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到年末身陷囹圄那一天——1923年——刚开始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月11日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柏林政府开展了灾难性的消极抵抗运动，促使法国部队对当地搞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血腥报复。德国渐渐陷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当中，如临灭顶之灾。第二件大事也发生在1月，纳粹党第一届“全国”党代会预计于1月27日至29日在慕尼黑召开。希特勒同巴伐利亚当局因对大会计划持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严重对抗冲击。希特勒宣布在一天之内举行12次游行和集会，每次都由他本人亲自发表演说。纳粹党同其他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可能爆发严重冲突，这使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军方与警方指挥官们深感震惊。指挥德国国防军第七师（被称为巴伐利亚师）的奥托·冯·洛索将军神情严肃，是一位巴伐利亚人，在普鲁士受过军事训练。同柏林相比，他更忠诚于慕尼黑，同属于普鲁士军官阶层的汉斯·冯·塞瑟尔将军统领着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这是一支师级规模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机动部队。除了各政治敌对力量可能展开的街头混战以外，洛索和塞瑟尔最担心的就是希特勒有可能效仿墨索里尼不久前的做法，举行暴动。因此他们禁止希特勒举行12次集会。

这种禁令反而激起了希特勒全部暴烈本能和决一死战的自大狂热心理。在同巴伐利亚当局进行的激烈对抗中，希特勒扬言，如不取消禁令，在军方或警方企图使用武力阻止游行的情况下，他就要“出现在第一排游行队伍中，用身体挡住射过来的第一阵子弹”。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希特勒态度傲慢地补充说：“巴伐利亚政府将在两小时内消失。”1在同慕尼黑警察局长爱德华·诺尔茨会晤后，希特勒怒气冲冲甩袖离去时，又抛出一句具有典型个人特色的浮夸的历史隐喻话语，高声叫道：“让我们在腓立比战场[1]相见吧！”2

在同洛索单独会面时，希特勒要求取消禁令并“郑重承诺”他根本不会举行暴动。3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郑重承诺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很受重视。在希特勒做出“郑重承诺”的基础上，洛索、塞瑟尔和警察局长诺尔茨做出了让步。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点权威脸面，他们要求希特勒只举行6次，而不是12次集会；另外还要求希特勒原计划在室外举行的冲锋队队旗的盛大祭旗仪式务必改在克朗马戏院室内举行。希特勒接受了这“半片面包”，然后便毫不在乎地按原计划进行一切活动。他一共举行了12次集会，并在克朗马戏院附近的马斯菲尔德室外阅兵场上检阅了6000名身穿制服的纳粹党成员。当局对希特勒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不过并未进行干预。希特勒面对国家的武装力量依然不屈不挠并能赢得胜利，一时众人皆知。洛索和塞瑟尔做出让步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对于那些军人而言则显得有些尴尬。

希特勒的强硬姿态引起了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的注意。德国这位职位最高的军人的司令部设在柏林。别看《凡尔赛条约》已将德国军人阶层大幅度裁减，可他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当年《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军队限制在10万人以内，军官只有4000名。这样一支军队平叛内乱虽然够用，却无力对邻国开战。部队规模不大，但是泽克特领导下的国防军还是赢得了“国中之国”4的名声。在政治动荡的时刻，随着政府受到来自不安分的准军事组织和叛乱武装的威胁，忧心忡忡的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问泽克特，国防军到底支持谁。这位不苟言笑，身穿笔挺灰色军装，戴着单片眼镜的将军回答说：“国防军支持我。”总之，泽克特是位手掌兵权的军官。5

1923年3月，泽克特听取别人意见，决定同那位曾使洛索和塞瑟尔大伤脑筋的老兵暴发户亲自见上一面。到达慕尼黑后，这位普鲁士军官一连四个小时耐心地，或者说冷漠地倾听希特勒再次胡言乱语大讲“十一月罪犯”和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宣称需要由一位伟大人物来接管政府。据当时在场的泽克特副官汉斯-哈拉尔特·冯·泽尔肖上校披露，当年从奥地利高中辍学的希特勒给面前这位德国职位最高的军官讲起了历史，把德国的命运同那些采取断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其他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比较。希特勒振振有词，言语激烈。他对泽克特说：“我们国社党人（National Socialists）一定要把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成员的尸体挂在路灯柱上。我们要让国会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当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时，我们会请您，将军阁下，领导全德国的工人们。”6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可是一个诱人的许诺。然而即使这位老牌的普鲁士将军赞成右翼政府，他也根本不想看到把人吊死在路灯柱上，不想听到那位气焰嚣张的啤酒馆政治家所讲的偏激言论。据泽尔肖透露，泽克特只是简单地回应说：“从今天起，希特勒先生，我们彼此之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泽克特便动身前往柏林。7

到那时为止，希特勒作为一名抵抗资产阶级政客的强硬人物已经名声在外。按当地标准来衡量，纳粹党成员的数量增长迅猛，仅在1923年便从20000人猛增到55000人[2]。每次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演讲做广告宣传时，墙头海报上总要写上“超大规模集会”这个词语。确实名不虚传。希特勒在演讲上经常预言一些世界大灾难，然后提出中肯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直截了当地打动民众情感。因此希特勒在克朗马戏院里能够吸引6000名听众到场。

这些听众们急于想听到对于他们日益加剧的苦难所做的轻率解释，希特勒也清楚应该把责任推给谁。希特勒指责那些在背后捅刀的平民，特别是犹太人，称他们在1918年“出卖”了那些“前线战士”，使德国输掉了那场战争。他又将当前的德国政府和魏玛共和国宪法斥为非法。左翼共产党人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顽固不化的君主主义者形成了德国政治中的两个极端阵营。在魏玛共和国众多反对这两个极端政治阵营的人士中，希特勒无疑是反对呼声最高的一位。他高谈两种相近的政治概念：“大首都”和“国际主义者”（意指所有那些提倡社会主义国际兄弟情谊的左翼人士）。他谴责法国和英国，嘲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那些没有实现的“十四点原则”是大骗局。他将战前的德国描绘得一片美好，同眼下的“耻辱与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8他总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认为：“政治煽动必须采用简单易行的手法。”9

希特勒善于感染激励听众，比其他政治家更能使听众产生感情共鸣。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所采用的煽动手法，也在于他能够透过当时的政治问题看出背后的重大主题以及听众的各种心愿。他不仅可以同听众中的佼佼者一起谴责法国占领军、通货膨胀、失业和不可靠的政府，而且还触及涉及面更广的大问题：“伟大崇高感”。这种感觉在那些对自己无力控制的事情感到困惑，而且遭受其打击的人们当中常能引起共鸣。“德国民众的振兴问题不是经济复苏问题，”希特勒在党内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而是使民众重新获得一种内在情感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再次使国家强大起来，并由此获得经济福祉。”10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的利益和潜力大做文章。他依靠的不仅仅是坚挺的马克与公平的工资。他谴责《凡尔赛条约》的种种暴行，怒气冲冲地抱怨有人“利用高利贷盘剥人民”，热情称颂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此时听众们觉得希特勒是在谈论他们自己，而不是在空洞地说教。无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什么错误，无论将“战争的唯一罪责”推到整个德国头上有什么好处，但德国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而言并不觉得自己不如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他们的自尊被摧毁了，遭到了冒犯，但是希特勒的演讲却使他们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感觉自己是一个强大而高尚的民族。希特勒颇有心机地将纳粹事业标榜为“自由运动”。这一高明的攻心策略将希特勒的演讲变成了大众娱乐活动，而且带有宗教热诚的色彩，就好像宗教复兴运动者在帐篷里开会一样。超大规模集会的宣传海报上甚至还印有体现着消极宗教倾向的语句：“犹太人禁止入内。”

希特勒在演讲时不仅仅诉诸情感，他也时常发表各种见解，令听众点头称是。他将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思想理论杂糅在一起，颇为自得。其中既包含着匕首般的锐利气势，又体现出令人惊叹的历史记忆。希特勒写道：“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如何打掉敌人手中的武器。”希特勒特别乐于向他的对手以及那些折磨他的人讲道说理。他指出，政治家们“经常向那些赞同他们观点的听众发表演讲。但是那样做没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运用宣传和启发手段说服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希特勒已经懂得争取那些独立人士的重要性。

希特勒这位啤酒馆里的传道者还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宣传鼓动手法。他利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为到场的人群调动情绪，利用波浪般起伏飘动的彩旗与制服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氛围。他故意像女歌唱家一样姗姗来迟，然后直接从听众中，而不是从演讲台后面走到台上。他开始痴迷刚刚采用不久、从墨索里尼那里学来的抬手式纳粹礼（墨索里尼则学自罗马人）。在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沟通演讲者与听众设备的时代，这样取悦到场听众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同听众建立情感联系，即便是暂时的。希特勒凭借其本身的才干，非常适合同大批人群建立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联系。他们回到家里时带有的那种愉快政治热情不会被第二天的电视、广播报道所冲淡，甚至也不会受到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现场照片的影响，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任何照片会被印出来。希特勒不许他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他懂得保持神秘的重要性，因此禁止任何人为他拍照。1922年当希特勒的未来朋友兼御用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未经授权试图在大街上给希特勒拍照时，遭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保镖们的袭击，照片底片也被曝光。一年后，在1923年9月，全世界才通过美联社记者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目睹了希特勒的真容。1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磨练他的演讲风格：一开始语速缓慢，说古道今，接下来便是瓦格纳音乐般的高潮涌现，最后是夸夸其谈的演讲尾声。他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后来又对着霍夫曼的摄影机镜头），练就了一整套用来加强表达效果的生动手势与动作——比如伸出拳头，打出恳求的手势，额头上流下汗水时甩一下前发。汉夫施丹格尔认为：“他的演讲动作同击剑手的劈杀防守动作不相上下。”12最后，正如一开始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入场那样，希特勒在乐队高奏结束曲时穿过人群离开现场。他认为，如果留下来同听众一起论辩、探讨问题，有可能“彻底破坏数小时的辛苦演讲效果”。13人们来到现场，就是为了陶醉在那位仅凭粗略的笔记就可以讲上数小时的演讲者的雄辩口才当中，并听得忘乎所以。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有位女士在1923年写道：“你无法想象当这个人开始演讲时四下里有多么安静。似乎数千名听众全都不再呼吸了。当他满腔怒火地抨击那些统治者们阻止他和他的追随者找‘十一月革命中的大人物’算账的行径时，现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只有在他挥手示意听众保持安静，让他继续讲下去时，大家才平静下来。……阿道夫·希特勒对自己坦诚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坚信不疑，并将它很自然地传递给了听众。”14

历史学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早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政治公民”课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希特勒的演讲天赋。他后来回忆起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下发表演讲时的情景，那是1923年在大型的雄狮啤酒馆举行的集会上。

低沉的军乐声回响了数个小时，次要演讲者们的简短演讲也持续了数小时。他何时能来？难道出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米勒写道：“谁也无法描绘在这种气氛中弥漫着的那种狂热情绪。突然间，在后门入口处出现了一阵骚动。紧接着便听到发号施令的声音。台上的演讲者话没说完就停了下来。每个人都跳了起来，行礼致意。听众们正在等待的那个人与其随从一起穿过欢呼的人群和飘舞的旗帜，健步走向讲台，右臂笔直地举起。他从我身旁走过，我看到的希特勒与我从前有时在私下里遇到的那个人截然不同。清瘦苍白的面容似乎由于怒火满腔而变得有些扭曲；凸出的眼睛里放射出两道寒光，仿佛在搜寻着必须征服的敌人。……我当时写下如下语句，‘疯狂、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做派，内心残忍，意志力坚强？’”15

1923年希特勒的行程安排紧张匆忙。他在整个慕尼黑到处发表演讲，去过皇家啤酒馆、市民啤酒馆、雄狮啤酒馆和克朗马戏院，甚至还在纽伦堡、拜罗伊特、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全都在巴伐利亚州）等地举行的城外纳粹集会上发表过演讲。他在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萨尔茨堡也发表过一次演讲。希特勒这位不知疲倦的名嘴正在成为有史以来出场次数最高的政治演讲家，一生中写下的词句数量足以同最勤奋的作家相匹敌。16他日益强调、讲述着他的中心主题——犹太人。

希特勒在其演讲生涯的初期从迪特里希·埃卡特那里学会了如下这一技巧：他可以通过触动当时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广泛传播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来激励听众，调动他们的热情，屡试不爽。他每次猛烈抨击“犹太人的统治”和“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均能博得最热烈的掌声。17以《世界犹太人与世界股票交易所》《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德国：犹太人的天堂，还是德国人民的国家》等题目为主题的演讲，总能吸引大批听众前来倾听有关所有苦难的根源——犹太人的诸多罪状。在题为《真相的“教唆者”》(The“Inciters”of Truth)的冗长演讲中，希特勒把战后德国的衰落归咎于犹太人。这篇演讲稿经《人民观察家报》特别刊印后售罄，于是再度刊印。18希特勒喜欢引用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文献资料包括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写的《国际犹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以及臭名昭著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即使希特勒很快了解到这是一部伪书，却仍然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内容，声称其中包含有关犹太人的“内幕真相”。19

希特勒渐渐地将其日益激进的反犹太人理论发展成包罗万象的世界理论。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尔夫写道：“希特勒及其同党……认为反犹太主义思想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01923年希特勒提出了一套便于阐说、极为简化的老套理论，用以揭露犹太人的背信弃义行为（即有关“犹太人的道路”的理论）。希特勒采用了反犹太主义作家特奥多尔·弗里茨的许多观点，勾勒出有关狡诈犹太人的一套理论。按照希特勒的解释，数百年来犹太人迅速崛起，最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完全征服了德国、欧洲和全世界。位于犹太人的道路起点的是一些“宫廷犹太人”（Hofjuden），他们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私人银行家，在欧洲取得了很有影响的地位。接下来便是“大众犹太人”（Vokesjude），他们提倡民主，在拥护“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成为大家的朋友。21然而这些具有民主精神的善良犹太人后来又蜕变成“血腥犹太人”（Blutjude），即成为接管俄罗斯，实施血腥恐怖统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成员。“犹太人实行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政府。……他们没有成立议会，而是竖起了绞刑架。”22

历史细节暂且不提。希特勒的上述简要理论极大地满足了急于寻找替罪羊的一伙人的需要（另外也为《我的奋斗》一书中最有名的第二章“民族与种族”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使希特勒提出的臆想性反犹太主义历史框架得到进一步强化巩固的另一个观点是：德国人是受害者。他不仅仅把他眼中的奸诈犹太人描绘成仇恨目标，最终也描绘成种族灭绝目标，还首次将犹太人说成是侵略者，是对德国人构成致命威胁的死敌。希特勒对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反复宣讲这套理论，为后来提出的一种说辞奠定了基础——使德国民众相信是犹太人迫使他诉诸战争（1939年在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提前谴责犹太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为是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即将临头的种族大灭绝。希特勒声称，如果“国际犹太人资本家”最终“使人类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将会“灭绝欧洲的犹太种族”）。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天，希特勒同汉夫施丹格尔在看完那部大受欢迎的电影《弗里德里希王》（Fridericus Rex，内容是歌颂腓特烈大帝）后慢慢地往家走。当时希特勒说的一句话把汉夫施丹格尔惊得目瞪口呆，同时也预示了希特勒在未来会大开杀戒。希特勒说他特别喜欢影片中年老国王扬言要杀掉王太子的那个场景。希特勒表示，一位领导者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绝不应该心慈手软。希特勒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再重申这一立场。“想要成就大业必须要采取严厉措施。”希特勒一边走一边对汉夫施丹格尔这样说，“即使我们在莱茵兰地区的城市有几十个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能确保德国的未来，就是死10万人也无所谓。”“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汉夫施丹格尔写道。23

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天赋也开始显露出来。他宣称，纳粹非常希望看到包括全部讲德语的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地区，特别是包括苏台德区在内的大德国的出现。他号召为德国民众争取更多的“土地和土壤”。这便是后来他制定的争取生存空间政策以及入侵俄罗斯的前兆。

希特勒在按着仓促的活动安排四处忙碌的同时，还特意抽出时间同汉夫施丹格尔一起驱车前往柏林，打算在短期内筹集资金。这次外出险些使希特勒极具破坏性的全盘扩张计划毁于一旦。汉夫施丹格尔开着一辆老旧的赛尔夫汽车，行驶到“红色萨克森州”莱比锡市附近时被共产党人设立的路障拦住了。希特勒早就以共产党人的大敌而著称。如果那些武装人员认出来眼前这位留着大胡须[3]的小个子男人就是希特勒的话，希特勒最终有可能被捕，或者结果更惨。但是汉夫施丹格尔反应机敏，很会演戏。他拥有美国公民和德国公民双重身份，当时亮出了美国护照，用德语“装出一种恶狠狠的说话语调”（他后来这样写道）。他自称是重要的国际商人，把一语不发坐在后排的同伴称为他的“我的人”（仆人）。最后那些共产党人挥手示意让他们接着往前开车。24

1923年中期，希特勒不怕对外界亮出他的反民主极端观点。在一次接受美国《世界报》（The World）采访时，希特勒明确表示：“民主体制简直就是个玩笑。……历史一直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创造的，他们夺取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在别处还写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当今议会体制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提倡建立在领导者权威基础上的德国式民主。”25希特勒对《美国月刊》（American Monthly）发表评论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是犹太人的发明。任何健全的人绝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26

希特勒同执政势力之间的下一场较量发生在1923年5月1日，即传统的国际劳动节那天。希特勒与纳粹党得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计划在劳动节那天举行大规模集会的消息后，决定对他们进行阻挠、袭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从国防军的军火库中取出了武器（在军方的特别安排下早就藏匿在那里），然后在每年举行十月啤酒节的大型场地“特蕾泽草地”上集合待命。但纳粹党徒被迫同他们的左派对手们保持较远距离，并最终被国防军和警察包围起来。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迫于无奈同其右翼盟友一道退下阵来，又将武器交回到国防军军械库。这是洛索和塞瑟尔取得的一次胜利，却是希特勒在舆论宣传方面遭到的一次惨败，也是希特勒在举行暴动前那几个月里遭到的唯一一次失败。为了治愈心理创伤，希特勒来到了位于奥地利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小镇，那里是他喜欢的阿尔卑斯山区的隐居休养之地。他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周。

希特勒采用他喜欢的常用假名“沃尔夫先生”，居住在一家提供早餐和住宿服务的莫利茨小旅馆里。在一位目击者所说的“他的魔山”上，有一群信徒陪伴着他。27鲁道夫·赫斯在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中说，这位领导人在山区休养很见成效：“看到他穿着短袖衬衣和旧皮裤，露着膝盖四处漫步，确实不同凡响。他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28

希特勒的追随者并不全都认同这种看法。当汉夫施丹格尔抵达贝希特斯加登的那家莫利茨小旅馆时，已经没有空闲的客房了。于是他只好同埃卡特住在一起。埃卡特这位慕尼黑的诗人似乎对希特勒的某些极端主义立场和哗众取宠的行为表现得比较冷淡。埃卡特看不惯希特勒在小旅馆的院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把皮鞭抽得“啪啪”作响，向店主的迷人妻子炫耀自己对革命形势进行预测，慷慨陈词。希特勒高声叫道：“我一定要像耶路撒冷圣殿里的耶稣一样走进柏林，消灭放高利贷者！”

埃卡特向汉夫施丹格尔吐露：“阿道夫·希特勒在有的方面完全错了。他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自大狂。如果希特勒沉迷其救世主情结而无法自拔，他会毁了我们所有的人。”29

【注释】

[1] 腓立比（philippi）是马其顿古战场。公元前42年在一场难以描绘的流血冲突中，马克·安东尼率领部下战胜了马尔库斯·布特鲁斯的军队。后来布特鲁斯这位行刺恺撒的凶手自杀身亡。这段历史在莎士比亚剧作《乌利尤斯·恺撒》（The Life and Death of Julius Caesar）中得到再现，希特勒有可能读过这部剧作。

[2] 按着全国标准来衡量，纳粹党当时仍然势单力薄，在巴伐利亚州以外只拥有少数成员。相比之下，共产党人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党派，拥有30万党员，在联邦选举中拥有100多万张选票。

[3] 希特勒年轻时留着大胡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