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古代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中国没有“社会主义”学说的存在基础则是让人不可接受的。

《道德经》中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礼记·礼运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特点”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社会理想在后世又不断地被继承、发酵，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

晋陶渊明深受道家影响，他在其《桃花源记》中这样描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麻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所表述的乌托邦式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遗忘不掉的角落。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过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同时构想了一个无国家、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在那里，政府民选，无家族，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

中国的古人是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对未来社会的表述同样是这样，这就使得中国古代为实现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努力不甚了了。它仅仅是一种理论，甚至连理论都不是，因此与实践并无关系，正如康有为，其大同书中的价值观并不真实地体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一百二十多年前，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这样描述中国人性格中的一种，“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这不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并且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505此论述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不能不说他的确挖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信仰只能是谈谈而已的面子上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火花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现实，并没有太多的实践意义。

真正作用于现实的未来“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他不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被当作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

1875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为翻译英文society一词而在日语里首先创用了“社会”一词。1878年，他又将英文socialism翻译为“社会主义”。

中国学者在翻译socialism时曾使用过“索昔阿利司”、“安民新学”、“养民学”、“人群之说”、“人群主义”等不同的翻译方式，1902年9月25日梁启超从第18期《新民丛报》开始，把当时日本人通用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过来。从此，“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书刊中逐步得到使用并统一。

社会主义来到中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推销来的，也没被介绍者所提倡，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学术理论被知识分子认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这句话，为我们现代中国人所熟知。正是十月革命的推动，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并不仅仅只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的理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并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胜利。”他不但在报刊发表大量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且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课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比李大钊大10岁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宣传者，赞扬十月革命，强调阶级斗争，与反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

从李大钊陈独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种政治信仰，它开始作用于现实社会。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则明显更激进，他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506

1920年4月，俄国人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带了3个人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情况，表示希望创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觉得时机不成熟，有些犹豫，就将维经斯基介绍给陈独秀。8月，维经斯基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很激动，立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告诉给李大钊，“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就是历史上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他们的影响和带领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其他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召开是谁策划的？如何策划的？通知内容是什么？甚至开会的具体日期是哪天？都无从考证。

之所以无从考证，我想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至少是当时的各共产党早期组织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大人物“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力驳胡适的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陈独秀也正在广东争取一笔建校款子。可以想象的是，在许多人眼里，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比“少年中国学会”这样一个学术会议机构更重要，甚至许多人都借口“工作繁忙”而不愿参加这次会议。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是因为当时张国焘就在上海，第二名代表曾提邓中夏和罗章龙，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去，于是就派了一个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代表之一陈公博本来就是带着漂亮的老婆去大上海度蜜月的，第二天就被吓跑了，也不管后来会开得如何了。507

事实上，在出席一大的代表眼里，这次会议也没有现代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意义重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

一大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会议？我们现在赋予它很高的地位，但是在当时，也就只是一个拥有“五十多”508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学术团体的第一次会议而已，就像现在存在的铺天盖地的各种学术机构一样，从出席的代表我们可见一斑：出席代表13509人，其中教师5人，分别是何叔衡、毛泽东、陈公博、陈潭秋和董必武，学生5人，分别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和周佛海。

然而就是这不起眼的人群组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毫无悬念地，陈独秀因其重要的影响力被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为止。

开始时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小团体，其革命性大多体现在思想上，实际的革命行动并不多，更没有影响力。这样的党显然并没有比孙中山的国民党更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在共产国际的努力撮合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了“党际合作”。

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组织经验，孙中山选择了“容共”（共产党称为“联共”），并希望通过“容共”而“溶共”，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让国民党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感：

一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天然敌视。自始至终，中国共产党都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判断，使得国民党能“容共”，但是“加而不入”的共产党却不能“溶于国”。站在道德和理论至高点上的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总有“怀疑或批评”，这种怀疑或批评一面把国民党推向他一贯自称的“人民的政党”的对立面上，一面使自己成为寄生于国民党体内的“异形”。

二是国民党党员的大量外流。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人数上远不及国民党，但是组织内聚力却是相当强的，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使得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成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的境况，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大量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五年时间，共产党党员由“五十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三是最高权力机构被中共控制。国共合作中让国民党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权力的窃取，但是事与愿违，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断发展，开始不断加大对国民党的控制。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说：“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510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511

即使这三点已使国民党内部深感不安，然而更让国民党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都是秘密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又都是秘密的，所以在国民党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中国共产党？谁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不清楚的。蒋介石在1926年5月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512

正是这种对共产党认识的模糊性，使中国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恐慌。

对于共产党的坐大，国民党分成两派，一是亲共派，以汪精卫为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一是清共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山会议派”，认为“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主张“快刀斩乱麻”反苏、反共513。而这两派之中，亲共派是主旋律的，是正统的，也是官方的。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清理了一部分共产党，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权。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的委员比例不得占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对于非正统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加码的排斥与打击，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退让求团结”，拉拢汪精卫，抵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陈独秀还与汪精卫联合发表了声明，就“国民党将驱逐共产党”的问题进行辟谣。而此时的汪精卫事实上也并不反共，反而还列席了一天在武汉秘密召开的中共五大，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革命。

5月31日，共产国际就中国形势搞了一个“五月紧急指示”，密电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不幸的是，幼稚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竟然将这个密电交给汪精卫看了。正在左右为难的汪精卫终于坚定了“向右转”的决心。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进行武力清党。分共是容易的，但是要甄别出哪些人是共产党人，这却是一个让国民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汪精卫为了“不可使一人漏网”，确定了“宁可枉杀千人”的行动原则，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开始。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这样描述，“罢工者就地被杀头，上海市中心就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破口大骂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阴部。……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左派分子被绑在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又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514到1928年止，有多少共产党人被杀？按照“六大”的“不完全统计”，2.6万。大屠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57900人，除了被杀的2.6万，再加上被吓跑了的，叛变了的，大屠杀之后还剩下1万来人。国民党的这次清党，中国共产党的损失是惨重的，然而2.6万名共产党员还只占被国民党杀掉人数的一小部分，那在这次运动中总共有多少人被杀呢？31万。515

白色恐怖

毫无疑问，武力清党是国民党的断臂疗伤。但是自从这次断臂之后，国民党实力大损，性质大变，由一正常人而成“残疾”。1928年4月1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516。即使是积极清党的白崇禧也这样感叹，“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诈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胡汉民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517

统一战线分裂，中国共产党受到严重的打击，虽然说是共产国际一手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重压之下的陈独秀退出中央，由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代结束，后越走越远，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历程。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匆匆忙忙地召开了22个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虽然短（只开一天），虽然仓促，虽然人数不足半数，但这是一个转折意义的会议：一是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准备开展土地革命；二是开始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路线方针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是紧密相连的，当前一路线方针出现问题时，批判者就会因适时的批判而替代前人，新的路线会继而代替旧的路线方针发挥作用。

国民党的清党引起了共产党的强烈反弹，八七会议后，“陈教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518。同样是知识分子的28岁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一反过去软弱的合作态度，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不顾敌人的强大，不计得失地发动全国城市工人和农民举行总暴动，从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

1928年6-7月的六大上，鉴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共产国际对“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的强调，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实际上掌握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的是与瞿秋白同岁的李立三。李立三与瞿秋白的路线大同小异，在共产党迅速发展了两年之后，趁蒋介石与各派军阀混战之时，同样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然而这次进攻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却给党的发展造成了更加巨大的损失。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赶赴苏联接受批评，反复检查了七年，还坐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牢。

1931年1月，27岁的王明，在中山大学校长兼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1901-1939年，当时也只有30岁）的支持下，快速取得中央领导权，搞了一个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6月，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叛变，王明指派24岁的博古负责中央工作。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仍左右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长达四年。

从1928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一反1927年以前的退让、求和谐状态，燃烧着飞蛾扑火般的激情，不断地在左倾的道路上徘徊，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继之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再后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到碰到他的南墙——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经过一年的激战，左倾的阵地战打法最终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十五年，两次由高潮跌入低谷，第一次是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由近6万减少至1万，损失80%；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之后，红军和党员数量从原来的30多万，减少至3万多，损失90%。而这两次头破血流的惨痛教训，一次是右倾造成的，一次是“左”倾造成的。

也就是在这两次路线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才真正开始主导中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