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演讲时必须要有一大群听众，”希特勒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因为在都是好友的小圈子里，我从来不知道该谈些什么。“19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作为德国工人党的演讲者初次亮相，到场人数只有100人，但是他们却足以激发希特勒的雄辩之才。尽管希特勒当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人物，但是在那个秋季夜晚，他慷慨陈词，激情似火，极大地提高了募捐活动的效果，巩固了他作为党内宣传人员的地位。从现在起，他要鼓动演讲，宣传造势。用他自己喜欢的话来说，他要成为“运动”的“鼓手”。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股政治力量的领导人，只把自己视为摇旗呐喊、替别人招买兵马的小人物，为将来出现的党内铁腕人物、德国独裁者争取民众的支持，扩大影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当那位独裁者出现时，向他交出一支忠心效力的队伍。”2

1920年2月，希特勒作为一名严肃的大众蛊惑演讲者正式登场亮相。地点是慕尼黑赫赫有名的皇家啤酒馆。后来他在自己所写的那本矫揉造作的宣言式著作《我的奋斗》里，把那次亮相演讲赞颂为史诗般的英雄时刻。然而，其实际情形反倒有点平淡无奇。那次聚会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位演讲者。在德国工人党的传单上甚至连希特勒的名字也没有。不过希特勒虽然是一位后备演讲者，却使大约2000名听众兴致高涨，群情振奋。即使在陈述该党那个高谈阔论又平庸乏味的二十五点纲领时，希特勒同样博得了支持者的欢呼喝彩，也引起了数百名社会党对手们的嘲笑奚落。后者专门为演讲而来，将此次聚会变成了激烈的政治集会。人们站在桌椅上互相大声指责。3在纳粹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差点爆发冲突之后，听众们离开了啤酒馆，在大街上继续高声辩论，谈论着希特勒和那次演讲，谈论着各种问题。一伙表示反抗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唱起了左翼歌曲——《国际歌》。希特勒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德国工人党引起了公众关注。“无论他们嘲笑，还是谩骂，这都无所谓，”他后来写道，“关键是他们提到了我们。”

听众越多，希特勒现场发挥就越好。他发现自己有能力同民众打成一片，有能力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伟大的演讲家能够与广大听众情感相通；他能够感觉到哪些话可以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希特勒这样写道，“他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被说服了。”4广大听众的热情关注和过分赞扬使希特勒大受鼓舞。这是一种双向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后来深深影响了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有时“我面对着2000名听众发表演讲，其中就有1800人用敌人的眼睛看着我，”希特勒回忆说，“三个小时以后，我看到听众越聚越多，他们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被希特勒描述的政治恶行深深地激怒了。5虽说希特勒在文过饰非、夸张造势方面功夫一流，但是有关他成功发表长篇演讲的报道至少使上述说法具有一定可信性。

就在皇家啤酒馆举行那场极为重要的盛大集会之前，德国工人党内部对于预定这样大型集会场地是否明智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该党创建者之一哈勒担心届时会有一半的座位空闲，整个活动看起来可能会失败。希特勒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事实证明他说对了。在希特勒那次演讲大获成功之后，德国工人党对于在大型场所举行群众聚会不再回避退缩。无论希特勒在哪里现身，他都是重要演讲者。他的大名只要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必定意味着群情激昂，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冲突。他屡次回到皇家啤酒馆，经常吸引到大批听众。1920年秋季，希特勒对着满场听众发表狂热演讲《为什么我们是反犹太主义者？》，被现场2000多名听众的喝彩欢呼声打断了50多次。6

在扮演“鼓手”角色期间，希特勒还不是德国工人党领导层。但是形势很快变得非常明朗：宣传鼓劲是该党的活动重心。德国工人党不参与竞选，不推出候选人，在任何委员会或官方机构没有自己的成员代表。它只是宣传造势，吸引大众，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而希特勒是该党头牌宣传鼓动名嘴。

随着希特勒吉星高照，卡尔·哈勒变得黯然失色。希特勒这位后来居上者大获成功之处正是哈勒的失意短板所在。因此哈勒大受刺激，退出了德国工人党领导班底。在希特勒的倡导建议下，德国工人党的名称扩展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语缩写为NSDAP.希特勒在该党原来的名称上加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旨在超越最初仅仅针对工人阶级的建党宗旨，希望引起更多阶层的共鸣。他力图从民族主义角度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际概念。他不接受共产党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希望树立全国性的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观念，捍卫私有财产，猛烈抨击“垄断资本”（经常被作为替罪羊）所造成的各种破坏性后果。在希特勒心目中，“国家（的）”与“社会（的）”是两个相同的公有社会概念。希特勒解释说：“‘国家’首先意味着在行动中体现出对（德国）人民的无限热爱。……‘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利益而效力，时刻可以为它献出生命。”7

哈勒辞职后，只有另外一位本党创始人德雷克斯勒横在希特勒与纳粹党最高领导的职位中间。在哈勒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希特勒终于坐在了那个位置上，尽管不无装腔作势与逢场作戏之举。希特勒非常反对同另外一个党派合并，在1921年7月他愤然离开领导层会议的会场，并在三天后提交了一份辞呈。德雷克斯勒和党内其他领导人在震惊之余意识到，他们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本党最具吸引力的人物，而且还有他们的摇钱树。纳粹党大规模集会上的明星与吸引民众捐款捐物的重量级人物眼看就要脱离本党。仿佛为了更加高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希特勒以自己的名义单独采取行动，几天之内在慕尼黑最大的室内场地——克朗马戏院，吸引了6000名热情听众。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果然奏效。一周后，德雷克斯勒与本党其他领导人恳求希特勒重新回到纳粹党，对他让步，满足他“拥有独裁权力”，实行一人领导全党体制的极端要求。希特勒发动了一次内部政变，大获全胜。上述决定也标志着该党迈向元首制[1]的一次战略性转变。这种原封不动的领导制度后来一直在纳粹党内部以及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的纳粹德国贯彻实施。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元首讲过的话被视为第一重要，不可改变，绝对可靠。这样便消除了任何内部民主权力或集体负责的可能性。各种建议和提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讨论或争论，而是经常直接反映给希特勒，回馈之后便是定论，不可更改。发生在1921年夏季的这次权力交替标志着希特勒开始把纳粹党改造为元首党——元首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党。这也是迈向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第一步。单身未婚，专心致志，执着不移，胸怀自己的使命感，希特勒除了政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

希特勒的领导才能主要体现在宣传鼓动方面，这方面的有关决策非常谨慎，极为出色。但是作为一位管理者，他表现得非常糟糕，随心所欲地在市内到处走动，经常忘记同别人的约会。闲暇时，他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喝两杯，或者到他新近收购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希特勒收购后改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看一看。希特勒“精力充沛，好像火山一样存储着巨大能量，你永远不可能不让他出现在大街上”，一位密友这样回忆说。8希特勒在他居住的简朴公寓里起得较晚，经常在上午11点一边剃须或一边往早餐面包上涂黄油，一边召开当天的第一次会议。“大家从来都站着研究问题，”早期纳粹党成员赫尔曼·埃塞尔回忆道，他后来成为《人民观察家报》的总编，“他从来不给客人端上咖啡或茶水。他用一把刀剃须，后来有钱了，买了一个单面刀片专用剃须刀。他在剃须时总是割破皮肤，有时到了晚上还在流血。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9

希特勒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他的思想观点不仅仅对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工人阶级具有号召力，而且对于那些比蓝领工人高出一格，却担心自己地位下滑的小资产阶级民众也特别具有吸引力。此外，希特勒对于富有的保守人士，尤其是那些被一名观察者称为疯狂的“大街上的高等公民”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具有吸引力。10

除了演说平台和他掌控的党报之外，希特勒还着手打造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所拥有的其他重要外在标志。凭借对大众心理和激动人心的象征之物的精准把握，希特勒打造出以纳粹万字符、海量的旗帜和纳粹党制服为基础的本党标志性身份象征。万字符起初借鉴于印度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数百年来被各种宗教及其教派使用过。后来它又被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组织极北之地等种族主义团体改用为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的象征。经过仔细审察各种纸质草稿之后，希特勒亲自选定了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红底色，白圆圈，正中央斜立着一个极为简洁的黑色万字符。同当时流行的各种复杂装饰的万字符相比，希特勒选择的极为简洁大胆的万字符图案无疑是广告天才的神来之笔。纳粹党旗具有强烈的号令装饰效果，即使在远处也易于辨认，必要时还能使人心生畏惧。希特勒这样解释他的选择结果：“红色代表作为纳粹运动基础的社会公正思想；白色代表民族主义信念；万字符象征着赋予我们的使命——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奋斗。”11另外，红底色也是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一种狡诈挑衅，因为他们认为红色归他们所有。希特勒认为，通过误导一些左翼人士走进用鲜红颜色广而告之的集会会场，纳粹党人就能够“摧毁他们的立场，进而同这些人士展开对话”。12

如同大多数活动在慕尼黑市的政治团体一样——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纳粹也建立了自己的“会场保卫组织”，其成员都是一些携带武器的粗野之人，在啤酒馆里既可以挑起，又可以阻止同竞争者或其他捣乱分子的争斗。这个武装保卫组织最初被称为纳粹党的“运动体操队”（Sport and Gymnastics Section），后来几经更改变成了冲锋队（Sturmabteilung），德语缩写为SA.1921年9月，在希特勒的参与领导下，冲锋队员戴着指节铜套，手持橡皮警棍，毫不含糊地展示自己的风采。他们袭击了一个名为巴伐利亚联盟的分裂主义团体会场，将其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后来控告了希特勒，使希特勒因扰乱治安罪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并于1922年夏季服刑一个月（然后便被假释）。

在建立冲锋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征召一些不修边幅的人”，希特勒在描述一伙可以干卑鄙勾当的粗野之徒时这样说。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由于一战结束后德国军队被迅速遣散，而且同一时期肆意抢掠的民兵组织发展较快，因此在战后这种“好勇斗狠，凶悍强硬”的社会亚文化人群中不难征召到上面提到的冲锋队新兵。13希特勒所说的这些“快活的无赖”将在一年多后发生的武装暴动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4那时，负责指挥他们行动的人物是纳粹党的一位新成员：赫尔曼·戈林上尉。

在1923年发动武装暴动之前，希特勒在那些年里一直不断地扩充实力，吸纳支持者，攀附权贵，以及招募啤酒馆里的一些彪形大汉；这些人后来分别成为希特勒手下的核心成员、个人随从和参加武装暴动的同伙。赫尔曼·戈林便是其中的一位核心成员。戈林曾是一战时期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22架敌机，获得德国最高奖章“功勋奖章”。战后他在丹麦和瑞典干了几年私人飞行员和特技表演飞行员，然后返回德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冒险机会。虽然后来被慕尼黑大学录取，但是爱好奢华、生活上大手大脚的戈林却对政治更感兴趣。他认为自己能在这方面出人头地，引人注目。对慕尼黑政界多次考察掂量之后，戈林最终选择了纳粹党。这倒不是因为该党纲领和政治立场对他有多大吸引力，而是因为他觉得，在一个小党内部他可以成为位高权重的人物。历史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

那一天，当爱好冒险的戈林走进失修的纳粹总部并当即表示尽心效力时，希特勒满心欢喜。没过多久，希特勒就让戈林负责领导不断壮大却又组织混乱的冲锋队。这位从前的德国飞行员很快把冲锋队打造成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武装力量。

也曾经是一战时期飞行员的另一位慕尼黑大学学生鲁道夫·赫斯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意图。赫斯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市一个富裕的德国商人家庭。他深受以地缘政治理论而闻名的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影响。希特勒则通过赫斯的介绍，将豪斯霍费尔的受众融入他所制定的生存空间政策当中，为二战时间入侵俄罗斯提供借口。15赫斯相貌英俊帅气，但喜怒无常（“我是一个怪人，性格复杂多变”，他在寄给未婚妻的信中这样写道），是极北之地成员。另一位成员将极北之地描述为富有的“知识分子俱乐部，专门研究日耳曼人历史”。16在纳粹党内，赫斯的角色是希特勒的私人助理与秘书——这个角色后来使他成为希特勒在狱中最亲密的伙伴，再后来又使他成为纳粹党副元首。赫斯在慕尼黑大学读书时荒废学业，经常守候在纳粹党总部门外，千方百计地要使那位难以捉摸、行踪不定的纳粹领导人按着预定的时间出行。

希特勒的智囊团还包括马克斯·阿曼。此人是位退役军人，一战期间曾是二等兵希特勒在西线的中士指挥官。阿曼是位“粗人”，喜欢在啤酒馆里打架斗殴，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全权代理出版权威。希特勒任命他为《人民观察家报》业务经理和自己的著作出版人。《我的奋斗》一书让他们两人赚取了数百万马克。阿曼还担任第三帝国时期控制新闻界的铁腕强硬机构帝国新闻协会会长。

迪特里希·埃卡特是剧本《培尔·金特》的译者，做过希特勒的顾问，很懂得从各方面享受生活。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位才华出众的人士被吸引到希特勒这位激情似火的年轻演讲家身边，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爱沙尼亚裔德国人，接受过俄罗斯教育，自视文采过人，后来成为纳粹党信徒，担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希特勒读过罗森堡所写的反犹太主义论文《犹太人的历史足迹》，并深受其影响。那位秃顶、表情严肃的马克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波罗的海沿岸文化背景的德国人。他为希特勒身边那一伙粗鲁浅陋的干将们增添了一丝温文雅致特色，既使希特勒多了一位谋士，又通过俄罗斯富有的境外移居者们的人脉关系为希特勒增加了资金来源的渠道。罗森堡和舒伯纳-里希特对希特勒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越发坚定地认为“有一伙犹太文学家”——比如列夫·托洛斯基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是屠杀俄罗斯“三千万”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幕后推手。希特勒反犹太主义立场越来越倚重于对俄罗斯恐怖案的反复揭露，倚重于阅读那本充满恶语毁谤的伪书《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有可能是罗森堡赠送给他的）。“那些血腥的犹太人用断头台替代了议会，造成了知识分子，最后还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灭顶之灾。”希特勒总喜欢这样说。17后来罗森堡在制定第三帝国非常严酷的种族法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希特勒的个人喜好，正如他在政治上热衷于说服打动广大民众而非精英阶层一样，常常倾向于社会下层。希特勒在业余时间里参加慕尼黑市内各处的咖啡馆聚会时，经常带着他那位从前当过屠户的贴身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此人身体超重，以前做过酒吧保镖和马贩子。18有时为希特勒当司机，经常陪着他逛咖啡馆的那个伙伴皮肤浅黑，英俊帅气，名叫埃米尔·莫里斯，原来是德国北部的一位钟表匠（后来发现他有犹太血统，被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中清理出去）。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早就看出希特勒可以成为一座供他挖掘的金矿，于是便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人们可以看到这帮快活的同党经常与不同的伙伴一起出现，主要地点是画廊大街皇家花园附近高雅的海克咖啡馆和市中心古老的诺玛雅咖啡馆（星期一夜晚这家咖啡馆为希特勒预留一个专用咖啡桌）。有时他们出现在舍林大街上离《人民观察家报》驻地只有几个街区的一家名叫“巴伐利亚酒馆”的意大利小酒馆里，那里也提供一些阿尔卑斯风味的菜肴。凡是对希特勒这伙同党观察过的人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希特勒几乎一直是自己一个人在高谈阔论。

希特勒身边的心腹成员中有一位来得较晚，但地位却很重要的人物——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他的父亲是一位德裔美国艺术图书出版商。他本人在哈佛大学读过书，由于身材高大（6英尺4英寸，193cm），下巴突出，一副儒雅派头，因而显得鹤立鸡群，与众不同。汉夫施丹格尔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绰号“普希”（Putzi，意思是“小男孩”）。1922年11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一位老朋友——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他亲自去听一次希特勒本人发表的演讲。史密斯当时是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副武官，去过慕尼黑，亲自会见过希特勒。每当有人提出一个简单问题，纳粹领导人希特勒都能针对问题发表一番完整的演讲，对此这位年轻的武官非常佩服，“就好像按下了留声机的开关一样”19。史密斯想要汉夫施丹格尔自己体验一下在现场听希特勒演讲是什么感觉。汉夫施丹格尔亲自听了一次希特勒的现场演讲，结果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将那次演讲称为“大师级的表演，其中运用的各种暗讽和反讽手法在我听过的演讲中是无与伦比的”。在那次演讲之后，汉夫施丹格尔把自己介绍给希特勒，他们两人很快就建立了亲密关系。“你所说的95%我都同意，很想找时间同您探讨一下其余的内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道。“我相信我们不会因剩下的5%内容发生争吵。”希特勒答道。20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

汉夫施丹格尔不久便加入了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由于他既有闲暇时间，又有经济条件，因此成为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主要随行伙伴。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同希特勒在一起，所以同大多数人相比，他对于这位纳粹党领导人的清苦生活方式了解更多。他介绍说，希特勒在靠近弯弯曲曲的伊萨尔河的蒂尔斯大街上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好像一个衣衫褴褛的小职员一样生活在那里”。覆盖着油毡的地板上铺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但是在希特勒同房东共用的宽敞前厅里摆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可算是前厅里唯一的亮点。汉夫施丹格尔钢琴弹奏水平高超，有时就在前厅里弹奏一些曲目，对希特勒的个人品位有所了解。“我弹奏了一首巴赫赋格”，汉夫施丹格尔写道。希特勒“略带冷漠地点了点头”。但是当汉夫施丹格尔开始弹奏瓦格纳的乐曲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瓦格纳是希特勒喜爱的音乐大师和政治英雄。“我开始弹奏瓦格纳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歌手》的序曲。这回弹对了。这是希特勒喜欢的乐曲，他已把这首乐曲熟记于心，可用口哨外加具有奇特穿透力的颤音效果吹出这首乐曲的每个音符，而且绝不跑调。”毫不奇怪，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弹奏的哈佛大学那些历史悠久的战斗歌曲也很感兴趣，禁不住心潮激荡，最后竟连连叫好。21

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位神通广大的出版商后来设法将1000美元借给了纳粹党。在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德国，这可是一笔巨款。《人民观察家报》有关人员用这笔款购买了宽幅轮转式印刷机，因此这份报纸就能够以更宽的幅面、更具吸引力的版式出现在读者面前。22汉夫施丹格尔还把希特勒介绍给上流社会，邀请他共赴晚宴，同潜在的支持者和捐赠者们建立联系，其中便有著名的艺术家族弗里茨·奥古斯特·冯·考尔巴赫家族。23包括希特勒内在的奥地利人特有魅力也随即显现出来。虽然希特勒有时表现得略显笨拙一些（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亲眼看到希特勒往葡萄酒里加糖），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位极受欢迎的人物，尤其受到女士们的欢迎。

除了钢琴生产商的妻子海伦娜·贝希施泰因以外，对希特勒痴迷的女士中还有一位由迪特里希·埃卡特介绍的富有的夫人，名叫爱尔沙·布鲁克曼。她是保守派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妻子，他们在慕尼黑市的纪念碑区拥有一座大型豪宅。爱尔沙·布鲁克曼贵为罗马尼亚公主，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沙龙女主人。若能收到请帖参加她主办的社交晚会，那就是跻身于慕尼黑社交界的象征。希特勒收到过许多这样的请帖，成为她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的稀奇人物。贝希施泰因和布鲁克曼两位女士常常设法将丈夫的现金送给希特勒，有时甚至采取拐弯抹角的方式把财产转到希特勒的名下。一天夜晚在柏林的豪华住宅里，埃德温·贝希施泰因拒绝了希特勒在晚宴中提出的新的捐赠恳求。他说资金短缺。但是正当希特勒告辞时，贝希施泰因的太太赶忙把自己易于变换成现金的一些熠熠闪光的珠宝塞到希特勒手里。后来她又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昂贵绘画作品慷慨地赠给了希特勒。希特勒从未公开地与女士有染，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依然未婚，但是他对许多女士有着近乎神秘的吸引力。

1922年秋季，有关希特勒政变的传言已经在慕尼黑传得沸沸扬扬（整整一年后，希特勒果然采取了行动）。这次政变传言之所以扩散开来，其原因并非是希特勒本人发表了什么言论，或者采取了什么行动，而是由德国境外发生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所引发。1922年10月，本尼托·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党突然发动据说是一开始便“向罗马进军”的政变，继而接管了意大利政府。历史学家指出，那次进军只是象征性的，并无多大实际意义，最后以协商接管政府而告终。但是大进军的神话及其生动情景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德国，深深影响了像希特勒那样的未来革命者。希特勒把墨索里尼的大胆行动视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立即将进军罗马的概念转变成了德国版的向柏林进军。24希特勒梦想着把他身后在巴伐利亚的所有武装力量全都汇聚调动起来——强大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驻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师，再加上军事化的巴伐利亚警察力量，然后发动一场由慕尼黑向柏林的大进军，举行“全国起义”，夺取政权。他将领导一支军事力量和一场伟大的正义事业——他所向往的德国的“复兴”，直奔柏林城门，一路上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希特勒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一流宣传鼓动家和极其浪漫的人物。向柏林进军那电影画面般的生动情景强烈地影响并触动着上述两种本能品性。他不仅仅想要推翻魏玛共和国，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取而代之——就像墨索里尼接管意大利政府那样。

希特勒也深受凯末尔·帕夏的影响（此人后来被称为土耳其国父）。当年凯末尔·帕夏从安卡拉外省基地成功发动政变，推翻了君士坦丁堡政府。希特勒在自己的政变企图中要把墨索里尼和帕夏的方法结合起来，在外省基地慕尼黑举行起义，主要行动目标直指柏林。

希特勒认为自己有理由对此番冒险出击计划感觉良好。就在墨索里尼大胆起事一周前，希特勒便已发动了一场厚颜无耻的侧翼行动。当时希特勒受邀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以和平方式参加在巴伐利亚北部小城科堡举行的一次民族主义欢庆活动。但是，希特勒率领650名冲锋队员乘专列到达那里，基本上接管了科堡。他的武装部队猛烈袭击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左派团体，第一次为希特勒赢得了使一座城市摆脱“红色恐怖的解放者”的名声。25那次亲身经历使希特勒忘乎所以，也使他的信心空前高涨。“从现在起，我要独自走自己的路。”26他这样振振有词地宣称道。

尽管希特勒没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理由认为他随时要主动出击，但他已经明显开始认真考虑要举行包括进军柏林在内的暴动活动。271922年11月，希特勒在一次“讨论晚会”上对追随者们说：“墨索里尼向我们表明，在民族主义积极性的感染激励下，少数人也能干成大事。”此番言论足以使谣言四处扩散，而且随着1923年开始，巴伐利亚当局感到困惑。一旦灌输了进去，采取大胆行动这个念头便在希特勒的心头扎下了根。用一位对手的话说，就此变成了“无法改变的想法”。只要是希特勒心里所想的事情，几乎早晚都要付诸行动。

【注释】

[1] 或译“领袖原则”。——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