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出版自由的困难。——某些国家重视这种自由的特殊原因。——出版自由是美国所理解的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美国期刊使用的激烈言辞。——期刊有其特有的本性；美国的期刊能够证明这一点。——美国人对司法机构处罚出版方面的犯罪行为的看法。——美国的出版界为何不如法国的出版界强大。

出版自由不仅影响政治观点，而且影响人民的所有见解。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改变风俗习惯。以后，我将设法估计出版自由对美国的民间社会造成的影响程度；我将尝试指明它给美国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使美国人养成的习性。[1]就现在来说，我只想审视出版自由对政界产生的影响。

［对现代社会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获悉如何利用出版自由。）我相当热爱出版自由，因而有勇气谈论与它相关的一切。］

我承认我对出版自由的喜爱并不是因事物本身非常好而瞬间产生的彻底喜爱。［比如说，我不会以看待爱国主义精神或者美德的方式来看待出版自由。］[2]我之所以喜爱出版自由，首先是因为它能够防止弊端，其次是因为它本身具备的好处。[3]

如果有人能够在思想的完全自由和全然俯首听命之间指出一个中间立场，我也许会站在这个立场上；但是，有谁能够找到这个中间立场呢？[4]假如你按照出版许可工作，按照等级秩序行事，你会怎么做呢？首先，你会把作家交给陪审团。但陪审团宣布他无罪，这样一来，本来仅是一个人的观点现在成为全国人民的观点。因此，你要办的事情太多了，而你能办的事情太少了。你必须继续前进。你把作者送交至常任法官，但法官有责任听取被告的陈述。其原本因为害怕而未能公开写进书中的内容可以公布于辩护词中而不会受到惩罚。因此，原本隐晦地描述于作品之中的话也会重复出现在其他文章之中。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观点，那么表述只是思想的外部形式、是思想的躯壳，而不是思想本身。法院惩罚了思想的躯壳，而灵魂却逃脱了惩罚，巧妙地滑出了他们的双手。因此，你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而你能做的事情仍然太少，你必须继续前行。[5]最后，你将作家交给了检查员。很好，我们距离结果越来越近了。但政治讲坛难道不是自由的吗？因此，你还是一事无成。不，我错了，你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你不是偶然想起思想是随着代表的增多而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一吗？你不是认为作家就像是军队的士兵吗？与所有物质力量相反的是，思想的力量往往因为表达思想的人为数不多而增强。一个强大的人在鸦雀无声的议会上发表的激情昂扬的演讲比一千个演说家的大喊大叫更有力量。即便有些人只能在一个公共场所自由演讲，它的作用也会像在每个村庄公开发表演讲那样。因此，你必须像破坏写作自由那样摧毁演讲自由。这次，你达到了你的目的，人人都沉默了。但你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本想限制自由的滥用，而我发现你现在站在了专制君主的脚下。

你从极端独立走向极端屈从，而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你连一个可供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有些国家，除了我刚才指明的一般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它们必须实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中，每个权力的代理人都能够违反法律而不受惩罚，因为国家宪法没有赋予被压迫者向司法系统控告这些人的权力。在这样的国家中，出版自由不仅被当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

因此，如果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谈及废除出版自由，全体人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如果允许我们到普通法院控告你们的罪行，那么我们或许会同意不在舆论的法庭上揭露你们的罪行。”[6]

在一个完全被人民主权原则统治的国家中，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非常荒谬。[7]

当你赋予每个公民管理国家的权利时，你就必须承认他有能力对困扰同时代的人的不同见解进行抉择，对能够指导他的各种事实和知识进行鉴别。

因此，人民主权和出版自由是两件密切相关的事。而出版检查制度与普选制度则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并且无法在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长期共存。生活在美国境内的1 200万人之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限制出版自由。

当我抵达美国之时，我看到的第一份报纸载有下面这篇文章，我把它忠实地翻译于下：

在整个事件中，杰克逊［总统］的语气和语言，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一心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力时的语气和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而受到惩罚。阴谋是他所长，但阴谋也将影响他，令他感到彻底的沮丧和惶惑。他已经成为一个不顾一切的政治暴徒，但他的报应就在眼前；他必须被迫交出他所赢得的手中的东西，扔掉他的假骰子，寻找隐居之所，并在那里辱骂和诅咒他的愚蠢，因为悔改不是他的内心能够获得的美德（《文森斯公报》）。

在法国，许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的报刊暴力源于社会状态的不稳定，源于我们的政治激情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因此，他们一直在等待社会恢复安宁，报刊也将会随之而变得平静。至于我，我很乐意将报刊对我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归因于上述原因，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原因对报刊的语言造成了很大影响。在我看来，不管在什么环境中，期刊报社都应该保存特性和激情。美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我的观点。

现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革命萌芽最少的国家。但尽管如此，美国的报刊与法国的一样具有破坏性倾向，而相同的暴力却具有不同的激起人民发怒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它助长了仇恨和忌妒；它谈论得更多的是激情而非真理；它既传播谎言又传播真相，并使它们混合在一起。≠］在美国，就像在法国那样，报刊是一种奇特的力量，是善与恶的奇怪混合物；没有它自由不复存在，而有了它秩序才能够继续维持。[8]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报刊的力量不如我们法国的强大。但在美国，没有什么比惩治报刊的司法程序更为罕见。原因很简单：美国人在接受人民主权原则的同时认真地将其加以应用。他们从未想过用每天都在改变的元素创建出永远存在的制度。因此，只要你不以暴力抗法，攻击现行法律不算犯罪行为。

此外，他们认为法院无力约束报刊，因为人类语言的灵活性总能躲过司法分析，这种性质的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几乎都能从企图抓住它们的手中溜走。他们认为为了能够对报刊产生有效的作用，就需要一个不仅致力于维护现有秩序而且能够摆脱周围舆论的影响的法庭，这个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对外公开，在宣判时无须阐明判决理由，惩处意图甚于惩处语言。不管是谁有权创建和维持这样的法庭，追诉出版自由只会浪费他的时间；因为他将是社会自身的专制主人，能够在同一时间铲除作家及其作品。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与许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折中办法。为了获取出版自由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好处，你必须知道如何屈从于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既想得到好处又想逃避痛苦，往往是蛊惑患病的国家的幻想之一。当这些国家疲于争斗且精疲力竭的时候，它们会寻求使敌对的意见和相反的原则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的方法。

美国报刊拥有的权力很小是由于几个原因，这里列出主要原因：

写作自由同其他自由一样，越是陌生就越令人感到害怕。对于一个从未听到他人在自己面前谈论国家大事的民族而言，它完全相信最初出现的受欢迎的演说家。在英裔美国人中，写作自由在殖民地创建之初就已存在。此外，尽管报刊知道如何煽动人们的激情，但其不能自行创造激情。［培养出版自由并使其长期存在于人类意志之中的是政治激情。］现在，在美国，政治生活是活跃、多变甚至动荡的，但它很少被深远的激情所打乱；当物质利益尚未处于危险境地，这种激情也很少出现，更何况在美国这种利益是很容易得到繁荣的。为了分辨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异，我认为仅需看看两国的报纸。在法国，商业广告仅占据非常有限的版面，甚至连新闻也不是很多，一份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政治问题的版面。在美国，当你看一份大报时，映入眼帘的有四分之三都是广告，其余的通常是政治新闻或简短的故事；只有偶尔，你才能在不起眼的角落中看到我们法国报刊每天为读者登载的热烈讨论的内容。

任何力量，控制的方向越集中，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这是已由实验向观察者证明的一般规律的本质，而且，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专制君主也总是能凭借某种本能感到这个规律的作用。

在法国，报刊将两种不同种类的集中结合在一起。

报刊几乎将所有的力量集中于同一个地点，而且可以说集中于几个人手中，因为报刊机构的数量极少。

在一个人人持怀疑态度的国家中，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报刊的权力必然是近乎无限的。它是政府的敌人，政府可以与它签订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政府很难长期与报刊处于对立状态。

我方才谈到的两种集中，没有一种存在于美国。

美国没有大城市。[9]［≠在美国，报刊甚至比其攻击的政府更不集中。≠］文明就像权力那样分散于这个辽阔的国家的各个地方。在那里，人类智慧之光并非源自同一个中心，而是来自各个方向且交相辉映，美国人在任何公共事务上都不会规定总的思想方针。

那是因为地方环境不会根据人们的意志发生改变，但法律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美国，既没有颁发给印刷业者的许可，也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履约保证也尚属未知。

因此，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几个[10]订阅者，就能够让报刊从业者支付他的开销。所以美国的定期期刊或者半定期期刊的数目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最文明进步的美国人把报刊影响力小归因于出版的力量的极度分散化。它是美国政治学的一项公理：中和报刊影响的唯一方法是增加报刊的种类。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尚未在我们法国得到推广。我不难理解那些想要借助报刊进行革命的人尝试使报刊仅有几个强大的机构；但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存秩序的官方支持者和现存法律的自然支持者相信集中报刊能够减弱报刊的影响力。在我看来，欧洲各国政府似乎在用中世纪骑士过去用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报刊。它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得知集中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而它们想将其用于应付它们的敌人，无疑是为了在抗击敌人的时候获得更大的荣耀。

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么多的争斗者之间，既无法建立秩序也无法建立统一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在联邦，不存在所有政治报刊联合起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它们攻击或者维护政府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因此，美国报刊无法建立能够冲击或者淹没最牢固的堤坝的舆论波潮。报刊影响力的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明显的作用。因为创建报刊非常容易，所以人人都可以办报。另外，竞争意味着任何报刊都无法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使拥有非凡才干的实业家不会涉足这类事业。即便报刊是财富之源，但由于报刊数目过多，并非所有报刊都是由有天分的文人管理。因此，总的来说，美国的报刊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仅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这导致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庸俗的。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由多数制定规则，它制定每个人都应当遵循的某些行为守则。这些共同的习惯被称为宗旨[11]，因此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在法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是用激烈的，但往往是高尚而雄辩的方式谈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事情；如果它并非总是如此，那是因为一切规律皆有例外。在美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粗糙的、自然的、单刀直入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情绪，甚至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揭露国家的秘密和名人的风流史］。

应当对这种滥用思想表示惋惜。以后，我将有机会探讨报刊对美国人民的爱好和道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要重申的是我现在只探讨关于政界的问题。你无法隐瞒的事实是这种出版许可的政治影响曾间接地促进了公共安宁的维持。因此，已在同胞们的思想中占有地位的人不敢在报刊中发表文章，以免失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鼓动公众情绪的最强大的武器。[12]由此可见，报刊从业者发表的个人观点可以说在读者的眼中是无足轻重的。读者想在报刊中读到的是关于事实的报道，只有通过改变或者歪曲这些事实，报刊从业人员的观点才能够产生某些影响。

虽然报刊能够利用的资源有限，但它在美国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能够在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各个地方传播。报刊总是警惕地注视着政治的秘密动力，迫使公众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舆论的法庭。它使利益围绕在某些学说周围，并明确地阐述政党的信条。通过报刊，不同利益主体不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不直接接触就能够达成共识。当大量报刊机构遵循同样的道路时，它们的影响力将变得几近无法抗拒，而公众舆论，始终在另一方面受到控制，最终将在它们的打击之下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有一点权力，但期刊的权力仅次于最具权威的人民。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统治下形成的见解往往比其他地方在出版检查制度统治下形成的见解更加坚固[13]

在美国，民主制度不断推出新人领导公共事务；因此，政府在施政措施方面很难具有连贯性和秩序性。但美国政府的总体原则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控制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更为持久。当一个思想占据了美国人民的头脑之后，无论它是否合理，没有什么比消除它更加困难。

在英国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事实。这个欧洲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曾拥有最大的思想自由和最难以战胜的偏见。

我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出版自由，尽管在乍看之下，出版自由似乎本应当阻止它。在实行这种自由的民族中，自豪和自信对他们的见解的影响大致相当。他们之所以喜欢一种见解，不仅因为这种见解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而且因为他们选择了这种见解。他们支持一种见解，不仅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因为它为他们所有。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无知位于知识的两端。[14]如果说自信居于两端，而怀疑位于中间，也许更加合理。实际上，你可以认为人类智慧具有三个截然不同却总是前后衔接的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坚信某事，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异议出现，他就会产生怀疑。通常他能够成功克服这一切怀疑，然后再次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再是随意地、马虎地认识真理，而是直接面对它，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15]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第一个阶段，它放任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惯于不假思索就坚信不疑，它只能渐渐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整个智力发展进程中，人类思维只能一次认识一点，但被认识的这一点在不断发生改变。这是革命突然爆发的时期。因此，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必会遭殃！

然而，一批新的思想很快纷至沓来。根据经验，人们在怀疑和普遍的不信任中摸索。

你可以肯定大多数人总是处于下列两种状态。大多数人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

至于另一种来自真知且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且自信满满的信任，只有极少数人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够得到它。

但是，有人曾经指出，在充满宗教狂热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在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们却倔强地死守着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出版自由控制之下的政界所发生的一切。由于所有社会理论相互质疑且不断斗争，如果有人采纳并维持其中一种理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不确定有比它更好的。

在这个时代中，你不会为了你的见解而轻易卖命，但你也不会轻易改变它。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也越来越少。

为这个理由补充另一个更强大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的时候，最终总是会将其与本能和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在本质上比见解更明显、更易察觉、更能够持续存在。

是民主制度管理得更好，还是贵族制度管理得更好，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民主制度阻碍了某些人，而贵族制度压迫了另一些人。[16]

这是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没有讨论它的必要，你富了，我就穷了。

［≠在通常情况下，当出版自由与人民主权相结合，有时可见大多数人明显地决意赞成一种见解。随后，相反的见解没办法被更多的人了解，那些支持它的人陷入沉默，而他们的对手则高呼胜利。

那是一种我们欧洲人毫无概念的突然产生的令人难以想象的沉默。某些想法似乎突然从人们的记忆之中消失。随后，出版自由仅在名义上存在，而检查制度实际上大行其道，这种检查制度比政权运用的制度强大千倍。/

注意。据我所知，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存在的出版自由更少。有几个专制国家的检查制度只（？）涉及形式，而不是思想的实质。但在美国，有些主题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触及的。≠］

注释

[1]参阅第三卷第二部分第六章。

[2]古斯塔夫·德·博蒙：“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美德，因此这里不存在二选一。此外，为何要将一种政治制度与一种美德作比较？如果你想将其与一种你认为在本质上绝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你应当审察你的内心。在你看来，存在这样一种原则或制度吗？你为什么不以个人自由为例？”

[3]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一般来说，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观点深入人心，作者应当处于隐蔽地位。根据作品阐述的观点，读者可以推论并领会作者的见解。如果你偏离这个规则，至少必须以尽可能短的方式进行修正。我认为在这两个段落中，开始之处的“我承认”和中间的“我之所以喜爱”应当被删除。它们过于直接地阐述出作者的观点，却没有给整个画面描绘出非常清晰的轮廓。无论是它的思想还是它的表述都显得有些晦涩。如果你采纳了我的建议，你可以直接以“如果某人”取代“我承认”，来陈述这个段落的内容。

该段落最后一个句子的措辞是由博蒙修改的。在手稿中，该段落的末尾处是这样描述的：“……主要是认为它能够摧毁弊端，其实是因为它能够带来好处。”

[4]手稿中写的是“一个标记”。博蒙建议用“一个中间立场”来取代它。

[5]此处的反思与博伊斯-丹格拉斯伯爵在《马尔泽尔布先生的生活随笔、著作与见解》中提及的关于马尔泽尔布和出版自由的内容存在相似之处。关于本章的总体思路，可参阅托克维尔与斯宾塞的谈话，以及博蒙的《美国通信》第101页。

[6]“对于不能通过法院攻击权力代表的国家来说，出版自由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这就是我们法国存在的现象。如果统治我们的人允许我们到普通法院控告他们的劣迹和罪行，那么我们或许会同意不在舆论的法庭上攻击他们的荒唐事和恶行。”

[7]在空白处：“≠在人民身后，出版自由是美国现存最不可抗拒的力量。≠”

[8]异文：“美国的报刊就像我们法国的报刊一样，是一种你可以在私底下诋毁却需要在公开场合屈服的力量，一种你可以突袭却不能正面攻击的力量。”

[9]在手稿中：“没有大城市是非常幸运的。”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会删除‘非常幸运’。这个短语很容易使作者并不在意的问题受到他人质疑。这至少是没必要的。”

[10]手稿中的空白表明托克维尔考虑在这里引用准确的订阅者数量。后面还有这样一个句子：“1832年，最可信的报告证明这个数目是［空白。——编者注］。”

[11]在手稿中：“那被称为宗旨。”

古斯塔夫·德·博蒙：

我不喜欢这种表述方式。我是这样看待它的：我会删除“那被称为宗旨”，这样的表述方式不好（除了作者所说的宗旨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东西能够被称为宗旨）。我会这样说：有一种被称为宗旨的东西。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报刊从业者也有自己的宗旨。在法国，它包括……

[12]他们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当他们向民众呼吁或者表达自己的见解时，才在报刊中发表文章；比如说，当关于他们的恶意诽谤不断蔓延的时候，他们想要在报刊上说明事实真相。

[13]在空白处：“≠但这是由于政治制度，而不是由于出版自由。≠”

[14]帕斯卡尔，《思想录》，拉菲马版本中的第83页。

[15]我仍不知道这种深思熟虑而且自信满满的信任能否将人们提升到教条信念所能够激发的激情和热爱的程度。

[16]在手稿中：“民主制度阻碍了你，而贵族制度压迫了我。”

古斯塔夫·德·博蒙：“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人士被贵族主义者压迫。因此，这种句式必须被改变；可以这样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民主制度阻碍了某些人，而贵族制度压迫了另一些人。随后你可以在末尾处这样说：你富了，我就穷了。为什么？因为那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