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想拿孔子说事，无论是褒他还是贬他，可以说孔子就是后世人们手里最大的一块砖头。

砖头有什么用？取决于拿砖头的人的态度，它既可以被当作垫脚石使自己站得更高一点，也可以被当作武器去砸人。

砖头，本质上不是砖头，只是工具。

平常人看孔子，也就是一个平常的教书先生而已，但是政治家却并不把孔子看成一个人，而是一件工具，随意变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决定于政治家要让他发挥什么样的用途。

孔子是怎样变成板砖的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前627—前554年），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先娶了老婆施曜英，一连生了九个女儿。于是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但是孟皮是个残疾人283。于是又娶了第二个妾，叫颜征在。在叔梁纥70岁时生了孔子，因出生之前曾在尼丘祈祷，故起名为丘，排行第二，故字仲尼。

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病逝。叔梁纥死后，原配施氏和叔梁纥的家人都不喜欢孔子母子，没有善待他们，于是颜征在就带着孔子离开了，移居曲阜阙里，独自抚养孔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到了17岁时，孔子的母亲也去世了。

孔子19岁成亲，娶宋国亓官氏的女儿（有说朱国兀氏）为妻，次年生了唯一的儿子孔鲤。孔鲤比孔子死的早，但是给孔子留下了后代孔伋。

成年的孔子身形魁梧，“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284，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自20多岁起，孔子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开始有些名气。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

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285孔子又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

公元前497年，55岁的孔子与权臣季桓子不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的旅程，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并且差点饿死286。

公元前484年，孔子68岁时，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开始时鲁哀公与季康子还常以政事相询，但终是“敬而不用”，于是孔子晚年继续致力于整理文献和从事教育。

公元前479年，孔子患病，不愈而卒，死时73岁，跟他爹叔梁纥活得一样长。后来这个年龄成为中国人心理上的一道坎，不知跟孔子有没有关系。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有很多成为东周时期各国高官栋梁。在权力的作用下，孔子的思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

孔子行教像

春秋时期的孔子并没有获得现在所看到的那么高的地位，孔子从一介布衣被一步步塑造成圣人，中间大概经历了五百年的历程。

孔门弟子中那个能说会道并守孝六年的子贡是第一个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圣人”的人。孔子的敌人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子贡挺身维护：“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287

公元前478年，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改为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孔庙。

生前的孔子并不受人待见，“遑遑如丧家之犬”，而死后的尊荣却逐渐渐攀升。但是这时的圣人还只是学生心中受人尊敬的老师，孔庙的建立也仅是按西周时期的规矩，表示尊师重道之意，而已。

一百多年后，虽然亚圣孟子对孔子作了高度评价，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288但也只是圈子内这样认为。可以想象的是，在诸侯们满脑子攻城略地或总在提防别人的虎视眈眈的战国时期，没有诸侯肯信“仁义礼智信”这一套，所以儒家学说仍然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289，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接下来的秦朝，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孔子更不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真正改变孔子地位的是以“面谀”（当面奉承）著称的叔孙通。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被拥立为皇帝。朝堂之上，那些开国之臣表现得跟战场上一样粗鲁，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敢砍宫殿的柱子290。刘邦对这种情况渐渐感到不满，这时叔孙通出现了，向刘邦建议制订宫廷礼仪，得到同意后，叔孙通到鲁国故地征召了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秩序井然。尊卑分明的朝会让刘邦大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291。于是叔孙通“乃拜为太常，赐金五百斤”292。从此，儒家思想开始在统治者那里改变“敬而不用”的处境。

公元前195年，刘邦经过鲁地（山东），以太牢（牛、羊、豕三牲全备）祭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在鲁南宫召见了儒臣，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刘邦这次祭孔，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也为后世皇帝开创了祭孔的先河。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极力推崇孔子所作的《春秋》一书，认为“《春秋》之道，大得之则王，小得之则霸”。为什么推崇《春秋》？就是因为里面的“大一统”观念，“《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293而这正是统一的大汉朝所需要的。董仲舒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把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通过孔子地位的提高，巩固政权。孔子与政权，互惠互利，同生共赢的时代开始了。

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各地纷纷建孔庙，直至县县有孔庙。后来，孔庙逐渐演变成朝廷祭祀孔子的礼制庙宇，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西汉末，孔子后代被封为“褒成侯”，并且有封地来奉祀孔子。

唐代曾四次追封孔子：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师尼父”，后改为“宣父”；唐高宗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称其为“隆道公”；唐玄宗则升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并且朝廷下诏要求郡县以上都要建文庙，创立儒教，春秋公祭。孔子开始享受人间香火。

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朝代，孔子的地位更是大大提升，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封孔子爹叔梁纥为“齐国公”；宋仁宗封孔子46代孙为“衍圣公”，世代享受特权，沿袭至民国，最后一位“衍圣公”孔德成2008年才去逝。

作为满夷的清朝统治者，对圣人更是异常推崇，掀起了空前绝后的尊孔高潮。康熙曾多次巡曲阜，拜孔庙。乾隆时春秋大祭，朝廷颁发统一祭文，规范祭祀时的规格，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孔府孔庙的面积，比前朝扩大了好几倍，且准其仿皇城故宫模样。孔府的官品，清朝最高。

进了庙之后的孔子，显然不再是一个人间典范，而需要神化。于是有人对孔子进行神化改造，如“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手垂过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凤峙，坐如蹲龙”294等等。由此，孔子由人性世界的典范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

走上神坛的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儒家思想被各国君主“敬而不用”？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导致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各诸侯考虑的不是对内臣民的治理，而是对外势力的扩张或制衡，所以春秋时期在国际关系上实用主义的“术”是受到各国重视的。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英雄是管子、苏秦、张仪、孙子等人，而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孔子及其弟子们。

中国大一统之后，国内治理便成为历代君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在国内治理上，儒家思想则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长处。少时“不喜耕稼，专好浪游”的“无赖”295刘邦，统一天下后“烹狗藏弓”，消除异性王的刘邦，为什么拜了孔子？不是因为孔子高尚，而是因为孔子管用。正是因为孔子在治理国家中管用，他才成为历代君主统治国家所使用的武器。在这里，他们所使用的孔子思想是不是正统的、本原的孔子思想都不再重要了，他们会不断地把孔子思想进行改造，以成为更合手的“板砖”。如宋代理学家在把孔子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对孔子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改造，孔子成为一个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296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一直被统治者当成统治的武器，所以清代大学者戴震抨击理学家的观点时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297说白了，儒学在统治者那里就是一块板砖，拍那个不服从“天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后，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

正因为儒学是统治者专制的武器，所以一切反对专制者都需要先否定儒学，否定儒学就必须否定孔子，因为后世的一切思想都是添加到孔子的名下的，只有批判了孔子，才能完成对历史的否定、对现实的肯定。所以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时说，“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

五四运动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完成对封建专制、对八股取士的否定，推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298那个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更是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299。

“文革”的时候，为了表达与一切旧文化的割裂，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300

当然，后世否定孔子最著名的不是章太炎，不是吴虞，也不是红卫兵谭厚兰，而是洪秀全。

1837年，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后，“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的洪秀全“死去七日”。昏迷中魂游高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同时还见到两个人，周文王和孔子，“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天父上帝“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怒斥孔子：“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尔后，连洪秀全与耶穌也一同指责他，“众天使亦尽归咎他”。“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洪秀全）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301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最著名的“丁酉异梦”。上帝的二儿子洪秀全通过梦境描述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为推广他的拜上帝教扫除障碍。

砸烂孔家店

理论上的颠覆，更需要现实的批判强化，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这些事，我们在第二章时已经讲过了。

把孔子变成敲门砖

鲁迅在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说得很透彻：“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康有为要在体制内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样要把孔子当作“敲门砖”来用。但是他把孔子当敲门砖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学别人一样去考试，没有敲开通向帝师的大门，于是他就开始对孔子进行改造。

1891年，康有为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302。表面上看，这是一本关于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著作。

相传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孔子编订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除官方外，民间的《诗》、《书》等，一律毁弃。汉朝建立后，儒家重受重视，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当时有一个秦朝时的博士，叫伏生，记得《尚书》的内容，但已经90多岁了，“老不能行”，于是文帝便派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到伏生口述的29篇文章，就是后来传世的《尚书》，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又从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发现了孔子九世嫡孙孔鲋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藏起来的用古代蝌蚪文写的《尚书》，比汉文帝时伏生口授、用隶书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16篇，共45篇，故称《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在书写文字、篇幅、内容上都不同，由此，爆发了今古文之争。从汉武帝到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处于官学的正统地位。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后来他帮助王莽建立新朝，被封为国师，在权力的作用下，古文经学地位也青云直上。汉以后是三国混战，因战乱，《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又都遗失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出一部《古文尚书》，共58篇。之后，这部《古文尚书》就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依据，也是宋儒学所尊奉的经典，一千多年来，读书人都把“古文经”奉为正统。

康有为认为，“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303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正是由于孔子圣道被颠覆，六经被篡改，受其影响的人被蒙在鼓里，社会才出现混乱，人心大坏，统治者骄奢淫逸，皇帝放纵无度，权臣横行无忌，置中国陷入危机于不顾，这就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主要思想。

1897年，康有为又着手写了《孔子改制考》，全书共21卷，约34万字，由陈千秋、梁启超、韩文举、梁朝杰等十余名学生协助编成。长期以来，孔子被认为是信古、好古的，“言必称三代”，而康有为却认为，孔子并非守旧者，而是托古改制的先驱，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304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因其雷人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各省纷纷翻印。1894年夏历七月，有人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305。8月，朝廷发出上谕，命两广总督李翰章查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叛道，李翰章派知县李滋然办理这件事。

对梁启超十分欣赏的李滋然写了一份措辞极为巧妙，用意可进可退的审查报告：“此书大旨以尊崇孔子，攻诘刘歆增窜六经为主，自命为两千年来未有之卓识。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艰苦卓绝。但自信过深，偏见遂执，有不合己意者，则妄加窜改。有不便窜改者，反诬为古人窜入。深文剖击，不遗余力，岂足为定论乎？……其立论虽主底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叛道，则全书并无实证。”306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是两部纯学术著作呢？显然不是。梁启超自己也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07

“万不可通者”，为什么康有为“必力持之”？写作过程中为什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康有为本身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来写，它只是一个读书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借学术而致政治。通过证明孔子亲自作“六经”都是为了“托古改制”，从而表明自己维新只是继承孔子衣钵，而不是离经叛道的造反者。另外，通过狐假虎威，也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顽固派。

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说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08，然而比较一下康有为自身所为，则不能不被人认为是“夫子自道”。

无论如何，康有为的这两本书，除有抄袭之争议外，还有许多学术之外的道道的，也难怪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后，说康有为“居心叵测”309。

整个一节，我们都在说孔子，然而孔子代表的却不仅仅是孔子，而是整个死人群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敬老崇古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总是拿死人来打压活人，而被打击者要反抗，也总是拿死人的话去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好像只有从“古人云”那里才能找到行为的依据和底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亚瑟·亨·史密斯称之为“因循守旧”，这种思维方式是普遍存在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特征之一。

司马光说：“祖宗之法不能变。”310

保守派说：“孔子之制在三纲五常，而亦尧舜以来相传之治道也。”

祖宗是什么？工具而已。正如吴淞铁路征地时的“风水”，仅仅是“乡民妇女”争取更多赔偿费的借口，钱到位了，也就“欣然从事”了。对于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了。

用死人的做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只有狐假虎威之嫌，而无任何实质上的逻辑关系，然而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证明自己、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忘记了，这种论证方式仅仅是“看起来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