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逗留在美国的那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类似于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制度有可能为专制的建立提供一些特殊的条件，并且在我回到欧洲以后我发现大多数欧洲的统治者们已经在利用这种社会状况产生的思想、情感和需求来扩大他们的权利范围了。

这让我相信，基督教国家最终也会遭受到某种压迫，某种同古代国家遭受的相似的压迫。

对这个问题的更细致地研究以及五年以来的不断地思考都没能减少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却改变了。

我们在过去的时代里从来没有看到统治者的权力如此强大，如此绝对，能独自掌管整个庞大帝国的所有的事物而不需要次级政权的帮助。没有一个君主会让自己的人民无差别地服从统一的法律规范，也没有君主会降下身份到每一个人民身边去领导或者引导他们。这样的思想也从来没有出现在人民的脑中，就算人们有过这样的念头，知识的欠缺、行政手段的不完整，还有最重要的身份条件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自然障碍都会很快地阻止这样一个庞大计划的实行。

我们看到在凯撒大帝实力最强大的时期里，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不同民族之间仍有不同的习惯和民风。尽管都处在同一君王的统治之下，不同的地区之间仍是实行分开自治的，有着众多的强大而活跃的自治城市。尽管帝国的所有政府都集中在帝国皇帝一个人手中，并且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主宰一切，但是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生活情况却往往不受他的掌控。

确实，帝国皇帝拥有着无法抵消的巨大权力，可以使他们依照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并且为了满足他们的想法，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这就使得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或者生命。他们的暴政对于少部分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但是这种负担却没有延伸到大多数人身上，并且暴政只会出现在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方面上，而忽视其他方面。暴政是残酷的，但却是有限制的。

看起来，如果在当代的民主国家之中建立起了专制，那这种专制会有另外的特性。它的范围将会更广，也会更为温和，它只会让人们感到身份被降低了，却不会让人感到痛苦。

我确信，在我们所处的这样充满知识教化和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比古代的任何一种统治势力都更容易成功地将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到他们手中，并习惯性地将权力范围更深地渗透进个人利益的圈子中。但是促进了专制统治的平等，同时也缓和了专制的残酷性。我们看到，随着人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平等，公众的民风也变得越来越仁慈、越来越温和。当人民没有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时，可以说暴政就没有出现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如果人民的财富都很平庸，那他们的情感就会很自然地克制，想象力会受到限制，享乐的欲求也会很简单。这种全民的自我节制也使统治者自身受到抑制，也会将他的欲求所带来的秩序混乱控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除了这些来自社会自然状况的原因以外，我还能说出其他许多与本书目的无关的原因，但是我还是想将自己克制在我为自己定下的范围之内。

民主国家在某些混乱的时刻或者非常危急的时刻也可能会表现得很粗暴，甚至残酷。但是这些危急时刻都是极为少见或者很短暂的。

当我想到当代的人激情不太多，想到他们性格温和、富有知识、信仰纯净，想到他们品行和善，想到他们刻苦勤勉和坚定的习惯，以及他们对善与恶的克制，我就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的统治者会变为暴君，他们更多地会担当起人民的指导者的角色。

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受的压迫，与之前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压迫都是不同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记忆中是找不到这样的印象的。我想找出一种表达方式，能确切地表述我因这种压迫而产生的观点和这个压迫本身，但却是一场徒劳。专制或者暴政这样的老旧的字眼都不适合用在这里。这是一件新事物，由于我不能命名它，所以我必须尝试着去定义它。

我尝试着去想象专制将带着哪些新的特点重新出现在世界上，我似乎看见数不清的相似而平等的人为了获得一点点小而庸俗的享乐而忙碌地转个不停，他们寄情于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与群体隔离开，漠视其他人的命运，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他的亲人和好友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人类了。而至于其他公民，他与他们隔得很近，但也视而不见，他与他们接触，但却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只是独自生活，也只为自己而活。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的话，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些人之上还有一支巨大的维护他们安逸的生活和照顾他们信仰的保护力量。这支力量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们照顾到了极致，自身也有着规律性，有远见，也很温和。可以说它就像父辈的权威一样，父辈权威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长大成人，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它只想永远不变地将人们当作小孩来看待。他喜欢公民追求享乐，并且只需要想着如何寻乐就好了。它乐意为公民的幸福而努力，但是它想成为公民的唯一代理人和唯一仲裁者。它致力于保护公民的安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使他们更便利地享受生活，引导他们的主要事务，领导工业发展，指定他们的财产所属，分配他们的遗产。这哪里还会让公民绞尽脑汁，为生计发愁啊？

如此，它就使公民每天越来越少使用，也没地方使用自由的意志了，也将公民意志的活动范围围在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地方，并且一点一点地蚕食公民的自由活动。自由使人们习惯于这些事情，使人们倾向于忍受这一切，更多时候甚至将之视作好处。

在这样将每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纳入自己的权力之手，并按自己的想法对其进行塑造以后，统治政权就将手臂伸向了整个社会。它将整个社会的表面用一张有着小而复杂的，细致而统一的条例的网给遮盖住，使得有着最独创精神和最有活力的人都逃不出这张网去超越大众。它没有破坏人们的意志，它只是将之软化，使之屈服，并引导了他们；它几乎没有强迫人们的行为，但是它却在不断地进行阻挠；它不搞破坏，只是阻碍新事物的产生；它不实行暴政，但是它对人们进行妨碍、抑制，使人变得衰弱、消沉、浑浑噩噩，最后将整个国家的人变成一群胆小的，只知道勤劳工作的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

我一直认为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节制的、温和平静的奴役方式，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地同自由的外在表现结合起来，这样，对于它来说，想在人民主权的阴影中建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了。

我们当代人正不断地遭受两种互相对立的热情的折磨，他们既觉得自己需要人来领导他们，又渴望保持自由之身。无法摧毁这两种对立本能的其中一方，他们便做出努力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他们构想了一支独一无二的、无所不能的保护力量，但是要由所有公民来选举出来。他们将中央集权同人民的主权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一些宽慰。他们安慰自己，认为自己正在受到由自己亲自选出的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每个人都能忍受被链子绑住，因为他看到，握住链子另一端的不是某个个人，不是某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从依赖的关系中摆脱出来了一段时间，指定了他们的主人，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如今很多人适应了这种行政专制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人们认为当把自己的自由交给国家政权时，他们的个人自由就能够得到保证。但在我看来这还不够。对我来说主人的特性是远没有这种服从状态重要的。

但是我不否认，这种制度要比那种将权力集中以后，交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或团体手中这样的制度要好得多。在民主专政可能采取的不同形式中，后一种制度很明显是最差劲的。

当统治者是由选举产生，或者由真正的选举和独立的立法机构监督的，那人民受到的压迫有时会更多，但是这种压迫总是不会让人感觉自降身份，因为每一个公民在受到限制或者感觉无能为力时，会认为自己表示服从仅仅是在服从于自己，他牺牲了其他所有的自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个愿望。

公正地说，我理解当统治者代表了国家，也依靠国家时，从每一个公民身上获得的力量和权利并不只是为领导者服务，也让国家因此受益，个人也会从自己奉献给政府的独立自由中获得一定的好处。

在中央政权极度集中的国家里建立一个国民的代表，是为了减少极端集权可能会出现的弊端，但却不能完全地消灭弊端。

我清楚地看到，如此行事，个人就可以参与到国家大事上来，但是对于小事和私人事务则没有什么影响。人们都忘记了，在小细节上奴役人民才是所有弊端中最为危险的。而至于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如果二者只能取其一的话，大事上的自由是没有在小事上的自由那么必要的。

小事情上的服从每天都会出现，并且每个公民都能无差别地感受到。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绝望，但是它不断阻挠着公民的活动，使其放弃使用自己的意志。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他们的激情，使他们的精神变得衰弱。然而在某些重大，但却少见的事务上的必要的服从，才偶尔会产生奴役的状况，并且只会影响一些特定的人。如果你已经让公民变得如此依赖中央政权，现在又不时地让他们来选出政权的代表，这是不靠谱的。在如此重要但却非常少有的情况下，让人们非常仓促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会起到防止公民一点一点失去自主思考、感受和行动能力的作用的，并且他们的能力水平将因此渐渐下降到人类平均水平之下。

我还补充一点，他们还将很快失去行使自己保留下来的的唯一的重要特权的能力。将自由带进了政治圈子，同时又在行政圈子里增强了专制的民主国家，现在多了许多怪癖。一些只要有点普遍的尝试就能搞定的小事，它们都认为人们没有能力完成，而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反而在一些属于政府的关乎国家的大事上，它们给予了公民们极大的特权。它们时而是统治者的玩物，时而是他们的主人，有时力量比国王还大，有时却比平民还小。当排除了所有的选举制度，仍没找到合适的时候，它们感到惊讶之后又会继续寻找，就好像认为所发现的弊病不是存在于国家的制度里，而是存在于选举体制上一样。

实际上，很难想象完全放弃了自我领导的习惯的人，怎么能成功地选出可以很好地领导他们的人，并且处于奴仆状态的人民怎么可能选举出一个自由、充满活力并且明智的政府。

我始终觉得一个上头为共和制，其余部分为极端君主制的制度只会是转瞬之间就会崩塌的怪物。统治者的恶习和被统治者的低能将很快带领他们走向灭亡。而一个厌倦了自己的代表和自己的民族，要不就会创造一个更为自由的制度，要不很快就会重新臣服在一个独君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