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监狱看守奥托·卢克尔在描述希特勒到达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个寒冷秋夜时这样写道，“暴风雨撕扯着屋顶，冲击着瞭望塔，使大门和铁窗不停地在摇晃，似乎要一怒之下猛闯进来。下面的牢房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到值夜的看守来回踱步的声音。”

如果曾经有哪一段历史篇章需要以黑暗的暴风雨之夜开篇，1923年11月23日，希特勒被捕入狱的那个夜晚仿佛就是那个开篇之夜。另一位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夜晚看不见星星，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笼罩着典狱长和看守们。”大约夜里11点钟，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走进来一个心烦意乱、脸色苍白的人。他一言不发，左臂打着吊带，披着一件陈旧的灰色战壕风衣。2“由于深受刺激，他的面孔因彻夜不眠而显得疲弱不堪，上面甚至披散着一缕黑发。”黑姆里希写道。但这个穷困潦倒的人物却穿着一件双排扣长礼服，显得很不协调，他胸前仍然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3这套服装，他发动暴动时穿在身上，向音乐厅广场行进未果时穿在身上，逃到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的别墅时仍然穿在身上。兰茨贝格监狱的典狱长奥托·莱波尔德和另外两个警官走在希特勒的身边。“他们的影子在前面的黑暗中不停地摇晃着。”其中有一位用链子牵着一条“猛犬”。监狱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他们身后的铁门砰的一声关闭时发出的响动。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了兰茨贝格监狱。在接下来13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将成为他的栖身之家。

兰茨贝格监狱位于慕尼黑市以西36英里处，是一个现代刑罚机构。它坐落在曲折蜿蜒的高山河流莱希河畔的一个迷人小城镇里。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小城镇拥有必不可少的鹅卵石街道，汩汩流淌的喷泉（一度是村民们的饮用水源）。大广场上还有几家面包店和小酒馆。这个小镇原本同遍布这个地区的其他巴伐利亚乡村集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来使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小城镇与众不同的是，在城镇边缘修建了一个州级监狱，而且附近还驻扎着一个国防军守备部队。在未来的岁月里，兰茨贝格将成为纳粹主义的温床，成为纳粹朝拜之地。而且使其蒙耻的是，这里也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奴隶劳工营的中心。

但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兰茨贝格只是一个沉睡的小城镇，没有任何特殊名气。它那座一流的监狱早在1902年就投入使用，关押着500名犯人。别看这座监狱外面是一个褐色要塞式大门——两个带有洋葱头圆顶的塔楼中间修了一个拱门，监狱里面可是十足的现代景观，有意识地采用了美国最新式“圆形监狱”设计方案。四个高大侧翼（足有四层楼高）通过中心瞭望站连在一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所有的牢房。

不过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兰茨贝格监狱还有一个关押特殊犯人的专用侧翼，德语中称为die Festung，意思是“要塞”。所谓要塞根本就名不符实。它只是一幢具有1909年那个年代特点的长方形白色二层楼建筑，橘黄色瓦屋顶，通过一个走廊同监狱主体相连。这个建筑物原本用作监狱小型产业的生产场所，后来又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4“Festung”（要塞）这个名称最初来源于德国19世纪的一个传统：把政治犯、良心犯，以及一些贵族成员（比如参与决斗者）关进当地的要塞塔楼，在宽松的环境里给予“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决斗当时是一种不能完全容忍的荣誉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这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写进了法典，但是要塞塔楼早已弃用。阿道夫·希特勒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治犯一样，服刑时被“关押在要塞里”——最好译述为在保安措施最松懈的环境里“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在有些国家被称为custodia honesta，意为“不剥夺荣誉的惩罚”）。5关押希特勒的“要塞”看上去更像一个宿舍而不是城堡，只是这个宿舍四面墙壁厚达两英尺，窗户上还安有铁栅栏。“如果有人希望看到城堡上布满青苔，地下室潮乎乎那样的‘浪漫’景象，肯定会大失所望。”有位犯人这样写道。6

在兰茨贝格监狱，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讽刺情景正在等待着希特勒。此时关押在所谓要塞中的唯一犯人是安东·格拉夫·冯·阿科·奥夫瓦利伯爵。这位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贵族在他自以为是爱国主义的狂热举动中，于1919年在慕尼黑大街上枪杀了巴伐利亚州长库尔特·艾斯纳。阿科·瓦利（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刺杀了身为社会党人的州长，从而推波助澜引发了政治骚动，致使巴伐利亚在1919年4月被共产党人接管三周，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共和国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消亡，导致极端右翼运动高涨，培植了纳粹等政治党派团体。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阿科·瓦利因刺杀巴伐利亚州长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终身监禁，接受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在兰茨贝格监狱要塞里，他占用着被视为适合监禁“高贵人物”的唯一一间牢房——“前厅专门有看守待的地方。”监狱看守黑姆里希写道。

就知名度而论，希特勒远远超过那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伯爵。希特勒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慕尼黑与德国报纸头版上面。因此这位脸色苍白，蓄着粗短胡须的人物显然要比那位躺在五号牢房里的贵族更加名声显赫。7就像一位普通的有钱人被从旅馆最豪华房里赶出去，以接待突然光临的电影明星一样，阿科·瓦利“被从睡梦中毫不客气地拖了出去，安置在监狱医院里的一个单人间里”。卢克尔回忆道。这位从睡梦中惊醒的杀手被赶出五号牢房后骂个不停，高声叫道“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杀了希特勒，就像他当年杀艾斯纳那样，因为这个‘画家’学徒是德国最大的祸害！”黑姆里希写道。8不过希特勒还是占用了最好的房间。9

然而即使那个最好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比较简陋。五号牢房面积大约为9×12英尺，里面摆放着一张白色金属床，上面铺有床垫，备有几张毛毯。床头柜上配有台灯，还有一张小型写字台，两把木椅和一个衣柜。希特勒在夜间被关进了这间牢房。不过他看到的牢房门却是一扇真正的门，要比简易的铁栅栏更能守护个人生活隐私。10这个房间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两扇朝里开的5英尺高的窗户，采光效果好。希特勒从窗前可以看到环绕监狱24英尺高的石墙，大约在75英尺开外。站在二层楼的瞭望位置上，希特勒可以看到石墙外面的一片片农田和微微起伏的乡村景致。他喜欢观看远处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再次梦想着拥有一辆从眼前驶过的那样的豪华汽车。11毫无疑问，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又时常使他从这样的幻想中回过神来。从一张在晴天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安有铁栅栏的双层玻璃窗把网格状的影子投射在希特勒床铺上方的墙上，又在对面墙上反射出一个很大的画框，使关押他的牢房看上去好像三面都处在铁栅栏囚窗的包围之中。12也许这间牢房要比一般的牢房好一些，但它毕竟不是旅馆客房。

在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希特勒人还没到名气早已先到，这让整个监狱忙乱起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有关那次暴动情况已经陆续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知道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能够制造出严重事端。“我们必须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典狱长莱波尔德告诫卢克尔和黑姆里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劫狱。”考虑到那次暴动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的特点，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黑姆里希说道：“我们只有60名监狱看守，有些年纪较大，一支20人组成的保安小队，装备的都是一战时使用的武器。如果我们遭到由退伍军人率领的大批武装人员的攻击，我们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实力太弱，无法守卫这座庞大的监狱。”13

正当他们为安全问题而犯愁的时候，典狱长莱波尔德吃了一颗定心丸，总算解除了烦恼。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国防军将接管监狱防务，负责看守希特勒，守卫要塞监牢。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非常重要，监狱方面的人员配备不足以担当看守希特勒的大任。没过半小时，监狱走廊里就响起了沉重的皮鞋声和铿锵作响的武器声。步枪、机关枪、钢盔，甚至还有手榴弹，由32人组成的兰茨贝格警备部队国防军小分队搬了进来。守卫监狱部队的指挥官是伊姆霍夫中尉，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同希特勒的单间牢房相邻的一个房间里。据卢克尔透露，同国防军警备部队直接联络的电话线也和他的指挥部接通，但是到夜里经常被切断。

尽管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监狱看守的主要任务是帮希特勒脱衣服。他那个脱臼的肩膀仍然使他痛苦不堪。“他感到极度疲惫，”黑姆里希说道，“他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汤也不喝，只是躺在那张小床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杯水。于是我把装满水的一个大水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把他牢牢地锁在室内之后，我就转身离开了。”

希特勒没有胃口，这不仅仅是由过度疲惫造成的。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抑郁绝望的心理原因。希特勒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等待着因自己犯下的罪行被枪决，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革命者那样，也像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对待任何蓄谋政变的人那样。14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阵阵政治暴力，希特勒的那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失败感和政治崩溃的双重打击下，希特勒还在考虑自杀，这不足为怪。他活着的主要精神支柱——纳粹运动，看样子已经走到了头。

希特勒是个情绪波动很大、喜怒无常的人。在过去的三天里，他四次提到过死亡或自杀。眼下他那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在监狱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身边围着一些企图从他那里获得证词的法官，这使得希特勒的脾气极不稳定。这位喜怒无常的犯人起初要求给他机会对那些调查者们发表正式声明，后来又要求把他所讲的事情经过记录存档。希特勒的主要目的是要报复那三个他认为是背叛了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是当调查人员来到兰茨贝格时，希特勒三番五次突然闭口不语，“然后又再次表演，突然一阵阵大喊大叫起来。”有位官员这样描述道。15在准备审问时，希特勒的叫喊声“在整个监狱里都能听到”。16站在二楼审讯室外面的看守们甚至担心会打起来。希特勒既目中无人，又沮丧灰心，一开始就是个难以驯服的犯人。接着他又开始绝食。

起初，希特勒还吃一些黑姆里希端给他的饭菜，“但是肉食一点也没有碰”。希特勒早已是一名素食者。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的要塞犯人同监狱看守们吃一样的饭菜，不吃主体监狱里500名犯人吃的那种粗陋饭菜。但是有天早晨黑姆里希为希特勒送来早餐时，他发现前一天夜晚带给这位犯人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先生，怎么了？”看守问道，“为什么不吃饭？病了吗？”

“别来烦我！”希特勒叫喊道，“我再也不吃饭了。”

典狱长莱波尔德吩咐黑姆里希仍然把每顿饭送到希特勒的牢房，直到把下顿饭送来时再把它带走。但是第二天早晨当黑姆里希把早饭送来时，希特勒勃然大怒。昨天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着我狂喊乱叫。”黑姆里希回忆说。

“端走！”希特勒叫喊道，“不然我就把它摔到墙上！”

紧接着，希特勒又开始怒气冲冲地进行那种典型的政治抱怨，冲着黑姆里希高声大骂那些“骗子和叛徒”。随后，两人扯开嗓门比着高喊起来，黑姆里希扬言要对希特勒进行处罚。但最终他还是端走了希特勒一口没吃的饭菜。

一天又一天的绝食，使希特勒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他看上去“就像是受尽苦难垂头丧气的样子，脸也刮得不干净；听到我说的几句简短话语时，他露出了疲惫的微笑，显得毫无兴趣”，黑姆里希这样写道。17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被取缔，报纸被查封，同党遭到逮捕追踪，或者过着流亡生活，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是一贯极为看重个人尊严的希特勒此时还面临着蒙受羞辱的厄运。他听说在暴动那个夜晚人们说他疯狂，喝醉了酒，是个自大狂。18除了那些狂热支持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嘲笑他。有时甚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这样做。赫尔曼·埃塞尔后来声称，让许多纳粹信徒勃然大怒的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同自己的党徒一起继续留在音乐厅广场。19《纽约时报》表达了舆论共识：慕尼黑暴动毫无疑问消灭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支持者。20驻慕尼黑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不久就写道：“本身就不是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监狱服刑期满之后有可能被从德国驱逐出境。”21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说：“希特勒这一回摔得不轻。在最初那几个星期里，人们还无法确定希特勒能否重返政治舞台。”22政治舞台上突然之间消除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一直在散布的烟雾，也听不到他们的喧嚣呐喊。“纳粹党徽和冲锋队都不见了。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们遗忘。”经常到德国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写道。23

随着自己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小，前途日益黯淡无望，希特勒企图再次寻求耸人听闻的出路。在没有枪支、没有蔑视一切的进军行动、没有套索的情况下，希特勒选择了留给他的唯一武器：把自己饿死。他将惩罚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像殉道者一样去死。

在希特勒开始绝食几天之后，深感惊慌的监狱官员急忙把希特勒转移到监狱医院，不停派人监视，严格把希特勒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希特勒只喝水，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有栅栏的窗户旁边读书。他要求黑姆里希从监狱小图书室里给他带些书籍过来。24他说自己在重新阅读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著作时内心感到非常平静。但是他变得日益苍白脆弱，嗓音有些沙哑。黑姆里希开始注意到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一股“肯定是从他胃里冒出来的令人作呕的甜味”。25这股难闻气味非常刺鼻，黑姆里希在给希特勒递送包裹时必须屏住呼吸，以免感到恶心。一周过后，典狱长莱波尔德担心“他可能无法让那位最尊贵的犯人活下来受审”，于是这位典狱长吩咐医务人员准备给希特勒强行喂食“合成营养物”。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此时就要被迫让人把一根食管从喉咙里捅下去。

然而就在同一天，即11月9日，兰茨贝格监狱教师，应用心理学家阿洛伊斯·玛丽亚·奥托决定看望希特勒。26“那是灰蒙蒙的周一上午，大约10点钟，我向医院走去，”奥托后来写道，“我打开房间的门，看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阴郁的男人。他的外貌一开始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他看上去与普通人一样，不自然地把黑发梳在前额上方。……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凸出的颧骨和坚定有力的下巴；一张大嘴倔强地紧闭着，鼻子较宽，两边略微内缩。……他那双眼睛透露出敌意，两道剑光直向我射来。”

奥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善的力量坚信不疑，27下定决心要突破希特勒的抵触心理防线。他心生一计：给希特勒这位怒气冲冲的囚犯带来了一份慕尼黑报纸。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由希特勒以前的朋友所写的文章，指责这位纳粹领导人“沦为个人虚荣心以及自负情结的牺牲品”。奥托把具有保守倾向的报纸《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递给希特勒，并说道：“希特勒先生，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告诉监狱里的任何人我要来看你。谁也不会知道这次谈话的任何内容。你和我是同龄人，都经历过战争和苦难。我来看你是想和你坦率地谈一谈，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就像我对待每一个犯人那样。请你读一下你的老朋友写的有关你的文章吧！”28

希特勒读起了报纸，而监狱里的那位心理学家在那个狭窄的医院病房里来回踱着步子——“长10步，宽3步。”他回忆道。病房里一片宁静。

突然间，希特勒跳了起来，把那份皱皱巴巴的报纸猛地摔在桌子上。希特勒以他那独特的低沉而连续的喉音“R”尖声叫道：“这些德国人都是一群废物！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拙劣的借口！这样一群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你为了最伟大的事业把头别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地干，他们却背叛你！……不值得去做这样的牺牲。我厌倦了，不想再干了。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会干成什么样。我要放弃了。我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我就会抄起来。”

奥托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嘴角泛起了白沫，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眼白也湿润了。整个人情绪异常激动。”

不过奥托还是告诫说，如果他真想帮助人民大众解决就业和安定问题，而不是仅仅许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诺言，他就需要有耐心。但是奥拓的话并没有产生效果。“他再次大发雷霆，冲我喊叫道：‘德国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呼吁他们重振尊严与荣耀。可是这些胆小如鼠的蠢货就是不听！谁想帮助他们摆脱卑躬屈膝的厄运，他们就出卖谁。历史已经反复地表明：凡是一心想要（为人民大众）谋取最好福祉的人，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奥托听着希特勒继续发怒。考虑到前不久奥地利霍亨索伦王朝覆灭的情况，奥托问希特勒是否在效仿错误的榜样。这一问便触及希特勒的另一个痛处。希特勒仇视奥匈君主制。于是他就专为奥托举办了一堂“长时间的私人讲座”，内容涉及历史、革命与榜样人物，从斯巴达、腓特烈大帝，一直讲到纳尔逊、加里波第。

希特勒的沉默被打破了。他又可以驾轻就熟地表现一番了。他无法放弃就历史和政治问题以权威口吻高谈阔论的机会。于是犯人和监狱教师便开始了一次颇为经典的谈话，说古论今，彼此论辩交锋。希特勒声称，他只尊重两个机构：一个是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另一个是梵蒂冈的枢机院。“那么你一定知道，”奥托说道，“普鲁士总参谋部用了多长时间准备打最近一次战争，也知道像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那样的革命者需要得到人民意志的支持。只凭口号，尤其是反犹太主义、反教权论那样的口号，不会使忍饥挨饿的民众走向街头，冲破路障。……你和你的追随者们为什么散布针对犹太人和教皇权威的仇恨呢？在政治上我们可能成为对手，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导整个国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同舟共济，相互支持。”

希特勒打断了奥托的话语，对奥托进行反驳，不过仍旧继续参与谈话。最后奥托表示，希特勒对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仇视态度是无法削弱的。“在他身上，我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那种对于某一思想意识恶魔般痴迷的变态心理。”希特勒内心里充满了“虚荣意识和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思想”。奥托这样写道。但是第二天奥托获悉，希特勒已经停止绝食。

希特勒不再绝食是否同与奥托见面长谈有关，我们尚不清楚。被希特勒先前取而代之的纳粹党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几乎同时看望过希特勒，声称“在同一个已经放弃生存希望的人经过1小时45分钟的斗争较量之后”，他终于说服希特勒为了纳粹放弃死亡的念头。另据普希·汉夫施丹格尔透露，他的妻子海琳——就是在希特勒被捕前从希特勒手里夺下手枪的那位女士——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托人捎信说，她当时阻止他自杀不是让他以后把自己饿死。”29还有一位女士对希特勒也有一定影响，她就是舒伯纳-里希特的遗孀。她的丈夫在暴动队伍当天进入音乐厅广场时被射杀在希特勒身旁。她裹着严严实实的面纱，身穿丧服前去探望希特勒。她的到来意味着谅解，也使希特勒相信他的追随者仍然支持他。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在11月24日那天也探望过他，后来对黑姆里希说希特勒同意结束绝食。30

据看守回忆，希特勒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米饭。黑姆里希心想这位犯人又重新获得了“求生的意志”。只不过前一天有位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说，希特勒的左臂“仍然不能使唤”。31但是希特勒又有兴趣向别人讲述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律师洛伦兹给州检察官写信，要求允许给希特勒送去一本“韦伯编纂的德语词典，五卷叔本华的著作，还有纸张、自来水笔、笔筒和一支铅笔”。32

不久，希特勒又从另一位女性崇拜者那里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83年逝世）的英国出生的儿媳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在希特勒于数月前拜谒瞻仰位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旧居和墓地时，对希特勒一见钟情。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同英国出生的种族主义作家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33一起，想尽办法表示对希特勒及其事业的支持。在希特勒暴动失败、身陷囹圄之后，威妮弗蕾德组织并发起了一次书信签名。那封过于动情的书信总共吸引了1000人的签名。“我们对您所怀有的炽烈的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那封书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威妮弗蕾德在信中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亲爱的希特勒先生”的个人短信（发表于12月1日），这种称呼比平时更显得亲近热情。她附上了一份由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剧脚本《马林贝格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Marienburg）。“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帮助你度过一些漫长的时光，就算它尽了微薄之力。”威妮弗蕾德写道。34

希特勒结束了绝食，但仍然抵制审问。在遭到希特勒粗鲁拒绝的官员中就有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此人专门负责起诉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蓄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参与者。施滕格莱因孤注一掷，决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副手汉斯·埃哈德同那位纳粹党人会面。埃哈德当时36岁，比希特勒大两岁。他认为自己能够摧毁希特勒的沉默之墙。但是当这位副检察官带着他的速记员和打字员于12月13日来到时，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会让自己像罪犯那样受审。”他哼着鼻子这样说道。

据埃哈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对自己的愤怒表现颇为自得，既质疑眼前这位官员到来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认法院的司法权。希特勒表示，他不会对埃哈德披露暴动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小小王牌：他让速记员和打字员离开了要塞二楼的接待室。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调查阵势之后，面对面同希特勒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任何旁听者。现在他们两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绝大发一番宏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时间在内的五个小时里，阿道夫·希特勒与汉斯·埃哈德漫无边际、毫不掩饰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在那次长谈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动事件上，在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种种纠葛关系上，以及在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应对未来审判的个人计划上，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从未拿出一支铅笔或抽出一张纸来。”埃哈德回忆道。“希特勒渐渐地放开手脚，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谈话时能够找到适当的词语，可是我一提笔来写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希特勒说道。他还说口授不适合他。但是我当时无法使他简洁清楚地回答一个毫不含混的明确问题。他一谈起政治就滔滔不绝。”

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吐沫乱飞，我就差撑把伞遮挡一下了”，埃哈德回忆说道。在希特勒那番废话连篇的长篇大论中，埃哈德终于能够归纳总结出希特勒在后来注定轰动一时的审判中有可能运用发挥的一些论点。36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自己的辩护词。首先，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针对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国家犯下叛国罪。因为在希特勒看来，魏玛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叛国基础上。希特勒认为，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在他看来，以后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没有使魏玛共和国合法化，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场革命是合法的吗？

但是希特勒的论点核心同他被指控的叛国罪无关，其矛头倒是指向他的“死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叛国罪。毕竟他们一连数月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战斗联盟串通勾结，密谋暴动，策划进军柏林。他们是十足的同谋。希特勒问道，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他的事业，他们作为执政当局为什么没有在事发之前逮捕这个“危险的希特勒”？相反，他继续说道，“在他们心里”37，他们一直是暴动的参与者。希特勒甚至扬言要披露有关国防军计划动员进军柏林，甚至有可能进攻鲁尔区法军驻军的秘密细节。这位饶舌的希特勒正在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要人们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对他的审判，让他的对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受到惩罚。就眼下来看，他们届时将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至于暴动的时间安排，希特勒向埃哈德透露，他感觉到了来自同党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卡尔和洛索绝不会打定主意迅速出击。他还担心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会以一些出格的行动抢了他的风头，“比如抓上十几个犹太人，把他们绞死”38。这种惊人言论充分暴露了希特勒漫不经心的残酷无情一面。

希特勒时刻准备战斗。即使受伤的左臂仍然困扰着他——他说用右手写字时，左臂疼得连一张纸用左手都按不住——这位受伤的纳粹领导人声称，一提到保护自己，使他的敌人活得“不痛快”，他就感到浑身是劲，“像野猫那样顽强不屈”。希特勒声称，他的审判陈述有可能采取备忘录的形式（尽管他不喜欢写作），将会“撕掉他的死敌脸上的假面具……迫使他们最终来到他目前的所在地，即被送进监狱”。埃哈德得以摆脱希特勒之后，立刻把全部谈话内容整理在纸上，结果整理出一份长达九页，共分六个部分，单倍行距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入一本书里，成为了解希特勒审判情况、他的心态及其政治判断标准的重要资料。

在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五个星期之后，12月中旬，希特勒开始摆脱暴动失败后出现的抑郁状态，为出庭受审做着准备。崇拜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希特勒，纷纷表示支持，使希特勒信心大增。虽然纳粹党已被官方取缔，遮遮掩掩转入地下活动，那些坚定不移的纳粹分子仍然狂热效忠，矢志不改。希特勒收到了成堆的邮件、包裹、礼物和鲜花。大量的圣诞“爱的礼物”，39主要是精美食品，源源不断地赠自威妮弗蕾德·瓦格纳那样的人士。12月初，有位探访者注意到有一个包裹寄自拜罗伊特，里面装着“一件毛料上衣、羊毛长内衣、袜子、烈性酒、烤干面包、香肠、书籍……”40

典狱长一开始就禁止希特勒把收到的过量糖果盒甜食送给其他犯人。因此他只好将多余的礼物捐给了附近的一家多明我会修道院，让她们施舍给穷人。那一年对于修道院的修女和会众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一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候，那些来我们修道院敲门的‘贫穷徒步旅行者’最有收获，最开心。”一位修女这样对黑姆里希说。4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接待络绎不绝的探望客人。要求面见这位纳粹领导人的人非常多，因此监狱官方每次在来客到达之前都同希特勒协商确定让来访者停留多长时间。有时如果来客只是一位自称崇拜希特勒的过路人，只允许他们停留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来客是鲁登道夫将军那样的人物，希特勒的武装暴动战友，或者是同为即将举行的审判被告，探望时间则延长至四五个小时。与监狱主体牢房里那些每三个月的探监时间只有15分钟的可怜虫不一样，要塞监狱里的犯人，每星期可有长达六个小时的探监时间。据说希特勒经常超过这个时间限度。

最让希特勒精神为之一振的探望者既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长着两条腿的其他任何一位信徒，而是他养的那只德国牧羊犬沃尔夫。希特勒的律师罗德曾向州检察官提出特别请求，询问是否可以带着希特勒的爱犬前去探监。他们一到，那只牧羊犬就以大动物特有的方式窜到了希特勒身上，也让黑姆里希听到了希特勒来到监狱以后发出的“第一阵开怀的大笑”。

虽然希特勒与家里人保持着距离，即便谈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很少提到他们，但大约在圣诞节期间，他的姐姐安吉拉来看望过他。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相聚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永远难忘。”她后来写道。她描述了一位显然是正在康复的男人：“他在智力和精神方面又处于最好状态。他也很健康。他的左臂曾经让他非常烦恼，但是现在也应该痊愈了。最近他得到的各方面支持，让人很感动。”42（另一方面，当鲁道夫·赫斯建议希特勒的妹妹鲍拉应该从维也纳来到慕尼黑，这样离得近，也安全时，希特勒显得“惊恐万状”。“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用手抓挠着头发，”赫斯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即使他爱她，她也会成为一个负担，束缚他的行事方式。”）43

兰茨贝格监狱变得忙碌起来。在获悉又有多名因暴动失败而被捕的犯人要押送过来后，典狱长莱波尔德开始在要塞监狱翻修扩建多间牢房。同时他将最新这批参与暴动的犯人关押在主体监狱的一个特别区域里。那里有一面临时修起的墙壁，牢房前面的通道上方修有天花板，防止他们与普通犯人接触。在严格隔离的环境里，他们仍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他们的牢房门整天都可以敞开着。带有顶棚的通道成了他们的娱乐室和吃饭场所。由于天花板挡住了来自四层楼高监狱天窗的自然光，所以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半明半暗。44

新到的这批监狱犯人中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菲尔斯特·卡尔·菲利普·冯·莱德45、巴伐利亚前司法部长罗斯博士，甚至还包括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当初是他第一个邀请希特勒参加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46希特勒继续住在同其他参与暴动者隔离的医院牢房里。后者不断地烦扰黑姆里希，想要打探一些有关他们领导人的消息。黑姆里希严格遵守莱波尔德下达的命令，不透露有关希特勒的任何消息。新来的这些犯人感觉受到怠慢，对那位不幸的看守不断地大加肆扰侮辱。47不过对于这些犯人来说，牢房里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他们的日常特权包括可以在监狱庭院和花园里活动几个小时，沿着长达500英尺的碎石路自由散步。12月22日，冯·莱德男爵在寄给子女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有几位先生和我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整天聚在一起。我们的房间干净，住着舒适。对面是一个大厅一样的宽敞场所，我们可以在那里就餐，自由活动。房间里已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我的朋友们都说饭菜丰盛可口。你看这里的生活还不错。”48

兰茨贝格监狱成为希特勒和埃卡特的共同栖身之地。不过他们从未在那里见面。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师，埃卡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卖力地向希特勒表明，反犹太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所具有的影响力。埃卡特经常被称为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勤于思索而且还吸食吗啡的埃卡特仍然在不断地抛出大量尖刻的政治批评意见。被捕当天，他还在写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题目为《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与我的对话》（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Dialogues Between Hitler and Me）。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根据他同希特勒的多次讨论整理而成，埃卡特称之为他写的“希特勒手册”。49但是在暴动发生几个月前，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不再把慕尼黑放荡不羁的种族主义运动明星埃卡特视为前辈贤者，甚至也不视为平起平坐的人。埃卡特已被排挤出希特勒的智囊团。暴动之夜，埃卡特是在他常去的一个酒吧（蝙蝠酒吧）里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起得较晚。听到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消息后，埃卡特便加入进军的行列（只是乘车前行）。50将他抓进兰茨贝格监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并没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在被监禁十天之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因此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又过了数星期，就在圣诞节第二天，埃卡特病逝在他和希特勒都非常喜爱的高山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终年55岁。51后来希特勒将《我的奋斗》第二卷献给埃卡特，以示怀念。

在狱中度过1923年的圣诞节，一定使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考虑到他那种不易动感情的个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是一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希特勒没有任何让他思念的亲密家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在暴动发生三周前，他在写信回复一位童年时期的老朋友时说：“就家庭来说，我家里目前只有我那条出色的德国牧羊犬。我没能使这种情况再向前发展一步。昨天的那个旧时头目到今天还是个头目，并没有变得文雅起来，也并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52

最为使人兴奋的节日时刻是一周后的新年前夕。午夜刚过，监狱教堂的嘹亮钟声便淹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续爆炸声中”。据黑姆里希回忆，那一阵阵爆炸声来自监狱大墙外面。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将守卫监狱的警察增加一倍。结果却是一场虚惊。据黑姆里希透露，原来是国防军兵营里的士兵高兴过头，把“多余的弹药”引爆，庆祝新年。

国防军引爆的烟火也许是一场虚惊，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庆贺1924年的到来，特别是1923年的逝去。新成立的德国共和国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是极为动荡不安。1923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一开始就发生了法国-比利时军队入侵鲁尔地区事件。到了秋季，局势跌入低谷，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希特勒发动武装暴动使国家和宪法遭到攻击。然后颓势就此止住。希特勒组织的拙劣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德国一个动乱政治时代的终结——紧张不安，极端暴力，近乎内战的局势，革命活动以及迅速加重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统统消失了。就在希特勒被关进监狱时，德国开始进入一个疲惫不堪又安宁平静的时期，最终出现了复苏稳定的局面。

德国的东山再起首先同1923年10月中旬推行一种被称为地产抵押马克的新货币有关。这种新货币的基础就是被称为地产抵押银行的新建机构。新马克同已被彻底摧毁的旧德国马克的汇率为：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0亿旧德国马克。在希特勒暴动失败后，货币开始重新赢得买家和卖家的信任，结束了通货膨胀局面。新的稳定形势很快又得到由美国牵头，旨在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支撑。这个计划后来签署于1924年。随着货币趋于稳定，失业形势开始得到缓解。法国方面甚至暗示，他们有可能准备撤出鲁尔地区。当时还有议论说德国正在加入国际联盟。镇压纳粹暴动使巴伐利亚州的革命与暴动热潮受到很大冲击，避免了在1923年秋季看上去必定要发生的柏林-慕尼黑之战。甚至就连在1923年冲突中被牵扯到的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等人不久也有了出路。形势发生好转，德国看上去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新的一年也给兰茨贝格监狱内部带来了变化。典狱长受命承接一项新工程，要把要塞建筑翻修改建成牢狱大楼，关押一大批参与过暴动的犯人。主体监狱里那片狭小的特别区域已不够用。另一道命令的执行难度更大：他要把要塞二楼改建成法庭。颇受期待的希特勒-鲁登道夫法庭审判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大墙内举行。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将在2月里一同受审的还有其他八位暴动领导者，包括克里贝尔上校、罗姆上尉、韦伯博士等人。在他们的审判结束几周之后，还要审判其他地位无足轻重的40名步兵。他们分别来自冲锋队和战斗联盟，被指控为叛国罪帮凶，并犯有其他各种罪行和过失，比如故意毁坏《慕尼黑邮报》报社设备器材、绑架人员、随意无礼对待《慕尼黑邮报》主编的妻子等人。由于无法知道在希特勒的进军队伍中何人开枪打死了四名警察，所以无人因此受到指控。

经历过街头战斗并且遭到惨败之后，希特勒眼下又在准备打一场法庭之战。希特勒似乎对危机情有独钟，每当被逼入困境，面临大敌时，往往能取得最佳反击效果。多年来，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据说无论是宽泛概念还是具体细节皆能过目不忘，了然于心，日益认为自己不可能有错。所有这些因素全都开始融入为一场法律（及政治）斗争而展开的思想过程中。这场斗争将把针对他的审判变成其意义超过司法审判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成为一个平台，使他借机巩固自己的世界观，借机为自己企图推翻德国国家政府进行事后辩解，证明它合理无错。

为将要塞用作审判场所，典狱长迅速调集木匠和油漆工开始施工。推倒了原有间壁，设计出专供新闻记者和警察使用的房间，安装了一个较宽的木栏，将法庭上的旁听者同参与审判的有关人员隔离开来。在俯视要塞建筑和庭院的瞭望塔上，设有新的射击孔和机枪枪位。障碍物顶端安有带刺铁丝网，把要塞建筑同监狱医院隔离开来。运送建设器材的司机开始将监狱里的那条路称为“希特勒街”。黑姆里希写道：“要塞最终变成了军事意义上的要塞。”53

上述翻修改建项目还包括一个不同寻常的内容：莱波尔德心里明白，他可能需要为鲁登道夫将军留出一个专用空间。鲁登道夫先是被捕，并在暴动结束后凭借郑重的诺言得以释放。如果经审判获刑，就必须在监狱中服刑。但是即使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包括检察官、法官和监狱官员在内，任何人也不敢把鲁登道夫当作凡夫俗子来对待。他必须享有更好的待遇。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典狱长莱波尔德终于看到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他要把自己那间宽敞的会议室腾出来供鲁登道夫使用。那间会议室设在办公大楼里，远离监狱里的乌合之众。随后工人们开始把会议室改建为专供将军使用的“两室牢房”，配备有必用家具。其中一间是客厅，供工作和接待客人使用；另一间是“卧室”，配有新近安装的拱门，上面吊着厚厚的门帘。莱波尔德甚至还专门安排一个监狱看守给鲁登道夫充当佣人，因为德国将军不能没有佣人。那位看守把自己最好的服装和漆皮皮鞋拿出来收拾整理一番，准备迎接终身可遇而不可求的光荣任务。54

在策划审判希特勒的背后，一个政治性的幕后故事正在渐次展开。希特勒及其同谋被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蓄谋“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不仅想改变巴伐利亚宪法，更要改变德国宪法。55把他们放到全国范围内来衡量，他们触犯了1922年《共和国保护法》（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此法是在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通过的）。按着严格的司法解释，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应该在萨克森州莱比锡市新建的州法院举行。一开始希特勒本人也赞同这一审判地点，认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审判，尤其是让他势不两立的敌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同他一样被控犯有叛国罪。他还认为，把审判地点移到莱比锡会使那些折磨他的人失去在巴伐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巴伐利亚方面却先下手为强：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坚决不同意把被告转移到莱比锡市州法院候审，声称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巴伐利亚人在穿过萨克森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最后巴伐利亚人胜出：他们把暴动、监禁和审判全都作为巴伐利亚本州事务进行处理。他们要在自己的人民法庭前面审判这些被指控的叛国者。人民法庭是在1918年至1919年血腥动乱时期成立的迅速判决、惩罚罪犯的特殊机构。人民法庭到这时本应解散，但是为了审判希特勒等人特地保留了下来。

在兰茨贝格监狱，正当施工人员还为新修的法庭墙壁粉刷什么样的绿色油漆而争执不下时，他们的工作突然被停了下来。上级部门的意见是兰茨贝格监狱太小，举行审判时容纳不下多名被告、众多律师和来自德国各地的庞大记者团。也许有的新闻记者还来自国外。当时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慕尼黑审判希特勒。因此，莱波尔德匆匆赶回来，忙着扩建监狱。

说到希特勒本人的准备状态，这位自学成才者做了一件自从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以后就一直做的事情：阅读。1907年10月，18岁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求学未成。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重要的是读书，永远是读书，”希特勒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库比泽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时带着满满四箱子书……我无法想象希特勒怎么会不读书。他的周围摆放着成堆的书籍。……每次出门，他经常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他宁肯抛弃大自然和开阔的天空，也不愿意把书抛弃……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56库比泽克曾经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室友。他声称他的朋友希特勒读过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伟大经典作品，比如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瓦格纳、赫尔德、莱辛等人的作品，还读过各种德国英雄传奇故事和但丁的《神曲》57等作品。希特勒自称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包括一家维也纳书店里的全部书籍，约500本。这为他的世界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因为希特勒在发表演将时或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几乎从未说明他的思想言论源于哪本书或哪个人，所以迫使全世界只能依靠二手线索来了解他读过哪些书，或受过何人影响。这样的线索包括一个列有200本书的清单，其中有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的著作。这些书都是希特勒从居住在邻近城镇上的一位纳粹牙科医生私人藏书中借来的。后来还有一个罗列着42本书的书单，大部分是每个纳粹党人必须了解的反犹太主义书籍，其书名从1922年起便印在纳粹党成员卡上，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写的六本书和刚刚出版、长达495页的伪科学种族主义权威著作《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学》（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作者是汉斯·F.K.龚特尔，人送绰号“种族-龚特尔”。58另外，希特勒未来法律顾问，被占领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写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阅读了可以搞到手的所有书籍，包括尼采、兰克、特赖奇克、马克思、俾斯麦和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等人的著作。59进一步凸显张扬这种读书神话的是一张罕见的希特勒照片。照片上只见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他站在一个装满了大多数书的书架旁边，就连书架顶端也摞满了很多书。60

然而，与希特勒传奇的许多方面一样，希特勒广纳博采的学识智慧本身也存在着各种漏洞、缺陷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外界对希特勒深入阅读的美誉一直存有严重质疑。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指出，虽然希特勒“能够谈论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优点，这并不能证明他读过他们的著作”。维也纳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认为，“完全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读过库比泽克提到的那些书籍。库比泽克的备忘录是事后写成的，一方面为了供纳粹党人阅读，另一方面也有捉刀代笔之嫌。哈曼认为，希特勒只是从“著名的‘德国先贤’”那里摘取了简洁精辟的言论，而其言论在希特勒频频光顾的廉价咖啡馆那里提供的小册子和免费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希特勒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位文学专家就去阅读整整一本书。”哈曼这样写道。61

至于希特勒从那位纳粹牙科医生那里借阅的大部头书籍，那位牙科医生曾经说道：“希特勒在他的读书学习中显得非常仓促，目标不明确。他不可能领会理解所有那些内容。”历史学家斯温·菲里克斯·克勒霍夫质疑道，一位“学习成绩很差，读完八年级就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下功夫阅读那些费时费力的书籍，并且还读得懂”？62

尽管存在着上述质疑，但毫无疑问，希特勒读过或者至少浏览过许多书籍（尤其是阅读卡尔·迈创作的描写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消遣性长篇小说）。希特勒的读书方式是从书中摘取一些适合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言论片段。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对世人讲述了“恰当的读书之道”。他坚持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本身，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他而言，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确认证实他的偏见和以前拥有的信念是正确的。63希特勒推荐的读书方法是在“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小册子里”查找搜寻有关材料，“以增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清晰表述程度”。在同汉斯·弗兰克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宣称在兰茨贝格监狱读了所有的书之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64。这在希特勒日益相信自己正确无误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在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当然也拥有一些书籍。汉夫施丹格尔在探望他的朋友希特勒之后说，希特勒的房间除了像“甜食、鲜花店”以外，还像“常见的小型藏书室”。黑姆里希把希特勒的房间形容为“学者书房”。希特勒拥有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崇拜者们赠送的礼物。在审判结束后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狱友和文书助手的鲁道夫·赫斯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卡尔·豪斯霍费尔写的有关日本地缘政治的著作，还有作家埃尔温·卡里以笔名埃尔温·罗森发表的《美国人》（Amerikaner），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笔调描写了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

无论希特勒的阅读书单上包括哪些书籍，他已做好战斗准备，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尽管他非常自信，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这次不能一举成功，他的政治生涯就真的从此结束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也有可能被判处10~15年中期徒刑，然后从政治地图上渐渐消失。另一种不妙的情况是，他可能被驱逐出境，流放到维也纳闭塞的地方，在那里憔悴忧戚，最后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历史过客（考虑到希特勒在1921年殴打奥托·巴勒斯蒂特一案所受的假释处理仍然有效，另据1922年的《共和国保护法》，希特勒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简直成了苦行僧似的人物，而且文思泉涌，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不停地阅读。他还写了一篇长达60多页的暴动备忘录。65经典狱长允许，“希特勒让人给他送来了一台打字机”，黑姆里希写道。他本人也在城里替希特勒购买一些信纸。希特勒在写作时明显使自己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正在将心中的愤恨倾注于我的辩护陈述当中。”66无论愤恨与否，崇拜者的过分赞扬使希特勒信心大增。“对希特勒过于动情的英雄崇拜，甚至奉若神明的顶礼膜拜，也许是他得心应手把控局面的重要原因”，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这样写道。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一位纳粹探访者写了一份报道，将希特勒比作耶稣。

希特勒开始将出庭受审视为另一次在啤酒馆亮相表现自我的机会。但是这次的亮相表现却是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希特勒在阅读、反思与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有两个任务摆在他面前。一个任务是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牵扯到暴动密谋活动中；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宣讲他所提出的解决德国各种问题的宏大设想，让广大民众接受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主义政治观点，树立纳粹党形象。他还要以大无畏的战斗进取风格推销宣传自己。为此，他需要把法庭变成发表啤酒馆演讲、争取民众支持的地方。

希特勒也开始从个人角度构思辩护词，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体框架，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融为一体。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充满了偶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发现和独立获得的见解。他认为这恰恰完美形象地反映出他所领导的运动和他的计划设想，体现出他对德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理解。他的个人觉醒，他对纳粹党的领导，将会成为暴动背后的感人故事，成为他清白无辜的佐证。不然就会成为他的最后挽歌。

如果处理得当，就算把执政三雄拉下水的企图没有得逞，动员民众支持的演讲将会挽救希特勒。这样，在避免使德国遭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事业中，他就会以忠诚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在口头宣传上是这样。如果因领导暴动被判犯有叛国罪，那么在德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的社会成员眼中，希特勒就将在荣耀的光彩笼罩下谢幕退场。那时他将成为一名殉难者。他将为自己写下墓志铭，而且是一篇光彩照人的墓志铭。对于把控法庭这个舞台，他已拥有一套近乎万无一失的行动策略。

1924年2月24日，希特勒被带上警车，在近四个月内第一次又慢慢地回到了他热爱的城市，回到了让他获得极大成功，也使他遭到惨败的舞台——慕尼黑。在慕尼黑，他被关押在已经改建为法庭的陆军学校。

法庭审判定于四天后开始。