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6年8月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薛攀皋先生（2012年5月16日熊卫民摄于薛先生家）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多科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次科学会议，却被赋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等政治内涵。会议在当时得到了极高规格的宣传报道，并长久地留存于一些参会人员的记忆之中，但当前知之者已甚少。作为会议理科组的副组长，薛攀皋先生的回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这次会议的背景和经过。
会议的背景和主题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根据计划，今天请您谈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这个会议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它值得关注。
薛攀皋（以下简称薛）：北京科学讨论会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我国多少有点想扛“反帝”、“反修”的旗帜。它名义上由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举办，实际上是中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日本五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主导——它们先确定原则，然后这五个国家的科协再分头活动。
早在1952年5月，当时的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就曾在该协会的第十一届执行理事会上建议设立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以后的每次会议也都有人提，我国对此是赞成的，但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先后干扰，这个区域中心直到1963年才成立。北京中心的主任是清华大学的张维教授。
按照世界科协会章的规定，世界科协的中央办事处和区域办事处将根据执行理事会的需要而设置。当时，中央办事处设在伦敦，并先后设立了三个“区域中心”，即布拉格中心（中、东欧）、印度中心（西亚）和北京中心（东亚）。前面这段历史我没有亲历，不是太清楚。只知道那时候不仅世界科协的政治斗争很激烈，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以下简称国科联）中，“两个中国”问题的斗争也很尖锐。国科联成立于1931年，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在国科联的全国性会员资格长期由台湾所占有。为恢复中国在国科联中的全国性会员资格，中国科协和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1982年才解决。吴大猷当“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回顾。对于政治卷到科学中来，他很不满意。
北京中心成立后，马上就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1964年2月初，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在北京召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代表会议，商讨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开法。上述五国代表将负责组织本国科学家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并争取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社会上有地位的科学家参加。1964年3月5日，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主任张维向世界有关国家发出了“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邀请书”。讨论会的主题为“有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科学问题”，打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这四大洲是新老殖民主义统治的地方，过去科学落后，被人家瞧不起。现在这些国家的科学家成了国际科学会议的主人，说明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科学依然可以在这些国家发展。
会上会下
熊：请您介绍一下会议的基本情况。
薛：讨论会于1964年8月21—31日在北京举行，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代表参加，共提交了299篇论文。
熊：这意味着有不少代表没有提交论文啰。
薛：是的。我国有很多科学家参加了社会科学组的讨论，但都不提交论文。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我不清楚，可能是要避免引起争论，因为外国代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都赞同。
会议通过协商产生主席团（由每一国的代表团或代表推选一人组成），并选出范长江为大会秘书长。讨论会的学术委员会由周培源任主任，负责有关学术活动方面的工作，包括论文的审定、学术性会议的组织、会议期间的专业参观、会后对各国学术水平的评估等。委员会下设理、工、农、医、社会科学5个组和学术秘书处。具体的学术活动分别由下列部门来组织：理科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工科由国家科委组织；农科由农业部组织；医科由卫生部组织；社会科学（含政治与法律，经济，教育、语言与文学，哲学与历史4个分组）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组织（该学部由中宣部管，与中科院已脱离关系）。在学科组内设有分组，总共是8个学科组、27个分组交叉进行。我是理科组的副组长（张文佑、顾功叙这两位学部委员任组长），对理科更熟一点。它下分为五个分组：数学组、物理学天文学组、化学组、生物学组、地质学地理学组。学术活动以分组宣读论文、分组讨论为主，还召开了一些整个学科的会议和更大的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比较少，我印象最深的是越南南方（它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参会）代表团团长阮文孝的报告。他在会上控诉美国侵略越南南方的各种暴行，包括使用各种化学毒药对越南南方人、畜、树木、庄稼的毒害，反响很强烈。
熊：总共只有367位代表，参会的人数倒也不算太多。
薛：正式代表360多人（其中外国代表273位，不含代表的夫人和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另外有特邀代表32人。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钱信忠、于光远是副团长。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据说有上千人。当时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堂，在会堂内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
熊：翻译属于工作人员？
薛：是的，大约有200名翻译，还有大会秘书处的人也属于会议的工作人员。大会使用中、英、法、西班牙语四种官方语言，要求送来的论文在母文之外得附另外三种文字的摘要（其中中文摘要归我们负责）。举个例子，如果某国代表提交的是英文论文，则他还需附上法文、西班牙文的摘要。可有不少外国代表根本不遵照规定，那些事情就只能由我们来代办。那时候西班牙文翻译很难找，颇费了我们一番工夫。
各种各样的杂事很多，我们差不多在1964年初就集中了。这个会议被作为特殊的政治任务，文章随到随印，外文印刷厂和中国科学院在通县的印刷厂随时待命。论文来了之后，翻译、打印、校对，工作量很大。
熊：除印制论文，还有哪些需要你们应对的杂事？
薛：比如说会前我们还要与外国代表进行摸底谈话，估计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并研究应对策略上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张劲夫、范长江等）。我们理科的会务组（抽调各研究所所搞外事工作的同志组成，外事经验都比较丰富）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女科学家。在摸底谈话时发现她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并谴责发展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正在秘密研制并马上（1964年10月16日）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了。会议要表现得民主，不能不允许她发言。所以会议秘书处挺紧张的。我们后来采取了这个方法：组织中国几个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在正式开会前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最后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我们的处理方式得当，并没有强加于人，效果还可以。
熊：你们还要负责外国代表的思想政治工作，难怪要用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薛：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国际会议关系国家的面子，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向来不惜工本。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组织会议的本领都没得说。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我们还开放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让外国代表们参观。相关的陪同、翻译工作也很多。
熊：会议都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吗？
薛：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他会议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开幕式欢迎词；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致开幕式贺词；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致闭幕词。这对国家外事部门而言也是一件大事。对外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一直盯在会上。会议闭幕之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为会议代表们举办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林枫、杨尚昆、叶剑英、郭沫若、包尔汉、张治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刘少奇还与他们合了影。
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和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出动，这次会议的接待规格确实是非常高。我还注意到，仅1964年8—9月期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相关报道100余篇，连“古巴一客人回国”这类小事也要报道，而且经常动用多个整版的篇幅，对此次会议的宣传规格也可谓高到极处。
薛：许多国家的参会规格也很高，比如作为会议的发起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日本派出了一支以坂田昌一为首的由6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如叙利亚前总理阿兹迈德，印尼文教部长普里约诺、司法部长阿斯特纳维纳塔，阿联酋科学研究部长图勒基，布隆迪卫生大臣马拉布科等，还有20多位大学校长和科学研究院院长，40多位研究所所长和大学系主任。
熊：印度参加了吗？
薛：邀请了印度，但印度没派代表参加。巴基斯坦参加了。印度是世界科协的西亚中心所在国，这个中心比北京中心成立得还要早一些。他们于1964年7月27—30日在新德里开始举行了为期4天、名为“科学与国家”的科学讨论会，邀请了28个国家的45个外国代表出席。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在“苏修”的指使和支持下和我们唱对台戏的行为。
熊：在这之前中国举行过多学科的学术会议吗？
薛：没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其他国家即使有先例，也不会多。单科会议放在科学不发达国家开的也极少。
熊：现在很少见到这种几乎包含所有学科的会议了。这类会议，组织起来特别费力，而代表们集中起来之后，由于大部分议题超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又很难进行深入的讨论。
薛：讨论的状况还可以。总的印象是，非洲国家比我们更落后；澳大利亚、日本的科学水平相对较高，代表们发言比较踊跃一点。代表的水平差距很大。有世界级的，如澳大利亚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他是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日本的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在会上提出了一种原子核模型，他们在物理天文组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我们中国由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所报告的《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在化学组是水平很高的。我们还有几个高水平的工作，如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引起的反响很大。也有水平很低的。本来规定要在会议之前递交论文，可有些人上了飞机之后才拿着铅笔随便写了一些字，纸张皱皱巴巴、一塌糊涂，那也算一篇论文。这样的人多数来自非洲。我知道其中一个是中学的地理老师。那些国家由封建王公、酋长、买办等掌权，虽然一些部门的领导人按道理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们凭着权力把自己指派为会议代表，或者让一些走他们后门的人参会。所以，实际与会的并不都是真正的科学家。有些人还行为不端。为了这次会议，中国科协在友谊宾馆包了三栋楼。后来把那三栋楼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撤了，包括开电梯的。因为在开会期间出现了个别会议代表把女服务员堵在电梯里欲强行不轨的行为，还有对收拾房间的服务员实施性骚扰的。
熊：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当时没想过将那些人绳之以法？
薛：那些行为都是一对一的，并没有留下多少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不好对外面讲。宣扬出去，政治影响非常不好——你们请来的代表就是这样一帮人！在连续出现几起这样的事件之后，只好把女服务员全撤了。
熊：当时提供的生活条件如何？
薛：我们工作人员不跟代表们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反正友谊宾馆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熊：大会花了多少钱？
薛：我不知道。数目肯定很高。会议的来回旅费很可能都是我们包了。会议期间还有参观活动，参观原子反应堆、一些大的工厂等。会后愿意走的先走，绝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分七路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了一至两周。最后走的时候我们还送有重礼——最初计划每人送一个中国制造的金手表，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只送了一支特制金笔。总而言之，代表们生活上的待遇非常高。
熊：在查档案时，我还注意到，东非科学院的代表奥廷诺曾要求我国给予他经济援助。他宣称东非科学院秘书长接受美援、勾结印度反对他。他急需经济援助，以便在知识界中发展进步力量，在两三年内重新掌握东非科学院。我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对此颇为不满。说：“你们一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为何在我面临这种困难时而不予支持。”
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国家刚从“大跃进”所导致的经济困难中走出来，并不宽裕，确实难以满足某些人的欲望。
熊：您陪同外国代表参观了吗？
薛：没有。当时各个学科的工作人员很少，我不单管生物方面的，其他理科学科也得管，所以管的事情很多，会议期间经常泡在印刷厂里。会后则忙着处理印论文集等善后事宜。在北京很难找到西班牙文翻译，开会时翻译马马虎虎对付了过去，印论文集时他们根本就不管，而文字稿更应该字字推敲。我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找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帮忙校对、审核西班牙文。会议只开了11天，可我从1964年初到1966年元月2日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前，主要被抓去忙这个会。
陪外宾参观也是苦差事。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前后我曾两度陪外宾参观。第一次是陪朝鲜科学院微生物所分所的所长到石家庄去考察我们的华北制药厂。当时我寒酸得很，连一套像样的服装也没有。不是说买不起，而是没有布票。我只好向邻居借了一条西裤、一件衬衣。衬衣每天晚上都洗，第二天早上不管干没干都得穿。第二次（1965年夏天）是陪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马科夫斯基在北京并去上海、杭州访问。这时候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我一下子买了两三套不要布票、可在外事场合穿的上衣和裤子，没那么寒酸了。但由于这位院士有点调皮，我一路都相当紧张，生怕应对不慎出差错。当时接待外国科学家的规矩是，从头到尾有一个人主陪；到某个地方还由某位业务对口的人员负责陪同，请对方吃饭、看戏等；此外还有一个翻译。我们每到一个城市都得向当地的外事部门及时汇报接待情况与问题。那时候大家头脑中都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就算是另一位陪同人员某句话应对得不好，你站在旁边，也有责任，碰到翻译不好，他可能会告你一状。那次陪同的法语翻译是中国科学院联络局的工作人员。他在“文革”时是造反派。我当时狠捏了一把汗。
熊：不就是接待一个外国人嘛，搞得那么复杂，这么紧张。
薛：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所谓“外事无小事”，搞不好就出事。
熊：您前面提到的那种低水平的“论文”也得放到文集中去？
薛：那当然得放啦。让那些独立不久、还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代表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本来就不太现实。包括朝鲜金凤汉那篇弄虚作假的经络系统的文章，已经被中国科学家证伪了，仍在医学组宣读。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后来讨论会的文集总算印出来了，装帧非常好（用烫了金的最好的暗黄色咔叽布精装封面），却发行不出来——因为有刘少奇主席接见全体代表的照片在里面，此时“文革”已经开始，他已成了被打倒对象——后来科协的同志一本一本地撕，把那些咔叽布封皮撕下来，其余部分则送回造纸厂回炉。论文集共有理、工、农、医、哲学社会科学五卷，每卷都有中文版、外文版，每种至少印了上千套，其印刷成本也是很可观的。可它们最终未能发行出来，而我为理科论文集中、外文版的编辑和出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白费。我甚至没能拥有一套理科论文集。
评价与思考
熊：“文革”期间这个会议挨批判没有？
薛：这个会议是科协举办的，不知他们那边的造反派批判过没有。在我的印象里，科学院没专门批这个会议，反正我的“罪状”里没这条。“文革”时科学院有几十个各种名头的大批判“联络站”，批得较多的有广州会议、“科学十四条”、“七十二条”、“三高”、“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等，没有批这个会议的。
熊：对，应当没有。“文革”兴起之后我国还一度想在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呢。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我国特意上马了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科研项目。
薛：1964年8月31日通过的会议公报说将于1968年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还说将在两次全科会议期间再开一两次单科或专题性的会议。1966年7—8月间，虽然“文革”已经开始，我国仍在北京召开了暑期物理讨论会。1968年之所以没有召开第二次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文革”的原因，更主要的是1965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协第八届全体大会上，苏联代表团以组织的手段将中国排挤出世界科协。因此，1966年中国科协被迫中断了与世界科协的联系。
熊：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这个会议？
薛：当年我国媒体对这个会议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它“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界的团结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四大洲各国以及全世界科学事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甚至说它是“新科学的起点”，开创了“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垄断科学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对第三世界实际起了哪些作用不好说。我们是为了扛“反帝”、“反修”的大旗才举办这个会议。但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究竟有什么收获，我是打问号的。假如说这个会议还有一些正面影响，在“文革”开始之后，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熊：从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会议“反修”的色彩不浓。但反对美国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会议结束时，不是有270名代表在《我们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申明上签了名么。
薛：这个申明的精神本来想写到大会的公报中去，但遭到了不少代表的反对——只有270人签名，意味着还有一小半外国代表不同意。更明确地说，他们不敢得罪美国，怕回国后日子不好过。所以后来采取的是不写入公报、由代表自愿在申明上签名的形式。这个会议还是有民主协商精神的。
熊：中国举办这个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的会议，目的还是在于宣传。宣传受众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人，一类是本国人。外国人不容易影响到，主要目标还是影响本国人，这个目的大概也还是达到了吧。通过报道多国代表对中国的好评，似乎从此可以看出我们是第三世界的领头国家，而处于我们敌对地位的美国则是邪恶的。
薛：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北京科学讨论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还有一个影响。它触发了毛泽东对科学的兴趣。在接见坂田昌一等会议代表之后的次日（1964年8月24日）晚上，他约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培源、副团长于光远去中南海谈话。他从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出发，谈论了他对一些科学问题的看法，从“物质无限可分”，一直讲到“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关于细胞起源要研究一下”等。前者促使中国的一些物理学家在不久后开展基本粒子的结构研究，并于“文革”前夕提出“层子”模型。后者促使一些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在“文革”期间开展细胞起源、蛋白质起源、生命起源的研究。你前面提到的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烟草花叶病毒蛋白质亚基等项目，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开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被纳于“生命起源”研究的大旗之下。这几个涉及数百位科研人员的项目使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文革”浩劫中仍保留了一点血脉。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北京科学讨论会一个无心插柳之收获吧。
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意义和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重复交学费的东西太多，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不认真去总结历史。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111—121页。
可参阅张九辰《希夏邦马峰考察与“北京科学讨论会”——施雅风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期，第165—172页。
张维（1913—2001），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筹备会议于1963年9月27—30日在北京举行。
《亚非拉和大洋洲二十二国科学家在京举行筹备会 决定明年在北京举行科学讨论会 各国科学家将紧密团结促进这些地区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日。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四大洲的科学家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把科学文化推进一个复兴繁荣的新时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只有实现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 科学事业才能够真正为人民所掌握 聂荣臻副总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贺词》，《人民日报》1964年8月22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体现了科学和民主精神 将对人类的进步科学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建立世界科学家广泛的统一战线 为和平和科学造福人类共同奋斗 陈毅副总理在招待北京科学讨论会各国科学家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古巴一客人回国》，《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向国务院的报告及国外对会议的反映》（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档案处档案，64—1—28号。
与会的外宾普遍对“中国主人”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关心”和“极为令人感动的款待”十分感激。参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工作简报》第145期，1964年9月8日。
那位朝鲜的金所长是留学过苏联的，对这座东亚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十分感兴趣，提出了一份索取技术资料、某些关键零部件的清单。经该厂请示化工部后，出于两国军队、人民在抗击美国中由鲜血凝成的友谊，中方满足其全部要求。金所长大喜过望。——薛攀皋注
在杭州参观访问期间，由浙江省科委蒋副主任陪同。某日在游西湖时，他向马科夫斯基大谈“反修防修”的道理，上游艇后依然滔滔不绝。虽然出于外交礼貌，马科夫斯基刚开始时还洗耳恭听，似不久之后就有众多明显的厌烦表现。而蒋副主任不顾我的暗示，仍毫无停止说教之意。我只好跟翻译讲，请他别译太尖锐的话。到中午吃完午饭后，考虑再三，我还是给省交际处打了电话，建议他们提醒蒋副主任适可而止，不要把我们的政治主张强加于人。接受交际处的招呼后，那天下午蒋副主任终于不再宣教了。但是，我也担心有朝一日，这会成为我阻挠宣传毛泽东东反修防修思想的罪状。——薛攀皋注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公报》，《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新科学的起点——坂田昌一教授谈北京科学讨论会》，《人民日报》1964年8月30日。
《开创世界科学史上的新纪元——北京科学讨论会揭幕侧记》，《人民日报》1964年8月23日。
《亚非拉科学家热烈赞扬北京科学讨论会成就 四大洲科学家携手迈开前进的步伐 帝国主义者垄断科学的时代结束了》，《人民日报》1964年9月20日。
《四大洲二百七十位在京科学家联合签名抗议美帝侵略越南 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美国政府必须严格履行日内瓦协议》，《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
由这些出自外国代表之口的话语可见一斑：“十五年前，中国是个落后而不发达的国家。而今天，仅仅过了十五年，它已置身于世界的第一流国家之列。”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在北京科学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9月1日。“在数年之内，中国在科学上并不是不可能达到同美国和苏联同等的地位。”见《印度尼西亚一大学校长说：中国核爆炸成功具有重大意义》，《参考消息》1964年11月27日。“从来不知道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得这样好”、“中国的成就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好”、“毛主席比列宁更加伟大”、“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千真万确”、“中国是小国的靠山”、“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后面的引语据北京科学讨论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工作简报》第145期、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