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述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愿意倾述，并经常倾述，在各种不同的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倾述，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述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述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述，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述，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述，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述，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述。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绝不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国外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责任，逃跑的概念有着强大的根源；根据许多国家的军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逃跑，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根据《海牙公约》，战俘试图逃跑不应受到惩罚。在一种普遍的共识中，逃跑洗刷了被监禁的耻辱。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而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自动承担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I Am an Escaped Convict）和《捍卫正义》（Hurricane）。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并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而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普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Goebbels）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灭，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已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为了举例说明实施一次逃跑是多么令人绝望，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述玛拉·齐迈特博姆（Mala Zimetbaum）的英勇事迹。事实上，我很愿意这份记忆能够留存下去。好几个人向我讲述了玛拉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营越狱的事迹，其中的细节相互一致。玛拉是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姑娘，在比利时被捕，流利地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担任翻译和通讯员职务，并因此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她慷慨而勇敢，在集中营里帮助过许多狱友，广受人们的爱戴。1944年，她决定和一名叫爱德克（Edek）的波兰政治犯一起逃跑。她不仅想重新获得自由，还计划带走比尔克瑙集中营天天发生的大屠杀的有关文件。他们能够买通一名党卫军，设法拿到了两套制服。在伪装的掩护下，他们逃离了集中营，一直逃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但在边境上，海关官员截住了他们，怀疑他们是逃兵，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警察立刻认出他们，把他们谴送回比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他的判断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讯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总是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而没有意识到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技术；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
我不禁微笑着回想起几年前在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冒险”。我被邀请围绕我的书作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一个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的小男孩，显然是班级的班长，向我提出了那个必然的问题：“那你们怎么不逃跑？”我简单地向他解释我在这里写出的原因。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要求我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并指出哨塔、大门、铁丝网和发电站的位置。在三十双热切的眼睛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画出了平面图。我的对话者对平面图研究了一会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制定好了逃跑的计划：晚上，在这儿，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之后，马上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而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我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他严肃地补充一句：“如果你再被关进集中营，就像我告诉你的这么办。你会看到你能做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小事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在集中营所发生的现实和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和神话故事所灌输的流行印象之间已经存在并逐年扩大的差距。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建立历史断层的桥梁，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同样经常被问到，但有着更强烈指责意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基于一种刻板的成见。我最好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集中营里没有反抗并不正确。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比尔克瑙的反抗被人们传诵，具有大量的细节；在其他小型集中营里也发生了一些反抗运动。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最深刻的尊敬。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守备部队充分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之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他们的反抗目标是损坏或摧毁用于屠杀的设施，并允许抵抗组织的少数核心力量能够逃出集中营。有时，一些抵抗活动（比如，在特雷布林卡，哪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取得了成功。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为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在敌人的国土上）去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同样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
在集中营里，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特别是双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迟缓”的人——这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因此普遍情绪低落。他是一个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我之前提到的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值得我们最真挚的钦佩的事业。它是欧洲人民第一次“反抗”纳粹的残暴，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而发动的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为了储备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保留了许多基本权利。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Togliatti）、奈尼（Nenni）、萨拉加特（Saragat）、萨维米尼（Salvemini）、费米（Fermi）、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é）、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recht），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认大部分受到威胁的家庭（主要是犹太人）仍然留在意大利和德国。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以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倾向也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并非现在的欧洲。移民总是让人痛苦的，在当时移民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并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一个人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农民，已经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进行了移民，但他们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驱赶，并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桥头堡”。因为目的地缺少体力劳工，所以他们往往被邀请并受到接纳。尽管如此，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远离“祖国”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patria”（父母之邦）——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个词汇。它绝对不属于口头语言，除非说笑话，没有意大利人会说“我要乘火车回到父母之邦。”这个词汇出现于近代，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中，它也没有一个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任何一种方言中（而这说明了它起源上的博学以及本质上的抽象）；即使在意大利，它的含义也并非总是固定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它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会不同，从一个人出生的、（从词源上）其padri（父辈）生活的，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的整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它或多或少等于“壁炉边”或“故乡”。在法国（有时也在我们中），这个词汇立刻会让人联想起戏剧化的、辩论性的以及华丽的辞藻：当“patrie”（家园）受到威胁或践踏时就会演变成“patria”。对于要出门在外的人，“patria”的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同时又渐渐消失。诗人帕斯科里（pascoli）离开（并不很远）他的罗马涅（Romagna），他“甜美的家乡”，感叹道：“我的父母之邦，亲人生活的地方。”而对于露西娅·蒙迪拉（Lucia Mondella），《约婚夫妇》中的那个女人，“patria”显然等同于从科摩湖（Como）边拔地而起的群山那“峰峦起伏的座座山峰”。相对而言，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国家和时代，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人们不说“patria”，除非在政治－官僚术语中——对于那些时刻在迁移的人民来说，哪里是“壁炉边”，哪里又是“父母之邦”呢？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并不关心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仍然有着广泛的农业生产，或永久性的城市化趋势。“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主要对于中产阶级，不用应付更紧迫的日常需要，才有可能出国。面对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选择留在他们感到是“patria”的土地上，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尽管在各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机制上的移民困难。当时国际关系颇为紧张：欧洲各国的边境现在几乎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封闭，而英美则大规模削减移民配额。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内部的心理天性。这是我的村庄、我的城镇、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出生在这，我的祖先埋葬在这。我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我甚至对这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我为它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为了保卫它的边境，我甘于拿生命冒险，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长眠在它的烈士陵园里。而我自己，遵从当前的官方言辞，已经宣布我愿意为这个父母之邦奉献我的生命。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它：如果我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才是我为家园而死的方式。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得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并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直到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这一现象在德国远比在意大利更严重。德国犹太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德国人。正像他们的“雅利安”准同胞一样，他们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不仅无法预见，甚至无法想象由德国政府指导的巨大恐怖，甚至在这种恐怖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时。一位古怪的巴伐利亚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虽然姓摩根斯坦，但并非是犹太人）的一句极为洗炼的诗句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尽管它写于1910年，在J.K. 杰罗姆（J.K. Jerome）的《三个闲逛的人》（Three men on the Bummel）中所描写的清洁、正直而遵守法律的德国。这诗句如此“德国化”，如此意味隽永，以至于演化成一句谚语。除了干巴巴的释义，我无法把它译成意大利语：“Nicht sein kann, was nicht sein darf.”（未必之事，必不发生。）
这是一首象征性小诗的寓意。帕姆斯特伦（Palmström）是一名非常遵纪守法的德国公民，在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上被车撞倒。他浑身伤痕地爬起来，并思考这件事。如果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就不会通行，也就是说，没有车辆通行，那么他不可能被车撞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Unmögliche Tatsache”（这正是这首诗的标题）。事实上，他一定只是做了一个梦，因为“在道义上不允许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并非专家的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荷马史诗，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是如此艰难。当时的许多欧洲人（不仅当时，也不仅欧洲人）的行为方式正像（并仍然像）帕姆斯特伦一样，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Good sense）同一般常识（Common sense）区分开来。而根据常识，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抵抗或逃跑。然而，当时犹太人受到的威胁，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在当时却由于人们有意的不肯相信、精神阻滞、以讹传讹以及自我催化的安慰性“事实”而变得混淆不清。
在此，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反问：我们——即将迎来20世纪以及千禧年最后十年的人们，我们的生存有多安全？更具体地说，我们欧洲人有多安全？据我们所知，而且并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所有人类生存的星球上，存储着大量核武器。如果把这些核武器分给每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核武器相当于三四吨TNT的量。哪怕仅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立刻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全人类（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损害。也许只有昆虫能幸存下来。此外，在最小的可能性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仅使用常规武器，哪怕仅是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也会蔓延到我们的土地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北冰洋到地中海。这场威胁与20世纪30年代所面对的威胁是不同的——更遥远，更广泛。一些人认为，这种崭新的、无法破解的威胁与历史的魔鬼有关，而非人类的魔鬼。它针对着每一个人，所以是特别“无用的暴力”。
那么怎么办？与那时的恐惧相比，今天的恐惧是否更有依据呢？当这场大战成为现实之时，我们正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盲目。瑞士和瑞典有防核地下掩体，但是他们有一天回到地面上时会发现什么呢？还有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火地岛和南极洲，这些地方可能会保持无军事化。现在获得一份护照和签证要比战时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呢？
[1]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 1909.10.18—2004.1.9）：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科学家。著有《共和的理念》等书。
[2] 《蝶舞》（Papillon）由法国囚犯亨利·查理（Henri Charrière）撰写的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作者从法属圭亚那的流放地逃跑的故事。本书1969年出版于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0.29—1945.5.1）：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4]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lti, 1893.3.26—1964.8.21）：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5] 皮埃特罗·桑德罗·奈尼（Pietro Sandro Nenni, 1891.2.9—1980.1.1）：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6] 朱塞佩·萨拉加特（Giuseppe Saragat, 1898.9.19—1988.6.11）：政治家，意大利共和党主席。
[7] 盖塔诺·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 1873.11.8—1957.9.6）：意大利法反西斯政治家，作家。
[8]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1901.9.29—1954.11.28）：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
[9] 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 1905.2.1—1989.4.22）：物理学家，1959年获诺贝尔奖。
[10] 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 1878.11.7—1968.10.27）：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母”。
[11] 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 1908.9.5—1987.9.1）：意大利历史学家。
[12] 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1871.5.27—1950.5.11）：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著有《在一个家庭中》等。
[13] 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1.10—1968.11.26）：德国作家，著有《格里沙中士案件》等。
[14]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1.28—1942.2.22）:奥地利作家，著有《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等。
[15] 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2.10—1956.8.14）：德国戏剧家、诗人，代表作《勇气妈妈》。
[16] 乔瓦尼·帕斯科里（Giovanni Pascoli, 1855.12.31—1912.4.6）：意大利诗人，有诗集《圣柳集》、《最初的诗》等。
[17] 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 1871.5.6—1914.3.31）：德国作家、诗人。
[18] 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erome K. Jerome, 1859.5.2—1927.6.14）：英国幽默作家。
[19] 原文为“落后”，疑为“落入”——@心情复杂的颖小喵
[20] 原文为“Lcia Mondela”，疑为“Lucia Mondella”——@心情复杂的颖小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