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在读这部厚厚的书时，感受又有些不同。因为本人与作者有些相同的经历。他是先从军，后学史；我是先学史，后从军。黄仁宇的人生第一步是从军旅开始的，他的从军经历又恰逢20世纪中国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1938年，当日本侵略军步步深入中国内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年轻的黄仁宇听从了父亲——一位爱国老军人的劝告，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参加了军队。从当兵那时起，他就希望自己能立功沙场，做拿破仑式的将军。他参加了国民党抗战最辉煌的滇缅路远征作战，1945年在南京参加了受降仪式，目睹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交出战刀的历史场景。1946年初，他随军前往东北接收主权，然后又被派往美国军事学院进修。如果不是中国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原本是可以当将军的。这个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就是1946年至1949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将它称为“解放战争”。

如同许多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样，在《黄河·青山》中，黄仁宇对抗战的经历描述详尽，而对以后的国共大决战则一笔带过。然而正是这场战争，使黄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军官沦为漂泊异国的流浪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对此，许多国民党军官是耿耿于怀的。他们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共军的“人海战术”。如果真是这样，战争岂不是太荒唐了？谁都知道，国民党军无论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上，都远远超过解放军。解放军有多少人够国民党军的机枪大炮打的？带着这个疑问，我曾翻阅了不少战争档案，试图找到正确的答案。

1946年初国共双方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实力悬殊极大。从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国民党军是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部队，全部美式装备，进入沈阳、长春时队列整齐，器宇轩昂。而林彪的部队来自各解放区，人多枪少，衣衫破烂。东北老百姓把他们分别称为“黄八路”（原八路军部队）、“灰八路”（原新四军部队）和“土八路”（原冀东游击队）。国民党军神气地开进大城市。我军则处于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态，只能秘密展开，没有合法身份。四平之战后，国民党军在东北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我军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一年之后，形势居然翻了过来，我军越战越强，国民党军则江河日下，直至1948年10月辽沈决战定了胜负。

历史是不会骗人的。就战争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或许有偶然因素，但从战争全局来说，胜负自有其中的道理，不是侥幸能够成功的。据我看来，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1）国民党军在东北每接收一个城市，势必要分兵驻守。他们占的城市越多，兵力就越分散。而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始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所以国民党的大部分兵力都成了呆兵，攥不起拳头；而我军则机动灵活，往来驰骋。

（2）国民党军作战，都是按照条令打堂堂之战，其正规化中也带着严重的僵化。我军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军发明了“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猛”等一套新战术，故能以弱胜强。从过去的只能打游击战到能打正规的运动战、阵地防御战乃至大兵团的联合战役。

（3）国民党内严重的派系斗争，注定其不能团结一致。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统帅部就是明争暗斗，在内耗中费的心血远超过打仗。而共产党内部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从不计较地位名利。张闻天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甘心去当一个小小的合江县委书记。请问国民党内能有这样的事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辽沈战役的决策。当初蒋介石叫卫立煌把部队撤进关内，卫怕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而拒绝。锦州战斗开始后，卫立煌坚持不让廖耀湘兵团西援，蒋介石又不干。如果国民党军或提前入关，或固守沈阳，解放战争的进程都将延长或胜负未卜。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浪费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使林彪在攻克锦州后，能掉过头来收拾廖耀湘兵团。

（4）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胜利的根本。1946年5月四平之战失利后，东北我军面临着最困难的处境。有些动摇分子逃跑了，叛变了，例如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黄与他谈过话，但译者把名字翻错了）。但多数人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深入农村，开辟根据地。陈云起草的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党员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两万多干部下乡搞土改，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转而支持共产党，使林彪的部队有了粮食和充足的兵员。而国民党军官则在大城市中过起了安逸的生活，结婚、置房产、吃喝应酬，抗战中养成的艰苦作风很快消失殆尽了。蒋介石十分清楚这一点，每次对将领们训话，都痛骂他们丧失了黄埔精神，骂他们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勇敢作战。但无济于事，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集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杜召集将军们酝酿突围。凭着众多的坦克、卡车，不是没有希望。但团以下军官都不肯打，说：“要打，让军长们打，孤儿寡妇哭起来可怜。”就这样，整团整师的国军没有进行抵抗就崩溃了。

这就是历史。而失败的命运又无情地落在黄仁宇的头上。年轻时这段失败的军人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问号。为了探索其中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他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史。他说：“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历史常常有这样的巧合：真正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本人的经历就充满了坎坷不幸。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坎坷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是黄仁宇成为历史学家的特殊条件。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联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研究历史的基础。黄仁宇说，他的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他的研究方向首先选择了明史，选择了这个辉煌与衰败并存的时代，可谓意味深长。

心中有郁闷，才述往事、思来者。国民党的失败使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承认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当他阅读明清锦州之战的史料后惊讶地发现，明军的失败竟与国民党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非将领和士兵不努力，而是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腐朽的宫廷政治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由此得到启示，研究历史，绝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从几百年的范围内去综合分析，把历史作为一脉相承的整体来研究。这就是他的大历史观的源头，也是他学术道路的出发点。

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轮坎坷。他在哈佛从事明代财政和税收制度研究时，翻阅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当他试图用图表来显示财政发展的趋势时发现，官方的统计根本靠不住，含有大量的虚假成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熟悉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人都清楚，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公开的文告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一回事。真正起主导作用因素的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不了解这一点而盲目相信史料，研究工作就会误入歧途。举个例子：把蒋介石公开发表的文告、讲话与他同时发给各战区将领的绝密电报、指令相对照，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因为黄有在高层机关工作的经历，所以他能从这些表象的背后看出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官方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如果它不可信，你又依靠什么资料来进行研究？黄的研究方法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学术规范。费正清教授是全美公认的中国史研究的权威，他资助黄的研究，但对黄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表示怀疑和否定。黄开始试图适应这种规范，弥合分歧，但结果适得其反。黄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他对美国学术的“专业分工”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琐细的专业划分和追求形式的研究方法，必然禁锢人的思想和视野，既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更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当历史从司马迁、希罗多德的生动记录变成了复杂烦琐的考证和一堆图表、注释时，它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黄仁宇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大历史观，我们把它称为宏观历史学。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罗列某个朝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然后下个好与坏的定论。黄认为这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指出：“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谬的一些历史现象，在它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而且，一些当时被否定的东西，在日后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视野开阔一些，考虑的方面要多一些，评价要客观一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看历史。

黄仁宇用一个螺旋弧线来解释他的大历史观：“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内向的箭头和他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万历十五年》是体现大历史观的第一部著作。黄仁宇采用一个有限的题目，描述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他抓住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张居正（政治）、海瑞（道德）、戚继光（军事）、李贽（思想），从这些人物的行为和他们所处的周围环境来分析社会。虽然涉及面很广，方法却很简单：第一，他是将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第二，他采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方法，用流畅的文笔将大量的考证研究融入叙述过程之中。这样，读者可以获得直接的启示，而不致在烦琐的考证和注解中陷入迷茫。

当黄仁宇完成了《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部著作时，发现自己处于四面碰壁的尴尬境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分析中国知识分子时指出，这些人的发展是否成功，往往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能，而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事关系。“士子们首先发展的是他们与其感恩戴德的老师、考官和恩主的垂直的私人关系。在横的方面，他们与同科士子、在同一老师门下受业的士子以及同一思想流派的士子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类关系就结成了士大夫生活的庇护制网络。”不幸的是，这话也适用于美国的汉学界。一部著作的出版必须得到本专业权威人士的认可，即审稿人投了赞成票，或大学者为之作序，出版社才会接受。黄没有用传统的论文方式，因而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不是学术著作，应以通俗著作的定位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它们太学术化，没什么卖点。于是，黄陷入了被踢皮球的处境之中。

厄运接踵而至。由于得不到权威的承认，黄既不能出书，也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并且遭到学校的解聘。他用“我付出的代价”为标题，回顾这段辛酸的经历。他终于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个关系网，将其称为“长春藤联盟”。这个学术圈子控制着研究机构、经费审批、著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规范，你不入这个圈子，也就不能得到任何资助和利益。对黄这样学术上的“异端”，当然不会接受。黄说：“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象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但是他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论，去适应圈内的学术规范；要么孤军奋战，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

黄仁宇

黄仁宇像一个顽强的士兵，坚守自己的阵地。1975年似乎是一个分界线，此前他8次申请科研基金，批准了6次；此后申请了7次，却一次也没成功。《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两次获得历史类好书提名，却始终未能获奖。他失去了教授的职位，仅靠短期的工作维持艰难的生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妥协的学术立场。他悲愤地写道：“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对学术圈的绝望反而使他获得了自由。他可以不看别人脸色写作，尽情抒发他的观点。真正有价值的著作是不会被埋没的，他的祖国接受了他。1979年《万历十五年》首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的大历史观对传统的历史研究造成了冲击，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影响了不少青年学者。虽然我未必都赞同他的分析和结论，但他的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黄的命运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黄仁宇的研究在美国，而他的读者在中国。学术著作的成名有两种方式：一是刚出版时便被圈内友好和媒体宣传炒作，然而读者翻翻后，便摇头放下，不久即销声匿迹；另一种是开始并不知名，为读者喜爱后逐渐传播开来，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确定了地位。黄的著作属于后者。从《万历十五年》首版到现在《黄河·青山》的热销，经历了整整20年。当他获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时，本人已溘然长逝，看不到自己的成就和声誉了。黄把自己的这部回忆录称为“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我们读后直接的印象是：它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是从个人角度体现社会沧桑的历史。历史学家在研究往事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