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来，慕尼黑谣言四起，疯传又要发生一次武装暴动。1923年秋季，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拥挤不堪的啤酒馆里和树木葱茏的室外咖啡馆，人们经常听到一个魔咒般的单词：losschlagen.2这个单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进攻”、“打击”、“听任……发展蔓延”。每个人都想知道，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另外，巴伐利亚州的几股鼎足势力——由文官武将组成的执政三巨头这样一个奇特的领导班底——又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进攻行动呢？必须有人出手发难。希特勒希望向“罪恶巢穴”——柏林进军，推翻魏玛共和国政府。巴伐利亚议会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威廉·霍格纳回忆说，当时在大多数巴伐利亚人看来，希特勒的上述想法确实不错。他写道，在动荡不定的年代，可能会发生武装暴动已经成为巴伐利亚首府民众的一个“坚定信念”。3希特勒指出：“人们从房顶上发出呐喊，支持武装暴动。”4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里，德国经历着国家巨变，社会动乱，整体时局每况愈下。战争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历史悠久的君主制纷纷倒台。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起，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千疮百孔。根据新的独立主权国家要求，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分，人口也发生变动、迁移。德国丧失了海外领地，被从大规模殖民活动中排挤出去。在俄罗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夺取了国家政权。魏玛共和国——那是德国首次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一次尝试——一直根基不稳，更换了7个首相，经历了9届政府内阁。5拥有400年悠久历史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在战后1918年，突然被从未经过检验的议会制所取代。此举并未得到右翼民族主义者、军方大多数官兵以及各部分政治精英的完全支持。就连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也一直态度矛盾。这位社会民主党领袖曾希望在1918年11月恺撒·威廉二世退位后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他反对共和国在政府最高统治职位上安插一个没有统一作用的世袭人物。“你根本没有权力宣告成立共和国”，他曾经对菲利普·谢德曼怒吼道。后面这位政治家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从德国议会大厦的一扇窗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6

20世纪20年代初期，急剧崩溃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社会群体渴望铁腕人物回归，甚至渴望恢复君主制。1923年是德国自1918年在一战中惨败后最艰难的一年。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已达到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的惊人程度。7一条面包售价2000亿马克，一只鸡蛋售价800亿马克。一张剧场入场券，有时用钱买不到，必须用两只鸡蛋去换。更糟糕的是，人们的银行存款全部打了水漂。农民在大丰收的情况下也不愿意按着第二天就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农产品。食品短缺引发了骚乱。面对着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形势，德国政府只是一味地印制更多的钞票，有时人们得用手推车载着大量钞票去购物。

势不两立的激烈政治纷争使德国国内四分五裂。左翼极端主义者（共产党人）和右翼极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一些种族主义派别）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中间还夹杂着无数其他派别组织。1920年，由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和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一次政变（后称为“卡普政变”）占领了柏林四天，赶在政府垮台之前将其从城中驱逐出去。那时政治暴力猖獗，敌对势力早在1919年就杀害了共产党领导人（当时被称为斯巴达克斯党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右翼团体总共实施政治谋杀达350次，进一步加剧了魏玛共和国初期那种“对暴力表现出的道义冷漠”的社会氛围。8有个被称为“执政官组织”的右翼恐怖分子小集团，杀害了签署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的德国政治家马提亚·艾尔兹贝格，以及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后者是犹太人。

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明朗，这也加重了国内的不满情绪。根据1919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上西里西亚地区划归波兰。为此，大部分德国人怨气冲天。再者，自1918年起莱茵兰地区主要由法国军队占领，随后不久，法国军队又占领了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地区。这进一步激怒了德国人。1923年1月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六个整编师9（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法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士兵）占领了生产烟炭和钢铁的鲁尔地区，包括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埃森等重要城市。这次入侵是对德国未能支付战后赔款的正式报复行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法国总理当时主要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力图沿德国西部同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接壤地区划出一个缓冲区，同时又能进入德国煤田。这种带有侵略性质的重新划分疆土的举动遭到英国反对。由于大部分拖欠的战争赔款要以烟炭和实木电线杆等实物形式支付，所以有位英国政治家抱怨说：“自特洛伊木马时代以来，对木材的使用没有比这更耗损的了。”10

动乱不安的形势促成了适合开展革命、暴动和暴力活动的社会氛围。柏林政府号召对法国入侵者进行消极抵抗。工人们举行了罢工。有些德国人开展积极抵抗和破坏活动。一些人遭到逮捕、审判，最后被法国行刑队处决。有位名叫艾伯特·里奥·施拉格特的右翼人士，在从事破坏活动被逮捕后遭到枪决，成为国家烈士和纳粹英雄。德国人举行政治反抗虽然感觉良好，但是却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非常重要的工业生产几乎全部停滞，失业局面已经失控。为了弥补薪金和福利方面的损失，德国政府采取了增加货币印制发行量的措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柏林、汉堡、科隆和其他城市爆发了绝食抗议活动，迫使德国警察和军队向饥肠辘辘的德国人开枪镇压。

一战结束后，德国很快遣散了大批军队，致使劳动力市场上又涌进50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全都在一项技能上受过训练，那就是对敌作战。他们有很多的作战理由。人们认为，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离心力的驱使，他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均受到威胁。魏玛共和国的“正常状态就是危机”，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这样写道。11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中“唯一战争罪责”条款使德国人蒙受耻辱，让他们背负着在他们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的125亿美元巨额战争赔款。即便是“黄金二十年代”（主要在柏林呈现出的先锋文化兴盛时期）初期，在德国许多地方，尤其在巴伐利亚，也被视为首都堕落颓废、四分五裂的证据。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于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亚犹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外省城镇林茨长大。但是19岁到23岁这五年的成长时期，他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的，漂泊无定，是个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两次被奥地利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也没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从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为游客画明信片风格的风景画为生。他在维也纳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画作，或者把它们卖给小门小户的艺术品经销商，主要是犹太人。13他穷困潦倒，漂泊无定，从廉价的共用单间搬到破烂不堪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搬到两个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个由富裕的犹太家庭提供部分资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和公园长椅上至少度过了几个凄惨的夜晚。后来他声称，结果“双手和双脚都冻伤了”。14也许由于这些贫困生活经历的缘故，希特勒将维也纳称为“我一生中过得最艰苦，但是收获也最全面的‘学校’”15。

在政治上，希特勒受到维也纳战前那些浮夸肤浅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治活动的影响。那时维也纳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些生活优裕、地位稳固的犹太精英，还有不久前因逃避东方的迫害屠杀而来此谋生的大批贫困犹太移民。希特勒深受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成为早年提出泛德运动的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的拥护者。舍纳尔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认为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均属于大德国臣民。他觉得讲德语的人虽然在奥匈帝国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正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在数量上不如捷克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多。希特勒则出于同样的思想意识，哀叹哈布斯堡王室“使奥地利变得斯拉夫化”了。16

那时年轻的希特勒20岁。他看到维也纳议会里议员们用多种语言进行辩论，令人难以理解，中间还夹杂着跨文化的高声尖叫。17此情此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埋头阅读这个拥挤城市里的德国民族主义报纸，阅读劝人入伙的宣传手册以及极端主义者低级趣味的报刊，比如种族主义期刊《奥斯塔拉》（Ostara）。每当希特勒光顾“廉价的大众咖啡馆”时，他几乎肯定会购买或免费领取上述报刊资料。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激进的敌意，将其称为“破坏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建立犹太人世界专制政府的工具”18。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怀有敌意。他反对该党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劳工、团结巩固国际工人阶级力量上，而不是放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事业上。不过希特勒后来声称，他从社会党人那里学会了将宣传手段和武力手段（“恐怖手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策略。19在经过他所说的一年“静心观察”之后，希特勒把议会民主制斥为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政体，只能导致左翼人士的暴民式统治。“当今的西方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这样写道。

希特勒随后开始厌恶所有左翼势力，并把犹太人同这些势力的影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声称自己内心中初次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真实情感，是在维也纳大街上注意到一个东方犹太人时被唤起的——一个身披黑色宽袖长袍，满头黑发的幽灵。20当时只有盲人才有可能看不见维也纳到处都是的东方犹太人。上述说法颇有一些蓦然间有所发现的意味，为的是极力渲染希特勒的情感发展之路。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上面所说的那段情景是编造的，或者是从许多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许多人却接受希特勒的说法，即他那种政治上执着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是在维也纳开始形成的。21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及192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都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其他人认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希特勒对有关事件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所说的那样，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只能在一战后的慕尼黑变得“明显、激进、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对于自己在维也纳时期参与政治活动所做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完全是捏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同一个对真实境况做出反应的幼稚年轻人的虚假形象相呼应，并非是为了展现漫无目标的参战老兵寻找政治家工作的真实情况。按照这样的解释，用历史学家罗曼·托佩尔的话来说，希特勒只是把反犹太主义立场“当作现实政治环境中稳操胜券的一种筹码”。22不过这是后话。

1913年5月，希特勒在奥地利首都经历过五年艰苦卓绝的岁月，在他24岁生日收到一小笔遗产之后，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希特勒要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生活在四周尽是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到处洋溢着艺术创造精神的纯粹的德国环境中。他声称自己对慕尼黑的爱恋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23“（一战）以前那段时光是我的生命中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24希特勒后来声称前往德国“主要出于政治原因”，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奥匈居民混杂的国家。但是动身前往慕尼黑对于希特勒而言，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当时他要千方百计摆脱奥地利当局，因为后者要求他从军服役。如果是那样，他就要在军队中服役三年，接着在预备部队干七年，然后还得在国民卫队再干上两年。

希特勒把慕尼黑当成了自己余生中真正的家乡。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希特勒再次面临着没有正式工作的困境。他重新拿起画笔画一些明信片和旅游景点风景画，再拿到大街上和慕尼黑喧闹的啤酒馆里出售。他再次居住在简陋廉价的转租房间里，又成了生活无望、事业无门的潦倒之人。后来，希特勒的运气甚至变得更糟。1914年1月，奥地利征兵委员会抓住了希特勒，要求他在林茨参军服役。甚至他还被拘留了一个晚上。希特勒一边求情，一边写信，企图逃避兵役。最后，他准备越过奥地利边界去萨尔茨堡报到。在那里使他如释重负的是：他体检不合格。当时这位面色苍白、身材矮小的阿道夫·希特勒，未来的战争制造者与大屠杀元凶，被当众宣布为“体质太弱”不适合当军医，也不适合扛枪打仗。25希特勒在其个人成长的岁月里经常遇到类似的事情。这一回又侥幸逃脱了可能使他终生默默无闻、无人惧怕的平庸命运。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另一次参军机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希特勒的生活轨迹。1914年7月，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大街上，奥匈帝国王储弗朗兹·费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拉开了战争序幕。261914年8月，希特勒似乎也出现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加入了那些对战争表现出狂热之情的数千名市民人群。他那张愉快的面孔在现场拍摄的一张聚众照片上被辨认出来。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张照片上的希特勒面孔事后经过伪造处理，意在为政治宣传制造舆论。27总而言之，希特勒同数百万德国年轻人一起参军入伍，摆脱了身无分文的漂泊者生活，开始了军人生涯。希特勒的入伍过程多花费了一天时间，因为作为一名奥地利人他需要得到巴伐利亚王室的同意才能应征入伍。据希特勒自己说，他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在24小时之内收到了明确答复。“国王陛下内阁府办事效率高。”希特勒这样说道。28关于这件轶事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怎样，希特勒很快应征入伍，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成为当时准备参战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人。这一次没有人认为他不适合当兵打仗。希特勒的生活再一次被一个事件、一封书信所改变，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希特勒。”历史学家伊恩·克肖这样写道。29

希特勒成了巴伐利亚第十六预备队步兵团的一名徒步传令兵，在西线战场的泥泞战壕里度过了四年艰苦岁月。他的任务是把上级命令从指挥部传送到前线。他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其中包括在比利时的伊普尔和法国的马恩肖的残酷战斗。在战壕和指挥部之间来回奔跑穿梭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战地任务，中间可在后方指挥部放松歇息片刻（前线士兵辱骂传令兵是“后方来的猪”）。希特勒利用放松歇息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据他自己说，他在背包里放了一本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别人经常看到他在仔细阅读历史书籍，或者背记历史事件日期。30他偶尔还以附近的农舍为题材画一些素描。据中士马克斯·阿曼（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透露，有些传令兵战友称他为“艺术家”。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有些笨手笨脚。有位战友开玩笑说，希特勒在食品罐头工厂里也会被饿死，因为在传令兵中只有他不知道怎样用刺刀打开一罐军用食品。31一些战地照片显示，希特勒当年是一位相貌英俊、不苟言笑的年轻人，留着两撇有时向上捻着的八字大胡须，并不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里表现的那种短粗浓密、容易招人嘲笑的小黑胡。32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韦伯指出的那样，在现存的全部六张战时集体照中，希特勒不是站在，就是坐在众人边缘——这正是他心目中自己作为局外人地位的形象写照。除了一只跳进战壕里追捕老鼠时被他捉住收养的宠物狗（名叫福克斯尔）以外，希特勒几乎没有亲密战友。33有些士兵称他为“孤独者”、“怪人”，因为他收发的邮件非常少。“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邮寄表示关心慰问的包裹。”阿曼这样说道。34

但是在众人眼里，希特勒是一名作战勇敢、尽职尽责的士兵。他两次负伤，先后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尽管如此，他的军衔从未高过上等兵。据一位战友称，这是因为他不想离开通信传令部门这个小天地；还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位军士应该具有的领导能力。35［早期有一场战斗损失惨重。战后许多士兵的军衔都得到了晋升。希特勒被授予Gefreiter（二等兵）军衔。但是Gefreiter这个军衔几十年来被错译成“下士”，实际上Gefreiter这个军衔并不包括“下士”那样的军士所承担的任何指挥责任，它只是由列兵晋升到上等兵这样一个军衔，同美军的情况一样。］36

据陆军史料记载，二等兵希特勒曾因中了英军释放的介子毒气，于1918年10月至11月在战争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住进陆军医院治疗。希特勒后来说，他当时患上了临时失明症，可是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医院，他却大喊大叫起来（“我母亲去世后，那是我第一次大喊大叫”37）。“一切都白费了！”他怒吼道。38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还声称当他仍旧躺在病床上，对造成战败损失的“那帮卑劣罪犯”满怀刻骨仇恨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政治家”。39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表示怀疑，但是上述说法美妙动听，后来又成为希特勒精心打造的领导者传奇的佐证轶事。1918年11月末，希特勒最后又回到慕尼黑，仍然在军队中，仍然没有明确目标。40他既无军外工作，又无可以推销自己的技能。他甚至连冒充的艺术家或明信片素描画家都不是。希特勒决定继续留在军队安稳的怀抱中。那是18岁以来他所知道的唯一可靠的家，一个保证他有饭吃、有房住的地方，而其他数百万士兵均已遣散复员。他滞留在兵营中，在主要的火车站担任警卫任务，在位于奥地利边境附近那座人员迅速减少的特劳恩施泰因战俘营地执行过临时任务。希特勒回到慕尼黑驻防地后，于1919年春季被选为“士兵委员会”候补代表。从理论上讲，这个委员会在巴伐利亚进行短暂残酷的苏维埃共和国实验期间接管了希特勒所在的通信传令部门。1919年6月，希特勒原本闲散的日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次变化又是由外部运气而非主观信念所促成。几乎无所事事的二等兵希特勒被新成立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指挥官卡尔·麦尔上尉招至门下，成为一名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和陆军内部间谍。上级之所以成立麦尔领导的情报与宣传部门，是因为陆军高层担心在战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病毒”会在士兵当中传播扩散。陆军——那时已被称为德国国防军，希望“防止士兵们接受革命思想”。41

为使新招募的特工人员有能力执行攻击马克思主义、在陆军中宣扬德国民族主义的任务，麦尔上尉将希特勒和其他几名士兵送到慕尼黑大学，学习为期一周的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42其中一位大学教员名叫戈特弗里德·弗德尔，自诩为经济学专家，他所讲的那套理论深深吸引了希特勒。他把德国的不幸归咎于“贪婪的资本”——那是“犹太人金融资本”的代称。他谴责“资本奴隶制”，声称德国已经沦为国际（犹太人）“股票市场资本主义”的奴隶。这种观点对希特勒的平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很有影响。另一位教员是保守派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他在课后注意到希特勒以刺耳的嗓音十分活跃地给其他学员宣讲着学习内容。米勒对麦尔说：希特勒有演讲才能。43

希特勒非凡的演说天赋很快就以吸引人的生动方式显现出来，还引发了希特勒所说的改变他一生的顿悟。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深信不疑——那一刻便将一位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一战老兵从军人转变成崭露头角的演讲家；那一刻便使希特勒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那一刻也造就了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

1919年8月，就在希特勒结束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学习之后两个月，一次特殊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希特勒同其他几名毕业学员一起被派到离慕尼黑40英里的一个国防军兵营（当时被称为莱希费尔德兵营），向那里的官兵宣传灌输民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思想。他们为那里的官兵举办了五天题为“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的讲座。希特勒积极投身这项任务当中，并同主讲官一道承担了大部分宣讲任务。他宣讲的题目涉及德国被指控的战争罪责，“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热点话题”等方面内容。他在宣讲过程中体现出了十足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我把部队官兵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他后来这样写道。44他宣讲起来富有激情，再加上他对历史知识的概括掌握（即便是自学来的，有些肤浅），使他一时名声大噪。“希特勒先生是一位，请允许我这样说，天生受人欢迎的演讲家。”有位士兵在培训班结束时这样评价道，“他对政治信仰表现出的狂热投入，他的大众化演讲风格……很能抓住听众，让他们配合默契。”另一位士兵表示，希特勒是“一位精神饱满的优秀演讲家。……有一次，上课时间很长，没能按时结束。他问我们他是应该停下来，还是同意他接着把其余内容讲完。大家立刻表示同意。”45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成了明星。

就连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的能力与获得的成功感到意外。他一贯喜爱发号施令，坚持宣称当年在奥地利成长时，他指挥着同小伙伴的所有儿童游戏。“当年我是个小头目，一开始在学校表现非常好，但是我有些难以管教。”他回忆道。46他少年时期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跟别人谈话时经常表现得盛气凌人。据库比泽克回忆，希特勒“喜欢讲话，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同他谈话时，特别是在他们看过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以后，从来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讲话。47当年那位跑步送信传令的小兵希特勒从未想到这些个性特点可以转变成一笔职业财富。而眼下在莱希费尔德兵营，希特勒认识到了他对别人的影响力。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人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嗓音，这后来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一种可谓决定性的力量。“我能够演讲！”他这样写道，仿佛在描述天堂圣城的朝觐经历。虽然他声称早年凭直觉就知道自己有演讲才能，但是并不清楚其内在的价值。现在他认识到那是他可以说服影响别人的能力。在喧闹的慕尼黑政坛上，他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他就要一鸣惊人，终成大器。48

一个月后，另一次侥幸巧合经历使希特勒在找到自己称心职业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麦尔上尉委派希特勒执行一项新的陆军特工任务：前去监视刚成立不久的一个政治团体——德国工人党。这个小小的“党派”在狂热的右翼富有组织——“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的鼓励下建立起来。但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只拥有少数成员的讨论小组。它的早期领导者是对现实不满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铁路机工安东·德雷克斯勒49，以及在政治上表现活跃的体育新闻记者卡尔·哈勒。

9月里的一个夜晚，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城区一个不起眼的酒吧举行聚会，只吸引了80多名与会者到场。50当时在执行小间谍秘密任务（身着便服，而不是国防军军服）的希特勒对德国工人党形成的最初印象是：“既不好，也不坏，它只不过是在一个人人都想建立党派的时代成立不久的另一个团体。”51在聚会就要结束时，其中一个与会者站起来发表意见，表示支持巴伐利亚从德国联邦中分裂出去。闻听此言，希特勒禁不住怒火中烧。就像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表现的那样，当时希特勒鲁莽冲动的本能又占了上风。他把需要隐瞒真实身份的密探角色忘到九霄云外，立刻成为一位充满激情的舌辩之士。希特勒一展尖酸刻薄的语言风格，快速道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猛烈抨击分裂主义，坚决捍卫德国和奥地利统一的大德国概念。他干脆利落地把另一个人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据他自己说，他将那个可怜的家伙像落汤鸡似的赶出了会场。52

希特勒不仅证明他可以富有激情地发表演讲，而且还表明他可以成为一位反应机敏、蛊惑民心的政治领导人。53他那副平平的相貌，谦逊的姿态，再加上极为苍白的皮肤和许多人记忆中那双“炯炯有神”、目光锐利的蓝眼睛，均为他满怀激情表达出的思想观点增添了非同一般的强烈感染力。54不管怎样，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德雷克斯勒被深深打动了。他随后紧紧抓住希特勒，把他自己写的一本40页宣言《我的政治觉醒》塞给了希特勒。德雷克斯勒邀请希特勒再回来看一看，并对另一位与会者说道：“那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嘴，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利用他！”

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在酒吧里唇枪舌剑与对手进行一番理论之后，形势发展得非常快。第二天清晨，兵营里有些老鼠不停弄出一些响动，闹得希特勒无法再睡下去。于是，他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德雷克斯勒送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篇有些拖沓的文章从反犹太主义立场出发，谴责犹太人对德国人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猛烈抨击“大资本”，主张消除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的阶级差别。作者的以上论点立即引起希特勒的共鸣。他后来回忆说，在阅读过程中“我看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前景再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55。但是，就在希特勒尚未来得及决定是否接受德雷克斯勒希望他回去看一看的邀请时，他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说他已经是德国工人党成员了。56希特勒随后用两天时间“痛苦地”思索着他所说的那个“可笑的”小俱乐部，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其党员身份。“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希特勒后来写道，“现在已无回头路可走了。”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有了党派依属身份，有了演讲平台，有了自己的政治基地。几年之后，他又将其打造成了20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谈到派希特勒首次出席本党会议时，麦尔上尉后来有些沾沾自喜地声称他是希特勒的精神教父，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其实在精神方面扮演着启发激励希特勒的角色者另有其人。他就是生活清苦，享有很高声望的知识分子迪特里希·埃卡特。希特勒通过德国工人党遇到了埃卡特，他后来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影响。埃卡特被视为德国工人党独一无二的智囊人物，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有时兼做新闻记者。他曾经翻译过亨利克·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并将其搬上舞台，一时名利双收。埃卡特是一位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出版一种反犹周刊，名为《浅易德语周刊》（Auf Gut Deutsch）。埃卡特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高额头，完全秃顶，在慕尼黑文学艺术家聚居地施瓦滨区的咖啡馆文化圈中堪称一位崭露头角的人物。尽管他酗酒、吸食吗啡（这使他55岁过早去世），却仍然被奉为反犹太种族主义运动的引路圣人。有一次他在谈到德国工人党这个刚成立的政治党派时说：“我们需要一位听到机关枪的‘嗒嗒’射击声还能面不改色的领导人。……最好是一位具有演讲鼓动能力的工人……当有人抡起椅子向他砸去时，他也不会退缩逃跑。他必须是一位单身汉，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妇女的支持！”57以上这段话似乎描述的正是从前当过勇敢的跑步传令兵，而后来又对政治发生兴趣的希特勒，各项条件几乎样样不差。埃卡特终于认为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正是希特勒。

希特勒本人后来常说，埃卡特很快成为其思想发展道路上的“北极星”，确立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信念，将他引荐给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式自由社交圈和上流社会社交圈。埃卡特带着希特勒这位崭露头角的政治家第一次乘飞机飞往柏林，并将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引荐给社会名流，其中就有大名鼎鼎、腰缠万贯的钢琴生产商埃德温·贝希施泰因。贝希施泰因后来成为一位热情的资金赞助者。更重要的是把希特勒引荐给了他的太太海伦娜。当希特勒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时，她经常亲自去探望他（“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她曾经这样说道）。58她还送给希特勒一个用皮革做成的打狗鞭子。希特勒一共从女性崇拜者那里收到三个这样的打狗皮鞭。每当他在慕尼黑市内到处走动，手里就拿着一个这样的皮鞭。

希特勒刚刚参与党派政治活动时，还遇到另一个机会，可以通过白纸黑字来展示自己新发现的雄辩鼓动之才。1919年9月，麦尔上尉收到了一封由阿道夫·杰姆里希写来的书信。此人也曾是慕尼黑大学历史与政治课程培训班的一名学员。他要求麦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给予更多的指导。麦尔将那封书信转交给希特勒（当时他还是陆军二等兵），指示他负责回信答复。

希特勒在接近1000个词的回信中写进了不少内容。他第一次用书面语言的形式表述自己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立场，阐明了一些重要观点。后来这些观点奠定了他那些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基础，其影响贯穿在他政治生涯各个时期，从平步青云，到大权独揽，再到建立第三帝国，实施大屠杀，直至1945年他在柏林秘密地堡里自杀前写完最后的《政治自白书》。

希特勒在回信中表述了一些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反犹太主义陈词滥调，尤其是巴伐利亚流行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时他的思想观点还带有逻辑分析特色和极端主义特点，这使他写给杰姆里希的回信与众不同。希特勒反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因为他表示那样的立场是纯粹的个人情绪化立场，只能导致集体迫害，因此在政治上毫无意义。他选择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的反犹太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在制定政策上发挥作用。他声称，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只是种族立场。犹太种族就好像生活在大多数种族文化机体上的一个蚂蟥，因为犹太种族的整个存在理由就是“围着小金牛跳舞”，为的是积累财富。他断言，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完全受制于犹太人的金钱；正是犹太人出资赞助针对反犹太主义运动（意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党派）的不义之战。“犹太人的力量就是金钱的力量。这种力量以利息的形式在他们手里不断增长，迫使其他民族背上极为危险的枷锁。”在体现其早期将犹太人比喻为疾病和寄生虫这一倾向的书面文件中，希特勒曾经把犹太教说成是“种族肺结核”。他写道，对于这种威胁所做出的理性反应必定是“展开全面的合法斗争，取消犹太人的特权”。

希特勒在那封长信中继续写道，德国需要一次“复兴”，但是不负责的新闻界（指犹太人控制的报刊）使德国无法向前迈进一步。他断言，只有通过“领袖人物”的坚定努力，德国才能再次觉醒。由此可见他心中怀有的救世主情结。他对“犹太人问题”提出的简单解决方案令人胆寒地预示着20多年后陆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反犹太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彻底地消灭一切犹太人。”

通过其恶毒用心以及直言不讳的残酷措施，同时也可以从那封写给杰姆里希的书信中清楚地看出，到1919年末，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甚至在希特勒登上官方政治舞台之前，那封书信也明确地反映出，一旦大权在握，希特勒会认真考虑实行的种种激进措施。现在希特勒已经30岁，正准备展开对高层权力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