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洋务，也就是务洋，是指学习和使用西方先进技术。所有参与和支持洋务的人我们称之为洋务派，事实上洋务派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根本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的人的统称。洋务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因此，也自然形成一种对洋务运动的掣肘。大家知道翁同龢并不是一个思想保守和僵化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和李鸿章的积怨，所以甲午海战时主管财政的翁同龢还是摆了李鸿章一道，海战失败，洋务运动失败。当然，这也不能全怪翁同龢。

1.奕（1832-1898年）

恭亲王奕，道光第六子，咸丰异母弟。虽幼时聪明好学，但终未夺得皇帝位。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主持议和以及大量的善后事宜使他赢得了西方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当然他也通过议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受命主事。咸丰帝过世，奕与慈禧太后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成为实力派人物：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奕重用地方实力派，大搞洋务运动，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但由于其媚外，亲近列强，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失败，慈禧太后因“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再次起用，管理总理衙门，授军机大臣，总理海军，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但再无作为。1898年病死，时年66岁。

2.曾国藩（1811-1872年）

曾国藩，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有争议的人物。

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比较笨，曾童试17次不第，于是在家设馆授徒。曾国藩5岁在家识字，6岁入其父私塾读书。然而曾国藩遗传了父亲的特质，也比较笨，幸好勤奋好学，勤以补拙，22岁考取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曾国藩，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年七迁，连跃十级，39岁升授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40岁兼吏部左侍郎。

仕途正顺时，母亲去世，回籍奔丧，那是1852年10月，曾国藩42岁。那一年，太平军在湖南闹得正欢。

第一章已经说过，十九世纪中期的八旗已经不再是一支有作战能力的部队，面对带着宗教狂热的太平军，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的力量去对抗太平军。

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曾国藩趁势在其家乡湖南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开始了整整十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艰苦历程，虽屡败，但屡战，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军作战的主力。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曾国藩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但他也因其用刑苛酷，杀人过多，被人称为“曾剃头”、“曾屠户”。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尽管世人对他褒贬不一，他对洋务运动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筹设安庆内军械所，创办江南制造局，派遣首批赴美留学生，最大的功劳是带出了一个好学生李鸿章。

3.李鸿章（1823-1901年）

李鸿章比曾国藩小12岁，安徽合肥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201

与曾国藩相同，李鸿章6岁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但与曾国藩不同的是他“少年聪慧”，也不如曾国藩勤奋好学，爱睡懒觉。

1845年，23岁的“官二代”李鸿章入京会试落榜，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202（可能其外交家的基础就从这打起），后以“年家子”203身份投入35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1847年，25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好像比曾国藩快了三年）。

1858年（咸丰八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办理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上海，上海士绅买办代表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与李鸿章商量，李欣然领命，开始招募与组建淮军。

1862年2月（同治元年），淮军正式宣告成立。随后，上海士绅花了18万两白银，雇了7艘英国商船，将淮军13营约9000人分批由水路运往上海。

1862年3月，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1863年2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在掌握地方实权后，李鸿章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建设新式陆军，使淮军在两年内由9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204。

1870年后，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二十五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又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他地位权力的上升，责任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开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主要原因在于“患贫”，认为“富强相因”，于是有了“必先富而后能强”205的认识，遂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打着“求富”的旗号，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1895年甲午战败后，日本指定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在伊藤博文的强硬态度和武力威慑下，李鸿章签订了连他自己也认为是“奇耻大辱”206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后，作为替罪羊的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12日，为收拾八国联军的战争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上海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暂停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京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急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签约后，气恼交加的李鸿章呕血不起，“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于11月7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就在李鸿章死前，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要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相传李鸿章临终前有一首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签定《辛丑条约》时的李鸿章、奕劻

李鸿章死后，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4.张之洞（1837-1909年）

张之洞比李鸿章小14岁，河北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所熟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他提出来的。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这似乎是综合了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的优点），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1852年）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1864年）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整顿学风，创建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

1874年起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又简放四川学政，整顿四川科举积弊，创建尊经书院。

1882年45岁时出京赴山西任巡府，禁革山西种种陋规，设清源局、教案局、洋务局、桑棉局、铁绢局，筹办山西练军。

张之洞像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力主抗争，1884年任两广总督。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陆师学堂，创设枪弹厂，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

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筹建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除实业外，张之洞还大力兴办教育，创立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了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督鄂十七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1894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还是大办教育，在南京设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1907年奉旨回京管理学部事务，次年兼充督办铁路大臣。

1909年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却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李鸿章不同的是，张之洞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表现得比较强硬，例如：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时，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而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求“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又如：1901年李鸿章在签署《辛丑条约》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合肥所讲条款，每每有所纠正”，并指责李鸿章“老横偏执、怗过遂非”，当然李鸿章也反批评他“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习气。”207

如果主管朝政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清朝晚期的局面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了。

可是历史却不能假设。

5.左宗棠（1812-1885年）

左宗棠像

与张之洞同样比较强硬的是另一个洋务派——左宗棠。

左宗棠，湖南人，与曾国藩同时代，比曾小1岁，“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随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的则是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著作“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考学却没啥大用，所以20岁以后，六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自尊心与自信心极强的左宗棠受到了打击，打算“长为农夫没世”。1850年1月，林则徐路过湖南的时候，特意请隐居乡间的左宗棠会面交谈，在会见中，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很多军事、地理、文史等方面的资料，全部交给左宗棠，对他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208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新疆收复后，左宗棠还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了一次。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209等人的忽悠，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中。

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促其夺取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左宗棠被升职为兵部郎中。

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曾国藩上疏推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又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

不知是不是受李泰国事件的影响，1866年张之洞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于是在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人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又称船政学堂），专门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改任陕甘总督后，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75年5月，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新疆军务。在新疆问题上，强硬的左宗棠与“善搞关系”的李鸿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死，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于1874年4月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在琅峤登陆，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东西两面都在受到敌人的威胁与侵占，在中国实力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国防建设的重点是在西边还是东边？

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了一道《筹议海防折》，奏折中主张“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第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而“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因此“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第二，如用兵西南，则“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第三，对新疆的政策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属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强调，当务之急应当购买“铁甲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对于李鸿章的主张，湖南巡抚王文韶持截然相反的见解，他强调，“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210，因此，主张早日收复新疆，除王文韶外，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也力陈抗俄的重要性。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论”和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论”各执一词，朝廷举棋不定。于是密谕左宗棠，“现在通筹全局，究应如何办理，着该大臣酌度机宜，妥筹具奏。”

1875年4月，左宗棠回奏了一篇5000余字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海防、塞防并重观点，对于新疆，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此他指出，“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因此主张“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在奏折中分析了新疆的人文、地理、粮运及征讨策略等。211

“所见甚是”！212于是64岁的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将肃州行营前移到哈密地区，用兵车拉着棺材，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一年以后，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1881年夏，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4年6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奉命督办福建军务。

1884年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组成“恪靖援台军”，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东渡台湾。

1885年6月9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213。

然而不久（9月5日）病故于福州。跟孔子一样，活了73岁。

对于左宗棠，历史评价甚高，晚清有左宗棠，乃朝廷一大幸事，但只可惜他只是一地方大员，而不能主管全国政事，搞不过小他11岁的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