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不需要过多的重复，大家在中学时期就已经了解了。它开始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只能模糊地界定在十八世纪中期，那时中国正处在乾隆时代的中期。那时的乾隆可能正在第一次下江南的船上吃着地道的淮扬菜。

随着半个世纪的积累与积淀，当乾隆把一个烂摊子交给嘉庆的时候，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正如日中天，进入一个各种新的革命性技术大爆炸的年代，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里，各种技术发明才真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807年，富尔顿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克莱蒙特号”。

1815年，英国科学家汉·戴维发明了不会引起瓦斯爆炸的安全矿工灯。

1829年，史蒂芬逊制造了“火箭”号蒸汽机车，开创了铁路时代。

1849年，戴维·布鲁司特发明了立体照相机和双镜头的立体观片镜。

1861年，物理学家马克斯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张彩色照片。

1866年，诺贝尔制造出固体炸药“达那马特”。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

1877年，美国建成第一座电话交换台。

1879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创办“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

1882年，爱迪生在美国纽约珍珠街建立拥有6台发动机的发电厂。

1886年，英国的机械工程师斯塔利设计出了新的自行车。

1888年，爱尔兰兽医邓洛普发明了充气轮胎。

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1899年，马可尼在英法之间发报成功。

大量发明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的技术面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大发展，使英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1838年，英国只拥有铁路500英里，但是到了1850年，则达到了6600英里，而1870年，则达到15500英里。十二年之后，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才历经磨难，终于使用。

1720年英国钢铁产量为2万吨，1806年上升到25万吨，1850年达到250万吨，而到1900年则达到490万吨。

当然，工业革命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英国，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

有数据显示，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工业革命的结果不仅影响了工商业，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造肥料）、1348000吨和16251213吨。

大量的数据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来一段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88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感慨。大家要知道，这可是在1848年，也是中国的道光二十八年，那一年，洪秀全刚写了《原道觉世训》。比较一下，虽然都是鼓励造反的，但怎么都感觉不到它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或缺的三件东西，一是市场，二是资金，三是资源。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如何解决？只有向外扩张。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她多灾多难的历程。

1800年之后，也就是乾隆皇帝死后的第二年，中国就逐步进入了一个灾难的世纪。以《丑陋的中国人》著名的台湾作家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评价这个世纪：“本世纪是西洋的黄金世纪，但在中国却是羞辱的痛苦世纪，大黑暗日增沉重。”89这种羞辱的痛苦，当然政府感受得最明显，因为这时候的清政府是那样的虚弱，像一个晚期的癌症病人。我们看看这个世纪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了。

1803年（嘉庆八年）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他换轿欲进入神武门内的顺贞门时，忽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墙后冲出一条大汉，手持短刀直奔御轿，光天化日之下刺杀皇帝。在场的众多护军、侍卫一时被突如其来的行为吓蒙了，一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轿旁的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意识到情况不妙，忙迎上前去阻挡大汉，此时的嘉庆皇帝也被这突发事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逃入顺贞门内。大汉见嘉庆帝逃走，手挥短刀左扎右刺，一心追杀皇上。经过一番激烈搏斗，终将大汉擒住，侍卫丹巴多尔济被刺伤三处，定亲王绵恩的袍袖也在拼杀中被刺破。这就是清朝有名的嘉庆皇帝遇刺案，未遂，但惊动朝野上下。后据刺客陈德交代，“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在常人眼里，如此禁卫森严的紫禁城，却被一莽汉横冲直撞，确实有点丢人，嘉庆帝下令加强包括圆明园、热河行宫、木兰围场等处禁地的警戒。但是，丢人的事却不是加强警戒所能解决的。

1813年（嘉庆十八年）九、十月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农历九月十四日，林清派教徒二百人分两小队，暗藏武器，化装潜入北京。次日有九十余人在陈爽、陈文魁率领下，由信教的太监张太、刘得财等引导接应，分别从东、西华门攻入皇宫，守卫皇宫的“八旗劲旅”猝不及防，一败涂地。攻入皇宫后，为了寻找并杀死嘉庆帝，起义军化整为零，分成小队四处寻找。宫廷侍卫们大多死的死，逃的逃，仅有少部分在隆宗门外与义军激战，皇宫内一片混乱。部分义军甚至冲至养心门，正在读书的皇子绵宁（后改为旻宁，即道光皇帝）疾呼侍卫，竟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只得亲自拿出鸟枪抵御，击毙了两名义军士兵。嘉庆皇帝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这次天理教起事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让人感受到了清朝政府的衰败。一是一伙不到百人的“乌合之众”，居然顺利地攻入了由八旗军层层守卫的皇宫；二是起义军在攻入皇宫后分成小队“扫荡”，宫内的侍卫居然还无法将其剿灭，最后依靠正规军火器营才完成镇压，各个击破，想想实在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90

清政府虽然虚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政府之力对付个别侠士和小规模的民变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付真正的悍匪，就不是这样的了。

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出海口。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帝害怕了，罢了林则徐、邓廷桢的官职，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1841年2月23日，英军再次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5月21日，奕山91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带着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次日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奕山竖起白旗求和，签订《广州和约》，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英军收钱后也撤出广州。

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

1842年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50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

外国兵与中国女人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署国人尽知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银元，割香港岛。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由此开始。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一艘叫“亚罗”号的商船上抓走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这个“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被抓的12个人也是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商船却偏偏挂了个英国国旗92，抓捕过程中，不知是哪个很有爱国热情而又没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兵看着生气，就把那面英国国旗给拽下来了，还踩了两下。这下问题麻烦了，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93立即释放被捕人犯（此船的确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向英国政府道歉（因踩国旗而污辱了英国）。叶名琛答应放人，但不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

1856年2月25日，法国神父马赖因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被新任知县张鸣凤下令拘捕，拷打致死，后斩首示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为借口，提出“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在1857年与英法组成联军，攻陷广州。

1858年，英法舰队在美、俄两国支持下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进犯天津。1858年6月，钦差大臣佳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增设口岸通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享受最惠国待遇；确定领事裁判权；等等。

1859年6月，英、法、美以进京换约被拒为由，率舰队炮击大沽。1860年8月，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9月，清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迎战英法联军失利，咸丰帝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承德。10月13日，英法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大火持续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后又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

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先后与英（10月24日）、法（10月25日）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加对法对英赔款各达800万两；增开天津等通商城市；准许招募华工出国；等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以19000人对清军200000人，最后是英军523人伤亡（其中69人死亡），而清军伤亡22790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出动17700人和173艘军舰，打败了约200000人的清朝精锐，以405人的伤亡换来了清军21500人伤亡。不知道这两次战争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否称得上是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案例。

当英法联军在南方给大清帝国施加压力不断掘取财富与利益的时候，俄国在北方趁火打劫，也加紧了抢夺的进程。

大家知道，清朝是个民族统治的国家，小民族统治大民族。这个不自信的小民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入关后实行了民族隔离制度，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称其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94，要保护“参山珠河之利”。95由于对东北的长期封禁政策，使得这里的千里沃野荒无人烟，这就让俄国人占了便宜。

鸦片战争之后，沙俄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1849年至1853年，沙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大批沙俄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对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实行军事占领。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告急，北京震动。22日，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借口在瑷珲城内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会晤、谈判，要求“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谈判无果，武力威胁，终于在28日签定《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俄国船只航行。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并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清皇宫。奉命谈判的是28岁的恭亲王奕，因求和心切，请求沙俄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机要挟，要求清政府必须在与英、法谈判时事先就谈判的全部内容征求他的意见，并同意他在此前就领土问题所提出的要求，奕慌忙表示接受。没过几天，伊格那季耶夫就坚持中俄谈判要对英、法保密，并向奕提交了一份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的苛刻条件。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受尽屈辱，任人宰割，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10月14日，奕被迫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一口；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等等。

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自1862年（同治元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谈判，多次谈判无果。1863年（同治二年）3月下旬起，沙俄西西伯利亚总督出动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战略要地。恭亲王奕认为：“该国如此强横，若不早为完结，诚恐酿成不可收拾之势。”于1863年（同治二年）9月上旬向沙俄驻华代办表示，准备接受俄方在塔尔巴哈台提出的“分界议单”（即“国界草案”），并提出以撤退入境俄军为交换条件。11月，明谊接到谕旨，随即照会西西伯利亚总督，要求俄方明年派员前来“商办换约”。俄方借口来照中有“商办”字样，表示拒绝。1864年（同治三年）5月，俄军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之机，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并于六七月间强占伊犁西北的博罗胡吉尔卡伦，伊犁岌岌可危。8月11日，伊犁参赞大臣明绪迫于形势，致函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俄方见签约时机成熟，表示同意。10月7日，签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今斋桑泊）南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林则徐就曾大声疾呼，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96林大师算得真准，因为到1864年的时候，他都死了十四年了。

面对贫弱的中国，正在强盛中的日本也不会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随着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岛国日本急需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

1872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日本天皇下诏，单方声称琉球为日本藩属。

1874年，发生了琉球漂民被台湾高山族杀死的“牡丹社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但当时日本和中国实力悬殊，加上水土不服，日军失利。但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日本从台湾撤军时还是向中国勒索了白银50万两。

1879年3月，日本完全吞并琉球王国，宣布琉球为日本冲绳县。

1884年，日本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清朝在朝鲜的势力。袁世凯率清军击败了日军，镇压了这次政变。但日本人还是同清政府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这就为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总吨位27000多吨，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而日本海军2000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总排水量72000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政府乞援。作为天朝的义务，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500人于6月6日在朝鲜牙山登陆，在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起义。两天之后，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先遣队700人先后在朝鲜仁川登陆。6月11日，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全州和议达成以后，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但清政府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兵。大鸟圭介虽然也向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口头表示撤兵，事实却在不断增援部队，直至10000多人，并开始不断挑衅。

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李熙（高宗），解散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并成立以金弘集为实际首脑的亲日傀儡政府，唆使金弘集内阁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控制了朝鲜政府后，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北洋水师的战舰济远、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了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50万两；等等。

曾经牛气哄哄的大清国怎么了？曾经坐等“万国来朝”的大清国现在却活得这么没有尊严，挨着耳光，赔着笑脸，然后把兜里仅有的硬币掏给人家。

不进则退，适用于一切竞争中，十九世纪的中国，在世界面前的确是落伍了，古老的帝国在自我封闭的过程中处处显示出弱势，不仅在技术上，也在观念上。

1793年，马戛尔尼来中国时给乾隆皇帝带了不少好玩的“玩意儿”，六十七年后，当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令他们惊奇的是，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天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领导”合影

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孙玉璋在《异闻琐录》中这样记载：“英夷所贡杂物，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叹为鬼物。”这“鬼物”是啥？就是火柴。陪护马戛尔尼离开中国的长麟想吸烟，马戛尔尼点燃一根火柴后交给长麟，竟把这刑部侍郎吓了一跳，很是惊奇。这件小事让马戛尔尼写下了这样的结论：“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中国）实在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在出使日记中，马戛尔尼这样感慨：“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97

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如何改变这落后挨打的局面？有志之士开始了艰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