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相当刻板的形象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尊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烈烈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根据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莱奥帕尔迪（Leopardi）在这种场景中夸大了现实；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乐观者。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几乎总要伴随一段时间深深的痛苦。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在灵魂中如此之深处，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自然，我不敢坚称之前所提到的电影剧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伪的。许多解放带给人们全然的、真正的欢乐——首先是对于战士，无论军事的或政治的，在那一刻看到他们的军事理想和人生抱负得以实现；其次是对于那些遭受更少痛苦或经历时间更短的人们，或者仅仅他们自己遭受了痛苦和压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朋友或爱人。此外，幸运的是，人类并不都是相同的：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拥有萃取幸福时光的美德和特权，并充分地享受它们，就像从废料中提取纯金。而最终，在证词中，手写的或口述的，流行着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化，侵害着真实的记忆，“任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感到高兴，我也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感到高兴。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里，就像在《费黛里奥》（Fidelio）里，打碎铁链是庄严或热烈欢呼的时刻，而我也是这样。”这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记忆迁移的一种特殊情况。随着岁月流逝，以及他人经历（真实或推测的）的积累，这种记忆迁移便日益突出。但是，任何回避浮华词藻的人，无论出于本意，还是道听途说，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相对而言，菲利普·穆勒的经历要比我可怕得多，他在回忆录《见证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 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的结尾处这样描述他的解放：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我现在从我自己的书《再度觉醒》（The Reawakening）中重读下面的段落。这本书仅1963年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次，但我早在1947年便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第一个俄军士兵目睹我们充满尸体和垂死囚犯的集中营时的描写：

他们既不欢迎我们，也不微笑；他们看起来沮丧，不仅出于同情，还有困惑让他们缄口不语。我们非常了解这相同的羞耻感，在筛选之后，在每次我们见证或承受某种暴行时，这种羞耻感便淹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感，只有遭遇过他人的某种罪行的正直之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羞耻。而因为它的存在，让他感到悔恨，因为它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进这个现存的世界。而他的意志，则被证明荡然无存或软弱无力，并没有能力提供良好的防卫。

我不认为这段文字需要任何删改，但我必须补充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体验到“羞耻”，也就是说，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其后的时间中所感到的一种罪恶感——这是被众多证言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它是事实。我自己会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并对其他人的解释作出评论。

而我在本章开头处提到的，在解放时所感到的朦胧不适感并不完全是羞耻，但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存在各种可能的解释。

我要排除一种例外情况：那些有力量和机会在集中营里保护和造福同伴的囚犯（几乎全是政治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普通囚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而逻辑上也的确如此——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秘密警察的防范（奥斯维辛的政治处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他们被迫秘密行动，不仅要提防德国人，也要提防每个人。在奥斯维辛，当我经历的时期，整个集中营帝国95%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个政治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仅仅见证了一件事，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感觉，使我不至于被每天的艰苦劳动所压垮。

大约在1944年5月，我们几乎无害的“卡波”被替换了，新来的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所有的“卡波”都打人，这显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他们或多或少被接受的语言。毕竟，在那永恒的通天塔里，这是唯一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激励工作、警告或惩罚，而在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中，挨打还算是较轻的。但是，新“卡波”打人的方法完全不同，以一种痉挛般的、恶意而任性的方式——打鼻子、踢小腿和生殖器。他打人是为了造成伤害，引起痛苦和羞辱。甚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显然是故意施加痛苦，并非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根据他的主观好恶。他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认为对这类病人应有所宽容，但显然这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不合时宜。我对一位同事，一个克罗地亚犹太共产党员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怎样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只是说：“你看着吧，他的日子长不了。”事实上，那个打人的家伙在一周内就失踪了。但几年后，在幸存者的一次集会上，我发现为集中营“劳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政治犯拥有可怕的权力，可以改动准备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名单中的身份号码。拥有这种能力并愿意利用这种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反抗集中营这台杀人机器的人，超越了“羞耻”——至少，我所说的羞耻，因为他们所感受的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塞瓦迪安（Sivadjan），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定也被同样保护过。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Survival in Auschwitz）的“尤利西斯之章”中提到过他。同样在那个聚会上，我发现他曾把炸药带进集中营，试图激起一场可能的起义。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它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Svevo）在小说《齐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Zeno）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甚至来自于那些要为完全不同的罪行负责的人们。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机的集体。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和其他身体疾病，迅速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间，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所以，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我曾经在《活在奥斯维辛》的“最终之章”中描述了纳粹在一群惊恐而冷漠的囚犯面前当众绞死一个抵抗者。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虽只是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脑海，但在“后来”却重新浮现——你也可以，你当然也应该去抵抗。这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可能感到无情的反感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卡波”，但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十八岁意大利小伙子恢复勇气（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勇气）。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便感到无比慰藉。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肯定是些希望的话语，也许凭借我二十五岁的年纪和三个月的“老资格”，编了几句“新来者”可以接受的谎话，无论如何，我赠予他短暂的关心。但我也不安地记得，在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其他请求耸耸肩膀。这时，我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也深深吸收了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则，并时刻遵守着它——首先要照顾好自己。我从未发现谁能比埃拉·林根斯－雷娜在《恐惧的囚徒》（Prisoners of Fear）一书中将这一原则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尽管这位女医生如此表述，但事实仍证明她勇敢而慷慨，拯救了许多生命）：“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1944年8月，奥斯维辛酷热难当。炎热的热带季风从空袭中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刮起阵阵尘埃。干燥的风吹干了我们皮肤上的汗珠，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的缓解（我们在从意大利来这的火车车厢中意识到这一点），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秩序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让一个地方变得理性而确实）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

“卡波”安排我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干活。我的任务是清理一个大房间中的瓦砾。这房间装满了尚未安装完成就被炸坏的化学器材。沿着墙壁有一条两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个稍高于地板的水龙头。一条水管？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用手指接住这水滴，它们看起来的确是水。我没有容器，而那些液体正慢慢地流出来，没有压力：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满，也许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不到两米长的两英寸管道能容纳多少水？一升，甚至没那么多。我可以马上喝光所有的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要么省一点明天喝；要么分一半给阿尔佩托（Alberto）；要么向整个劳动小队公布这个秘密。我选择了第三种方法，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我们小口地、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只有我们两人，偷偷摸摸地。但是，当我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达尼埃尔（Daniele）。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什么。几年过去了，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什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而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我，去衡量那个虐待狂“卡波”的死——默默之中，只要橡皮轻轻涂改便判决生效，无须上诉便被处以极刑——如果用同样“平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无疑令人恐怖。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杯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而易见，虽然未被说明，却仍可被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的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这不可能知道，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作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钱恩（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如何幸存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里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作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作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作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地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规则，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在其他集中营世界的语言中，“普里杜尔基”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赢得特权地位的囚犯们，我们称之为“大人物”。

我们这些被命运眷顾的人，凭借多多少少的明智，不仅讲述我们自己，也讲述其他人——确切地说，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所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作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说不清，我们是出于对这些沉默者的某种道德责任，还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释放对他们的记忆，从而在过去，在现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们的确因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去这样做。我不相信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带着专业的贪婪扑向我们纠结的心理）能够解释这种冲动。他们的知识是在“外界”积累和测试的，在那个（出于简化的需要）被我们称为“平民”的世界中，精神分析学家们描绘其中的现象学，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研究它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离，并试图纠正它们。他们的解释，即使像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之流的解释，在我来看也似是而非、过于简单，就像一个人希望用平面几何的原理去解决球面三角的难题。最下层囚犯（Häftlinge）的心理机制与我们不同；有趣的是，他们的生理与病理表现也与我们不同。在集中营里，感冒和流感并不多见，但人们却常常猝死。医生们永远没有机会研究导致他们死亡的疾病。胃溃疡和精神疾病得以治愈（或消失临床症状），但每个人都被一种无时无刻、无以名状、影响睡眠的不适所折磨着。把这概括为“神经官能症”是草率而荒唐的。也许引用《创世记》第2章在听众心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tohu-bohu）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还有另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对此，约翰·邓恩（John Donne）早已有了令人难忘的说法。这一说法被人们无数次中肯或不中肯地引用——“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T.S. 艾略特（T.S. Eliot）所说的“部分保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人们经常问我们，奥斯维辛会不会再次出现，仿佛我们的经历能够赋予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单方面，系统化，体械化，有意为之，通过政府层面，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并借助蔑视他人的教条给予合法化的大屠杀。很幸运，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我们仍能说些什么：一个类似的悲剧，大约于1975年发生在亚洲，几乎被世界所忽视。而德国大屠杀是由于奴役其他民族的愿望、灵魂的贫乏，并归于多种因素的共存（战争状态，德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求全思想，希特勒的意愿和颠倒黑白的领袖能力，德国缺乏坚实的民主根基）。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每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足以引发这场屠杀。这些因素能够重新出现并已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现。在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谈及更远的未来毫无意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日本和苏联，一场大规模屠杀是尤其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集中营的历史仍旧是许多人记忆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政府层面，而某种免疫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与我所说的羞耻一起，足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

至于世界的其他角落会发生什么，或者在几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暂缓进行判断是明智的。而核末日，特别是双边核战争，很可能是短时间而决定性的。这是一种更巨大的、截然不同的恐怖，古怪而崭新，但不在我所选择的主题之列。

1. [1]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1798.6.29—1837.6.14）：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作品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代表作有《致月亮》、《致席尔维娅》、《暴风雨后的宁静》等。

2. [2] 费黛里奥：贝多芬所创作的唯一歌剧。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利奥诺拉的女性化装成监狱看守，从政治监狱中营救出自己被诬陷的丈夫的故事。

3. [3] 通天塔：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指人类不同的语言和种族。

4. [4] 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 Aron Ettore Schmitz, 1861.12.19—1928.9.13）：阿龙·斯密茨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泽诺的意识》等。

5. [5] 埃拉·林根斯－雷娜（Ella Lingens-Reiner, 1908.11.18—2002.12.30）：奥地利医生、律师，二战中因帮助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6. [6] 集中营暗语，意指濒临死亡的囚犯。

7. [7] 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l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12.11—2008.8.3）：苏联作家，1945年因批评斯大林被判刑8年，后被送入劳改营，1957年恢复名誉，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古拉格群岛》等．

8. [8]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 1903.8.28—1990.3.13）：奥地利裔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作家。

9. [9]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24—1631.3.31）：英国诗人、讽刺作家、律师和神父，被认为是玄学诗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歌与十四行诗》、《挽歌》、《一周年与二周年》等。

10. [10] 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9.26—1965.1.4）：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荒原》、《教堂的谋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