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革命？这是任何一个革命追随者都需要问清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现实判断，一种理性选择，它是革命能否进行下去的基础。任何一个挑起革命的人都必须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它涉及到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从当权者这一角度看，从既定价值观念看，革命就是叛乱，就是非法的。革命者要革命，必须完成对既定价值观的否定，为自己的革命行为辩护。正如1939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430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世界无产阶级推崇？就是因为它完了对自身革命行为的合法性辩护。

夏启夺权，靠的是实力的较量，胜者为王，不需要做理论上的论证。

而商汤要造反，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了，历史上著名的《汤誓》中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告诉人们汤造反的理由：“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431总结起来，两条道理，一是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二是民怨沸腾，甚至都愿意与夏桀一起去死。

“尚鬼”“尊神”的商朝以“天命”为基础建立了他的统治，无论商纣多么罪恶滔天，但是他认为“吾有民有命”，武王要伐纣，也必须给一个合适的理由，否定商之“命”，于是武王建立了他自己的理论，给出了他革命的理由，联系《泰誓》和《牧誓》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理论逻辑：

第一步，“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432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民意（欲）即天意。把“民”和“天”联系起来，奠定自己的理论基础。

第二步，“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433。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才能被上天选择，做人民的父母，为伐纣打好铺垫。

第三步，“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434历数了商纣王的在现实世界的种种罪恶。

第四步，“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435。就是说，因为商纣的种种罪恶，无德配天，所以“上帝”生气了，要我姬发讨伐他，如果我不讨代他，那才是逆了天意。

武王伐纣，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仇还是国恨，是民意还是天意？这是一个在现实中难以分得清的答案，周朝的统治者把这所有的原因都糅合到了一起，寓家于国，寓民于天，完成了家国民天的一体化。从此，“家”与“国”，“民”与“天”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难割难分。

由于商朝统治者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开创，使得它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永久契约，历代统治者都必须“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并且通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任何一个造反者都会以统治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揭竿而起。

客观分析，民与君的利益是统一的，无法分割，任何把这两者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对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损害，所以历代圣君贤相都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他们看来“德”与“得”是相通的，“德”是“得”的手段，“得”是“德”的结果，任何忽略这一点的统治者，都是在使这个王朝走向没落。

“德得相通”的价值理念，从周以后就逐渐深入人心了，无论是圣君贤相，还是凡夫俗子，基本都知道孟子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36

受过多年教育的孙中山更知道道德对于政权的重要意义，个人品德上没什么不良记录的孙中山对于道德格外强调。

对于革命者的道德，他强调：“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437

“七十二烈士在当时立了什么志气呢？我们虽然不能立刻知道他们的志气，但是他们由于失败，便断头流血，牺牲生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们的志气，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权利幸福，要做一件失败的事。”438

有革命，必用军人，对于军人的道德，孙中山强调的是比较多的。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致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责任。他说革命军队所负的“非常之事业”，“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军之责任者，救国救民之责任也。诸君既为军人，又为革命时代之军人，倘不能负此责任，坐视国家之因内扰而召外患，驯至于国亡种灭，其咎将谁尸耶？”439“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440

第二，大志气。“大家要有大志气，不可有小志气。个人升官发财是小志气，大家为国奋斗，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好国家，才是大志气。”441“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442“实行为主义而奋斗，不汲汲于握军权。”443

第三，不怕死。“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什么人做标准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444“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445“军人到了不怕死，还怕不能打胜仗吗？”446

孙中山赴各地演讲图

孙中山是以党建国的，所以党的建设，也是他必须关注的重点，他说，“党事为革命缘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重要。”447而办党则以“修明党德”为第一要务。

那么国民党要修什么样的“党德”呢？总结一下可以有如下几条：

首先是“明生死之辨”。他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杀身成仁的事迹为例，指出：“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其光荣乃无上之光荣。”448他强调，革命党人惟国家民族利益去奋斗，其“秘诀就在不怕死”。

其次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他说：“我们要除去现在的暮气，恢复朝气，便要诸君恢复从前为党奋斗之精神，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449

再次是要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他认为，人心是立国的大根本，要获得民心，革命党一定要“正心”、为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要问心无愧，凭真理去做，就是牺牲了，还是很荣耀。”450

最后是“从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进行“心理上的革命”，从事“心理建设”。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即为“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451确立起新的道德观念。

党德包括许多方面，但其核心是“替众人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说“政治之极则”是“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因此他号召，“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应当以夺取为目的”452，并且要求“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453孙中山不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强调“替众人服务”的必要性，而且像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历史发展规律一样说“替众人服务”是顺乎世界道德发展之潮流的，他说“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454

“党德”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这是孙中山所不能不提醒革命党人注意的。他说“吾党究何所恃而自存？又何所恃而服人？将谓恃兵力乎？非也，我们革命党恃主义真理及道德而已。故吾党以德服人，非以武力服人；大家要知道武力实不足恃，惟德可以服人。”455“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456

他不仅从政党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党德”，还从“以德治国”的角度来论证它的必要性，他强调：“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457，“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458

很明显，道德具有工具意义，它可以使人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这是客观的现实逻辑，比如我们常说的“好心有好报”，“有舍就有得”。当我们去追求道德的高尚时，通常会让我们得到道德之外的收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反馈。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道德当成手段去使用，通过道德去实现预期的利益，例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王莽459。

道德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让人头疼在两点：

其一，只有道德被当作目的去追求时，其他人才能为这道德的魅力所折服，社会才能给他以正反馈，他才能产生工具意义。反之，如果当事人主观上也只把道德当作手段，那么它的工具意义就丧失了。“好心才有好报”，强调的正是这种行为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好报”必须是客观的，顺其自然的，而不应该是目的的、苛求的。

其二，当一个“道德行为”发生时，我们无法仅从这个行为本身判定这是“有目的”的，还是“没目的”的，就像现代人对“孔融让梨”这件事的解读，是说他“有礼貌”呢，还是说他“有心眼”呢？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选择哪一个，这取决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判定事物的价值观。然而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在当时的孔融那里，不会有人知道。

道德是以自律、利他为前提的，对于一件利他的事件我们是不能进行准确的道德分析的，但是，对于一个综合体的个人，我们却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判断，根据他的态度、观点、行为方式以及现实的收益。

孙中山是一个以道德为手段的人，还是一个以道德为目的人？总体来讲，他是一个理性的通过道德实践而去实现道德手段化的人。

在国外筹款革命的孙中山，虽然说也依靠革命经费生活，但并不像康有为那样过得如此奢侈；其兄孙眉为革命舍尽万贯家财，然而孙中山终未给他一官半职；南北议和之后，他毅然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用他一生的经历践行了革命党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的宗旨。

然而我们知道，孙中山所谓大事仅两件：一是革命，二是共和。道德绝不是和这两者摆在同一水平上的，相对而言，道德只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理解这一点：

其一，从孙中山关于“党德”的各处谈话中，我们可以毫不困难的发现道德的这种手段作用，除前面有所列举外，再例如：

“无德之政党，其党风必坏，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460

“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461

“令全国人民人人具有此种道德，具有此种思想，则中华民国之政治可以立见发达，中华民国之基础可以日益巩固，中华民国之国势亦可以蒸蒸日上，凌欧驾美而上之。”462

“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463

在他毅然辞去大总统之职时解释道，“第一任总统，不知者且视为尊如皇帝，故决意让之袁世凯，使天下知总统当如是，因而树民国之大本，示人以公仆之不当争，不必争。而世之君子，有咎仆以荒废厥职者，仆闻之滋乐。”464

其二，政治家的道德必须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必须不是主观的，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正如商人慈善，必须带有资本主义的某种痕迹一样。孙中山讲道德，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革命阶段，强调“革命道德”居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则强调“固有道德”居多。什么是“固有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465在谈到忠孝时他说“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466；在谈到仁爱时除了推崇孔子“仁民爱物”外，对墨子“兼爱”也极为推崇，说“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在讲到信义时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467；在谈到和平时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468。这些固有道德是他在革命年代时绝不会想到，也不会深加论述的，为什么到了1924年的时候，他开始强调固有道德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道德观也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的思想后来被戴季陶定位为“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说“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469其工具意义可见一斑。

孙中山亲笔修改民生主义讲演稿

虽然，道德有如此重要的工具意义，但是孙中山的那些党员们对道德却并不像他那样看重。

革命时期，革命党就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大杂烩，他们走到一起的目标只有一个——革命。除此之外，别无限制，所以道德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张鸣在他的《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描述了好多为了革命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例子，同时也描述了好多打着革命的幌子无恶不作的例子，这里面简要地转述几个：

湖南人焦达峰、居正、邓玉麟等人革命没钱，焦达峰拉了同乡入伙，把同乡的布卖了维持革命，钱用完后，偷庙里的佛像去卖，不成功，让他们的新同志邹永成偷他婶子的首饰，也没成功。湖北的革命党为了从党员刘公家里弄钱革命，竟然使用了美人计，后来成功了。470

湖南独立之后，焦达峰做了都督，“自打新政府开张，哥老会、巡防营还有新军的官迷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个个都说自己功劳大，资格老，要官，要钱，不给就大叫，拔枪，抡刀。都督府每天要开四百席，流水地吃，不舍昼夜。”471

“广东的北伐军到了南京前线，打了两场小小的接触仗，然后就屯兵不前。当官的在南京城里大吃花酒，轮流请客，今天你请，明天我请，轮流当主人花钱，几乎成天泡在温柔乡和酒乡里。前方有事，找不到军官指挥，好不容易找到了，却沉醉不醒。军官这样，士兵跟着学，经常有夜不归宿的。南京临时政府好不容易筹来北伐的钱，好一些送进了酒楼妓院。一旦钱没了，有的就敢整队人马出来抢。”472

国民党统一了全国，然而大家知道，统一前的军阀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吸收了，军阀成了“党国”政治的上层。“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473

而在南京中央政府里，也同样是这样。当革命成功之后，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1948年曾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西北大学教授程元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的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至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的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十八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原因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474

政府上层官僚如此，而整个国民党，同样是这样。《剑桥中华民国史》还这样论述：“国民党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就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数量，不注意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475

而这种现象，不是我们现在总结的时候才看到，在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就说，“然从今日现象考察：吾党党员中热心的人出而握军权，未尝无人；但谋私利者亦假称热心，争握军权。不知军队是拼命杀人的事业。今之手握一万数千兵者，以利结合，鲜有以主义感化其部下者。就现在情形观之，凡兵士临阵，有赏则能克敌破城，无之则不能。或有不赏亦打仗者，则因地盘苦瘠，须占领较富裕的地盘而已。可知军队奋斗，系为升官发财起见，非如昔日党员专为主义的奋斗也。”476

孙中山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处宣传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到处要求“党德清澄”，甚至还把黑社会（三合会）的立盟起誓搬到了党建上来了，创建了就职宣誓制度，要求“凡归顺之官吏、新进之国民必当对于民国为正心诚意之宣誓，以表示其拥护民国，扶植民权，励进民生。”477他想通过宣誓这一形式，把道德问题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誓是宣了，行为却没有什么改变，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感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蒋介石上台后，对“党德”、“军人道德”建设问题更是无力为之，以致贪污腐败、世风日下。就连提倡节俭、反对奢华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都说，他自己的西北军哪里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478。连他的部队都是这样，其他的部队就更可想而知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苦熬八年的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首先想到的是发财的机会。“接收”变成了“劫收”。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说：“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收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42亿元。479后来蒋介石也曾经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然而，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的，并不仅仅是中上级军官，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能免俗。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忠信可靠”的刘峙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淮海战役总指挥）。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两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向徐州靠拢。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1949年，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说：“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紧要关头，上海商界人士捐了一大笔钱，但吴国桢坚持要点人头，按人头发。过了一段时间，吴国桢到一个庙里参加一个追悼会，跟方丈聊天时才知道，他庙里的300多名和尚在吴国桢点士兵人头时，都演了回士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汤恩伯说部队缺少汽油，于是吴国桢又从商家筹集经费，给军队买了汽油，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长向市长报告了一件事情，说警备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无论是汤恩伯还是刘峙，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汤恩伯有“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美誉，刘峙有“捞钱司令”的美誉，高级将领都腐败如此，上行则下效，国民党时期的腐败状况可以想像。

蒋介石对这些状况不是不知，而是回天无力。1948年1月，蒋介石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480预言很快就应验了，一年后，国民党不得不退出了大陆。

蒋介石在写日记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她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她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481“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她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482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把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了四条，其中，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正因为如此，他说他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他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483

这样的党，这样的军人，这样的军队，如何能让人们信任他？如何能让人们容忍他？“德者得也”，这一点理解起来不难，但做起来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