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迁驻北平，在西苑机场，北平各界群众、各民主党派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广场上30万人欢声雷动，群情激昂。阅兵式后，“数万群众狂欢直到深夜”。545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什么？

靠的不是战略，不是武装斗争，归根结底一句话：靠的是农民的支持。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一句话：“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546”

冷兵器时代，人数是决定胜利的主要因素，整个人类战争史，围绕两个中心进行，一是抢人，二是掠地。

二千七百年前的“春秋第一相”——管子就强调，“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547“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548正因为如此，管子才设“掌媒”、“掌幼”、“掌孤”之官，督促婚配，奖励生育及抚育孤儿。

整个一部《三国演义》，其主要内容就是勾心斗角，其根本目的就是夺人抢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早已脱离了冷兵器时代，但是人仍然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

从职业性质上分，旧中国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在农村，谁能争取到农民，谁就有取之不尽的兵源，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如何才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不是光靠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做到的。

农民是不认得马克思的，也不想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很重视现实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跟共产党走，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系统与深刻，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549二千七百年前的管子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550

除了现实的利益，那就是对未来利益的期望，只要给农民一定的利益，并且让农民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更大的利益，那么他一定会跟共产党走。

农民的利益是什么？

在那个时期，最突出也是最根本的就一条，土地。什么叫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那个时候就是让农民能分到自己的田地，这就是最现实的体现。

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人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沦为债务奴隶。因为土地如此重要，所以，它不仅是农民谋生的手段，而且还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中国农民形象地称它为“命根子”。

然而，“万恶的旧社会”，“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70%-80%，而占有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农村土地的20%-30%。”无地农民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一般情况下，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要占到租种土地产量的50%，在土地集中地区可高达70%-80%。”据估计，解放前农民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高达600亿斤至700亿斤粮食，551这是一种因生产资料占有份额不同而加到贫雇农身上的沉重负担，这是所有的农民都希望扔掉的包袱。如何甩掉它，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此，在“万恶的旧社会”，无论穷人沦为贫农、佃农、雇农或者流民的原因是什么，这部分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谁能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紧接着就对斯诺说，“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552

如何解决农民所需要的土地问题，最直白、最简单的表述就是“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使用了这一标语。但是随即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却并没有像标语写得那样令人激动，因为其第一条就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看着富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的确是一件让穷人开心的事，但是却并不讨农民喜欢，不仅本来有地的农民不喜欢，原来没地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民是讲求自利的，共产主义的耕作方式对他们并没有吸引力，因此，“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的做法，是纯粹吃力不讨好的，虽然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了，但是并没有分给穷人，也不允许买卖，那感觉跟租种地主的土地没什么两样。

黄世仁打倒了，杨白劳却并没有获得黄世仁的财产，穷人的积极性是无法调动的。随即，《井冈山土地法》被《兴国土地法》所代替。

1929年4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主持制定土地法，就是《兴国土地法》。较之《井冈山土地法》，内容上有两点重要的变更，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是“把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改为“随即分配于贫农”。

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实施：

第一步：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第二步：发动群众清查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账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第三步：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兴国土地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到了真正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公家的土地，政治上的翻身使得他们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

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后，两件事情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第一件，努力生产，以使自己的日子尽快好起来；第二件，积极参军参战，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努力生产使得工农红军有了经济支持，积极参军使得红军有了充足的后备兵员，正因为《兴国土地法》的实施，千千万万的农民潮水般涌入红军，舍生忘死地跟着共产党去战斗。据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了800名农民入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农民就达3万多人。

参军人员的数量有待考证，但是一个真实的战例却切切实实地体现了《兴国土地法》的巨大威力。

1929年10月，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的低潮，为鼓舞人心，扭转被动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攻打吉安。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动员吉安周围50里内的群众配合地方红军包围吉安城。一年当中，连续攻打了九次，屡挫屡战，攻打吉安人数由30万发展到80万。为什么群众敢于用劣质装备去攻打“大城市”？是什么让地方群众敢于拎着柴刀，扛着门板去支援红军？就是因为共产党喊出了“要消灭豪绅地主就要打到吉安去”、“要安居乐业就要打到吉安去”的口号。在第二次攻打吉安时，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也就是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一要分二要快”，事实上就是“快分”。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会不怕死地九次攻打吉安？这种激情和觉悟是从哪里来的？说到底，它的动力源就在于“快分”上。攻打吉安的胜利，其实就是《兴国土地法》的胜利。

农民是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在现实的工作中，必须要正视农民的这种“层次”。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553

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554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就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正是由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开展，国共分裂后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那些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迅速发展出13块革命根据地，分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红军力量也迅速增加到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达到10万人。

1937年国共合作之后，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相对缓和的政策，在以减租减息降低农民负担的同时，也肯定了富农和地主的抗日要求，既获取了根据地农民的支持，又避免了激烈的阶层动荡。

1946年，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为了获得农民更坚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再一次调整得相对激进。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总共16条：第一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第三条，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第四条，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因此而受益的广大贫苦百姓，如何能不拥护中国共产党？分到了土地的农民，为了保卫既得果实，踊跃参军或者积极支前，成了解放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强大后盾。正因为此，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在1950年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555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大家都记住了这个日子，感觉一夜之间，中国旧貌换新颜。事实上，这仅是一个具有仪式象征意义的日子。大家知道，一个社会的改变靠的不是仪式，而主要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它们却不是通过一个仪式就可以解决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改，但在华东、华南、西南等广大新解放区，农民的土地愿望还没有实现，而这涉及到大约3.1亿人口556。为巩固新生政权，满足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区继续实施土地改革政策。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土改”。

一下子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大工程，“是历史上没有过的”557，为了搞好这次土地改革，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共6章40条，其中心思想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也都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

第一步：发动群众558。各地土改工作队通过“扎根”、“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找“根子”559，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串连”、上课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

第二步：划分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封家”、揭发、批斗，认罪、没收其五大财产（粮食、土地、房屋、耕畜、农具）。

第三步：分配土地。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

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改变了世界，现实正如R.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所说的那样，“土改，有些人一听到这个词就发抖，有的人则欣喜若狂。”560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有人获益，自然有人受损，有剥夺，必然有反抗561。在狂飙猛进的土改运动中，伴随着贫雇农的欢天喜地，“地主”群体的厄运也随之开始。由于实施和批准层级过低，各地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大化和随意化现象。在土改运动中，地主由于抵制土改而遭到惩处甚至枪决的事件常有发生，在土改运动中究竟处决了多少地主，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官方数字，总之，反抗是激烈的，镇压是残酷的。随着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罚没，“地主”这一群体在中国被彻底消灭。

土改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受益农民的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郭长兴说，“分到土地的农民抱着土啊，就上坟跟他父母说：爸呀、娘啊咱分了地了啊，多少辈子都没有地呀，咱们这回有地了。”562

截至1952年底，大陆除新疆、西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沉重的地租负担。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农民还分得耕畜297万头，农具3954万件，房屋3807万间，粮食105亿斤”。563

斗地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土改”，以大多数农民受益的结局，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

“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的农民开始以极高的生产热情，来积极回应新生政权：“仅湖南省1950年冬即动工挖建水塘98000余个，修堤坝22500座，渠沟4139公里，山圳1940条，受益田亩750万亩。……1951年，华东地区农民普遍提早春耕，并比往年多耕一遍，施肥量一般增加二三成。由于翻身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添牛买马，精耕细作，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4363万吨，比1949年增长26.9%。”564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增长48.4%，年均增长14.1%565。这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