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百年中国的一大梦想——民族独立。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588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新中国抬头挺胸，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心理阴影。

民族独立后的新中国，必须要实现他的下一步目标——国家富强，然而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战役。百年战争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如何在这个废墟上建设富强的新中国，这不是一个比争取民族独立更轻的任务。

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只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而且这个榜样还做得挺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苏联，在国家建设方面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免受1929-1933那次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得它很快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为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切现象和数据表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推崇的典范。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答案非常明确：“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589

苏联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现实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为斯大林祝70大寿。

1950年2月14日，在这个浪漫的情人节，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三个条约，确定苏联为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同时帮助中国建设和改造50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文件，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或改建91个企业。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又于10月12日签订议定书，再援建15项工业企业。

1955年，又增加援建项目16个，另加口头商定项目2个，前后中苏商定的项目共计174项，后经过反复核查调整，最终确定为154项，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因为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一般称“156项工程”。

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五”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按常理，“一五”计划的出台应该在1952年，事实上，“一五”计划在1955年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一五”计划的编制，由周恩来、陈云主持，早在1951年就开始着手，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才基本定稿，共11章，约11万余字。

“一五”计划的修订，是伴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事实上，“一五”计划主要就是集中力量进行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讲“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是跟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全部是重工业密切相关的。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工业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且被当作国家独立的重要支撑。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5901953年9月16日，毛泽东把梁漱冥骂了个狗血喷头，为什么他这么反感？其中有重要的一句话：“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是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591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工业化的发展，必须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大量的工人（1952年非农业人口8300万，1954年9800万，1957年10600万592），二是需要大量的设备。这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吃的问题，二是钱的问题。吃的问题从农民那里来，钱的问题从哪里来？贷款？苏联的3亿美元，杯水车薪，有钱的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它的资金也必须是从农民那里来，领导层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593

农业如何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一是“直接的农业税”，二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594

第一条对于“交皇粮”已经习惯了数千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新中国的农业税比“十一而税”的税率要高很多，但是相对于地主的50%以上的地租来说已经好很多了。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仅靠农业税来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太不够了，必须还要实现农民余粮的商品化。于是就必须要实现第二条，然而问题就出在第二条。当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满足之后（或通过自己购买解决或通过互助组解决），他们不再有把粮食商品化的需求，越是出现灾荒，市场越是缺粮，农民越是屯粮。

如何才能把农民的粮食从农民手里挖出来？这是一个让领导头疼的问题。

粮食涨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会遇到另一个问题：“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595

怎么办？

统购统销，采用“强制”手段从农民那里低价收购粮食，低价卖给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它将引发农民的不满，它无疑是对农民的剥夺，但是不这么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各项经济指标也难以按期完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国家的长远的利益，只有牺牲农民现实的利益。

1953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云跟毛主席吹风，“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596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从此，中国开始了统购统销的年代。

统购统销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计划性。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产出量综合制定统购比例。正因为统购要最大程度保证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统购比例总是保持在最大的限度里，也正因为如此，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处于半饥半饱状态。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597

统购统销

整个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民手里攫取了多少财富？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数字。凌志军在《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中认为，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三十年间，政府从农村拿走了大约6000亿人民币；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一书认为：1952-1986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拿走5823.74亿元；陈吉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一书说，1951-1978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形式，政府从农民手里拿走了5100亿元。即便以较少的5100亿计算，也将近是7个“一五”计划的投资量，有人说中国工业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

统购统销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强迫性。统购不是自愿的，而是定额的，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而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常常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1954年，华南分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专门汇报了这种强迫的普遍性：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个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称粮食，不卖的将当场绑起（绑了2人）。将用部分粮食去喂鸭子的一个中农拿来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全乡没收了3户）；高要县第9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该区依坑乡搜屋36户，10区东围乡封了一个富农的屋，竟将1位老太太也封在屋内，以致上吊自杀。群众反映“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598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的一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写道：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

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没有支配权，被政府全被掠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就站在河边哭”，“被剥夺”的感觉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54年，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大批牲口有行无市冲击市场”，“有些地区还发生宰杀耕畜现象”，“甚至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甚至“台山县有1农户将刚生下的10个小猪全部弄死。”599牲畜被大量出卖和屠杀，使耕畜数量大大减少，无疑是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生产力暴动”。除了“生产力暴动”外，偶尔出现的“抢粮”也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征粮制度的不满。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而抢粮的原因“主要是群众缺粮”。

把农民从自家土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再用强制手段从他们手里买过来，这是一种让农民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剥夺行为，所以在广大农村有了“年年有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变了脸”600等不满情绪的表达，统购统销的实行，导致了农村关系的“全面紧张”。

怎么解决农民的这种“被剥夺感”，一个办法可以实现，那就是使生产出来的粮食不再是私人财产，直接进入公共预算。而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此，粮食在进入农民家里之前就已经被“统购”了。

数量没变，原来从农民家里征购的粮食，而现改成“公社”上缴了，“被剥夺感”没有了，但是因统购而产生的“饥饿感”却并没有减轻，由于“社员吃不饱，无法干重活”，导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有些地区由于青年团员“饿、冷、腿酸”，所以“连团支部会也开不成”。601

解放了，农民仍然处于半饥饿状态，不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

五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换来了令人骄傲的成就，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5%；手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83%；钢产量为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3倍；发电量为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比1949年增长17.7倍；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全国铁路通车比1952年增加22%；生产出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修到“世界屋脊”。

一切数据和事实表明，“一五”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

1957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去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提出“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启发了毛泽东，12月提出了“中国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6年还在“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大会发言中作了公开检讨，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李富春602做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是关键》的发言，就“二五”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例如：到1962年，要实现钢产量2500-3000万吨，增长367.8%-461.4%；发电量900-1100亿度，增长365.8%-469.4%；粮食6000-7000亿斤，增长61.2%-89.2%；棉花6500-7500万担，增长98.2%-128.7%；等等。并设想，在“二五”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全国人均消费水平增长40%。603

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坚决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6月中旬，李富春又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6月17日，毛泽东对这个要点有个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604

同一天，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递了个《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认为1958年“粮食可增产三成，棉花可以增产三成到五成”，“钢将达到1000万吨，煤将达到2.1亿吨”，并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二到三年，二年是可能的。”605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北戴河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从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提出“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的口号，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宣传报道也搞得热火朝天，敲锣打鼓，喜报不断，推动职工之间展开了“火热的”、“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

在城市加班加点、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农村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宣传数据的刺激，提出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高标准、高要求。1958年1月3日，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水稻亩产3025斤的记录。

1958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因此，早稻与小麦收成比较好，成功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战斗激情，八届二次会议之后，高昂的热情在“批右”和“跃进”指标的作用下，虚报浮夸现象逐渐升温，各地竞相报道高产“卫星”。606

大炼钢铁

6月16日，河北省临章，3650斤。

6月18日，河南省商丘县，4412斤。

6月21日，河南省辉县，4535斤。

6月23日，胡北省谷城县，4689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7320斤。

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15000斤。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并对粮食吃不完表示忧虑。

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36900斤。

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43075斤。

8月27日，《人民日报》通栏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9月18日，广西环江县，130434斤10两4钱。

大规模的虚夸，不仅搞乱了人们的头脑，而且搞乱了国民经济的统计。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各省上报的粮食估计产量，竟达1万亿斤以上，中央都不信，砍去三分之一，宣布估计年产量6000-7000亿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了人们的需要607。

工人浮夸，搞坏的是国民经济的统计和人们的头脑，但是农民的浮夸却是真真实实搞垮了自己的生活。

粮食的大量“增产”产生了四个严重后果：

第一，大办食堂，免费吃饭。由于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所以“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第二，提高征购比例。伴随着高产量的，必然是高提留、高征购，1959年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斤的报告，导致这一年比1957年多征购360亿斤，达到1348亿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608

第三，减少耕种面积。单位产量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提高了，吃不完怎么办？会浪费的！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609如以1957年粮食亩产计算，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第四，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工业化需要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60年，全国职工达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达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610。与此同时，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611。即使是农村劳动力，也被工业生产与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大量抽调，甚至导致部分粮食都不能收获归仓，彭德怀收到的字条，“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正是这种现象的真实描述。

搬起石头的农村领导干部，砸了广大农民的脚。

祸不单行，1959-1960年，连续发生三年严重自然灾害。612“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613。

雪上加霜，1960年中联关系破裂，苏联逼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仍然出口粮食53亿斤。同时因为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仍然有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1960年，外交部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支援阿尔巴尼亚小麦15000吨，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援助15吨。

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民614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难熬的饥荒岁月。615

“人民太饥饿了，一点劳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猪也太饥饿了，都站不起来了。”616

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张恺帆回忆录》中说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饿死约500万人；《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说，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说，山东省减少了500万人口。

三年大饥荒，到底中国饿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杨继绳称“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617；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死亡人数为1500万至2500万618；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中认为“额外”死亡人数2000-3000万619；2009年4月8日，袁隆平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说，“饿死了四五千万人”；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饥荒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特殊案件”，“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卖了什么？吃了什么？人！这里的“特殊案件”也就是“吃人案件”。

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