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革命的领导人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08同样这个结论，孙中山在1894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但是他们之间不同的是：毛泽东获得枪杆子是通过“夺”的方式，而孙中山获得枪杆子则是通过“买”的方式。

我们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仅从革命的方式来讲，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行为。从孙中山获得革命政权的过程到蒋介石巩固政权的过程，“钱”在这里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革命为什么要花钱？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用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革命花钱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武器装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需要枪支弹药来武装部队，而枪支弹药需要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

第二，军饷。组织者可能是有理想有觉悟的，可以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招来的士兵却并没有这样的革命觉悟，事实上基本所有的士兵也仅把当兵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因此需要发给他们军饷，没军饷他们就可以不干，据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过“好些零碎的港币”。1901年10月2日的惠州起义，本没准备好，就是因为600名精壮拉起来了，但是军粮又“日渐匾缺”，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才贸然发动起义。

第三，抚恤金。这不仅仅具有人权意义，而且也是吸收战士、激励战士的一种手段。如后来同盟会就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养赡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20岁。409

第四，活动经费。武侠小说里的侠客都是不会为吃饭而发愁的，但是现实中的革命者则必须要吃喝拉撒。大多数的革命者像孙中山一样都是职业的，没有其他来钱的路，所以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事实上，孙中山本人的生活也都来源于这种革命经费。

起义的花费是巨大的，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黄兴后来报告说，总共花费了18763元，张鸣说这“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个月的军饷”。

起义的钱从哪里来？清政府不会拨款的，革命者本人是没钱的，于是只有找资本家要。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从本质上说，这个机构关键性的任务只有一个——筹钱。兴中会的章程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这样的：

八、款项宜筹也本会所理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收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似乎是在说康有为的）。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不看其他各条，如果我们仅从之一条来看，兴中会是一个经济团体还是一个政治团体，一目了然。这里有操作规范，有利润分成，有鼓动吆喝，跟现在的非法集资没有任何不同。在孙中山的漂亮广告之下，还是集到了13000元港币的款项，挖到了第一桶金。于是跑到广州组织了第一次起义，当然这一点钱还是不够的，“黄咏商变卖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余育之慨助军费万数千元”。410

从此，孙中山就开始了在国外筹钱，回国内发动起义的艰苦历程。每次在海外筹钱筹够了，就回国发动起义，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他一生也在为筹款而奋斗。

为了筹钱，孙中山使用了各种手段，尝尽了各种艰辛和冷遇。

1909年，接受容闳提出“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在中国广东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的“中国红龙计划”，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里和已退休的美国大银行家查理·布思签订协议：美国银行家货款350万美元（后改为1000万美元），具体由布思落实；同盟会支付年利率为15%，十年内还清本息并且在新政府里为美国财团商人腾出一部分重要岗位等。后来布思做了种种努力，可是美国财团还是觉得这种风险投资很不靠谱，这个计划也就流产了。

筹不到钱的孙中山着急了，在美国挨家挨户找华侨商人进行宣传，讲革命道理，像一个保险推销员一样，但是收效甚微。后又想到了发行股票411，191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出席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集会时，宣布成立“革命公司”，并动员当地华侨购买该“公司”股票，筹款支持国内革命活动。孙中山许诺，股金本息，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

到了温哥华，“洪棍”412孙中山说服当地洪门组织筹饷局，并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10元、100元、1000元三种面额的金币债券。在他的鼓动下，不少华工把整月薪金都捐献出来了。

1911年6月15日，孙中山又提议组建美洲洪门筹饷局，以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债券，由会计开具收执。捐数五美金以上者，均双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另：百元者记功一次，千元者记大功一次，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413。并规定：“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4149月份以后，通过洪门组织，“周游演说月余，集款达四十万。”415后又在古巴成立代理筹饷处，将集资行动拓展到南美。

武昌起义爆发后，筹饷局将筹集到的“万余美金”交给即将回国的孙中山，并陆续汇巨款供应各省义军，还购买了6架飞机运抵上海。1912年又筹集资金以充实国库，并将余款30余万元汇至上海犒赏军士。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饷局将一切账目上缴革命政府报销。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护法讨袁，又如法炮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筹饷。

孙中山搞革命究竟筹集了多少钱？无从统计。

许多人为了支持革命，倾家荡产。孙中山哥哥孙眉，靠自身打拼，在茂宜岛经营农牧业兼营商业而成为当地首富，人称之为“茂宜岛王”。1895年广州起义急需经费，孙眉贱价出售牲畜，以捐充军饷。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债券，孙眉又将1000多头牲畜变卖认购债券，终于由富豪变为赤贫。据说还有日本的留学生为了购买孙中山的股票，去借高利贷的。

亲友资助起义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志士变卖家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家出钱起义，原因为哪般？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一群体中有热心革命者，但是我们想搞清楚的是这当中占多大的成分？当年的捐款，不全是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个别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当初康有为的保皇党在美国筹款就是靠清制官服为道具的，声称只要是三品官以下爵位，他们即有权封赠，至于封赠官衔大小，则视捐款者所捐多寡而定。而那些华侨老板，之所以踊跃出钱，为了就是日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保皇党不再被信任，孙中山的革命党开始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支援革命，一是为了“十可报百，万可图亿”，二是为了“待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商人通常都是按商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的，虽然这一点可能不被他们所承认。

孙中山接受香港总工会捐款的收据

1911年，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成立了，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对于那些早年支援起义而购买股票的这些人，他们的回报如约而至了吗？没有太多的材料体现这一诺言的兑现。孙眉想当粤都督，蔡元培推荐了，但是孙中山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政治。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后来有的材料说孙眉“欣然接受”，有的材料说孙眉还曾到南京“兴师问罪”，总之，粤都督是没有当成。

所以美国的韦慕庭说，“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416

辛亥革命成功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组建政府时，代表们推举“绅商”张謇任财政部长，张謇不干，写了一份《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发表了他对临时政府财政问题的意见，主要的观点就是一个：没钱，干不起来。作为晚清最著名的商人，张謇自然也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认为，政府权力的巩固与否，全在财力的强弱，没钱，军饷发不出来，军队就不能统一。他给临时政府算了一笔账，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1.2亿两；但是从收入上看每年只有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因此，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为此张謇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各省承担中央财政3000万两，第二，孙中山在海外募集外债5000万两。

孙中山于1911年10月中旬离开美国回国，到1911年12月25日才回到上海，为什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他到英国、法国转了一圈，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但是一无所获。当他到上海后，“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但是孙中山只有无奈地自嘲：“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417

在务实的张謇看来，“不知崖畔”的孙大炮，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难以解决现实的问题。不仅张謇这么看，外国人也这么看，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都被拒绝，一笔钱也没借到，致使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张謇后来跑去跟袁世凯干了。

1917年，段祺瑞破坏约法，7月，孙中山决定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开展护法运动。然而这又要花钱，没钱，海军第一舰队开不动，100多位议员南下不了，据说是上海的犹太房地产商哈同捐给了孙中山五麻袋钞票，才使得他能够率参众两院议员和海军舰队南下。非常国会召开了，军政府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当上了，但还是没钱。虽说谣传孙中山此前曾得到过德国150万银元秘密捐赠，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维持军政府的正常开销，更别说护法了。

1912年5月25日，孙中山与澳门总督、主教、大律师、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等人于澳门陆军俱乐部合照留念。

当时，广东各项税收，均为广东督军陈炳把持，他拒绝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没钱，孙中山许多政治和军事上的筹划无法落实，军政府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行。据说廖仲恺经常到掌管广州财政的官僚的烟榻上去要钱，三番五次，矛盾日增，陆荣廷418为缓和矛盾，调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莫荣新继任后，继续在财政上扼杀“军政府”，不仅如此，还密令下属杀了孙中山派往各地的招兵人员。孙中山生气了，亲自操炮，轰了莫荣新的观音山督军府。由于当时北京政府也正率领部队向广州进攻，莫荣新怕激化陆荣廷与孙中山的矛盾，两面受敌，不敢还手，第二天跑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赔错，但还是不给孙中山钱。孙中山终于给挤跑了，护法运动搞了一年不到就结束了。

被陆荣廷挤跑了的孙中山，革命动力不减，命令陈炯明发动对桂系的进攻，重建广东护法军政府。1921年6月，广东军政府发动粤桂战争，打败桂系，统一广西，陈炯明成了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重新组织了军政府的孙中山决意北伐，但是陈炯明有不同意见，他说，“连年用兵，将士疲劳，宜暂休养；饷械未足，宜事补充；且湘省方倡联治，即议北出，宜先疏通；且南北议和草约经中山认可，已派代表征求江浙各省，宜得同意，不能突起用兵，自毁信义。”419条条在理、论证充分，但孙中山执意北伐，也只能勉强配合，但其后又发生了陈炯明“叛乱”的事。

陈炯明为什么又把孙中山从广州赶跑了？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当北伐开始后，孙中山苦于军饷无着，跟陈炯明说：“吾北伐而胜，在事实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面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420也就是说要陈炯明解决最根本的钱的问题，当时广东省一年的税收是1600万元，每年的支出需3200万元，赤字达一倍，粤桂战争又用去了800万，如再继续北伐，钱由何出？陈炯明的压力是很大的，虽是在如此压力下，还是每月接济了北伐军军饷50万元。1922年2月21日，负责为北伐军筹饷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身亡。邓铿一死，北伐所需接济不至，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爆发，孙中山撤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等职，要陈炯明返回海丰家中休养。手下不干了，驻桂粤军总指挥叶举，也是陈炯明的得力干将，带了50多个营，跑回广州，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公开叛变。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革命而努力，而他的一生也都为钱而头疼。屡战屡败，缺钱是最重要的原因，而他的继任者蒋介石在钱的方面比他成功多了。

正是陈炯明叛乱的过程中，在上海搞股票赚钱的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的信任，后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蒋介石是一个不差钱的领导，他的钱主要来自以下四个地方：

1.税收。

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已经控制住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一个是中国开放最早的地区，一个是外国华侨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讲，是两个较为富裕的地区。北伐之后，蒋介石占领了全国最富的江浙地区，有资料显示，在南京的十年时期，政府从全国经济的贸易和制造部门取得税收中有近85%集中在上海地区，也就是说，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都被蒋介石把持了，这给他提供了比其他省份更为雄厚的税收支持。

2.资本家的资助。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因为怕共产党挖自己的墙脚，但是我们不明白的是蒋介石为什么在北伐还没完成的时候就急迫地进行清党呢？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给我们讲了这一大屠杀产生的契机：1921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左右发展非常迅猛，“四一二”政变前后，中共党员人数已达到57900余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工人搞了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给资本家造成的恐惧是不小的。于是在1927年春，一帮子惊慌失措的上海资本家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防止过激的革命行为发生，并且愿意出1000万军费。3月末先给了首批的预付款300万元，大屠杀之后，当共产党人不再成为上海的威胁时，4月25日，他们又给了蒋介石剩下的700万元。

那时候的蒋介石，也在需要钱的当口，1000万，只够它半个月的军费，更多的钱哪里来？于是他就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421如果资本家不配合，杜月笙的手段就可以使了，欧文·查普曼报道，“富有的中国人会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踪于街头……百万富翁以‘共产党’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从没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权之下，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统治”422，当然这只是“迫不得已采用的非常筹款手段”423，事实也的确如此，1928年以后，这一黑帮做法基本不用了。

3.发行债券。国民党在革命的时候就开始搞债券，上台之后，更方便搞债券了。“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1936年，“又发生新债3.4亿元”424。而这些内债的用途并不是为了基础建设，而是军事需要。当然仅靠内债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外债。

4.外国的支援。

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外国对它的援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联俄联共之后，苏联就开始帮助孙中山，1923年3月，苏联给国民党提供了200万元的财政援助，黄埔军校创办时苏联政府拨给了300万卢布（约270万元），据说鲍罗廷还在1924年每月资助国民党35000元，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向国民党提供了2.5亿美元的中期低息（3%）贷款，当然这是以实物的形式提供的，包括1937-1939年期间提供的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的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苏联的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俄国时才结束。425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的借款仅只是一小部分，从1937年至1945年，南京政府利用战时信贷和租借法案总共借了21.5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了18.54亿，剩下的是苏联1.73亿，英国1.11亿，法国是0.12亿。费正清说：“总之，外国信贷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426

获得巨大的财力支持的蒋介石用钱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用钱实现了中央集权，然后用钱去完成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东北易帜后，虽然说中国全境均悬挂起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政府领导，但是这种统一是有名无实的，冯玉祥虎踞中原，阎锡山扼守华北，李宗仁控制两广，张学良据守关外，均自成体系，他们在各自控制的地盘上，把持军权、政权、财政甚至外交大权，中央政府于他们素无权威，军政号令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基本无效。但是这时候的蒋介石相对于他们的优势就是有钱，一是因为占据了全国最富的长江中下游区域，二是作为中央政府可以对外申请到借款。

本想利用“编遣”去“削藩”，但引起诸派军阀不满。1929年3月，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反蒋，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外，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蒋桂战争中蒋介石取得胜利之后，却违背了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1929年5月，蒋冯战争又起，蒋介石同样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了冯玉祥的手下韩复渠、石友三和马鸿逵，一下子拉走了冯玉祥最精锐的10万部队，致使冯玉祥在5月27日就被迫通电下野。

1930年2月，山西的阎锡山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新的反蒋运动。同年9月成立新国民政府，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原大战爆发。在这次大战中，“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427最后，南京政府通过贿赂张学良1000万元并许以管理黄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过去。9月18日，原本中立的张学良忽然打破沉默，通电拥护南京政府，呼吁各方“即日罢兵，以纾国难”，派20万大军入关占领北平、天津，北方政府失败。

蒋介石不但能通过金钱贿赂拉拢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还擅于利用金钱来瓦解敌军。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上，何成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而他指挥的这个第3军团，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小军阀”混合成的杂牌军，包括徐源泉48师、萧之楚44师、杨虎城17师、王金钰47师、郝梦麟54师、刘茂恩66师，这些杂牌军有两个问题：一是作战能力差，靠他们去打仗有点费劲；二是立场不坚定，“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但是就是依靠这样的军队，使得东线正在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基本上被何成浚解决了。何成浚通过什么方法取得胜利的呢？用一些学者的说法是“用三千佳丽”。战争开始后，“何成浚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可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排以上的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大头走。”428“三千佳丽”成就了何成浚“杂牌军的领袖”地位。

正是因为蒋介石有钱，并且也善于花钱，使得费正清都说，“他胜过任何其他军阀，是使用‘银弹’——用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叛变——的能手。”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