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受访人：范岱年研究员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范研究员家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研究员家）
作为地下党员，范岱年一度得到重用，后来又遭受厄运。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调入中国科学院之后，他和其他一些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先参与“淘汰”一些地下党员，然后自己也遭到“淘汰”的经过，既有他亲历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也有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范岱年，1926年生，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
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
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了科学院来，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
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许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科联”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务。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被要求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做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我所知道的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叫李崇桂的女同志，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也整过人。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做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了。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等人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当时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画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何祚庥）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人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也可能跟江青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做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做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20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钱三强入党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做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许良英遭批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就猛批许良英，许最终被停职反省。
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批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张明远这人品质很好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地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
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定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做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
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
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限。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吗？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代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入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沬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200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一般。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年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第84—107页。
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
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杨勤业、李秀彬《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页。
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编《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101页。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竺可桢1952年1月13日至17日日记，载《竺可桢日记》第12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540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第585—592页。
[苏联]卡尔潘柯、斯库里琴：《现代的宇宙飞行问题》，王新民、许志宏、范岱年译，《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第39—47页。
潘梓年：《彻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贯彻祖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第1—10页。
范岱年：《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战斗进一步展开》，《科学通报》1955年第2期，第31—33页；《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活动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3期，第41—45页。
刘桂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955年第1期，第61页，刘厚成、张一中、黄烈：《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5期，第54—58页。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曾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第21—27页。
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李舜琴身处逆境之后》，《党史文汇》2004年第7期，第46—48页。
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崇桂、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10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第41—44页。
丁宗一：《怀念父亲丁瓒》，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等编《纪念中国医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丁瓒先生诞辰100周年（1910—2010）》，2010年，第18—21页。
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0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5、140-165页。
1957年初，经团中央书记处同意，许良英和钟沛璋在中国青年报社发起召开了纪念于子三的小型座谈会。与会者包括王来棣、周志成、范岱年、吴洵高、李文铸等，多为原浙江大学地下党员。“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这被认为是“以许良英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成员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背着党”进行的“非组织活动”。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8-9-17-4。
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04页。
1979年底，张劲夫去合肥接替万里主持安徽的工作，将一人肩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双职。获此消息后，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朱兆祥、任知恕给他去了一信表示欢迎。张接信后立即邀请朱、任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前去见面。“谈话间他连连表示道歉，特别向浙大地下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许良英他只记得姓许，但是情节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一直感到对他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实在抱歉。临走的时候，他又送出来，再一次表示道歉，还向浙大同志的家属表示道歉。”见1980年1月1日朱兆祥给周志成的信，许从平、王作跃提供。
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风讯台》1957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