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追忆广州会议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25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熊卫民与薛攀皋先生（右）（2005年11月8日冯慕兰摄于薛先生家）
1962年的广州会议历来以一次重要的知识分子会议而知名。可是，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就连其中最著名的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也只是在《陈毅传》、《聂荣臻传》，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等书中披露过冰山之一角。除了“脱帽加冕”，陈毅在那次会议上还讲了哪些重要内容？为什么那些话没能传达开？那个持续了近一个月的会议还讨论过哪些重要问题？作为会议的亲历者，记忆力极佳而又喜欢收集史料的薛攀皋先生的回忆无疑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薛攀皋，1927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1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直到退休。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根据咱们的访谈计划，今天该谈1962年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了。您当时是什么身份，在那次会议中做了哪些工作？
薛攀皋（以下简称薛）：当时，除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当科员外，我还兼任国家科委生物学组的秘书。作为广州会议的会务人员之一，生物组的会议记录是我和国家科委农业司的杨挺秀两人负责并整理的。那时候我们很辛苦。先得认真倾听、做记录。小组会议一完，马上就要整理出纪要，送组长签字。组长签完字后，再将纪要交给简报组，供他们挑选，重要的内容还要找讲话者再核实。简报印出来之后，我们再将其发给与会代表。
对研究广州会议而言，那些简报可是宝贵的材料。简报的量很多，经常一天好几期，整个会议下来，出了75期。它们比较活泼，编辑时的标准是：重要、及时、简明。对于尖锐言语，登录时一般用原话。因为它是只对内不对外的机密材料，所以看完后要收回。会议结束时，不但与会代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不准留一个纸片。这是纪律。包括我们做记录的笔记本（上面发的），也得上交。我唯一保留的，就是允许抄在自己笔记本上的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的讲话。这个笔记本在“文革”中被抄走，后来又发还了。
领导干部带头检讨
熊：请您介绍一下会议的基本情况。
薛：会议由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主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是东道主。与会的有310位科学家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干部100余人。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在有两三个版本，根据我的记录，应为2月16日—3月12日。代表们住在广州羊城宾馆，全体会议和分组讨论都在该宾馆内举行。
会议为什么会选在广州召开？我估计跟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关。那时候粮食困难阶段尚未过去，北京的供应还相当紧张。广东气候好，作物生长期长，供应情况相对比较充足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广州的街上不用粮票就能买到紫薯，这在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广州街上吃的花样还挺多，这也是北京所不能比拟的。
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方针、原则、具体方法等，另外也有贯彻“七千人大会”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的精神之意。为了开好这个会，聂荣臻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科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放开胆子讲。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会议的原则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他还带头指出了前几年科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看，在我们科学组织领导工作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不够实事求是，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不够。比方说，我们的人力物力有限，国家对科学技术工作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力量没有组织好，很分散。你搞一点，我搞一点，重复浪费很大。人才不配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仪器设备也不配套。有些“热门”课题，许多单位“一窝蜂”地去搞，而且互相封锁，不肯分工协作，结果谁都没有过关。
陶铸作为东道主也讲了话，他同样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把这三年‘大跃进’回顾一下，到底有多少错误，有多少正确”。为了营造一个提意见的气氛，他更是一开场就向科学家道歉。他说：“这几年我们搞了些瞎指挥。丁老（指丁颖）赞成多植，但不赞成植那么多，我们反而跟他作斗争，现在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已经做了三次检讨了。需要时还可以再做检讨。你们工作中的瞎指挥比我们少，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情。”他坦率地承认，前些年，“我们对科学家的供应物资很少，精神鼓励又差，甚至虐待”，“我们的缺点是民主不够”。他还说：“工作有缺点会改的，我是有决心改的，党内许多同志也是有决心改的。”
在陶铸的带领下，一些领导人也做了自我批评。2月17日，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在化学组的会议上说：
1960年在西安开的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我对化学教学改革的问题，掌握上有片面性。当时超声波和管道化运动把高等学校的化学化工课程冲击得很厉害，许多教师感到照原样，课是教不下去了。因此都要求化学化工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按照“双百方针”办事……结果使黄子卿、傅鹰等几位不主张大改的人在会议过程中挨了批评，受了委屈……对此我负责，应向黄子卿、傅鹰先生等道歉。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心内容是自己不该支持宣传农民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前些年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件事。
3月5日上午，陈毅副总理讲话，转述周总理的意见，对少数“不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工作有毛病，起码是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喜欢乱扣帽子、乱整人、“比较恶劣”的领导干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他们“会后检查自己”。次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在生物组和物理组做了检讨。
张劲夫的检讨是我整理出来登到简报上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着重检讨了两个问题。第一，执行政策有片面性，没有把科学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划清楚，致使下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比如某些青年被错误地戴上“白专”帽子，微生物所曾错误地用“科学工作中两条路线道路斗争”的提法来批判老科学家（邓叔群）。中科院党组对这些偏差有责任。第二，工作中的浮夸和瞎指挥。在“大跃进”期间，党组不该给各研究所施加很大的压力。“胰岛素人工合成、有机半导体，组织大兵团作战，是浮夸风与瞎指挥的坏典型，院党组要直接负责。1960年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北京地区是我亲自督战的，要各单位几天内改变面貌。这类事情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领导的。至于各所工作中的缺点，有的虽未直接过问，也应由我们负主要责任。”
他还对产生以上缺点和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检查，将原因总结为“二无二不”：
二无，“无知识、无经验”……作为党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我们一度相信科学会超出常规，任意出奇迹，对自然现象本身固有规律重视不够……
二不，是“不虚心、不民主”……如果说1958年的浮夸风、瞎指挥是由于无知识无经验，尚情有可原。1960年又重新犯，则是由于我们不虚心、不民主。如果我们向科学家很好虚心学习、商量，起码违反常识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1960年重犯1958年的错误，教训是最沉痛的。我们决心改，请大家多帮助。
张劲夫的检讨是比较深刻的，但也只敢局限在自己这个层次，未能言尽其意，真往根子上说，去追究更上层的责任。杜润生1955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时，就曾和部长邓子恢一道，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到科学院后，他的院党组副书记职务在“大跃进”期间又被毛泽东的一句话给免掉了。此时的他更不敢说什么“大不敬”的言论。他在做检讨之前，首先为上层开脱了一番：
陈总讲话中，谈到科学工作中有些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就科学院的工作说，有许多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该在院党组。不应该叫中央做检讨……工作中出了些问题，正是科学院党组没有很好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
然后，跟张劲夫一样，他主要检讨了科学院党组的瞎指挥行为。他将党组所犯错误归为如下几类：
1．我们自己出了些坏主意。如1958年5月间，“大跃进”时，中关村开跃进大会，实际上是用了摆擂台方法。会议是我发起的，从此助长了浮夸作风，说大话，说做不到的事情。物理所的“小太阳”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2．学习别人的经验，不问具体情况乱搬……
3．对下面的工作情况不明，一些不正确的做法，没有及时发现、纠正。有些甚至默许、支持……
4．还有，没有很好体会与执行好党的政策……
在中关村设“跃进擂台”一事，我可以下次再跟你详谈。在这里，只简单说两句。那个时候，各研究所都不得不上擂台说出自己的宏伟计划，想法一个比一个狂妄。物理所提出要制造“小太阳”，用它把祁连山、天山等处的冰川融化，进而使大西北的沙漠变成亿万亩良田。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够浪漫吧！
科学家大提意见
熊：有中央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省部级领导还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再加上1962年初中国的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科学家该提了不少意见吧？
薛：反右派运动之后，让知识分子再次开口提意见，确实是比较难的。但是，聂荣臻的发言，尤其是陶铸、范长江等高级领导人的检讨，还是把党和科学家之间的距离给拉近了。科学家们开始响应号召。当然，要大家不怕打棍子、不怕戴帽子、不怕抓辫子，推心置腹，把可讲可不讲的话都讲出来还是比较难的。从简报上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噤若寒蝉，而科学院的科学家发表的意见更多一些，这可能跟张劲夫、杜润生等科学院领导的作风更开明有关。
虽然通过简报也知道其他组的一些情况，但除大会发言外，我只亲历了生物组的会议。所以在这里我主要介绍一下我最了解的生物口专家的意见。
生物组讲的最多的是解放以后刮起的几股“风”：“米丘林风”、“巴甫洛夫风”、“针灸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1958年时，中科院植物生理所党委提出要把实验室搬下乡。所长、学部委员罗宗洛反对，但没有任何作用，他反被贴大字报批判）、“抱大西瓜风”（比如人工合成胰岛素，好多家都要抢着做。还有些单位设法包装自己，想出名堂抱大西瓜。例如植物所就把去西藏调查植物的项目取名为“把高山荒漠变成花园”），等等。
农业组那边，除“米丘林风”、“总结农业丰产经验风”外，还有“下乡风”、“综合研究风”（反对单因子实验，做实验都得做多因子综合实验，结果弄得没法分析）、“高产风”、“远缘杂交风”（如牛和猪杂交），等等。
卫生组方面，则还有“综合快速疗法风”、“慢病快治风”、“柳枝接骨风”（就是用柳树的枝条代替骨头接骨）、“组织疗法风”（就从胚胎、胎盘中抽取一些液体或组织，将其埋到切开的肌肤里，或者注射到人体内，说那玩意能包治百病。那也是学自苏联，可能跟勒柏辛斯卡娅有关）等。卫生组的专家们还特别反对“批判西医观点”、“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等口号。
有科学家反映，这些“风”一刮起来，就把科学的常规和方法都刮掉了。写论文变得不按“老八股”，把过去人家的工作一笔抹杀不提，做实验时也可以变得不要对比。而且，有风就要争风，争风必然吃醋，结果协作变得非常艰难。两个单位协作，一旦成功，经常是一个单位跑出去献礼、做报告，根本不提合作者。
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风”呢？它们从何处而来？为什么刮得那么大？对于这些问题，当时可有总结？
薛：生物组对原因做过分析，别的组似乎没有，至少从简报中看不出来。生物组的总结是，那些风：（1）来自外国。所谓外国，就是苏联啦。我国搞“学习苏联运动”，结果把许多不好的东西学了过来。（2）来自领导。（3）来自宣传报道。（4）来自名牌单位。所谓名牌单位，高教系统主要指北大等重点院校，科研部门主要指中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这些单位怎么做，大家都跟着上。（5）来自科学家。科学家做自我检讨，承认在自己的队伍中也有少量兴风作浪的。对那些“风”有异议的，也因为“怕吃亏”、“赶时髦”、“心中无数”等原因，未能发表意见坚持真理。平时大家都慷慨激昂说要做疾风中的劲草，但实际上“风”一吹来就都倒下了。
这个总结既批评了领导，又把自己摆进去了，虽然限于当时的形势，在分析原因时也没能说到点子上，但这几点总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熊：除了那些“风”，科学家们还有哪些意见？
薛：学术争论政治化，这是每个组都批评的问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生物组的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之争当然不在话下啦。其他如农业、林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像保花保果、疏花疏果之争，也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有关领导轻信了少量不疏花不疏果而增产的例子，根本就不考虑品种、条件、时间等因素，将这一栽培方法推广到全国。持反对态度的人都被戴上两条道路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
在红松采伐和更新问题上，科学家和林业部门有不同意见。林业部门往往把树木全都剃光，然后再种，这样好进行机械化操作。但问题是红松喜阴，没有一个东西给幼树挡光，它根本就长不好。所以科学家主张在砍掉大的母树的同时，中、小树还留着，以创造一个荫蔽环境。这本来是一个生产和学术上的问题，可在反右派运动中，某森林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对这场争论做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就谁都不敢讲话了。
教育部门反映出的问题更多，五花八门，十分可笑。就生物学来说，大学课程改革，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的课程是如何改的呢？以鱼为纲，把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学合并，一切围绕着鱼，与鱼有关的就教，与鱼无关的就不讲。无脊椎动物讲什么呢？讲鱼的寄生虫和鱼的食物。甚至植物学也要围绕鱼来讲。还有武汉大学。他们讨论把最基础的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三门课合并的问题，主张三门课全合并的被认为是先进，主张三门合并两门的是中游，主张不合并的是落后。还有某大学更荒唐，农学系提职称，种小麦每亩搞到7000斤才能做教授，搞到5000斤的才能做副教授，到不了的，什么都不是。还有代表反映，有的中学生物学教研室评定老师好不好，就看他菜种得好不好，猪养得好不好。这些措施并不是教育部定的，而是在极左的思潮之下，各学校领导“各显神通”自己弄的。
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熊：您所提到的这么多意见我以前基本都没听说过。我所熟知的，只是马大猷先生提的那个关于知识分子属性的意见。
薛：那个意见确实尖锐。在会议的第二天，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当时声学所还没从电子所中独立出来）副所长、学部委员马大猷就在物理组会议上说：
昨天报告讲“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纪要整理出来后，会议秘书处没敢立即把它印到简报里，而是将其登入了油印的《情况反映》之中。后面这个材料是绝密的，只登极敏感的问题，发给聂荣臻、张劲夫、蒋南翔、韩光等少数几位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看。他们看了之后，大概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其公开到简报之上。所以，这个2月17日的发言，我们到2月20日才看到。
简报一登，马上所有代表都知道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感触都太深了，现在马大猷先开了口，讨论就热烈了。有人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摘帽，我们都工作十多年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还戴在头上，什么时候才能摘掉？但这些话语没有被登到简报上。直到3月初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后，简报才开始又一次登这方面的意见。
周总理就是聂荣臻专门请来回答马大猷这个问题的。在3月2日的报告中，周总理说，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资产阶级乃至封建主义的教育，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因为这三个“根”，所以，“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建国后经过七年时间的自我改造，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和极大的进步，他自己在1956年，刘少奇主席、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的讲话中都承认和宣布过这一点。虽然最近几年进行过反右派等运动，但实际上，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一贯的，“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
可以说，周总理的讲话，基本重申了他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表述上还略微有点退步。与会的科学家们一方面为获得了“劳动者”、“非党员同志”的称号而高兴，另一方面也觉得不“过瘾”。后一类观点在简报中有较多的反映。
稍后，陈毅副总理也到了会场。他肯定知道代表们的这些意见。所以，3月5日下午在科学工作会议上，3月6日在戏曲家会议上，陈毅又讲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周总理4日离开广州之前，陈毅已经把自己的讲话要点跟周总理说了。周总理也同意陈毅的提法。
陈毅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最激动人心的是下面这几段：
同志们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很满意，但有的同志说周总理没有明确脱帽子。那么我今天明确一下，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总理报告中讲得很清楚，是资产阶级出身，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嘛……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十二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代表真理，对工作做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改变的，是能服从真理的。为旧社会服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为社会主义服务，怎么不承认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总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三只脚。我们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
在给知识分子脱帽的同时，陈毅副总理还向大家公开承认错误：“我们……相信了一亩地打十万斤，不听专家的话，做了蠢事”；“几年来连续几次大运动，是正确的，方针、目标是正确的，但具体方法上有毛病，国务院有责任”。他要求别的犯过错误的领导者也做检讨，并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做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力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
陈毅声音洪亮，富有儒将风度。他的报告很长，从国际形势（主要是谈如何反对美帝）和国内形势（还是肯定人民公社、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中有错误）讲起，最后讲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上面这些内容确实动人心弦。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掌声雷动。在讲完之后他还给大家鞠躬，给大家行脱帽加冕礼，更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后来讨论陈毅的讲话时，在小组会议上，有些科学家也是讲着讲着就哭了。大家真是舒心极了。这从简报和聂荣臻的总结报告上可以看出来：
有同志说，听了陈副总理的报告，确实是如坐春风，其乐也融融，一席话真说到了心底深处，福气不小……有同志说，胜食十斤人参……有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像食了通心丸一样，心情无比舒畅。
会议基本解决了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与看法，解了疙瘩、脱了帽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大家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有人说会议出了气、通气、和气、争气和扬眉吐气。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会议最初的议题，也即讨论《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上来。大家对编制规划的方法提出初步意见，也初步提出一些重点研究项目。然后，聂荣臻讲了讲话，没对犯错误的原因做分析，就散会了。
大会总结和遗憾
广州会议的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那次会议，总的气氛比较和谐。虽然大家对以前的工作，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但并不意气用事。有些人挨过整，但他们并没有表现为发泄怒气。有些领导做了检讨，但那些反思并没有减低他们的威信。大家普遍感觉和党的距离拉近了。
就我的感觉而言，我觉得那个时候科学家们都开心极了。那几十天，我们吃饭不需要交粮票。所谓“两干一稀”，那只是东道主陶铸谦虚的说法。实际上，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吃的最好的一次。餐桌上经常有整只的烤猪、烤小狗，等等。我第一次享受到那么好的食物（但我不敢吃狗肉），从以前的饿得有点浮肿吃到一下子胖了二三十斤。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专列（我们来去广州都包了一整列直达专车）塞得满满的，大家带的都是食物。晚上的电影、戏和舞会也比较多，不过我那个时候要整理纪要等，实在太忙，没多少机会享受。
更重要的是，陈毅代表周总理，并声称代表“中央精神”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头上的紧箍咒。同时，包括陈毅、陶铸、张劲夫等人在内的高级干部当众向知识分子承认了错误，表示要改正，并虚心地向他们征求意见。而后者也确实倒出了大量肺腑之言，出了憋了数年的闷气。上下通了气，与会的知识分子的心情都非常舒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人还提议：“这春风之福不能由到会的科学家独享，建议大会把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以及将来大会总结印发给全国，让全国的知识分子也分享这春风之福。”
可惜的是，我们没能高兴多久。参会的有些高级干部，对陈毅的讲话根本就不服气，而更高层的一些人更是很快就明确地反对陈毅的提法，不许传达，所以他的讲话长期以来都没能公布。仅仅过了几个月（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明确表示不同意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于是，知识分子刚刚被摘掉的帽子很快又被戴了起来。然后就是“四清”等运动，不少科学家还因为在广州会议上提的那些意见受到了打击。
本文初发于《科技中国》2006年第11期，第8—13页。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聂荣臻同志在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16日）。
本段引言全部引自《陶铸在广州会议开幕会上的黑话》，《科研批判》（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1967年第2期，第33—35页。
《范长江同志在化学组作了自我批评发言》（1962年2月17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1期。
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科技日报》1993年11月14日、21日。
《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张劲夫同志在生物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杜润生同志在物理组的发言摘要》（1962年3月6日），见《广州会议简报》第62期。
转引自《黑云滚滚的广州会议》，《科研批判》（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1967年第2期，第11—15页。
周均伦等：《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5页。
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40页。
同期文化部还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戏曲家协会创作座谈会，也称为广州会议。
《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分享春风之福》（1962年3月6日），《广州会议简报》第57期。
《聂总总结报告》（1962年3月12日上午），引自薛攀皋先生的广州会议笔记。
《广州会议简报》第57期。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