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哲从来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了他而已。

这一点连李哲自己也这么认为，更不要说武则天和那些朝臣们。三年半的太子生活，让他不胜其烦。不要以为谁都想要当这个皇帝，那会没有一点私人空间，天天与一帮老谋深算之人斗法。

李哲就算再不济，也得赶鸭子上架。太子已经三易其人，再换就不利于安定团结。况且四皇子豫王李旦的年纪还小，又没有特殊的功绩，没什么可立为太子的过硬理由。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皇帝才提出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原则，这是迫不得已的制衡手段。这也是高宗考虑多时，在临终前与裴炎定下的基调。从中可以看出高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对武则天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他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

聪明如武则天，又怎会解读不出这道遗诏的奥妙所在？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只是一个挂名太后。她内心的失落可想而知。以她的性格和二十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手。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甘当配角的人，高宗皇帝驾崩以来，她没有一天不在考虑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退，显然不甘心；进，则要尽快获得独立的执政权。虽然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么做。只要她一句话，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但她没有选择这么做，她要收服的是天下人心。

武则天不愿意公开违背高宗的遗诏，对死去的高宗，她是有所顾忌的。

如果我们这时候回头看，在高宗皇帝执政的最后日子里，武则天的野心并没有大到篡国的地步，她对与高宗的夫妻档的模式还是很满意的。

对她来说，她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已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她并不想冒险打破这种格局。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的身体能尽快好起来。

因为高宗一旦撒手西去，形势将有怎样的变化谁也摸不准，搞不清。包括自信满满的她，心里也不免忐忑。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这一次，她绝不会再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高宗皇帝在与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会在这时候突然插上了一杠子。

这一杠子直接就撬动了大唐的根基。裴炎这一杠子是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亮出的，他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有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应该发号施令。

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太后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门下省执行。

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建议，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裴炎就这样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他的这个建议，其实并无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

更让朝臣们不解的地方，裴炎的这一建议与高宗遗诏的内容正好是相反的。高宗遗诏中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武则天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然后呈报武则天，再由武则天发话。

武则天发出的“天后令”又是下达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好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是设在门下省。

这样形成了一种什么状况呢？大唐的政令由武则天和裴炎共同把持。

所有的人都嗅出了山雨欲来的气息，所有的人都在静观其变。本来高宗皇帝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自己和武则天瓜分了最高权力，刚刚继位的新君竟然完全被架空。

高宗皇帝的一句遗言，让武则天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又让她精神为之一振。裴炎，武则天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武则天开始留意裴炎这个人，那些反对武则天的大臣们也开始留意这个人。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宽厚,寡言笑,有奇节”。

他出身于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是个军官。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埋头苦读。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并不满足于随便谋个官差，他有着更为远大的志向。

他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对历史和官场规则了如指掌。

他的仕途还算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并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社稷，反对武则天专权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使出了这么一个大大的昏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这么做，明摆着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这更像是一次无巧不成书的偶然事件，而这场偶然事件差点就要了大唐的半条命。要知道裴炎集团此次在利益的取舍上与武氏集团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想废掉嗣君李哲。

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想的却是夺回失去的权力。双方求大同存小异，便联手对付新皇帝。裴炎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宰相议事权。

为了争取那么一点点利益，却双手奉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得不偿失。

2

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八岁的太子李哲正式登基，是为唐中宗，同时尊天后为皇太后。

李哲虽然在名义上成了一个皇帝，可他这时候仍然处于服丧期间，因此朝政大权自然还是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

裴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提议，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帝国的最高号令。继位的新皇帝只能摆个空架子，而无实质权力。

对这个状态，群臣也没有办法。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措施和手段。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才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然而，按照遗诏“以日易月”的规定，民间服丧一月，李哲只须服丧一天。所以，最迟也要在新年到来之际，武则天就必须将朝政还于李哲。

除非这时候武则天真有“还政于君”的心思，否则她必须在这短短二十天里和时间赛跑。她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手中短暂的过渡性权力，全面掌控局势，以便在新君李哲脱下丧服之后，仍然能够将帝国的最高权柄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对于武则天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这段时间内，着手办好几件事。

前朝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高宗皇帝的遗诏并没有委托武则天临朝称制之意，所以武则天没有临朝称制的根据。

由于裴炎主动送上机会，就让武则天得以与宰相沟通，以“太后令”来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母后在体制外专权摄政的形式，与太后临朝称制的合法形式不同，由此显示了武则天一贯积极主动而善于掌握时机的特质。

武则天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做了一些重要铺垫：她加授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舒王李元名为司空，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

武则天一口气加封这些德高望重的皇室成员为一品大员，目的是恐其生变而安抚人心。

同时，武则天开始调整原班宰相的阵容，她把太子少傅、同三品刘仁轨调整为左仆射、同一品，仍为西京留守；将最为信任的侍中裴炎转为掌握出旨权的中书令，连宰相议事厅——政事堂也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以方便他掌握和作业；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刘景先升为侍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岑长倩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检校右庶子同章事郭待举升为左散骑常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玄同转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升迁之后能感恩效力。

等到嗣皇帝守丧期满的前一天，武则天又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非常时期有非常之变。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武则天出手的这几招，可以看出她已是谋国的老手。而大唐的时钟已经分秒失控，真正进入一个女人的时间段。

作为武则天一手提拔的高级领导干部，裴炎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力挺武则天揽权的建议，会让他和整个帝国陷入一场死亡游戏，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高宗死后的第三天，裴炎上奏，说李哲现在还没真正上岗，还在实习阶段，在没拿到皇帝资格证前，他也就没有听证权，没有听证权的皇帝还叫皇帝吗？

也就是说，现在的帝国处于权力的真空期。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宰相议政应该向武则天奏议，然后由武则天宣令于门下省施行。绕来绕去，这个朝堂成了武则天一个人的朝堂。

武则天在国丧期间频频出手，安抚王室、升迁宰相、部署地方武装。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裴炎在这次调整中捞到的好处。按照裴炎的个人意愿，武则天改授裴炎为中书令，另授刘景先为侍中；同时将宰相群议的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这是唐代政治制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这一改革蕴含着两层意思。

一是门下省政事堂制度的完结；二是中书省独尊时代的来临。裴炎也由此成为唐代历史上第一位“执政事笔”的秉笔宰相。裴炎任中书令，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

裴炎任秉笔宰相，每次开会议事都由他主持，貌似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果要参加会议，必须经过首席宰相裴炎的批准，政事堂就这样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

尚书省在唐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一省独大。

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果前面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能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也就无法享受宰相待遇。

只有中书令被视为真正的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

这个奏议所请，除了无前例可循之外，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完全不顾高宗留下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的遗诏，只要是宰相奏议之事，都可以通过天后令于门下省施行。

裴炎这么做完全不合情理，如果不是为了讨好武则天，那么就是对太后的权力职责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就是没有把武则天放在眼里，认为一介女流很容易对付。再或者是他也只是借助武则天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不管怎样，裴炎对高宗的遗诏做了一番颠覆性的曲解。

裴炎此奏一上，武则天自然心中暗喜，高宗遗诏所带来的内心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裴炎的奏请，让她正式单独获得政务的处分权，当年被宰相反对的摄政权就这样轻易落入手中。

弘道元年仅被御史们在卷籍中记录了十余天，已经改元为嗣圣了。已故的太子李弘或者被逐的太子李贤如果这时候还身在帝宫，那么他们对这个资质愚钝的兄弟周王李哲仍将不屑一顾。

他们不明白，戴在父皇头上的那顶冠冕最后怎么会落在李哲那颗像石头般的脑壳上，难道这就是帝王之家的游戏规则？新皇李哲的处境极为不妙。

名义上，李哲已经登基，应该享有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上有悍母，下有权臣，各怀鬼胎。中书令裴炎、左仆射刘仁轨、侍中刘景光这些宰相们或是以武则天为大，或是持观望态度。

李哲环顾四周，茫茫然有一种茕茕孑立之感。为了摆脱目前的权力困境，李哲决意起用他的岳父韦玄贞。史家们认为中宗李哲的皇后韦氏是帝国天空中一颗可怕的灾星，日后的中宗之祸就是因为韦皇后的虚荣和野心。韦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从一名蜀地小吏一跃为豫州刺史，韦皇后始终觉得韦门封荫微不足道令她愧对门族。初登帝位的中宗李哲对韦皇后体恤有加。

李哲问：“你想让岳父大人在朝廷中担任何职呢？”

韦皇后也不客气，张口就道：“当然是宰相之职，任侍中如何？”

中宗说：“侍中就侍中吧，我回头跟裴炎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夫妻二人的床头话，被朝中那些喜欢背后拿政事开玩笑的官员们当作笑话传得沸沸扬扬，略显夸张，但朝中官员们对傀儡天子中宗的轻蔑由此可见一斑。

皇帝与皇后提升韦玄贞为侍中的旨意首先在中书令裴炎那里碰了钉子。裴炎力陈此事的种种弊害，使皇帝李哲大为恼怒。谁都知道裴炎其实是受了太后武则天的支持而有恃无恐。

中宗李哲没有料到，自己的一个要求会被裴炎硬生生地挡了回来，他注视左右侍臣的目光像是要喷出火来。

“朕还是大唐天子吗？”李哲逼视着裴炎问道。

“陛下是天子。”裴炎跪地而答，语气淡淡的。

“既然如此，你们这些大臣为什么不听我这个天子的？只要朕乐意而为，就是天下社稷也可以拱手送与韦玄贞。现在不过封他为区区侍中，你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中宗这番轻佻之语令朝堂上的官员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之间互相都发现一个啼笑皆非的现实：他们现在伺奉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皇帝。

中书令裴炎不知道如何回答李哲的问题，只能默然退下朝殿，心中无限感慨。

嗣皇帝李哲见太后无意还政，自己又无法起用自己的亲信以治天下，明知此举有风险仍决定向母后发起挑战。难道李哲忘了母后的性格习惯，忘了他前面两任太子的教训？还是自以为当了皇帝，已经有能力在权力掌控上做出进一步的试探？

裴炎当天就赶赴太后宫中晋见帘后听政的皇太后武则天，对于朝殿上发生的一切，武则天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心中早已有了打算。

李哲竟然把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可见他的处境是何等艰难。虽然他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但在现实中却是寸步难行。如果他拥有操纵官员的实际权力，他根本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不拥有皇帝应有的权力，这种话不仅是废话，而且是一句惹祸上身的荒谬之言。

武则天能够听得出来，李哲的负气之言是冲着自己来的。或许李哲早就看透了自己根本无意还政的心思，他又无法起用亲信治理天下，所以才发出那样一句负气任性之言。

看着眼前的裴炎，皇太后武则天面露悲戚之色，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的这些孩子不是暴亡就是乱臣，不是乱臣就是昏君？现在只有相王李旦可以承袭帝位了。假如李旦称帝后再有个闪失，又该如何是好？”

裴炎没有回答，他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武则天自己的心里。

但无论怎样，裴炎的告发来的正是时候。李哲率性而发的话语成了他人攻击的口实，太后武则天也正在等着他犯同样一个低级错误。

3

公元684年，这一年，三个年号轮换转，让人摸不着北。先是嗣圣元年，再是文明元年，然后是光宅元年。武则天喜欢与年号较劲。

历史上的每一次改元，都伴随着死去活来的争斗和变革，而这一次却是三弹齐发。

高宗李治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年了，武则天独自掌权也快一年。步步为营的武则天，名不副实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无边落寞的士人，都在戏台之上卖力演出。谁将是那颗明日巨星，点亮历史的天空？谜底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揭开。 

李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可他总觉得缺少什么，自己像是太后武则天花钱请回来的钟点工，按时上朝散朝，摆个造型在那里杵着。不是说权力的巅峰，只能容得下一个人独行吗？不是说天大地大，皇帝最大吗？但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作为皇帝的荣耀和快乐。

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武则天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自己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卡在中间，动弹不得，处境比当年的章怀太子李贤也好不到哪里去。

章怀太子李贤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高宗，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他李哲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一个挂名皇帝而已。

李哲当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他远在长安。高宗后期，太子之位像是被人施了魔咒，成为一个风水轮流转的死亡游戏，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东宫亲近大臣遭到贬黜。久而久之，人们不愿和太子走得太近。更何况李哲不会做人，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寄托到他身上。

在这种患得患失心态的驱使之下，大多数东宫官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在其位都不愿意谋其政，更何况那些不在其位的，也只有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东宫僚属田游岩。

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李哲身犯险境也是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完全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正所谓，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

中宗李哲名为皇帝，可实际上他在权力场上是真正的无人可依。以裴炎为首的宰相集团更是拿他这个皇帝不当回事。在他们眼里，在这个舞台上，豫王李旦比李哲更适合当皇帝。

李哲也试图拉拢过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没有成功。放眼朝堂之上，竟然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官员站在自己身旁。面对武则天，李哲也只有认命。

如果我们在高宗诸皇子之中搞一个选秀，李哲就是累死，也难以成为胜出之人。目前的局面，就算聪明过头的章怀太子李贤回来也无能为力。

裴炎是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对于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

如果李哲真的把他的岳父提拔为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那么裴炎的地位将会大打折扣。裴炎根本就没把李哲放在眼里，而李哲也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李哲的认知世界里，皇帝应该拥有无上的权威。可轮到自己，一切都变了。

在太后武则天的权力笼罩之下，自己手中的皇权不过是一个幌子。现实世界的无力感，让他心生颓废之意。反正这个皇帝也不值钱，索性就口出妄言，说让自己的岳父韦玄贞也过把皇帝瘾。

武则天正在琢磨如何将李哲手中的权力一步一步夺回来，裴炎的告发来得正是时候。李哲以为做了皇帝就可以信口开河，他错了，皇帝说错话，有时候问题更严重。这时候离他“转正”还不到一个月。 

武则天和裴炎私下商量，既然不足月，干脆直接将其废黜。在这次行动中，裴炎不由自主地落入武则天所布下的圈套中。

裴炎与武则天之间的密谋，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问题并不在于废黜李哲，对于这一点，双方的观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废黜李哲之后，帝国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权力格局？武则天临朝称制，还是让李旦登上帝位，享有一个皇帝应该享有的权利？

裴炎等帝国重臣梦寐以求的是拥立李旦。而对于临朝称制，他们不会有任何兴趣，不仅毫无兴趣，而且持反对态度。

在他们看来，临朝称制比李哲当皇帝更让人失望。裴炎集团的目的，便是拥立豫王李旦。而要拥立李旦，就必须把李哲赶下台。

而要实现拥立李旦，废黜李哲，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现在是李哲地位不够稳定的时候。第一，他刚刚即位。第二，他的亲信不处于掌权地位。但是，随着时日的增加以及亲信的起用，李哲的帝位将逐渐稳定。裴炎集团如果要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武则天对裴炎的内心吃得很透，在双方密谋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提出要临朝称制。她同意裴炎等人的要求，在李哲既废之后，立李旦为帝。武则天的这种态度，驱使着裴炎等人为她继续卖力。他们或许以为，梦想就在前方。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裴炎又拉来了一个关键人物——中书舍人刘祎之。

刘祎之是当年武则天组建的北门学士中的领军人物，既是武则天的心腹，又是豫王李旦的老师。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李贤宫废，裴炎被任命为李贤案三大主审官之一。他与刘祎之走到了一起。两人的联合是极其自然的，刘祎之曾经两次担任李旦的王府司马，李旦很尊重这个老师，双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换皇帝这件事情在当时看，是非常靠谱的，风险性接近于零。

裴炎身为顾命大臣和首席宰相，足可左右政府中枢，两位羽林军首领均投效于他，必要时可动用武力逼中宗就范。

刘祎之为北门学士时就已为武则天后夺权出谋划策，算是政治斗争的老手。

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子，原名旭轮，刚二十二岁。李旦从小就得到父母的疼爱，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三岁即拜单于大都护，这可不是一般的荣耀。

李旦性格不像他的几个哥哥，没有那么多棱角，也没有那么多怨气。生来性情柔顺，就是长到二十岁成年之后，父母也一直将他留在身边。他非常好学，有学者气质，缺的是政治家的风骨。

此一时非彼一时，也许此时朝臣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新皇帝，而是一个柔顺的皇帝。李哲刚猛有余，柔韧不足。李旦取而代之，是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各方利益。

对刘祎之来说，李旦本来是他的学生，支持他就等于支持自己。

对裴炎来说，李哲如此不给自己面子，不如换个年纪小的李旦试试，他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

对程务挺等武将来说，本身就和裴炎走得近。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运道和命途，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并不关心到底由谁来做这个皇帝。李哲之所以最后丢掉皇位，主要是因为没有提前布局，拉拢人心。

以裴炎为首的朝臣也乐意支持武则天，以维持自己在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期待由皇太后武则天出面，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换一位与己有利的皇帝。在整个废立过程中，裴炎集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裴炎集团的威望已经高到无人与之争锋的地步。

其实当时留守长安的副留守刘仁轨是高宗朝前期的人物，属于显庆先进，威望自然在裴炎之上。但是，这个人绝不会同意废黜李哲，他与李哲一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担任着长安副留守，而正留守是李哲长子唐王李重福。

武则天的另一个选择是希望从武氏家族中挑选对象。武氏家族自然是废立游戏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但要他们干这种事却不太合适，因为这太露骨，容易招人议论。从长远观点看来，并不利于武氏家族。

经过一番衡量，裴炎是这次废黜行动最合适的人选。一是大权在握；二是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李贤倒宫的过程中，裴炎和刘祎之都起过作用；三是他的出面还带着若干亲近李唐的色彩。

可是这一次他们都输了，输光了手里的所有筹码。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