尽量深地了解中国以便帮助中国、并同时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而来中国。他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能够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和翻译，除1880—1884年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直到1894年。1894年，他被免去天津副领事一职，因为美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他担任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使他不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88]毕德格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一事在天津并不是个秘密，因为1879年以前他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是从做李鸿章的孩子们的家庭英文教师开始的，由此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是一直与李鸿章亲近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李鸿章外交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助手。他一直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直到李鸿章1901年去世，而他则只比他的雇主兼朋友李鸿章多活了一个月左右。[89]毕德格曾为李鸿章作传，他死时这部传记尚未付印。许多人急切盼望这部书出版，这主要是因为其作者比任何其他外国人都更了解李鸿章其人其事。然而，毕德格死后，在他的遗物中没有发现这部传记手稿，并且从此再也没有找到。[90]虽然毕德格在李鸿章幕府中的职位不过是个私人秘书，但是他还担任李鸿章的翻译，负责陪同外宾，为李鸿章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用中文翻译），为李鸿章在外国人中寻找能够在他手下供职的人，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进行探矿工作等等，1895年陪同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并且还为李鸿章提供消息，让他大体上了解在天津的外国人及外交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91]

李鸿章幕府成员中重要性位居第三，也是完完全全在李鸿章手下供职的外国人是汉纳根，德国人，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历任炮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他是于1879年被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来作李鸿章的副官（aide-de-camp）的。[92]除作军事参谋外，他还监督修筑了旅顺港和威海卫的防御工事。[93]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那艘不走运的“高升”号上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教官，但他却泅水逃了命。在战争过程中，他同时在李鸿章的海军和陆军中任职，还曾一度担任北洋海军的联合提督（Co-Admiral）。[94]李鸿章用人倾向于他认为哪儿需要这个人就在哪儿用这个人，而不管他以前是否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的中国海军提督以前也是骑兵军官。

李鸿章第一个外国人幕友是马格里（Holliday Macartney），他是英国军医，以前在英军第99联队任职。1862年，与常胜军司令华尔战死的同时，马格里辞去他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有一个时期，他担任李鸿章的私人助手，协助李鸿章练兵，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涉外事件上给李鸿章以指导，充当过李鸿章与戈登间的调停人，也充当过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联络官。[95]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于1863年在淞江建立了他的第一座兵工厂。马格里在淞江、苏州及南京主持李鸿章的各个兵工厂，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一直到1875年，由于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几乎每一次中国幕友和外国幕友发生冲突时，即使外国幕友有理，李鸿章也总是站在中国幕友一边。马士从轮船招商局辞职与琅威理（Coptain W.M.Lang）从北洋海军辞职，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外国人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是外国人。马格里虽然辞了职，李鸿章却并未完全弃之于不顾，而是为他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陪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克尽职守并忠诚事李垂30年之久。[96]

李鸿章在他活动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专业人员作顾问。在轮船招商局，他有一个外国总监（a foreign Super-visory Director）和一个外国航海监督（a foreign Marine Superinten-dent）。从1885年的花名册上看，该局轮船上144位船长、大副、管轮无一是中国人。[97]开平矿务局从一开始便聘用了外国技师，李鸿章所办的铁路公司也是如此。[98]他的织布局从建筑厂房、购买机器到组织生产都有丹科（A.W.Danforth）[99]参与其间。[100]北洋海军依靠外国人作教习、顾问官、管轮和炮长。[101]1879年，外国医生成功地治愈了他妻子的病，于是，他聘请了一个外国医生伊尔文（Dr.Irwin）为家庭医生，并任命伊尔文为其海军医师。[102]敦约翰（John Dunn，在天津的英国人，李鸿章曾就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派其赴罗马与教皇商谈）、德璀琳、宓吉（Alexander Michie）都曾于不同时期在外交谈判中为李鸿章做过事。[103]

然而，李鸿章只是在他不能使用中国人的地方才使用外国人。他从1862年到上海时就开始与外国人有了接触，学会了尊重他们的优秀品质而害怕其恶劣品质。[104]虽然他认为西方人要对中国的全部问题负主要责任[105]，但他还是使用他们，为的是增加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并培养出可以代替他们的中国人。

李鸿章对外国人和西方世界的了解是广博的，这种广博的了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来访者、阅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及中外幕友的指导获得的，从轮船、枪炮的技术末节到天津外国租界最新的趣闻轶事，他几乎无所不晓，都能很在行地与人谈论。[106]知识就是力量，李鸿章在幕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能够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知识的人，使他能够利用这些知识来实施他自命的拯救中国的任务。

[1] 《大清缙绅全书》，同治十年，卷2，页6b—7a。

[2]布鲁纳特等：《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153, 484—490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44页。

[3]《辞海》，上，第963—964页。

[4]《李集·奏稿》，卷17，页146；另见《李文忠公尺牍》周馥序。

[5]萧公权：《农业中国》，第6页。

[6]同上书，第5页。

[7]费维恺前引书，第13页。

[8]濮兰德：《李鸿章》，第301页；《李集·函稿》，卷20，页8a，11b，卷9；页19b，29b，卷17，页29a；卷4，页26a；卷1，页24a，37a。

[9]芮玛丽：《同治中兴》，第68页。

[10]《李集·函稿》，卷17，页7b；卷1，页43b；卷14，页31a—b；卷19，页13b；卷16，页31a—b；卷3，页14a—b；卷16，页15b。

[11]《李集·函稿》，卷12，页3b。

[12]李瀚章：在曾国藩幕府供职九年（见第四章）后，1862年被调赴广东协助办理厘金事务。在赴广州途中，他道经上海，乃弟李鸿章委托他从香港采买“洋枪、洋药、铜帽”。鸿章还想依靠他了解南方情势。通过瀚章的努力，厘金实际上为曾国藩所垄断用于湘军。是年底，瀚章就任为广东督粮道，次年升按察使。1864年他又被任为广东布政使，翌年初擢湖南巡抚。1867年初，当乃弟鸿章被任为湖广总督而又取代曾国藩剿捻时，瀚章代替他为署湖广总督。他署理湖广总督直到1867年底他被任为浙江巡抚并被赏以头品顶戴。1869年底，鸿章奉命赴贵州调查教案，瀚章又被调回代替乃弟署理湖广总督。翌年夏，乃弟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瀚章遂实授湖广总督。 此后12年间，除有一年多的时间以外，他一直担任湖广总督。这一年多的离任始于1875年夏他被调任为四川总督之时。是年底他又奉派离开川督职赴云南调查英人马嘉理被杀一案，而鸿章则在烟台与英国人进行谈判。此案结束后，李瀚章于1876年9月重任湖广总督。1882年，跟随他十余年之久的老母去世，他才不得不弃官守制。 从1884年他丁忧期满复出到1888年，瀚章一直未能得到任命。最后，他被允许觐见了一次皇帝，奉派为漕运总督，两个月后，兼任兵部尚书。翌年（1889）夏调任两广总督。到1895年，他因病、毫无疑问也因为乃弟的军队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他获准退休。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他被授太子少保。1899年9月11日，在合肥家中逝世，年80岁。《李集·函稿》，卷2，页14a，27a，35b;卷3，页12b；卷5，页27a；卷6，页9a；司百读：《李鸿章和淮军》，第227页；《清史列传》，卷59，页24a—26b；《清代徵献类编》，上；总督，年表，卷3，页8a—11b。

[13]李鹤章：太平天国覆灭之前，老三李鹤章的所作所为是与李鸿章紧密相关的。他通过科考的第一关，即中了秀才，但是却没能通过下一级考试，尽管他花钱捐了个廪贡生。1853年，他与乃父及鸿章一道在安徽兴办团练，1855年由于在庐州作战有功，赐蓝翎。翌年，因协助攻克无为，加五品衔。1859年，入曾国藩幕府担任军事将领，由于在1861年克复安庆一役中表现优良，叙功赏单眼花翎并授记名知县。1862年李鸿章率新创立的淮军的主力部队乘船东下上海时，鹤章也率另一支部队由陆路赴上海与乃兄会合。此后三年，他在乃兄的幕府里历任过多种军职。起初他统率李鸿章的亲兵，后又统率一支马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他曾与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黄翼升等淮军名将以及常胜军的华尔和戈登一起统率过军队。他的贡献得到了奖励，他的品级不断上升，还得到了不少荣誉衔。1864年常州收复后，他被授以甘肃甘凉道并赏穿黄马褂，但他实际上仍在江苏淮军中。翌年，甘肃回民造反，上命疾行赴任，但是他称病拒绝。李鸿章为之后盾，请曾国藩为之说项。曾国藩乃奏请将此缺暂空，以待鹤章病愈赴任。尽管鹤章未赴甘肃，他却由于为山西赈灾慷慨解囊捐献而擢升二品衔。从1865年到1880年去世，他一直在合肥闲居。《清史稿》，列传220，下，页1373；《清史列传》，卷65，页48a；余玉笛前引文，第23页；《李集·函稿》，卷2，页16a，50b；卷6，页5a—b；卷1，页41b；1962年4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李集·遗集》，卷4，页4a。

[14]李昭庆：幺弟昭庆比李鸿章小10岁，随着淮军在安徽的创立开始了其军旅生涯。李鸿章1862年11月的信中首次提到他，当时他正在负责训练树字五营，即曾国藩为守卫无为扣留的那部分淮军（见第四章）。1863年春这部分军队被曾国藩放行来到上海，昭庆随军而来，供职于乃兄手下。1864年，他在刘铭传军中任统领，统率他自己的四营军队。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回到安徽，但1865年曾国藩受命剿捻时，他又被召复出。昭庆请求任职于新创立的骑兵部队中，担任了一支马队的将领。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指挥剿捻后，昭庆继续供职于乃兄手下。1868年捻军被镇压后，昭庆继续在江淮地区担任淮军将领。由于剿捻有功，他被授以记名盐运使，赏单眼花翎。1873年他北上觐见皇帝途中病死于天津，年四十虚岁。他的病是在军旅生活中得的。《李集·函稿》，卷2，页25b；卷6，页34a；卷13，页14a；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68页；《清史稿》，列传220，下，页1373；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58，页6a；立德夫人：《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第83页。

[15]1962年4月4日在加州旧金山访李国超。

[16]丁韪良：《李鸿章》，载《独立》，CⅢ，第2763期，第2688页。

[17] 《李集·函稿》，卷17，页44b—45a。

[18]司百读：《李鸿章与淮军》，第310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19页。

[19]李经方：李鸿章的长子是由他的发妻周氏生的，周氏也是合肥人。可是，那孩子刚1岁左右就死了，周氏也因丧子之痛很快去世。由于再没有其他的儿子为周氏的亡灵执幡，李鸿章的母亲决定由他收养他幺弟昭庆的长子，年龄和李鸿章死去的儿子相仿。这个养子就是李经方，生于1860年，他将被当作李鸿章的真长子，拥有长子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终李鸿章一生，经方一直保持长子地位，尽管李鸿章的第二个妻子又给他生了几个儿子。 大约在1863年，李鸿章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赵氏，她是安徽太湖县一个著名的书香之家的女儿。这个妻子比李鸿章约小13岁，给他生了三男三女。其中，第一个儿子是经述，生于1864年，1902年1月去世，只比乃父多活了三个月。然后是经远，只活了几岁。接下来是经迈，生于1877年，死于1938年。李鸿章的最后一个儿子是经进，是由他的妾莫氏在1877年生的，但他在李鸿章1892年2月14日70岁寿辰前一天死了，年16岁。至于那三个女儿，除了她们嫁给了谁之外，其余我们几乎一无所知。1888年，次女嫁给曾是左副都御史和侍讲学士的张佩纶。长女嫁给了山东同知郭恩垕，幼女嫁给了主事任德龢。李鸿章的幼女李经璞今仍健在，住在中国，1963年时已年逾八十。 在1878年的一封信中，李鸿章提到经方和经述在天津的衙门中和他住在一起，正在准备参加科考。他正在给他们找一个合适的家庭教师，这个教师的行止和德行都必须要合于圣人之道，他的文章要与当时流行的相一致。经方1882年中了举人，经述也在1885年中了举人。可经方同时也在学习英文，准备当一个外交官。1886年，李鸿章说，尽管经方“粗通”西方语言文字，但是他还没有参与过任何外交谈判，因而他应该被送往国外进一步历练。此后不久，经方即赴欧洲，在伦敦和巴黎担任中国公使馆参赞，1889年返回中国，1890年授记名道，派为中国驻日公使。1892年他的养母赵氏去世，他自日本回国为养母守全制，尽管前一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才被允许守制一百天。1895年经方奉命复出，陪同养父赴马关议和。李鸿章被刺客击伤后，经方成为全权代表继续谈判。1895年台湾岛正式割让给日本后，经方又是在台湾基隆口外日本军舰上举行交割仪式的中方代表。翌年，李鸿章作环球之游时，经李鸿章请求、朝廷批准，经方随同前往以备顾问，协助办理交涉事宜。乃父失势，经方也休致赋闲。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他作为幕友协助乃父，但是并未复出任职。1907—1910年复出任中国驻英公使。约1934年死于大连。1962年2月21日、9月20日和1964年3月4日访李国超；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载《李集·卷首》，页64b；1961年11月2日访香港李家炜；范印南（音）：《当代中国名人录》，第106页；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卷13，页53;1962年2月28日李家煌香港来信；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61，188, 190页；濮兰德：《李鸿章》，第70页；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30，页55b；《李集·函稿》，卷17，页44b；卷20，页63b—64a；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78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Ⅲ，第43页；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9页；马士：《马士函稿》（手稿），1895年6月3日马士自淡水致赫德；庆丕：《在中国海关》，第155页；徐一士：《谈李经方》，载《国闻周报》，Ⅺ，第44期，第4页。

[20]黄云前引书，卷30，页55b；1962年2月21日、6月7日访李国超；吴汝纶：《李文忠公事略》，页2a；桃溪渔隐、惺星盫主辑：《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载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第387—388页。

[21]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231页；康格夫人：《中国来信》，第56页；1962年2月21日、4月4日、1964年3月5日访李国超；吴汝纶：《李文忠公事略》，页2a；范印南：《当代中国名人录》，第106页；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卷13，页53。

[22]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8页；易劳逸：《中国官吏对西方入侵的反应：1880—1885年中法争端研究》（博士论文），第117页，经作者同意征引；蒋廷黻：《中日外交关系，1870—1894》，载《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ⅩⅦ，第2期，第77页。

[23]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8页。丁忧期间似可入幕供职，而掌现任正式官职则不可。

[24]伯恩哈特·梅恩：《血与铁：克虏伯的兴起》，G.H.史密斯译，第196—197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Ⅲ，第33—34页；蒋湘泽：《捻军》，第146页。

[25]《李集·函稿》，卷16，页3b。

[26]《李集·奏稿》，卷9，页24a。

[27]恒慕义前引书，Ⅰ，第242页；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50—51页；德巴里前引书，第707页；《李集·奏稿》，卷16，页24a；司百读前引书，第84页；《李集·函稿》，卷1，页31a。

[28]恒慕义前引书，Ⅰ，第242页；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50—55页；德巴里前引书，第707—711页；芮玛丽前引书，第66页；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载《清华学报》，1957年4月第2期，第120, 150—151页；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第142页。

[29]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38页；汉密尔顿：《郭嵩焘：儒家异己分子》，载《中国论文集》，第15卷，第1、3、4、19、20页；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131页；易劳逸前引书，第59—61页；司百读前引书，第155—156页。

[30]徐中约前引书，第175—176、121页。

[31]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141页。

[32]汉密尔顿前引书，第22页；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143—144页。

[33]邓嗣禹、费正清前引书，第141—146页。

[34]《李集·函稿》，卷2，页47a。

[35]恒慕义前引书，Ⅰ，第526—528页。

[36]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第246页；《李集·函稿》，卷1，页37a。

[37]《李集·遗集》，卷3，页16a，卡尔森：《开平煤矿》，第29页；《李集·函稿》，卷9，页22a—b；《大清缙绅全书》，1872，1873，1874，卷2，页14b。这个丁寿昌不可与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丁寿昌相混，那个丁寿昌是李鸿章丁未同年，但他是江苏人。

[38]费维恺前引书，第108页。

[39]费维恺前引书，第112—113, 116页。

[40]费维恺前引书，第60—62页，24页；《大清缙绅全书》，1892—1895，卷2，页14b。

[41]拉法尔格：《中国首批百名学生》，第60、72页。

[42]费维恺前引文，第117页。

[43]《李集·函稿》，卷18，页5b。

[44]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561页；蒋廷黻前引文，第66页；路德威格前引书，第368页。

[45]费维恺前引书，第117页；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68—1906》，1895年6月13日里德致尤尔。

[46]费维恺前引书，第118页；文敬（音）：《来自中国内部的危机》，第24—25页。

[47]日意格：《福州船政局及其成果》，朗格译，第30页；《李鸿章访问英国记》，载《伦敦新闻画刊》增刊，CⅨ，第193页。

[48]《李集·函稿》，卷20，页19b。

[49]《李鸿章访问英国记》，第193页；诺曼前引书，第251—253；濮兰德：《李鸿章》，第267页。

[50]科士达前引文，第588页；1962年4月4日访李国超。

[51]庆丕：《在中国海关》，第90页。

[52]拉法尔格前引书，第148—149页。

[53]一说伍廷芳生于新加坡，见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译者

[54]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96年12月19日里德致柔克义；庄延龄：《中国佬约翰及其他》，第2版，第213—214页。

[55]《李集·函稿》，卷17，页7b，29a—b。

[56]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96年12月19日里德致柔克义；卡尔森前引书，第23页。

[57]房联喆：《周馥》（手稿），经作者同意引用；《大清缙绅全书》，1884—1895，卷2，页7a，14b。

[58]1963年6月13日访李国超。

[59]恒慕义前引书，Ⅱ，第870页。

[60]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03页；拉法尔格前引书，第19页；弗维恺前引书，第110页。

[61]费维恺前引书，第110页。

[62]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03页；陈其田前引书，第44—45页。

[63]恒慕义前引书，Ⅱ，第721页。

[64]芮玛丽前引书，第130页。

[65]何爵士：《自传》，第211页。

[66]容闳前引书，第170页；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03—404页。

[67]拉法尔格前引书，第29—30页；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03—404页。

[68]拉法尔格前引书，第117—118页。

[69]卡尔森前引书，第30, 33页；《李集·函稿》，卷17，页18a。

[70]丁韪良：《花甲记忆》，第351页。

[71]李文安：在明末叛乱时期，江西湖口许氏移居安徽合肥。在合肥，许父与李心庄成为朋友。李心庄没有儿子，许父遂命子福山做了李心庄的养子，这就是合肥李氏的由来。李鸿章之父李文安之前，李家从未有人取得过显赫的声名。1838年，李文安中了进士。他是弟兄四个中的老小，由于奉旨建造了庐州学宫，也成了四兄弟中最为同县人所铭记不忘的一个。他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1853年12月10日，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陈，由于安徽贼势猖獗，皖籍京官应回籍兴办团练以抵抗太平军。由是，李文安奉旨回庐州供职于安徽巡抚福济手下。他是十二月（1853年12月30日——1854年1月28日）启程离京的，比其子李鸿章晚近一年。然而，袁甲三却奏请将文安留在了临淮协助他招募团练以御捻军。此后，文安仍往庐州抵抗太平军。1855年7月6日，他因病去世，终年55岁。他身后留下寡妻（也姓李，李家可与李家通婚，但不可与许氏通婚）、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关于这两个女儿，我们只知道长女嫁与记名提督张绍棠，次女嫁与江苏候补知府费日启。1962年6月7日访李国超；黄云：《续修庐州府志》，卷58，页1b；卷34，页12a，12b—13a；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载《李集·卷首》，页62a；恒慕义前引书，Ⅰ，第464页；《李集·遗集》，卷4，页4b。

[72]恒慕义前引文，Ⅱ，第950页；陈志让：《袁世凯，1895—1916》，第14页。关于袁世凯的早年生活，陈先生说他是在1860年左右被袁甲三的养子领养的。根据我对《清史列传》中袁甲三传和以严谨准确著称的《清代名人辞典》的作者房兆楹的调查研究，我采用了《清代名人辞典》的说法。

[73]陈志让前引书，第14、15页；恒慕义前引书，Ⅱ，第950页。

[74]陈志让前引书，第15页。

[75]恒慕义前引书，Ⅱ，第950页；鲍威尔前引书，第73页。

[76]陈志让前引书，第19, 23页；蒋廷黻前引文，第80页。

[77]陈志让前引书，第26页。

[78]拉法尔格前引书，第117—118页。

[79]恒慕义前引书，Ⅱ，第951页；蒋廷黻前引文，第92—93页；拉法尔格前引书，第117—118页。

[80]陈志让前引书，第39页。

[81]罗林森：《中国海军》（博士论文），第354, 360页，经作者同意引用。

[82]巴纳德前引书，第106—107页。

[83]费维恺前引书，第63, 145页；马士：《马士函稿》，1886年8月16日马士致德璀琳。

[84]费维恺前引书，第444页。

[85]同上，第89, 155页。

[86]马士：《马士函稿》，1885—1887，马士致德璀琳。

[87]赫德：《致中国各海关外籍雇员信》，1886年8月20日、1888年9月3日德璀琳致墨贤理。

[88]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72—1894年间档案。

[89]蒋廷黻前引文，第40页；阿灵敦前引书，第12—13页；威尔逊：《中国》，第90—91页；《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901年12月28日里格斯戴尔致希尔。

[90]丁韪良：《李鸿章》，第268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329页；濮兰德：《李鸿章》，第302页。

[91]鲍尔吉前引书，第255页；康格夫人前引书，第74页；科士达前引书，第589页；阿灵敦前引书，第12—13页；《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78年11月20日德尼致西华德》；威尔逊前引书，第340页；蒋廷黻前引文，第41页。

[92]濮兰德：《李鸿章》，第242页注1。

[93]罗林森前引书，第637—638页，戴理尔：《旅华回忆录》，第39页。

[94]罗林森前引书，第739页；戴理尔前引书，第39页。

[95]威尔逊：《常胜军》，第165页；艾伦：《戈登在中国》，第103页；鲍尔吉：《戈登传》，第90页。

[96]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146页；罗林森前引书，第422—423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59页，注53。

[97]费维恺前引书，第114—115，140, 184页。

[98]卡尔森前引书，第7, 11—12页；兰格：《帝国主义外交史》，Ⅰ，第171页。

[99]美国纺织工程师。——译者

[100]费维恺前引书，第221页。

[101]阿灵敦前引书，第14页；戴理尔前引书，第44页；罗林森前引书，第797页注72。

[102]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88, 192页；《美国驻天津领事急件》，1879年8月12日德尼致西华德。

[103]庆丕前引书，第84页；道格里爵士：《李鸿章》，第221—222页；热尔韦：《中国外交：李鸿章和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载《政治和文艺评论》，ⅩⅪ，第15期，第451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225页。

[10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Ⅱ，第208页；濮兰德：《李鸿章》，第19页；宓吉：《阿礼国传》，Ⅱ，第190页。

[105]《李集·函稿》，卷4，页17a。

[106]坎宁安前引书，第88—89页；道格思爵士：《李鸿章》，第109页；立德夫人前引书，第186页；威尔逊前引书，第284页；吴汝纶：《李文忠公墓志铭》，《李集·卷首》，页66b；罗林森前引书，第324, 44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