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谁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主权在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价值判断，人们只是去反思我们的现实行为是否符合这一价值判断。

与现代一样，中国古代也很少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只是这一价值判断的回答是另外一种：国家是君主的。

《诗经》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部分。

未央宫建成以后，刘邦在未央宫宴请诸侯王和所有大臣。吃饭的时候刘邦十分得意，对他爹讲了一番话，非常有名，是这样说的，“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11意思是说，当初你总觉得我不如我二哥能置产业，现在你看看，我的产业和我二哥的产业比一比，到底谁的家产多？在皇帝那里，国家就是自己的私产，任何一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并不总是光明正大地说。

把国家当作私产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当然对拥有者来说也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这种国家的私有化，需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现实权力，以保证这一私产的真实存在。

这就是中央集权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人类首领，我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丝毫不具有强制权力”，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酋邦，被我们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最后一种社会存在形式，而这时候酋长的权力则“支配着一切最主要的领域，对臣民有着生杀之权，可以抢走他们的财物，甚至能够做出死刑判决。”312

尧舜禹时期是儒家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考古学中所称的部落联盟时期，而此时的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语·鲁语》中记载，“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可以因开会迟到而杀掉一个氏族的首领，无论其本意如何，都说明了禹的权力之大。

夏后启是通过“僭取”的方式获得部落联盟的最高权位的，虽然一开始受到了各种挑战，但是随着有扈氏的失败和夷羿与寒浞的灭亡，不仅使夏后启开创的“家天下”的世袭制受住了考验，而且也进一步使夏朝的王权得到加强。

夏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王权与神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君后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执行“天”的安排。夏后启在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地之时，把本来是保卫自己君后之位的斗争，说成是“今予惟恭行天之罚”313。夏朝的军事政治重大决策都由夏后本人亲自制定，虽然他也召集“六卿”议事，但是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并不起到任何的监督制约作用。如遇重大问题拿不定主意时则通过卜筮来解决，因此专设有卜筮之官。

君是否代表了天的意志，现在我们认为是胡说的，是统治者为强化统治而骗人的一套把戏。但是历史地看待问题，他们的确是把这一套骗人的把戏当成真理去信仰的，不仅要求别人，甚至自己也深信不疑。夏朝的末代君后桀“淫虐有才”，倒行逆施，滥施征伐，宠幸妺喜，重用佞臣赵梁。伊尹劝谏，不听，归商汤；关龙逄“引皇图而谏”，被杀死；终古哭谏，夏桀“暴乱愈甚”，终古终于“出奔如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桀说，“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314。终于导致“诸侯叛桀”，为商汤取代。

商汤灭夏建国后，大力充实和完善国家机器，用以巩固新的国家政权。比夏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商朝更加强调“以神道设教”，把自己与神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商族的始祖契是他妈简狄吞了玄鸟蛋而怀孕生下来的，而这个玄鸟蛋，是上天下令让玄鸟给简狄送来的，这样契就与天神结合起来了，其子孙当然也都有了与上天直接相交往的本事，可以通天。他们在人间的统治，都是身不由己的，都是执行天神的旨意。汤伐桀时，打的旗号就是“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15为了完成与神的交接，后世商王都用龟和骨作为法器，以致事无巨细，所以商王朝的占卜是比较发达的。

与神权相结合使商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是对所有官吏及诸侯国君长的任免权；二是对一切行政事务的最后决断权；三是对所有臣僚的监察权；四是对军队拥有最高统帅、指挥权；五是对臣民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在商朝，商王的讲话就是法律，正如《尚书·盘庚》所说，“予制乃短长之命”，“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用现在的话说，“想灭谁灭谁”。

周朝是个王权相对较弱的时代，王权的衰落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对神权的否定与“德治”的提出。商王的统治是建立在与神权的紧密结合之上的，为了打出反商的旗号，周公强调，“天命靡常”，“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316明确指出，殷朝的灭亡是因为“不敬德”。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朝“以德配天”。在周公那里，天、王、民成为一种三角关系，王命取决于天命，但天意取决于民意。这就使得毫无限制的商王权力，变成了一个受命于天，又受制于天的周王权，如何才能“祈天永命”，只有“用德祈天”，“敬德保民”。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民权的第一次提升。

周王权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分封制的建立。周朝建国之后，分封姬姓宗室子弟和功臣为列国诸侯，具体分封数量不确定，《荀子·儒效》中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在周朝，各诸侯国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周天子分封给他们的领土，可以世袭，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同，并且还有自己的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军队不在自己手里，那么周王主要靠什么完成对诸侯的制约呢？礼。

分封出去的诸侯多了，就造成了周天子自己的疆域缩减，而各诸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更使得周天子号令的影响力大为减弱，最后导致诸侯坐大，中央权威衰落，局面失控。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但是到了东周，随着周王室权威下降，很多诸侯都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了。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充分体现了这一周王室中央权威衰落的过程。

自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再也无法控制诸侯国，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东周中央政权衰落的程度。

一是周郑交质。周幽王之子，东周第一代王周平王（约前781—前720年）为避犬戎，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在这个过程之中，郑武公立有大功，被封为周朝卿士。郑武公死后，郑庄公继位，仍为周卿士。周平王为了防止郑庄公独揽朝政，就想分政给虢公，以保持权力的平衡。郑庄公生气了，“郑伯怨王”，周平王矢口否认也不行。问题严重了，周平王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于是做了个举动，交换人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317。中央政权在自己的人事安排方面，竟然如此无自主权，还与郑庄公采用了平等的“二国”之间的办法，中央王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是周郑交恶。是接着第一件的。周平王死后，人质姬狐回朝继位，然而不幸的是，姬狐回朝后就病死了，于是其子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郑庄公在朝廷上继续以卿士身份专权。姬林不甘心受郑庄公的控制，就把他撵走了。郑庄公回国后，便开始寻衅滋事，“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318，不久，郑庄公又假借天子之命，出兵攻伐宋国。姬林大怒，干脆免了他卿士的头衔。郑庄公也不示弱，一连五年不去洛邑朝见。姬林实在忍耐不住，不顾臣下劝阻，亲自统领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点起兵马迎战。结果是王师大败，周桓王在撤退时被郑国大夫祝聃一箭正中肩膀。事后，郑庄公假意派臣下去向姬林赔罪，姬林只好借此下台阶，宣布免郑庄公之罪。长葛之战使姬林威风扫地，打掉了周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从此，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了。

周朝是靠礼建国的，但是到春秋后期，随着王权衰落，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伴随着一些贵族势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鲁国的卿家贵族季孙氏，三桓之首，就曾“八佾舞于庭”319，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320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与周王朝软弱的“封建”体制让各派思想家们在国家管理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那就是大一统。《管子·兵法》中强调“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墨家则从国家存亡的角度强调大一统的重要性，墨子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321而儒家思想则更直白的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322提倡性恶论的荀子更是认为，“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自古至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323法家的代表韩非子说得更明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24甚至以“无为而治”著称的道家也强调“大一统”，庄子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325

长期的分裂终于迎来国家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废除封建制，在中央设三公九卿等政府机构，在地方则实行郡县制，完成了由中国古代封建贵族统治到“大一统”的君主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转变。

大一统的国家存在形式需要高度的中央集权去完成，而这一中央集权在秦朝就完成了他的雏形：在行政方面，“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26，要求绝对统帅和指挥自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系统以及所有官吏，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完全根据他的意志和指令办事；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方面，皇帝的指示优于一切现行的法典法令，遇有抵触，一律以皇帝指示为准；在财政方面，皇帝认为，全国的人口、土地都是自己的私有物，掌有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全部支配决定之权；在军事方面，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通过权力分割等方式完成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最高指挥权。秦朝政治体制的设立，奠定了中国后世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

历代王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不断把皇权神圣化外，还不断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为避免分权或“僭取”做出种种努力。

汉高祖刘邦在夺取政权后，大肆屠杀异姓王，如燕王臧荼、楚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等等，通过对异性王的打击，巩固刘姓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罢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禁军职务；实行“更戍法”，让将士经常“易置”和“调换”，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327的目的；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吏无权过问地方财政。

明朝“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正式昭告群臣和天下：废丞相，革中书省，权分六部，而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因此，胡惟庸成为中国最后一任丞相。

靠朋党起家的雍正帝，深知朋党对皇权的威胁，为强化皇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其后职权愈来愈大，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干脆废止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变成只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虽然它行使了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职，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人选都是由皇帝特选，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因此，人们也说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因为“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328的只能是皇帝，所以乾隆说，“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恩泽也”。329

皇帝拥有超现实的，不受任何干预和制约的权力，它是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能的和无所不包的，可以控制整个帝国的一切财产和生命。但是皇权的实施和维护不可能靠皇帝一个人来完成，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很大的，西汉时大约有13万余人，东汉时大约15.2万人，清道光时期，全国文官数字（县令以上）是11316人。这一庞大的数字我们通常把他们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统称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与皇帝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只是皇权的附庸，产生于皇权，依附于皇权，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330的人身依附和雇佣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据与皇权的远近及衍生秩序构成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

因此，在君臣关系上，古代中国历来强调“君命无二”331，“事君不贰是谓臣”332，在君命与生命发生矛盾的情况下，要求臣“死君命”。所以说中国的官吏，并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事君之臣”333。到清时则更为严重，直接以奴才自称，并且只有满族官员才有资格这样自称，汉族官员还不配。

虽然一切官僚权力都是由皇权衍生的，依附于皇权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总有特殊情况，当皇帝能力偏弱时，个别官僚权力就会膨胀，异化为超越于皇权的权力。

如汉朝霍光。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公元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死前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8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于是“政事一决于光”334。另两位辅命大臣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不服，与燕王刘旦密谋政变，被霍光粉碎。此后，霍光权倾朝野，其儿子、女婿、弟弟纷纷担任要职。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年仅21岁，因为他没有儿子，需从汉武帝其他子孙里挑选。斟酌之后，霍光等决定拥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即位。之后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纨绔子弟刘贺喜出望外，在进京途中就开始胡作非为，这让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问题很严重。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二十七天，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历数了刘贺在位二十七天里干的1127件荒唐事，奏明当时主持汉室的15岁的上官太后（霍光的外孙女），即日，废掉刘贺（史称汉废帝），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国不可一日无君”，还得从汉武帝的子孙里挑一个，于是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刘病已335挑了出来，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执掌朝政，并得到宣帝的很多赏赐。

再如明朝张居正。1564年，40岁的张居正被首辅徐阶推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336。1566年，嘉靖帝朱厚熜崩，裕王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明穆宗。1568年，朱翊钧被立为太子，张居正为太子太傅，从此，“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337。沉湎酒色，纵欲过度的明穆宗在位六年，36岁就死了，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48岁的张居正借助冯保的力量赶走了高拱，把持一切军政大权十年。由于朱翊钧年幼，帝师张居正对其严加管教，对皇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尤其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不同意，说，“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338为了“节用爱民”，他还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最后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都被废除了，更过分的是还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也改到了白天，说是为了“节省灯烛”。专权自负的张居正不仅左右朝政，而且左右皇权，导致淳朴善良而又“教帝颇严”的慈圣皇太后在教育年幼的明神宗时，就经常拿张居正来吓唬他。张居正的改革之所以能推行下去，跟他的专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朝的慈禧同样是这样一个权力异化的人物。1852年（咸丰二年），18岁的叶赫那拉杏贞被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成为咸丰皇帝的“小妾”（维新派是这么称呼她的）。

1856年，慈禧21岁时，生皇长子载淳，当日晋懿妃，第二年晋懿贵妃。

1861年，慈禧27岁时，天天忙于听戏和纵欲的咸丰皇帝驾崩，6岁的皇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叶赫那拉杏贞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慈安皇太后钮祜禄氏、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1862年，慈禧28岁时，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74年，慈禧40岁时，“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的同治皇帝染“淫毒”驾崩，时年19岁，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4岁的载湉339继位，即光绪皇帝。

1881年，慈禧47岁时，慈安皇太后钮钴禄氏病逝，慈禧专权。

1888年，慈禧54岁时，大婚后的光绪帝亲政，慈禧“训政”，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340

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后妃们，右一为隆裕皇后，左一为瑾妃

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原以为中国必胜，所以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也主战。因有战事，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移作军费，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341后来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六日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342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343，第二天，慈禧死。“天颜戚戚，常若不悦”的光绪终年38岁，而慈禧却活了74岁。据说，慈禧死前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34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通常的情况下，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无法超越的，当然这种权力是法理上的，是逻辑上的，而不是必然的，在皇帝个人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中国会产生出超越于皇权之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没有准确的定位，不是固定在某一个职位上，而是因时、因事、因人而变动。但是，一旦这某一异化的权力左右着皇权，它就成为中国的老大，替代皇权行使一切权力。当然这一超越皇权之上的权力，是比较脆弱的，一切不确定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这一权力的消失，最终权力归于皇帝。

大一统而皇权至上的中国，任何一项改革，必须得到一号人物的支持。无论是吴起、商鞅或是王安石，所有政治家的政治主张没有一号人物的同意都是不可能影响到现实社会的，除非自己成为一号人物，如张居正。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了，跟没有得到中国一号人物的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1898年，28岁的光绪皇帝名义上亲政十年了，但是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当然这一现实状况维新派也认识到了，本想借助袁世凯囚禁慈禧，改变这一态势，却被袁世凯出卖了，害得光绪自己从此被慈禧幽禁在中南海瀛台，整整十年。

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一心为国的光绪斗不过先己后国的慈禧，维新派也只有认栽的份。假如当初维新派采取翁同龢提出的“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历史可能会重新改写，可惜康有为毫不犹豫地把慈禧提推到了对立面，只重视自身权力得失的慈禧也就理所当然地站过去了。历史没有“如果”，一切都是必然。

任何一种政治理想，要想作用于现实社会，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取得最高权力所有者的认可，二是推翻反对的最高权力所有者，新立支持的最高权力所有者，或者干脆使自己成为最高的权力所有者。

在这之前，夹好尾巴，悄悄地积蓄力量，比如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