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我知道我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一章的每一个词语都必将在某些方面冒犯分裂我国的各个党派。尽管如此，我仍要说出我的所有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的真实面目和不变本能，因为欧洲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在斗争。而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哪些争斗来自原则本身，哪些争斗来自争斗所引发的激情。
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人们毫无障碍地主宰着国家；对他们而言，既没有可担心的危险，又没有可报复的损害。
因此，在美国，民主按其自身的倾向进行发展。它的步调合乎自然，它的一切行动都是自由的。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项研究与哪些国家相关且有利于这些国家呢？如果不是我们法国，那么必定是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地朝着专制或者共和前进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疑会走向民主的社会状态。
普选制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全美各州都承认普选权。同时，我还发现不同［文明］水平的社会阶级都享有这种权力。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风俗的差异而截然不同的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看到普选制发挥的作用。我曾经提到，普选制在美国没有产生人们预计它在欧洲会产生的所有善与恶，大体上，它发挥的作用不同于预料之中的作用。[1]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
在美国，最杰出的人士通常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的下层阶级对法国的上层阶级所怀有的忌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最值得尊敬的人往往远离政治生涯。
欧洲的许多人不是信而不说就是说而不信，普选权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呼吁最受公众信任的人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2]他们认为人民不能管理自身，但人们总是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本能绝不妨碍他们推选出与他们怀有相同愿望且最适合的人选掌握政权。[3]
对我而言，我必须说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一切不能让我认定他们也是如此。在我到达美国后，我惊讶地发现被统治者之间人才济济，而统治者之间却少有名流。[4]在当今的美国，最杰出的人士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已经成为常态，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也是随着民主超出其原有的界限而产生的结果。显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政治家家族已经大为减少。
可以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数个原因。
无论你怎样做，都不可能将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无论你怎样使学习变得更容易理解，改进教育方法和使知识变得容易接受，你也永远不能使人们在不投入一定时间的前提下学到知识并发挥他们的才智。
因此，人们不需要劳动就能谋生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所需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短；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人们必然会为了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无暇抽身；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5]因此，难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博学多闻，也难以想象在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当然承认大多数公民都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进一步而言，我甚至认为，在大体上，下层阶级在这种愿望中掺杂的关于个人利益的念头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缺乏必要的技巧来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即便是为了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各种分析！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群众自然也是如此！人民缺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做出判断，并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因此，各种类型的骗子深谙取悦人民的秘密，而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却不能取信于人民。［在联邦的大多数州中，我发现占据职位的人是那些仅奉承于最脆弱的激情和屈服于最不善变的人民的人。］
此外，人们并非总是有能力选择民主所需要的人才，有时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或者不想这样做。
不能否认的是，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忌妒发展到最高点，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取得平等的手段，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不能成功利用它们。民主制度唤醒和激发了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每当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便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不见，按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失了。[6]人们变得热衷于追寻这种重大利益，因为它近得足以让人了解，又远得使人无法体味。成功的可能性令人们高兴，成功的不确定性令人们懊恼。他们有时激动，有时灰心，有时难受。随后，凡是在某一方面超过他们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阻碍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的障碍，因此，无论上级如何合法，他们都视而不见。
很多人认为这种指导下层阶级将上级从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拖下来的秘密本能仅存在于我们法国。这是错误的：我所谈论的这种本能不是法国所固有的，而是民主所固有的。政治环境能够赋予这种本能以严厉的特点，但环境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7]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
当民主的这种自然本能使人们排斥杰出人士当权，另一种同样强大的本能也使人们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中很难保全自己并且免于堕落。肯特法官就曾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提到的这位著名作家在高度赞扬了联邦宪法授予提名法官执行权的部分条款之后，补充道：“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在行动上表现得过于含蓄，在精神上表现得过于严肃。”（肯特的《释义》第一卷，第272页［第273页］。——编者注）这个观点于1830年在美国发表而且没有造成任何矛盾。
对我来说，这证明了那些将普选制视为做出最佳选择的保障的人完全是在幻想。普选制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包括这一点。
能够部分修正这些民主本能的因素
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反作用。——为什么美国在50年前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国家的公共事务。——启蒙教育和风俗习惯对人民的选择产生的影响。——以新英格兰为例。——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如何影响人民的选择。——间接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国会的组织结构产生的影响。
当巨大的危险威胁国家时，你发现人们往往能够成功选择出最能拯救他们的公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人在面对燃眉之急的时候很难保持常态；他不是位于常态之上，就是居于常态之下。民族的情形也是如此。极端的危险非但没有使一个民族得到提升，有时反而会令它士气低落；这种危险能够唤起民族的激情，但没有对这种激情加以引导；它非但没有启迪心灵，反而使民族为之感到困扰。犹太人仍在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相互厮杀。但是，更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面对眼前的危险时展现出非凡的德行。这时，伟大的人物就像是隐藏在夜色之中的石碑，在火光的照射下突然出现。天才不再厌恶挺身而出，而身陷危险之中的人民也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妒忌心理。这时，选票箱中出现声誉卓著之人的名字并不罕见。我刚刚说过当今的美国政要似乎[8]远远不如50年前主持公共事务的领军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法律，而且是因为环境。当美国为了最正义的事业而奋斗时，它也是一个意图摆脱别国束缚的国家；当它以一个新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时，全体人民已经达到了他们努力想要达到的崇高目标。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状态下，优秀的人物向人们献殷勤，而人们也欢迎他们，将他们当作领袖。但是这样的事情非常罕见，我们必须根据事情的常态做出判断。
如果说暂时性事件有时会抑制民主的激情，那么人们的知识水平，尤其是道德观念会对激情的发展趋势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显然存在于美国。
在新英格兰，教育和自由是道德与宗教的产物，古老而长久存在的社会已经形成普遍的真理和习惯，因此人们在摆脱财富和出身造就的优势的同时，习惯于毫无怨言地尊重和服从于知识和道德的优势；因此，你会发现民主在新英格兰能够比在其他地方做出更佳的选择。
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
最后，当你进入新建的西南诸州时，那里的社会团体才成立不久，你会发现那里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聚集地，你会惊讶地发现哪些人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你会猜测，除了立法独立和个人独立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国家发展和社会繁荣。
有些法律具有民主的性质，但它们也曾部分修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9]
［如果他们开口说话，他们的言语通常是没有威严的，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眼界和深度的。］
仅隔几步便是参议院的大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部分美国名人。你在那里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让你想起他最近的声望。他们之中有雄辩的律师、杰出的将领、贤明的官员和著名的政治家。这个［威严的］议会中的所有言语可以与欧洲最出色的国会辩论媲美。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离奇的反差呢？为什么全国的精英仅见于参议院而不见于众议院呢？为什么众议院聚集了这么多大老粗，而参议院却被天才和智者所垄断呢？当然，这两个议院的议员都来自人民，它们都是普选制的产物，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听说有美国人认为参议院是大众利益的敌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惊人的差异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事实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众议院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则是通过两级选举产生的。全体公民任命本州的立法机构，随后联邦宪法将这些立法机构转变为选举机构，再由这些选举机构选举参议员。因此，参议员也能间接代表普选制的结果。因为选举参议员的立法机构不是贵族主义机构或是本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团体，它实质上依赖于全体公民。这些立法机构通常每隔一年由公民改选一次，公民总是能够通过更新立法机构的成员来控制参议院的选举。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的意志经过这个选举团体是为了发生某些变化，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庄严、更完美的形式。因此，通过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人总是能够完全代表治理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仅代表流行于国内的崇高思想和赋予国家活力的大量本能，而不代表通常给国家造成困扰的局部激情和令国家蒙羞的恶行。
不难理解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刻，美国的各共和州终将因为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变强，或是因掉入民主的陷阱而越来越惨。[10]
我始终承认这一点，我认为间接选举制度是使各阶级人民行使政治自由的唯一手段。那些希望将这种手段变为某个政党的专有武器的人和害怕使用这种手段的人，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11]
选举稀少会给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国家处于兴奋而躁动的状态。——两害相权，美国人选择了后者。——法律的多变性。——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当选举间隔的时间较长，每次选举都有使国家发生动乱的危险。
这时，各个政党[12]都会付出巨大的努力设法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选举失败对候选人来说是几乎毫无补救方法的创伤，因此在野心的驱使下他们恐怕什么都干得出来。相反，如果这种合法的斗争很快就能重新进行，那么失败的政党可以等待时机。
当选举接踵而至，选举的频繁会使社会产生激烈动荡，并使公务处于不断改变的状态。
因此，一方面是国家有变得局促不安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国家有爆发革命的可能。第一种制度损害了政府的美好形象，第二种制度则对政府的存在造成威胁。
美国人宁愿忍受第一种弊端，也不愿忍受第二种弊端。在美国，主要指导人民行动的是本能，而非理性，因为民主将他们对变化的爱好转变为激情。这导致美国的立法具有奇异的易变性。
许多美国人认为法律的多变性是一种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13]但我认为在美国没有人会假装这种不稳定性不存在或没有人不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了一项能够防止或者至少推迟恶法的公布的权力之后，补充道：“或许有人会说，防止公布恶法的权力也能够防止善法的颁布。……但这种异议对于能够正确评价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所造成的危害的人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不稳定性和多变性已经形成了我国政府在性质和本质上的最大缺陷。”（《联邦党人文集》第73期[14]）
“立法的容易和过度化，”麦迪逊说，“似乎是我国政府最有害的病症。”（《联邦党人文集》第62期）
杰斐逊，作为美国民主制度中迄今出现的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也曾指出同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我认为我们应当在法案的提交到投票表决之间设置一年的间隔，以应对这种不稳定性。法案应当交付讨论，在没有更改意见之后再进行表决。如果情况要求做出更迅速的决定，被提交的法案也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多数决定制，而应以两院分别的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15]
美国民主制度统治之下的公务人员
美国公务人员的简朴。——没有公务人员制服。——所有公务人员都有薪酬。——这一事实造成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其造成的结果。
美国的公务人员与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既没有宫殿，又没有护卫和礼服［但他们都有薪酬］。统治阶层的这种简朴不仅应归功于独特的美国精神，而且应归功于社会的基本原则。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府并非好的事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弊端。必须授予官员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权力的外观对于公共事务的进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它们是毫无必要的，只会冒犯公众的视线。
公务人员自身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并没有使他们高人一等，除了在屈尊的情况下，他们都是礼貌地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士。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公务员像美国的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周到，答话时文明。
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16]，在这种重视职责胜过重视职位、重视人品胜过重视权力表征的内在力量上，我发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作风。
关于制服能够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国家在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夸大了它的作用。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行政官员在行使他的权力时因为穿着不合时宜而不被尊敬的情形。[17]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十分怀疑专门的服装能够让公务人员赢得人们的尊重，尤其是当人们原本并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受人尊敬是因为衣着而不是因为人品。
当我在我们国家看见某些行政官员粗暴待人或者以虚伪的礼节对待他人，耸耸肩膀表示反对或者以自鸣得意的微笑下达命令时，我真希望有人能够剥下他们的长袍，以便获悉当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穿着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回想起人类应有的尊严。[18]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他们全都享有薪酬。[19]
这一点来自民主原则，它比上述内容更自然。民主制度能够容许它的行政官员穿着浮夸，用丝绸和金银装饰自己，但不能直接破坏民主原则。这样的特权是暂时的，它们只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但是，如果创建不受报酬的公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就会形成一个贵族中心。即便人民仍然保有选举权，这种权利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
当你发现一个民主共和国将公务人员的付薪制改为无偿制，我认为你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正转变为君主政体。而当一个君主国家开始向实行无偿制的公务人员支付薪酬，这无疑标记着这个国家正在转变为专制政体或共和政体。[20]
因此，在我看来，用付薪制公务人员代替无偿制公务人员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将美国完全不存在无偿制职位的事实看作是民主在该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美国为公众服务，不管这种服务是什么性质，都应当得到报酬；因此，每个人不仅有权为公众服务，而且有权得到相应的报酬。
即便在民主国家中，所有公民都能够获得公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想得到这些职位。不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候选资格，而是因为候选人的人数和能力对选民的选择造成限制。[21]
严格地说，将选举原则沿用至方方面面的国家没有终身公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出任公职仅仅出于偶然，他们不能永远保住职位。当每年进行选举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在平静的时期，公职对野心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美国，抱负不大的人才会投身于迂回曲折的从政之路。为了得到财富，拥有优秀的才能和伟大的激情的人通常会远离政权；常常有人仅仅因为觉得自身不能经营好自己的事业，转而负责领导国家事务。
大量平庸人士担任公共职务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和民主的错误选择。在美国，我不知道人们是否会选择那些希望当选的优秀人士，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优秀人士不会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美国民主统治之下的行政官员[22]的职权[23]
为什么行政官员的职权在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比在君主立宪国强大。——新英格兰的行政官员的职权。
有两种政府给行政官员的行动添加了大量专权，这两种政府是只有一人统治的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24]
同样的结果源于几乎相同的原因。
在专制国家中，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公职人员的命运不比一般百姓的命运更有保障。君主总是掌握着他手下官员的生命、财产，有时甚至还有他们的荣誉，他对这些人毫无顾忌；他还赋予这些人很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能肯定这些人永远不会利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如此热爱自己的政权，以致担心自己设置的规定对政权造成约束；他喜欢将他的臣民或多或少地的越权行为看作偶然，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
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也不担心权力会被用来对抗他们，因为他们每年都将以前委托的权力收回手中。多数每时每刻都能够让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意志，多数希望让统治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非用不变的规则来束缚他们，因为限制这些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会限制多数自身。
通过仔细观察，你甚至可以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专断权力仍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国家中，君主能够立即惩罚他所注意到的所有罪行，但他不能自吹他可以发现所有应当受到惩罚的罪行。相反，在民主国家中，统治者既是无所不能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你注意到美国官员在法律为其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行动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要广泛。美国人通常只向官员指出他们应当达到的目标，而赋予他们选择行动方法的权力。
比如，在新英格兰，每个城镇的行政委员的职责是拟定陪审员名单。关于这项职责的唯一规定是：他们必须从享有选举权和名声良好的公民中选择陪审员。[25]
在法国，如果我们赋予官员如此可怕的权力，那么无论他是谁，我们都会认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在新英格兰，同样的行政官员还可以把酗酒者的名单张贴在酒馆中，禁止居民向他们提供酒类，违者罚款。[26]
这样的检查权在大多数专制君主国中遭到人们的反对，然而，在这里，人们毫无困难地服从于它。
没有一个地方的法律像民主共和国的法律那样赋予行政官员如此大的专权，因为这里似乎没有害怕这种专权的理由。你甚至可以说，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大，行政官员的任期日益缩短，而行政官员变得更加自由。
那就是为什么将一个民主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君主国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行政官员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他们仍然保有民选官员的权力和习惯，那么就会导致专制。[27]
只有在君主立宪国中，法律在为公职人员划定行动范围的同时还能够在每一步上指导他们。这一事实的原因不难说明。
在君主立宪国中，权力被划分给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希望行政官员的职位保持稳定。
国王不想将官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害怕官员对他不忠；同时，人民害怕行政官员完全依赖于国王，从而压制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官员不能依赖于任何人。
使国王和人民允许官员保持独立的同一原因也使他们寻求防止官员滥用这种独立的保障，这样官员才不能背叛前者的权威或者侵犯后者的自由。因此，双方都同意预先为公职人员划定行动范围，并发现为公职人员制定不得违犯的规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美国的行政不稳定性
在美国，社会活动留下的痕迹往往少于家庭活动留下的痕迹。——报纸是唯一的史料。——极端的行政不稳定性如何对执政艺术造成损害。
在美国，掌权之人在位时间极短，不久便回到群众之中，而群众每天都在改头换面；因此，在美国，社会活动留下的痕迹往往少于家庭活动留下的痕迹。[28]那里的公共行政管理以口头和传统的方式进行。没有成文规定，要不就是成文规定像女巫写在叶子上的预言那样被微风吹走并彻底消失不见。
美国唯一的史料是报纸。如果某一期报纸不幸丢失，那么时间的链条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不再相互衔接。我并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关于现在美国的社会存在的细节将比收集法国在中世纪的行政管理资料还要困难；如果美国不幸遭遇蛮族入侵，要想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某些事情，就得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料了。
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进入人们的习惯；我几乎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已经最终养成了这种习惯。没有人关心以前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研究方法，没有人汇编合集，没有人收集资料，即便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当某些资料偶然落入人们手中，他们也很少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我得到的几份原始资料还是公共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提供给我的。在美国，社会似乎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过一日算一日。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所有的科学为了取得进步都需要总结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在人类的短暂一生中，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也有人设想出一个主意；有人发明一种方法，也有人创造一种规则；人类就是这样边走边收集个人经验的不同收获，并逐渐建立这门科学。美国的行政管理人员很难从彼此那儿学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用广泛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管理社会，而不是运用他们自己学到的知识。[29]这样一来，被推广到极致的民主反而阻碍了执政艺术的进步。[30]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更适合于已经形成行政管理经验的国家，而非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缺乏经验的新手。
此外，这并非只与行政科学相关。[31]以如此简单而自然的思想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往往需要假定存在非常文明而开化的社会。[32]最初，你认为这样的政府仅存在于遥远的古代；当你进一步深入研究，你不难发现它仅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33]
［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创建了民主政府，我怀疑它们永远也无法达到文明的状态。］
美国民主统治之下的公共开支
在所有社会中，公民都被划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产生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为什么人民控制政府的时候公共开支必然增加。——在美国，为什么民主制度造成的浪费开支较少令人感到担忧。——民主制度下的公款使用。
民主政府更节约吗？首先，我们必须确定比较标准。
如果我们想用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V：专制国家］进行对比，这个问题可以轻易解决。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比后者更大。[34]而且，所有自由国家与不自由国家相比，情况也是如此。诚然，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富之源干涸，且往往更重视既得财产。相反，自由产生的财富比它摧毁的财富多过千倍，而且，在了解自由的国家中，人民的财富总是比税收的增长速度更快。[35]
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各个自由国家进行对比，从而指出民主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什么影响。
社会就像组织机构那样在构造方面必须遵循某些规则。社会是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一些元素组成的。
在观念上，通常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三个阶级。
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由虽非富人但在各方面生活富足的人组成。第三个阶级包括那些仅拥有少量财产或者没有任何财产而且靠为前两个阶级工作以维持生活的人。
不同阶级的人数可能因社会状态［和法律］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你不能否认这三个阶级的存在。
显然，每个阶级对国家财政的管理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假设由第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个阶级也许很少考虑节省公款开支，因为即便对相当可观的财产征收税款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36]
相反，假设由中间的阶级单独制定法律。你可以认定他们将不会浪费税款，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小额[37]财产征收重税更具灾难性。
在我看来，中产阶级的政府应当是[38]自由政府，我不会说它是最开化、最慷慨的政府，但它是最节俭的政府。[39]
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专门负责制定法律，我明显认识到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机会，而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由于制定法律的大部分人没有可征税的财产，所以所有与社会利益相关的开支只能使他们受益，而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第二，稍有财产的人不难找到完税的方法，这样一来赋税仅由富人承担，并且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控制政府时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此在穷人[40]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中，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大大降低；这些开支的数额往往相当大，这是因为制定税法的人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税赋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让制定税法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
你反对也是徒劳，人民[41]的真正利益即是要谨慎地对待富人的财产，因为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人民体会到自找麻烦的痛苦。而且，使国民感到幸福不也是国王的利益吗？认识到如何适时开放自身的阶层不也是贵族的利益吗？如果长期的利益能够压倒此刻的激情和需要，那么永远不会有暴虐的君主或专横的贵族。
你可能会在这里打断我，说道：不是有人设想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吗？谁？那些制定了普选制度的人。制定法律的是多数还是少数？无疑是多数；如果我证明了多数往往是由穷人构成的，那么我是否也可以补充道：在穷人参与投票选举的国家中，其将独揽立法大权？
的确，直到现在，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或者只有能够使其在不工作时维持生计的有限财产。因此，普选权事实上是使穷人能够管理社会。
人民的权力有时会对国家财政造成不利影响，这一点在古代的某些民主共和国中已表现得很清楚。在这些国家中，为了救济贫困的公民或者为人民提供游戏和奇观，国库几乎被耗尽。
事实上，代议制在古代几乎是未知事物。[42]在今天，人民的激情很难在公共事务方面展现出来；然而，你可以根据事实断定，从长远来看，代表往往会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并且会考虑到他们的倾向和利益。
［同样的纳税趋势在英国显得更为明显，唯一的税收制度是由人民制定的，该税赋仅对人民有利，而且具备民主起源和目标。］
此外，人民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就越发不足为惧，因为一方面人民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税赋，人民不免遭受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普选制度在法国产生的危险比在英国少，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可征税财产都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美国，大多数公民都有财产，其处境比法国更有利。
仍有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总额。[43]
当贵族统治国家时，管理国家事务之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逃避所有需求；他们显得自得其乐，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荣誉；他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总是不能清楚地看见全民福利如何促进他们自身的显赫权势。他们看见穷人的苦难时并非毫无同情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不如穷人那样真切。只要人民似乎满足于自身的财富，这些人便心满意足，不再期望政府有所作为。贵族阶级更关心如何维持现状，而非改进现状。[44]
相反，当公共权力被置于人民手中，主政者便会处处寻求改进，因为他们受过痛苦。
那么，改革的精神便会延伸至上千个不同对象，它深入到最细微的细节，尤其会应用到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改善的事业上；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自身无力改善的条件。
另外，民主社会中存在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激情，一种不断追求各种创新的热情，而创新几乎总是需要花钱的。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对名望和权力的天生喜好，往往怂恿主政者去创办一些花费巨大的事业。
在穷人主政的民主政体下，你几乎只能在提升主政者自身的福祉的事业上发现主政者的慷慨，而这样的事业没钱是不能完成的。[45]
此外，当人民开始仔细考虑其自身的处境时，就会产生许多最初并未意识到的需求，而人民只能依靠国家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公共开支一般来说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你也会发现赋税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46]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昂贵。有时民主政府打算节约开支，但它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缺乏节俭的技巧。
由于民主政体频繁改变自己的目标，且更频繁地改变自己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总是管理不善或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费的开支与它原本想要达到的伟大目标不成比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花费是没有收益的。
美国民主在决定官员薪酬方面表现出的本性
在民主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没有机会从中谋利。——美国民主的趋势是增加次级官员的薪酬和减少主要官员的薪酬。——为什么这样做。——美国和法国的公务人员的薪酬对比。
一般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导致民主国家节省公务人员的薪酬开支。
在民主制度下，制定薪酬制度的人很多，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从中谋利。
相反，在贵族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是隐约希望从中谋利。这些薪酬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力。
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仅对其主要官员显得过于吝啬。
在美国，次级官员的薪酬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官员的薪酬却低于其他国家。［有些州的州长得到的薪酬甚至比我们的副县长得到的薪酬还要低。］
这两个相互对立的结果是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公务人员的薪酬都是由人民制定的。由于人民自身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认为为其服务的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这似乎是很自然的。[47]但当他们规定国家高级官员的薪酬时，这个原则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只是随意制定。
穷人对社会上层阶级的需求没有清楚的认识。一笔在富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是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惊人数目；而且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2 000埃居就算得上幸福而令人羡慕了。[48]
如果你尝试说服他们，一个大国的代表应当在外国人的面前具有一定的气派，他们最初理解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居所和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你口中的微不足道的薪水做出一番事业，他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并几乎被吓倒。
另外，当下级官员接近于人民所处的水平，而另一些人却高于这一水平。那么，前者仍能够激起他们的同情，而后者只会令他们感到忌妒。
这种情形在薪酬似乎随着职权的增大而减少的美国也是明显存在的。[49]
相反，在贵族统治的国家中，高级官员获得的报酬极高，而等级较低的官员的薪酬通常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一事实的原因不难从我们在上文指出的类似原因中找到。[50]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承认富人的享乐或者忌妒富人能够享乐，那么从贵族制度的角度来看，它无法理解穷人的痛苦，或者说它不能察觉这些痛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穷人与富人并不相似，穷人属于另一个类别。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当下级官员因薪酬太少而拒绝为它服务时，它才会提高他们的薪酬。
民主制度对高级官员采取的吝啬态度使民主制度拥有了其原本没有的节俭倾向。
的确，民主制度使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勉强能够维持生计，但它不惜耗费巨资满足人民的需求或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51]这充分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的费用少，用于被统治者的费用多。而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将国家的金钱用在了主持公共事务的所有阶级人士身上。
辨别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俭的原因的难点[52]
［≠在默默的研究中，观察者拟定一般规则，且他认为他已经掌握真理。但一个事实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即第一原因往往已经消失在夜色中，对他来说真理似乎已经远去了。≠］
那些寻找法律对人类命运产生的真正影响的事实的人都曾犯过重大失误，因为没有比辨别这种事实更困难的事情了。
一个民族天生考虑不周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天生深思熟虑和精于算计。这是由于他们的自身素质或者我们尚不知道的古来原因。[53]
你发现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享乐，为之一掷千金也毫不后悔。你也发现另外有一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似乎耻于显露出自得之心。
某些国家花大价钱构建建筑之美。某些国家认为艺术毫无价值，轻视一切没有回报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热衷于名声，另有些国家认为金钱高于一切。
除了法律之外，所有这些原因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国家的财政管理产生影响。
如果说美国人决不将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在美国税收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而且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庆典。
如果说美国人不重视建筑上的装饰，只重视物质奖励和真正的有利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民主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一个重商的民族。
私人生活的习惯也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来自制度本身的节俭和来自习惯和风俗的节俭。[54]
［民主政府对计税基础（和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55]
［政府形式对计税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贵族[56]的本能导致其严密地操纵着生产者（并给消费者增加负担），因为贵族阶级掌握着财富之源。而民主却完全相反，它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并谨慎地操纵消费者，因为人民[57]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普通价格的消费对象的水平。
在英国，土地不被征税而间接税被增加。所有的免税政策都有利于富人，而针对穷人征收的赋税却一再增加。在美国，当立法机构试图制定关于发酵酒的税收制度，人们的反抗接踵而至，最终立法机构在1794年被迫废除该法。[58]
只有一人专制毫不关心计税基础。它的本能仅使它最能压迫纳税人且最少受到反抗。］[59]
［民主政府对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
［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声称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节俭，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不过，如果他们说在所有政府之中，民主政府通常是最能够充分利用税收的政府，那么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我在前文中谈论过民主的挥霍行为，但这样的过激行为是罕见的，而且通常出现在文明程度较低和腐败行为泛滥的时代。如果民主政府征税的数额比其他政府更可观，它通常会将公共资金花费在具有更明确、更广泛的实际效用的对象上，用它们来缓解更真实的需求。[60]毫无疑问的是，民主国家从不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凡尔赛宫，或者像英国贵族那样把政治世界修建在金钱之上。[61]
除了对公共开支的对象产生直接影响之外，民主政府还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民主制度倾向于使习惯变得简单化，即便不能使人们摒弃对奢华和排场的喜好，但至少消除人们沉溺于这种喜好的可能性。由于国家的这种基本精神，公共开支通常有更适度、更节俭的计划。[62]
在上述所有内容中，我都是在总体上进行论述而没有深入到细节之处。我曾多次发现美国的公共开支没有被运用于最有用的对象或者没有以节俭的方式进行使用；但是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特例，不是由于民主政府的自然趋势，而是由于民主政府的代理人做出的不当选择。因为，在所有的统治者中，人民无疑是最糟糕的。］[63]
能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作比较[64]
为了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民财富和课税。——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你不可能有希望了解美联邦的财富和开支。——作者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金总额而进行的调查。——你能够用以识别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一般标志。——对美国进行这项调查的结果。
最近有人针对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进行了大量对比研究。所有努力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我认为用几句话就足以证明事实为何会如此。
为了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的多寡，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你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你必须知道有多少财富被用作国家的公共开支。只研究税收总额而不研究应当征税的财源的人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开支，而是开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一笔对富裕的纳税人来说不痛不痒的税款，将会使穷人倾家荡产。
人民的财富由几个元素组成：首先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65]一个国家拥有的可耕作面积和它的天然价值或增益价值是很难确定的。要估计一个民族拥有的所有动产的价值则是更困难的。由于动产的种类繁多、数目巨大，很难对其进行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甚至包括那些实行行政集权的国家，至今尚未准确计算出他们国家的财富总额。
在美国，甚至没有人想过尝试计算国家的财富总额。而在这样一个新兴国家中，社会尚未安定下来，国家政府还没有像我们法国这样拥有大量可供差遣的代理人，统计资料由于无人收集和没有时间彻底审查而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你怎么会相信能得出正确的计算结果呢？
因此，我们无法获取计算所需的资料。我们无法拿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进行对比。法国的财富尚属未知，而美国的财富则根本无法进行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撇开对比这个必要的术语；我暂不想了解税收和税源之间的关系，而只想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发现，即便我缩小了研究范围，我的任务也没有因此而减轻。
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的法国在其拥有的所有官员的辅助下，或许能够准确计算出来自公民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的总额，我对此深信不疑。但这项工作是个人无力胜任的，而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或者至少从未公布其结果。现在，我们知道国家的支出，知道各省的总支出，但我们不知道法国城镇的开支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说他了解法国的全部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现在将目光转向美国，我发现困难变得更多、更难以解决。美国使公众了解它的开支总额，我自己也能够获知它的24个州的预算分别是多少，但谁能告诉我这些公民为郡县和城镇的行政提供了多少开支呢？[66]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政府本身愿意给予支持，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令我们感到满意。除了这项工作本身具有的难度之外，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的努力获得成功。城镇和郡县的行政官员不是由州长任命的，也不受州长管辖。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即便各州愿意提供给我们所需的资料，它也会因为下级官员的粗心大意而遇到很大的障碍。[67]
此外，尝试找出美国人能够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问题是徒劳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必定在这方面一无所成。
因此，在当今的美国或者欧洲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美国的每个公民每年支付多少钱来满足社会开支。[68]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较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开支很难得到结果，比较美国和法国的财富也是如此。我再补充一点，尝试这样做甚至是危险的。当统计资料不是基于严格而准确的计算，它们不但不能引导我们，反而会造成误导。人的头脑很容易被看似精确但实际上却有出入的统计资料所误导，对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深信不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尝试在其他方面寻找证据。
国家是否繁荣，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能否维持生计，富人是否依旧富裕；两者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他们是否每天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产业是否从未缺少资本，并且资本是否从未缺乏可供投资的产业？在缺乏明确资料的条件下，很难根据这些指标判断人民负担的公共开支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
按照这些指标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交给国家的那部分收入显然低于法国人民交给国家的那部分收入。
但是如何断定两者之间的差异呢？
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入侵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心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与世隔绝的美国只拥有6 000名士兵就足够了。我们维持近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69]因此，美国的居民怎么可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得更多呢？
因此，在如此不同的两国财政之间是不能进行对比的。
我们之所以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与法国的对比。
我观察了组成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它们的政府通常缺乏首尾一致的计划，对其雇用的人员也不进行连续不断的监督。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其必定常常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将纳税人的钱花费在没必要的事业上。
我发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为了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求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他们开拓通往政权的道路，在他们之间传递幸福和普及知识。它维持穷人的生计，每年划拨百万美元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最不重要的官员也能够享受良好的待遇。即便这样的执政方式在我看来是有用且合理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费用浩大的。
我看见穷人管理公共事务并掌握国家的财富，而我认为穷人从国家的开支中获利，常常使国家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依靠不完整的数据，不想进行大胆的对比，就能够得出结论：美国的民主政府并非像它有时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花费不多的政府；而我不怕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美国人民某天遇到严重的困难，你会发现美国的税收将达到与欧洲的大多数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相当的水平。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腐败和恶习；这些腐败和恶习对公共道德产生的影响
在贵族政体中，统治者有时会走向腐败。——在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往往自行变坏。——在第一种情况中，统治者的恶习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在第二种情况中，统治者的恶习对人民产生间接影响，但其令人感到更加可怕。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互相指责对方促进腐败，有必要对此进行辨析。
在贵族政府中，管理公共事务的都是富人，他们只想获得权势。在民主政府中，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财致富。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贵族国家中，执政者不容易贪污，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
但是，在贵族政体下，由于那些想成为公共事务的领导的人都很有钱，而能够达到目的人通常由于职位有限而为数不多，所以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待价而沽的。[70]相反，在民主政体下，那些想要获得权力的人几乎很少是有钱人，而参加竞争以获得权力的人又非常多。因此，在民主政体下，卖主不少，但买主却几乎不存在，而且要想达到目的，就得一次性收买很多人。［≠这种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在民主制度下，腐败作用于统治者；而在贵族制度下，腐败作用于被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腐化的是公职人员；而在贵族制度下，腐化的是人民自身。≠
因此，腐败按照某种方式对两个政府产生影响，但它作用的对象有所不同。］
在过去的40年里，在法国掌权的人中[71]，有几个人曾被指控为了赚钱而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的官员鲜少有人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是，在法国，几乎不存在某人用钱购买选举人的选票的例子[72]，而这种情况在英国是司空见惯、众所周知的。
［在贵族政体下，人们之所以腐败，通常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在民主政体下，腐败通常是与那些已经获得权力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国家中，腐败对公共财政造成的损害大于对人民的公共道德造成的损害。而在贵族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
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有人用钱购买统治者地位，但我常常发现公职人员的廉正受到质疑。况且我常常听说他们是通过低劣的阴谋或者应受谴责的花招获得成功的。
［此外，必须要说的是，其在欧洲产生的结果不如在美国那样可怕。
大型的掠夺行为仅存在于行政权集中于几人手中和国家负责完成大事业的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中。］[73]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领导者有时走向腐败，那么民主政体的领导者往往自行变化。在前一种情况下，人民的道德受到直接打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公民的良知受到间接影响，但其令人感到更加可怕。
在民主国家中，那些领导国家的人几乎总是面临令人唏嘘的怀疑；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政府来掩盖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因此，他们为仍在同善进行斗争的恶提供了危险的榜样，为隐藏的罪行披上了光荣的外衣。
你会说不正派的感情存在于各个阶层之中，他们往往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力登上王位的；无论是在贵族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都有非常卑劣的人物当上国家的首脑。但这种辩解是徒劳的。
这样的答复不会令我感到满意。在那些偶然获得权力的人的腐败行为中，存在一种粗鄙而庸俗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会传染给大众；相反，即便在大领主的堕落行为中也存在着某种贵族的文雅和庄严气息，往往能够防止其传播。[74]
人民永远不会了解官场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们往往很难察觉隐藏于优雅的举止、高尚的品位、优美的言辞之下的卑劣行径。但是，谴责掠夺国家财富或者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是最微不足道的认为都能够理解而且声称自身能够做到的。
此外，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发现大人物的不道德，而是不道德使人成为大人物。在民主政体下，普通公民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在几年之间变得有钱有势；这种奇特的现象令他们感到吃惊和忌妒；他们尝试找出这个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如何在今天成为有权领导他们的人。把这个人的晋升归功于他的才能或德行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因为这等同于承认自己的才能和德行低人一等。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些恶行中寻找主要原因，并且往往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在粗鄙与权势之间、卑劣与成功之间、实惠与丢脸之间产生了可憎的观念混乱。
民主能够做出什么努力
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的热情。——战争结束时的冷静。——在美国建立征兵制度和海员服役制度的难度。——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不能像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做出不懈努力。
我要提醒读者，我在这里谈论的是遵循人民的真正意志的政府，而不是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没有什么比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专制政权更令人难以抗拒的了，因为，在假借绝大多数的意志形成道德力量的同时，它能够果断地、迅速地、顽固地实现一个人的意志。
很难判断一个民主政府能够在国家发生危机时做出何种程度的努力。
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用共和政体来称呼在1793年统治法国的寡头政治，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75]只有美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现在，联邦已经成立了半个世纪，它的存在只遇到过一次危险，那就是独立战争时期。在这场长期战争开始之时，存在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力的行为。[76]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你发现个人利己主义又重新出现。人民不再向公共财政缴纳税款，人民不再应募当兵，人民仍想获得独立，但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手段面前却步。[77]［≠作为民主国家的唯一动力因素，公共精神的倦怠曾几次使美国的自由陷入危险之中，但国家的本质和幅员辽阔使敌国的征服变成不可能。≠］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期）中写道：
“新增税法只是徒劳，试行一些新的征税办法也只是徒劳，公众的期望均已转变为失望，国库仍然空空如也。民主政府的性质中固有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资金奇缺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容易导致贸易进入萧条而分散的状态，民主政府迄今一再尝试扩大税收，但最终令各州的立法机构意识到这样的尝试是愚蠢的。”
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没有再进行过这样严重的战争。
因此，要判断哪些牺牲是民主制度能够承受的，我们应当等到美国人民也要像英国人民那样被迫将财产的一半交到政府手中，或者等到美国人民也要像法国人民那样必须将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在美国，征兵制度是未知的，应募当兵的人是为了钱。强制招募制度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截然相反，与美国人民的习惯格格不入，以致我怀疑是否有人敢于将它写进法律之中。在法国，所谓的征兵制度无疑是我们的赋税中最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没有征兵制度，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一场大型的陆地战争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人的强制征兵制度。他们也不拥有任何与我们法国的海员服役制度相似的制度。美国的海军，就像商船的海员那样，都是根据自愿原则招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能够维持一场大型海上战争的国家不诉诸上诉两种办法之一。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光荣战斗的合众国就从未拥有大型舰队，而装备为数不多的几艘舰艇所需的花费仍旧是高昂的。
我曾听到美国的政治家承认如果美国不诉诸强制征兵制度或海员服役制度，就很难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迫使统治全国的人民忍受强制征兵制度或海员服役制度是非常困难的。[78]
毋庸置疑的是，自由国家在处于危险之中时通常比非自由国家展现出更强大的力量，但我倾向于认为在贵族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国家中，这种情形尤为真实。[79]
在我看来，民主制度似乎更适合于引导和平社会，或者在必要时作为有力的突击力量，而非用来长期面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大风暴。它的理由很简单。热情虽然能够使人不畏艰难险阻，但只有沉思才能够让他们长期应对艰险。所谓的天生勇敢，也比我们所想的那样更具有心计；而且，虽然通常仅靠激情就能够做出最初的努力，但要将这种努力继续下去全凭头脑的运转。你将一部分珍贵的东西置于险境，是为了拯救其余的部分。[80]
现在，民主往往缺乏的正是这种基于知识和经验而建立的关于未来的准确认识。人民运用感情远多于运用理智；如果眼前的困难很大，令人感到可怕的不是困难，而是不去考虑无法战胜困难而造成的更大的困难。
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的努力持久。
人民不仅不如上层阶级那样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福祸，而且人民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其更能够忍受目前的苦难。贵族虽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耀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当贵族将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其只是暂时丧失了某些财富的享受权。但是，对穷人来说，死亡不能给他带来声望，而令富人感到困扰的税赋往往威胁着穷人的生活来源。
民主共和国在危机时期具有的这种相对的弱点，也许是阻碍欧洲建设这样一个共和国的最大障碍。要使民主共和国在欧洲毫无困难地生存下去，就得在同一时间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中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民主政府必定会提高社会实力；但它不能像一个贵族政府或一个专制君主国那样马上将所有力量聚集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在共和政府的管理下存在了一个世纪，那么你可以认定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加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但在这一个世纪以内，它可能多次因为遭受这些专制国家的攻击而陷入危险之中。
美国民主制度通常显示出的自我控制能力
美国人民只有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对他们的福祉有用的东西，有时还曾拒绝接受。——美国人纠正错误的能力。
民主为了未来而暂时克服激情和压治需求的困难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显露出来。
被奉承者［和谄媚者］围绕的人很难进行自我克制。每当你想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或不便的时候，即使最终目的他们也接受，但最初他们几乎总是予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得到了公正地赞许。但必须补充的一点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在美国，法律对那些因为个人利益而想处处逃避法律的人有利。因此，可以想象的是，一项在多数看来没有实际利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不是难以生效，就是不会被人们遵守。
在美国，不存在与欺诈性破产相关的法律。这是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者呢？不是，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的破产者太多了。在多数人心中，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甚于害怕因破产而受到损害，而且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抱有一种错误的宽容心。
在新成立的西南各州中，司法权几乎掌握在公民自己手中，谋杀案件[81]接连发生。这源于居住在这些荒野地区的居民过于粗野和无知，他们无法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在那里，他们仍倾向于通过决斗获得结果。[82]
有一天在费城有人[83]对我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犯罪行为都是由酗酒造成的，因为酒的价格非常便宜，下层阶级可以随意买酒。“为什么，”我问道，“你们不对白兰地进行征税呢？”“我们的立法者一直想这样做，”他回答道，“但这很难实施。他们害怕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因此，”我回道，“在你们的国家中，饮酒的是多数，而禁酒的则不得人心。”
当你向美国的政治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只会回答：让时间来证明这一切吧；痛苦的体验会使人民清醒，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事实往往果真如此。即便民主制度比一个国王或者一群贵族更容易犯错，但它一旦察觉到错误的存在，就更容易重获真理；因为民主制度的利益通常不违背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不违背真理。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相，而许多国家没能看见失误的结果就已经走向灭亡。
因此，美国人的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明智，而且在于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进行改正。
另外，为了更容易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应当事先使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和教育水平。
我们发现有些民族的初等教育非常糟糕，人民的性格类似于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奇特混合物，以致他们找不到自己不幸的原因，他们屈服于他们不了解的邪恶。
我曾经跨越过原本由强大的印第安人定居的广袤区域，但这些部落如今已不存在；我曾经在残缺不全的部落中生活过，这些部落每天目睹自己的人口逐渐减少，目睹昔日的荣光逐渐消失；我曾听见这些印第安人自己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于走向必然的毁灭。但是，他们自身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就算整个民族毁灭到只剩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只有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
当我们发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在25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爆发的革命之中，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能够看见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天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所处的最自然的状态呢？在这个地区中，社会正在一个深渊底部苦苦挣扎，而仅靠社会本身的努力是无法逃离这个深渊的。
居住在占据了西半球的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人民，似乎固执地想要消灭彼此，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当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会暂时休战，但休息之后，他们会再次变得愤怒。当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实施罪行的时候，我不得不认为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益处。
但是，这两个词语在我的思想中是永远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政体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方法
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在美国的外交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它的优点却很少有人察觉。
我们已经知道联邦宪法将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固有领导权交到了总统和参议院手中[84]，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使联邦的主要对外政策处于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之外。因此，我们不能以绝对的方式说美国在国家对外事务管理方面是民主的。
有两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至今仍在产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
华盛顿写了一封值得赞扬的致同胞公民的信，这封信成为这位伟人的政治遗言。他在这封信里写道：
对我们来说，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规则是，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关系，同他们产生尽可能少的政治关系。至于已经订立的契约，我们必须忠实地履行。但我们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有一套根本利益，这些利益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与我们关系甚远。因此，欧洲必然经常陷入连续不断的纠纷之中，而这些纠纷的原因在本质上与我们没有任何关联。因此，通过人为的方式将我们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者与欧洲为友的联盟和与欧洲为敌的冲突牵连起来，都是很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的受到尊重的立场；当好战的国家不能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它们就不会轻易挑拨我们，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要放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而依赖外国的基地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个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和欧洲人的野心、对抗、利益、迁就或任性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请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我不主张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通用于公务）。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按照条约的本意遵守条约。但是，在我看来，扩充条约是没有必要也不明智的。我们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同盟。
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
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旨在遵循他的格言。当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使自己的国家保持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是绝不介入欧洲的内部纠纷，并将其作为一种学说。
杰斐逊走得更远，他在联邦的对外政策中引入了另一条格言：“美国人绝不向外国要求特权，这样一来他们永远也不会被迫授予外国类似的特权。”[85]
这两种原则因为明显的合理性而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它们使美国的涉外政策大为简化。
可以这么说，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涉外利益，因为它在美洲没有强大的邻邦［它在1812年遭受毫无根据的公然挑拨，为此它考虑拿起武器］。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意志使它没有产生旧大陆的那种激情，联邦既不袒护激情，又不支持激情。至于新大陆的激情，仍然隐藏在未来之中。
［联邦不断变强大；它每年都出现不同之处，因为它的繁荣兴旺具有某些革命性改变。因此，联邦的根本利益每天都在发生改变，其不再是创造持久的关系。对今天有用的关系可能很快就会妨碍它的进程并危及它的未来。］
联邦免受旧条约的约束；因此，它得益于欧洲所有旧国家的经验，但又不像它们那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使过去适应现在[86]；它也不会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这些遗产是荣耀与苦难、国家友谊与国家仇恨的混合物。美国的涉外政策是一种明显的观望政策，它注重有所不为，而非有所为。
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美国在应对国家的涉外事务方面会展现出怎样的技巧。[87]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敌人还是它的朋友都暂时持怀疑态度。
至于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在我看来，在指导国家的外交事务方面，民主政府必定次于其他政府。[88]在民主制度中，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总是最终形成某种日常实践知识和被称为理智的关于生活小事的技巧。理智足以指导社会的日常行动，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中，将民主自由应用于国内事务所产生的好处大于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导致的弊端。但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涉外政策几乎不需要利用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特质，恰恰相反，它需要的大都是发挥民主所缺乏的那些特质。民主有利于国家内部资源的增长，它传播舒适感，发展公共精神，促进不同社会阶级对法律的尊重，这一切只能对国家的外交处境产生间接影响。但是民主很难调整一个伟大的事业的所有细节，它只能制订计划，然后排除一切障碍将这个计划落到实处。民主很少能够秘密采取措施并耐心等待它们的结果。这些是一个人或者一个贵族所特有的特质。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也能够像个人那样拥有这样的特质。
相反，如果你留意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89]，你就会发现这些缺陷几乎不会对国家的外交事务产生显著影响。贵族制度受到申斥的主要弊端是它仅为自己工作，而不为大众工作。在外交政策方面，贵族制度鲜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分隔开。
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于感情而不服从于理智，为满足一时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的倾向，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也曾在美国出现。在那时，就像今天这样，最有见解、最具理性的人使美国人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所在不是介入将要使欧洲陷入血泊之中的战争，而是使美国免受任何损害。
然而，人民支持法国的同情心极为强烈，若不是华盛顿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可能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90]但是，这位伟人以严密的理智去与他的同胞公民的慷慨而轻率的激情，几乎剥夺了他唯一期望获得的报酬：他的祖国对他的爱。多数人曾宣布反对他的政策，但现在全国人民都支持这个政策。[91]
如果宪法和公众当初不将领导国家对外事务的权力赋予华盛顿，那么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从罗马到英国，所有对世界产生过强大影响，曾经设想、遵循和执行伟大计划的国家几乎都是由贵族制度所引导的，而［≠当你在人类活动中发现同样的意志引发的那部分持续性影响≠］你对此怎能够感到惊奇呢？
在这些国家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为它的无知和激情而被迷惑。你发现国王的意志可能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此外，国王不是不朽的。但是，一个贵族机体因为人数过多而不易被说服，又因为其拥有的轻易屈服于轻率激情的人数过少而不易被误导。因而，一个贵族机体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人。[92]
注释
[1]旁注：“≠因此，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能将人们分裂的利益是数不胜数的，但真理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唯一会出现的方法。≠”
[2]“≠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统治者是否具有才干，而是统治者的利益不违背大多数同胞的利益。≠”
[3]作者在此处复述了孟德斯鸠在其作品《论法的精神》的第二卷第二章中提到的论点：最适合当选的人必定依赖于他们的部分权威。为了具备这样的共同点，他们不能忽视有形的事实……但他们能否引导一个事实，知道事实发生的地点、场合和时机，知道如何从中获利？答案是否定的……拥有足够的能力能够认识他人的管理方式的人并不适合自行从事管理。（《合集》）
[4]为什么随着文明的传播，杰出人士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为什么当学习成为所有人的权利，伟大的知识型人才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下层阶级的数量减少，而上层阶级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为什么当大多数人了解政府，而伟大的天才却不再是社会的领导者呢？美国的确提出了这些问题。但谁能够解答它们呢？
[5]“关注物质生活需要的时间较少，而发展人民智力需要的时间则较多。没有这两种顾虑的人与必须挂念它们的人相比，往往具有智力上的优势。”
[6]《思想录》，拉菲马版本中的第390页。
[7]在这里，托克维尔似乎引用了基佐和大多数纯理论家提出的民主政体与代议制政府之间存在的差别；前者摧毁了人们在道德和智力上存在的不平等性并使多数当权，而后者根据理性划分权力。“因此，代议制政府并不是数量上的纯粹而简单的多数，它是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多数，”弗朗索瓦·基佐在《公开课程期刊》中写道。如果托克维尔彻底否定基佐提出的中产阶级才是最有能力的阶级的结论，即便如此，他遇到的问题仍是相同的：如何实施最佳的统治？关于这个存在于政治思想的整个历史之中的问题，托克维尔是这样向路易斯·德·凯尔戈莱解释的：“最合理的政府不是所有相关阶级都参与的政府，而是由社会中最文明、最有道德的阶级进行领导的政府。”（于1831年6月28日写于杨克斯市的信，摘自《与凯尔戈莱的通信》）四年后，就在托克维尔发表作品的第一部分之后，他写信给米尔：
“这不是关于民主的朋友找到方法使人民执政的问题，而是使人民选择最有能力执政的人，并赋予人民足够的权威使其能够指导全部行为而非行动的细节或者执行手段。这是问题的关键。我深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现代国家未来的命运。”（写于1835年12月3日的信，《英国通信》）
但是，托克维尔似乎仅仅复述了米尔就《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部分发表的评论：“最好的政府［……］必定是最明智的政府”（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与理论家的政治思想》，《亚历克斯西·德·托克维尔百年书》。
[8]手稿中写的是“的确”。
[9]手稿中写的是：“人民的代表不知道……”
选举。/
当投票权是普遍的，且当选代表由国家支付薪酬，人民做出的选择就会下降且偏离到离奇的程度。
两年前，在首府为孟菲斯的行政区中，居民们将一个名叫大卫·克罗克特的人选派至国会众议院。这个人没有教育背景，几乎不识字，没有财产，居无定所，终其一生都在狩猎，并靠出售猎物谋生，而且时常居住在森林之中。他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有一定才华和财富的人，但这个人不幸落选。孟菲斯，1831年12月20日。
[10]相反的，批准于1913年5月31日的美国宪法第十七次修正案建立了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制度，其针对已经存在的大致状况进行调整，根据该修正案，二级选举的选民承诺自身将严格按照一级选民在选举中表达的愿望做出选择。
[11]在空白处：“我认为这一小节显然非常糟糕。陈腐的观点。”
[12]手稿中写的是“政客”。作者根据博蒙的建议做出了修改。
[13]民主主义—贵族主义。/
美国立法的不稳定性。
我已在马萨诸塞州（联邦中最稳定的州）的法律中找到证明这种不稳定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
从1803年到1827年，最高民事法院的行政职权经过多次修改，以便正确引导普通民诉法院。参阅《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第一卷第98页。后文包含同样的引文。
[14]这个段落和前一个段落原本属于本书第二部分第七章。
[15]于1787年12月20日写给麦迪逊的信，孔赛伊先生的译本。（q.）
q. 第二个句子与孔赛伊的法文译本略有不同。
[16]在手稿中：“我喜欢这种简单的作风……”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我担心作者对美国的简朴作风的这种钦佩之情显得有点狂热。在过去的欧洲，总是需要一定的排场才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且路易斯-菲利普的简朴作风就像他的恶行那样受到人们的蔑视。作者大胆地宣称自己坚决反对最普遍的观念之一。当你拥有这样的勇气，你至少必须尝试引用事实确凿、人人都能理解的实例来证明你的观点。在第二个段落的末尾处，即在“仅因穿着不合时宜”之后，作者应当引用身穿燕尾服的陪审员比身穿红色长袍的法官更威严的例子。
[17]在空白处：“≠我甚至不清楚在公众的眼中穿着专门服装的官员是否比未穿着专门服装的官员更突出。≠”
[18]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认为应当删除这个段落。如果本书的读者仅是法国人那倒无妨，但由于该作品很可能被外国人读到，我不知道像这样自曝法国人的低劣行径是否合适。”
[19]1835年的版本中没有这个段落。手稿中有这个段落，但措辞略有不同。
[20]公职人员。/
权力较小的公职人员，数量较大，依赖于人民群众，地位的稳定性较低，薪酬较低，以另一种方式发财致富更简单；事实上，除了危机时期，有能力的人很少渴望成为社会的领袖。
专制倾向于使政府变得稍逊一筹，但其能够确保自由。/
在美国，每个需要一定经验和专门知识的职位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谁愿意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得到一个不稳定的职位呢？
[21]手稿中不包括这个段落。但手稿的空白处标有以下注解：“≠选举和反复选举对公职人员产生的影响。普通时期有更多终身公职。例如罗马人因为当选而作好了一切准备。≠”
[22]在这里，我指的是广义上的行政官员，负责执行法律的官员均包括在内。
[23]“将这一节放在探讨多数的专制的章节。专制与专权是不同的。关于这一节，可参阅第3号口袋笔记本的第15页。那里包括了所有的主要思想。寻找示例。”
[24]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是的，在一人统治的专制政府中存在大量专断行为。而正规的民主政府只有自由意志而没有专断，这有很大的不同。我发现作者所描述的专制仅存在于土耳其，尚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达到这种程度。”埃尔韦在其他地方重复了同样的关于专断的评论。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整节内容非常模糊，读者必须留心才能够发现各观点的前后关联。部分原因是作者有时使用了不能准确表达他原本打算表达的意义的词语。从标题来看，专断一词失去意义，因为专断通常被理解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势的行为，以及免受法律处罚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显然不是美国行政官员实施的行为。法律赋予他们的决定权比任何地方都要多。但那里并不存在专断。我建议用行政官员的自由意志代替专断。此外，我不知道为什么作者要大费周章地与我们谈论并非他所探讨的主题的专制政府，以及为什么要用巧妙但抽象的定义来描述一个原本能够轻易描述的真理，以了解美国人赋予了他们的行政官员很大的自由和行动自由，因为频繁的选举消除了所有担心他们会滥用权力的恐惧。
[25]1813年2月27日的法令。参阅《马萨诸塞州法律汇编》第二卷第331页。必须补充的是，最终的陪审员名单根据列表由抽签决定。
[26]1787年2月28日的法令。参阅《马萨诸塞州法律汇编》第一卷第302页。原文如下：
各城镇的行政委员有权在所有酒馆、旅店和零售店的房屋和店铺内张贴［……。——编者注……］所有常见的酗酒者、［……。——编者注……］或者常见的赌徒以及在这些场所中浪费时间和财产的人的名单。上述场所或店铺的所有者在接到通知后仍然允许这些人在他的店内饮酒或赌博，［……。——编者注……］或者再向他们出售烈酒，则将被处以罚金以示惩罚［总数为30先令。——编者注］。
[27]孟德斯鸠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他声称：“没有比接替了共和制政府的君主制政府更专制的当局；因为它发现自己拥有人民的一切权力。”（《罗马盛衰原因论》第15章，选自《合集》）在《共和国》中，柏拉图已经注意到极端的自由之后必然存在极端的屈从。
[28]异文：“<≠……行政事务的进程具有一种奇特的不稳定性。没有人完成他所开始的一切，没有人希望完成他所开始的一切。≠>”
[29]在空白处：“≠民主政府是文明和启蒙的杰作。≠”
[30]“美国立法的不稳定性。它的影响，它的原因。/
“公职人员的易变性。麦迪逊非常巧妙地证明了这种易变性除了具备公认的不良影响之外，还减少了官员的职责。新命题，《联邦党人文集》第271页［第63期。——编者注］。”
“在探讨了选举制度之后，还需要添加一个探讨美国的立法不稳定性和行政不稳定性的小节。以展示为何人们因为没有落实细节就无法完成其开启的工作。如此一来，就像人们所了解的那样，职责被减少，而不是增加。”（《联邦党人文集》第268页［第62期。——编者注］）
[31]关于托克维尔与行政科学，可参阅罗兰·德拉戈发表于《道德与政治科学杂志》中的“托克维尔与行政”。
[32]不用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谈论的民族政府是指一个民族创建的民主政府，而不是一个小部落创建的民主政府。
[33]在空白处：“我想问问古斯塔夫和路易斯，这里的表述是否足够清晰和完善？”
[34]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三册第八章中，卢梭曾断言民主框架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
[35]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在我看来，这整个段落似乎存在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第一个句子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陈述了一个完全不明显的主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非常节俭的专制君主国，比如当今的奥地利、普鲁士。在这个段落中，我最想批评的是你似乎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相对较高的公共开支和财富的来源；的确，后者通常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增加；至于公共开支是否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减少，则是不确定的。你只能说在一个专制政府的控制下，经济结构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一个奢侈浪费的君主可能转变为一个节俭的君主，而这种节俭的君主是不难发现的。因此，我建议修改该段落的开始之处，具体修改方法如下所示：这个原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形，但毋庸置疑的是，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这样，这两个改变被区别开来。
[36]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这种说法能够并且将会引发争议；在大多数国家中，富人还没有富裕到对针对他们的财产征收的税额漠不关心的地步。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真实存在；而在法国存在大领主和大富豪的时期，当税负增加时，意见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些富人。因此，该段落提出的观点仅适用于那些试图与所有贵族阶级相混淆的谄媚者所构成的阶级，但这种阶级包含的人数是极少的。所有地方贵族和富人没有将他们的收入捐赠给需要财政支援的地方法院，而且非常厌恶地看待公共开支的增加。
[37]埃尔韦·德·托克维尔：“不能将‘小额’一词应用于中产阶级。应当使用‘中等’或意义相近的词语。”
[38]在手稿中：“……中产阶级的政府是最节俭的政府……”
古斯塔夫·德·博蒙：“我认为作者陈述这种主张的方式显得过于强硬。但从理论上来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它仅是一个理论。我会将其改为‘中产阶级的政府在本质上似乎是最节俭的政府’。”
[39]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以法国为例，作者的说法是矛盾的。在法国，自从中产阶级掌权以来，没有哪个阶级比它造成更多的浪费，也没有哪个阶级拥有更高的预算。我通过观察发现中产阶级的政府实际上不过是规模较大的小型贵族阶级。它的数量使它属于民主制，而它的傲慢与苛刻又使它属于贵族制，因而这个政府不幸具备两者的弊端。我强烈要求亚历克西再次审视这个段落。
[40]你可以清楚地了解这里以及本章其余各处所提到的穷人一词具有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与欧洲的穷人相比，美国的穷人更容易致富；然而，当你将他们与比他们富有的同胞进行比较时，将他们称为穷人是得体的。（n.）
n.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穷人一词应当被删除；一方面，它并没有呈现出一个足够清晰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与作者想指明的美国阶级所具备的条件不相符。他在后文中谈到这个阶级生活富足，并且总是尽力使自身的想法与美国相结合。没有那个阶级，组织就缺乏统一性。我会用我所说的国家的最后一个阶级来代替穷人。
在抄写员复制的文本旁，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下这些内容：“穷人一词具有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与欧洲的穷人相比，美国的穷人通常更加富裕。但是，如果你将他们与比他们富裕的同胞作比较，他们往往可被称为穷人。”
[41]手稿中写的是“下层阶级”。
[42]代表的原则。/
代表的原则在现代共和国和古代共和国中是截然不同的。
但部分代表原则在古代是已知的。参阅《联邦党人文集》第273页［第63期。——编者注］。
代表制给现代共和国带来的优势，其在共和国的可行性。
它在美国倾向于越来越弱。
选举的频率。权力对人民的依赖性。授权绑定。公众投票。
[43]在手稿中，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标题为“民主政府的公共开支高于其他政府的另一些原因”的小节。
[44]在手稿中：“当贵族统治社会时，它唯一有必要担心的是防止人民起义反对它。”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这个句子虽然真实但显得过于严苛。但是，让我们忘记大革命的暴力行为源自这个事实——这样的真理已经深深地渗入人们内心。让我不再在上层阶级人士的额头上贴上这种对他们而言如此致命的标记。亚历克西让自己疏远这些阶级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此，这个句子必须被删除或是被柔和化。即使删除它也不会对后文造成任何不利影响。那么，这一章节就会以这种方式开始：当统治权被置于人民手中时，改良的精神便延伸到很多对象上。
如果亚历克西实在不想删除它，那么应当将这句话加入其中：贵族往往因不够关心人民而受到指责，等等。那么亚历克西就没有断言和谴责：他只是陈述了一个目前存在于世界中的观点。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此处的评论在我看来是非常中肯的。”
古斯塔夫·德·博蒙：“这里的观点过于绝对，应当做出适当修改。”
[45]在空白处：“这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吗？”
[46]在手稿中，该段落的末尾处是这样描述的：“……赋税通常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而使公共开支在表面上变得几乎无用的文明也是如此。”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此处表述得极不清楚。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文明会使公共开支变得几近无用。”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我也不能理解。”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本章节主要内容存在分歧。但作者没有得出结论，而这将会引发读者的抱怨。他很好地证明了民主政府是而且必定是花费巨大的。但他未能证明该理论的应用是无法避免的。美国民主政府的花费与其他政府相比是否相对较大呢？那里的公共开支更高吗？作者不仅必须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必须解释为何会这样，并举例说明。如果他将在后文就此问题加以说明，他必须在这里指明。以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留下分歧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确如此。”
[47]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生活宽裕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与民主制度的本性无关；在美国，每种私人事业都能够产生较高的收益。如果国家不为下级公务人员制定较高的报酬，那么没有人愿意担任下级公务人员。因此，即便从商会面对艰难的竞争，人们也愿意纵身于商海。
[48]拥有100万居民的俄亥俄州每年只给州长1 200美元的薪酬，相当于6 504法郎。
[49]要让所有人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考察联邦政府各级官员的薪酬就足够了。（u.） 我认为列出类似官员在法国获得的薪酬来与之进行对比，更能够给读者带来启发。
美国
财政部
办事员 3 734法郎
低级科员 5 420法郎
高级科员 8 672法郎
科长 10 840法郎
［财政部］国务卿 32 520法郎
总统 135 000法郎
法国
财政部
大臣的办事员 1 500法郎
低级科员 1 000至1 800法郎
高级科员 3 200至3 600法郎
科长 20 000法郎
大臣 80 000法郎
国王 12 000 000法郎
也许我不应当拿法国作为对比的基点。在民主本能日渐渗入政府内部的法国，你已经注意到议会要求提高低额薪酬和降低高额薪酬的强劲趋势。（v.）因此，财务部大臣的薪酬在帝国时期为160 000法郎，而在1834年已被降为80 000法郎；而财务部主管的薪酬则由帝国时期的50 000法郎降为现在的20 000法郎。
u. 在关于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的各种文章中——我们稍后将就此进行探讨，这类比较比比皆是。
v. “咨询利文斯顿先生，在美国财务部中，除了科员之外是否存在收入更低的工作人员。”
[50]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要求删除这个段落和后一个段落，我将删除它们的原因列于第135页。此外，它们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作者论述的对象不是贵族制度。而且，这两个段落的字里行间带有反对贵族制度的怨气，而这本不应当出自亚历克西的笔下，他应当以公正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
[51]参考美国的预算，就可以了解美国在资助穷人和推广免费教育上花费了多少钱。
在1831年，纽约州花费了1 200 000法郎来维持穷人的生活。而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至少高达5 420 000法郎（参阅《威廉的纽约年度报告》，1832年，第205页和第243页）。
纽约州在1830年有1 900 000个居民，相当于诺德省的人口的两倍。
[52]原来的标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时常破坏或者更改总体论据的原因。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这个部分的标题［这里指的是最终选用的标题。——编者注］在我看来不大恰当，其原因有二。其一，它与前面的章节显得有些矛盾，毕竟前文主要探讨的是民主政府是不节俭的；其二，难点在本章中突然得到解决。我建议将这个标题改为：美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厉行节俭的原因。至于其他方面，本章叙述得很好。我仅就一个不大重要的问题发表评论；作者假设他的读者具备基础的知识。他论述的前提仿佛是读者已经知道美国人既不喜欢奢侈的节日，也不喜欢豪华的建筑物。
[53]手稿中第一个版本的片段：
≠的确，在一个民族的思想和喜好中，存在一股能够有效对抗革命和时间的隐藏力量。国家的这种理性面貌被称为它们的特性，贯穿于它们的所有历史篇章并且存在于社会状态、新年和法律发生的无数变化之中。这是多么奇怪啊！一个民族中最不容易察觉、最难定义的东西同时是这个民族中最经久不衰的东西。除了特性，与国家有关的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而国家的特性只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
[54]在空白处：“≠本节的开头与结尾未能准确呼应。开头包含了国家特性的梗概，而结尾却包含了关于美国人的特性的清晰而准确的评价。≠”
[55]“路易斯的评价使这个章节的观点令人质疑，不管怎样，叙述这些观点的方式显得过于简洁和肤浅。”
关于该部分内容，其最初的版本位于YTC，CVh，第三册第74至80页；其与手稿中的内容存在多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草稿的开头处是这样陈述的：
我知道大家都想将美国的开支与我们法国的进行比较。如果公众没有这样的倾向，我应当不会撰写本章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比较必然是不完整的，自然也是没有意义的，即便它是完整的，真理也不会不言自明。人们只能寻找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希望真理能够从数据中浮现出来。（第74页）
[56]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我认为这里使用的贵族一词是很不恰当的。当执政党的多数是由或大或小的地主组成的，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民主国家中。
这部分内容与前面一个部分有同样的缺点；它使大部分读者想读到实证方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不想要一种赋税，但你没有明确阐述他们想要什么赋税。针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叙述是没用的。但作者至少有必要告诉读者税收的本质是什么，并结合实例论证作者建立的理论的真相。如果就像我相信的那样，美国恰好没有以土地为基础的税收，生产者因而被非常谨慎地操纵着，那么本章的观点将会土崩瓦解，作者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改。我隐约记得自己曾经听说过美国仅有间接税，而我们知道间接税通常都是加于消费者身上的。我认为关税才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
[57]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这个句子在我看来完全是不知所云：人民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价格最普通的消费对象的水平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想法在我看来仍是不合理的。我认为你在这里犯了一个欧洲人几乎无法避免的错误——用人民一词代替低收入人群或者贫民。此外，即便在法国，大多数人民的财力往往高于普通消费对象的价格，也就是说，其有能力购买食品和衣物；而在美国，大多数人生活安逸，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你能够说人民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民自身将被看作消费者。产品的价格越划算，就会有越多的消费对象被人民购买；而当人民喜爱这些消费对象，他们就会对其产生需求。
[58]参阅马歇尔和皮特金的《华盛顿生活》。
[59]参阅孟德斯鸠的《论法的基础》第13册第14章，摘自《合集》第二卷第467页至第468页，以及卢梭的《论政治经济学》，摘自《合集》第三卷第241页至第278页。
[60]粘在空白处的纸片上写道：“≠民主政府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学校、道路，用于维持秩序和改善卫生。≠”
[61]在正文旁边：
≠民主对其代理人显得极其节省。
这是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那时负责制定法律的穷人按照其自身的需求标准制定了为其效力的公务人员的标准。富人眼中的一笔微不足道的数目对于一无所有的穷人来说可能是一笔惊人的数目；他觉得一名领着微不足道的工资的公务人员［V：一个州的州长］仍应当是幸福而令人羡慕的。第二个原因是在民主制度下，负责制定薪酬制度的人数目众多，但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这些酬劳。
民主制度对其主要官员表现出来的吝啬让人误以为它具有一种节俭的倾向。尽管它只为公职人员提供了满足基本生活的薪酬，但是它花费巨资（修建免费学校）缓解需求或者改善人民的福利设施（以帮助穷人）。这更好地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一般来说，民主政府给予统治者的较少，而给予被统治者的较多，这与贵族政府截然相反，那里的金钱.-.-.-.-高于所有阶级.-.-.-.-公共事务。≠
[62]粘在空白处的纸片上写道：“也许应当将这部分内容放置于本章末尾处，将关于道德观念的内容提前。”
[63]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我不认为这个观点足够成熟。在我看来，本章最后一个部分有很大的瑕疵。作者的诚实使他承认美国的几个事实与他提出的理论是相互矛盾的。前文提及的几个未作详细说明的事实也不支持这个理论。在这里，在某些方面，它们与这个理论是相反的。但明智的亚历克西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给他人留下了批评的广泛空间。总体而言，他已经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我对此感到遗憾。在第一卷中，事实自然地推导出理论，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结果。但在这里，理论先于事实，有时理论甚至没有事实基础，这是非常危险的。当作者的观点似乎是一个推论，好比事实的推论，读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似乎并不想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读者。如果作者的观点先于事实，如果作者的观点缺乏事实依据，一切截然不同。这时，作者的理解与读者的理解产生偏差，后者总是不接受或反对作者坚决拥护的观点。我很高兴地承认这最后一个章节论述得很好，而且它包含了一些全新的、巧妙的见解。但这个优点无法弥补缺乏支持理论的事实依据所造成的缺陷。
在我看来，每当亚历克西论述普遍观点时，他必须赶紧将这些观点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这样做，他的作品将失去结构上的一致性，这是思想著作中存在的一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读者瞥见两个目标，但未能准确地区分两者之间的界限和关联，一种产生于内心深处的混乱感迫使他做令他不快的无用功。
我已经认真审视了关于贵族制度的段落是否有必要与关于民主制度的段落进行对比。我坚信这是没有必要的。两者的对比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两者本来就是毫无关联的，因为贵族制度决不在作者探讨的主题之内。作者没有理由、没有必要让上层阶级抨击他。亚历克西被他的天生坦率和豁达之情冲昏头脑，尽管后者使他知道如何将自身置于贵族阶级的偏见之上。当贵族阶级强大时，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恰当的。但目前，我认为他必须放弃这样做。我想我没必要进一步阐述理由了。
在抄写员誊抄的内容一侧，亚历克西写道：“而它（三个无法辨认的词语）它没有（一个无法辨认的词语）像英国贵族那样用国家经费买通某些家族的旁支。”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总体评论。在我看来，这整个章节应当被修改。它探讨的经济问题缺乏充分保障，有几个命题将受到质疑。某些想法是不够完善的。总的来说，我不认为这个章节与前面的章节处于同一水平。在这里，作者似乎未能完全控制他要探讨的主题。
[64]本节不存在于手稿之中，它也没有出现在家人和朋友的评价之中。它似乎是在一场关于共和政府的经济的论战结束之后才被纳入本书的，而该论战大都以美国为例。在1831年9月，政府发言人、警务总监和《英国评论》编辑塞巴斯蒂安·L. 索尔尼尔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国的公共开支与美国的比较”（发表于《英国评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声称美国拥有最昂贵的政府形式并且美国的财政状况必然处于混乱状态。由于此时下议院正着手对即将到来的1832年的财政预算进行讨论，拉斐德发现这篇文章企图通过影响部分政府机构从而影响议会讨论。他征求了詹姆斯·费尼莫·库珀和伯纳德将军的意见，据此发表了小册子，并将这些小册子分发给各个议会代表（《拉斐德将军与他的下议院同僚》）。库珀的来信用英文单独发表（《詹姆斯·费尼莫·库珀写给拉斐德将军的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共开支的信》，也可参阅《两个世界》）。索尔尼尔发表了两篇新文章作为回应：“关于美国财政的最新评论——以此回应拉斐德将军发布的小册子”（《英国评论》）和一封写给同一杂志的编辑的信。在1834年，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财政管理”的文章（《两个世界》），其中引用了爱德华·利文斯顿提供的关于美国财政制度的新的统计数据。科尔塞勒辩称新建数据能够证明美国人缴纳的税款少于法国人。科尔塞勒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托克维尔的注意，因为他在1834年7月21日写信给D. B. 瓦登，请他提供“伯纳德、拉斐德和库珀的小册子”。据此，下述注解同样出现在手稿之中：“伯纳德将军和库伯先生于1831年年中发布的关于美国财政的小册子。我认为拉斐德将军的副官也就同一主题发表了文章。”
[65]在1835年的版本中：“人民的财富由几个元素组成：首先是人口，其次是不动产，再次是动产。
“在这三个元素中，第一个是很容易确定的。在文明的国家中，你能够轻易地获悉公民的准确数量；但另两个元素却不是如此。你很难……”
作者之所以对其进行修正很可能是因为拿索·威廉·西尼尔在1835年2月17日写给托克维尔的一封信中就该部分内容发表了评论：
我不认为人口是财富的组成元素。它也许应当被称为贫穷的组成元素。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富裕或者贫穷取决于他们的数量与国家总财富之间的比例。人口数量减少，而财富保持不变，那么每个人就会变得更富裕。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人民更少，他们将会变得更富裕。我不会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为富裕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巨大的人口数，尽管中国的总财富大于荷兰的总财富，但就个体而言，中国人较穷，而荷兰人相对较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
[66]如你所知，美国人有四种预算：联邦有联邦预算，各州、各郡、各镇也有各自的预算。我在美国停留期间，曾为了解美国的几个主要州的城镇和郡县的公共开支总额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我能够轻易获取最大的城镇的预算资料，但获取小城镇的预算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对城镇开支做出明确的判断。关于郡县的开支，我拥有的资料尽管不够完整，但或许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应当感谢前（m.）费城市长理查德先生，他向我提供了宾夕法尼亚州的13个郡在1830年的预算资料，这13个郡分别是莱巴嫩、森特尔、富兰克林、费耶特、蒙哥马利、卢泽恩、多芬、巴特勒、阿勒格尼、哥伦比亚、诺森伯兰、北安普顿、费城。在183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居民为495 207人。如果你观察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图，你会发现这13个郡分布在四面八方，并服从于能够对整个州产生影响的普遍因素；因此不能说它们不能使我们形成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各个郡的最终财政状况的准确概念。这13个郡在1830年共支出1 808 221法郎，每个居民平均负担3.64法郎。我通过计算得知这些居民在1830年每人专门向联邦政府缴纳12.70法郎，向宾夕法尼亚州缴纳3.80法郎；因此，这些居民为了满足公共开支，每人在1830年向社会提供了20.14法郎。这个结果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限于一个年度和一部分公共开支，但它具有真实可靠的优点。
m. “前”字仅出现在第一个版本之后的版本之中。
[67]那些想要比较美国的开支和法国的开支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拿法国的公共开支总额与美国的公共开支总额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试图将这些开支的各组成部分进行对比。不难证明的是，第二种方法的缺陷不比第一种方法的缺陷少。
比如说，我能够拿我们的国家预算同什么进行对比呢？同美国的联邦预算进行对比吗？但是联邦政府的预算项目比我们中央政府的预算项目少得多，它的支出总额自然也少得多。那么我能够拿我们的各省预算与美国的各州预算进行对比吗？但是美国各州政府通常比我们的各省政府涉及更多、更重要的利益；因此它们的开支自然要大得多。至于各郡的预算，你无法在我们的财政制度中找到任何与其相似的地方。我们能够在各州或各城镇的预算中比较所列的支出吗？两个国家都有城镇支出，但它们并不总是类似。在美国，城镇自行负担几种开支，而在法国，这些开支则由省或国家负担。此外，如何研究美国城镇的开支呢？城镇组织因州而异。我们能够用研究新英格兰或佐治亚州的标准来研究宾夕法尼亚州或伊利诺伊州吗？
不难发现两国的某些预算存在相似之处，但是，由于预算包括的项目总是或多或少存在不同，所以你无法在两国之间进行精确对比。
[68]即使你成功掌握了每个法国公民或者美国公民向国库缴纳的确切税额，你也只是掌握了部分事实。
政府不仅要求纳税人缴纳金钱，而且要求其提供可以换算为金钱的人力。国家招募军队；有了军队之后，整个国家还要负责养活它，士兵还必须付出他的时间，其价值根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或大或小计算。我认为国民军的服役也是如此。参加国民军队伍的人暂时将宝贵的时间用于维护公共安全，这实际上就是向国家支出而自身没有获得任何收入。我已经列举过这方面的例子，我还能够列举许多其他例子。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征收这种性质的税赋；这些税赋由公民负担。但谁能够准确计算出这两个国家征收的总数额呢？
当你想要比较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时，这仍不是让你止步的最后一个困难。有些义务在法国有，而在美国没有；相反的，有些义务在美国有，而在法国没有。法国政府向神职人员支付薪酬，而美国政府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信徒。在美国，国家负责照料穷人；而在法国，国家责令公共慈善团体养活穷人。法国给所有的官员提供固定薪水，而美国允许官员收取一定费用。在法国，国家只要求公民对少数道路提供维护费；而在美国，国家要求公民对所有道路提供维护费。法国的道路对所有旅客开放，他们无须支付任何费用；而在美国有很多收费公路。这些在纳税人负责承担社会开支方面存在的所有差异，使我们很难对这两个社会进行对比；因为，如果国家没有以其名义下令某些费用由公民负担，公民不会负担或者只负担很小一部分。
[69]参阅法国海军部的详细预算，至于美国，可参阅1833年的《国家大事件》第228页。（n.）
n. 美国海军的预算在第290至291页。第228页列有军舰清单；总数为53艘（托克维尔似乎从清单上删除了一艘驳船——一艘有20个划桨的非武装的小型单层甲板大帆船）。
[70]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根据内容可知，作者显然是鉴于英国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并非所有的贵族政体都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不管它是多么无所不能，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还有其他贵族政体，比如意大利威尼斯和瑞士伯尔尼的贵族政体，它们是自给自足的，而人民被排除在外。有人可能会因此而对他提出异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建议他将原文改为“在实行普选制的贵族政体中”。
[71]在手稿中：“几乎所有人……”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在15年的复辟期间没有任何人受到这样的指责。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普遍认为波拿巴王朝的大臣塔列朗先生受到这样的指责，尽管这样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的是他的将军。这样一来，剩下的就是共和国时期的大臣，尤其是五人执政内阁时期的大臣。在复辟时期，大部分大臣在获得权力时都是穷人，在当权后亦是如此。因此，你所说的“在过去的40年里，几乎所有人……”是不合理的。你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在法兰西共和国建立期间或者在法兰西共和国存在期间的人，也就是说，当原本一文不名和贫穷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为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几乎所有这些人，曾被指控……”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在这个段落中，亚历克西所说的一切是不真实的。自从五人执政内阁时期起，几乎所有大臣无疑都是祸害，而旧政权之下的几名大臣更被视为大恶棍。”
[72]埃尔韦·德·托克维尔：“的确，他们很少用现金购买选票，但他们常常将土地或其他利益作为诱饵，这也是一种贿赂，只是方法有所不同。瑟堡的政府候选人曾向15个人承诺同一个地方的治安法官一职。”
[73]爱德华·德·托克维尔（？）：“那么美国不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吗？其次，掠夺一词在我看来似乎不大合适；应当改为大型的侵吞行为或大型的挪用行为。最后，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权力怎么可能集中于几人手中？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个小段落必须被修改。”
这个段落之后的内容，直到本节末尾，都不存在于手稿之中。
[74]“在这里，我混淆了两件事：贪污和挪用。
“有一种贪污是你通过与他人分享利益而寻求获取某种不为你所有的物质。
“有一种贪污是就贿选的候选人而言的。
“有一种贪污是就用金钱买通官员的个人而言的。
“但是，当官员将国库中的款项挪至自己的账户中，这不是贪污行为，而是盗窃行为。”
[75]空白处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有一句话：“被称为共和政体的1793年的寡头政治不过是隐藏在血淋淋的面纱之后的暴政和压迫。”
[76]在我看来，最奇特的事情之一是美国人决定暂时停止饮茶。凡是知道人民普遍将饮茶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的人，无疑都会惊讶于整个民族为此所付出的重大而难以忍受的牺牲。
[77]参阅马歇尔的《华盛顿生活》。
[78]在该页的背面：“≠其就像在法国那样难以建立征兵制度。即便在英国的起源中，强制征兵制度并不存在。然而，不在海军中实行强制征兵制度是不可能之事。参阅加勒廷的观点。≠”
[79]在最初的版本中：“民主政体的第一个冲动通常不是支持邪恶。没有什么比民主的运动更激烈，但这种热情就像是其他所有的激情那样，很快就燃烧殆尽。对于长期暴露于危险之中且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做出巨大牺牲的人来说，这通常是激情和算计的伟大混合物。”
[80]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这整个段落以及前面的内容都阐述得很好，但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自由国家会做出更多努力，因为在那里，热爱祖国的人多于君主制国家；这一点得到广泛认可，似乎民主政体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大于贵族政体，因为作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很好地证明了民主政府是人民与国家最紧密相连的政府；我知道这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我看来，这里的事实似乎与作者和孟德斯鸠的理论互相矛盾。也许作者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做详细说明。另外，后一个段落开始对其进行详细地解释。
[81]在手稿中：“比我们之间的打斗更频繁。”这一表述方式遭到了读者的一致反对：YTC，CIIIb，第一册第107页（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第105页（古斯塔夫·德·博蒙）以及第二册第一页（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82]爱德华·德·托克维尔（？）：“决斗一词不大适合于半开化的人类。你可否改为：多数仍倾向于通过打斗获得结果？”
[83]这里指的是华盛顿·斯密斯先生。参阅乔治·W. 皮尔森撰写的《托克维尔与博蒙的美国之旅》第459页。
[84]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二段说：“经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总统享有缔约权。”读者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由各州立法机关选举，他们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
[85]华盛顿已经提到这句格言，但杰斐逊将它付诸实践，并将它引入了他的国家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之中。
[86]在空白处：“≠美国出现在文明世界之中，它既有青春时期的活力又有成熟时期的经验。≠”参阅托克维尔与拉特罗布先生的对话，1831年11月3日。
[87]在正文一侧：“≠因此我们必须等待，直到事务变得更复杂、更困难，以致其达到能够对美国民主应对涉外事务的能力做出判断的地步。≠”
托克维尔曾在1849年6月至10月期间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这段短暂的经历证实了他所担心的民主政体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劣势（参阅他的《回忆录》）。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斯蒂芬·A. 加勒特的“民主政体与外交政策：德·托克维尔的再次访问”，摘自《弗吉尼亚评论季刊》。
[88]［*］≠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联邦宪法将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固有领导权交到了总统和参议院手中，其在某种程度上将联邦的总政策置于民主制度的日常影响之外。≠
[89]埃尔韦·德·托克维尔：
为了明确区分内部事务和外部事务，添加内部管理一词是绝对有必要的，因此在这里，作者不会因为赞扬他在前文中责备的制度而受到读者的指责。事实上，历史证明贵族制度对外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它仅受国家利益的引导，它之所以在领导国家内部事务时犯下错误，是因为它被个人利益所误导。罗马的贵族在面对平民的时候是专制的。法国的贵族犯下巨大的错误，英国的贵族在50年来也没有变得更明智。
[90]在空白处：“（参阅皮特金的《历史》。）”
[91]参阅马歇尔所撰的《华盛顿生活》第五卷。他在第314页说道：“在像美国建立的那种政府中，无论首席行政长官多么坚定，他也不能长期对抗人民舆论的洪流；而当时盛行的人民的舆论似乎是主张战争。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国会会议上，人们多次发现华盛顿失去众议院的多数。”此外，反对他时所使用的言语也是极端激烈的：在一次政治会议上，有人无所畏惧地将他间接比作爱国贼阿诺德（第265页）。马歇尔再次说道（第353页）：“支持反对党的人声称政府的拥护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顺从于英国的贵族集团，他们想要建立君主政体，从而与法国为敌；这个集团的成员是持有银行股票的权贵，他们如此害怕任何会对他们手中的资本造成损害的措施，以致对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所反对的屈辱都毫不在意。”
[92]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协会保留了托克维尔就法国在美国的赔偿问题和法国外交政策发表的评论（这份文件被错误地归纳于《论美国的民主》的目录之下）。参照利文斯顿的通信以及当托克维尔发表这些评论时利文斯顿尚未离开法国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文件撰写于1835年4月或者5月初，也就是本书第一部分出版后几个月。耶鲁大学的收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文件与本书的手稿有任何关联。也许从负责编辑托克维尔的作品的委员会掌握的文件中能够找出某些关于这篇评价的来源的准确信息。这篇写给未知收件人的文章是费迪南德·德雷尔手稿集中的一部分，尽管合集的目录是由德雷尔自行编辑的（《费迪南德·朱利叶斯·德雷尔编辑整理的手稿合集目录》），但其没有提到托克维尔的任何作品。这篇未经编辑的手稿为威廉·E. 林格尔巴克所用，他在他的评论《美国民主与欧洲实践者》中提到了这篇手稿，摘自《宾夕法尼亚州历史与传记杂志》。
以下是原文：
在这里，首先列出《宪法》的内容，随后我将审视其评论和实践。
宪法第二条第二项是这样阐述的：“［总统］经咨询参议院和获取参议院的同意有权缔结条约，但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出席参议员的批准；并经咨询参议院和取得其同意，他有权任命大使。”
在同一条款的第三项中，你可读到：“［总统］应接见大使和其他公使。”/
评论。
我查阅了三个最受重视的评论。它们是由联邦宪法的三位主要起草人发表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评论，其中包括肯特大法官的评论和斯托里法官的评论。
［在空白处：《联邦党人文集》，第43期至第64期，第二卷。
斯托里的《美国宪法释义》，第556页和第576页］
以下是由此产生的所有学说，我会将我的许可置于空白处。
美国参议院是一个具备双重性质的议会：它既是一个立法机构，又是一个行政机构。在第一种情况下，它的审议是对外公开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其是秘密进行的。参议院的行政机构特质让它与总统的缔约权紧密结合。显然，它同样有权参与谈判，但在实践中，参议院明智地承认总统有权单独接见外国大使，有权开启、指导和暂时性缔结条约。随后其服从参议院的决定，参议院根据自身的观点批准、驳回或者修改它们。
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在美国以这种方式缔结的条约是否仍需服从于国会或者是否对国家具有实际约束力。
众议院在1796年2宣布，当执行某些条款时需要一项法律的许可，根据这项法律，国会有权对协议本身进行审议。同年，有消息称华盛顿拒绝承认国会拥有这样的权力。
据肯特所说，华盛顿的观点似乎成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观点。众议院在1816年也表示它支持华盛顿的观点。
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杰克逊将军说过的话；杰克逊将军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曾经说过如果下议院驳回条约，那么法国将无法达成协议。
根据资料，根据我刚才列举的评论，以及根据我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我很清楚宪法和实践使美国总统成为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唯一代表。外交使节由他负责，所有的说辞和文件通过他到达参议院。
现在，如果杰克逊总统传递的信息——这毕竟只是一个官员发表的声明，表明美国不卷入法国的争端，那么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杰克逊总统作为个体而言，勇敢地冒犯了法国。法国能否至少在这个人给出体面的解释之前，尊重他的决定，继续将这个人作为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唯一且必不可少的中介呢？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名法国人，我都不会这样认为。
在杰克逊总统决定收回他的无礼影射的三个月内，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嚣张。他写给利文斯顿先生的信件表明他十分乐意看见美国大使在拿到护照的那一刻就立即离开法国。
总而言之，我认为议会通过应用法律原则同意将美国与其总统相分离（这并不像路易十五所做的那样），我所说的议会能做的事情无外乎就是声明它只能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一旦各部部长不认可任何与美国总统密切相关的外交人员，它就会被说服，除非总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由于总统的任期将在两年内到期，其只能形成暂时性的尴尬关系。
1. 斯托里先生在第558页中写道：“参议院很少在条约条款缔结之前对其进行审议；那么，条约被提交至参议院进行审批。”
2. 参阅肯特的《美国宪法释义》第一卷第267页。
感谢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协会的许可。
托克维尔在这里引用的《联邦党人文集》可能是法文译本。其分为上下两卷，由布韦松出版，于1792年在巴黎面世。参阅第193页的注解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