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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也就是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飞诏皇太子前往东都，一方面便于管教，另一方面高宗当时已经病危，也有交代后事之意。

李哲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因为他的老师薛元超在长安也病得不轻。

没过多久，身为帝王师的薛元超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去世了。如果放在几年前，薛元超的去世一定会让武则天感觉痛失英才。

时过境迁，眼下武则天的智囊团早已人才济济，不缺一个薛元超。

薛元超这辈子活得也挺辛苦，先是削尖脑袋依附于李义府，结果李义府垮台，自己也落得被贬外放，接着又抱上上官仪的大腿，结果上官仪因为废后事件而掉了脑袋，他也跟着倒霉。

历尽磨难，终于靠上武则天这棵大树。凭着自己一肚子的锦绣才华和过人的谋略，扳倒了章怀太子李贤，才得以重用。

跟随皇太子赴东都的还有宰相裴炎。现在众宰相中唯一对武则天不以为然，而武则天还有所顾忌的只剩下老臣刘仁轨。刘仁轨已经八十多岁，无法再全身心地投入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一天没有离开，他还要有事没事在眼前晃悠，让人看着难受。

武则天将其留在长安，辅佐皇太孙留守京师。

高宗皇帝不是想立皇太孙确保李家天下吗？那就让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臣去辅佐那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吧。一个走路都不稳的孩子能翻得起什么风浪？

现在皇帝、皇太子和除刘仁轨之外的所有宰相，都已聚集到了洛阳。至此，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 

裴炎到达东都，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程务挺和张虔勖投靠了武则天，分别出任左右羽林军首领。武则天渴望掌控政权和军权的梦想，终于得以全部实现。

有生以来，武则天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强大。广袤的天地从东都洛阳的丹墀翠辇延伸开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那些曾经嘲笑过她一女侍二夫的名儒，那些轻贱过她不过是暴发户之女的清贵，现在都臣服于她的脚下，脸上写满敬畏和惶恐。

武则天冷峻的目光像刀锋划过每个人的面庞，她仿佛能从中看透有多少真心与假意。华贵的裙裾默然拖曳过冰冷的长阶，她现在距离权力的巅峰，只差一步。 

她长期缠绵病榻的丈夫，那个叫李治的男人，现在已经快要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是他陪伴自己度过三十年惊涛骇浪般的岁月，是他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人非草木，又怎会没有一点感情？

只是武则天不会知道，即使再次重生，一切可以重头来过，她也无法再寻回原来的自己。纵然是三十年相濡以沫共度患难的夫妻，他也并不清楚妻子此刻的雄心壮志。他回不去了，她也回不去了。

随着高宗病情的日益恶化，武则天行事越发谨慎小心，现在连宰相也无法轻易见到皇帝了。高宗皇帝身体状况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牵扯着武则天的神经。每一次诊病，武则天必然亲临现场。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的身体越来越差，随时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

武则天对高宗的身体状况还是充满信心的，这几十年来，死去活来都折腾好几回，胆子都被吓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说，武则天希望高宗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自己好上位，那他就是不懂政治的。

武则天根本没有必要急于让高宗李治先行死去，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参政二十三年，和高宗并称二圣也将近二十个年头，号称天后也快有十年，她的权力一直稳中有升。这时候的高宗李治根本构不成她权力上升的障碍。

虽然中间有过废后的一时激愤，但夫妻总归是夫妻，别人想在中间插一杠子，基本上很难。

武则天还有个特浪漫主义的想法，就是想和高宗皇帝携手再举办一次封禅大典。她念念不忘当年自己带着一帮后宫妃嫔封禅泰山的无限风光。

泰山封禅大典是高宗帝王生涯里最辉煌最美好的人生记忆，作为当年登临神岳的同行者，武则天深知泰山封禅在李治心目中的位置，那是向普天生灵宣彰帝王功德的颂歌，在高山之顶俯瞰苍茫国土聆听百鸟啼啭，是君临天下者最为淋漓的一场极致体验。

当然那美妙绝伦的时刻，也成了武则天在洛阳宫之夜最具诗情的梦境之一。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欲往嵩山再度封禅。高宗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武则天响应。她计算着泰山封禅以来的匆匆流年，她说：“十五年来国运昌盛、百姓安泰，这是东岳神山的保佑和庇护，陛下如今再往嵩山封禅，上苍或许会再赐大唐十五年的太平盛世。”

洛阳离嵩山不远，就近搭台唱大戏，武则天就在嵩山之南筑起了一座“奉天宫”。

“奉天宫”还没落成，就有人站出来反对。谏言者是监察御史李善感。那些谏言者大多有着多愁善感的潜质。

李善感不同意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这几年灾害连绵，民不聊生，突厥人三天两头骚扰边境，帝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升级。朝廷还要劳民伤财地大搞形象工程，这种不顾天下黎民死活的做法太让人失望了。李善感没有绕弯子，直来直去，有一说一。

有官员说，李善感这种当面让执政者下不了台的直谏，在朝堂上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听到了。轰隆一声响，群情振奋，史称此谏为“凤鸣朝阳”。

2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正月，天皇与天后视察了刚建好的奉天宫。他们很是满意，于是开始筹备封禅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十月秋高气爽的天气，天子圣驾仿照多年前封禅泰山时的仪式和行列，浩浩荡荡地离开洛阳宫。有心的官员已经看到龙辇上的皇帝了无生气，那感觉像是霜打的秋叶。官员们的心为之一紧，他们不得不为皇帝的健康而心生忧虑。

武则天虽然难掩兴奋，但她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私下反复交代太子李哲，嵩山并不遥远，可你父皇的病体令人担忧，路上要随时做好歇驾停宿的准备。

到了奉天宫，高宗的病症迅速恶化，头痛欲裂，几近失明。参与封禅的大队人马只好沿原路返回，封禅大典推延至来年春暖花开。太子李哲惊异于母后先知先觉的能力，她的所有忧虑后来都一一被事实所印证，父皇果然在封禅途中一病不起。

武则天急召御医秦鸣鹤前来诊疗。秦鸣鹤仔细观察高宗的症状后，马上作出诊断“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所谓风毒上攻，就是脑部血管压迫到视觉神经。所以，只要适当释放脑部淤血，便能恢复视力。

秦鸣鹤并非中土人士，是来自大秦的景教教徒，即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信徒。秦姓来自于大秦国名，鸣鹤则是圣经中十二使徒名的叙利亚语读法。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其教徒在初唐时期大量涌入长安。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接见景教教徒，允许他们在长安建造寺庙传教，这是基督教来华的最早文字记载。随着大批景教教徒来华，希腊、罗马等异国医术也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

隋唐时期的包容性极强，包括对宗教的包容。天竺佛教、波斯祆教、摩尼教等异国宗教都到大唐地盘来争夺信徒。景教也是在此时传入，面对这样的激烈竞争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医助教就成了他们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大法宝。

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义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外科手术。唐人对景教教义兴趣不大，对他们的医术倒是推崇备至。据说，为失明的患者实施开颅手术，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就是秦鸣鹤要给高宗动手术用的这一招，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玄乎得让人没办法理解。

时人都认为大秦神医是用刀劈开病人的头颅，把里面的小虫捉出来，病人便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美其名曰“开脑取虫，以愈目眚”。三国时期的华佗也会，曹操头疼，华佗就建议开颅。可惜曹操生性多疑，反而将神医给杀了。

其实这不过是来自于古希腊医神希波格拉底流传下来的治疗失明的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以这种方法治疗，便可治愈。”

听说秦鸣鹤要拿针在高宗的脑袋上直接放血，武则天在帘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指着秦鸣鹤，怒道：“此人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乎！”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武则天隔帘骂褚遂良的场景:“何不扑杀此獠！”

躺在床上昏沉如植物人的高宗发话了：“医生谈论病情，不应该怪罪。我头疼得实在是受不了。我已经决定了，秦太医，你尽管施医，不要再有顾虑了。”

高宗头痛难忍，死马权作活马医吧。既然皇帝开了金口，也就打消了秦太医的顾虑。他取出绣花针，针刺“百会”和“脑户”二穴。也就是一炷香的工夫，高宗开口说话了。

御医秦鸣鹤大胆而独特的针灸泻血术使高宗的双目恢复视觉，武则天重重赏赐了秦鸣鹤。秦鸣鹤怀着忐忑的心情接受了武则天赏赐的百匹彩帛，但他从皇后那双冰冷的目光中感受到的却是一种质疑。

武则天不相信一根银针可以拯救高宗日益枯萎的生命，她不相信御医，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无论如何，她要让高宗安然返宫。

武则天的命令强硬之中又透出非凡的理性，她说：“我不求起死回生的灵丹仙药，但要你们保证让天子安然回宫。”秦鸣鹤等四名御医后来免于责罚，是因为高宗没有像人们所忧虑的那样驾崩于驿路上。

高宗回到了洛阳宫，但秦鸣鹤的神针对病入膏肓的高宗已经无济于事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皇帝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中国有句老话，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秦鸣鹤医术再高明，也只能救一时。

高宗返回东都，官员们闻讯组团汇聚在天津桥南拜迎，为高宗祈福。

这一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百姓踏着冰雪在洛阳宫前的街市上聚集或奔走。为了祈祷天子染疾之体早日康复，在武则天建议下，大唐年号再次更改，永淳改为弘道，也就是要弘扬道家宗旨，希望上天能够体恤苍生，为病榻之上的高宗皇帝冲冲喜。

诏书里还特别肯定了武则天的政绩，说她“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

官员都能体会到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为稳定自己身后的局面造舆论。不能等到他两眼一闭离开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寡母任人欺负。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高宗皇帝对武则天的最后一次眷顾。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宫里传出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高宗天子将亲临洛阳宫正门则天门，向洛阳百姓宣读大赦天下的诏书。但在皇帝被扶出宫门后，却因气逆不能上马，只好被抬上门楼。

当洛阳百姓看见面目浮肿的天子出现在则天门的门楼上，群情振奋。天子宣诏的声音细若游丝，淹没在臣民们虔诚的欢呼声潮里。虽然他们无法清晰地看见天子脸颊驻留的回光返照之色，但是他们依然庆幸能够有机会亲睹天子龙仪的瞬间。

当高宗李治吃力地宣读完诏书，身边的大臣们关切地围拢过来，那张让他心折千次又心死千次的熟悉面孔，再度映入他的眼帘，仍然是她，他的妻子，大唐的皇后——武则天。 

当然是她。除了她之外，他还能奢望看见什么人呢？高宗李治只有苦笑连连的份。 

3

唐高宗李治又回到了他赖以生存的病榻之上，只有那里才是属于他的真正归宿。外面人群的欢呼声如海浪般将他淹没，天后武则天安静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咱们老百姓，今天高兴吗？”他轻声地问着皇后。 

武则天流泪答道：“皇上大赦天下，老百姓没有不感恩的，没有不高兴的！” 

“百姓高兴就好，我的生命也该走到尽头了。”高宗李治深深地叹息，“天地神祇如有灵，愿能延我一个月的寿命，让我能生还长安，死亦无憾！”这是史书记载的高宗李治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

在生命的终点，高宗李治想到的是能够活着回长安。可是现在的他已经回不去长安了。弥留之际，他也只能在恍惚而忧伤的回忆中静静地遥望着长安。当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烟云和人世沧桑从他的眼前如电影画面一一飘过，他无力地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有抓住，最后只有无力地垂下了手。

当晚，高宗急召宰相裴炎入贞观殿，口授遗诏，指定他辅政。后事交代完毕，高宗于当晚驾崩，享年五十六岁，时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四日。

这一年，武则天六十岁，太子李哲二十八岁。高宗驾崩，武则天也随之成为太后，高宗时代正式结束。

对于高宗之死，武则天是十分悲痛的。追昔抚今，一幕幕如烟往事在眼前浮现，一切恍若春秋一梦，梦醒已是华发初染心事苍茫。

在高宗灵驾返回长安之前，武则天亲自撰写悼文《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瞻白云而茹泣，望苍野而摧心。怆游冠之日远，哀坠剑之年深。泪有变于湘竹，恨方缠于谷林。念兹孤幼，哽咽荒襟。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顾慕丹楹，回环紫掖。抚眇嗣而伤今，想宸颜而恸昔。寄柔情于简素，播天声于金石。”

文字饱含情感，可谓字字带泪，寄托了武则天的眷恋和哀思，不像是硬着头皮做出来的官样文章。高宗皇帝虽然不是一个明君圣主，但是他对武则天的情感是真挚的。

虽然高宗在韩国夫人母女方面做过令武则天伤心之事，但武则天还是谅解了他。

他们相处的三十年，高宗在情感上并没有如其他君王那般到了泛滥的程度，他视武则天是他唯一的妻子，这在君王制度下是极其少见的。

高宗走了，从她身边永久地离去。坚强的武则天突然像失去了精神支柱，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后宫，武则天感到可怕的孤单，那个硕大的龙床和龙椅上空空荡荡，那个陪伴她三十多年的虚弱但不失英俊的男人永久地去了。

她的几个孩子除女儿外，都对她没有温情，甚至没有情感，被皇宫的制度隔得很遥远。如今，能体贴她的唯一的女儿也嫁与他人，住进了驸马府，也被皇家制度隔离着。这使她陷入孤独伤感和自怨自艾之中，无法自解。

当她还是太宗才人时，太子李治就向她投去热情的目光；当她在感业寺枯守青灯时，又是高宗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臂，把她从绝望中带回恩宠加身的后宫；高宗还帮她击败了众多的对手，让她参与朝政。没有高宗，她不可能当上皇后，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武则天枯坐于高宗灵柩前守灵三个昼夜，其间未曾合眼休息，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武则天最为溺爱的太平公主哀求母亲下榻时，武则天说：“我现在不能入睡，我在细想许多家国之事，你是不懂的，你的兄弟们也是不懂的，你们可以高枕无忧，而我做不到。”

当身受天子临终之托的侍中裴炎前来劝时，武则天突然大放悲声：“天子既去，社稷已在飘摇之中，大唐前程就仰仗裴侍中你们这些重臣了。”

武则天打破了历代皇帝的陵墓前不竖碑的惯例，专门为高宗皇帝树立了一块巨型石碑。碑石取自西域于阗，高七米多。碑身有七节，榫眼扣接，连为一体，俗称“七节碑”。碑文《述圣记》由武则天亲撰。武则天在碑文中，将永徽以来的所有政绩，统统归功于高宗。

高宗时代结束了，但接下来该是谁的时代呢？当然是高宗的皇子的时代，也是武则天儿子的时代。但是武则天对自己的这两个儿子毫无信心，这也是她在悼词中说的，“念兹孤幼，哽咽荒襟”，“抚眇嗣而伤今”，这也的确是她的心声。

李哲和李旦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们的气魄与学识连高宗也不如。

高宗有她这个贤内助在旁辅佐三十年，才能够有今天的局面。有谁能够帮助她这两个儿子？念及此，她不由得“哽咽荒襟”。

高宗临终嘱托，让侍中裴炎成了宰相中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也由此卷入了帝国高层政治的斗争旋涡。裴炎说：“天子遗旨令微臣忠心辅佐太子，但朝政之舵还需圣明的天后把握左右，这是天子遗旨，这也是大唐永保太平盛世的保障，微臣对此坚信不疑。”

此时的侍中裴炎是武则天最为信赖的政治伙伴，裴炎从高宗皇帝手里接过的遗诏，玄机暗藏。日后大唐政坛的诸多波澜，都是从这里荡开涟漪，最后泛滥成灾。

高宗留下的遗诏，如果去掉那些自我标榜的华丽辞藻，其实就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太子即位事不宜迟。让太子在自己的灵柩前即位，自己的葬礼即是新皇的登基大典。

二是武则天要逐步淡出，不能一直把持权力。新皇帝执政后，“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所有的玄机都落在第二条上，这句话貌似抬高武则天的地位，实则不然。其实高宗在临死前，内心深处是有挣扎的。一边是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皇后，一边是大唐的百年基业。他想左右兼顾，可又谈何容易？为难归为难，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凭着多年的夫妻情和战友情，高宗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和执政能力颇为信任。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来，他和武则天既是夫妻，更是战友，两人携手在黄金时段演出了一幕幕夫妻档的好戏。他看着当初那个泪眼婆娑的武媚娘由弱变强，由强变刚。一个女人被时局淬炼成了一个政治老手，一把锋利的刀。

既然高宗如此推崇武则天的政治表现，却为何不直接将其推向临朝称制的位置，然后等条件成熟再还政于嗣君？

高宗后期因为病情趋于严重，武则天俨然就是皇帝助理。这种权力塔尖上的双人舞，让帝国的官员早就心忧不已。太常丞李嗣贞曾经劝谏：“祸犹未已，主上不亲庶物，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将权与人，收之不易。” 而深受高宗信赖的尚书左丞冯元常也曾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天皇虽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但是这些官员的话还是让他内心有所震动的。

高宗对官员提出的这些意见还是认同的，无奈一天到晚和病魔做斗争，哪里还有精力腾出手来压制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高宗皇帝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这道遗诏上留了一手。

但是高宗哪里会晓得，这一手会成为武则天日后迅速上位的助推器。

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不需要劳烦天后了。

高宗皇帝想借死后皇位更替的机会，解决生前未解决的问题。他想让武则天从此从台前走向幕后，直至完全退出权力舞台，让自己的接班人新皇李哲能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