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
《活在奥斯维辛》是一本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书，然而，就像一只流浪的动物，40年的时间里它在身后留下了漫长而复杂的痕迹。它最初出版于1947年，印刷了2500册，颇受好评，却并不畅销：600本没有售出的书存放在佛罗伦萨（Florence）一间书库中，在 1969年秋季的一场洪水中被冲毁。经过十年“蛰伏”之后，这本书又焕发了新生。埃诺迪（Einaudi）出版公司在1957年决定接受这本书。我经常徒劳地自问，如果一开始这本书就成为畅销书，现在又会怎样？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很可能我会继续作为一名化学家艰苦钻研，只在星期天（甚至不是每个星期天）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许我会被莫明其妙的运气弄得眼花缭乱，高擎起专业作家的旗帜。正像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对过去的假设和重构，“如果……会怎么样”，就像预测未来一样不可相信。
尽管开始并不顺利，但这本书仍然取得了成功。它已经被翻译成八到九种语言，被搬上了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电台和舞台，在无数校园中被讨论。而它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被翻译成德语，并在西德出版。大约在1959年，我听说一个德国出版商，费舍尔·布齐雷（Fischer Bücherei）已经获得了翻译权。仿佛赢得了一场战斗，一种剧烈而崭新的情感淹没了我。事实上，我写那本书时，头脑中并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对我来说，那些是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说出来的事情：告诉他们，事实上，是从高处向他们喊叫。但是，在高处的人似乎在对每一个人喊叫，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他仿佛是在荒野中大声疾呼。当我听说这份合同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突然有了明确的目标：没错，我用意大利语撰写这本书，为意大利人，为我的孩子们，为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不想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还未出生的人，为那些，情愿或不情愿，赞同那罪行的人；但是，它真正的读者对象，就像一把枪瞄准敌人一样，是德国人。现在，这支枪已经上膛了。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对复仇并不感兴趣。我个人对纽伦堡审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现代道德观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我认为那些非常公正的绞刑应该由更专业的人士来执行。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曾经懦弱胆小。在此，我回忆起一段往事，就像一丝清新的空气，也证明了对于德国人的整体评判，我是多么“另类”：它是一个特例，但它的确发生了。
1944年11月，在奥斯维辛。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过这个实验室）。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轰炸机：有几百架，这次空袭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营里有几个大型掩体，但只有德国人才能进去，我们被限制在外。我们只能隐蔽在围栏里被积雪覆盖的休耕地中。我们所有人，囚犯和非军职人员，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楼梯。但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一名德国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些“囚犯”化学家叫了回来，“你们跟我走。”惊讶的我们跟着他跑向一个掩体。但在掩体的入口站着一名配带万字饰袖标的警卫。他说：“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实验室的负责人回答：“他们是跟我一起的，要么大家都进去，要么一个也不进。”并试图强制穿过警卫的阻拦，他们拳来拳往，动起手来。那个警卫是个强壮的家伙，当然占了上风。但幸运的是，警报解除了，那场空袭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轰炸机继续向北飞去。如果——另一个如果！但如何抗拒分叉路口的诱惑呢？——如果“例外”的德国人，能够拥有这些最基本勇气的德国人，数量能够再多一些，当时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国家地理分布就会不同了。
我并不信任我的德国出版商。我给他写了一封近乎侮慢无礼的信，警告他不要删减或修改我书上的哪怕一个字，我还坚持让他随着翻译工作的逐步进行，一章接着一章，分批发给我翻译的手稿。我不仅要检查其中的词汇，也要检查翻译对原作者的忠诚度。在第一章中，我发现译者对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我收到了译者以完美的意大利语写的一封信。出版商已经给他看了我的信，我并不需要担心，既不用担心出版商，甚至更不用担心他。他自我介绍：他和我岁数相仿，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除了作为一名翻译，他还是一名意大利语专家，一名专门研究哥尔多尼（Goldoni）的学者。他也是一位“例外”的德国人。他曾应征入伍。但他发现纳粹主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厌恶，因此在1941年托病被送入医院，并设法利用他所谓的“恢复期”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他获得了缓役，留在了帕多瓦，并和康西托·马尔凯希（Concetto Marchesi）、梅内盖蒂（Meneghetti）、皮金（Pighin）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接触。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停火之后，德军在两天内军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我的翻译“自然”加入了“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帕多瓦游击队，在科里尤加内（Colli Euganei）抗击萨罗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和他的同胞。他毫不迟疑，感到自己更是一名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一名游击队员而非纳粹党徒，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艰苦的生活、危险、猜疑，以及苦恼。如果被德军抓住（而他事实上已经知道党卫军在抓捕他），德军必然会残忍地杀死他。而且，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一个逃亡者，甚至一个叛徒。
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柏林。那时的柏林还没有被一道墙分成两半，而是由当时的“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组织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共管政府来管理。在意大利的游击队经历之后，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没有一点外国口音。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对哥尔多尼的热爱，所以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是安吉洛·贝奥科（埃尔·鲁赞特，Agnelo Beolco Il Ruzante）的作品。这是第一次将贝奥科的作品引入德国。接着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如柯罗迪（Collodi）、加达（Gadda）、达瑞格（D’ Arrigo）、皮兰德娄（Pirandello）。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并不丰厚，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从而让他每天本该得到更公平收入的工作进度过于缓慢。尽管如此，他从未下决心在某个出版公司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有两个原因：他热爱他的独立，此外，更微妙的原因是，在间接上，他的政治经历耽误了他的前程。并没有人告诉他，一个逃亡者，即使在极为民主的波恩德国（即西德），即使在四方共管的柏林，也是“persona non grata”（不受欢迎的人）。
他在翻译《活在奥斯维辛》一书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本书与他有一种亲和力，它通过它的内容证实了他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翻译它让他能够继续通过他那沉默而勇敢的方式与他误入歧途的祖国进行斗争。当时，我们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亲自看望对方，所以我们之间不断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我们俩都是完美主义者，他通过他的职业，而我，尽管找到了一个盟友，一个珍贵的盟友，但我担心我的文字失去色彩、失去内涵。当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看到自己的思想被搬动、被折射；当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检查词汇是否被误解、被删改，或者，甚至由主语言中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化——所有这一些，那永不休止的苦恼、毫不轻松的冒险生平第一次抓住了我。
从第一批寄来的翻译手稿中，我可以看出实际上我的“政治”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搭档像我一样是纳粹的敌人，有着一样的对纳粹的愤慨。然而，剩下的，是我对语言方面的担心。正如我在“交流”一章中提到的，我的译本所需要的德语，首先是对话和引文，要比他的德语粗俗得多。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事实上的确了解军营中的德语（毕竟，他曾经服过几个月的兵役），但是在部队的他并不了解集中营里下流的、常常极其邪恶的、反语式的黑话。我们的每封信都包含了大量针锋相对的提议，常常围绕一个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我在本书107页提到的例子。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听觉记忆”；我向他提出一个论点；而他向我提出一个反论点，“这不是正统的德语；现在的读者无法读懂它的意思”；我反驳，“在‘那下面’，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综合论点，也就是说，一种折衷的方案。经验已经告诉我，翻译和折衷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顾虑所驱使着；我想在那本书中，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涵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他是，或者他想——恢复原状，将语言复原到它们属于的地点、时间和事件中。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盘录音带。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风格分明的天分。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向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认为起草一份序言不会改变那本书的性质，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述，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会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活在奥斯维辛》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给我写的40封信，也就是说，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在所有的信中，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于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 T.H. 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
亲爱的莱维博士：
您的书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本奥斯维辛幸存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既然您，在经历过所有的恐怖之后，再一次要求德国人民“去理解”、去“唤醒回声”，我大胆尝试做出一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回声”，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让我们感到恐惧：他没有限度，没有约束！《创世记》第8章第21节的话很适合他，“因为人心的智从年少时便是恶的”，而您当然也会知道，在当代，在潜意识领域中，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法的可怕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恶魔被释放”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约束，没有意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南美整个土著人口的灭绝，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的屠戮，纳尔西斯（Narses）统治意大利时对哥特人的屠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恐怖的迫害和大屠杀。谁又有能力去“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呢？
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对于这些问题，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一个叛徒？而且，无论如何，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只有叛徒是有罪的。
那么下面是更困难的问题，他对于犹太人毫无理性的仇恨。然而，这种仇恨从来在德国不是普遍存在的。德国名副其实算得上世界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从未有过，据我所知，以及在我阅读的文章中，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直到他倒台之前，从未有人曾经听说过，哪怕一例，德国人自发地针对某个犹太人的侵扰和暴行。只有并总是（非常冒险地）试图为他们提供帮助。
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反抗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无法帮助匈牙利人……而我们自己更无法去（反抗）。我们必须牢记，在各种抵抗运动之外，在1944年7月20日，仅在一天内，就有数千名德国军官被杀害。正像希特勒事后所说，这不是一个“小规模集团”的事情。
亲爱的莱维博士（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因为任何读过您的著作的人都不能不尊敬您），我没有借口，没有解释。那罪行沉重地压在我们可怜的、被背叛和被误导的德国人民身上。我也为您再次恢复正常的生活，为您的国家恢复和平感到欣慰。在我的书架上，但丁和薄伽丘（Boccaccio）也有着他们的位置。
您最忠实的，T.H.
在这封信中，也许不具备她丈夫的学识，H夫人补充了以下几段简短的文字。我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如下：
当一个人过迟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恶魔的俘虏，便会有一些灵魂的抉择接踵而至。
（1）人性中所有恶的一面都被唤醒了。结果就是在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肩头擦手的“潘维茨”们和“卡波”们。
（2）与这一结果相对应的，也存在着面对不公正的抗争。这种抗争以牺牲自我和家人为代价，却不会取得显然的成功。
（3）绝大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持缄默，将他们的兄弟遗弃在危险之中。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我们将此视为我们的罪过。
我常常会想起这对奇怪的夫妇。在我来看，他是德国上流社会中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并不狂热却信奉机会主义的纳粹党徒。他在有机会忏悔时忏悔，愚蠢到以为能让我相信他那简化版的近代史，并胆敢引用纳尔西斯对哥特人倒行逆施的复仇。而他的妻子，在我的眼中，比她的丈夫少了一份伪善，却多了一份偏执。
我回复了一封长信，可能是我唯一在盛怒之下写的一封信。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他对于选举的说辞也许能够骗骗孩子。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全德国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纳粹，的确，在国会中得到了196席，共产党得到了100席，而显然不主张极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这个政党还遭到了斯大林的憎恨）得到了120席。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书架上，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的奋斗》中什么都不缺：鲜血和土地，生存空间，将犹太人作为永远的敌人，体现了“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的德国人，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也许希特勒还说了其他一些话，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
至于德国的抵抗者，所有人都应向他们致敬。但说到1944年7月20日的阴谋家们的真相，他们的自我觉醒有些太迟了。而最后，我写道：
你们最大胆的陈述是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普遍。它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神秘的本性；犹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选择的人”，因为德国人才是。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故此，当纳粹党人和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德国的第一敌人，并宣称他们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扼杀犹太水蛭”时，“对犹太人最友好的”人民又怎么会把选票投给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呢？
至于暴行和自发性的侵扰，你们的评判真是令人愤慨。在数百万人死于纳粹迫害这一事实面前，讨论这算不算自发性的迫害似乎有些多余，并让人作呕，而且无论如何，德国人并不十分倾向于“自发性”。但我可以提醒你们，并没有人强迫德国产业家们雇佣那些饥饿的奴隶，而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没有人强迫托普弗公司（现在仍在威斯巴登，而且生意不错）在集中营建设多座巨大的焚尸炉；也许党卫军的确接到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但加入党卫军是自愿的；解放后，我本人在卡托维茨（Katowitz）发现了成堆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德国家庭的家长们可以从奥斯维辛的仓库中领取成人和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就没有人质疑这么多童鞋来自何处吗？而你们从未听说过“水晶之夜”吗？或者你们认为在那个夜晚发生的每一桩罪行都是迫于法律的压力？
德国人的确试图帮助被压迫者，我知道。而我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同样，生活在意大利，我也了解“在一个极权国家中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我更知道有一千种方法，更安全，去表示一个人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而在意大利，其后在德国占领区经常涌现这样的事迹。但在德国这样的事迹就要少得多。
其他的信件非常不同，他们勾画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尽管怀着宽容德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我必须指出他们不能被视为当时德国人民的“代表性样本”。首先，我的书被印刷了大约数万册，因此在那个联邦共和国中，每千名公民中就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书，一些人一定出于偶然才买下了这本书，而其他人则是事先经历过相应的事实，易于理解、并愿意理解书中的观点。正如之前所说的，在所有这些读者中，仅有大约40人决定给我写信。
在40年的笔耕中，到现在我已经熟悉了这些奇特的人物——给作者写信的读者。他可能属于两个阵营分明的群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群体令人欣喜，而另一个却令人厌恶，鲜有交集。前者给予我快乐和教导。他们认真地阅读那本书，常常不止一遍。他们热爱并理解它，有时甚至胜于作者自己；他们宣称它让他们充实；他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偶尔也表达他们的批评；他们感谢作者的工作；他们往往明确地免除作者写一封回信的义务。而后者令人烦恼，甚至浪费时间。他们展示自己，炫耀自己的优点，常常在抽屉里堆满了手稿，并让人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借助那本书和作者的帮助，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像常春藤依附于树干向上生长。他们也可能是孩子或青少年，写信只是虚张声势，或者跟别人打赌，或者索要作者的照片。我的40位德国“通讯员”都属于前者，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以下文字献给他们（除T.H. 博士以外）。
L.I. 是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她承认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有一种想合上书的强烈诱惑，以“逃避书中所唤起的形象”，但立刻为这种自私而懦弱的冲动感到羞耻。她写道：
在您的前言中，你表达了想理解我们德国人的愿望。你必须相信，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本身或我们曾经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罪的。我出生于1922年，在上西利西亚（Upper Silesia）长大，离奥斯维辛不远。但在当时，事实上，我对仅仅距离我们几公里之外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无所知（请不要把这当作随便的借口，而是一个事实）。然而，至少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偶尔会在各处遇到配带大卫星标志的人。而我并不欢迎他们走进我的家门，也不会像款待其他人那样款待他们，更没有为他们挺身而出。这是我的罪过。只有靠基督的原谅，我才能宽容自己这可怕的疏忽、胆怯和自私。
而且，她说她是“赎罪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的成员。“赎罪行动”是一个福音传教会，其成员大多是德国年轻留学生。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期，参与重建在二战中遭受严重损坏的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是英国考文垂（Coventry）。她并没有提到她的父母，而这是一个征兆：他们要么知道奥斯维辛的罪行却没有告诉她，要么就是不知道，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与“那下面”必然了解真相的人没有谈过话——负责运输的铁路员工、仓库工人、在工厂和矿山（在这些地方，无数奴工因劳累而死）的数千名德国工人，总之，所有没有用手遮住眼睛的人。我重申：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M.S. 并没有谈到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寻求区别和辩解的理由，这也是一种征兆。
您写道您想理解德国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我敏感于这种恐怖和羞耻，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时刻意识到这种恐怖本身正是出自于我的同胞之手，我感到您的言辞的直接号召，希望给您写一封回信。
我也并不理解在他人肩头擦手的“卡波”，或者像他，像潘维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执行这些不人道命令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能藏在其他人身后以躲避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鉴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但是，他们便是您所指的“那些德国人”吗？而谁又能说“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呢？您提到了在您所不能理解的德国人中也存在着某些例外……我为您的这些言辞而感谢您，但我恳求您不要忘了无数德国人……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遭受痛苦或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的众多同胞能阅读您的大作，从而让我们德国人不会陷于懒惰和冷漠，而是恰恰相反，让我们更真切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成为他的同胞的迫害者时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如果他们都能读读您的书，那么您的书就为预防这一切再次发生做出了贡献。
我带着困惑给M.S. 回信，就此而言，我在回复所有这些彬彬有礼的来信者（他们正是迫害过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德国人民中的一员）时体验到了同样的困惑。而重要的是，尤其是，同样的尴尬。就像被神经学家研究的一只狗，根据一种条件反射去画圆，再根据另一种反射去画方，而当这个方形变得失去楞角，并开始像一个圆的时候，这只狗的神经就被阻滞，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将“德国人”，或其他民族，视为一种单一而不可分化的整体，将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等量齐观，是错误而危险的。然而，我不认为我会否认各国人民都有着一种精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民），“Deutschtum”（德语：德意志精神）、“italianità”（意大利语：意大利精神）、“hispanidad”（西班牙语：西班牙精神）：它们是传统、习俗、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总和。任何人如果在自己的内心中感觉不到这种精神，这种不折不扣的国家精神，不仅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也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你是意大利人；所以你很热情”这样的三段论毫无意义，但却相信在一定的限度内，期待全体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等等）表现出某种具体而集体性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当然，存在个体的特例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一种审慎而盖然论的预测是可能的……
……坦白地说：在45年的时间跨度下，还有多少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在德国的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从众多审判那令人不安的结果来判断，我感到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很少了：在同情和悲伤的声音之外，我听到了其他的、不和谐的、刺耳的声音，过于为当今德国的权力和财富感到骄傲。
来自斯图加特（Stuttgart）的I.J. 是一名社工。她写道：
在您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们德国人无可挽救的仇恨，这真是一个奇迹，并足以让我们感到羞耻。而我想为此向你表达谢意。不幸的是，在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德国人真的对犹太人实施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自然地，这种否认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也许仅仅是因为小市民的智力拒绝接受我们“西方的天主教徒”可能存在这种广泛的邪恶。
您的书能在德国出版是一件好事，能够启发许多年轻人。一些更年长的人可能也会阅读这本书，然而要想这么做，在我们这个“沉睡的”德国，必须具备一定文明的勇气。
我回答她：
我并不仇恨德国人。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而它不应该这样。事实上，我的确了解仇恨，但仅仅“ad personam”（针对个人）。如果我是一名法官，尽管压抑我所感到的仇恨，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今天仍平平安安地生活在德国土地上（或者在其他国家可疑的款待中）的许多人施加更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他未犯的罪过而身受惩罚，我也会感到恐怖。
W.A. 是一名医生。他从符腾堡（Würtemberg）写信：
对于我们德国人，背负着我们过去和（天知道！）未来的沉重负担，您的书不仅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帮助、一种指引，而为此我应向您表达谢意。我无法为我们开脱罪责，也不能相信那种罪责（这种罪责！）能够轻易抹去……尽管我如此竭力尝试让自己脱离过去那邪恶的精神，但我仍然是德国人民的一分子。我热爱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同等的尺度下，他们既催生了尊贵的和平事业，又投身于充满恶魔般危险的罪恶之中。当我们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在此时此刻汇聚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和罪恶。因此，我站在您的面前，感到自己就像那些对您的命运和您的人民的命运施加暴力的罪犯的一个同谋。
W.G. 于1935年出生于布雷默（Brema）。他是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激进分子：
战争结束时，我还是个孩子。德国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并不能由我来承担。然而，我为他们而羞耻；我憎恨那些让您和您的同胞遭受痛苦的罪犯。而且我也憎恶他们的同谋者。他们其中还有很多人仍然活着。您写道您不能理解德国人。如果您是指那些纳粹罪行的执行者和他们的帮凶，那么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但如果他们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希望我有力量与他们战斗。我说到“耻辱”，我是想表达这种感觉——当时由德国人之手所实施的罪行本来永远不应该发生，所有的德国人也不应该坐视这种罪行的实施。
而对于来自巴伐利亚的H.L.，一名学生，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在1962年第一次给我写信。她的信格外活泼，没有几乎所有其他人那种沉重的忧郁感，哪怕他们带有最真挚的善意。她以为我最希望收到的是一名重要的官方人士的“回声”，而不是一个小姑娘，但“她感到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和同谋者，亲身感到了这本书的感召”。她满意自己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满意学校所教授的德国近代史，但她不能肯定“会不会有一天，德国人典型的缺乏尺度再度恶性膨胀，以一种不同的伪装，指向其他的目标。”她谴责她的同龄人将政治视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而远离政治话题。她以一种“粗鲁而暴力的方式”，反对一名诽谤犹太人的教士，以及她的俄语老师，因为这位俄国女士宣称犹太人应该为十月革命负责，而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在这些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属于最野蛮的德国民族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羞耻”。“即使排除所有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她也坚信“我们德国人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逃脱惩罚。”她感到自己似乎有权力，事实上有义务，去宣称“我们，负罪一代的孩子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尝试去减轻昨天的恐怖和痛苦，以避免它们在明天再次发生。”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聪明、没有偏见而“崭新”的对话者，因此我给她写信，请她更准确地描述当时德国的形势（阿登纳时代）。至于她对于一种集体性的“公正的惩罚”的恐惧，我试着让她相信，一个惩罚，如果是集体性的，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相反亦然。作为回信，她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我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我需要耐心，她会尽快给我答案。20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厚达23页，总之，一篇论文，近乎疯狂地收集和编辑了通过电话和信件进行的大量采访。所以这个好姑娘，尽管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有着“Masslosigkeit”（德语：过度）的倾向，正像她自己所指责的“缺乏尺度”，但她以一种诙谐的诚恳向我道歉，“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很多事情我原本可以说得更简短，而不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追求多多益善，所以我仅引用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作为对她的这封信的总结。
我爱这个我生长于斯的国家，我崇敬我的母亲，但尽管我付出努力，却仍无法青睐德国人这个特定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近代史上如此残酷的自我表现，让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太多罪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本质上与其他德国人的类似之处，并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憎恶自己。
对于我问的关于她的学校的问题，她回答（并附上文件）整个教育体制适时地实施了盟军所倡导的“反纳粹”纲领，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经验，困难重重，并遭受广泛的消极抵制。这原本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整整一代人原本应该被唾弃。学校里在教授近代史，但人们很少谈论政治；纳粹主义，化作各种不同的声音，仍在各处飘荡，一些教授吹嘘纳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将它藏在心底，很少有人宣称与它无关。一个年轻老师曾经对她说：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mea culpa”（承认错误）。
H.L. 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mea culpa”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收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 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远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为自己缝制它们。H.L. 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再度觉醒》。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要求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防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 50封她的来信（常常4到5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讯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双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的房子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要求马上将这本书付诸再印，并写信给我：
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含蓄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得不到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尴尬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
让我宽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回音”，如果我被迫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回信（作为文明人的传统），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在1978年，她在我的信中察觉了一丝不以为然，由此她向我表达了歉意。海蒂第二次去拜访施佩尔，并失望而归。她发现他衰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并为曾经作为“法老”的建筑师而感到愚蠢的骄傲。从那以后，我们信件的内容转移到更令人担忧的、更时事性的内容：莫罗事件、卡普勒（Kappler）的出逃、“红军派”（Baader-Meinhoff）恐怖分子组织成员在斯塔姆海姆监狱的突然死亡。她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自杀说法，而我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施佩尔死于1981年，而海蒂，出人意料地，在1983年去世。
我们的友谊，几乎完全以书信为载体，天长日久而硕果累累，常常为我们带来欢乐。如果考虑到我们之间在人文经历、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这份友谊是奇特的；但它又是如此的自然——如果认识到在我所有的德国读者中，她是唯一“资质确凿”的，并因此不纠结于罪恶感，而她的求知欲在过去和现在都与我相似，从而让她能思索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题。
[1] 卡洛·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 1707.2.25—1793.2.6）：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曾多次在中国公演。
[2] 安吉洛·贝奥科（Angelo Beolco, 1502—1542）：又名埃尔·鲁赞特，威尼斯演员、剧作家。
[3] 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本名为Carlo Lorenzini, 1826.11.24—1890.10.26）意大利作家，《木偶奇遇记》的作者。
[4] 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 1867.6.28—1936.12.10）：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作品《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
[5] 纳尔西斯（478—573）：全名不详，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在552年的塔吉奈战役中获胜，东哥特国王托提拉重伤而死。随后在554年的卡西里纽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征服了意大利。
[6] 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诗人，以故事集《十日谈》留名后世。
[7]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8]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5—1967.4.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9—1963），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9] 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 1907.9.23—1978.2.9）：二战期间，任纳粹驻罗马警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77年8月，在一次探监中，他的妻子将他装在一个手提箱（当时体重已不足105镑）中，逃出监狱，并流亡西德。1978年2月，卡普勒在自己的家中病逝。
[10] 红军派（又称：赤軍旅，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解散于1998年4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红军派劫持了汉莎公司一架载有78人的客机，但遭到失败。同一天，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多名该组织成员突然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为自杀。
[11] 原文为“多多宜善”，疑为“多多益善”——@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12] 原文为“他”，疑为“她”——@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13] 原文为“天份”，疑为“天分”——@心情复杂的颖小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