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以前的情况，你就会惊恐地发现，在欧洲，似乎所有事物都无限地加强中央政权的特权，而个人却变得更为弱小，地位更低，也处在更危险的处境上。

欧洲各民主国家也有着同美国一样的普遍永恒的对中央集权的倾向。此外，他们还有美国人所没有的大量的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可以说他们朝着平等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们愈加靠近专制统治。

只需要环顾我们四周并审视下我们自己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在我们之前的贵族时代中，各个统治者被剥夺了或者丧失了他们权力中的一些内在的权利。还不到一百年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掌管司法、征召士兵、组建军队、征收税款甚至制定和解释法律的都是几乎完全独立的个人或者组织。而国家则在试着将这些本属于统治者权力的自然职能收回。政府在所有与它有关的事务中，都不会再在它和人民之间设立中间政权，而是由它自己来处理人民的各种事务。我不是[2]想谴责这种集中权力的行为，我只是把这个状况表述出来。

在这个时期，欧洲仍然存在着大量代表地方利益和掌管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而现在大部分这种地方政权已经消失了，它们要么就迅速地消失，要么就完全地隶属于了中央。在欧洲的整片土地上，领主们的特权、各城市的自由、地方的自主行政权都将被消灭，或者已经被消灭了。

欧洲在半个世纪以内经历了许多场目的完全相反的革命和反革命。[3]但这些行动在某一点上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它们都动摇或者消灭了次级政权。那些在被法国征服了的国家中的地方特权没有被法国废止，但却被击败了法国的统治者们消灭了。这些统治者们摒弃了法国大革命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新事物，只留下了中央集权。这是他们唯一接受的从革命带来的东西。

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从以前的阶级、团体、个人身上成功地剥夺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权利，如今并没有用在建立起一些更民主为基础的次级政权上，而是全方面地集中在了统治者手里。就算是最低等的公民，统治者们也要亲自领导他们的每一方面，亲自处理他们的哪怕最细微的事务。[4]

在旧时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由个人或者团体掌控的，而现在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统治者，在一些国家中，它们还是直接由统治者管理的。国家给饥民提供食物，为生病的人提供物资和住所，为失业者提供岗位的机构，成为所有苦难的几乎是唯一的救济者。

在如今的大部分国家中，教育事业也像慈善事业一样成为了国家的事业。国家从孩子母亲的臂弯中将孩子接收过来，大部分时候是要过来，然后托付给它的代理机构。负责激发每一代人情感和赋予每一代人情感的也是国家。教育机构也如同其他所有机构一样有着统一的规范，其中的差异性，如同自由中的差异一样日渐消失了。

我也不怕这样说，在当今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宗教也面临着落入政府控制的危险。[5]并不是说统治者们热切渴望自己能拥有修订教义的权利，但是他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能掌控教义的解释权。[6]他们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收入，给他们制定固定的薪水，将神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转到自己身上为己用，还将他们收编进公职之中，甚至大多数时候成为他们的下属，以便依靠他们来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7]

但这只是整个情景的其中一个画面。

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张到了古老势力的整个范围，就如同我们看到的一样，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于此，他们还想将权力范围扩大到方方面面，并且如今他们的权力已经染指到了个人独立上。大量的在过去看来是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行为现在也会受到它的管辖了，并且这种受控行为变得越来越多。[8]

在贵族制国家中，政府权力通常被限制了范围，在只与国家利益有着直接可见的关系的公民事务上，它才可以做出领导和监督，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选择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政府好像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个人的不幸和痛苦会损害全体公民的幸福生活，并且有时候保护民众个体也是一种公众责任。

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国家却走上了另一个相反的极端。

很显然我们的大多数领导者们想领导的不仅是整个国家，可以说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对他们统治下[9]的所有个人的行为和个体命运负责，应当引导和教育每一个人应当做出怎样不同的行为，如果有需要的话，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都要教导他们如何获得快乐和幸福。[10]

人民群众也是越来越这样看待政府的了，只要有任何的需求，就会向它寻求帮助，在他们看来政府就像是导师或者向导一样。

我断言，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除了权力更集中以外，没有变得管得更事无巨细。政府权力在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更多地渗透进了私人事务之中，以自己的规范来控制越来越多的私人行为，哪怕是很小的行为，并且站在每个人的旁边支持他，环绕在每个人的周围指导他，甚至凌驾在人的上方约束他。[11]

以前，统治者是依靠土地的岁入和税收来生活。而如今不再是如此了，他们的需求随着权力的增加而增长了。在过去君主们遇到状况时需要新增一门税，而现在他们只需要求助于借贷就可以了。慢慢地，国家因此成为了大部分有钱人的债务人，并将最大一部分的资本集中到了自己手中。[12]

他们对于吸收小额的资本有着另一套办法。

随着各阶级人民的融合，身份趋于平等，穷人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财富资源、知识和渴望。他有了改善自己际遇的想法，并试图靠储蓄来达到目的。这样储蓄每天都在累计无数多笔小额的资本，缓慢但不间断的劳动果实，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如果绝大部分资本都零散地存在的话，那还是无法从中得到收益的。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种情况会诞生一个新的慈善机构，一个很快就会变成我们最为重要的政治机构的慈善机构。慈善家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将穷人们的存款集中起来，并利用这些存款来产生效益。在一些国家中，这些慈善组织与国家毫无关联，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了与其联合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国家中，这些组织已经被政府取而代之，并且政府担起了将数百万个劳动者的每日储蓄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并亲自将这些存款转化为好账的重要任务。

这样，国家通过借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得到钱财，也通过储蓄银行来以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穷人们的每一个铜板。整个国家的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它，涌到它手里。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财富累积得也就越多。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会得到个人的信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才足够强大，才能屹立很久。[13]

因此，统治政权在公共财富上的掌控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人的财富。[14]它是每个公民的领导，很多时候还是公民的主人，而现在，它还成为了公民的管家和出纳。

中央政权不仅独自占据了古老权力的整个范围，还扩大了这个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但是它在行使权力时却比以前更为灵活，更充满力量和独立性了。

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行政之术[15]，它们比以前做得更多，也比以前做得更有序、更迅速，花费也更少。它们时常从个人身上学习知识以提高自己。欧洲的统治者们在各地所设置的权力代表的独立性在日益增强，他们则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来更为直接地领导和监督他们，也更轻松。他们不满足于将所有事务都让代表来处理，于是便插手代理为他们掌控的一切事务。因此公共的行政权力不仅只由一支政权管理，并且这种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同一个地方和少数人手中。政府同时将它的行动也集中起来，这就增加了它的特权。这就是其力量增强的两个原因。

当你对大部分欧洲国家司法政权过去的制度进行考量时，就会发现两件事情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司法政权的独立性和职能的广泛性。

法庭不但能解决个人之间的几乎所有纠纷，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仲裁者。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某些国家中司法机构所夺取的行政权力和政治职能，我只是想探讨下在所有范围内，其所拥有的司法职能。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过去直到现在都仍存在许多个人的权利，其中大部分来自财产权，其财产权被司法机构保护，国家如果没有经过其允许的话是不能侵占私人的财产权的。

正是这种半政治权力将欧洲法庭与其他地方的法庭区别开来，因为任何国家都设有司法机构，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庭都具有这样的特权。

如果我们考量一下如今的被称作自由的欧洲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情况，我们就能发现在所有国家中，除了这些法庭以外，还设立了许多其他不是那么独立的法庭，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仲裁公民与公共行政之间可能产生的纠纷。古老的司法政权仍然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其管辖的范围却变窄了，并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只将它当作个人利益的仲裁者了。[16]

上述的那种特殊的法庭数目在不断地增加，其职权范围也在变大。因此政府可以越来越不需要让另一个权力机构来仲裁自己的意愿和权力了。它不能无视法庭，但是它想至少可以自己选择法庭，并将之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说，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司法机构的表象，却没有其实质了。[17]

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将所有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不够的，它还想越来越靠自己来裁决所有的事务而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和依靠其他力量来完成。[18]

在现代的欧洲国家中，除了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极大地促进了统治政权职能的扩大和其特权的增长的因素，但我们并没有足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平等所促进的工业的发展。[19]

工业经常会将大量的人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在他们之中建立起新的复杂的关系。工业也时常使人们一夜暴富，或是突然破产，公共的平静生活也因此受到威胁。靠着工业盈利的人和投身工业事业的人可能最终健康会受到工业劳动的损害，因此缩减寿命。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被管理、被监督、被控制，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政府的职权也自然地跟着发展壮大。

这条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在欧洲各国中还存在着更为特殊的情况。

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贵族掌管着土地也有能力守护住这些土地。因此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许多保证，土地的所有者们也享有极大的独立。由此产生了许多法律和习惯，而尽管土地被分割了，贵族阶级也垮台了，这些法律和习惯仍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地主和农民仍然是所有公民中最容易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人。

我们历史的所有根源都同样可以在这些贵族制度的时代中找到。在贵族时代中，个人的财富并不重要，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们也总是遭到轻视，自身也很弱小，而工业家们在贵族社会的中间建立起了一个特别的阶级。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靠山，所以并没有收到保护，很多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20]

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工业财富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财富，一种不像其他普遍的财富一样应受保护的财富，并把工业家们看作是社会秩序之外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的阶级，认为他们的独立自主没有任何价值，是一个只要统治者一不合意就能随意丢弃的阶级。但实际上只要你翻开中世纪的典籍你就会吃惊地看到，在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工业总是受到统治者事无巨细地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央集权达到了以往最活跃最细致的程度。

在这以后，世界上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财富便各地开始了发展，包括欧洲。工人[21]阶级也开始扩张，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者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它不仅在数量上，在重要性上，在财富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所有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都和它有着关联，至少某些方面有着联系。这个原先的特殊阶级，现在转变成了主流阶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阶级了[22]，但是它所带来政治思想和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些思想和习惯并没有改变，因为它们存在已久，后来则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现代人的新思想和普遍习惯是非常和谐一致的。[23]

因此工业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增长而增加。工人阶级也没有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减少自己的依赖性，但是相反地，你可以说它将专制统治带进了它的内部，并且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24]

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它对公路、运河、港口及其他可以促进财富增长的半公共的设施的需求也会成比例地增加，国家也会随之变得更民主化，个人也更难完成这样的工程，而对于国家来说却变得更容易。我敢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们会明显地倾向于独自掌控这类事业，这样就能将人民控制在一个更小的依赖关系之中。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需求的增加，它自身也会消耗更多数目的工业产品，这些产品通常是由兵工厂和工厂制造的。如此，每个国家中的统治者就成为最大工业家，他们吸引并雇用了大量的工程师、建筑师、机械师和工匠来为他们服务。

他们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家，还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其他所有工业家的首领，甚至是主人。

由于公民在变得平等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弱小，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在工业中有所作为。而如今的中央政权自然想将这些联合的组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必须承认，这种被称作社团的集体，要比单独的个人强大得多，可怕得多，而为自身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却比个人小得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就算它们对政府的独立性相对于个人来说更小，那在人们看来也是很合理的。

统治者们更是倾向于这样，因为这更合他们的意。在民主国家中，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抵制中央政权，因此，统治者们从来都不会喜欢这种不受他控制的团体。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对这种他们非常需要的团体，却隐秘地持有一种畏惧和嫉妒的情感，这就妨碍了他们维持这种团体。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能力和忍耐力，在人民普遍存在的弱小和不稳定中令他们感到吃惊和担忧，公民们认为这些社团所自由使用的自然拥有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特权。

此外，如今所出现的所有社团，都是一些由新时代的人构成的，在这些人出生的时代，权力早已没有被视作神圣的了，在这个时期，个人权力的观点非常薄弱，中央政权又无限强大，因此这些社团刚产生时就不享有自由，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有几种社团只有经过国家审查了其制度，并授权其成立才可以建立。而部分国家还在努力将这个规定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社团上。你可以轻易地预见如果它们的努力实现的话将会发生什么。

一旦在某些条件下，统治政权有了权利授权各种社团的建立，那很快它们就会提出想要得到监督和领导这些社团的权利，这样这些社团就无法逃避国家给它们规定的条例了。这样，国家在将那些想要联合的人掌控之后，还会想要将那些已经联合成社团的人控制在自己手中，换句话说，就是控制生活在国家中所有的人。

这样，统治者们就将大部分的现今工业所创造的这种新力量占有并作为己用了。工业领导了我们的发展，他们领导了工业的发展。

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我在想要将我的想法解释清楚的时候，生怕分了一点点心，从而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如果有读者觉得我所引用来支持我的论点的例子不足以达到目的或者说例子没有选好，又或者觉得我夸大了政府权力的发展，并相反小看了个人独立的发展脚步，那请将书放下，自己思考一下我向读者们展示的这些东西。请自己认真地考量一下每日在我们之中，和我们之外所发生的各种事，问问自己周围的人，最终考量一下自己。如果读者不能感受到我的引导，走错了路，从而没有到达我想要引导他走向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大错了。

读者会发现，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央集权以各种方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争、革命、侵略都促进了它的发展，所有人都尽了一份力。同样在这个时期，权力以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在人们手中交替更迭，人们的思想、利益、情感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所有人都想以某种方式将权力集中。这种集权的本能就像是人们的生存和思想的千变万化中唯一不动的一点。

并且在读者审视完了这些琐碎的人类事物之后，想要纵观全局时，一定会大吃一惊。

一方面，历史上那些曾经地位最为稳固的朝代都已经被动摇了，或者被灭掉了，人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以暴力推翻他们的统治，消灭或限制了他们领主或者他们统治者的权利，所有没有参与到革命中的国家至少也变得不安定了，同样的造反精神在刺激着他们。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样无政府的状态，或者说国家的动乱中，中央政权在不断地扩大它的特权，权力更为集中化、更为进取、更坚决，范围也更广阔了。公民们随时都处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并且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个人独立的权利一点点地奉献给了政府，这些刚刚推翻了一座王位并将国王踩在脚下的人，却对政府里职位最低的职员都越来越卑躬屈膝，不敢反抗。

因此，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在进行两种方向相反的革命，一种在不断地削弱政权，而另一个却在不断地巩固它。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的政权像现在一样要不过于弱小，要不就过于强大。

但是当你最后仔细地思考一下世界的现状时，你会发现这两种革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因为它们有同一个起源，而随着不同的进程，最后终将达到同一个终点。

我不怕再次将我已经在书中的某些位置提出或指出的东西再重复一次。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不要将平等本身同将平等带到社会制度和法律中去的革命混淆了，人们正是由于这样（把其混为一谈了）才被这些现象惊呆了的。

在所有欧洲的古代政权中，最强大的和最弱小的都是建立在贵族时期，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代表或者维护了不平等特权的原则。为了使平等带来的新需要和利益在政府中占上风，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需要颠覆或者抑制老一代的政权。这就促使他们发起了革命，并且激起了大多数人对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和独立的狂野的喜好，而不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欧洲不会有任何国家的独立在发展时没有伴随财富状况和个人状况的剧烈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大多数伴随着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和人们的肆无忌惮，因为这些变化是国家中的那部分最不开化的人为了反对那部分最为开化的人造成的。

由此就造成了我之前所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趋势。只要民主革命还处在革命热情之中，那些摧毁了与之作对的老旧贵族政权的人，就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独立精神。并且随着平等的胜利变得愈加圆满，他们也将一点一点沉溺于这种平等所带来的自然本性，并巩固和集中中央政权。他们想获得自由以此来获得平等，然而随着平等在自由的帮助下建立了起来，他们想得到自由却更难了。

这两种情况并不总是逐一出现的。我们的父辈就曾展示过如何在一个国家打击贵族权力、藐视国王权力的同时，在国内却建立一个专制的暴政，向整个世界展示了如何在得到独立的同时又失去它。

生活在现代的人会发现老旧的政权正在全方位地垮塌，所有古老的势力都在消失，过去的高墙也在坍塌。这使得那些有才能的人判断力受到了影响，他们只关注到了眼前发生的巨大的革命，认为人类将跌进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但如果他们思考一下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最终后果的话，他们可能又会有别的担忧了。

至于我，我承认我并不相信激励了我的当代人的那种自由精神。我清楚地看到现在各个国家动荡不安，但我却看不到他们哪里自由了，并且恐怕在这些让王位摇摇欲坠的动荡结束以后，统治者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

注释

[1]手稿中的标题为：中央集权是欧洲民主国家最大的敌人（草稿，卷2）。

[2]手稿上写的是：“我根本不是要谴责……”

[3]“我的著作最伟大的源动力就来自这个理念，仍然有些混淆，这个理念表明两次革命运动几乎走向了对立的方向。倾向于将中央力量赋予一种新的开端、新的品位的那个革命将权力同贵族阶层分开……”

“而另一个革命则不断地增加着独裁统治。”（草稿，卷2）

[4]这种个体在社会事务上的逐渐弱化有着上千种存在于世的方法。我将引用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思想。

在贵族国家里，深刻的尊重来自人们的最后的一点意志。有些时候在欧洲古代的人群中会走到甚至类似迷信的地步，社会的力量不仅仅阻碍着将死的人的人性，还将其力量借给他们，它向那些人暴政的是一种永久的力量。（d）

当所有活着的人都变得虚弱的时候，死人的意志就没有那么受到尊重了。在它周围会出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如果意志离开这个圈子，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废止或者控制住它。在中世纪，能让你畅所欲言的力量没有受到过限制。在今天的法国，你不能将自己的遗产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分给自己的孩子。在辛勤劳动付出了一生之后，他们仍然想控制你最后的行为。

d. “在英格兰的属性中看到了一点博蒙的影子，而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意志和遗嘱产生的那个广阔的范围内。《爱尔兰》（L'Irlande）第二卷。”

“民众个体的力量。非常重要的贵族特征明显地表现在与意志相关的东西上。”（随后是本章的手稿，草稿，卷2）

[5]手稿上写的是：“所有的宗教都倾向于成为国教。”

[6]“牧师极为单一的运动。时间的征兆。重读拉科代尔（Lacordaire）。”

“智慧的集中。统一的思想将人类推到了个人独立性最后的避难所里。”（本章笔记，草稿，卷2）

[7]在争论中央力量的贡献的时候，官员的数量代表着中央力量的增加。他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因为政府将自己的稳定性寄托在他们身上，所以在所有的国家里他们都越来越多地替代了贵族的位置。

几乎在整个欧洲统治（权力）的方式可分为两种：通过他们对自己的恐惧来控制公民中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让他们拥有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希望来统治另一部分。

[8]没有什么能够让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感到高兴的了，只有这种描述一种权力集中的画面能做到，简而言之，就是将整个人变得警惕，将其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这在类似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间里看起来是很令人钦佩的，因为我们很耐心，能够享受到它的好处，当我们想要获得更大的快乐时，只需要通过很小的努力就能获得。

［在其一旁写着：也许是因为偶然的原因。］

你能够预测到几乎所有的野心家和能人的思想都认为民主国家包含着能够自己动作的思想，不需要人为地扩张社会力量的贡献，因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在某天引导它。想要向这些人表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会伤害国家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自己就自动集中化了。

在民主国家里，你能找到的就只有非常诚实或者非常平庸的人，这些人都忙于为中央力量设定某种限制。前者很少见，而后者无所作为。

在民主国家里，引导人们的不仅只有他们对于集中全力的品位，也有所有公民的激情。

［在其一旁写着］也许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草稿，卷2）

[9]当所有人或多或少地依靠于彼此的时候，政府只需要领导人群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人就足以让其他人跟随了。

但是当他们处于平等和独立的状态的时候，社会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分散占领，单独地引导民众。

政府的贡献在民主国家要比贵族国家要更为广大和细致一些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我能对同胞所报的希望的思想，草稿，卷2）

在手稿的一份复印件中还找到了同样题目的两段：

集中化。

我刚刚指出的是某种独裁能够将自己附着在民主人士身上的情况，它仍然留在我这里，表明了它能利用的方法。

［在其一旁写着：太过教条。］

我以来历抽象地审视一个民主人士，而我相信要在不身处某个特权国家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当地的知识是更加困难的。没有人有统治的实权。没有人有闲暇、总体思路和开化。

所以长期的教育总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让民主本地化，让民众自治。

但是如果我将民主人士在其存在的某个阶段进行思考的话，那样难度就变得更大了。

［在其旁边写着：当贵族制度刚被摧毁，民主尚未得到训练和评估的时候，该将当地的权力交到哪些人的手中？］

在人群之中，有些通过指导获得了民主的教育，就像英格兰那样，而其他的则是通过绝对权力做到的，就像我们这样。

这就改变了问题的条件。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贵族制度失去其力量的时候，其所有的继任者都准备好接替它的位置了。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都有集权化的倾向。对英国人做出评价，表明他们并非是对好的政府有着兴趣才进行集权的，而是因为对于民主的兴趣才这样做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贵族制度唯一可能的后代就是贵族权力。唯一的问题在于知道它是否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YTC，CVd，第41—42页）

集权化。

集权化是一种政府具有更强代表性的荒谬的说法。当首相在议会中为自己辩护达到六个月的时候，他怎么能有时间来指导所有省份的利益？担忧（模糊不清的文字）它的责任就落到了书记员身上。这样一来，书记员的智慧所提供的保障难道要比当地的行政长官的要更好吗？

1837年4月4日。（YTC，CVd，第31页）

[10]托克维尔似乎阐述的是卢梭的《契约社会》（Contact Social）第一本书第七章那个著名的片段。

[11]一个中央集权，但是行动缓慢喜欢红色带子和文件的政府。

在第二次会话中，1838年3月在赞美了我的政府之后，用他最高的音调，他抱怨道，这个政府的成员并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访问我们政府中所有那些控制他们检查的东西，在红色带子和文件下统统被毁掉了。就好像一个集权的政府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日程行事，也就好像它并非从根本上是喜欢红色带子和文件的。最后的这一点是跟进得最为接近的。

从所有一切都来自中心的那个时候来说，机器的操纵者自己没办法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却一定知道所有一切，他需要大量的消息，以挨个检查手下的雇员。在一个巨大的集权政府里，等级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一个.s.-.-.-的秩序和回应。这些就是必需品。激情更为亲睐红色带子和文件。首相永恒的倾向却是希望做到所有一切，知道所有一切，安排所有一切，这需要更多的回馈。

控制着首相的那些部门有兴趣将所有的一切都引向他，也就是都指向他们。他们拥有跟首相同样的激情，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就像首相一样，能够抑制这种激情的政治或宏观的观点。

所以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自己本职里就是缓慢和喜欢文件流程的。它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在不知晓彼此无穷无尽的文件流程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事务的责任。

爱德华告诉了我某种正确的事情：对于红色带子和文件的热爱在事务越小的时候越是强烈。庞大的事务是在巴黎接受处理的。人们达成了理解，看到彼此都对此感兴趣。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看到彼此，又没人感兴趣的人而言，为了理解为什么公社想要卖出六英尺的土地，这就需要无穷无尽的文件了。（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草稿，卷2）

托克维尔所讲的是对矿区的行政讨论，发生在1838年3月的时候的议会里（参见1838年3月21日的《辩论》）。在Rive-de-Gier矿区的洪灾过后，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在其中要求在征用费用之下，要对矿区拥有者进行危险系数上的测量。各部门反对此项法案，他们通过引用1810年4月21日法律的第七款来捍卫了所有者的权益，这条法律将矿区视为一项公共财产，它的开采和征用都属于当地法律的范畴。更多细节请参照托克维尔的笔记5。

[12]1837年，托克维尔曾请求博蒙给他从英格兰带回各种各样关于苏格兰银行的小册子和消息，用以完成其著作《贫穷回忆录》（Mémoire sur le pauperisme）的第二部分。博蒙搜集的东西让托克维尔确定了自己对于将集权国家视为储蓄的恐惧（《与博蒙的书信》（Correspondance avec Beaumont），OC，VIII，第185、191、193、196页）。

[13]从一方面来讲，对于福利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政府掌控着越来越多的福利资源。

所以人们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趋近奴役。对于福利的需要将他们从参与政府行为中驱逐开去，对于福利的热爱也让他们更加狭隘地依赖于统治者。

[14]“米歇尔·布尔吉的观点（1838年3月23日）思考道：我来这里是想要根据我的政治原则强化超过对于财产原则进行衡量之外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被强有力地捍卫着。这导致了反射，因为看起来似乎所有现代人，不管他们的起点是怎样的，都在统一的原则下联合到了一起，并从那里一起走上了通向共同奴役的道路”（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它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一种源自矿区的讨论的延伸。

[15]这个理论被吹嘘得很厉害，在今天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现在又自我维系（零散的字词），立法和行政力量必须经由检验，要挨个、仔细地检验。这个理论只被用于谈论相关话题，它是圣坛。让我们刺穿它的外壳，让我们大胆地讨论被当作宗教来信仰的东西是什么，让我们看到赤裸的真相并直面它。

从大体上来讲，立法和行政力量必须分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情确实如此。

但是对于国家的救赎和对一个好的政府很重要的是，立法系统和行政力量永远都不能在同一个行动内结合在一起吗？这就是我所怀疑的。你从好的原则开始，但是却将它推到了荒谬的地步。在行政力量行使权力的时候司法力量的介入对我而言似乎经常都是有效的，而有些时候也是必要的，我并不会想象着没有它们自由存在的可能性。

也许这个问题必须让我来做出更加深层次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外，它值得用我对于法国的方法来进行一次特别的、细致的、实际的检验。这对我而言一定是完成这本书之后首先要做的工作。因为我相信我对未来感到害怕的主要恐惧就在这里。行政力量不可避免地会担任更为重要的角色和五花八门的角色的看法是不争的事实。

［在页边处写有：国务委员会（Conseil d'état）很重要，但是这还不够，如果没有新闻自由那么这就没什么意义。］

整个问题在于知道你是否能将自由的承诺与行政力量必要的行为结合到一起。

你无法停止此种力量的增加，但是你能赋予它某种平衡。（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

[16]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趋势：

1. 一种倾向于集中国家中的所有力量。

2. 另外一种倾向于集中行政中的所有力量。

从所有司法控制中解放行政力量的倾向。

对所有人而言，司法力量就像是对个人独立的支持，不管它的贡献在哪个地方减少了，个体的存在都会变得岌岌可危。

我相信，一定就是从这里遇到的那些问题。今天存在着一种要摆脱司法力量控制的明显倾向。（草稿，卷2）

在另一个文件夹中：

法国的集权者将国家一词以某种方法进行利用。这些区别通常会让我们分裂。

他们声称，国家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在我们即将进入的那个时代里必须参与到众多事务中去。人们同意了这种说法。但是国家几乎总是代表着行政权这种东西，在没有立法和司法保障的情况下行事。在这方面我们无法达成一致。

国家在民主人士中也必须拥有大量特权，但是行政力量一定不能在单独行事，不能不受控制，为了得到被拯救的自由以及对于个人而言不在社会力量面前完全消失。

［在其一旁写有：你发现政府毫不避讳地增加着自己的特权，就好像政治的影响力迟早会在后者的头上平息下来一样。我更愿意相信一个拥有众多政治权力和较少公民权的政府比一个拥有较少政治权利和较多公民权的政府相比更能保障在未来的自由。

公民权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词汇对我而言不能产生影响，但是理念却是存在的。］（统一、集权化、独裁统治，草稿，卷2）

[17]手稿上写的是：“……但并非公平其自身。”

[18]关于此点在法国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论点。当在政府和个人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我们拒绝将其交给普通法官进行审判，随后会说不要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为一谈。这就好像说在让政府同时拥有评判和执行的权利这种最为危险和最暴君的形态里，这两种力量并没有混合在一起一样。

[19]1. 导致工业产生中央力量的主要原因是：

（1）工业以及占据政府的工业阶级的属性。

（2）新的商品和人的产生。

2. 特殊的欧洲原因：

对此行业和阶层所有的古老的偏见。

支持这些观点的事实。（草稿，卷2）

[20]“你所看到的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个依赖每天的薪水生存的阶级，他们只能用薪水作为一点一点征服自己独立性和改变他们自己的方法。这个阶层一直存在于世上，但是他的发展却是新兴的。他们数量巨大，已有变得无限大的倾向。”（草稿，卷2）

[21]“我相信实业家必须被理解为所有那些通过诸如铁匠工人、木匠工人和最终的制造者的商业艺术的帮助获得金钱的人。”

“我并不相信只买卖的商人能被归入实业家之中。”

［在其一旁写着：我所谓的工业财产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很清楚地知道实业家是什么，但是工业资产呢？］

“农民当然不能被计算在内，说得更细一些，佃户。”（草稿，卷2）

[22]在页边写着：“民主阶层是卓越的阶层。”

[23]“要统治我们时代的民众，需要新的恶习和美德。”（草稿，卷2）

[24]在另外一处写有：“要保持和产生更多的思想，但是我并不知道在何处和以何种方法来将其加入到我的分类中来。”

“人们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在对抗大量自然敌人的时候人所展现出来的脆弱并不多，这是他服从于某种深藏在其体内的不可见力量的表现。”

［在页边处写着：将“可能”一词放到我能对那些持续不断的东西进行描述的地方，尽管这些东西遭受到了现代社会前进脚步的挞伐。］

人类不管处在什么位置以什么方向，不管他们看起来是走向哪里，他们总是被推着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样的日子已经有数个世纪那么长了。你一会儿看见他们冲向相反的方向，一会儿他们又打破了所有对抗他们的禁锢，他们突破了这种局面，他们又自己停下了，重新走上老路。

有些时候政府会希望强迫他们采纳某种观点以及某种习惯。他们奋起反抗。而在当他们战胜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他们又会做起他们原本想要强迫他们所做的事情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臣服于某种深藏在自己胸口中的力量。

有些时候，要作用于一个人并且控制住他需要伟大的品德和卓越的天赋。也有些时候重大瑕疵也能够让人感到满意。

为了作用于诚实的人并且控制住他，伟大的品德或卓越的天赋就是必要的了。为了在一个堕落的民族身上产生出同样的效果，重大的瑕疵也能让人感到满意。（YTC，CVa，第33—34页）

我将例举几个事实来支撑这个观点。工业财富的源头发现于矿藏中。正如欧洲工业的发展，在矿业产品成为更为重要的利益以及因为平等所带来的对矿区所有权的分割探测到更好的矿脉变得更难之后，大多数的政权都收回了矿业资源的所有权，并且开始对其进行监管。在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上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矿脉是受制于与土地资源同样的责任，也提供了同样的利润，这样它才能进入公众的领域。对它们进行勘测或做出让步的是国家。所有者们被变成了使用者。它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关权力，从而，国家能够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对它们进行引导。它为它们制定规章制度，作用在它们身上，将其受制于某种习惯性的监控之下，如果它们反抗，行政法庭就会剥夺它们的权力，公众管理会将它们的特权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这样，政府能控制的就不仅是矿脉，还将所有的矿主掌控在它的手中。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对老旧矿区的开采增加了。新的矿区也打开了。矿区的人口得到了扩张变得更多。每天，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进行扩张，并在其仆人身上流行开来。（y.）

y. 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

与吉尔矿区相关的讨论（1838年3月）刚好让我得出了下面的这些想法：

新世界将看到不断增长的关于工业资产的争论。它才是一种新型的、杰出的财产，是民主的财产。

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政府通过掌控方向和对这种财产的管理，在这种财产不断发展的时候就会对其影响产生相等比例的争论。这个并不需要任何托词甚至是理由。

［在其页边上写着：开始的时候展示政府其自身将是怎样变成一个巨大的实业家的，是怎样经营庞大的工业企业的，与此同时又是怎样变成所有其他实业家的主人和引导者的。它通过庞大的企业和中央银行将所有的工业资本都吸引到一起来。］

第一个原因是这种财产在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刚刚诞生不久，被所有的其他人都通过陈旧的观念进行保护并且允许自己得到更多的调节。

但是我想要对一些更细的原因进行更细致的阐述。煤炭、铁矿和其他矿石从宏观上来讲都是巨大的商业财富的源头。有钱人都是正式世袭下来的。最顶端的拥有对最低端的所有权。政府用自己那套似是而非的原因声称财富应该是国家的而非个人的，将拥有这些财富的人赶走，除非他有利用的价值，它才会对他们进行授权（1810年法令）。在许可权实行的以来产生了巨大的权力滥用现象。政府宣布对新的拥有者们负责，那些人在它眼里不过是特许经营商，它能够尽情地利用他们，做自己所指示的事情，否则它就会收回许可权将其转给他人。1这个拥有或者开采矿产的巨大的人群不断增长着自己的数量和最为重要的重要性，他们变得只能做那些行政代理人所允许他们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政府并不拥有矿产，但它拥有矿产的所有者们。

1. 如果司法力量在此处介入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合理而且公正。它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存在着的恶。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绝对的和不断的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以及国家繁荣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行政没有介入到这种商业财产中来的话，民间的繁荣就会碰到危险。而如果只有行政力量的介入的话，自由就会碰到危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

再来一个例子。河岸上土地的所有者们并不同意自己保证对河岸进行处理。政府强迫他们联合在一起以便一起做一些必需的工作。没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但是政府引导这个联盟强迫它拯救这片区域。这样它就将所有住在河岸上的人握在了自己手中。但是这却和我所想要的商业财富渐行渐远。

［在其页边上写着：波拿巴在1810年曾说过，凭借着大量的障碍，你让法兰西朝着暴君又跨出了一大步。你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房屋主人拒绝他的计划而让一栋房子的修建计划搁浅。他还补充道：特许经营人的财产在他同意放弃的时候必须被掠夺。从这一点来看，矿产和农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拿破仑并未否认特许经营者要受限于某些条件，他只希望人们对这些条件不会提出任何的异议，也不会要求对许可造成的损失索求赔偿。法庭会判罚，他说，这些特许经营者，就像在其他的合同中所做的那样。］

在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的商业企业，它们无法在没得到社会力量、政府或是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得以存在。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必须摧毁某种财产以及必须对某种公众需求，比如修路、运河、桥梁、港口等，做出回应的庞大工程身上。这对于矿产方面的争论也有同样的意义。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宣布自己拥有引导权力，如果某人不遵循它的引导就会被剥夺权利。而在这些社会力量中，政府是唯一一个拥有不混合立法和行政力量的权力，也只有它能够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合在一起。

在英国，能够授予权力的是它的议会。参见西蒙所著的关于伯明翰铁路的那一章。

这样，除了那些它所拥有的通过它的代理人进行修建和引导的运河、道路、桥梁之外，它还是那些拥有、建造或是引导其他东西的人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