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残酷的，理想是美好的。人类永远对理想充满着期望，因为它是对缺憾的修补，对现实的超越。

理想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理想与现实严密对应，现实中存在的缺憾，会被人们在理想中否定，然后放大，从而构成理想的主体。在家庭中处于不同角色的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因为对生活的感受不同，所以对未来的理想也不相同。

二、现实与理想永远存在着差距。理想是主观的，这种主观的理想会随着人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会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决定了人们实现理想的渴望度，也决定着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实施的方法。

三、人是社会的人，他与他存在的环境不可分割，人在完成个人理想的同时，必须对未来社会存在状况完成一个适当的构建，这个构建就是我们所讲的社会理想。

个人理想是推动个人走向成功的动力，社会理想则是推动社会走向进步的动力。社会理想不可能预期实现，但是正是这种不可实现的社会理想一步步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尤其是形成一种思潮的社会理想。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理想。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那里开始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他的产生却绝不仅仅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才有，如果非要让我们去探寻人类理想的源头，我们将会不得不把目光聚集在远古人类的宗教图腾上，不仅因为它产生于人类文字文明之前，而且因为宗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否定，蕴含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我们看看大家所熟知的基督教。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影响世界最大的一部书。它不仅仅是一本宗教读物，而且是一本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结晶。虽然它最后成书是在1世纪，但是其开始写作却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由产生到完成，这本书经历了一千六百年，有40多个作者，不仅是早期欧洲人类思想的记录，也是后来欧美文化的源头。

众所周知，《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伊甸园”：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484

除伊甸园外，《圣经》还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千年王国”：那是一个将撒旦捆绑并扔在“无底坑”之后建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共有四千里”。“墙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485

基督教告诉世人，世界原本是美好的，就因为贪欲与享乐毁坏了这个世界，人类只有通过对自身的惩罚才能达到神性世界。

除基督教外，佛教是第二个对人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在佛教里，同样存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极乐世界”。“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极乐国土，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486、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华”；“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487比马可波罗他们描述的地方好多了！

无论是伊甸园、千年王国、亦或是西方极乐世界，都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感性的，是无现实逻辑与产生基础的。一切世俗的哲学都不能解释这一世界生产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也说一切宗教都是“精神的鸦片”。人们不会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去靠近它，而只是通过内心的修炼去感受它。

虽然这些理想并不是理性的，但却是深刻的，发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深刻而不理性的理想追求，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和佛教里有所表现，而且体现在任何宗教与图腾崇拜之中，也零散地分散在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领域里。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始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思考，对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逻辑化的表述。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并且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关于理想社会论述的著作。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20岁师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40岁时返回雅典，开办了存在900多年的阿卡德米学园，就在这里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理想国》。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书，而且是一本关于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著作，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想了自己的理想国。

柏拉图理想国的主题是“正义”与“善”，对理想国的向往就是对“正义”与“善”的渴望。当然，在他那里，对“正义”的理解与我们现在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理想国里，所谓正义就是“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整个国家的人各就其位，各谋其事。

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个阶层：哲学家、守卫者和平民，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哲学家“应当具备良好的记性，善于理解，心胸宽广，视野广阔，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具备节制这些品质”488，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武士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平民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在整个理想国里，取消私有财产，取消“我”与“非我”的界限，不许积蓄私人财产，不许穿金戴银，男女平等，“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489。这个国家实在是太自由了，“就连这个国家里蓄养的动物都比其他国家自由多了，……这里的驴马若是遇见不给它们让路的人，也会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490

按照柏拉图的理论，理想国只是一种理念，不是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但它却是唯一真实的国家，现存各类国家都应向它看齐，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应争取相似。所以，在柏拉图那里，理想国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未来社会的构想。因此他说：“这样理想的城邦这世间应该是没有的。也可能天上有它的原型，它可以让对它怀有期望的人在里面住下来，而不在乎它是否现在存在或是将来存在。”491

柏拉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莫尔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柏拉图影响的人。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不太显赫的富有家庭，父亲曾担任过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莫尔从小就受到了优秀的教育，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柏拉图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92。由于当时正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成为一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两年后，父亲认为搞文学没有什么前途，于是便逼他改学法学。毕业后的莫尔做了律师，很成功，26岁就被选为议员。但后来因在议会中反对国王亨利七世，被迫下岗，并累及其父亲。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重返政界。

1516年左右，莫尔在出使欧洲期间，写成了不朽之作——《乌托邦》，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很有文学功底的莫尔描述现实社会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田庄上做活的佃农，骨瘦如柴，苍白的脸上写满了忧伤和无奈”；“那些贵族，满脸狰狞，像秋天的虫子一样，慢慢地吞噬着最后的果实，直到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他用能够想到的所有可能的方法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仿佛他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而他们的奢侈生活却让他们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而他们游手好闲的随从则“趾高气扬，自吹自擂”。493最经典的是他对圈地运动的描述：“你们的羊，曾经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而现在却变得那么贪婪、那么凶蛮，甚至于开始吃人。”494“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下离开了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带着所有的失望和憎恨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只能过着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495莫尔的这段关于“羊吃人”的表述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名言，这一提法也被马克思多次引用，甚至有人觉得都是马克思说的了。

《乌托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描述。乌托邦本意就是“没有的地方”，莫尔借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在“乌托邦”里，“一切归全民所有”；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每天劳动六小时，轮流到农场去务农；废除货币，人们视金银如粪土；服装统一，只有男式女式、已婚未婚之别，“外套颜色全岛一律，乃是羊毛的本色”；就餐在公共食堂；看病有公共医院；民主选出的“飞哈拉”和“总督”管理城市；人们的思想、道德比较高尚，勤奋敬业，崇尚简朴，遵守法令，乐于助人，关心集体，爱护公物，鄙视懒惰、腐朽与奢侈；这里禁止嫖赌、饮酒、欺诈、阴谋、私通、虐待，既没有盗贼、乞丐，也看不到穷人。

莫尔通过《乌托邦》前后两个部分的对比真正体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的理想都是根植于现实的，理想的描述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同时理想也是人们价值取向之一部分。但是，如何把这一价值取向实践于现实社会，莫尔并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他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却并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然而《乌托邦》最可宝贵的是，他开始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历史，他开始告诉人们，这个“资本主义”496世界是坏的，是应该被代替的，并且开启了一个人们不断努力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

到了十九世纪，欧洲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不仅仅停留于对现有社会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努力创建新世界的尝试。

圣西门（1760-1825年），一个封建制度的叛逆者。法国大革命之后，他放弃爵位和称号，投身革命运动。革命后，看到劳动群众仍然受苦，转而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决定把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毕生的使命。为此，他到英国、瑞士和德国等地进行考察，孜孜不倦地从事理想社会的研究，并花掉了全部家产。圣西门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人类将会出现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圣西门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临死还告诫弟子要继续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

傅立叶（1772-1837年），中学毕业后当过店员、推销员和经济人，到过德国、英国、荷兰等地跑过生意，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有较深刻的理解，对商业投机和欺诈等较为熟悉。30岁之后，傅立叶三十五年如一日，坚持研究和著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称资本主义社会是“罪恶的渊薮”、“颠倒世界”，必将被理想制度所代替。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崇高理想，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期待社会上层支持他实现建立新社会的计划，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中午12点在家接见自愿帮助他建立“法郎吉”497的富人，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无一人问津。实在等不来投资者，1832年，他和几个门徒一起创办了一个“法郎吉”，但是第二年就失败了。

社会主义的实验做得最好的是欧文（1771-1858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马具匠”家庭，7岁开始参加劳动，9岁时就当了学徒，18岁就和朋友合办了一个有40名工人的小纺织厂。20岁时应聘到一家有500名工人的大纺织厂任经理，29岁之后，他成为一个有着2500名工人的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随着企业的扩大，他也不断地进行着改造环境和人的试验。在他的工厂里，欧文把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禁止不满12岁的童工劳动，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设立工厂商店向工人出售比普通市场价格便宜的消费品，开办工厂子弟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建立工人互助储金会。欧文的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工厂增加了利润，同时工人生活也得到改善。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花20万元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准备建一个最好是800-1200人，占地1800英亩的“新和谐公社”。欧文带头劳动，砍伐树木，焚烧野草，开荒种地，盖房架屋。不久，村落建起来了，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村内街道整齐，树木成列，各种公用设施一应俱全，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甚至临时休息室，应有尽有。欧文在这里带领全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他们规定，全体公社成员按照年龄大小从事各种有益的劳动。“新和谐公社”所有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和谐”相处。

“新和谐公社”的建立，引起了全世界注意，人们从世界各地纷纷赶来，尤其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境地的劳动者更是带着惊奇、带着羡慕、带着希望，如潮水般涌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队伍的壮大，社员之间不久就产生了各种矛盾，变得不像预想的那么“和谐”了，脑力劳动者日趋增多，体力劳动者日渐减少，消费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少。四年之后，欧文再也没有钱来补贴公社的逐日亏损了，终于宣告了破产。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失败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停止追求理想的步伐。失败只能是后人的前车之鉴，只能是后人成功的阶梯。

空想社会主义之后，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在欧洲疯行一时，出现数不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理论，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天主教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动社会主义等等，五花八门。顺应时代要求，在这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想里面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以后对整个世界的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大家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

犹太人是这个世界是最会做生意的民族，因此，犹太资本家的比率是很高的，犹太富人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但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却是犹太人出身，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的卡尔·马克思，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犹太拉比498。

本来马克思的父亲想让他去读法律，但他却喜欢哲学，1841年，柏林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马克思却以一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取得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成为《莱茵报》的编辑。

1843年，一件重要的事情，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林木盗窃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在德国本来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地是公共用地，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砍柴、放牧，但是后来，“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使得一些贵族地主把这大片的森林和草地都霸占了，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树木。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来惩治。此行为引起全国民众对议会的强烈不满，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树木的权利，说这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499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维护农民的利益，抨击普鲁士政府，《莱茵报》发行量大增，然而却惹怒了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莱茵报》。从此他开始了对抗政府，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的痛苦而富有激情的生活。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一个“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7年改组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64年参加了第一国际，甚至直接参加了起义。当然马克思最大的工作就是写作、论战、批判，就是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很显然，这是一个不被政府喜欢的人，不被当权者、有钱人喜欢的人，尤其是其尖锐辛辣的言辞，简直不亚于“高学历恶妇”的咒骂，实在让人有点受不了。所以马克思不断地被驱逐，1845年被普鲁士当局驱逐，1848年遭比利时政府驱逐，1849年5月第二次被普鲁士当局驱逐，三个月后又被法国政府驱逐，鼓动“造反”的马克思和宣传“仁爱”的孔子同样不受各国政府的待见，甚至比“丧家之犬”孔子还不如，连普鲁士的国籍也丢了，成了一名“世界公民”。

人生最痛苦的不是被驱逐，而是人活着呢，钱没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喜欢哲学的马克思除了写东西外，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而他的“反动文章”发表都难，更别想较高的稿费了。更何况马克思又是一个很随性的人，经常拖延要交给报社的文稿，而更不幸的是燕妮又比较能生，总共生了7个孩子，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从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生活的窘迫，例如，1852年2月27日的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5001852年9月8日的信中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5011865年7月31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又说：“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502

无以谋生的马克思只能靠别人的资助生活。但是明显的，马克思的筹钱能力不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不幸中的万幸，1844年之后，他遇到了恩格斯，一个生命中的贵人，给了马克思无私的伟大的帮助，一开始每月保证5英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就长到了10英镑，据说从1851年至1869年，马克思总共收到了恩格斯的汇款3121镑。503

常常囊空如洗、衣食无着的马克思，正是靠着恩格斯超友谊的援助才能安心地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坐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固定的座位上看书，最后熬成“千年第一思想家”504。正如列宁所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出来，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虽然这句话并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但我认为却反映了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不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造反的工具，而是马克思本身就是把学术研究当作造反的工具：整个《资本论》，从商品和货币谈起，最后推断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过程本身似乎是一个纯学术的推断，但结论本身是否是在写作之前就已经设定的了呢？结合作者身份及经历，这一点不难断定。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与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致的，都是否定现实，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马克思最大的贡献不是“翻案”，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从人性的、道德的、价值观的批判上升到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论证，他使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更理直气壮，显得更“科学”。

然而世界形势的发展却并没有按“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进行，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反而是在贫穷与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实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成现实，开创了人类由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

1919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俄国的示范带领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大发展。

当然，俄国那“一声炮响”也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榜样的混合作用勾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那颗原本惴惴不安的“造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