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隐身在山中的那些日子，后来被证明就仿佛是暴风来临之前的那一段温和宜人时光。1923年秋季，德国形势十分危险，战争一触即发。威廉·古诺首相领导的政府刚刚倒台，它所推行的消极抵抗政策遭到惨败。取而代之的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立场为中间偏左的政府。通货膨胀继续狂胀失控，居然达到一美元兑换数万亿德国马克。有关内战的传言四起，甚至还有人说外国军队可能从东部（波兰与捷克军队集结在此地）和西部（法国和比利时军集结于此地）入侵德国。除了各种暗示表明如果德国开始分崩离析，法国军队将会大举入侵之外，法国驻德国大使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对德国首相施特雷泽曼明确地表示：如果右翼独裁势力接管德国，法国将出面干预。这是遏制柏林发生政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

就在巴伐利亚州的北面，图林根州（那里有连绵起伏的森林，也有魏玛市和爱森纳赫市等文化中心）和萨克森州（拥有莱比锡和德累斯顿那样的重要城市）形势动荡。他们刚刚把共产党人吸纳进联合政府中，这些共产党人想要举行起义独揽大权，并打算在德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他们的计划直接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准备模仿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计划被称为“德国十月”，足见其目标宏大，雄心勃勃。面对着这些严峻形势，泽克特将军与国防军准备进军图林根和萨克森，将共产党人赶下台。甚至还有传言说，要动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力量镇压邻近州的共产党人。总而言之，德国当时局势不稳，各派敌对斗争势力都在加紧活动。

在巴伐利亚，绝望的州政府任命了一位几乎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并期望以此来摆脱困境。这位专员古板迟缓，长着一张方形脸庞，蓄着向上翘的八字须。此人得到巴伐利亚州武装力量两大实力派人物的支持：一位是国防军的洛索将军，另一位是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塞瑟尔上尉。1923年秋季，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实际上就是统治巴伐利亚的执政三雄。巴伐利亚是除普鲁士外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州（魏玛共和国有18个州和城邦）。军方领导人洛索和塞瑟尔认为自己处在孤立但强大的位置上。他们试图加强巴伐利亚北部的边境防卫力量，把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的赤色分子赶出去，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将非法的准军事组织直接并入国防军巴伐利亚第七师，使其实力增加近一倍。他们甚至还准备同柏林方面派来的国防军开战。

德国陷入混乱，希特勒则趁机浑水摸鱼。广大民众越是茫然失望，就越会对希特勒的极端主义思想做出反应。对于希特勒这位纳粹精英领导人而言，1923年秋季这个政治季节开局良好。9月1日，希特勒从山中修养地返回，恢复了活力之后，便出现在巴伐利亚第二城市纽伦堡举行的虚张声势的“德国日”集会上，同那位大受吹捧的鲁登道夫并肩站在一起。这两位怪人，一个是不动感情的冷漠将军，一个是令人难以捉摸、啤酒馆里走出的政治家。他们同普鲁士被废黜的17岁王子路德维希·费迪南共同站在检阅台上。2这位王子代表着德国已被废黜，但在某些地方仍受爱戴的皇家王朝。令人惊讶的是，有10万民众3从台下走过，接受上述三位重要人物的检阅，听他们抒发民族主义情怀，表现出对魏玛共和国的憎恶。此时此刻，希特勒作为这场右翼运动中重要政治名人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下，希特勒发表了激情慷慨、直截了当的演讲：“我们需要在德国再搞一次革命，不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犹太人式的1918年革命，而是当今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复兴德国的力量与伟大……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流血，需要独裁统治。……我们不需要议会，不需要现在的政府。”他振振有词地说道，充分表达出他对老朽过时的议会及其“软弱大多数”（这是他的口头禅）的蔑视。4他认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是平庸无能的原则，会削弱强有力的领导团队。他完全蔑视议会民主，拒绝让纳粹党参加选举。他领导的党派是纯粹的革命党派，其唯一能够想到的执政之路就是推翻现存秩序。

第二天，9月2日，还在纽伦堡时，希特勒冲锋队就同两个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兵合一处。其中一个是由兽医学教授弗里德里希·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另一个是恩斯特·罗姆领导的海军战旗组织。罗姆脸上带伤疤，曾经是参加过一战的军官，也是非常活跃的国防军成员。他们在一起组成了战斗联盟，担任其军事最高统帅的是退役中校赫尔曼·克里贝尔。此人身材高大，长着一颗圆形脑袋，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一战老兵。战斗联盟成立后便直言不讳地要求废除“可耻的”《凡尔赛条约》，推翻柏林政府。5不久，希特勒就被任命为战斗联盟的政治领导人。他在考虑采取重拳出击行动，同时大力扩充供自己调遣的武装力量。

上述发展势态只是炎热的政治秋季的开端。在这个秋季里，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不休，两个月后以希特勒蓄谋夺权而宣告结束。在这盘棋展开对决的有三股力量：希特勒的队伍，包括准军事组织；巴伐利亚执政三雄——政治强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控制着国防军的巴伐利亚师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柏林国民政府，包括德国军队，不过其效忠对象常常不能确定。

9月26日，风云突变。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国民政府宣布，针对法国占领鲁尔地区所开展的失败的消极抵抗运动已告结束。此项决定引起持有种族主义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同时也让卡尔坐在了拥有独裁权力的首席专员位置上。这位前任总督早些时候曾宣称巴伐利亚是“秩序的堡垒”。作为一位行事谨慎的官僚——“一个总是充分准备的人”，戈林这样抱怨道：卡尔的新职位执政权柄完全依靠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的支持，也就是说离不开洛索和塞瑟尔的支持。因为他们彼此相依谁也离不开谁。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虽说未经官方认可，但却是实际上的执政铁三角。

希特勒宣称，任命优柔寡断的卡尔是对种族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他还抨击施特雷泽曼政府撤除了消极抵抗政策。为抗议这些变化，他宣布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要举行14次集会，发表14次演讲。卡尔在刚刚获得独裁权力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宣布巴伐利亚州进入紧急状态，自动禁止希特勒举行集会。紧接着这一强势措施之后不久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却有利于纳粹党，他们将经常遭到诋毁的100多户“东方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在柏林，施特雷泽曼将巴伐利亚各方采取的上述行动斥责为“原始落后”。6

于是柏林方面开始采取行动。9月27日清晨，施特雷泽曼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执法交到了国防部长的手里。这就是说实际上交到了国防军参谋长泽克特手里。打个比方说，此时柏林和巴伐利亚均把枪口指向了对方。但是将近中午时分，充满火药味的对抗形势发生了变化。除了唇枪舌剑以及间接的武装僵持以外，又采用了公开侮辱的手段。希特勒领导下的《人民观察家报》在9月2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The StresemannSeeckt Dictators）的文章，谴责国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存心铲除种族主义运动的可耻行为。但是文章的攻击矛头却是指向个人。文章宣称，促使泽克特做出决策的因素是他的犹太人妻子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她娘家姓为雅各布逊，她于1872年出生在法兰克福，出生证明上登记为犹太人。”文章提到，首相施特雷泽曼的妻子也是犹太人。7

实际上泽克特妻子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但是对她指名道姓，更不用说随意议论其宗教取向，使这位将军勃然大怒。于是，他便开始反击，运用手中执法权力勒令《人民观察家报》停刊。他以国防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巴伐利亚州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洛索将军查封希特勒的党报。洛索不仅是位出色的德国军官，更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巴伐利亚公民。他拒绝执行查封报纸的命令。他的借口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卡尔不承认泽克特将军有权干涉巴伐利亚事务。结果泽克特立刻撤了洛索将军的职，但是洛索将军拒绝离开。这位巴伐利亚出生的将军以卡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挡箭牌，拒不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卡尔宣布洛索和国防军第七师现在听他指挥，巴伐利亚“在这个关头必须充当真正德国民族性的围城”。8洛索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因而也就违背了效忠《魏玛宪法》的誓言。10月22日上午11点，整个巴伐利亚师开进了练兵场，每一位军人（他们几乎都是巴伐利亚本地人）都兴高采烈地宣誓效忠巴伐利亚州。9从现在起，洛索和第七师完全彻底地背叛了泽克特将军，在整个德国动摇了国防军的士气。10泽克特给艾伯特总统写了一封信，提出“可能爆发”内战的警告。11当时在萨克森为洛索效力的一名间谍写道，在德国一些地方唯一的问题就是：“巴伐利亚何时出兵进发？任何耽搁都被认为是危险的。”12

但是巴伐利亚执政三雄同柏林政府闹翻，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新盟友鲁登道夫的同党。相反，希特勒-鲁登道夫阵营在如何对待柏林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三雄做着斗争。希特勒打算宣布举行全国暴动，向柏林进军。但是他首先需要巴伐利亚国防军和执政三雄站在他一边。这看起来只是个把握时机的问题。希特勒那位才智过人的好友舒伯纳-里希特在9月里寄给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目前的大众心理是欢迎任何政治变革。这只是个寻找合适的心理时机，充分利用大众心理的问题。”13

对于希特勒而言，那个适合的心理时机就是现在。他已做好出击的准备。在墨索里尼进军首都罗马的榜样激励下，希特勒要在慕尼黑举行暴动，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然后发起进军柏林行动，奔走379英里，推翻旧的国民政府。在舒伯纳-里希特的影响指导下制订的上述计划似乎绝对可靠。

然而，那不是执政三雄的计划。虽然他们也和希特勒一样希望德国能成立一个右翼权威政府，但是对于武装进军柏林，他们的态度非常矛盾。在执政三雄当中，洛索的态度最为矛盾。有一次他一拳砸在桌面上，高声宣称：“老天作证，我想进军柏林，我真的想进军柏林！”但是他又补充说，只有成功的机会为“51%”时他才会那样做。正是这样含糊其词的表白让说一不二的希特勒大为光火。有一点，执政三雄倒是意见一致：他们不想让脾气暴躁的希特勒参与领导任何进军行动或者在柏林的接管行动，甚至也不希望鲁登道夫站在他一边。执政三雄想要的并不是铁腕人物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尤其像希特勒那样刚愎自用的铁腕人物。他们希望在柏林建立一个集体领导班底，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执政内阁（完全忽视了它同法国大革命的残酷过激行为之间的负面联想）。

希特勒手下那个充满幻想，风风火火的团队——经过战火洗礼的克里贝尔，戴眼镜的兽医学教授韦伯，脸上有疤痕的罗姆，面色阴沉的罗森堡，擅长密谋策划的舒伯纳-里希特，甚至还有穿着时髦的汉夫施丹格尔，都想大干一场。冲锋队那位生气勃勃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眼睛里布满血丝。有一次在慕尼黑给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小头目开会时，戈林制定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行动方案。他交代说，所有的各队头目都要在各自所处的城镇和地区准备一份名单，一旦暴动开始，列在名单上的人必须处决。“宣布暴动后，其中至少有一人立刻枪决，杀一儆百。”14

戈林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想在纳粹成功接管政权后立即实行恐怖统治的纳粹党人。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秘密纳粹党人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为希特勒制定了一份严酷的临时宪法，准备在暴动成功后取代《魏玛宪法》。届时，这部新宪法将突然终止民主体制，解散议会，以极端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此外，这部宪法草案还禁止所有的罢工与工会活动，解聘担任公职的所有犹太人，没收犹太人的资金与收藏品，把那些“毫无益处的消费者”，那些被视为“危害安全”的人强制送进劳改营或“集合营”（此为“集中营”的委婉说法）；中止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更为恶劣的是，这部宪法草案充斥着死刑威胁恫吓。它将适用于惩罚如下罪行：拒绝工作，参加非常聚会，拒不上交“在战争中通过使德国人民受苦受难而赚取的资金”——这最后一条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犹太获利者。所有违法行为及其刑罚都将由审理轻罪的军事法庭在不到三天内处理完毕，不得申诉。冯·德弗德滕制定的这部宪法草案规定：“必须采用绞刑或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15

在整个10月里，希特勒的团队与执政三雄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各方政治领导人争斗不休，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国防军的老牌部队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之间却展开了高级别合作。为了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比如将法国入侵者从鲁尔地区赶出去（他们考虑过采取这一行动），遏制那些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州从事煽动民众活动的赤色分子，向柏林进军，他们知道必须相互配合，协调行动。战斗联盟准军事组织中武器装备最好的当属高地联盟。在其领导人韦伯被问及是否把他的重炮调到巴伐利亚北部边境的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那里时，他回答说：“好像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重炮。”考虑到战后德国对国防军在规模和经费方面的种种限制，上述说法比较可信。16

除了前面提到的共享武器装备这种情况以外，希特勒手下的武装人员还经常在国防军兵营接受训练，有时甚至还穿上国防军军装。战斗联盟所使用的武器存放在官方军火库。准军事组织的部队闲暇时同正规军一起操练。洛索命令巴伐利亚一带的手下指挥官做好准备，把来自所谓爱国联盟的准军事组织合并到他们的部队中去。由于整个事情明显违反《凡尔赛条约》，所以洛索在10月里要求举行一次“秋季演习”，向监督执行《凡尔赛条约》的同盟国观察员隐瞒其部队收编合并的实情。

就在执政三雄在进军柏林与和希特勒结成政治盟友问题上闪烁其词的时候，那些预谋叛乱的人正准备采取行动。11月1日，由韦伯在自己的公寓里安排的一次会晤中，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总指挥塞瑟尔说：“时机已到。经济困苦使我们的人民感到绝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不然他们就会站到共产党人一边。”17塞瑟尔回答说，他明天要赶到柏林，看一看泽克特将军是否支持进军柏林或者使用武力接管政权的其他行动。他恳求希特勒不要单独采取任何行动，至少要等他从柏林回来。希特勒回答说：“塞瑟尔上尉，我会等你回来，但是到那时你必须采取行动，说服首席专员卡尔也采取行动。如果你回来后按兵不动，我必须独自采取行动。”18据有关人士透露，希特勒也收回原来讲过的不发起暴动的承诺。19

四天后，塞瑟尔回到慕尼黑。他汇报说，泽克特将军打消了进军柏林的想法。虽然这位老将军赞同由右翼执政内阁接管政权，但是只有走“合法道路”他才给予支持，即由艾伯特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发表相关公告。对于执政三雄而言，这等于证实了柏林领导班底的不可靠行事方式。洛索早就表达过同首都那帮人打交道时感受到的不满失望情绪：“如果柏林只剩下一些胆小如鼠的领导人，唯唯诺诺，不敢决断，只靠巴伐利亚无法挽救德国！”虽然言辞有劲，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

当时，希特勒承受的采取行动的外部压力几乎到了无法抵御的程度。几个月以来，准军事组织和冲锋队的武装人员一直在准备参与军事行动——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接受思想灌输，让他们满怀希望在“驱逐柏林那帮当权派”、恢复德国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但是压力也来自内部。希特勒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各种需要极为敏感。

经过四年痛骂柏林的“十一月罪犯”，经过不断地预言即将临头的国家厄运，希特勒基本上再也拿不出任何可以夸夸其谈、高调渲染的话题内容了。由于严格禁止纳粹党参加选举（因为他反对议会制），除了啤酒馆里的争论以外，希特勒甚至使取得小胜的希望也变得极为渺茫。尽管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然而纳粹党既无法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也无法拥有当选代表。这种政治僵局以及那种焦躁不安的个性，在希特勒心里触发了烈火般的行动冲动。

每当遇到高风险局面时，希特勒的本能反应几乎总是奋不顾身，知险而进。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全世界后来恐怖又悲伤地了解到，希特勒的急躁冲动往往压倒了其他所有需要考虑的大事。希特勒曾经使听众，也使自己亢奋激昂，在胸中唤起一阵阵狂热的期盼。他内心里那种日益膨胀的自我形象促使他奋进出击，果敢采取行动。近来他自比为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理查德·格瓦纳——这些著名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他曾经说过：“我要战斗到底，永不迷失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成为德国解放伟大运动的先驱者。”21在另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甚至自诩为后世拿破仑。洛索将军的参谋长奥托·弗莱赫尔（男爵）·冯·贝尔尚上尉说：“希特勒认为自己也会像当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向巴黎进军占领整个法国一样，最终以少胜多，取得全胜。他想要调动巴伐利亚的军队攻打柏林，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拒绝这样的要求。”22

最后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希特勒开始察觉到执政三雄也许会达成共识，一起行动，但是会把他撇在一边。无论通过政变还是谈判的方式，巴伐利亚执政三雄都有可能采取行动，奋力一拼，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德国政权。11月6日，星期二那天，希特勒的担心得到证实。当天最高执政官卡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准军事组织的所有首领前来赴会，唯独没有邀请纳粹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出席会议。但是战斗联盟的领导人克里贝尔上尉、韦伯博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会议。卡尔心里清楚，他主持的会议一结束，他们就直奔希特勒。他表示，这次会议旨在全面遏制传言中的准军事组织，包括希特勒领导的冲锋队行动计划，防止他们过早地对图林根州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23但是在执政三雄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卡尔却更加关注柏林：任何意在建立独裁统治的行动必须小心谨慎地进行准备，必须包括一些来自德国北部的铁腕人物。到那时为止，这些铁腕人物还没有被寻到。出席会议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库纳的人说：“关键是我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民族主义政府，不受议会的干涉。独裁统治至关重要。必须同施特雷泽曼的政府斗争。从1918年革命及其影响中解放出来。摆脱工会和托拉斯。”24

为了完成柏林政权变更，卡尔对集聚在办公室的那群人说可以有两种选择：“正常途径”和“非正常途径”。正常途径贯穿着《魏玛宪法》第48条内容，允许总统艾伯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组建执政内阁。这似乎行不通，尤其是在塞瑟尔向冯·泽克特将军提议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以准备采取非正常途径，”卡尔接着说道，意思是武装接管政权，“准备工作都已完成了。”然后，卡尔以戈林所称的永远有准备之人的口吻补充说道：“只能根据细心制订的统一计划采取行动。”而且这样的计划必须在卡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他接着说道：“只有我有权发布开始行动的命令。”这位行政长官暗示在两周内有可能采取行动。25洛索补充说：“巴伐利亚师已经准备就绪。”26

所有这些细节在数小时之内便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他终于认识到卡尔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还没有做好出击的充分准备。不过希特勒开始有一种不妙的挫败感。卡尔似乎在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等下去，让他无所作为。当天晚上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会面时，希特勒对他们说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希特勒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经过四年梦想革命之后，他们终于真的要闹革命了，这将使他们达到权力的顶峰。

首先，他们要在慕尼黑夺权。通过夺取巴伐利亚州的管理控制部门——政府、军队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希特勒就可以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一个权力基地。然后，他将宣布建立新国民政府，向德国首都进军。希特勒计划中的进军柏林行动是在模仿拿破仑，后者在1815年率领人马从意大利厄尔巴岛长途进军巴黎。他认为这将会引起一场“全国起义”。但是希特勒心里清楚，只有当他迫使卡尔、洛索和塞瑟尔支持自己时，进军柏林行动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希特勒打算持枪抓捕巴伐利亚执政三雄，让他们共同谋反，敦促他们最终采取他们一直承诺的行动——进军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想要“帮助他们纵身一跃”。克里贝尔上尉将这称为“把他们轻轻地推入水中”。这个计划大胆复杂，奇特又富有灵感，风险也很大。如果失败，其结果有可能是死亡。

在同舒伯纳-里希特和冯·德弗德滕会面之后，希特勒计划在11月10日、11日周末两天攻占重要部门，扫除障碍。希特勒对汉夫施丹格尔说：“那时办公大楼里的人员都不在办公室里，警察人数只有平时的一半，是正式发起进攻的大好时机。”27克里贝尔上尉建议，宣布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在星期六夜晚举行军事演习，部队在星期日上午开进厂里，高奏军乐曲，这在慕尼黑来说都是一些经常看到的场面。那时急行军的队伍就变成了政变部队，占领重要的政府机关大楼、警察局和通讯中心。但是正当希特勒和战斗联盟其他成员在星期三上午一同研究上述计划时，有消息传来，这极大地改变了行动时间表，使战斗秩序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可能决定整个事件的结果。希特勒获悉，第二天，星期四夜晚，执政官卡尔也要在希特勒经常发表演讲的一家大型啤酒馆里发表演讲。卡尔几乎算不上是一位蛊惑人心的政客，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慕尼黑，啤酒馆既是人们就餐饮酒的地方，也是公共聚会场所。有位美国游客在1909年写道，虽然同慕尼黑的啤酒馆相比“其他地方很少有这样的民主特点”，28这种宽敞的啤酒馆也可以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吵动粗、发生激烈冲突的现场。抡起的啤酒杯不知打碎了多少人的头盖骨。喝啤酒就像20世纪20年代慕尼黑的政治一样，也是一种身体接触活动。在最近几年里，希特勒一直从这种对抗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但是星期四那天夜晚，却不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一些慕尼黑商人是这次啤酒馆集会的发起者。他们既表示支持卡尔，又是为了给这位新上任的执政官一个机会——抨击布尔什维克的威胁，阐述一下他的经济计划。因为到那时为止他的经济计划尚未能缓解巴伐利亚州的困境，29即使是啤酒和面包的价格也失控了。30这是巴伐利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政府本可以直接施加一些影响。出席卡尔演讲集会的最后一批请帖由专人负责发给了慕尼黑市的所有精英人物，包括商界人士、重要政治家、城市官员、议会议员、专业学者和顶级报纸编辑。巴伐利亚州长尤金·冯·科尼灵也将到场。他同意将执法权交给卡尔。即将参加集会的还有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贝赫姆男爵、已被废黜但仍然广受尊敬的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皇室的代表索登伯爵。在商界精英中还包括工厂主路德维希·瓦塞尔曼那样的犹太人。巴伐利亚实业家协会向会员下发通知时还附有一句评语：“这次集会要成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31在这次集会上还可以看到各种机构团体之间相互对话的情景。

希特勒听说洛索将军和塞瑟尔上尉将前来参加集会，这着实令人高兴。在同一个房檐下，同一个酒馆里，同一段时间内，执政三雄将一齐到场，吸引热情的听众。希特勒最终可以按照他经常对汉夫施丹格尔提到的方针路线来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对民众做出妥协，让他们投身于我们的事业。”32那家啤酒馆就像一个等待大戏开演的剧场，而希特勒将成为舞台上的明星。星期三上午，希特勒把暴动时间从周末改为第二天星期四，11月8日。他必须迅速出击。

11月7日和8日这两天，希特勒及其最亲密可靠的同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做着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他们举行数次军事会议，在慕尼黑四处奔波。战斗联盟中各股武装力量，包括慕尼黑以外的许多武装力量，必须处于戒备状态，同时不让他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希特勒有充分理由高度保密，守口如瓶。一旦泄露暴动计划就可能全盘皆输。只有少数参与谋划的同党进入了秘密核心集团。其中就有罗姆，他是前一战陆军上尉（未来的冲锋队首领），现为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的领导者。罗姆接到命令，届时率领手下300人在施蒂戈尔梅耶广场那宽敞幽暗的雄狮啤酒馆里参加兄弟联谊晚会，饮酒放歌，等待希特勒手下的人从市民啤酒馆里发来信号。如果暴动一开始取得成功，当晚的秘语就是“Glucklich entbunden”（这是个迷人而又模棱两可的短语，意思是“婴儿顺利出生”，或者“甚感欣慰”）。罗姆组织的啤酒社交晚会届时就变成对慕尼黑的重要建筑发起进攻的军事行动。

即使就在发布上述命令的时候，希特勒也不知道洛索将军正在为了防范近期可能发生的武装起义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工作。11月7日，洛索命令巴伐利亚的所有国防军部队指挥官赶赴慕尼黑，对他们说“希特勒-鲁登道夫独裁统治者”一直在酝酿行动，命令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洛索还对这些指挥官说，他已经让希特勒明白：如果过早地举行暴动，“他就会调动巴伐利亚国防军对付希特勒”。他补充说：“我们不会参加这种疯狂的行动。”33

就在洛索让他的部队为防范暴动做好充分准备时，其他人则正在为希特勒的行动获得成功铺平道路。慕尼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机构，那就是国防军陆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陆军军官。陆军学校坐落在布拉登堡大街一幢四层楼的高大笨拙的建筑物里，内设一个练兵场，共有大约500名军官学员。这是个充满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滋生民族主义情怀和纳粹立场倾向的地方。鲁登道夫和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参加过“卡普政变”，担任过“执政官组织”首领）等人在这所陆军学校发表过演讲，吸引军官学员投身种族主义运动。鲁登道夫在一次演讲中称希特勒为“非常了不起的人”。34陆军学校军官格哈德·罗斯巴赫中尉是纳粹党秘密成员，毫无犹疑地通过面对面低声交谈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35罗斯巴赫所做的艰苦准备工作就要在暴动之夜初见成效。

11月8日，计划暴动那一天，希特勒穿行在慕尼黑市，千方百计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不惊动外界。冯·德弗德滕已经制订好一份接管慕尼黑电话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六个人从皇宫街一侧的大门进去，从楼梯上去往右走，在二楼逮捕中心主管维尔德。36中午时，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拥挤的办公室里出现了，对主编罗森堡这位拥有波罗的海岸区域文化背景的散漫德国人说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今晚，我们会发起攻击。”汉夫施丹格尔也在那里。希特勒吩咐这两个人晚上8点在市民啤酒馆同他见面，“别忘了把手枪带上”。

希特勒匆匆看望了赫尔曼·埃塞尔。此人也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有些不招人喜欢，作风霸道，人缘不好。但是希特勒认为他那种霸道作风可以派上用场。埃塞尔患有黄疸病，正在卧床养病。希特勒还是劝他离开病床参加行动。“今晚我需要你。”希特勒坚持这样说。埃塞尔是位优秀军人，随即振作起来，匆忙去雄狮啤酒馆同罗姆会合。

夜色降临，慕尼黑市的一些身穿蓝色警服的城市警察（为了同身穿绿色警服的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区分开来）注意到大街上出现了武装人员，有些头戴钢盔，在距市民啤酒馆不远的伊萨尔城附近的小广场上，以连为单位聚集在那里。有些武装人员是纳粹冲锋队员。一位名叫格奥尔格·阿尔邦的第十二区警官听到从旁边骑自行车路过的人说：“各位知道吗？今晚要出事！”到了6点钟，夜晚寒气逼人。警官安东·佐纳看到70个人身穿各色制服，其中不少人携带刺刀或匕首，跨过马克西米利安大桥向市民啤酒馆方向奔去。身穿街道便服的警官约瑟夫·波默尔注意到一些准军事组织成员分别在加特纳广场和科内利乌斯大街纳粹办事处集结。他听到有人说过两次“今晚气球升空”。37显然，希特勒一直放心不下的秘密终于泄露了。这些准军事组织知道了他们为什么集结待命。

慕尼黑市警方凭着令人惊叹的情报网络，一直对这样的活动进行着密切监视。他们往往在一夜之间就收到有关市镇上每一次重大政治集会的详细密报。这样的集会有时一个夜晚要举行数次。即便是在街面上巡逻的警察也受过专门训练，随时举报可疑活动。但是偏偏在这一天夜晚，他们的情报系统失灵了。警官波默尔在傍晚6点45分给警察总部的政治处打电话时，对方回话说：“别担心。纳粹党受到邀请参加（那个市民啤酒馆的）盛大集会。有谣传说今晚要出大事，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38由于事先得到这样的提示，多年来一直在回避这种毫无根据的暴动谣传的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39然而，这一次天真的要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