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
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运动才实现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套“进入仪式”以及由它所导致的道德崩溃，多多少少是由集中营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权囚犯——所煽动的。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彻底转变是非常快的！）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德语称为“Zugang”，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抽象的管理名词，意味着“进入”、“进来”），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所有团体对待“新人”或“菜鸟”一样，或像原始人类加入部落所举行的仪式——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实际上，就像其他所有形式的心胸狭窄，对于新来者的敌意很可能有其目的，即以“他们”为代价来加强“我们”的无意识尝试。简而言之，去建立被压迫者中的团结。因为被压迫者之间缺乏团结正是其额外遭受痛苦的根源，尽管囚犯们并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位的竞争，这是我们文明中一个无法抑制的需要：饱受羞辱的老资格们，习惯于将新来者作为目标，以发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用他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位更低的形象，从而将他们从地位更高者处遭受的痛苦负担转嫁给新来者。
至于特权囚犯，情况愈加复杂，也愈加重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尤其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从众多方面看来，是时候去探索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不仅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空间了。与以往的尝试相比，比如，许多电影，我们要更加小心翼翼，运用更清醒的头脑去探索这一空间。只有过分简化的浮华辞藻才会宣布这个空间里是一片空白——它从未如此，这其中充满了下流而可悲的形象（有时他们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甚至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个巨大的产业工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特权囚犯是集中营里的少数，然而他们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只有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大多数幸存者的记忆，口头的或书面的，都始于与集中营现实的碰撞，还有，同时，兼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一批新的、奇怪的敌人那无法预知、无法理解的侵扰。他们不会握住你的手，安慰你，教导你在集中营生活的诀窍，而是冲向你，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向你狂吼，痛打你的脸。他想驯服你，熄灭他早已失去但你却可能仍保有的尊严的火花。但如果这份尊严让你有所反抗，那么你必然惹了大麻烦。集中营里有着不成文的铁律，“zurüchschlagen”：敢于以牙还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尤其对于“新来的”，这种念头只能放在脑子里。对任何犯了这项罪过的人必须杀一儆百。其他兼职囚犯蜂拥而至，扑灭对秩序的威胁。他们会暴怒而巧妙地殴打“罪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特权，当然，捍卫和保护特权。
我现在还记得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把特权说成“protekcja”，发音为“普罗泰克斯亚”，显然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有人曾告诉我一个意大利“新来者”的故事，一名游击队员，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投入劳动营。那时他还精力充沛。在分汤时，他就挨了打，而他居然胆敢推搡负责分汤的囚犯。后者的同事们立刻赶过来帮忙。“罪犯”被当作杀一儆百的例子，脑袋按进了汤桶里，活活淹死。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里，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看作是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简单地定义为“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勾结纳粹、享受特权的灰色地带诞生于多个根源。首先，权力范围越受到限制，就越需要外部辅助。在二战最后的年头里，纳粹为了对抗盟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流尽了鲜血，如果没有外部的辅助力量，他们就无法维护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为前线提供新生力量和给养。当德国本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被占领国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维持纳粹统治的军事力量——德国权力的代言人和管理人。在这个名单里，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挪威的吉斯林，法国的维希政府，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意大利的萨罗共和国，负责最肮脏勾当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雇佣兵（从未参加战斗），以及囚犯特遣队（德语：Sonderkommandos）。对于后者，我们还将进行更多介绍。
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以前的敌人，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背叛过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
第二，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任何形式的权力，即使荒唐地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然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我们必须声明——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当然，极权政体的结构、体制应该有最大的责任，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充满了一些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三级”职能：无害，有时甚至有用，都是整个工作分出的一些零碎杂务。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习惯于发展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并积极地防备“上面”或“下面”的人攫取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特权，不管怎么说，必然要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困难，而得到的实惠不多，也不能让他们免于每人必须面对的痛苦和纪律。而他们对于生命的希望，本质上与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并没有区别。尽管他们粗鲁并盛气凌人，但并不被囚犯们视为敌人。
对于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来说，判断就变得更加多变，难以确定：劳动队长（“卡波”：德语叫做“kapo”，直接来自意大利语中的“capo”，但读音更短，由法国犯人率先使用，几年后，因邦特克沃的同名电影而流行起来，因为它与“capo”的含义不同，而被意大利人乐于使用）、宿舍舍长、办事职员，等等。而在办事职员的圈子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囚犯们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常常是集中营行政职能中最专业的职务，如政治处（实际上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劳动服务部，甚至刑罚室。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各个集中营里最秘密的信息，像奥斯维辛的赫尔曼·朗本（Herman Langbein），布痕瓦尔德的尤金·科根（Eugen Kogan），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后来书写了该集中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还是他们的机智，通过有意识地研究他们所接触的党卫军军官，了解哪些人可以买通，哪些人可以劝阻，以避免更残酷的压迫，哪些人可以勒索，哪些人可以欺骗，哪些人可以用“大清算”（redde rationem）的前景来恐吓，从而让他们能以许多具体的方式帮助狱友。他们中有一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又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鉴于他们既是“抵抗成员”又是秘密的掌握者，所以他们凭借职位所换取的权力与他们所承受的极端危险是相互抵消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兼职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或仅仅表面上是纳粹的合作者，实际上却是伪装的对手。但绝大多数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并非如此，在这些专业人员中，既有普通平凡的人，也有邪恶透顶的恶棍。与其说权力让人身心俱疲，不如说权力腐蚀人格。而鉴于这些囚犯手握权力的特殊性，所受到的腐蚀便更加严重。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但是，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即使只是个小头目，像劳动队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个“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常见的事情。只是后来，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许“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卡波”所遵守。
因此，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几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未存在真正“极权”的政体。从未缺少过一些形式的抵抗，对于暴政的纠正，即使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在这两个国家里，公众的意见、法律、外国的压力、宗教、对于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让只有十几、二十几年历史的暴政难以立足，并或多或少地充当刹车的作用。只有在集中营里，下层阶级对权力的约束不复存在，使这些小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对于那些对权力并不过分热心的人来说，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好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地迷陷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力之中。
哪些人可以成为“卡波”？这是另一个必须要澄清的问题。首先，集中营指挥官及其代表（往往是优秀的心理医生）会从监狱中挑选普通罪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合作者。对这些罪犯来说，作为施刑者的生涯要比牢狱生活好得多。其次，是在五到十年的痛苦折磨中信仰崩溃，或者无论如何，具备脆弱的道德观的政治犯。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把集中营当局提供的职务看作是逃脱“最终方案”唯一可能的途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像我们所说的，同时也是权力狂、虐待狂。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但非常可怕，因为对他们而言，在获得特权职位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向下层囚犯施加折磨和羞辱的机会。那些遭受挫折的人也寻求权力，这也是集中营这个微观世界从极权社会的宏观环境中所复制的一个特征——在这两个环境中，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
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真实的和虚构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进的和愚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被表达过——这不是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这片土地已经被深深地耕犁过，被践踏，被撕裂。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丽而虚伪的电影简短发表看法时说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只有萨德（Sad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真正了解这件事。”她还表示相信“在每个环境中，在每段人际关系里，都存在着受害者与施刑人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表现出来，并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中”。
我不是一个潜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专家，但我的确知道很少有人在这个学术范围内能够成为专家，而这极少数人都是最小心谨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不仅在德国，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经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跃着，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而首先，这是向否认事实者（有意或无意）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服务。我知道，在集中营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的舞台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单一的事例难以证明什么。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重申：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对此，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让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把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管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仅限于（但多么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党卫军指的是那些值得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轶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700人到1000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然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避免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1944年10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于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于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于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一致，但我们仍然发现难以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完整的画卷，去了解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
最开始时，党卫军从已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特遣队员。人们已经证明，党卫军在挑选时不仅看重囚犯的体力，也根据对面容的深刻研究。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选拔被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后来，党卫军更喜欢在铁路站台上，直接从每班到达的囚犯中挑选候选人——那些新来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失去抵抗能力，在踏出火车的关键一刻，每个人都真正感到站在神秘、可怕而黑暗的门槛前，他们绝望，迷失了方向。党卫军的“心理医生”发现，在他们中抽调人选要容易得多。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1943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的破碎的良心。
显然，把这样的逆来顺受都归咎于特定的犹太民族特征是不公正的——特遣队的成员中也包括非犹太人，德国和波兰囚犯，尽管他们常常担任着“更体面”的“卡波”职务。还有苏联战俘，纳粹认为他们只不过比犹太人稍微高级一点。他们的人数很少，因为苏联人在奥斯维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战俘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被屠杀了，被俘之后立刻被机枪杀害在巨大的万人坑边）：但他们的行为与犹太人并没什么区别。
因为特遣队的成员们了解大屠杀的可怕秘密，纳粹把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部世界严格地隔离开来。然而，正像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所了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可能是不完整或扭曲的，有着巨大的渗透力量，而其中的一些总能渗透过严密的壁垒。我们关在集中营的时候，这些关于特遣队的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的传言就已经在我们中流传，后来被上面提到的渠道所证实。这种人类境遇所固有的可怕本质决定了所有相关的证词证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也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全景，去了解这些特遣队员被迫连续数月从事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证实，党卫军提供大量酒类供这些不幸的队员随意取用。而且，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完全道德崩溃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中，有人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而另一个人说：“当然，我原本可能会自杀，或者被党卫军杀掉，但我想活下去，为我自己报仇，也为了作证。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是更不开心得多。”
显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们的言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已经无法获知的无数言语。但对于这些身处极端绝境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话可以具备法律证言般的意义，但这些话语立刻成为一种悲叹、一种诅咒、一份救赎，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其说是对可怕现实的控述，不如说是感情的释放。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一名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Miklos Nyiszli），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Mengele）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对待，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他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的，党卫军从集中营或新到的囚犯中仔细挑选特遣队员的候选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当场消灭任何拒绝或看起来不适合其职责的囚犯。党卫军对待新囚犯，正像他们在所有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面前一贯的表现——蔑视和冷漠。他们早已被灌输的理念：这些人是卑鄙的生物，德国的敌人，因此并不配拥有生命，最好应该强迫他们劳动，直至劳累而死。但他们并不这样对待特遣队的新队员——在一定程度上，党卫军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现在，和他们一样是非人的禽畜，在强加的同谋中，依靠罪行的纽带，绑在同一条船上。因此，尼兹利讲述了在工作间隙，他参加了党卫军和特遣队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一队球员代表守卫焚尸炉的党卫军，而另一队球员代表特遣队。其他党卫军士兵和特遣队员观看着这场比赛，支持着自己的球队，打赌，鼓掌，为球员加油，似乎这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地狱的大门口，而是平常的庄院中。
对于其他囚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对于他们，对于这些“焚尸炉乌鸦”，党卫军却能与他们在球场上平起平坐，或者说，几乎如此。在这个“停战协定”的背后，人们能听到魔鬼的笑声——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成功了，你们不再是异族，对立种族，“千年帝国”的宿敌；不再是拒绝崇拜偶像的人们。我们降服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同我们一样，你们这些骄傲的人民——身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就像我们，就像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来吧，我们可以一起玩。
尼兹利还讲述了另一件值得深思的往事。一批刚刚到达集中营的囚犯被杀害了，毒气室里堆满了尸体。特遣队正完成他们可怕的日常工作，整理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用水龙冲洗它们，再把它们送到焚尸炉中。但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年轻姑娘。这是个意外，绝无仅有；可能人们的尸体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壁垒，为她隔离出一些可以呼吸的空气。人们都不知所措。死亡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死亡是他们的习惯，因为，准确地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但这个姑娘还活着。他们把她藏起来，让她暖和起来，带给她牛肉汤，询问她的经历：这个姑娘只有16岁，她迷失了时间和空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经历了闷罐车厢的押运，残酷的初选，被剥光衣服，再走进从未有人生还的毒气室，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些经历。尽管她不能理解，但她见证了一切，所以她必须死。特遣队员们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必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但这些在酒精和每天的屠杀中堕落的奴隶们已经被改变，他们的面前，不再是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不再是一群惊弓之鸟，不再是从闷罐车厢中走出的被吓呆的人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当孩子塞西莉亚（Cecilia）死于瘟疫，而她的母亲拒绝把遗体扔上堆满尸体的大车时，“恶臭的莫纳托”（foul Monatto）的犹豫和“出奇的尊敬”呢？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应该与自身相和谐、一致而统一。但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惊讶，因为人并非如此。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而对于运尸人，对于特遣队的成员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还是把我们零星的同情放在个人、邻居和伙伴身上——那些站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在我们天生有限的感官范围内的人。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Mushfeld）来了。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16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1947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Krakow）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铁板一块。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 Karamazov）中，格鲁申卡（Grushenka）讲述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Corfu）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地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1944年10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捉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450人。而在党卫军中，有3人阵亡，12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情愿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诱惑自己，或者被诱惑，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作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到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到100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的一个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于我来说，这真是“Befehlnotstand”（德语：“被迫服从命令”），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会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Chaim Rumkowski）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impotentia judicandi）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了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上，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943年的日期，以及“getto”（隔离区）的铭文。在它的另一面上，铭刻着：“QUITTUNG ÜBER 10 MARK”和“ÄLTESTE DER JUDEN IN LITZMANNSTADT”，分别意为“收讫10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1974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General Litzmann），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比耶拉（Biella），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即使在那时，大部分工厂也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Counter-Reformation）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功于两个原因：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条件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
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只要他稍稍表示可以换得一条面包的四分之一，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表现出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袭击摧残。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的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承认。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必然英雄”——正如邓南遮（D’ Annunzio）所歌颂的——对这些“榜样”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于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口（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改为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年9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anus mundi”，德国世界的排泄系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被全部屠杀了。大约有1000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将他的兄弟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建议他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自愿离开，而他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一种说法则相反，汉斯·比博（Hans Biebow），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
无计可施的比博通过他优秀的关系网，给兰科斯基要去的集中营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兰科斯基，并保证这封信能保护他，确保他受到特殊对待。据说，兰科斯基向比博要求，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应享有符合其身份的庄重待遇，并获得了批准。也就是说，一节特别车厢，挂在一列押运毫无特权的囚犯的货运列车的车尾。然而，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只有一种命运，无论他们是懦夫或英雄，谦逊或骄傲。无论是那封信，还是特殊车厢，都无法拯救查伊姆·兰科斯基——犹太人的国王——走进毒气室。
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蕴含着重大的含义，它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回答的问题，它本身总结了灰色地带的整个主题，并让人想要追问。它呐喊着需要被理解，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象征，就像在梦中看到天堂。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屡屡遭受的失败，对他的影响是重大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在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自诞生一刻起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在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的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由于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诌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如果他在自己的悲剧中得以幸存，而他毒害隔离区的悲剧，并将自己的历史形象叠加于其上，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这样的恶魔主义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一个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以及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坏”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就像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非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粘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
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了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了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1]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7.18—1945.10.24）：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
[2] 萨罗共和国（Salo republic）：正式名称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因其政府所在地位于萨罗，俗称萨罗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贝尼托·墨索里尼于意大利北部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于1943年9月23日，灭亡于1945年4月25日。
[3]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 1785.3.7—1873.5.22）：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其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
[4] 吉洛·邦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 1919.11.19—2006.10.12）：犹太人，电影制片人及导演，在1960年拍摄电影《零点地带》（Kapo）。
[5] 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生于1937年1月12日，意大利女导演，代表作品有《午夜守门人》等。
[6] 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Sade, 1740.6.2—1814.12.2）：法国贵族，作家，因施虐和放荡行为遭多次监禁，因而中断了他的骑兵军官的生涯；在监狱中他写了许多色情作品，包括《塞多姆的120天》和《朱斯蒂娜》。
[7]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1.11—1881.2.9）：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1846年，他出版第一部作品《穷人》后即轰动文坛。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以及代表作《罪与罚》。
[8]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3.16—1979.2.7）：医科博士，人类学博士，1943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并积极参与毒气室的工作。战后被定为一级战犯，后在家人的帮助下潜逃至南美，1979年2月因心脏病发而溺水身亡。
[9] 见本书第29页注释。
[10] 在发生瘟疫时受雇埋葬尸体的人。——原注
[11] 安妮·弗兰克（Anneliese Marie Anne Frank, 1929.6.12—1945.3）：德国犹太少女，15岁时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安妮日记》成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12]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城市，距华沙250公里，人口约74万，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3]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后被拍为同名电影。
[14] 科孚：希腊岛屿，伊奥尼亚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希腊大陆西海岸外。
[15] 韦科尔（Jean Marcel Bruller, 1902.2.26—1991.6.10）：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的笔名。代表作品有《沉思》、《黑夜的武器》、《时间的沙粒》、《眼睛和光明》和《变性的动物》等。
[16] 《黑夜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nuit），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1953年。——原注
[17] 莫迪凯·查伊姆·兰科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 1877.2.27—1944.8.28）：波兰犹太人。二战中被纳粹任命为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犹太人隔离区的领导人。
[18] 《缓刑时刻》（Moments of Reprieve），《纽约书评》，1986年。——原注
[19] 大卫之盾：犹太教标志，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
[20] 利茨曼恩将军（Karl Litzmann, 1850.1.22—1936.5.28）：德国步兵将军，在罗兹战役中战胜俄国军队，被人称为“布札希尼之狮”。
[21] 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在18和19世纪发展成为英国棉纺工业中心。
[22] 比耶拉：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比耶拉省的一个镇。
[23] 反宗教改革：也称为“天主教改革”或“天主教复兴”，指1500年至1648年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对应运动。
[24]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3.12—1938.3.1）：亦译为丹农雪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初春》、《新歌》、《阿尔奇奥内》、《玫瑰三部曲》等。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25] 弥赛亚：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26]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6.6—1955.8.1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马里奥与魔术师》，1929年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7] 汉斯·比博（Hans Biebow, 1902.12.18—1947.4.24）：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主席。
[28] 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的喜剧，又名《恶有恶报》（梁实秋译）。
[29] 摘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30] 原文为“过份”，疑为“过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