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政党进行主要的划分。——不同政党之间就像敌国。——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大政党与小政党之间的差别。——政党产生于何时。——各个政党的不同特点。——美国拥有大政党。——它们现已不复存在。——联邦党。——共和党。——联邦党的失败之处。——在美国创建政党的困难。——要成功创建政党需要做些什么。——所有政党的贵族主义特征和民主主义特征。——杰克逊将军与银行的斗争。

首先我要对政党进行主要划分。

在幅员辽阔且居住着不同人群的国家中，尽管都在同一主权的联合之下，但人民之间仍然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使他们之间永远存在相互对立的状态。因此，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无法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但能够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假如一场内战突然爆发，与其说这是一场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

［≠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是指出身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怀有相同观点的人的集合。≠］

但是，当公民在一些涉及全国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比如说政府的综合性施政原则，那么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就会产生。

政党是自由政府固有的弊端，但它们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能。在某些时期，当国家感到弊病严重到无法容忍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全面改革它的政治结构的想法。在另一些时期，当弊病更加深重，以致社会状态本身都受到连累，那正是爆发大革命和出现大政党的时期。

在这些混乱而悲惨的时代之间，你会发现社会安宁和人类似乎获得喘息的其他时代。事实上，这仍只是表面的平静；时间不会因为国家更不会因为人类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国家和人类每天都朝着未知的未来前进；而当我们觉得国家和人类停止前进，是因为我们未能察觉它们的运动。这就像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看来仿佛没有动弹。

［这与时钟的时针相似；人人都知道时针的运动轨迹，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确定时针是在不断运动。］

尽管时间在前进，但有的时候，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状态发生的改变却如此缓慢、如此细微，以至于人们认为自己已经处于最终状态。这时，人类的思维认为其已经牢牢地占据了一定基础，不再将目光投向某个范围之外。

这是政治阴谋和小党派的时代。

我所说的大政党是指那些喜爱原则胜过后果，重视一般性胜过特殊性，相信思想胜过相信人的政党。一般而言，与其他政党相比，这些政党拥有更高尚的品质、更慷慨的情绪、更真实的信念、更坦率和醒目的外观。通常在政治激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特殊利益在这里被十分巧妙地隐藏于公共利益的面纱之下，有时它甚至能够隐藏在被它激发而采取行动的人们的视线之外。

相反，小党派一般没有政治信念。由于它们并不觉得自己高尚且没有崇高的目标，故而它们的特性被打上了利己主义的烙印，且利己主义通常暴露于它们的每一个行动上。它们从一开始就显得热情洋溢；它们言辞激烈，但它们的行动是胆怯而不确定的。它们所采用的手段就像是它所抱有的最终目的那样是微不足道的。那就是为什么在暴力革命结束后一切重新恢复平静之时，伟人们好像突然消失，而智慧也自行隐藏起来。

大政党会使社会完全颠倒，小政党会给社会带来困扰；前者使社会分裂，而后者使社会腐败。［然而，两者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很少使用是非之心完全认同的手段。几乎所有政党之中都有正直人士，但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被称为正直的党派。］前者有时因重组社会而拯救社会，后者总是使社会混乱而对社会毫无益处。

美国曾拥有大政党，但它们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它在幸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而不是在道德方面。[1]

当独立战争最终结束且是时候奠定新政府的基础的时候，国家自身被两种不同的观点划分为两个阵营。这两种观点与世界一样古老，但是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形式且被赋予不同的名称。一种观点想要限制人民的权力，而另一种观点想要无限扩张人民的权力。

在美国人之间，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从来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具有暴力性。在美国，这两派在重要的问题上都是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派都不会为了获得胜利而破坏旧的秩序或者彻底打乱整个社会状态。因此，任何一派都没有把大多数人民的生存与本派原则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都很关心涉及类似于对平等和独立的热爱的这种关于非物质利益的第一要务。这足以掀起狂热的激情。

首先，主张限制人民的权力的党派想将它的学说应用到联邦宪法之中，因此得名为联邦党。

其次，声称其是自由的唯一爱好者的党派则被命名为共和党。[2]

美国是民主制国家。因此联邦党人始终居于少数，但是，从独立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伟大人物大都属于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的道德力量影响广泛。此外，环境对他们有利。第一个联邦的瓦解使人们害怕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联邦党人从这种短暂的思维构造中得到了好处。有10年或者12年的时间，他们主持了国家的工作，但没有将他们的全部原则，而是将部分原则运用到国家管理之中；因为敌对思维倾向日益强大，使得他们无力与之对抗。

在1801年，共和党终于控制了政府。托马斯·杰斐逊被选举为总统；他以巨大的名声、卓越的才能和广泛的人缘赢得了人们的支持。

联邦党人只是依靠一些人为的手段，在临时性资源的帮助下，保住了他们的地位；他们领袖的品德和才能，以及有利的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权力。但是，当共和党人获得权力之后，作为反对党的联邦党则一溃千里。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宣布反对联邦党，而当它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的时候也彻底放弃了希望。从那个时候起，共和党或民主党接连获得胜利，并控制整个国家。

联邦党人感到自己已被击败，仰屋兴嗟，并意识到他们在国内处于孤立地位，于是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加入了胜利者的队伍；另一部分放下了原来的旗帜并改变了他们的名称。他们已经有很多年不以政党自居了。

我认为由联邦党执政的过渡时期是伴随伟大的美国联邦的诞生而出现的最幸运的事件之一。联邦党人与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倾向作斗争。无论他们的理论是好是坏，其在总体上都有一大缺陷，那就是它不适合联邦党人想要治理的社会；因此杰斐逊担任总统的时代迟早都会到来。但是，联邦党政府至少使新共和国有足够的时间获得稳定，随后又在最大程度上忍受了它所反对的学说的迅速发展。此外，联邦党人的大多数原则最终成为他们的对手的信条；而且，至今仍然存在的联邦宪法就是他们的爱国心和智慧的永恒纪念。[3]

因此，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大政党了。那里仍然存在对美国的未来造成威胁的党派，但没有一个政党攻击目前的政府形式和社会的总进程。对联邦造成威胁的政党依赖的不是原则，而是物质利益。在一个如此广袤的帝国中，与其说不同地区的利益形成不同的政党，不如说它们能够形成敌对的国家。[4]比如说，北方最近主张贸易关税制度，而南方则拥护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制度。产生冲突的唯一原因是北方主要从事制造业，而南方致力于农业[5]，限制性制度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有害。

美国虽然没有大政党，但有很多小政党，并且公众舆论就细节性问题分裂成很多小派别。创建政党所需经历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在今天，建党也并非易事。[6]首先，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且没有一个教派占据主导地位；其次，那里也没有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而且尚没有人敢与人民作对；最后，那里也存在受剥削的公众的苦难，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自己动手，就能够创造奇迹。但是［个别］野心家也试图创建政党，因为他们知道仅凭自己的愿望很难使当权之人不再执政。因此，政治家的全部伎俩都用于创建政党。在美国，一个政治家首先要设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并发现哪些类似的利益能够聚集在他的周围；随后，他要努力找到一种能够被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偶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学说或原则，以便使新组织获得自然形成和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就像我们的父辈过去常常在出版书籍时在作品扉页印上国王的特许，并将其纳入作品之中，即便这个许可与该书内容没有任何关联。[7]

完成这一切，新政党便进入了政治世界。

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美国人的几乎所有国内纠纷，乍看之下都是难以理解或不成熟的，你不知道自己应当可怜这个忙于应对这类悲惨境遇的民族，还是应当羡慕他们有这样的好运以这种方式为国家命运操劳。

但是，当你仔细研究美国各党派的隐秘本能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大部分党派或多或少与自这个自由社会形成以来就把人们分成两派的两个大党有关联。当你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党派的隐秘思想，你会发现一部分政党致力于限制人民的权力，而另一部分则致力于扩大人民的权力。

我不是说美国政党的公开目的，或者甚至是它们的隐藏目的在于使贵族政治或者民主政治占据国家主导地位。我是说很容易在所有政党的内心深处发现贵族政治激情或民主政治激情，而且尽管它们隐藏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但是它们仍然是各个政党的敏感处和灵魂。

我引用一个最近的例子。总统攻击美国银行。全国哗然，意见不一；上层阶级普遍支持银行；而人民拥护总统。你认为人民能够在这样一个连阅历颇丰之人都犹豫不决的迂回曲折的问题中找到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的理由吗？他们绝对无法找到。但是，银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大型机构，而能够推翻或者建立一切政权的人民却对它束手无策，这令他们大为吃惊。在社会的普遍运动之中，这个固定的据点令他们惊愕，他们也想看看自己能否像移动其他东西那样移动它。

贵族党在美国的残余

贵族秘密反对民主。——他们蜷缩在自己的天地之中。——他们的住所展现出享乐和奢华的品位。——他们在外表现得简单质朴。——他们假装对人民屈尊俯就。

有时在一个众说纷纭的国家中，党派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其中一个政党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它会击碎一切障碍，压倒它的对手，利用整个社会为它的利益服务。被打败的政党感到没有获胜的希望，便暂时隐退或者默不作声。一切陷入了静止和沉默。国家似乎被同一个思想统一。获胜的政党站起来高呼：“我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你们应当感谢我。”

但是，在这种表面的一致之下，仍然隐藏着深刻的分歧和真正的敌对。

这就是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当民主党占据优势，你会发现它独揽公共事务的领导大权。从那以后，它不断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风俗习惯和国家法律。[8]

今天你可以说，在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几乎完全不介入公共事务，而不能成为权力的财富就是使他们在政界失势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获得政权的障碍。

因此，富人宁愿放弃争夺，以免同最贫困的公民进行一场通常不平等的斗争。他们不能在公共生活中占据类似于私人生活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放弃前者而致力于后者。在美国社会中，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的品位和爱好的群体。

富人屈服于这样的事态，就像是屈服于无法救治的灾祸；他们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显露出这种事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因此，你听见他们公开赞扬共和党政府的温和和民主制度的优点。因此，有什么比憎恨敌人之后又向敌人谄媚更常见呢？

你见过这样富裕的公民吗？人们不是说过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害怕别人觊觎他的财富吗？他的装束非常简朴；他的举止非常谦逊。但在他的居所之内，他崇尚奢华；除了几个被他傲慢地称为同僚的人之外，谁也不能成为这座圣殿的座上宾。在欧洲，没有一个贵族人士比他更会享乐，比他更妒忌特权地位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但是，当他离开住所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布满灰尘的小房子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鞋匠，他会停下脚步。他们开始与对方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背后和这种对主导政权的阿谀奉承的态度之中，不难看出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种他们既害怕又轻视的力量。假如有朝一日无能的民主政府导致政治危机，假如君主制度有朝一日在美国实行，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

政党为了获得成功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报刊和社团。[9]

注释

[1]这个段落和前三个段落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出现在美国之旅的笔记本E中写于1832年1月14日的注释（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260至261页）和口袋笔记本4、5的几近相同的注释中（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197至198页）。最后一个段落之后的内容是：

如今，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比被不同的小集团（它们甚至连政党都称不上）划分的联邦所呈现出的场景更悲惨、更不体面的场景。在这些小集团中，你会惊讶地发现那些通常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狭隘的、不体面的激情全都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至于国家的利益，没有人在乎它；如果有人谈论到它，那么他不过是在例行公事。为了与长久存在的惯例相符，这些政党就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国家利益放在了政党章程的最前面。但它与国王的特许以及我们的父辈印于政党章程扉页的内容在具体作用方面没有太大的相似之处（？）。

看见大量粗俗的辱骂、琐碎而恶毒的流言以及粗鄙的诽谤充斥作为各个政党机关报的报刊是非常可悲的；由于对社交礼仪的无耻蔑视，他们每天都使家族的荣誉和秘密成为公众的谈资。

在1858年10月1日写给威廉·R. 格雷格的一封信中（OCB，VI，第455至456页），托克维尔对格雷格撰写的一篇关于政治党派的文章（《政党的状态》，《国家评论7》，第13期（1858年）：第220至243页）发表评论。他还指出因缺少大政治党派而存在的另一种危险：

当缺少因共同的利益和激情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政党，外交政策几乎很难成为议会活动的主要元素……因此，我将这样一种状态视为违背国家的尊严和安全的状态。与其他事务相比，外交事务更需要由具有一致性的少数人秘密着手处理。

他进一步补充道：

我发现就像你所指出的那样，在纪律严明的大政党领导之下，一个自由的国度能够拥有罕见的睿智。如你所说，每个政党都必须作为能够永远划分人类社会的两大原则之一的代表，而这两种原则可以被简称为贵族主义原则和民主主义原则。

[2]关于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历史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博蒙与美国银行主席比德尔先生的谈话（未按字母排列的笔记本2和笔记本3；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122至123页）。在乘坐哈维号横渡大西洋期间，博蒙在与施列尔梅霍恩交谈时提到这个观点，即美国在1831年4月尚不存在真正的政党（笔记本E；YTC，BIIa；《旅程》，OC，V，第一册，第292至293页）。博蒙将在于1831年5月6日写给其父亲的信中提到这次交谈（《美国通信》，第40页），并将在《玛丽》中提到它（I，第360页）。关于托克维尔的政党理论，具体可参阅尼古拉·马陶西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提出的政党问题》，《政治思想》，第1期（1968年）：第39至92页；以及杰拉尔德·M. 博内托撰写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政治理念》，《美国研究22》，第2期（1981年），第59至79页。

[3]政党。/

.-.-.-大政党同时存在于早期联邦之中.-.-.-但是它们的原则得到重建。事实上，两者之一取得了巨大的优势。那导致了现如今这种悲惨的政党精神。原则不再是悬而未决的，但人们至少迫使原则隐藏在利益和人民之后。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自由党与保皇党之间存在庄严的斗争。但是，自从前者取得胜利，其内部就只能激发琐碎的争论。（YTC，CVh，第四册，第35页）

[4]古斯塔夫·德·博蒙：

这样的理论能够免受批评吗？因此，你口中的大政党仅指那些依据政治理论的党派，并且拒不将那些以巨大利益为基础的党派称为大政党。这真是武断的说法。

我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政党引发的道德后果和政治后果是不一样的。但它们是政党。

你所说的“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敌对的国家”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一点吗？

但是，涉及的政党（比如说，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和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党）不仅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党，而且有地区内部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政党。

我认为区别以政治理论为目标的大政党和与物质利益相互关联的大政党本来是比较正确的。的确，美国的大政党因为与自由贸易有关的问题而完全陷入混乱并有被解散的危险；但它们与我们法国的大政党有所不同，它们还不够强大。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竞争对手，这些政党在法国会发展得更加强大。总而言之，作者的论述会发展至同样的结果。（YTC，CIIIb，第二册，第57至58页）

[5]手稿是这样描述的：“……而南方仅发展生产业，限制性制度……”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经济学家会发现‘仅发展生产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制造业者也是生产者，就像农民或糖果制造商那样。”（YTC，CIIIb，第二册，第51页）

[6]“引用共济会和反共济党的诞生来展示政党在美国是如何形成和壮大的。”（YTC，CVh，第四册，第35页）参阅博蒙在《玛丽》中描述的共济会员摩根的故事，第一册，第353至355页。

[7]在手稿中：“……与书籍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

古斯塔夫·德·博蒙：“我请求你的原谅；国王颁布的所有许可都是与书籍和书籍主题相关的。因此，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父辈以前在出版书籍时要在他们的作品扉页印上国王的特许，并将其纳入作品之中，即便这个许可与该书内容没有任何关联。”

[8]这通常是一种使因舆论而产生分歧的国家重新恢复和平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它使其中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其他政党则彻底消失或陷入沉默。经验证明，这种获取和平的方式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当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驱逐了西班牙境内的摩尔人，他们解决了导致内忧的一大问题；但是他们使国家变得贫困，工业因遭受重创而一蹶不振。

民主党在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行动。一旦当权，它将独揽公共事务的领导大权，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风俗习惯和国家法律。（YTC，CVh，第四册，第40至41页）

[9]“概貌。大多数人虽非慷慨激昂，但仍想得到好处。在这些人中，政党设法创建能够使它们的观点合法化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