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得到公社的允许，带生病的儿子到山区养病和生产自救，开荒16亩，收回了口粮、种子和饲料粮1500斤，交给公社粮食1800斤和饲养猪鸡所得60元。当地农民受到启发，要求包田耕种。1961年春天，全椒县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认为“包产到户”提法不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提法，改名叫“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3月，全省三分之一的生产队就已经开始实行这种“责任制”。

但是，就在3月份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的做法受到了批评，曾希圣一边打电话给省委，通知暂停这一做法，一边于3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辩护。

4月27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报告，把这一办法改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并进一步辩解。

7月24日，安徽省委再次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华东局作了“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并进一步解释说，“经过几个月的试行，看来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621

同时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做了关于试行“责任田”的汇报。

数月的努力，终于让毛泽东勉强同意“试一试”，曾希圣以为“已经通了天”622，就放心大胆地试起来。

但是到了10月份，毛泽东又改主意了，认为“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

1962年1月11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批评623，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李葆华继任。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限期“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当中央决定公共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的时候，那种一哄而散是很迅速的，但是现在让农民纠正“包产到户”却很困难，农民不愿意。

包还是不包？为此问题，全党上下掀起了一番大讨论。

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干部钱让能直接给毛泽东写报告，态度鲜明地表示“就是责任田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明确而坚定地表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道路，是农村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邓子恢认为，“安徽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陈云提出，“可以让农民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624

立足于对三年大饥荒的反思，这一时期的党内思想是很活跃的，1965年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反映了当时的思想活跃状况及他对这种状况的不满，“1962年在国际上在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625是王稼祥，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626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627

然而活跃的并不仅仅是思想，“人民公社实际上已经解体为大队，乡村里秘密的自由市场也开始合法化。原来的管理人员又当上了工厂的领导。偏离党的工作的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邓的官僚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628

原来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思想路线不断受到了“歪风”的挑战，毛泽东开始思考“修正主义”、“中国的赫鲁晓夫”、“革命接班人”以及自己死后国家的“颜色”等问题。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北戴河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农业问题是重点。但是在会议的一开始，毛泽东却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并把这次会议重心引向了阶级斗争这个话题，在以后的讨论上，毛泽东又在阶级斗争的题目下批判了“黑暗风”629、“单干风”、“翻案风”630。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9月26日，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基本上向毛泽东靠拢，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自由地插话”十多次，中心思想“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

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国内逐步开展起“防修”工作。10月23日，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1月9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说，中央农村工作部（主要是部长邓子恢）“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631

接着，在全国城乡抓阶级斗争，毛泽东亲自跑了11个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为了指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搞了个《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前10条》制定的时候，刘少奇正同夫人王光美在外国访问，没有参加。回国后，根据《前10条》的基本精神，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

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两个“10条”下发全国城乡，这样，从1963年冬到1964年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到底中国有多少阶级敌人？毛泽东说，“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632建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正确判断之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不断地“发现”，基层组织和干部，“这里也‘烂掉了’，那里也‘烂掉了’”。633

怎样甄别挖出这些阶级敌人呢？土改时的办法仍然是适用的，派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出了“追根子”的斗争方式。刘少奇曾经教育过下面的同志：“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的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上面的根子有没有？”“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634说这话的时候他实在没有料到后来竟追到了自己头上。

发现了阶级敌人怎么办？夺权。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两个夺权斗争的经验报告：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第二个是天津小站地区。白银厂是1962年才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拥有职工11000多人。1963年3月，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工交部派人率工作组进厂开展五反运动，认为该企业“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反革命活动猖獗”，“抗拒中央指示，打击和陷害好人”，“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即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统治的世界”。635工作队“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了夺权斗争，处分了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两名副书记和其他一些人，有的还被判了刑。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4年1月开始，3月份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周扬、陈伯达、《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也参加了该地区的社教运动，经过一番斗争，这里打了3个“反革命集团”。市委认为，四清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636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教中的问题。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说了句“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637，主席很不高兴。会中，毛泽东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帅”638刘少奇是不赞成的，委婉地说“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639，毛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党中央的一线工作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却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了。

1961年1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应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之约写出《海瑞罢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江青、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写好后，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640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该文章。

文章出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11月20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毛泽东的试探强化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认识。

经过二十八年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独立；经过七年的经济恢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确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建设了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让毛泽东失望的现实社会，在他眼里，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如此不完美、不理想，各个领域的问题都非常多，资产阶级的势力非常大641，“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642

不破不立，不乱不治，为了要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发动了他“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643的文革。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44。当晚李雪峰到北大讲话，指出“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周恩来派张彦到北大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康生将情况密报给毛泽东。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午，毛泽东看到聂元梓的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645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国轰动了”，各地学校起来造反，反对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教学工作基本瘫痪。

非常情况之下，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让刘少奇“相机处理”。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还说了，“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大会结束前，毛泽东走上主席台，会场上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踢开党委闹革命”、“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等口号指引下，7月29日以后的各大中学校开始了无领导、无政府状态。

1966年8月1日，仓促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46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引文】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开始受到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特意“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在这次大会之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破四旧”647、“大串联”648、打击知识分子、冲击政府机关，到处“冲杀”，烧戏装、改地名、砸文物、抄家、揪斗、打人，遍及全国城乡。

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开始贴出，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大会做了检讨。随后，陶铸、贺龙、刘志坚、张霖之等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649

1966年11月6日，上海17个工厂的造反派代表串连筹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冲击市委、卧轨拦车，“武斗”打垮“赤卫队”，彻底打倒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实现了全面夺权；11月8日，王振海等人率领部分合同工、临时工组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作人员。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6501967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开始了。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651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2月3日，山东省夺权；……“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652

中国，乱套了！

1969年，手捧“红宝书”合影的三代人

十年文化大革命，充斥其间的是：打击反革命653，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批“臭老九”与“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使“历史成了政治的陪衬”654，“最高指示”成为人们行动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判断标准，“俭朴”的生活成为美德。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去世前，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655

1976年10月6日晚8时，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了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夺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开始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快活不下去了，“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记了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的感受，“在漫长的革命的混乱年代里，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应逐渐地越来越少了。……这还算不上是饥荒；大米仍有供应，但是营养平衡的饭食是不可能得到了，……每个人，包括我自已，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总在想着食物……计划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数小时的家庭谈话的主题。”同时还记了一位1975-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的感受：“在买东西时经常听到的4句话是：‘没货’、‘卖完了’、‘明天来’以及‘这个不卖’。”656

当然，这都不是平常中国百姓的生活。

李侃如在他的《治理中国》中这样写道：“毛最后的年代，甚至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城市也显示了同样呆滞的形象——数百万人穿着同样的蓝色‘毛式上衣’，妇女有着统一的发型，没有广告，也没有活跃感和企业家精神。”657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定远、凤阳等地去采访。他在调查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658

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天津钢丝绳厂，6-9口人住13平方米以下的有82户，老少三代住一间房的有29户，婚后无房的有47户。1978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659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这样表述：“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为了新中国，370万660党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三十年了，德先生在哪呢？塞先生在哪呢？富强在哪呢？文明在哪呢？甚至温饱都是可望不可及了。

当中国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腐朽而没落”的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前所未有的5.6%和7.3%的年增长率快速增长。”6611950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战败国日本，1953-1962年经济增长为8.7%，1963-1972年为10.4%，十年间GDP增长了3.4倍，人均收入增长了约3.6倍，1968年的外汇储备为28亿美元，1970年达到44亿美元；而美帝国主义，国民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1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分期购买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662成为常态生活。

当然，这一切，普通中国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